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瓊法官

① 中國古代的軍銜制度是怎樣的

清朝末年新建陸軍的軍銜制度
新建陸軍建立軍銜制度開始於1904年12月清政府批准練兵處和兵部的「另定新軍官制」方案，到1911年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軍銜體系。

軍銜制度同過去清軍的等級制度相比，在等級設置上的變化是，改變了過去武職階品一列到底的敘位方式，而採取了區等分級的形式，即軍官「區為三等，析為九級」，軍士和兵各分三級，加額外軍官，共汁六等十六級。

各級的名稱如下；

軍官：上等第一級，大將軍、將軍、正都統

上等第二級，副都統

上等第三級，協都統

中等第—級，正參領

中等第二級，副參領

中等第三級，協參領

次等第—級，正軍校

次等第二級，副軍校

次等第三級，協軍校

額外軍官：

軍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正兵、—等兵、二等兵

清政府首次採用的軍銜稱號是沿用了八旗的官名，稍加整理而成的。

都統，是八旗組織中每旗的最高軍事長官，滿名為「固山額真」，順治十七年(1660年)，借用古代官稱定漢名為都統。

參領，滿名稱「甲喇額真」，明萬曆四十三年(1515年)，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時，於固山額真之下設置的—級官職。八旗還有「協領」的官稱，為駐防騎兵將領的名稱。

軍校，八旗步軍營有「步軍校」，圓明園內三旗有「護軍校」，從八品武職中有「副軍校」等。

上士、中士、下士銜稱，系採用夏商周三代之官號。

清末軍銜的再一個特點是，在軍官之外另設有軍佐官銜。練兵處和兵部在呈報《陸軍軍官軍佐任職等級暨補官體制摘要章程》的奏摺中說：「軍官之外，經理餉械，醫務法律等官員，是曰軍佐；所司事務重要且繁，必各有專門之學，握慧始能勝任；與軍官事同一體，其品秩官階亦應相似，惟於官名之首，冠以同字，以爾區別。」

清朝規定，軍佐按專專業分為十一類；軍佐銜最多的設三等八級，最少的僅設一等二級。光緒二十一年首次規定，軍佐銜稱與同級軍官相同，只是在軍官銜稱前冠一個同字，如「同副都統」、「同正軍校」等。宣統元年，因「官名之上冠以同字，亦嫌界限不清」，故改為在銜稱前加專業名稱，如「軍需副都統芹早」、「馬醫正參領」等。

軍佐官銜設置范圍及其等級如下：

軍需、軍醫、制械官，設副都統以下三等八級；

馬醫、測繪、軍法官，設正參領以下二等六級；

書記宮，設副參領以下二等五級；

稽查、軍樂隊官，設正軍校以下一等三級；

司書生、司號官，設副軍校以下一等二級。

中國古代自出現祿秩階品以來，什麼職配什麼銜(階品)，都有一定的規矩。唐宋時期，職務和階品之間允許有一定的幅度，並規定了反映這種幅度的術語。銜高職低者稱「行」某漿職，銜低職高者稱「守」某某職。宋代還規定，如果銜低於職務兩級以上，則稱「試」某某職，職銜相當者則直接稱呼職務。

外國軍隊在職務與軍銜的關系亡也有一定規定，歐美國家稱職務軍銜，前蘇聯稱編制軍銜。清末實行軍銜制後，沿用和繼承了外軍與我國古代的傳統，對職務和軍銜的關系作了明確規定。

《清史稿·職官志》記載：

正都統，職任總統官(相當後來的軍長)

副都統，職任統制官(鎮指揮官)；

協都統，職仟統領官(協指揮官)；

正參領，職任統帶官(標指揮官)；

副參領，職任一等參謀官；

協參領，職任管帶官(營指揮官)，

正軍校，職任督隊官(相當連長)

副軍校，職任排長：

協軍校，職任司務長。

清政府開始對職與銜的搭配規定，要求十分嚴格，叫做「以官配職，俾參差」。但是經過幾年的實踐，證明難以實現職銜完全一致，遂於宣統二年修改為，一般情況下要「以相當之官，任相當之職」，「但遇軍職需材一時無適當人選，克副厥職，則或大於軍職一級，或小於軍職一級之官佐，亦可酌量派充。惟無論大小，其相差之率，概以一級為限，不得更有逾越。」

