南京司法院
⑴ 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部長是誰
1927年6月24日，南京國民政府特任王寵惠為司法部部長。1927年12月23日，部長由魏道明代內理；1928年3月9日，魏道明辭職後，特任容蔡元培兼代；10月6日，蔡辭職，由朱履和代理。
1931年12月28日，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選任伍朝樞、居正為司法院正副院長；1932年1月6日，因伍朝樞辭不就職，由居正代院長，3月，國民黨中央改組，准伍朝樞辭職，正式任命居正為司法院院長兼最高法院院長。
1943年5月13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居正、覃振為司法院正副院長。
⑵ 南京大屠殺有多少人被殺
南京大屠殺有超過30多萬人被殺。
1946年1月19日，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等11個國家在日本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對「南京大屠殺」進行專案審理的判決書認定：「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這個數字還沒有將日軍所燒棄的屍體、或投入長江。
或以其他方式處理的人計算在內，在日軍佔領南京的最初的一個月內，市內就發生了2萬多起強奸輪奸暴行。」
1946年2月15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根據大量罪證認定：「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為19萬餘人；零散屠殺有858案，屍體經慈善機構掩埋有15萬余具。」
(2)南京司法院擴展閱讀：
南京大屠殺日軍罪行達29萬多種：
南京市檔案館有1945年日軍宣布投降後不久，一項針對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軍罪行調查，立即在南京全城展開。
國民政府成立的專門調查機構陸續開展了調查統計工作，到1946年2月，統計涉及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傷害、姦淫、劫奪、破壞、強制服役以及中島、長谷川等29支日軍部隊罪行總數達295882種。
一份「敵人罪行調查表」，該表的「被害人」一欄便寫著「伍長德等二千餘人」。檔案顯示,罪行人是1937年12月13日初即進入南京的日軍中島部隊，具體的「罪行人」是這支部隊的「官兵三十餘」。
檔案記述了日軍屠殺伍長德等二千餘人的詳情:「因該部隊進城第二天在司法院(系難民收容所)查出著制服民警一百餘名,改裝者三百餘名,軍民合並一千餘人，總共二千餘名。
於是日下午一時許，該日軍將一概人等排四路縱隊，用機槍十二架及步槍押送漢中門里，每一行列分開用繩捆繞圈住，趕至漢中門外用機槍掃射，已死者及受傷未死者，被其用木柴汽油焚燒之。」
⑶ 南京國民政府的政府體制五院制是什麼
南京國民政府的政府是黨國體制，由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導國民政府實施統治
1948年實施了憲政，表面上已經完成了近代轉型，是一個民主形式的國家
五院制：是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司法院（即法院）
⑷ 行政法院（南京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法院制度
1928年，由國民黨一黨控制的「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定都南京，開始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近代中國的法律制度也由此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
從行政訴訟制度方面來說，1928年10月頒布的《司法院組織法》第1條規定，司法院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審判署、行政審判署及官吏懲戒委員會組成；按其第6條規定，行政審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宜。 [44]同年11月，又將《司法院組織法》加以修改，經國民政府公布，此修正案即將組織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司法行政部」，「司法審判署」改為「最高法院」，「行政審判署」改為「行政法院」，其餘均照原案 [45]。這初步奠定了行政法院隸屬於司法院的體制。1931年6月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22條規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之權」，但關於行政法院的內容並無涉及。1932年11月17日公布《行政法院組織法》與《行政訴訟法》，這兩個立法構成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行政訴訟制度的基本依據和框架。此外，1933年5月公布了《行政訴訟費條例》，1933年6月由司法院公布了《行政法院處務規程》。
