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法院判例
A. 求英語高手翻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一篇
有的話可以
B.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如何摧毀美國的 ebook
抄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直接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違憲審查訴訟。二種是經州法院或聯邦上訴法院終審後還是不服的情況下向聯邦最高法院要求違憲審查。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是美國聯邦司法系統中的中級上訴法院。聯邦上訴法院主要裁定來自於其聯邦司法管轄區內對於地方法院判決的上訴。成立於1982年。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又名巡迴上訴法院（Federal Circuit)，是美國聯邦司法系統中的中級上訴法院。聯邦上訴法院主要裁定來自於其聯邦司法管轄區內對於地方法院判決的上訴。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經常被看作為美國司法系統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法院之一。因其具有創建判例及聽取地區法院上訴的權責，所以上訴法院對於美國司法有著極大的影響。由於美國最高法院每年僅接受少於100個司法案件的上訴，因此大多數案件的終審判決均來自於美國上訴法院。
C.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中美國訴卡羅琳食品公司案
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非常重視法官的智慧和經驗在司法審判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專業訓練和適應自身角色的經驗使法官尤其具有智慧，而智慧意味著做出審慎的判斷。在我看來，這樣的智慧當然不只是一種知識，更不應該僅僅是那種來自書本的知識，而是那些以維護憲法為己任的法官們，在總結豐富的法治經驗的基礎上獲得的經驗和靈感。 你說到的一九三八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美國訴卡羅琳產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cts Company) 判決書的第四注腳（「第四注腳」應為「腳注四」——Footnote Four)， 就是英美法系法院判決書格式中必不可少的「注釋」，由於這個注釋不僅充分展示了主審此案的大法官斯通基於經驗的智慧,而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憲政的歷史，因而被譽為是「改變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腳注」。 該腳注的譯文（意譯）是：「當立法從表面看，受到了憲法的特別禁止，諸如為憲法前十項修正案所禁止的時侯，推斷其合憲性的范圍可能更為狹小。當這樣的立法也在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禁止之列時，它同樣也被認定是特別的禁止對象。現在沒有必要考慮那些限制政治進程的立法——這一進程通常被期望能夠取消令人討厭的法律,在第十四條修正案一般性禁止的情況下,是否要比其他絕大多數類型的立法受到更為嚴格的司法審查。我們也不必去探究同樣的考慮是否要納入到針對特定宗教的、或者涉及來源國籍的、或者種族上的少數族群制定法的審查；不必去探究歧視分散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是一種特殊情形，因為這些立法往往嚴重地削弱了那些通常用以保護少數的政治進程，因此它們可能相應地要求更為透徹的司法追究。」 因為該案涉及到了一項聯邦立法,它限制一種混合奶的跨州銷售，而卡羅琳公司認為這一法律剝奪了公司的商業自由權，違背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如果該案發生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在訴訟中美國聯邦政府必敗無疑。但在卡羅琳案的判決書中,最高法院的斯通大法官指出，判決與州際商業相關的案件時最高法院應該認可立法者制定規制商業活動的法律時所依賴的「知識和經驗」，如果不缺乏這樣的「理性基礎」，就不應該宣布這些立法違憲。這一表達的內在邏輯就是：既然法院的法官們高高在上，不受民意制約，與現實的社會經濟保持距離，因此他們不大可能比議會中的民意代表更多地了解社會經濟的現實運作，也就沒有資格指責各級立法缺乏「理性基礎」。所以結論自然是在對經濟或社會立法進行司法審查時，最高法院應當遵循司法克制的原則，應當尊重立法部門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判斷。這個判決之所以成為經典，完全是因為斯通在判決書上加了一個看似不起眼的腳注，因它是整個判決書中的第四個注釋，故名。不僅使這個判決成為法律智慧的經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激發出眾多的法學研究成果。這個注釋試圖說明,司法克制的假定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僵硬原則,它有三個例外情況。對這三個例外,司法非但不應當克制,恰恰相反,還需要更積極和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用通俗的語言來解釋斯通的注釋,那就是司法克制有以下三個例外:其一,明顯違反《權利法案》和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立法;其二,那些限制更多人參與政治進程的立法;其三,那些歧視弱勢群體、妨礙他們參與政治進程的立法。對這三類立法,最高法院要進行嚴格的司法審查。 「腳注四」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提出了對於不同類型的立法需要適用於不同程度的司法審查。具體說來,法院對國會的經濟調控(主要是州際商業)立法,遵從立法機構的判斷;對待非經濟立法,則應加以嚴格審查。這種區別對待立法的司法審查態度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美國憲政史上著名的「雙重標准(double standard)」原則。