大將軍和將軍銜，與正都統均屬上等第一級，是對積有勛勞之正都統的一種賞賜，屬於榮譽性質的頭銜，在同軍職的對應關繫上，與正都統沒有明顯區別。

清軍官制改革以前，統治階級重文輕武。甲午吃了敗仗，更激起一些武臣的不滿，紛紛指責以往「議定官制，編纂志書，多出於文臣之手，其意在乎重文輕武。殊不知國家設立武職，原欲其折沖捍禦，其責不輕於文臣」。故改革官制的宗段首答旨之一，應是「矯人情積輕之習，使文武漸歸同科」。宣統元年10月，軍咨處向朝廷奏定了《陸軍軍官軍佐官職品目比照文官補官等差表》，實際上是文武官員的等級對照表，規定了武官的品級與文官的對應關系。

下面是這個規定：

大將軍、將軍，格同大學土，正一品；

正都統，格同總督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從一品；

副都統，格同總督、巡撫兼陸軍部恃郎，正二品；

協都統，格同巡撫、布政使，從二品；

正參領，格同按察使，正三品；

副參領，格同鹽運使，從三品；

協參領，格同道員，正四品，

正軍校，格同直隸知州，正五品；

副軍校。格同通判，正六品；

協軍校，格同知縣，正七品，

額外軍官，格同縣丞，正八品；

上士，格同訓導，從八品；

中士，桔同縣主薄，正九名；

下士，格同巡檢，從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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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衛所制度是承繼了唐代的府兵制、宋代的更戍法思想和元代的軍戶世襲制度，尤其歡迎朋友發表高論，並請世界史的朋友進行中外比較。

《明代營兵制初探》

營兵制是明代軍事制度中久被忽視與曲解的制度。營兵與衛所軍、募兵與營兵的關系是認識營兵制問題的關鍵，並從其關系中把握營兵制的產生與發展脈絡，從而正確理解明代獨特的軍兵並存現象，正確認識明代的軍事體制。

一．營兵制與衛所制

明王朝建立伊始，便在全國推行衛所制度。其實，衛所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兵營，不是戰時組織，衛所軍士世居一地，且耕且守，戰時由朝廷臨時調兵遣將，兵將分離，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明初這種軍事建設的藍圖不久便因邊患的日益加劇而改變，特別是明王朝的周邊地區，臨時性的調兵遣將逐漸變成常規制度。宣德間，設山西、陝西二總兵。嘉靖間，分廣東、廣西、貴州、湖廣二總兵為四總兵，改福建、保定副總兵為總兵。萬曆時，又增設總兵於臨洮、山海關。天啟時增設山東登萊總兵。崇禎時，增設更多，紛繁不可記。總兵官取代原來都指揮使的地位，成為地方最高武職官員。

至此，明代的軍事制度已發生了變化，「洪永以後，邊患日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鎮守權重，都統勢輕，衛所精銳，悉從抽選，於是正奇參守之官設而衛所徒存老家之名」。這種制度一些史籍稱之為鎮戍鎮，筆者認為，從其建置情況看，稱為營兵制更為妥當，也更能說明其與衛所的區別。

營將的地位經歷了由高到低的變化過程，這一過程也正反映了營兵制由戰時組織到常規兵制的演變過程。總兵、副總兵官明初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參將、游擊、把總等官，明初亦多充以勛戚都督等，明中期以後，這種局面發生了變化。總兵官，天順前率用勛戚，後皆五軍都督府官列銜領任。

營兵的主要來源是從衛所官中抽調。由於衛所官調任為營官很商業普遍，衛所官職中的都指揮使司一職，為營制借用。衛所制中的都指揮使司，為地方衛所的最高官員，但都司一職作為營官，職別則相當低，僅高於守備一級，在總、副、參、游以下。來自於都司中的營官，被革職後，即回到原衛所。

明代的營兵制是一種不成熟的兵制，有明一代，一直處於不斷發展，不斷調整的過程中，直到清代，這一過程才告結束，清代的綠營兵制即是對明代營兵制的直接繼承。

營兵部分來源於衛所軍。總督、巡撫有直轄的標兵，一般將領則豢養家丁。標兵與家丁獨自成營。家丁為將領私屬，費用最初由將領自己負責，但隨著家丁制的盛行，也就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官給糧餉。由於衛所軍抽選為兵，從而出現了一個新概念------「軍兵」，即來源於衛所旗軍的營兵。但營伍所統為兵，與衛所軍不同。實際上營衛不統屬。與鎮守總兵同時派駐地方的，是能節制文武的總督巡撫。永樂十九年，始派巡撫處理地方戰事，有事則遣，迄事而止。明中期以後，文臣地位提高，文臣率兵出征，又加總督軍務銜。總督成為文臣第一重任。