《行政法院組織法》共12條，下不設章。新《行政訴訟法》共27條，也不設章。這兩個法律所規定的行政法院的組織及訴訟程序，有延續原來平政院制度的，也有一些新變化的內容。
與平政院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就組織方面言，主要體現在：行政法院置院長1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行政法院組織法第2條）；行政法院分設二庭或三庭（同法第3條）；行政法院之審判，以評事五人之合議行之（同法第5條）。此外，關於評事的任職資格、評事包括司法官與行政官吏兩部分等也與以前的規定相同（同法第4、6條）。就訴訟許可權與程序言，與以前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內容主要體現在：行政訴訟采概括主義（新行政訴訟法第1條）；對於行政法院判決，不得上訴或抗告（同法第3條）；得命令利害關系人參加訴訟（同法第16、17條）；行政訴訟一般無停止原處分或原決定執行的效力（同法第9條）。此外，行政訴訟訴狀及其他一些程序也與過去的相似。
與原來的平政院制度相比，也有一些新變化。行政裁判機關的名稱由原來的平政院改為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屬於司法院；行政法院無肅政廳的設置，因而也無由肅政史提起行政訴訟的制度；無就地審判制度；無訴訟當事人不得撤回訴訟的規定；民事訴訟為行政訴訟的先決問題時，沒有規定等到民事訴訟確定後而再行審理行政訴訟；完全採取訴願前置原則；規定評事的保障准用推事保障之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附帶請求損害賠償；採取書面審理主義，但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或依當事人的申請，得為言辭辯論；得提起再審之訴，等等。
從上面的對比可以看出，盡管國民政府的關於行政法院的立法與平政院的有所不同，但從體制上說，按照歷史的慣性，採用的仍然是大陸法系的模式，立法方面如果說仍與日本的行政裁判法相似也是立得住腳的。現對其中有些規定的得失作些分析。
第一，關於行政法院的屬性。如前所述，平政院隸屬於大總統，是行政機關，而行政法院則屬於司法院，這是行政裁判機構在民國初期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大的不同之一。把行政裁判機構從行政組織系統中分離出來，在司法院裡面設置行政法院，依法管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宜，這與英美法系的體制及與大陸法系的法國、日本等均有差異，而與德國、奧地利的較為相似。對照原來平政院的性質，這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一種新創的制度。民國初期有許多學者主張行政裁判要從司法機關獨立的理由已在前文加以闡述，主要是普通司法官欠缺行政法知識和行政經驗及損害司法獨立兩個方面。而現在司法院中另設行政法院，學者一般認為不會發生上述兩個弊端。這是因為一方面，設立行政法院當然可以任用富於行政法知識和行政經驗的法官；另一方面，司法院是國民政府最高司法機關，處理一切審判事件，那即使行使行政裁判的職權也不算侵害行政獨立，因為這是司法機關對於一切法律上訟爭事項加以裁判，絕非干涉行政機關的事務，也不違反裁判的實質上的意義，而只是事務上有牽連的關系，權力卻依舊是分立的 [46]。
與行政法院的屬性發生變化緊密相關的是，評事的性質和地位也應發生一定的變化。民國初期，平政院直接隸屬於大總統，行政訴訟的作用，實質上不過是行政監督而已，平政院具有行政機關的性質，故規定曾任薦任職三年以上之行政官也有評事資格，每庭評事五人中只須有司法官出身者一人或兩人，大部分評事均以行政官員充任。而現在的行政法院為法院之一種，隸屬於司法院，行政訴訟成為人民權益受侵害時之法律救濟途徑，體現了行政訴訟司法化的立法傾向，這比較符合現代法治國家行政訴訟發展的趨勢。
行政裁判機關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內部組成人員的性質和地位也應發生相應的變化。行政法院組織法第9條規定，評事之保障，准用關於推事保障之規定。除此之外，其他的變化不大。規定任職評事的資格之一仍是曾任國民政府統治下簡任職公務員2年以上（第6條），每庭的評事只要兩人曾任法官，其他多數評事仍得由行政官充任（第4條）。關於評事的保障，如前所述，只是簡單的一條規定，而且只是「准用」，而非「適用」，這與原來平政院時期的法律對平政院評事的保障的不厭其詳的規定相比，可以說反而退步了。行政法院為全國唯一的行政審判機關，又為直屬於司法院的機關，其評事的地位，和最高法院推事相當，上述關於資格、保障的規定，不免失之妥當。因此在嚴格規定評事資格條件的同時，應加強對評事地位的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二，關於概括主義與損害賠償。新行政訴訟法關於行政訴訟的事項也沿用舊制採用概括主義，這與奧地利的體制相同。採用概括主義可以適應社會變遷，便於保障人民權利，避免列舉主義可能產生的掛一漏萬。而相對於舊制不同的是，平政院不得受理請求損害賠償之訴訟，而行政法院，則依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規定，得附帶審理請求損害賠償之訴。在立法上說，較以前的規定有進步。這也體現了對國外學說和法例的借鑒。