D.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產生背景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除了聯邦政府擁有司法、立法、行政三權分立之機制外，州亦擁有獨立於聯邦而產生的司法、立法、行政機構。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訂立之前，美國只有13個州組成的「邦聯」，由於鬆散的邦聯制使得各州的貿易大戰甚至武裝沖突，數個州的代表召開了制憲會議，謀求訂立《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以改變緊張的局勢。正因為州不是因《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而產生，而是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訂立之前就已經合法地存在，所以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州憲法和法律，《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還規定，憲法沒有授權聯邦政府亦沒有禁止州和其人民行使的權利，由各州及其人民所保留。美國的州政府形象地說是一個「小國」，州政府不是聯邦政府的行政機構，談起美國的司法體系，可以說美國有51個司法體系（49個州和1個哥倫比亞特區各成體系，再加上聯邦法律體系）。因此美國的法院採取雙軌制，即聯邦法院與州法院同時存在且互不隸屬(除了因憲法第14條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而要求各州尊重的某些憲法權利外)，州有對非聯邦案件的終審權。但當涉及到《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訴訟時，當事人有權將案件一直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從一個開始不受人重視的小角色躍升為如今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可以說主要得益於以下因素：
1、美國三權分立的憲政框架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三條對國家的司法權進行了規定。雖然起初三權之中司法權處於較弱的地位，但開國先賢們始終堅持權力之間的制約和平衡，力圖通過三權之間的相互牽制使得各個部門安守本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這種特殊的分權體制內逐漸地樹立了自己的權威。
2、判例傳統
美國承繼了英國普通法的判例法思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大量判例的積淀，不斷刷新原有的憲政原則，在憲政結構各個層面不斷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使得美國憲法獲得了長久不衰的生命力，適應了新的社會現實發展的需要。每個判例都折射出美國特定歷史時期的重大主題、基本社會現實和主導的法律理論和法律思想。因此，美國憲法的發展史主要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史，聯邦最高法院是憲法的現行發言人，在程序所規定的界限和對憲法基本理念加以尊重的基礎上，聯邦最高法院成為進行冷靜再思考的場所。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聯邦最高法院一直在塑造著美國。
3、富有開拓精神的大法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建立之初，三權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如憲法的解釋權和司法審查權的歸屬並無定論，聯邦最高法院傑出的大法官們在案件審理中巧妙地將這些權力收入囊中，為聯邦最高法院日後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之後，在廢除種族隔離和保護人權上，以沃倫為首的大法官們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表現出了非凡的膽識和胸懷。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式頭銜都是用Justice（公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法官），可見其地位之崇高，美國人把他們看作是憲法所賦予的廣泛個人自由的監護者和解決全國性重大爭論的仲裁人，大法官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法律貴族和政治精英，他們總是站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審時度勢，用手中的法之金劍，指引美國憲法的行進方向，美國憲法中即使是最微小的進步與變革都深深地滲透著大法官們的縝密智慧與穿透現實、洞察未來的力量。
4、妥協的精神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間，以及國家與民眾之間，適應不同的社會背景，為各個時期社會重大問題的交鋒提供了公開的場合，以公開的方式將社會問題肢解、剖析；以判決的形式對各種利益做出價值判斷，並對利益之間的沖突做出權衡，弱化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的整體進步。
E.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機構責權
對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一州為訴訟一方的案件有初審權；對州最高法院或聯內邦上容訴法院審理的案件，有權就法律問題進行復審；有權頒發調審令，調審下級聯邦法院或法院審理的案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擁有司法審查權，審查聯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為是否違憲。不論是初審案件，還是復審案件，都是終審判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開庭時間為每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到翌年6月中旬。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各種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簡單多數票的表決方法來決定。1882年開始發行的官方匯編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匯編》，其中的判例對法庭有約束力，為審理同類案件的依據。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各種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簡單多數票的表決方法來決定。