二、營兵與募兵

朱元璋起兵創建王朝的過程中，召募是其軍隊來源的一種正常途徑。洪武時期，天下既定，各地陸續設置衛所，軍民分籍，便不再採用召募的方法湊集軍隊了。宣德以後，伴隨著邊境緊張局勢的步步升級，衛所制的日益廢弛，募兵便作為兵力的重要來源而受到越來越普遍的關注。大規模的募兵，出現於土木之變後。到正德時期，募兵主要由地方行政系統管轄。這一時期的募兵，寓兵於農，兵農合一。募兵秋冬操練，春夏務農，或冬春操練，夏秋務農。在北部邊鎮，因戰事需要，部分募兵由衛所代管，但並不直接補為衛所軍，明中期以後，民兵補充到衛所軍的不足，參與衛所軍的諸項事務。

嘉靖以後，募兵作為救急良策在全國廣泛採用，人數眾多，在明朝軍隊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嘉靖東南倭患，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數不下數十餘萬。這一時期募兵與政府是僱傭關系，因此，嘉靖以後的募兵已不再像明中期的募兵用免戶丁徭役和免租糧的形式進行優免了，而且只免本身差徭。

募兵不等於營兵，募兵是營兵的主要來源，但有部分募兵隸於衛所。由衛所官召集的募兵一般隸屬衛所，衛所官負責召募，經督撫批准即可。隸屬於衛所的募兵有兩種情況，一是不入衛所軍正額，由衛所代管，二是衛所軍被抽調到別處使用，以募兵來補足原額。

募兵主要隸屬於營伍，募兵是營兵的主要來源，特別是在東南沿海，多於嘉靖萬曆年間以警患設營。將領及民人自出貲財，募兵為營，隨軍報效，不但被允許，而且還被鼓勵，名之為「義募」。營兵制下，一部分將官也來源於召募，甚至一將應募將領積功升至高級將領者。

三、軍與兵的區別

軍與兵並存，是明代獨特的軍事制度。顧炎武指出，「判兵與農而二之者，三代以下通弊。判軍與兵而又二之者，則自國朝始」。目前學術界對明代軍兵的研究，存在著一個比較普遍的錯誤，即認為兵即是募兵。這樣，軍與兵的區別就在於召募、是否世襲了。而實際上，軍與兵在組織形式上的不同，是軍與兵的根本區別。

軍屬衛所，由小旗、總旗、百戶、千戶、衛指揮使、都指揮使，上而至五軍都督府統轄。衛所軍及官世襲，僅五軍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襲，為流官，由世職衛所官及武舉選授。衛所軍及官屬軍籍，攜帶家屬，世居一地，並代代相傳，基本上不再變動。每一衛所的駐地固定，軍士數額固定，將官設置亦有定例。總之，衛所制下權力分散，兵將分離。但景泰以後，兵部權力上升，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奪五府之權，五府官變動虛銜。

兵屬營，由什長、隊長、哨官、把總、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總兵統屬，直屬兵部。兵一般不世襲，但由衛所軍轉為兵者例外。兵無戶籍的規定，兵服役期限不長，一般不終身服役，多戰時創設，事畢汰兵撤營，但在重要的軍事防禦衛則常川戍守。營兵不隨家屬，更接近現代兵制。營伍官無品級，有者則是衛所制下的官品，無定員，不世襲。營兵與營將相習，戰時不需要朝廷任命，直接由總副參游統帶出征。將權相對提高後，兵可由將自行召募，召者與被召者關系密切，甚至在主將發生變故時，兵即散去。

軍與兵在餉給形式及數量上也不相同。軍餉由屯田解決，屯田廢壞後，補以鹽課及民運，後亦部分取給於京運年例。而兵之糧餉全數取足於京運年例銀，或加派之新餉。數額也不相同，兵有安家、馬價、衣裝、器械等銀，月糧也較豐厚，而軍只有月糧，戰時或出征時才有行糧。