行政法上的損害賠償問題，是指國家對於公務員因執行行政職務，違法損害人民權利的行為，應否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從學說上看，在20世紀之前，基於國家主權絕對及過失責任的原則，基本否定國家的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即使在執行職務故意或過失違法侵害他人的權利，仍是公務員個人的行為，而非國家的行為。20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學說上逐漸出現折中主義，也就是說，國家應否負賠償責任，應視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職務的性質及國家所處的法律地位而定。國家的行政作用分為權力作用和非權力作用，如果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屬於國家權力的職務，即是公法上行為，這不能適用民法上損害賠償的規定，而如果公務員代表國家實行的是屬於非權力作用的行為，而損害人民權利的，則應適用民法規定，負賠償責任。當時大多數學者持此學說的基點是，把國家的非權力作用所發生的損害賠償問題也列為行政法上的損害賠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對國家賠償責任大多持肯定的態度，也即承認國家對於公務員因執行行政職務的侵權行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47]
從立法例上看，最早確立國家賠償責任的主要國家是德國 [48]。早在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前，有些邦的立法及理論上對此就有過探索。1900年實施的《德國民法典》對賠償責任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公務員合法行使公權力對第三者造成損害的適用該法的第31條的規定，由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承擔與私法人同樣的賠償責任，而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對第三人造成損害的，適用該法第839條的規定，由公務員個人承擔民事責任。這體現了以公務員個人賠償為基礎的侵權責任賠償原則。
1910年德意志帝國頒布的《帝國責任法》奠定了國家賠償制度的基礎，該法第1條規定：國家公務員在行使公權力的過程中，因故意或過失違背對第三人的職責時，國家代替公務員承擔民法第839條所規定的賠償責任。這較原來的更是進了一步，因為按照此條規定，國家不但對於公務員非權力作用的侵權行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而且對於由於權力作用而發生的侵權行為也要負擔賠償責任。這為1919年的魏瑪憲法所繼承，其第131條規定：「公務員行使所受委託的公務，違反對第三人的職責的，原則上由公務員所屬國家或公共機關負責任，不得起訴公務員。但國家保留對該公務員的求償權，依普通司法程序提出的訴求，不得拒絕」。魏瑪憲法是世界上第一個明確承認國家應負賠償責任的憲法。作為現代時期的第一部憲法，它的這一規定不僅奠定其後德國行政賠償制度的基礎，而且，也為其他國家所效仿。
新行政訴訟法關於行政法院得審理損害賠償訴訟的規定可以說也是受到了德國的影響，只是這種影響比日本、英國、美國等國來得更早，這些國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通過立法加以規定的 [49]。不過，盡管新行政訴訟法有這一比較先進的規定，但結合若干相關條文來分析一下，這種先進性就大打折扣了。
按照近代中國的一般法例，國家處於私經濟地位的損害賠償責任，系屬於民事范圍，應由普通司法機關受理審判 [50]，只是普通法院在審理這樣的案件是否能維護普通民眾的權益是很讓人懷疑的。因此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的「提起行政訴訟，得附帶請求損害賠償。前項損害賠償，除適用行政訴訟之程序外，准用民法之規定，但第216條規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其中的損害賠償僅指基於行政權之作用而發生的賠償責任。
首先，按照新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者，是以受行政機關的「違法」處分而損害其權利者為限，而對於不當處分是不能起訴的，這一條件本身就非常狹窄，況且違法與不當的界限很難劃分。
其次，損害賠償之請求須附帶於行政訴訟，按照提起行政訴訟的條件，則當原行政處分盡管屬於違法，並且損害人民權利，但如果已經作出訴願決定，或者撤銷或變更了再訴願決定，即使損害尚未消除，也不得獨立向行政法院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也就是說，此時民眾所受的損害就沒有請求的途徑。
最後，關於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按照民法第216條的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的外，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均應賠償，而且該條第2款明確規定這種損失包括「可得之預期之利益」。而按照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規定，行政訴訟附帶請求損害賠償之范圍，原則上以所受損害即財產上積極的損害為限，至於所失利益即財產上消極的損害則不得請求賠償。