美國憲法沒有直接提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否有司法審查權。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經通過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指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宣布某個法律違憲而不被採用。
F. 尋找經典的美國聯邦法院判例
1946年，克里斯蒂。威特羅和里伯瑞。普格里茲合夥共同出資在紐約成立了一家小的建築公司。隨著公司規模的不斷擴大，聘用盧索當會計，還任命他為執行副總裁。幾年後，他們又雇了曾在畢觀威事務所工作過的兩個人擔任會計和財務主任。1955年威特羅和普格里茲將他們所有的生意合並，成立了巴克雷斯建築公司。4年後，公司以每股3美元的價格，公開上市發行了56萬股普通股，不久，巴克雷斯公司的股票就列入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名單之中。
巴克雷斯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承建保齡球道。自1952年美國有了自動裝瓶機後，保齡球作為一種娛樂性的體育活動受到極力推崇，保齡球道的需求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巴克雷斯公司在1960年時已是美國每三大保齡球道建造商。據報道，1956年巴克雷斯公司的總銷售額為80萬美元；4年後，公司總收超過900萬元，凈收益約75萬美元。在1961年初發行的《華爾街雜志》中，該公司財務主管預測當年的總銷售額將達到1500萬美元，實現利潤120萬美元。
巴克雷斯公司大多是為一些小的辛迪加投資者修建保齡球道。在簽約建築合同時，這些辛迪加投資者必須向巴克雷斯公司預付一小部分訂金和簽發一張分期付款的匯票，隨著保齡球道施工的進棄，在幾年內將余額會清。1960年巴克雷斯公司開始與某財務公司進行銷售回租交易。在交易中，巴克雷斯公司將修建的球道賣給該財務公司，該財務公司再將球道回租給巴克雷斯公司的子公司，由其子公司來經營球道。巴克雷斯公司對上述兩類交易沒有考慮任何理財技巧，在沒有收到任何一筆大額付款之前，就在建造費用上投入了大筆現金。結果，巴克雷斯公司不得不為建築項目不斷地尋找外部融資。1961年5月為了解決迫切急需的營運資金，公司向證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證券會」）遞交了S—1有價證券申請上市登記表，要求發行總金額為174萬美元，期限為15年，利率為5.5%的長期債券。
60年代初，人們對新型保齡球道發生了興趣，導致舊型球道市場一落千丈。這突如其來的市場變化和大量的外借資金，使巴克雷斯公司在1962年陷入了財務危機。許多簽約者開始拖欠到期的應付款項，巴克雷斯公司不得不自行承擔已建好的球道的運行費用，這就更加劇了巴克雷斯公司資金周轉的困難。1962年末，由於還不起外部債券的利息，巴克雷斯公司只好按照聯邦破產法的規定宣布破產。破產後，購買該公司1961年公開發行債券的人們集體上訴，巴克雷斯公司、證券經紀商、以及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畢馬威事務所）均成為被告。這個案件之所以著名是因為以下原因：首先，該案件是自1933年證券法頒布以來第一個大案，它牽涉到在證券法首次對新證券發行作了法律規定以後，該如何處理與此有關的法律糾紛問題。其次，對審計職業界來說，這個案例也很重要，因為它是1933年證券法頒布以來，第一個強調審計人員法律責任范圍和性質的案件。尤為重要的是，該案例將成為聯邦法院依據1933年證券法履行了應盡的職責。
在巴無雷斯公司的上訴案中，主審法官集中討論了三個問題：
1、巴克雷斯公司在申請發行利率為5.5%，期限為15年的債券時，所遞交的S—1表中是否包含錯誤的披露。
2、如果表中有錯誤的披露，這些錯誤是否「重大」。
3、在核實表中的內容有無重大錯誤時，審計人員是否履行了應盡的謹慎責任。
聯邦法官司麥克林寫下了對巴克雷斯公司一案的意見，並從會計和審計的角度闡述了對這三個問題的理解。為此，許多審計職業觀察者認為，只有通過對照證券法，對注冊會計師進行聽證，才能對巴克雷斯公司問題材作出公正的處理意見。
問題1：巴克雷斯公司S—1有價證券上市申請表中是否有錯誤的披露。
巴克雷斯公司1958到1960年的財務報表都是由畢觀威事務所審計的。為了發行債券，S—1表中包含了如下審計內容，即1961年第一季度的財務報表和畢觀威事務所對該委度財務報表的復核。在評價畢馬威事務所在此案件中的表現時，麥克林法官將主要問題集中在事務所對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的報表審計上。法官認為，很明顯，潛在的投資者在閱讀S—1表時，要注意1960年的財務報表，而不是未經審計的1961年每一季度報表，或是1958年和1959年的報表。
巴克雷斯公司案中的原告宣稱，公司用保齡球道完工程度來計算收益是不恰當的。這種計算方法只能用於建築項目的成本，而不能說明項目的收益。因為這些項目的最終收益是不確定的。對這一觀點，麥克林法官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裁定：在這種情況下用完工百分比方法，作為一種會計處理是適當的。但他也指出，1960年12月31日會計記錄所估計的在建工程中，兩項工程的完工程度過於樂觀了，因此，報表上會計年度期末收入也高估了。
下面表1中列示了麥克林法官裁定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財務報表中主要錯誤事項。
所列收入的虛增部分是來自於銷售回租交易，即「天堂之道」的建築項目。當時，會計准則中允許將會計期間的銷售回租交易的總收益計入當期收入，但麥克林法官司卻裁定，這種會計處理方式即使符合公認會計准則，但在此也不允許。他指出：「天堂之道」的交易實質上只是巴克雷斯公司通過融資方式來完成項目的一種「技巧」手段，而不能成為企業的真正銷售。1960年利潤表中收入的高估，也導致了公司當前凈收益和每股收益的誇大。表1中這兩項的高估數額是麥克林法官根據1960年末財務報表中主要流動比率的錯誤所造成的影響，成為巴克雷斯公司破產前資金周圍困難的焦點。麥克林法官司尤為關注的是，1960年12月底，巴克雷斯公司從它的非合並子公司中轉入的14.5萬美元現金。公司對這次轉移現金交易作了規定，即1961年1月16日，巴克雷斯公司必須再將這筆現金還給這家子公司。很明顯，這筆交易是由盧索特意安排的。麥克林法官作了如下批註：無論如何，這樣處理如此多的現金（14.5萬美元），而且沒有任何暫時存款的特殊說明，屬於誤導信息。此事件的發現很重要，因為它揭露了巴克雷斯公司蓄意遮掩經營情況的事實，並說明了巴克雷斯公司高級官員的可信度及其它方面所作的供詞值得懷疑。
