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法官保護方法

① 我國法官可以主動查明事實嗎

可以的。在偵查活動中，查明與證明是一對很容易混淆的概念。所謂查明，就是通過調查研究，明確有關事實的真偽；所謂證明，就是用證據來明確或表明。用通俗的話講，查明是讓自己明白；證明是讓他人明白。自己明白才能讓他人明白，但自己明白並不等於他人也明白。在司法實踐中，偵查人員自己認為是已查明的事實，在庭審中，因難以形成證據鏈，無法反駁辯方證據，無法定案的現象還是時有發生。
從查明事實的偵查觀轉向證明事實的偵查觀，其實質就是要遵循現代刑事偵查活動中「以證據為本」的原則。所謂「以證據為本」，就是說司法證明必須以證據為本源和基石，偵查活動必須以證據為中心。對於司法人員來說，案件事實一般是發生在過去的事件，由於時間具有一維性，是一去不復返的，所以，司法人員在審理案件的時候，無法看見發生在過去的事實。他們所能看到和聽到的，只是各種各樣的證據。偵查人員的任務就是要通過這些證據去查明和認定案件事實。
在刑事偵查制度改革中，堅持「以證據為本」原則就要求偵查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必須從客觀存在的證據出發，去認定案件事實；不能以主觀的臆斷或猜測，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基礎。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強調這一原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有效地反對司法專橫和司法恣意，樹立文明、科學的現代司法觀念。在這種理念指導下，偵查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就應該認真地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標准，去收集和固定能夠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為准確指控犯罪、保護無辜提供堅實的基礎。