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對此的規定更加明確，其第24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就此條的立法意圖而言，主要也是為了保障民眾的權益。不過，依該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時，必須另有法律規定始得為之。而在民國時期，相關的國家賠償法始終沒有制定。而從行政法院的實踐來看，由於長期的官尊民卑意識無法在短時期內根除，民眾對於提起行政訴訟尚不習慣，更別提是請求國家損害賠償了。相對於立法而言，實踐更是落後。
第三，關於訴願前置原則。平政院時期的行政訴訟法仿照日本規定了訴願前置與非訴願前置相結合的原則，其中規定，人民對中央或地方最高級行政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者，得直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而新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則是完全的訴願前置原則，其第1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經依訴願法提起再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再訴願30日內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按照此規定，人民在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致其權利受到損害時，只有對不服訴願之決定提起再訴願，而對再訴願不服或應該對再訴願作出決定的機關在30日內沒有作出決定的情況下，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因此，確切地說，新行政訴訟法體現的是再訴願前置原則。
設立訴願制度的目的，是給予行政機關本身，運用自我審查與監督的作用，變更或撤銷違法或不當的處分，以迅速、簡便的方法，達到保障人民權益，實現行政合法化的目的。因此訴願制度的存在本身是有重要意義的。正因為如此，在民國初期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同時，也以近代日本的相關制度為模式進行了有關訴願制度的立法和機關的創建，國民政府時期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51]。
但是訴願與行政訴訟有本質上的不同，訴願只是行政內部本身自我審查或上級行政機關監督的作用，不能把它視為行政訴訟的預審或其審級的一部分。在新行政訴訟法初步實現行政裁判機構司法化的同時，又規定行政訴訟的提起必須經過再訴願的程序，這比原來的程序更為煩瑣，這似乎給人以欲擒故縱之感，有些不倫不類。加上在全國仍僅設立一個行政法院，對行政法院的裁判又不得上訴或抗告，這些都為民眾提起行政訴訟、維護和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權益設置了無形的或者說是心理上的障礙，而且也不符合國際潮流。
第四，關於言辭辯論與書面審理。對此，新舊行政訴訟法都有一定的規定，但是確立的原則是不同的。舊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是言辭辯論主義為原則，書面審理為例外。其第23條第1款規定：「被告提出答辯書後，應指定日期傳原告、被告及參加人出庭對審，但平政院認為便利或依原告、被告之請求時，得就書狀裁決之」。新行政訴訟法則是以書面審理為原則，言辭辯論為例外。其第16條規定：「行政訴訟，就書狀判決之。但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或依當事人之聲請，得指定日期，傳喚當事人及參加人到庭為言詞辯論」。舊法的規定雖然立意較好，但在當時是難以實現的，因為平政院只有一所，設於京城，而我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這些都使這一立法精神更加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新法的規定更具現實主義，但是，訴訟中的辯論原則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便於讓行政法院中的評事更准確地了解案件事實真相及訴訟當事人所持理由的充分與否，有利於行政法院作出正確的裁判，況且，行政訴訟原為人民因各級政府的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不服再訴願時之特別救濟程序，也可以說是人民權益的特別保障法，行政法院有法律審與事實審的功能，對於人民權利之存否，關系至為重要，如側重書面調查和審理，不重視（或不經過）言辭辯論，存在的弊端更加明顯，公平的判決自然難以作出。而且，行政法院成立數十年間，皆以書狀審理，未曾認定有必要或准許當事人之聲請而舉行言辭辯論，使第16條但書部分的規定，形同具文，這是與現代各國訴訟法發展的潮流相違背的 [52]。
