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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案例格式

發布時間: 2021-01-11 01:58:07

1. 對法院判決寫一個法律分析怎麼寫

分為兩大部分,陳述部分和評論部分。
陳述部分,簡要介紹內案情,介紹一下已經經過的程序(容如一審駁回、被告上訴、再審之類的)。
評論部分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判決對不對,二是判決有沒有道理。
判決對不對,主要基於事實和法律,把法官的推理分析過程呈現出來,說明法官在法律的適用、法律的解釋、大前提小前提的構建、還有程序公正等等方面,是否有瑕疵。
判決有沒有道理,主要是在分析一些重大影響的案件時,還要介紹案件發生的歷史環境,基於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分析法官作出這樣的判決是為了什麼什麼,有什麼積極和消極的意義。
這樣一篇比較完整的案例分析就寫好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2. 法院成功案例怎麼查詢

到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詢。
只要是在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法律文書,都是生效的,案件都是真實的,也就是成功的案例。

3. 如何訂人民法院案例選

您好!
可以與人民法院出版社聯系
http://courtpress.chinacourt.org/
人民法院出版社首頁的左邊,「常備書目」下,點回入「審判案例」,就答可以選擇
人民法院出版社——服務指南,上面有聯系辦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地址:北京市東交民巷27號,郵政編碼:100745

4. 人民法院案例選的裁判案例能不能作為打官司的依據

指導性案例所確定的裁判要點,對人民法院審理類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導效力,法官在審判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並可以作為裁判文書的說理依據加以引用。

5.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和指導性案例的區別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指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嚴重的、重點案例。
指導性案例:碰到同類案件可以做為參考。

6.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如何在審判中引用 適用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

適用法律版條文時,一般不引權用指導性案例編號,引用案例中適用的法律條文。

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自2010年11月26日公布並施行,法發〔2010〕51號)
第七條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

7. 在哪裡可以搜索到人民法院的案例及判決

中國裁判文書網。
現在除了個別的偏遠地區法院,所有的法院公開宣判的裁判迴文書在這上面都能答找得到。
可以按照地區、法院名稱查詢,也可以按案件分類查詢,網址是http://www.court.gov.cn/zgcpwsw

8. 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一般公布在哪

最高法官網,有專欄定期版發權布
http://www.court.gov.cn/zixun-gengo-104.html

9. 對於具體的案例要如何評析(是具體生活中的法院里的民事案例,不是做題目的那種有問題需要回答的那種)