② 到法院反起訴怎樣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為法律而斗爭

一 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達到和平的手段則為斗爭。法律受到不法的侵害之時——這在世界上可能永遠存在——斗爭是無法避免的。法律的生命是斗爭，即民族的斗爭，國家的斗爭，階級的斗爭，個人的斗爭。
世界上一切法律都是經過斗爭而後得到的。法律的重要原則無一不是由反對者的手中奪來。法律的任務在於保護權利，不問民族的權利或個人的權利，凡想保全權利，事前須有準備。法律不是紙上的條文，而是含有生命的力量。正義之神，一手執衡器以權正義，一手執寶劍，以實現正義，寶劍而無衡器，不過暴力。衡器而元寶劍，只是有名無實的正義。二者相依相輔，運用寶劍的威力與運用衡器的技巧能夠協調，而後法律才完全見諸實行。 世上有不少的人，一生均在和平的法律秩序之中，過其優游的生活。我們若對他們說：「法律是斗爭」，他們將莫明其妙。因為他們只知道法律是保障和平與秩序。這也難怪他們，猶如豪門子弟繼承祖宗的遺產，不知稼穡艱難，從而不肯承認財產是勞動的成果。我們以為，法律也好，財產也好，都包含兩個要素，人們因其環境之不同，或只看到享樂與和平之一面，或只看到勞苦與斗爭之一面。 財產及法律猶如雙面神的耶奴斯的頭顱(Janus-head)一樣，對甲示其一面，對乙又示其另一面，於是各人所得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此種雙面的形象，不但個人，就是整個時代也是一樣。某一時代的生活是戰爭，另一時代的生活又是和平。各民族因其所處時代不同，常常發生一種錯覺。此種錯覺實和個人的錯覺相同，當和平繼續之時，人們均深信永久和平能夠實現，然而炮聲一響，美夢醒了。以前不勞而得的和平時代已成陳跡，接著而來的則為面目全非的混亂時代。要沖破這個混亂時代，非經過艱苦的戰爭，絕不能恢復和平。沒有戰斗的和平及沒有勤勞的收益，只存在於天堂。其在人間，則應視力辛苦奮斗的結果。 德文Recht有客觀的(objective)及主觀的(subjective)兩種意義。客觀的意義是指法律，即指國家所維護的法律原則，也就是社會生活的法律秩序。主觀的意義是指權利，即將抽象的規則改為具體的權利。法律也好，權利也好，常常遇到障礙；要克服障礙，勢非採取斗爭的方法不可。 我們知道法律需要國家維持。任何時代必定有人想用不法的手段侵害法律。此際國家若袖手旁觀，不與斗爭，則法律的尊嚴掃地，人民將輕蔑法律，視為一紙具文。然而我們須知法律又不是永久不變的，一方有擁護的人，同時又有反對的人，兩相對立，必引起一場斗爭。在斗爭中，勝負之數不是決定於理由的多少，而是決定於力量的大小。不過人世的事常不能循著直線進行，多採取中庸之道。擁護現行法律是一個力量，反對現行法律也是一個力量，兩個力量成為平行四邊形的兩邊垂直線，兩力互相牽制，終則新法律常趨向對角線的方向發展。一種制度老早就應廢止，而卒不能廢止者，並不是由於歷史的惰性，而是由於擁護者的抵抗力。 是故在現行法律之下，要採用新的法律，必有斗爭。這個斗爭或可繼續數百年之久。兩派對立，都把自己的法律——權利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其結果如何，只有聽歷史裁判。在過去法制史之上，如奴隸農奴的廢除，土地私有的確立，營業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信教的自由等等，都是人民經過數世紀的斗爭，才能得到的。法律所經過的路程不是香花鋪路，而是腥血塗地，吾人讀歐洲歷史，即可知之。
總而言之，法律不是人民從容揖讓，坐待蒼天降落的。人民要取得法律，必須努力，必須斗爭，必須流血。人民與法律的關系猶如母子一樣，母之生子須冒生命的危險，母於之間就發生了親愛感情。凡法律不由人民努力而獲得者，人民對之常無愛惜之情。母親失掉嬰兒，必傷心而痛哭；同樣，人民流血得到的法律亦必愛護備至，不易消滅。二 現在試來說明法律斗爭。這個斗爭是由一方要侵害法益，他方又欲保護法益而引起的。不問個人的權利或國家的權利，其對侵害，無不盡力防衛。蓋權利由權利人觀之，固然是他的利益，而由侵害人觀之，亦必以侵害權利為他的利益，所以斗爭很難避免。上自國權，下至私權，莫不皆然。國際上有戰爭，國內有暴動與革命。在私權方面，中世有私刑及決斗，今日除民事訴訟之外，尚有自助行為。此數者形式不同，目的亦異，而其為斗爭則一。於是就發生一個問題：我們應該為權利而堅決反抗敵人乎，抑為避免斗爭，不惜犧牲權利乎?前者是為法律而犧牲和平，後者則為和平而犧牲法律。固然任誰都不會因為一元銀幣落在水中，而願出兩元銀幣僱人撈取。這純粹出於計算。至於訴訟卻未必如此，當事人不會計較訴訟費用多少，也不想將訴訟費用歸諸對方負擔。勝訴的人雖知用費不貲，得不償失，而尚不肯中輕訴訟，此中理由固不能以常理測之。 個人的糾紛姑且不談，今試討論兩國的紛爭。甲國侵略乙國，雖然不過荒地數里，而乙國往往不惜對之宣戰。為數里之荒地，而競犧牲數萬人之生命，數億元之巨款，有時國家命運且因之發生危險。此種斗爭有什麼意義?蓋乙國國民若沉默不作抗爭，則今天甲國可奪取數里荒地，明天將得寸進尺，奪取其他土地，弄到結果，乙國將失掉一切領土，而國家亦滅亡了。