軍與兵在使用上也不相同。兵漸漸取代了軍的作用。兵主戰，軍主守、主屯。「兵御敵而軍坐守，兵重軍輕，軍借衛於兵，壯軍乃復充兵」。但兵並沒有徹底取代軍的地位，衛所制一直到明朝滅亡。清初改衛所軍為屯丁，部分保留了漕軍的職能，衛所作為一個軍事組織才徹底消失，而衛所作為一個地理單位而行政管轄機構取消的時間則更晚。

明營兵制與衛所制官職常有同用之情況。一般(不很嚴格)地說，總兵、副總兵由公侯伯等勛臣及都督等官充任，參將、游擊多由都指揮使等官充任，守備、把總則由衛指揮及千、百戶充任。

洪武年間的48衛所還只是一種備操編制，到永樂以後72衛所的五軍營和以前在性質上有所區別，不僅是備操編制，同時還是戰斗編制，如永樂八年以後的北征。

參將、游擊將軍等職，早已有之。太祖北伐之時就在正將軍、副將軍下置，為出征體制之常設官（常以總兵加將軍銜之舉）。只不過明初出征之兵常由衛所調發，待中葉以後營兵製成，乃分兩途，殊不為怪。

明中葉以後衛所軍逃亡甚大，正統二年九月兵部統計，天下都司衛所逃亡軍士達120萬人，相當於全國額定兵員的一半左右。而至正德，據兵部尚書王瓊估計衛所逃亡數已佔額數的十之八九。逃亡者多為精壯，未逃者盡是羸弱，故衛所軍毫無戰鬥力，不難理解。

鎮戍兵的營制看來沒有統一，從總兵到把總均可獨立成營，人數參差不齊，編制規模懸殊。

武職外官：外委把總

從九品：

文職京官：翰林院侍詔、滿洲孔目、禮部四譯會同官序班國子監典籍、鴻臚寺漢鳴贊、序班、刑部司獄、欽天監司晨、博士、太醫院吏目、太常寺司樂、工部司匠

文職外官；府廳照磨、州吏目、道庫大使、宣課司大使、府稅課司大使、司府廳司獄、司府廳倉大使、巡檢、土巡檢

武職京官：太僕寺馬廠委署協領

武職外官：額外外委

未入流：

文職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庫使、禮部鑄印局大使、兵馬司吏目、 崇文門副使

文職外官：典史、土典史、關大使、府檢校、長官司吏目、茶引批驗所大使、鹽茶大使、驛丞、土驛丞、河泊所所官、牐官、道縣倉大使

武職京官：無

武職外官：百長、土舍、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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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軍銜:http://hi..com/%C1%F7%D4%C6%BE%D3/blog/item/5e9d412706c02b03918f9dc4.html

② 請問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變法分別對後世的影響

商鞅變法

一、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商鞅變法經歷了兩次大的動作，其內容涉及許多方面，主要有：

(一)重農抑商

商鞅注重的農業是個體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農業，也可以稱「耕織」農 業。這種農業，是人類本身存在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重視農業和關於發展農業的思想，早在原始社會後期和奴隸社會初期，就已經有了萌芽，只是當時尚沒有形成發展農業與家庭 手工業相結合的小家經濟的思想。隨著歷史進入階級社會以後，「農業是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其重要性已被人們所認識。商鞅變法十分重視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 然經濟的發展，他在法令中明文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小小 力本業耕織，粟帛多者復其身。」[1]顯然，他用經濟的手段促使大家 庭分戶，建立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以調動每個農戶的生產積極性，發展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個體小農經濟。

商鞅把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稱為本業，指出「凡將立國」「事本不可不搏」，「事本搏， 則民喜農而樂戰」[2]。這就把耕織相結合的小農經濟提到了「立國」的根 本的高度。為什麼農業如此重要呢?首先他認為農業是財政收入的源泉，只有發展農業，才 能使國家「入多」，「入多」才能國富。其次，他認為農業可以為戰爭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 ，保證戰爭的勝利，否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恃」。前者是從農業能創造出必要的物質生 活資料著眼的，後者則從經濟與政治的關繫上立論的。其根本目的是富民、強國。