你好:
1 不是評析的。
2 例子

金手鏈應歸誰所有
——「蓋然性」證明標准在民事訴訟中的運用

龔心願

一、案情
原告潘某與被告林某系同鄉,相識十餘年,雙方均為同一運輸公司司機。2002年2月的一天,原告在上班時發現被告所戴的金手鏈與其在2000年期間丟失的金手鏈極為相似,便要求被告返還,被告拒絕。原告遂以被告盜竊其手鏈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經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被告雖陳述原告丟失手鏈有一兩年,但堅稱手鏈為自己購買,公安機關遂對林某採取取保候審措施,因無證據證明林某盜竊,期滿後解除了對林某的取保候審。原告遂以被告侵權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返還金手鏈。
原告稱,金手鏈是其於1998年年初購自澳門天生珠寶金行,曾請金匠將其剪下幾個鏈環後重新焊接過。被告則稱,金手鏈是其1992年託人從澳門周大福或周生生珠寶金行購買,曾於1994年因手鏈過長而請金匠對手鏈的每一鏈環夾圓以縮短其長度,除S扣斷裂焊接過外,從未剪短過。
為證明金手鏈的歸屬,雙方分別提供了證據。原告提供的證據有:1、1998年10月1日在澳門天生珠寶行購買金手鏈一條的發票一張,手鏈重量8錢5分,單價港幣297元,手工費120元,共計2644元;2、1999年9月6日原告與朋友聚會時配戴金手鏈的照片;3、金匠熊某的書面證言,證明其曾於1998年底對原告的金手鏈剪下一兩個圈加工成金戒指,並對手鏈重新焊接過。被告則提供黃某書面證言,證明被告曾於1992年託人從澳門購買一條重約7錢5分左右的金手鏈一條;楊某、劉某的書面證言,證明被告在1993年6月至1998年7月與人合夥辦磚廠期間曾配戴過金手鏈。
針對雙方陳述的手鏈特徵,經雙方同意,一審法院委託北京華夏物證鑒定中心對手鏈進行鑒定,結論為:1、不能確認送檢手鏈上的金行印記;2、送檢手鏈的O端第一、二相鄰兩個鏈環存在與整體製造時形成的不明顯焊接痕跡;3、送檢手鏈的S扣上沒有發現斷裂後焊接的痕跡;4、送檢手鏈的每一鏈環上沒有發現被夾圓的痕跡;5、送檢手鏈品牌不能確認,重量為26 .735±0.002克,使用年份不能確認。
二、裁判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屬財產權屬糾紛,雙方均陳述了手鏈的特徵,根據鑒定結論,被告陳述「曾因手鏈過長而請金匠對手鏈的每一鏈環夾圓以縮短其長度,除S扣斷裂焊接過外,從未剪短過」,與鑒定結論第2、3、4項不符;鑒定結論第2、3項與原告陳述手鏈曾被剪短焊接的特徵相符;第5項鑒定手鏈重量為26 .735±0.002克(摺合澳門司馬錢7.129錢),比原告提供的手鏈發票記載的重量8.5錢輕,與原告陳述手鏈曾被剪短的情形吻合。根據以上特徵分析,結合原告提供的手鏈發票和照片,以及被告曾在公安機關詢問時也陳述原告丟失手鏈有一兩年等證據,依據蓋然性原理,推定訟爭手鏈為原告所有。一審法院據此判令被告歸還手鏈給原告,被告對此不服提出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三、評析
本案特殊之處在於,一是原告曾以被告盜竊其手鏈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經刑事偵查,因無證據證明被告有盜竊手鏈的行為,故而解除了對被告的取保候審措施,原告轉而通過民事訴訟方式主張財產權利;二是原告並無直接證據證明訟爭手鏈為自己所有並被被告拾得或以其它方式取得。一、二審法院均採用了蓋然性證明標准,推定訟爭手鏈為原告所有。
所謂「蓋然性」證明標准,也稱證據優勢標准,是指如果將證明標准即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或可信賴性程度設定在從0到100%的范圍內,則可能性在50%(不含50%)—70%之間的標准即為蓋然性,71%—90%之間則稱為高度蓋然性。兩大法系國家民事訴訟普遍採用這一標准。英國法院在有關判例中表述蓋然性證明標準的含義是:「基於對證據總體考量,事實裁判者必須能夠聲稱,訴請一方的主張已顯示其存在較之其不存在更可能。如果雙方主張的蓋然性均等,即事實裁判者總體上不能就此作出權衡,負有證明責任的一方將敗訴。」 美國模範證據起草委員會摩根教授對此的解釋是:「凡於特定之存在有說服負擔之當事人,必須以證據之優勢確立其存在。法官通常解釋說所謂證據之優勢與證人之多寡或證據的數量無關,證據之優勢乃在使人信服的力量。有時並建議陪審團,其心如秤,以雙方當事人之證據置於其左右之秤盤,並從而權衡何者有較大的重量。」 日本最高裁判所1958年的判旨指出,「訴訟上的證明原本就不同於自然科學工作者基於實驗所作的理論上的證明,是一種歷史性證明。理論證明的目標是『真實』,與此不同,歷史性證明只要具有『高度蓋然性』就可以了。換言之,即確信達到了普通人無論誰都不再懷疑程度的真實,證明就成立了。對於理論上的證明,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是沒有反證的餘地,而歷史性證明作為訴訟上的證明則留有反證的餘地。」 最高院的《證據規定》73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 這一規定也是蓋然性證明標準的體現。可見,「蓋然性」證明標准實際上是一種在兩種可能性之間經過比較而作出的選擇的標准,當裁判者認為某一訴訟主張成立的可能性大於不成立的可能性時,即應推定該主張成立。