總之，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訴訟制度從立法上說，雖仍然沿襲傳統，更多地體現了與奧地利、日本的某些制度的相似性，但同時又有許多創新，這些創新有些是受隨時代發展國際新立法潮流的影響，有些則是結合平政院的實踐和國情所作的調整（有些調整體現了倒退）。立法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是比較多的，這既有主觀上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因素。這些法律頒布以後，直至1949年一直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行政訴訟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不過其間作了一些修改，但只是枝節的改動，沒有大規模的更張。事實上，這些法律在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實施至今，只是對它們進行了更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由於這已超出本論題范圍，故在此恕不展開
⑸ 簡述南京國民政府法律體系的主要構成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即構建了以法典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在1928~1937年間先後公回布實施了六個門答類的法律法規，分別是：憲法（《訓政時期約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和行政法，並以此作為國民政府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由於南京國民政府採取「以法典為綱、以相關法規為目」的方式匯編了《六法全書》，長期以來人們在習慣上把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律制度簡稱為「六法」。
六法體系包括以下層次：
基本法典。構成六法體系核心的是憲法、民法、刑法和程序法等基本法典（行政法例外）
相關法規。即圍繞基本法典而制定的低位階法規，它們與各部門的基本法典一起構成了完整的法律部門
判例、解釋例。即最高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做成的判例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的解釋例和決議。
全手打，望採納
⑹ 南京市法律咨詢電話是多少
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電話12348
⑺ 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改組
行政院
1928年2月3日至抄7日，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改組國民政府"等議案。規定國民政府接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監督，掌理全國政務，政府委員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選舉，政府部門設有內政、外交、財政、交通 、司法、農礦、工商等部以及軍事委員會、最高法院、監察院、大學院等。會議推舉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同年9 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宣稱全國進入訓政時期，由國民政府執行訓政職責，並決定以五院制組成國民政府。同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組成，設主席一人，委員十至十二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同時，任命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至此，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權組織形式漸趨完備
⑻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是什麼時候從重慶搬遷到南京的
解放戰爭復時期，國民黨是1946年5月制5日從重慶正式搬遷到南京的。
抗戰結束後一個時期，國民黨著手准備返回南京。4月23日，決定恢復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作為國民政府離開重慶後在四川的最高統治機構。
28日，國民政府還都大典籌備委員會成立。下午，蔣介石乘「美齡號」專機離渝，途經西安、漢口，5月3日抵達南京。
5日，南京城裡處處張燈結綵，旌旗招展，一派節日景象。上午10點30分，長江路國民大會堂舉行首都各界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典禮。
(8)南京司法院擴展閱讀：
1937年11月16日，蔣介石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次會議，演講《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說明國民政府遷移重慶計劃。