由此可知國家因數里荒地所以不惜流血，乃是為生存而作戰，為名譽而作戰，犧牲如何，結果如何，他們是不考慮的。 國民須保護其領土，則農民土地若為豪強侵佔數丈，自可起來反抗，而提起訴訟。被害人提起訴訟，往往不是因為實際上的利益，而是基於權利感情(feeling of right)，對於不法行為，精神上感覺痛苦。即不是單單要討還標的物，而是要主張自己應有的權利。他的心聲告訴他說：你不要退縮，這不是關系毫無價值的物，而是關系你的人格，你的自尊，你的權利感情。簡單言之，訴訟對你，不是單單利益問題，而是名譽問題，即人格問題。 世上必有不少的人反對吾言。這個反對意見一旦流行，則法律本身就歸毀滅。法律能夠存在，乃依靠人們對於不法，肯作勇敢的反抗，若因畏懼而至逃避，這是世上最卑鄙的行為。我敢堅決主張，吾人遇到權利受到損害，應投身於斗爭之個出來反抗。此種反抗乃是每個人的義務。三 權利斗爭是權利人受到損害，對於自己應盡的義務。生存的保全是一切動物的最高原則。但是其他動物只依本能而保全肉體的生命，人類除肉體的生命之外，尚有精神上的生命。而此精神上的生命由法律觀之，則為權利。沒有法律，人類將與禽獸無別。一種法律都是集合許多片段而成，每個片段無不包括肉體上及精神上的生存要件。拋棄法律等於拋棄權利，這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而且亦不可能。如其可能，必定受到別人侵害；抵抗侵害乃是權利人的義務。吾人的生存不是單由法律之抽象的保護，而是由於具體的堅決主張權利。堅決主張自己的權利，不是由於利益．而是出於權利感情的作用。 那輩竊盜因他自己不是所有權人，故乃否認所有權的存在，更否認所有權為人格的要件。是則竊盜的行為不但侵害別人的財物，且又侵害別人的人格，受害人應為所有權而防衛自己的人格。因此竊盜的行為可以發生兩種結果：一是侵害別人的權益；二是侵害別人的人格。至於上述豪強侵佔農民的田地，情形更見嚴重。倘若該受害農民不敢抗爭，必為同輩所輕視。同輩認為其人可欺，雖不敢明日張膽，亦將偷偷摸摸，蠶食該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觀念愈發達，受害人愈難忍受侵害，從而反抗的意志亦愈益強烈。故凡提起訴訟而能得到勝訴，應對加害人要求雙重賠償，一是討還標的物；二是賠償權利感情的損傷。 各種國家對於犯罪之會加害國家的生存者，多處以嚴刑。在神權國，凡慢瀆神祗的處嚴刑，而擅自改變田界的，只視為普通的犯罪(例如摩西法)。農業國則反是，擅自改變田界的處嚴刑，慢瀆神祗的處輕刑(古羅馬法)。商業國以偽造貨幣，陸軍國以妨害兵役，君主國以圖謀不軌，共和國以運動復辟，為最大的罪狀。要之，個人也好，國家也好，權利感情乃於生存要件受到損害之時，最為強烈。 權利與人格結為一體之時，不問是那一種權利，均不能計算價值之多少。此種價值不是物質上的價值(material value)，而是觀念上的價值(ideal value)。對於觀念上的價值，不論貧與富，不論野蠻人與文明人，評價都是一樣。至其發生的原因，不是由於知識的高低，而是由於苦痛感情的大小。也許野蠻人比之文明人，權利感情更見強烈。文明人往往無意之中，計算得失孰大孰小。野蠻人不憑理智，只依感情，故能勇往猛進，堅決反抗權利之受侵害。但是文明人若能認識權利受到侵害，不但對他自己，而且對整個社會，都可以發生影響，亦會拔劍而起，挺身而斗，不計利害，不計得失。吾於歐洲許多民族之中，只知英國人民有此權利感情。英國人民旅行歐洲大陸，若受旅館主人或馬車馭者的欺騙，縱令急於出發，亦願延期啟行，向對方交涉，雖犧牲十倍的金錢，亦所不惜。這也許可以引人嗤笑，其實嗤笑乃是不知英國人民的性格，所以與其嗤笑英人，不如認識英人。四 為法律而斗爭，是權利人的義務，已如上所言矣。茲再進一步，說明個人擁護自己的法律——即法律上的權利——又是對於社會的義務。 法律與權利有何關系?我們深信法律乃是權利的前提，只有法律之抽象的原則存在，而後權利才會存在。權利由於法律，而後才有生命，才有氣力，同時又將生命與氣力歸還法律。法律的本質在於實行，法律不適於實行或失去實行的效力，則法律已經沒有資格稱為法律了；縱令予以撤廢，亦不會發生任何影響。這個原則可適用於一切國法，不問其為公法，其為刑法，其為私法。公法及刑法的實行，是看官署及官吏是否負起責任，私法的實行則看私人是否擁護自己的權利。私人放棄自己的權利，也許由於愚昧，不知權利之存在；也許由於懶惰或由於畏懼，不欲多事，其結果，法律常隨之喪失銳氣而等於具文。由此可知私法的權威乃懸於權利的行使，一方個人的生命由法律得到保障，他方個人又將生命給與法律，使法律有了生氣。法律與權利的關系猶如血液的循環，出自心臟，歸於心臟。 個人堅決主張自己應有的權利，這是法律能夠發生效力的條件。少數人若有勇氣督促法律的實行，藉以保護自己的權利，雖然受到迫害，也無異於信徒為宗教而殉難。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而乃坐聽加喜人的橫行，不敢起來反抗，則法律將為之毀滅。故凡勸告被害人忍受侵害，無異於勸告被害人破壞法律。不法行為遇到權利人堅決反抗，往往會因之中止。是則法律的毀滅，責任不在於侵害法律的人，而在於被害人缺乏勇氣。我敢大膽主張：「勿為不法」(Do no injustice)固然可嘉，「勿寬容不法」(Suffer no injustice)尤為可貴。