麥克林法官除了裁定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12月31日報表上現金余額的誇大外，還得出其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也誇大了的結論。法官認為，1960年末，公司應對明顯收不回來的應收賬款計提5萬美元的壞賬准備，並且有一筆應收賬款屬於其子公司，不應列在資產負債表上，因為這屬於關聯企業行為。對於應收票據公司經常用客戶所簽匯票向財務公司貼現，財務公司留下一定比例的金額作為抵押，以防部分匯票不能按時兌現。只有當一張匯票全額兌現後，抵押部分才匯給巴克雷斯公司。巴克雷斯公司為了使公布的財務報表顯示良好的資金周轉情況，將財務公司留作抵押的金額也列入流動資產項目中是誤導行為。其理由是：1）由於一些客戶經常拖欠票據的支付，有一定比例的抵押永遠不會匯回巴克雷斯公司。2）匯款往往是發生在匯票貼現幾年之後。麥克林法官指出：最後一個實質性的錯誤是關於年巴克雷斯公司財務報表上的或有負債項目低估問題。公司大量的或有負債是向財務公司貼現應收票據所引起的。法官裁定巴克雷斯公司估計或有負債數額不當，造成如表1所列示低估問題。在1960年財務報表中，此項低估金額約為37.5萬美元。
問題2：巴克雷斯公司S—1有價證券上市申請表中的錯誤披露是否屬於「重大」？
麥克林法官審核S—1表時提出的第二個主要問題是：財務報表的錯誤披露是否重大。根據1933年證券法規定，被千被判是否負民事責任的最先決條件就是看其是否存在重大的錯誤披露。證券會對重大性的定義如下：當「重大性」用於任何信息披露要求時其限定范圍是，披露的內容使一秀謹慎的投資者在購習上市登記證券時，能得到合理的信息，否則就屬「重大」。對報表中高估的銷售額、營業凈收入、每股收益等指標「是否會阻止一般謹慎投資者購買」公司1961年發售的債券時，法官裁定：每項錯誤的嚴懲性均不足以打消一個謹慎投資者購買債券的念頭。因為，債券本身就被認為是一種「投機」證券，所以，未來投資者不會因為1960年財務報表上的銷售和收益數據上「相當小的錯誤」而撤回投資。
法官裁定，報表上的或有負債低估37.5萬美元也不屬於重大數額。他指出，巴克雷斯公司當時的總資產為6101085美元，與總資產相比，無論是報表附註上已披露的，還是實際確實存在的或有負債，對未來投資者來說，總資產額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數額。」據他分析：「如果投資者看到巴克雷斯公司報表附註中的說明，也許很樂意買其債券，如果再告訴他們或有負債實際比報表附註中高出37.5萬美元，我懷疑他們中否會立即因此而不買債券。」因此，他認為，這一錯誤表述不具有重大性。然而，麥克林法官裁定報表中流動資產和由此計算出的流動比率的主估屬於重大性錯誤。從表1中所列示百分比來看，被裁定為重大錯誤的「流動比率」與裁定為非重大錯誤的「第股收益」的高估相差甚小。然而，法官的理由是：與公司股東相比，債券持有人或未來投資者對公司資金流動狀況高估的關心更甚於對公司收益的高估，尤其對曾發生過資金流動困難和將面臨嚴懲營運資金短缺的公司更是如此。
問題3：畢馬威事務所在復核S—1表時，是否盡到應有的謹慎責任。在巴克雷斯公司案中，畢馬威事務所的主要辯詞是：他們已盡到應有的謹慎責任。
在1933年證券法中，對謹慎責任作了如下定義：在合理的調查分析之後，有適當的理由想念並真實地確認當時報表所陳述的內容均已屬實，沒有遺漏任何重大事實，不對報表使用者造成誤導，並對此進行所有的必要說明。根據此定義，比馬威事務所如要對此進行辯護，就必須提供證據說明其審計人員對S—1表進行了「合理地調查」，並由此得出就重大性原則來說表中所陳述的內容是正確的。麥克林法官審核了畢馬威事務所的工作底稿，這些底稿記錄了該事務所為了復核S—1表，對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度的財務報表審計程序和1961年每一季度財務報表的復核程序。這項審計和復核工作主要是由年輕的高級審計員貝拉第進行的。麥克林法官認為：選貝拉第作為巴克雷斯公司的高級審計員，從事相當復雜的審計業務的決策值得商榷。因為當時他還不是注冊會計師，南昌且他以前對保齡球行業沒有任何經驗，只不過最近剛提為高級審計員而已。尤為關注的是「天堂之道」建造項目的銷售回租交易審計程序。在仔細審查畢馬威事務所的工作底稿後，法官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貝拉第從來就沒有將這筆交易當作一項重要的關聯公司交易進行審計。令人注意的是，承擔巴克雷斯公司審計的經理在審計之前很明顯的已經發現這一事實，他在貝拉第的工作底稿中作了如下批註：「在與泰德。克切爾（巴爾雷斯公司的財務主任）60分鍾的面談這後，他透露出巴克雷斯公司正將一球道租給其子公司，這一業務的收入來自關聯企業，應從巴克雷斯公司的收益中扣除。」對上述批註，貝拉第在工作底稿上加上如下注釋：「關聯企業將所胡權轉給了別人。」法官發現，這一注釋有些模糊，但可以說明貝拉第相信這部分資產已賣給了外部第三者。如果是這樣的活，法官認為貝拉第應完成一定程序來證實這一銷售是否屬實，但很顯然他卻沒有這樣做。
麥克林法官裁定，對貝拉第沒有發現巴克雷斯公司從其非合並公司轉入，並在年初再轉出的約14.5萬美元不負有責任。法官指出，盧索沒有通知貝拉第或畢馬威事務所的其他審計人員這一情況，「要求貝拉第查出巴克雷斯公司在滑有任何異常現象的條件下所進行的舞弊行為，是不合理的」。關於對屬於財務公司的抵押部分，且被列入巴克雷斯公司財務報表的流動資產的處理，法官認為：貝拉每應該可以確定大部分抵押在一年內是收不回來的，不能將它列入流動資產。法官對作為高級審計員貝拉第最為嚴厲的指責是他在1961年春所做的S—1表的復核。就巴克雷斯公司案中對S—1表的復核。就巴克雷斯公司案中對S—1表的復核有如下法律定義：
對公司報表的期後事項復核的目的（指S—1表的復核作為上市登記聲明的參考）是確定公司的財務狀況是否有重大變更，是否有重大事項需要披露的，以防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對公眾進行誤導。
畢馬威事務所要求審計人員應遵循的部分審計程序。法官指出：貝拉第所用的程序民公認審計准則一致，但他沒有完滿地完成這些審計程序。他只用了二天多的時間來復核S—1表，總共20.5個小時。對於1961年發生的事項他沒有發現任何錯誤和遺漏，而我前面所述的那些錯誤事項都是重大的，他所得到的答案都是來自於公司管理層，而沒有親自去證實這些答案是否屬實。所以，他的S—1表復核沒有任何價值。
在麥克林法官通篇研究巴克雷斯公司的審計工作底稿後，他裁定畢觀威事務所不能證明其已盡了應有的謹慎責任。他對案件中的其他主要被衙也提出了相同結論。與皮同時，法案還指出，注冊會計師在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中，使用了「財務報表真實地反映其財務狀況」一詞，因此，當財務報表沒有過達到這一要求時，注冊會計師應對其承諾負責。在法庭要求提交對被千的審判結果前，一個和解方案使巴克雷斯公司案的各有關方達成共識。然而，各方在和解交易中應該付出的或應該得到些什麼，那是永遠不會公開的。
二、該案例對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啟示與教訓