商鞅認為重農業須「禁末」。他的變法令規定：「眀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 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3]。雖然他指的末業只限於 「雕文刻鏤」和「錦綉纂 組」的高級奢侈品，實際上他的「禁末」思想也包含了抑制商業及商人的內容。他提出的「 重關市之賦」「商無得糶」和「農逸而商勞」[4]等，都包含著抑制商業 及商人的因素。應該看到，「重農抑商」政策對穩定並保證農業生產有足夠的勞動力，保持 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適當的比例關系，防止商賈高利貸者兼並土地，促進農業發展，有積極作用。但是，由於過分強調耕織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形式，以致使家庭手工業外的其他 手工業，受到不應有的歧視，也使商業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從而不利於整個經濟的發展。因為這個政策在促進農業生產的同時，又加深了自給自足性的封建小農經濟的封閉性，抑制了 剛剛萌發的小商品經濟的發展。好則因重視農戶內的手工業發展彌補了抑商帶來的損失。即是如此也不可避免地妨礙了社會的全面發展。實際上「抑末」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隨著農 業和家庭手工業發展，商品交換及其商業也大大地發展起來。

(二)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每次重大改革都會涉及土地問題。西周時期實行的是土地王室所 有制度。當時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天子是土地所有者，他是依附於土地的廣大農奴和自由民的主人。周天子按照封建等級制原則把疆域之內的土地分封給他的子弟、親戚、功臣，為諸侯 。諸侯把封區之中的土地，以同樣的方式封給自己的卿、大夫、士。天子擁有土地所有權，諸侯和卿大夫、士擁有不同程度的土地佔有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反抗，土地 分封制逐漸演變為「井田制」。井田制雖有公田、私田之分，但仍然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

商鞅變法頒布了「廢井田，開阡陌」的法令，打破了秦孝公以前分封給宗室貴族、世襲大臣 的采邑之間的界限，沒收他們的采邑，剝奪他們手中的土地所有權，開闢田間道路為良田，承認農戶新開土地為己所有，按各人所佔土地面積定賦稅，允許土地買賣。所以，漢董仲舒 認 為「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耕地買賣關系的出現，雖然會導致兩極分化，但瓦解了宗室的公田制，確立了土地私有制，變領 主為地主。從此以後，無軍功的宗室，一概廢除他們的名位，按軍功重新規定尊卑爵秩等級，各依等級佔有田宅臣妾，許多無軍功的貴族失去了特權，即使有功的宗室也失去了原有的 特權。

土地私有制確立之後，不僅出現了領主變地主的情況，但更重要的是小農由國家佃農轉變為 自耕農。自耕農因而成為秦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層。他們擁有自己的小塊土地和基本生產資料，身份與經營均較以前的愛田農民有更多的自由，產品也更多，交換水平有很 大提高。秦國當時和後來經濟的高度發達，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土地私有制決定了秦國社會獨特的階級、經濟和政治結構及其社會的發展進程。可以說沒有土地制度的改革 ，秦國就不會很快地發展起來。

(三)強化法治

社會實踐產生社會理論，社會理論反過來又指導社會實踐。變法運動是春秋 以來社會變革的實踐。這種社會實踐需要而且必然產生指導它的社會理論，這個理論就是先秦法家學派的理論。這個學派的倡導者和追隨者，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的需要，竭力主張制定 並公開頒行成文法，主張以法治國。在變法實踐中，商鞅把法治理論發展為成熟的理論，並在秦國付諸實踐，獲得了富國強兵的統一戰爭的勝利，使秦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商鞅變法中公開頒行的法律，既有法治方面的法律，又有富國方面的法律，還有強兵方面的 法律，這與其規定的法治、富國、強兵等項目標是完全一致的。關於法治方面的法律有《刑律》和《什伍連坐法》。早在秦獻公進行社會改革時，就宣布過「為戶籍相伍」 [5]的法令，它在確立戶口制度的同時，還按五戶為伍的原則把居民強行組織起來。商鞅在這個基礎上，賦於同伍的人有連帶的刑事責任，從而制定了《什伍連坐法》。關於富 國的法律，商鞅把重農抑商的政策、限制貴族的政策、愚民政策加以法律化，都在《墾草令》中予以規范。同時商鞅又頒行了《分戶令》，以法律的力量把為數眾多的大家庭分成小家 庭，以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關於強兵法律，主要是《軍爵律》，規定各級爵位佔有田宅、臣妾奴婢的數量和衣服的等次。為激勵民眾的積極性，還制定了一套爵制，用以獎勵有功 者，特別是有軍功者。故這套爵制又被稱作「軍功爵」。

變法使秦人普遍樹立了較強的法令意識。商鞅等法家視法令為「民之令」「治之本」 [6]。出於「明法」的需要，秦從中央到地方均置法官法吏，負責核對和解釋法 令，對民眾進行法令教育，使法律觀念深入人心。史載變法後「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 。在中國歷史上，像秦人這樣具有強烈的法令意識者，實屬罕見。加上商鞅執法無私無畏， 「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⑦，這就有力地保證了法令的公正性，使「 法大用」，「秦人治」[8]。