蓋不法行為不問是出之於個人，或是出之於官署，被害人若能不撓不屈，與其抗爭，則加害人有所顧忌，必不敢輕舉妄動。由此可知我的權利受到侵犯，受到否認，就是人人權利受到侵犯，受到否認。反之，我能防護權利，主張權利，回復權利，就是人人權利均受防護，均有主張，均能回復。故凡為一己的權利而奮斗，乃有極崇高的意義。 在這個觀念之下，權利斗爭同時就是法律斗爭，當事人提起訴訟之時，成為問題的不限於權利主體的利益，即整個法律亦會因之發生問題。莎士比亞在其所著(威尼斯的商人) (Merchant ofVenice)中，描寫猶太商人舍洛克(Shylock)貸款給安多紐(Anto-nio)的故事，中有舍洛克所說的一段話：我所要求一磅的肉，是我買來的，這屬於我，我必須得到；你們拒絕不予，就是唾棄你們的法律；這樣，威尼斯的法律又有什麼威力。……我需要法律，……我這里有我的證件。 「我要法律」一語，可以表示權利與法律的關系。又有人人應為維護法律而作斗爭的意義。有了這一句話，事件便由舍洛克之要求權利，一變而為威尼斯的法律問題了。當他發出這個喊聲之時，他已經不是要求一磅肉的猶太人而是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尼斯法律的化身，他的權利與威尼斯的法律成為一體。他的權利消滅之時，威尼斯的法律也歸消滅。不幸得很，法官竟用詭計，拒絕舍洛克履行契約。契約內容苟有反於善良風俗，自得謂其無效。法官不根據這個理由，既承認契約為有效，而又附以割肉而不出血的條件。這猶如法官承認地役權人得行使權利，又不許地役權人留足印子地上。這種判決，舍洛克何能心服。當他悄然離開法庭之時，威尼斯的法律也俏然毀滅了。 說到這里，我又想起另一作家克萊斯特(Henrich von Kleist)所寫的小說《米刻爾·科爾哈斯》(Michael Koh Ihass)了。舍洛克悄然走出，失去反抗之九而服從法院的判決。反之，科爾哈斯則不然了。他應得的權利受到侵害，法官曲解法律，不予保護，領主又左袒法官，不作正義的主張。他悲憤極了，說道：「為人而受蹂躪，不如為狗」，「禁止法律保護吾身，便是驅逐吾身於蠻人之中。他們是把棍子給我，叫我自己保護自己」。於是憤然而起，由正義的神那裡，奪得寶劍，揮之舞之，全國為之震駭，腐化的制度為之動搖，君主的地位為之戰栗。暴動的號角已經鳴了。權利感情受到侵害，無異於對人類全體宣戰。但是驅使科爾哈斯作此行動，並不是單單報仇而已，而是基於正義的觀念。即余當為自己目前所受的侮辱，恢復名譽；並為同胞將來所受的侵害，要求保護，這是余的義務。結果，他便對於從前宣告他為有罪的人——君主、領主及法官，科以2倍、3倍以上的私刑。世上不法之事莫過於執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壞法律。法律的看守人變為法律的殺人犯，醫生毒死病人，監護人絞殺被監護人，這是天下最悖理的事。在古代羅馬，法官受賄，便處死刑。法官審判，不肯根據，而惟視金錢多少，勢力大小，法律消滅了，人民就由政治社會回歸到自然世界，各人均用自己的腕九以保護自己的權利，這是勢之必然。 人類的權利感情不能得到滿足，往往採取非常手段。蓋國家權力乃所以保護人民的權利感情，而今人民的權利感情反為國家權力所侵害，則人民放棄法律途徑，用自助行為以求權利感情的滿足，不能不說是出於萬不得已。然此又不是毫無結果．教徒的殉難可使羅馬皇帝承認基督教，歐洲各國的民主憲政何一不是由流血得來。科爾哈斯揮動寶劍實是「法治」發生的基礎。五 國民只是個人的總和，個人之感覺如何，思想如何，行動如何，常表現為國民的感覺思想和行動。個人關於私權的主張，冷淡而又卑怯，受了惡法律和惡制度的壓迫， 只有忍氣吞聲，不敢反抗，終必成為習慣，而喪失權利感情。一旦遇到政府破壞憲法或外國侵略領土，而希望他們奮然而起，為憲政而斗爭，為祖國而斗爭，爭所難能。凡沉於安樂，怯於抗斗，不能勇敢保護自己權利的人，哪肯為國家的名譽，為民族的利益．犧牲自己的生命。至於名譽或人格也會因而受到損害，此輩是不了解的。此輩關於權利，只知其為物質上的利益，我們何能希望他們另用別的尺度以考慮國民的權利及名譽。所以國法上能夠爭取民權，國際法上能夠爭取主權的人，常是私權上勇敢善戰之士。前曾沈過，英國人願為區區一便士之微而願付出十倍以上的金錢，與加害人從事斗爭。有這斗爭精神，故在國內能夠爭取民主政治，於國外能夠爭取國家聲望。 對於國民施行政治教育的是私法，絕不是公法。國民在必要時，若能知道如何保護政治的權利，如何於各國之間，防衛國家的獨立．必須該國人民在私人生活方面，能夠知道如何主張他們自己的權利。自己權利受到侵害，不問來自何方，是來自個人乎，來自政治乎，來自外國乎，若對之毫無感覺，必是該國人民沒有權利情感。是故反抗侵害，不是因為侵害屬於那一種類，而是懸於權利感情之有無。依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簡單的結論，即對國外要發揚國家的聲望，對國內要建立強國的基礎，莫貴於保護國民的權利感情；且應施以教育，使國民的權利感情能夠生長滋蔓。專制國家的門戶常開放給敵人進來。蓋專制政府無不蔑視私權，賦稅任意增加，沒有人反對；役任意延長，沒有人抗議。人民養成了盲從的習慣，一旦遇到外敵來侵，人民必萎靡不振，移其過去盲從專制政府者以盲從敵人政府。到了這個時候，政治家方才覺悟，要培養對外民氣，須先培養對內民氣，亦已晚矣。