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達漢口，隨即正式向世界各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明確揭示了遷都重慶的動機和意義。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明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自此，重慶成為中國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
這座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歷經磨難，為取得抗戰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被譽為「不屈之城」、「英雄之城」。
⑼ 南京民國建築游路線
我是南京人。
民國政府建築現在還是軍政機關，不對外開放。你可以在門口拍照，或是和警衛說明來意，可以拍一個全景照。
政府建築主要集中於中山北路、中山東路。
商業建築主要集中於太平南路、升州路（這兩條街大多還是民國時期的房子）。
別墅公館主要集中於頤和路、北京西路一帶。
可以乘坐31、34、5路來游覽中山北路全段、中山東路、中山路、太平南路沿線，這幾條路上建築很多。但是拍照不方便，有巨大的法國梧桐樹遮擋，看不到全景。
最好騎車，帶著（阿爾法）。城南在拆遷，有些精美的商業建築都變成瓦礫了，行動要快。
下關區大馬路上有2棟巨大的金融建築，中國銀行和郵局，很精美，保存較好，哪裡沒什麼人。
門牌具體：
中山東路312號中央博物院、313號中央監察委員會、309號中央黨史陳列館、307號勵志社、303中央醫院、237中央飯店、237-1正元實業社、128國民政府財政部、34中央通訊社、3浙江興業銀行、1交通銀行。
中山路9號中國國貨銀行、75福昌飯店、82新都大戲院、269司法院。
中山南路67大華大戲院。
中山北路32外交部、81華僑招待所、101最高法院、105最高檢察署（立法院）、259國際聯歡社、254鐵道部（行政院）、303-305交通部、346海軍部。
要注意的是，1912沿街有2懂並排一樣的別墅建築，是民國建築。
我目前只能想出這些，供你參考。
像中山陵、總統府，略。
最好單逛！
⑽ 南京大屠殺是怎樣的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攻陷南京。日本侵略軍侵入南京後，對無辜居民和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血腥大屠殺。日本侵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中國軍民19萬餘人，零散殺害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達15萬多具，總數達30萬人以上。其手段之殘忍，行為之野蠻，令人發指。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攻陷南京。南京當時是中國的首都，戰前人口約100萬。隨著日軍的逼近，有一部分人流亡後方，但至11月23日，南京市居民仍有50多萬人。同時，奉命在南京抗擊日軍進攻的中國國民黨守軍有十幾萬人，在日軍攻陷南京時，除幾千人慌忙渡江撤退外，大都困於城內。這樣，十餘萬中國守軍和幾十萬手無寸鐵的南京市民，都落到了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之下。日本侵略軍進城後，對無辜的居民和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六個星期的血腥大屠殺。據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核實，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中國軍事法庭經過一年多的反復調查，核對研究，最後判定日本侵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中國軍民19萬餘人，零散殺害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達15萬多具，總數達30萬人以上。日本侵略軍在南京的瘋狂大屠殺，是在日本當局策劃與華中方面軍司今官松井石根等戰犯的指揮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其手段之殘忍，行為之野蠻，令人發指。