商鞅變法，在秦建立了比較嚴格的法制。以後又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特別是經過惠文王、 昭王的努力，使秦不僅有比較完善的刑律，而且也逐步地制定並頒行了一系列行政法規和經濟法規，使各級官吏和百姓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秦始皇繼承了秦的法治傳統，在法律制 度日益完善的基礎上又提出全面實行法治原則。不但在維護社會秩序、懲罰罪犯和解決民事糾紛方面，而且在管理軍事、外交、社會治安、司法、交通、勞務、文化教育、手工業、商業、外貿、貨幣和物資等方面都實行法治，即所謂「事皆決於法」。

法制建設與體制改革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密切，猶魚之於水，不能斷然分之，若僅有體制改 革而無法制建設與之相應，其必行之不遠而枯竭。商君變法對後世的影響，封建體制之形成與發展均得之於商君之法制建設。秦的以法治國，對我們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 制具有歷史借鑒作用。

二、商鞅變法的成就及其意義

商鞅在秦國掌權二十餘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較為徹底的推行。惠王即位後 ，商鞅雖然遭車裂，但新法未變，最終實現了秦由落後變強盛的巨大飛躍。

(一)經濟繁榮，兵力強大

商鞅兩次變法破壞了領主的宗族制度，也限制了地主的家族制度 ，使秦國成為當時先進的富強國家。由於新法鼓勵農耕，使秦國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生產水平顯著提高，出現了「家給人足」的局面。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說：「秦國新法十 年，秦民大悅，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不窮乏)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農村)邑(城市)大治，秦成為第一大強國」。同時，由於推崇戰功，使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 增強。統一度量衡，使全國上下有了標準的度量准則，推動了商品交換。縣制、爵制以及什伍連坐制等的推行，雖有壓制人民的一面，但給民眾帶來某種安定，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 於富國強兵。

(二)天下人才匯集於秦

由於商鞅變法，秦國強大，經濟繁榮，天下濟世之才廣集到秦。秦 惠文王到秦昭王期間，出現了吸收和使用外國人才的高潮，特別是出現了以客入仕的高潮，即吸收、使用外國人才，讓其入仕為官。具體表現在：1�高級官員多由外國人才充任。比 如武王、昭王兩代先後為相者13人，其中12人非秦人。2�形成了一套吸收、使用外國人才 的制度即客卿制度。就是把由客入仕分為兩步，第一步由客拜客卿，第二步由客卿再拜卿相 ，使人才的儲備、考察、使用趨於完善。

客卿制度不僅使天下人才匯集於秦，而且造就了清明吏治。著名思想家荀況對此描寫說， 「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眓」，士大夫「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 朋通而公」，朝廷「聽決百事不留，怡然如無治者」。[9]顯然可以看出， 由於實行客卿制度使秦吏治清明廉潔而富有生氣。

(三)軍事勝利，領土擴張，國力增強

商鞅變法除了取得了經濟、政治、法治方面的成就外，對外戰爭也取得了重大勝利，領土也 有了很大擴張，國力進一步增加，從而扭轉了長期以來落後被動的局面。

公元前355年，秦孝公與魏惠王在杜平相會，結束了秦長期「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的局面 ，提高了秦國在諸侯國之間的地位。同時由於商鞅變法獎勵力耕力戰，經濟發展，兵力增強，對外作戰連連取得勝利。公元前330年—前329年秦連勝魏軍，黃河以西的地區全部歸秦所 有 ，前318年擊退韓、趙、魏、燕、楚五國聯軍於函谷關，前316年滅巴、蜀、漢中、宛、郢、上郡、河東(山西西南部)、太原、上黨等郡。函谷關外有滎陽及周國舊地，地勢險固，宜於 守御又宜於出擊，被稱為天府雄國。秦所之地關中，土地肥沃，關陣渠造成後，溉田四萬余畝，農產更加豐富。秦昭王時，蜀郡太守李冰又造都江堰，開辟稻田，大興水利，蜀地沃野 千里，無水旱災，富饒無比。秦擁有這兩個農業區，再加上巴蜀出銅鐵、木材，西北戎狄地區出牛馬，資源豐富，可謂富足也。正如《漢書·食貨志》說「關中土地約占天下三分之一 ，人口不過十分之三，財富卻佔十分之六」。