③ 中國法官等級的注意事項

（一）一級大法官、二級大法官、一級高級法官、二級高級法官和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回官的等級，由最高答人民法院院長批准。
（二）高級人民法院及其所轄法院的三級高級法官、四級高級法官、一級法官、二級法官和高級人民法院其他法官的等級，由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批准。
（三）中級人民法院及其所轄法院的三級法官、四級法官、五級法官的等級，由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批准。

④ 我想了解一下中國的法官的一些情況

看看法官法吧。
第十一條 法官職務的任免，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任免許可權和程序辦理。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本院院長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在省、自治區內按地區設立的和在直轄市內設立的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主任會議的提名決定任免，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提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在民族自治地方設立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本院院長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人民法院的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免。
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的任免辦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另行規定。
第十二條 初任法官採用嚴格考核的辦法，按照德才兼備的標准，從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取得資格，並且具備法官條件的人員中擇優提出人選。
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應當從法官或者其他具備法官條件的人員中擇優提出人選。
第十三條 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提請免除其職務：
（一）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
（二）調出本法院的；
（三）職務變動不需要保留原職務的；
（四）經考核確定為不稱職的；
（五）因健康原因長期不能履行職務的；
（六）退休的；
（七）辭職或者被辭退的；
（八）因違紀、違法犯罪不能繼續任職的。
第十四條對於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任命法官的，一經發現，做出該項任命的機關應當撤銷該項任命；上級人民法院發現下級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命有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的，應當建議下級人民法院依法撤銷該項任命，或者建議下級人民法院依法提請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撤銷該項任命。
第十五條 法官不得兼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兼任行政機關、檢察機關以及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務，不得兼任律師。
第六章 任職迴避
第十六條 法官之間有夫妻關系、直系血親關系、三代以內旁系血親以及近姻親關系的，不得同時擔任下列職務：
（一）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
（二）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和審判員、助理審判員；
（三）同一審判庭的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助理審判員；
（四）上下相鄰兩級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
第十七條 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後二年內，不得以律師身份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
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後，不得擔任原任職法院辦理案件的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
第七章 法官的等級
第十八條 法官的級別分為十二級。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為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級法官分為大法官、高級法官、法官。
第十九條 法官的等級的確定，以法官所任職務、德才表現、業務水平、審判工作實績和工作年限為依據。
第二十條 法官的等級編制、評定和晉升辦法，由國家另行規定。

勞月回答基本正確，糾正兩點：
1、助理審判員和審判員都是法官。
2、初任法官是由高級法院確定的，法官等級也是由高級法院確定的。

⑤ 法官為什麼要帶假頭套

英國的法官和律師為什麼要戴假發呢，許多研究歷史的人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但都很難說服所有的人。
有人說，在中世紀時，過度的勞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員們過早地掉光了頭發，為了在公眾面前掩飾自己的「聰明絕頂」，假發遂流行，約定俗成成為英國法庭的一景。
有人說，法官戴假發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師戴假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飾和保護作用，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辯護結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認可。但這與其說是合理的解釋，不如說是與律師有過節的人編出來詆毀他們的笑話。因為根據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有57%的律師對戴假發表示不滿，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這些由馬鬃編成的假發套造價非常昂貴卻很不衛生，一般一頂假發就要用一輩子，有一個律師世家有一頂發齡達94年的老古董，傳了四代人，堪稱傳家之寶。
根據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的研究，英國人戴假發的流行時尚傳統大約始於十二世紀，當時並不只是法官和律師的專利，上層社會的人都將戴假發視為一種時尚，是出席正式場合或沙龍聚會時的正規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發與普通假發是有區別的。在英格蘭，司法假發的每一邊有三個捲曲而王室人員卻只有兩個，這是否代表著一種很微妙的隱喻意義不得而知。但蘇格蘭人卻老愛和英格蘭人鬧別扭，因為在蘇格蘭，情況剛好顛倒過來，王室人員用三個捲曲的假發而司法人員只有兩個捲曲。
假發的製作成本昂貴在於人工而不是材料，因為馬鬃的取得並不難，而假發的製作可是個精細活，而且沒辦法通過機器或生產流水線進行批量生產。
生產一個假發需要一位熟練的工匠花大約44個工時的勞動，包括編織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個顏色：白色、金黃色、淺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國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區，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國本土，金黃色和灰色最為流行。
一般一個法官的假發要超過1500英磅（摺合人民幣約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發，也不低於300英磅。
一般人寧願忍受生虱子，也不會像女士們更換帽子一樣經常換假發，其原因並不在於捨不得買多頂假發。而是基於一種說法：假發戴得越久，越老越臟，顏色越深，說明你吃法律飯入行的時間越長，而在司法界，資歷和年齡可是個寶，如同醫院老醫生最吃香一樣。從某個意義上，頭齡越老的假發也就成為律師們招攬生意的百年老字型大小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發則是富有審判經驗的招牌。
一位法學院學生在取得律師資格之後，家人或朋友給他的最好的禮物就是由某位名家製作的假發。許多從事假發製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業，甚至是世家，其製作假發的歷史，比某些英國貴族的家族譜系還長。
定製假發也是一個需要耐心等待的過程，因為許多名匠的預約期已經是在幾年之後，即使能馬上定製，在製作過程中，你的腦殼需要至少被尺子量過十二次，這並不是匠人們故意折騰你，而是精緻工藝的要求。
當然你也可以買一個現成的，但畢竟不如量體裁衣般溫柔地吻著你那聰明的腦袋，更何況隨便買來的假發在許多法律人看來，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個莊重的宴會一樣無禮。英國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稱，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確甚至刻板，強調的是穩定與平衡，而對個性化的東西兼容性較小。
許多假發匠人世家對於每一個售出的假發都有記錄，要求購買者簽名備案，幾百年下來，在這些記錄中可以找到許多名人的親筆簽名，因為許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從事律師工作的。
假發的保管也是個細致活，一般每一套假發都配有一個通風的鐵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獨立存在的藝術品，價值遠超過於假發本身。最早時，在英國人頭上還經常長虱子的年代裡，假發在保存時會被撒上一些葯粉，用來防虱子。
最後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是：在很長的時間內，假發所用的原材料馬鬃絕大部分來自於中國，這也是鴉片戰爭前中英貿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葉外的一項重要交易品，因為歐洲馬匹的鬃毛不易進行紡織而且容易折斷，而鬃毛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國馬所產的鬃毛能經歷過種種考驗。