在證券市場上，當證券持有者受到信息誤導而受到經濟損失時，其首先想到的就是起訴注冊會計師並要求其賠償損失。因為，他們認為，注冊會計師既然審核了財務報表，就應保證財務報表萬無一失，而不應該存在任何誤導的會計信息，這就是社會公眾對注冊會計師的期望。但在現實中，由於成本——效益原則的限制，以及審計手段的限制，注冊會計師無法保證經過審核的財務報表中不出現任何差錯，這就是社會期望與注冊會計師能力的差距。從目前來看，這一差距是無法消除的。因此，為了保護注冊會計師不去承受超過去時其能力的責任，往往通過一定的程序來凌晨斷注冊會計師是否要對誤導的信息負責。而這一程序，就是該案例中麥克林法官提出的三個問題。這對我們今後如何界定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另外，該案例子中的其他問題也對我們進一步認識注冊會計師的作用提供了參考。我們可從上述雜例中汲取以下幾個經驗教訓：
1、注冊會計師在審核財務報表前，應該充分考慮財務報表使用者的范圍。在上述案例中，經事務所審核過的巴克雷斯公司財務報表與S—1復核表雖然是提交給證券會的，但實質上是針對購買上市債券的投資者的。因此，注冊會計師應將審計重點放在債券投資者最為關心的各種流動比率上，而不是一般常規審計程序上。因為，在該項審計中，債券購買者是預計的報表使用者，也就是通常所稱的預計第三者。根據美國的法律，審計人員如果在審計中無意地兒了普通過失，要對預計的第三者負法律責任。同樣，我國現在也已開始了注冊會計師對預計第三者負責的法律問題的關注。在我國《注冊會計師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中，已明確了注冊會計師要對委託人與利害關系人負法律責任，而這里所謂的利害關系人，就是預計第三者。因此，在審計過程中，關注預計第三者的利益，應該成為我們注冊會計師在今後審計中特別予以重視的問題。
2、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已於1996年12月6日頒布了《獨立審計具體准則第10號——審計重要性》的公告，並要求在1997年12月1日起執行。但許多注冊會計師認為，該項准則過於理論化，在實踐事比較難以貫徹。但在上述案例中我們看到，這一準則是具有相當現實意義。注冊會計師所執行的只能是抽樣審計，其結論只能是在一定把握的基礎上。如何確認注冊會計師是否盡到了責任？就只能以重大性作為標准。在上述案例子中，法官判定馬克思雷斯公司財務報表中是否存在重大錯誤信息，是比較客觀的，他既沒有將巴克雷斯公司在現金問題材上的舞弊責任（通過關聯公司借用現金14.5萬元，以掩蓋其現金短缺現象）歸咎於注冊會計師，也滲將或有負債及完工計算程度所出現的偏差問題，要注冊會計師承擔責任，而是將資產流動比率來作為重大問題予以考慮，這就完全站在報表使用者的角度，來考慮什麼是重大性問題。這對我們今後如何理解重大性標准，是大有裨益的。
3、對於審計報告，過支注冊會計師行業比較多地是站在專業的角度來理解的。所以在審計報告中的措詞方面，就往往不太考慮法律上的嚴謹性，採用一些易於被人鑽法律空子的詞彙，如「真實」、「客觀」、「准確」等這些過於自信的詞彙。因此，一量發生法律糾紛，這些詞彙就成為注冊會計師抗辯中的絆腳石。在上述案件發生後，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立即了召開會議，榫了審計報告中的不足，修改了標准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格式，刪除了一些可能引起人們誤解的詞彙，如「真實」、「准確」等，改用一些比較中性、有一定幅度的詞彙，如「公允」、「重大」等詞彙，這樣，一旦發生法律糾紛，注冊會計師就有較大的周旋餘地。事實證明，在今後的實踐中，這一個修改起到了良好的保護作用。但反觀我國一些專業審計或業務報告，仍然在使用一些令人誤解的詞彙，如在驗資報告中還在使用「真實」、「合法」等這些比較肯定的詞彙，這就給今後的法律糾紛埋下了隱患。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用一些比較中性的詞彙來代替這些可能會引起誤解的詞。這樣，既不會防礙報告的使用，又不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何樂而不為呢？難道一定要到我們與上述案例一樣受到損失後，再來重新榫我們的專業報告嗎？這是我們從該案例中應該汲取的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訓。
G. 美國最高法院的權利包括
美國最高法院的權利包括：
對州最高法院或聯邦上訴法院審理的案件，有權就內法律問題進容行復審；有權頒發調審令，調審下級聯邦法院或法院審理的案件。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擁有司法審查權，審查聯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為是否違憲。不論是初審案件，還是復審案件，都是終審判決。
(7)美國聯邦法院判例擴展閱讀：
自羅斯福新政後，總統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名本黨的大法官，已經成為美國「活憲法」的現代機制，正是通過司法任命，最高法院才可以同全國性的政治過程保持著溝通。
美國憲法才能夠在文本不變的前提下不失其與時俱進的生命力。但如果在黨爭激烈時，某個關鍵的大法官席位發生空缺，新任命可能改變最高法院的力量均勢。
這時的司法任命就承擔了此機制理論上無法承受的重負，極易發生病變。斯卡利亞的身後之事就是最好的例證。也正因此，波斯納認為，美國最高法院不僅是一家政治的法院，而且還蛻變為一家政治化了的法院。
H. 美國最高法院的簡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最高審級和最高審判機關，是唯一由憲法規定的聯邦法院。1790年根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成立，設於首都華盛頓。最初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5人組成，1869年根據國會法令規定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8人組成，9位大法官中，有1位是美國首席大法官，其產生過程與另外8位大法官一樣。法官均由美國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只要忠於職守，可終身任職，非經國會彈劾不得免職。但年滿70歲、任職滿10年或年滿65歲、任職滿15年者，可自動提出退休，另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薪水不能被裁減。美國憲法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對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一州為訴訟一方的案件有初審權；對州最高法院或聯邦上訴法院審理的案件，有權就法律問題進行復審；有權頒發調審令，調審下級聯邦法院或法院審理的案件。聯邦最高法院還擁有司法審查權，審查聯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為是否違憲。不論是初審案件，還是復審案件，都是終審判決。聯邦最高法院開庭時間為每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到翌年6月中旬 。判決以法官投票的簡單多數為准，判決書寫下各方意見。1882年開始發行官方匯編的《美國最高法院判例匯編》，其中的判例對法庭有約束力，為審理同類案件的依據。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各種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簡單多數票的表決方法來決定。