總之，商鞅變法在秦國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里程碑，使一個「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強、百姓樂用」[10]的新秦國，出現在中國西部大地上，對以後中國 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北魏孝文帝改革

（1）制定官吏俸祿制，整頓吏治

北魏官吏舊無俸祿，中央官吏按等級得到戰爭中獲得的財物和勞動人口，地方官只要上交一定數量的租稅和絹帛等實物，就可以任意搜刮百姓，結果吏治黑暗，貪污成風，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直接威脅到北魏政權的穩定。為澄清吏治，鞏固統治，484年，實行俸祿制。詔書說：「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魏書·高祖紀》）俸祿制就是由國家徵收統一的租調，籌集祿銀，按級別高低發給官吏，不許官吏自籌。同時將班行俸祿與嚴懲貪贓緊密地聯系起來，規定了在「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的嚴厲懲治措施。孝文帝實行的俸祿制，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整頓吏治、懲辦貪污，使北魏吏治狀況開始明顯好轉，為北魏政權進行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比較有利的政治局面，成為推動北魏王朝走向興盛的重要因素。史書曾稱頌孝文帝時代「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魏書·良吏傳序》）是符合當時實際情形的。

（2）推行均田制

北方自西晉後期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以來兵戈不息，百姓流亡，以致「千里無煙」，土地大量拋荒，政府控制著大量的無主荒地，這就使得均田制的推行成為可能。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發展農業生產，增加國家賦稅收入，485年，馮太後、孝文帝採納大臣李安世的建議，頒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即按一定的標准將國家控制的土地平均分給農民耕種，土地不得買賣。不種則由政府收回。同時，鼓勵開墾荒地，發展生產。均田制的推行影響深遠：首先一定程度上使無地農民獲得了無主的荒地，農民有了安居樂業的可能，生產積極性提高，同時大片荒地被開墾出來，糧食產量不斷增加，從而積極推動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並未觸動封建地主利益，一方面有利於國家徵收賦稅和徭役，另一方面促進了北魏政權的封建化，從根本上鞏固了北魏的統治；再次是均田制的推行極大地推動了北方內遷各族改變原先落後的游牧生活而向封建農民的轉化，推動了這一時期北方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出現；還有，均田制對後代田制也有很大影響，先後為北齊、北周、隋、唐所沿用，施行時間長達三百多年。這一制度的選擇、推行為中國封建鼎盛時期的出現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3）設立三長制

為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強化對地方的控制，486年，朝廷採納大臣李沖的建議，實行三長制。規定：五家設一鄰長；五鄰設一里長；五里設一黨長，選擇本鄉「強謹」的人充當。三長制是北魏基層行政組織。其職責是檢查戶口，徵收賦稅，征發兵役和徭役，推行均田制。三長制的推行一是健全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體制，保證了國家對人民有效地控制，二是有利於推行均田制。

（4）推行新的租調制

在實行三長制的同時，頒布與均田制相適應的新的租調制。規定一對夫婦每年向政府繳納粟二石，帛或布一匹。這一制度使農民負擔大為減輕，許多受庇於豪強的農民也紛紛轉向政府，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這些改革措施以發展生產，緩和矛盾，鞏固政權為目的，形成了以均田制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制度。這些制度彼此影響，互相作用，有力促進了北魏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鞏固了北魏的政權，為孝文帝後期推行更深層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490年，馮太後病逝，孝文帝親政，北魏改革進入新階段，為繼續推進改革，孝文帝首先確定遷都洛陽。
北魏建都平城，不利於社會發展的需要。首先，在政治上，平城是鮮卑貴族元老集中的地方，保守勢力強大，民族隔閡相當深，而為了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迫切需要漢族地主的合作，所以在舊都平城，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必然會遇到重重阻力；其次，在經濟上，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風雪，風沙常起，當時有人作《悲平城》詩說：「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流行的歌謠也這樣唱道：「紇於山頭（今山西大同市東）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惡劣的氣候環境，難以適應經濟的發展，而且又無水陸漕運，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況下，糧食供給經常出現困難；再次是軍事上，與北邊的柔然相比鄰，時受騷擾，很不安全；還有從地理位置看，平城偏北的位置更不利於北魏對整個中原地區的統治，基於以上認識孝文帝決定遷都洛陽。為保證遷都順利進行，孝文帝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以「南伐」之名行遷都之實。495年，北魏正式將都城遷到洛陽。