⑥ 中國是法官判案制國外是律師辯護制,對嗎

你的說法不對，中國也是律師辯護，法官判案。國外也是法官判案，律師辯護。只是國內外法律有所不同，對律師辯護的重視程度不同，律師的作用不同而已。

⑦ 「不是你撞的，為什麼你要去扶」是南京法官說的嗎

原話並非如此，只是在判決中，出現大量「按常理推定」的推理過程，有些人稱之為「自由心證」或「經驗主義」，也就是在案後從媒體宣傳中看到的：

如果人不是你撞的為什麼要扶她？

如果人不是你撞的為什麼要送她去醫院？

如果不是你撞得，為什麼不向家屬討要為老太太墊付的200元錢？

彭宇案中可以看出，法官的審判更傾向於實體正義的追求，因為他繞過了正常的審判路徑，去扮演了一個「調停」、「和稀泥」的角色，但可怕的是他繞過的路徑卻是案件審理的核心——證據。當這樣違反法律思維的推理過程，出自於一位司法者、審判者的判決之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對於彭宇案只能用一個「反常」來評價，因為它不符合法律、邏輯、經驗甚至是道德。

(7)中國對法官保護方法擴展閱讀：

拋開法律不談，它還激發了社會道德的一次危機。當人們談及「扶老太太」這個話題的時候，往往伴隨的是言談者臉上蔑視的表情。沒有人敢再去扶摔倒的老人，除非先找來別人來幫他作證或者錄像。

見義勇為、尊老愛老變成「笑」談，當然這一切並非始於彭宇案，但至少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甚至有人評價彭宇案說道：它讓中國人的道德素養倒退了20年。

當然不是因為人們素質低，而是素質高的成本太高。雖然這是誇張的說法，但是可以客觀地說，彭宇案的負面影響是深遠的。

⑧ 問：法官在開庭審查案件時頭上戴個帽子是什麼意思

這是沿襲英國的傳統習慣的！

官和律師在法庭上戴假發是英國法庭最有特色的傳統之一，在一些受英國司法制度影響深遠的前英國殖民地地區，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具有不列顛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國的法官和律師為什麼要戴假發呢，許多研究歷史的人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但都很難說服所有的人。
有人說，在中世紀時，過度的勞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員們過早地掉光了頭發，為了在公眾面前掩飾自己的「聰明絕頂」，假發遂流行，約定俗成成為英國法庭的一景。
有人說，法官戴假發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師戴假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飾和保護作用，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辯護結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認可。但這與其說是合理的解釋，不如說是與律師有過節的人編出來詆毀他們的笑話。因為根據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有57%的律師對戴假發表示不滿，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這些由馬鬃編成的假發套造價非常昂貴卻很不衛生，一般一頂假發就要用一輩子，有一個律師世家有一頂發齡達94年的老古董，傳了四代人，堪稱傳家之寶。
根據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的研究，英國人戴假發的流行時尚傳統大約始於十二世紀，當時並不只是法官和律師的專利，上層社會的人都將戴假發視為一種時尚，是出席正式場合或沙龍聚會時的正規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發與普通假發是有區別的。在英格蘭，司法假發的每一邊有三個捲曲而王室人員卻只有兩個，這是否代表著一種很微妙的隱喻意義不得而知。但蘇格蘭人卻老愛和英格蘭人鬧別扭，因為在蘇格蘭，情況剛好顛倒過來，王室人員用三個捲曲的假發而司法人員只有兩個捲曲。
假發的製作成本昂貴在於人工而不是材料，因為馬鬃的取得並不難，而假發的製作可是個精細活，而且沒辦法通過機器或生產流水線進行批量生產。
生產一個假發需要一位熟練的工匠花大約44個工時的勞動，包括編織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個顏色：白色、金黃色、淺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國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區，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國本土，金黃色和灰色最為流行。
一般一個法官的假發要超過1500英磅（摺合人民幣約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發，也不低於300英磅。
一般人寧願忍受生虱子，也不會像女士們更換帽子一樣經常換假發，其原因並不在於捨不得買多頂假發。而是基於一種說法：假發戴得越久，越老越臟，顏色越深，說明你吃法律飯入行的時間越長，而在司法界，資歷和年齡可是個寶，如同醫院老醫生最吃香一樣。從某個意義上，頭齡越老的假發也就成為律師們招攬生意的百年老字型大小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發則是富有審判經驗的招牌。
一位法學院學生在取得律師資格之後，家人或朋友給他的最好的禮物就是由某位名家製作的假發。許多從事假發製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業，甚至是世家，其製作假發的歷史，比某些英國貴族的家族譜系還長。
定製假發也是一個需要耐心等待的過程，因為許多名匠的預約期已經是在幾年之後，即使能馬上定製，在製作過程中，你的腦殼需要至少被尺子量過十二次，這並不是匠人們故意折騰你，而是精緻工藝的要求。
當然你也可以買一個現成的，但畢竟不如量體裁衣般溫柔地吻著你那聰明的腦袋，更何況隨便買來的假發在許多法律人看來，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個莊重的宴會一樣無禮。英國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稱，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確甚至刻板，強調的是穩定與平衡，而對個性化的東西兼容性較小。
許多假發匠人世家對於每一個售出的假發都有記錄，要求購買者簽名備案，幾百年下來，在這些記錄中可以找到許多名人的親筆簽名，因為許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從事律師工作的。
假發的保管也是個細致活，一般每一套假發都配有一個通風的鐵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獨立存在的藝術品，價值遠超過於假發本身。最早時，在英國人頭上還經常長虱子的年代裡，假發在保存時會被撒上一些葯粉，用來防虱子。
最後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是：在很長的時間內，假發所用的原材料馬鬃絕大部分來自於中國，這也是鴉片戰爭前中英貿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葉外的一項重要交易品，因為歐洲馬匹的鬃毛不易進行紡織而且容易折斷，而鬃毛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國馬所產的鬃毛能經歷過種種考驗。