1937年12月15日，日軍在司法院難民區搜捕平民1000餘人，被解除武裝的軍警400餘人，總計2000餘人，全部押至漢中門外，用機槍掃射，復用木柴，汽油焚燒。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時，在挹江門姜家園南首，將居民300餘人或用機槍射殺，或縱火燒死，無一倖免。1937年12月15日，日軍將所俘軍民9000餘人，押往海軍魚雷營用機槍密集掃射殺害。1937年12月16日，日軍將華僑招待所難民5000餘人，押至下關中山碼頭，用步槍、機槍射死，爾後又把屍體推入江中，毀屍滅跡。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時，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訓練所舊址，將平民呂發林等100餘人，拖至四條巷塘邊，用機槍射殺，無一倖免。1937年12月16日上午，在鼓樓五條巷四號難民區內，日軍將被俘軍民石岩、王克村等數百人，驅趕至大方巷廣場上，以機槍射殺。1937年12月16日，在傅佐路12號，日軍將平民謝來福、李小二等押至大方巷塘內槍殺，罹難者200餘名。1937年12月17日，日軍將逃至三叉河放生寺及慈幼院的男女400多名難民和被解除武裝的軍人，用機槍掃射，予以殺害。1937年12月17日，日軍將從各處搜捕來的軍民和首都電廠許江山等3000餘人，在煤炭港至上元門江邊，用槍殺、火燒，全部殺害。1937年12月18日，日軍在下關南通路以北，將被俘軍民300餘人，集中該處麥地內，用機槍射殺，無一倖免。1937年12月18日，在大方巷難民區內，日軍將青年單耀亭等4000餘人，押送下關，用機槍射殺，無一生還。1937年12月18日夜，日軍將圈禁於幕府山下的軍民57400餘人，用鐵絲兩人一紮，驅至下關草鞋峽，先用機槍掃射，繼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上煤油，縱火焚燒，殘余骸骨均投於江中。1937年12月19日上午，在龍江橋口，日軍將被俘軍民500餘名綁扎後，以機槍射殺，縱火燒斃，尚有氣息者，便以刺刀刺死。1937年12月，日軍在上新河，將從各處逃來的難民和散兵2873人，用機槍掃射，予以殺害。1937年12月，日軍在燕子磯江邊，集體屠殺待渡江逃難的難民和已解除武裝的士兵5萬餘人。1937年12月，日軍在城外寶塔橋及魚雷營一帶，屠殺被俘軍民3萬人以上。1937年12月，日軍將被俘軍民500餘人在九甲七子江邊等處槍殺。1937年12月，難民5000餘名，士兵2000餘名，在中華門外附近鳳台鄉、花神廟一帶，被日軍屠殺。此外，還有10案是日軍在鼓樓四條巷難民所、五條巷、北圩、太平鄉、中華門外西街、石觀音、掃帚蒼、小心橋消災庵、通濟門外四方城龍華寺、武定門外正覺寺、南門外方家山長生寺等處，集體屠殺了近萬名的居民、僧人、尼姑等。上述28案，經南京軍事法庭反復查證，證據確鑿，有案可查，時間大部分發生在1937年12月15日至18日，其中15日、16日屠殺尤其頻繁。地點多發生在下關和沿江一帶。手段一般先用槍殺，然後毀屍滅跡。
日本侵略軍在有組織的集體屠殺中國軍民的同時，還在南京城裡濫殺無辜，以殺人取樂。他們殺人的手段多種多樣，有的往難民身上先澆汽油，後用槍掃射，槍彈一著人身，火光隨之燃起，被彈擊火燒之難民，掙扎翻騰，痛苦之極，日本兵則引以為樂。有的令難民被迫脫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魚，看著一個個難民在水中寒慄萬狀，他們便手舞足蹈。有的把難民殺後割下人頭，挑在槍上，漫步街頭，嬉笑取樂。有的故意放火，誘人救火，卻用繩子綁起救火者，將其拋入火中。有的把人捆在電線桿上，下面堆起乾柴，慢慢燒烤，待人燒焦，才狂呼而去。有的割去難民的耳鼻，有的挖出難民的眼睛，有的把難民當成活靶練習射擊。窮凶極惡的日本侵略軍甚至搞殺人比賽，看誰能奪取殺人錦標。比如，參與南京大屠殺的中島部隊中有兩個人，一個叫向井敏明，一個叫野田毅，他們在日軍侵佔江蘇句容時就開始作「殺人比賽」。約定誰先殺滿100人，誰奪取錦標。一路殺來，殺至湯山，向井殺死89人，野田殺死78人。兩人都未殺滿100人，故「殺人比賽」繼續進行。當日軍圍攻南京時，兩人又作第二次「殺人比賽」，爭奪錦標。這兩個殺人魔王，不分男女老幼，見人便殺，結果向井殺死106人，野田殺死105人，但究竟誰先殺死100人，則難以判明。因此，重新以誰先殺滿150名中國人為賭，又把殺人比賽繼續進行下去。又如，參與南京大屠殺的谷壽夫部隊有個名叫田中軍吉的中隊長，手持一把「助廣」大軍刀，竟連續砍殺中國男女老少300多人。日本人山中峰太郎寫的《皇兵》一書中，詳細記載了田中軍吉的殺人經過，宣揚「皇軍」的「威風」。這些法西斯萬萬沒想到，當時在報刊、畫報、書籍中宣揚「軍威」和「武士道」精神所引用的事實，倒成了戰後審判他們罪行的鐵證。
由於日本侵略軍的肆意濫殺，當時的南京城裡，從大街到小巷，從城區到城郊，到處屍體橫陳，鮮血遍地。對這些被零散殺害的中國居民的屍體，僅當時的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南京崇善堂等慈善機構就合計掩埋了屍體155297具，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大肆屠殺中國軍民30萬人這一世界罕見的暴行，鐵證如山，是永遠抹煞不掉的。日本侵略軍的兇殘與暴虐永遠被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
人類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戰爭史，戰爭史也是血淚史，它給社會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由南京大屠殺可見一斑。戰後40多年來，雖然沒有爆發新的世界大戰，但大大小小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局部戰爭連綿不斷，人類的和平進程仍然是步履維堅。當我們在今天重新回首血流成河的南京城時，所激起的不僅僅是恐懼和憤慨，隨之而來的是對和平的深深嚮往。停止戰爭，不要讓南京大屠殺的悲劇重演，這是每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的共同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