美國憲法沒有直接提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否有司法審查權。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經通過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指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宣布某個法律違憲而不被採用。
I. 如何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直接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違憲版審查訴訟。二種是經州法院權或聯邦上訴法院終審後還是不服的情況下向聯邦最高法院要求違憲審查。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是美國聯邦司法系統中的中級上訴法院。聯邦上訴法院主要裁定來自於其聯邦司法管轄區內對於地方法院判決的上訴。成立於1982年。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又名巡迴上訴法院（Federal Circuit)，是美國聯邦司法系統中的中級上訴法院。聯邦上訴法院主要裁定來自於其聯邦司法管轄區內對於地方法院判決的上訴。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經常被看作為美國司法系統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法院之一。因其具有創建判例及聽取地區法院上訴的權責，所以上訴法院對於美國司法有著極大的影響。由於美國最高法院每年僅接受少於100個司法案件的上訴，因此大多數案件的終審判決均來自於美國上訴法院。
J. 有誰知道有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司法判決書方面的書
美國的憲政歷程（20） (2008-04-11 09:51:21)
標簽：雜談
資料：美國的憲政歷程（20）
－－不厭其煩的告誡與刑事被告的權利：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
196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Arizona）一案的判決，是20世紀美國憲政史上最重要、最具爭議性的司法判決之一。隨著好萊塢（Hollywood）電影在世界各國的流行，因米蘭達案而名噪一時的「米蘭達告誡」（Miranda warnings，中文又譯「米蘭達警告」）不但在美國社會家喻戶曉，而且已成為風行全球的美國通俗文化的一部份。
一、不厭其煩的美國警官
看過美國電視連續劇《神探亨特》的觀眾可能會納悶：這位亨特警官真是不嫌累得慌，每次歷盡千難萬險擒獲犯罪嫌犯後，不但不向嫌犯交待一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攻心政策，反而不厭其煩地告訴嫌犯「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而且將會在法庭上作為指控你的不利證據；審問之前你有權與律師談話，得到律師的幫助和建議；你有權請律師在你受審問時在場；如果你希望聘請律師但卻雇不起，法庭將為你指定一位律師」。
對於很多觀眾來說，亨特警官這段台詞實在令人費解：落入法網的犯罪嫌犯竟然還有權一聲不吱、拒絕回答警察的審問，這嫌犯豈不是白抓了嗎？然而，在真實生活中如果亨特警官嫌累得慌，沒對被抓獲的嫌犯哆嗦這段台詞，那麼這嫌犯很可能真就是白抓了。
電視劇中亨特警官的這段台詞並非編劇或導演的憑空編造，而是與美國憲法第5和第6修正案所規定的刑事程序有直接關系。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無論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根據這一條款，甭管是在警察局、法庭還是在國會聽證會上，任何人都有權保持沉默、拒絕提供可能被用來控告自己的證據。憲法第6條修正案則規定：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受審時有權請律師幫助為其辯護。
可能有人會問：有沒有搞錯？既然有權保持沉默，那為啥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小姐和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都招了呢？
是這么回事：根據美國法律，政府或國會為了換取一個被告全盤供出其本人或其他案犯罪行的真相，有時會與被告作一些有限的交易，控方可以保證不用被告的供詞對其本人進行起訴。在柯林頓「拉鏈門」一案中，為了得到案情真相，用萊溫斯基的口供去起訴柯林頓，特別檢察官就給了萊溫斯基這種豁免權。面對萊溫斯基的供詞和裙子上的污點，柯林頓採用了鑽法律牛角尖和玩弄法律名詞游戲的損招兒，主動招出他與萊溫斯基之間有「不適當關系」，但沒有發生嚴格法律定義上的「性關系」，以此逃避向聯邦大陪審團作偽證的嚴重法律後果。
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詞屬於在不知道自己憲法權利的情況下被迫自證其罪，那麼這種供詞在法庭上是不能作為犯罪證據引用的。這一規定源於1966年美國最高法院對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作出的裁決。
二、米蘭達案與「米蘭達告誡」
1963年，一個23歲名叫恩納斯托·米蘭達（Ernesto Miranda）的無業青年因涉嫌強奸和綁架婦女在亞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隨即對他進行了審訊。在審訊前警官沒有告訴米蘭達有權保持沉默、有權不自證其罪。米蘭達文化不高，這輩子也從沒聽說過世界上還有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這么個玩藝兒。經過兩小時的審訊，米蘭達全招了，並且在供詞上簽了字。亞利桑那州地方法院開庭審理米蘭達案時，檢察官向法庭和陪審團出示了米蘭達簽字的供詞，作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之一。