提起英國的法官或律師，腦海里自然而然的浮現出那灰白的稍帶捲曲的假發。對於英聯邦的法制傳統之外的人，雖然假發已成為英聯邦法律人符號特徵，但這樣的裝扮並不會油然生出庄嚴肅穆的威風，相反，常常是一種怪怪的感覺，讓觀者不時的替他們捏著一把汗，擔心會不會隨著大律師頗有風度的鞠躬而滑脫下來，當庭出個洋相。美國第三任總統托瑪斯?傑斐遜就曾說，「（英國法官）像躲在棉絮下面向外窺視的老鼠」。這個儀表還嚇得一個出庭作證的孩子大哭不止，導致英國專門審理涉及青少年案件的特別法庭完全取消了假發。

假發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古埃及和古羅馬帝國的文獻就有相關記載。然而在歐洲上層社會的流行，一般認為是1620年前後，路易十三為了掩蓋自己的禿頂而戴假發，引起經常出入宮廷的貴族效仿，隨後風靡歐洲，以至於連婦女都戴著各式的假發出席社交場合。到十七世紀六十年代，這一時髦又由英王查理二世傳到英倫三島。十七世紀的英國人薩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記，真實的記錄了假發在英國流行的歷史。1663年11月2日，佩皮斯得知國王和公爵都將戴假發的傳聞，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將頭發剃光，定作了假發。佩皮斯寫道：「告別自己頭發還是有些許傷感，但一切結束了，我就要戴假發了」。由此可見，假發在英國流行，榜樣起了很大的力量。

榜樣之外，假發的流行還有一個原因。據壟斷英聯邦假發行業的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工廠（Ede & Ravenscroft）介紹，由於十七世紀的歐洲缺乏供暖系統，人們不便洗熱水澡，為了防止寄生蟲的滋生，最好的辦法就是留短發而以長長的假發替代。

早期的假發使用人的頭發製作，如債務人用頭發抵債、甚至是死人的頭發。那時的法庭上，各種假發的氣味混合簡直令人窒息，使得法官們出庭有時不得不自帶一束鮮花來稍稍化解一下。這種狀況直到1822年漢弗萊?拉芬斯克洛夫（Humphrey Ravenscroft）發明了利用馬尾製作假發的工藝才結束。

英聯邦法律人出庭或者參加重大典禮活動都佩帶假發，完全是當時的流行使然，並沒有任何強制性的法律規定。數百年過去了，假發不再時髦，卻成了法律人遵循傳統的守舊形象。而且假發不衛生、太熱、扎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然而要說改變也很難。人們習慣性的將假發與地位、身份乃至正義聯系起來。事務律師獲得出庭權以後，就因為沒有戴假發的資格而向上議院提出了好幾次不成功的陳情，而不少被告人也優先選擇可以佩帶假發的出庭大律師為他們辯護，據說是否戴假發還直接關繫到對陪審團的說服能力呢！

查理二世的時代雖然早已過去，但看起來當初的時尚--至少在假發這一點上--仍然從墳墓中伸出手來牢牢的束縛著當代的英聯邦法律人。澳大利亞在70年代為了順應家事法庭（Family Court）減少形式，增進和諧的潮流，取消了假發。但到1987年，據說是由於發生了多次針對司法人員的襲擊，於是又恢復了假發。筆者以為，澳大利亞的這一做法，更多的是傳統心理作怪，或者說是傳統論者為了保住頭上的假發，拿這些襲擊說事兒而已，絕對難說是對症下葯。因為在英國，1992年取消青少年特別法庭中司法人員佩戴假發的慣例後，似乎並沒有類似澳大利亞的惡果發生。2003年，英國又進行了一次是否取消假發的調查，發現多數資深法官和事務律師希望取消假發，而下級法官和出庭大律師則堅持傳統。更有68%的公眾希望法官---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中---佩戴假發，說明假發在英國民眾代表司法正義的符號作用仍然很強。

爭論歸爭論，假發看來不會很快地在英聯邦的法庭上消失。唐納德遜勛爵（Lord Donaldson）的一句話概括了這場爭論, 「既然假發至少過時一個世紀了，那也不用急著取消。」