著遷都的進行，大批鮮卑人源源不斷地湧入內地，北魏政府又面臨著許多新問題：鮮卑人的習俗是編發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夾領小袖，多數人不會說漢語，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習俗；且新遷之民初來洛陽，居無一椽之室，食無擔石之儲，不擅農業，人心戀舊。如不及時解決這些問題，將會嚴重地阻礙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不利於北魏政權的鞏固。在王肅、李沖、李彪、高閭等漢族士人的支持下，遷洛之後，孝文帝立即著手改革鮮卑舊俗，全面推行漢化。主要措施有：

易服裝。495年十二月二日，下詔禁止士民穿胡服，規定鮮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數族人一律改穿漢人服裝。孝文帝自己帶頭穿戴漢族服裝，並在會見群臣時，「班賜冠服」。建議教師利用教材中《北魏掌衡武士》和《北魏文官俑》兩幅圖片，讓學生對比指出鮮卑族服裝款式有何變化，這種變化有何意義？使學生從鮮卑族服裝變化的感性認識出發，進而形成對孝文帝「易服裝」改革措施有力推動了鮮卑族向中原農耕文明的轉化和發展意義的理性認識。

講漢話。孝文帝宣布以漢語為「正音」。稱鮮卑語為「北語」要求朝臣「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六月，正式發布詔令：「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下令官員上朝時要講漢話，但30歲以上的官員一時難改，可仍講鮮卑話，暫不處罰；30歲以下官員必須嚴格執行法令，否則要降職。

改漢姓。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鮮卑復姓為單音漢姓。他在詔令中說：「自代郡遷到洛陽的諸功臣舊族，姓或重復，都要更改。」於是，當時，他帶頭將拓跋氏改為元氏，因為北人稱土為拓、稱後為跋，魏主認為他們祖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就姓了拓跋。而土是黃色的，它是萬物之元，所以改姓為元。其餘鮮卑姓氏也改為漢姓。改姓以後，鮮卑族姓氏與漢姓完全相同。他還參照漢族門閥制度的做法，來確定鮮卑族的門第高低，並按照門第高低來選拔人才，任命官吏

通婚姻。為使鮮、漢兩族進一步融合，孝文帝還大力提倡鮮卑人與漢人通婚。他帶頭納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陝西李沖等漢族大士族的女兒以充後宮，並親自為六個弟弟聘室，六個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於鮮卑貴族外，其餘都是中原的著名漢族大士族。通過這種聯姻把兩族統治者的利益和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以鞏固統治。建議教師引導學生對比漢代「和親」政策，進一步加深理解這一改革措施對加強民族聯系，緩和民族矛盾，促進民族融合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並進而認識「政治聯姻」是處理民族關系和政治矛盾的一種重要策略。

改籍貫。孝文帝發布詔令，規定遷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後要葬在河南，不得還葬平城。於是，從代郡遷到洛陽的鮮卑人開始經營起小塊土地，築起數間房屋，逐漸成為中原地區的個體農民。自從魏孝文帝建都洛陽起，先後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陽北郊邙山一帶，即有魏孝文帝的長陵，魏宣武帝的景陵，魏孝明帝的定陵，魏孝庄帝的靜陵。

孝文帝崇尚中國文化，實行漢化，禁胡服、胡語，改變度量衡，推廣教育，改變姓氏並禁止歸葬，提高了鮮卑人的文化水準。是西北地區各民族陸續進入中原後民族融合的一次總匯，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王安石變法

中國北宋王安石於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寧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後，由司農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呂惠卿、曾布等人參與草擬新法。這些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限制商人 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後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藉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免行法 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
發展農業生產 調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民關系的政策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2／10或3／10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

募役法 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免役法)規定由州、縣官府出錢僱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稅法 熙寧五年頒行。方田均稅法規定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土地，檢驗土地肥瘠，分為五等，規定稅額。丈量後，到次年三月分發土地帳帖，作為「地符」。分家析產、典賣割移，都以現在丈量的田畝為准，由官府登記，發給契書。以限制官僚地主兼並土地，隱瞞田產和人口。
農田水利法 熙寧二年頒布。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築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
穩定封建秩序 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和整頓、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
將兵法 作為「強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並軍營，另一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經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保甲法 熙寧三年頒行。各地農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後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閑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軍相參為用，以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
變法的影響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將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並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被罷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