米蘭達既無職業又無收入，屬於一貧如洗的貧困階層，根本雇不起辯護律師。但是，根據最高法院1963年著名的吉迪恩訴溫賴特案（Gideon v.Wainwright，1963）的判例，州法院有義務為被控刑事重罪的貧窮被告免費提供律師。於是，主審法官指定了一位名叫莫爾（Alvin Moore）的公共辯護律師為米蘭達辯護。
這位莫爾律師當時已73歲高齡，而且缺乏刑事案辯護的經驗。在出庭辯護時，他聲稱，根據憲法第6條修正案的條款以及最高法院關於窮人律師權的判例，嫌犯被捕後警方就應立即為其提供律師，但涉案警官卻違反規定，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審訊米蘭達，因此，米蘭達的供詞屬於被迫自證其罪，違反了憲法第5條修正案，這種供詞是無效的。
嚴格地說，莫爾律師的辯護詞是缺乏法律根據的，因為最高法院只是泛泛地規定各州法院應為被控重罪的貧窮被告提供律師，並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細節。究竟是在嫌犯被捕後就應立即為其提供律師？還是當警方審訊時應為其提供律師？或是在法院開庭時才為嫌犯提供律師？對於這些操作性細節，最高法院在判例中並無詳細規定。於是，檢方反過來抓住莫爾律師胡亂解釋最高法院判例的漏洞，論證警方並未違規，米蘭達的供詞屬於合法證據。
庭辯結束後，陪審團判決米蘭達有罪，法官判處米蘭達20年至30年有期徒刑。米蘭達和莫爾律師不服判決，在兩位著名刑事律師幫助下終於將此案逐級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1966年，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一票之差裁決地方法院的審判無效。最高法院的理由是：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自證其罪）不僅適用於正式法庭審判，而且同樣適用於法庭以外的任何程序和場合。由於涉案警官在審訊米蘭達之前沒有預先告訴他應享有的憲法權力，所以米蘭達的供詞屬於「非自願供詞」，這種供詞在法院審判時一概無效。最高法院強調：警方強制性的關押和審訊環境對犯罪嫌犯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為了防止出現刑訊逼供或恐嚇成招，司法程序應當從一開始就對嫌犯的憲法權利予以有效保障。
實際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聯邦司法部下屬的聯邦調查局（FBI）就已開始施行類似「米蘭達告誡」的規則。1964年，針對各州和地方警務人員罔顧程序、濫用權力現象遠比聯邦調查局為甚的嚴重問題，最高法院在馬洛伊訴霍根案（Malloy v.Hogan，1964）的判決中宣布，憲法第5條修正案關於「不自證其罪」的條款屬於憲法第14修正案中各州應遵循的「正當法律程序」的一部份，嫌犯的「非自願供詞」在州法院審判時一概無效。
但是，究竟什麼樣的供詞屬於「非自願供詞」？各州警方應如何在日常執法過程中防止出現「非自願供詞」？對於這些細節，最高法院未予詳細說明和具體解釋。這樣一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全美各州警務人員仍然各行其是，玩弄各種花招和借口繼續侵犯公民「不自證其罪」的憲法權利。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多數派決定，借米蘭達案判決之機正式建立一個統一明確、聯邦和各州警務人員都必須嚴格遵守的聯邦法規，程序性地保護所有犯罪嫌犯的沉默權。
在美國憲政史上，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裁決一般都是大而化之的原則性規定。可是，在米蘭達案中，由首席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1953—1969任職）親自執筆撰寫的法院判決書卻一反常規。像耐心的老爺爺教悔調皮搗蛋、屢教不改的小頑童一樣，沃倫法官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向全美警務和執法官員詳細而具體地規定了在審訊犯罪嫌犯時所必須嚴格遵守的操作性程序和細則。沃倫法官提出：實施逮捕和審訊嫌犯時，警方應及時宣讀下列提醒和告誡事項：第一，告訴嫌犯有權保持沉默；第二，告訴嫌犯，他們的供詞將會用來起訴和審判他們；第三，告訴嫌犯，在受審時有請律師在場的權利；第四，告訴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師，法庭將免費為其指派一位律師。這些源自憲法第5和第6條修正案的規定後來被統稱為「米蘭達告誡」。亨特警官在電視連續劇中那段一再重復、令人費解的台詞即是源於最高法院的此項規則。
參與審理米蘭達案的福塔斯大法官（Abe Fortas，1965—1969任職）後來回憶說：「米蘭達裁決完全是沃倫的決定。」在分析和討論案情時，沃倫法官根據自己長期擔任基層檢察官的經歷，耐心地說服其他幾位大法官同意他的觀點。他堅持認為，只有施行「米蘭達告誡」，才能有效地約束和限制警方權力，防止警察對嫌犯進行刑訊逼供和精神恐嚇，有效地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憲法權利。在判決書中，沃倫法官特意引用很多警方執法犯法的具體事例，詳細地說明和解釋施行「米蘭達告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即使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中，這一越俎代庖、驚世駭俗的聯邦法規也引起了很大爭議。持反對意見的哈蘭大法官（John M.Harlan，1955—1971任職）認為：「人人皆知，如果沒有嫌犯口供，有些案件很可能永遠無法破案。數量眾多的專家作證表明，警方提審案犯，獲取口供，對於控制犯罪非常重要。」「鑒於犯罪行為的社會代價極大，這種新規則只配稱之為一種危險的實驗。」少數派的懷特大法官（Byron R.White，1962—1993任職）宣讀異議時情緒頗為激烈地表示：「最高法院的新規則將把殺人犯、強奸犯和其它罪犯送回大街，送回產生犯罪的環境之中，讓罪犯在興高采烈之時重復罪行。」
在20世紀美國憲政史上，沃倫大法官無疑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最高法院大法官人人身懷絕技，個個身手不凡，他們有的是出類拔萃的法學家，有的是名震四方的大律師，有的是譽滿全美的聯邦巡迴法院法官。但是，正如一些人批評的那樣，有些大法官幾十年來或身處高高在上的法律殿堂，或埋頭於艱深奇奧的法理象牙塔，常常不食人間煙火。而沃倫法官的經歷則極為特殊，他實際上只是一個「行政幹部」出身的「外行」。（沃倫擔任首席大法官之初，當最高法院召開例行院務會議討論案件審理的具體問題時，他讓資歷最深的布萊克大法官主持會議，自己只是坐在一邊「旁聽」。一個月後，沃倫法官才開始親自主持院務會議。）然而，幾十年來擔任基層地區檢察官、州司法部長和州長的獨特經歷，使沃倫對各級政府檢察部門和警方內部的黑暗、腐敗和犯罪的內幕洞若觀火、深惡痛絕，對下層百姓的疾苦知之甚詳、深感同情。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後，他主持做出了一系列震撼全美的重大司法判決，嚴格地限制警方權力，加強對社會弱勢群體權利的憲法保護，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和「權利革命」產生了極大影響。