正義需要通過儀式體現出來，正是通過這種鮮明而具體的符號意象和強烈的心理暗示，假發喚起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和對正義的希冀。然而，建構現代司法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沒有捷徑。以薩維尼為代表的德國歷史法學派認為人民自身在緩慢的促進法的成熟，法律除了認可這一歷史創造的成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角色。歷史法學派不再是主流，但法律現象中少不了歷史的積淀。中國律師袍可說是已經夭折了吧？至少在地方上，今年以來著律師袍出庭的現象可說是鳳毛麟角，這或許是必然的結果。當初的決定更多的是應景成分，沒有顧及到歷史、文化的因素。筆者以為，正是使英聯邦法律人頭頂上的假發揮之不去的那種力量，讓中國的律師袍迅速地離去，消失在歷史的隧道中。 我也是學法律專業的 大致就是這樣啦

⑨ 法官的家人子女有保鏢保護嗎

法官的家人子女，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保鏢保護。

⑩ 幫忙寫個論文中國法官制度的完善

1、監督。這里所討論的監督問題，指的是對於每一個法官個體也就是對人的監督的問題，因為歸屬在法官制度的范疇內，所以並不涉及包括審判監督、行政監督等其他意義上的監督問題。從監督主體來劃分，對法官的監督不外乎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兩種形式。在我國，外部監督一般是指人大的監督、檢察機關的監督、行政機關的監督和人民群眾與社會團體的監督，最主要的方式是黨內監督，除黨內監督之外的監督方式基本被虛化。黨內監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領導形式，實踐證明這是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但客觀的說，它並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葯，仍存在相當的局限性。同時作為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所承擔的監督職能和作用又一直得不到切實的貫徹，這樣就造成了法院平時沒人管，出了事情誰都管的局面。對於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的法院的監督是關乎依法治國方略成敗的頭等大事，豈能沒有一套完整的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切實可行的措施加以規范。還有內部監督，其實質是黨內監督系統在法院內部的派出機構，名為監督，很多卻流於形式，遠沒有切實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觀之，我國關於對法官的監督，意識上始終還停留在對一般黨員幹部的管理的層面，並沒有充分認識到作為被監督的法官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個群體整體素質的優劣直接影響我國法治建設的進程，對這個群體的監督的制度有效與否是我國司法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2、考評。如果說監督是針對法官的職業操守，目的是約束個人行為的話，那麼法官的考評則是針對法官的業績而言，目的是提高法官的審判業務水平，建立完善的業績評價標准體系。我國現行法官考評機制主要仍然是行政化的考評方式，對法官的考評套用公務員的考評標准，主要從「德、能、勤、績」四個方面進行評定。總體來說，「德、能、勤、績」目前真正能夠較客觀衡量的只有「績」，標准就是結案數和結案率。根據法社會學中的「撒夫爾定理」，訴訟發生系數與經濟發展指數是成正比的。你不能說一個經濟較發達地區案件數量很多的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成績就一定比另外一個經濟相對落後地區案件數量較少的法院的法官要好。結案率的標准雖然可以對提高審判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視由此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年底控制收案，虛報審結數字，違反法定程序突擊結案，這樣的情況在個別地區仍然存在。總體來說，當前的法官考評基本沒有擺脫群眾評議加領導拍板的模式，行政領導的個人好惡往往左右考評的結果，主觀性色彩過於濃厚，人際關系和利益糾葛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既不客觀，也不公正。

3、懲戒。懲戒是監督和考評的結果，監督和考評是懲戒的目的，懲戒與它們之間是密不可分的關系。雖然我國《法官法》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這部分的內容，但仍然缺乏必要的實質要件。不管是懲戒、監督還是考評，首先都必須有明確的實施主體，即一個固定的組織機構來進行。世界各主要法治發達國家，基本都遵循法官的懲戒處分不得由行政機關施行的原則，建立由法官或者由法官和其他人士組成的懲戒組織；建立司法式或准司法式的懲戒程序；側重保護被懲戒法官在程序中的各種權利，公平地聽取雙方證據和陳述等，大致有三種具體形式：一種是法院自己作為法官的懲戒機構，上一級法院負責審理下級法院的懲戒案件，像日本和德國以及美國的一些州，他們在最高法院內部都設有專門的機構，如德國的「紀律懲戒法庭」。一種是美國聯邦所採取的司法系統的管理機構（司法行政決策機構）行使法官懲戒權，其在各巡迴區上訴法院依法設立「司法委員會」，成員是地區法院法官和上訴法院的法官。還有一種就是法國的模式，由國家設立專門的司法委員會，兼管法官懲戒事務，組成人員由總統、司法部長、法官、檢察官等人員構成。可以看出，不論採取哪一種形式，都是由一個獨立於當事法院的機構來處理法官懲戒事務。在我國，現行法官懲戒制度是從我國黨政機關統一實行的「紀檢監察制度」基礎上照搬過來的，法院內部設立紀檢或監察機構，隸屬於政治部（處），其主要職能僅僅是負責對舉報揭發的違法違紀線索進行初步調查，並不具備懲戒的決定權。其他包括對象的區分、審理程序、證據規則、證明標准等諸多方面都沒有明確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