在其名著《普通法》一書中，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1902—1932任職)精闢地指出：「法律的生命從來就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所謂經驗，顯然包括法律、政治、歷史、社會和法官個人的經驗。一般而言，司法判決並不是一個運用邏輯和法理辨明大是大非、尋求永恆真理和絕對正義的思辨和推理過程，只能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在不同的利益和價值沖突之間尋求一種動態性平衡，很難做到面面俱到，皆大歡喜。實際上，在錯綜復雜的人類社會中，任何司法裁決都不可能滿足單一的利益和價值追求——如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等，只能是一種多元利益和多元價值觀的綜合平衡。
三、大法官是不是有毛病？
沃倫大法官積極推動的民權運動和「權利革命」，幾十年來在美國社會中一直毀譽參半。很多人抱怨說最高法院為犯罪嫌犯提供了過份的保護。美國法律給人們的普遍印象是：罪犯的人權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權更重要，保護壞人好像比保護好人還要優先，針對警方的清規戒律好像比打擊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規還要多，而美國律師則精於顛倒黑白和鑽法律漏洞，再加上美國獨有的陪審團制度，使美國法院的司法判決常常淪為全世界的笑柄。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社會犯罪問題的日益嚴重，絕大多數美國人希望政府亂世用重典，加大執法力度，從重從快打擊暴力犯罪。可是，美國最高法院對民眾的呼聲卻好像視而不見，置若罔聞，不但不順從民意，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待犯罪嫌犯簡直就是「愛你沒商量」。1961年，最高法院在邁普訴俄亥俄州（Mapp v.Ohio，1961）案中裁定：警方非法搜查取得的證據在州法院的審判中一概無效。1972年，最高法院在阿傑辛格訴漢姆林（Argersinger v.Hamlin，1972）案中裁定：法院也應為被控刑事輕罪的貧窮被告免費提供辯護律師。人們禁不住犯尋思，最高法院里的大法官們是不是都有點兒毛病啊？
美國最高法院有幾位開明派大法官的確有「毛病」，而且病根兒淵遠流長。在美國歷史和文化的深處，深藏著對官府的極度不信任、對警察濫用權力的極度恐懼和對司法腐敗的高度警覺。熟悉歷史的人知道，美國人的祖輩當年在歐洲大陸飽受專制暴政之苦，不得不離家出走，漂洋過海，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來到新大陸。當他們踏上北美大地之時並沒有發現遍地黃金，生活甚至可以說是極度艱辛，但他們確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自由，多數人通過奮斗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正因如此，他們再也無法忍受任何騎在小民百姓頭上橫行霸道的專制政府，為了保護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操起傢伙事兒就跟英王的軍隊開打。
美國的天下是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但是，美國的長治久安卻是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和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用腦袋瓜思考出來的。托馬斯·傑弗遜當年主持起草了影響深遠的《獨立宣言》，詹姆斯·麥迪遜則被譽為「美國憲法之父」。
什麼是憲法？用句通俗的話來解釋，憲法就是管政府的法。為什麼要管政府呢？因為政府里的官兒和警察都有權，而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絕對使人腐敗。說白了吧，因為手握大權，所以政府里的各級官員有可能全都是潛在的壞蛋和腐敗分子，是潛在的「有組織犯罪集團」。所以，法律要管的首先應當是政府里的官兒和警察，其次才是社會上的犯罪分子。所謂加強法治，首先應當是從制度上約束和限制政府官員的權力，是從制度上防止統治者和執法者無法無天、胡作非為。如果統治者和執法者循規蹈矩，遵紀守法，司法者秉公判案，一視同仁，那麼防止被統治者造反鬧事則易如反掌。
人類歷史已經證明，官府和警察干壞事或者「好心干壞事」的本事絕對要比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大得多。納粹德國當年沒費啥勁兒就屠殺了6百萬猶太人；中國大陸從1957年反右擴大化到文革十年動亂，陷入如山的冤、假、錯案和政治迫害之中的民眾一不留神就達數千萬之多，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也遭受了空前可怕的破壞。
想當年，為了從制度上解決問題，1789年生效的美國憲法規定了很多約束政府的基本原則，諸如天賦人權、限權政府、主權在民、三權分立與制衡、法治而非人治、文官控制軍隊等。但是，從可操作性的角度看，這些原則很多都是虛的。比如，如果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和新聞監督，三權分立與制衡實際上仍然很難防止官官相護、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多黨競爭、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仍然有可能蛻變為多黨勾結、三權合謀的黑暗王朝。天賦人權、限權政府等立憲原則可以在小資沙龍里吹得天花亂墜，唾沫星子亂濺，可是，如果執政黨中的貪官污吏與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暗中勾結，大搞司法腐敗，任意編造罪名，把在野黨的頭頭腦腦和控告官府的小民百姓打入黑牢，刑訊逼供，秘密審判，殘酷迫害，你是一點兒轍也沒有的。一句話，如果沒有對公民自由和權利的具體而有效的保障，憲法中的高調和好詞兒全是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