與民事訴訟採用「蓋然性」證明標准不同的是,兩大法系國家在刑事訴訟中則採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對於「排除合理懷疑」的含義,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曾經作出過著名的解釋:「顧名思義,一項合理的懷疑准確地說就是一項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懷疑,亦即建立在邏輯推理過程之上的懷疑。它不是一種想像出來的懷疑,也不是基於同情或者偏見而產生的懷疑。它是這樣一種懷疑,也就是如果你問自己『為什麼我要懷疑』的時候,你能夠通過回答這一問題,而給出一種邏輯上的理由。這種邏輯上的理由可以是指與證據有關聯的理由,包括你在考慮了全案證據之後所發觀的矛盾,也可以是指與某一證據的不存在相關的理由,而該證據在這一案件中屬於定罪的前提條件。」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刑法典將「合理懷疑」的概念表述為:「它不僅僅是一個可能的懷疑,而是指該案的狀態,在經過對所有證據的總的比較和考慮之後,陪審員的心理處於這種狀況,他們不能說他們感到對指控罪行的真實性得出永久的裁決已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 可見,根據「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當控方指控的有罪證據存在合理的、合乎邏輯的懷疑時,裁判者即應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解釋和推定。這是與「無罪推定」的刑法原則相一致的一種證明標准。
具體到本案,被告林某持有手鏈有幾種可能性:1、原本即是被告購買的手鏈;2、原本為原告所有而被被告盜竊;3、原本為原告所有而被被告拾得;4、原本為原告所有而被其它人盜竊或拾得而賣給或贈予被告。因此,公安機關如要證明手鏈為被告林某盜竊所得,就必須排除上述1、3、4種可能性的懷疑,這些懷疑是合乎邏輯的、理性的懷疑。而以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所搜集的證據,顯然不能排除這些合理懷疑,即便公安機關也通過鑒定手鏈特徵的方法,也只能得出手鏈極有可能是原告所有的結論,而得不出手鏈系被告盜竊的結論。而在民事訴訟中則不同,從鑒定結論和雙方對手鏈特徵的陳述的比較分析,原告對手鏈特徵的陳述與鑒定結論大致吻合,而與被告陳述的特徵完全不符,結合原告提供的手鏈發票和照片,以及被告曾在公安機關詢問時也陳述原告丟失手鏈有一兩年等證據,法官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原告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比被告明顯占優勢,手鏈為原告所有的可能性明顯大於被告;依「蓋然性」證明標准,可以推定手鏈為原告所有。
之所以在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中採用不同的證明標准,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首先,訴訟目的不同。刑事訴訟的目的主要是懲罰犯罪,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這就必然要求控方指控有罪的證據經得起「合理懷疑」的拷問,只有這樣才可以做到「不枉不縱」。而民事訴訟的目的則是定紛止爭,在事實真相難以查明的時候,「法官不得拒絕裁判」,法官又並非事件親歷者,唯有根據現有證據進行證明力強弱比較,然後作出判斷。
其次,訴訟性質不同。刑事訴訟一般都涉及剝奪人的生命權、自由權、政治權利或重大經濟利益,茲事體大,非同小可,一旦錯判,將給被告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為了切實保護處於弱勢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將刑事案件錯判率降到最低,有必要設置較高的證明標准;民事訴訟只涉及當事人的一般民事權益,主要是財產權益,因此在民事訴訟中採用刑事訴訟這種高的證明標准沒有必要,通常情況下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訴訟雙方的舉證能力不同。刑事訴訟採取國家追訴為主(自訴除外)的公訴原則,追訴機關是代表國家行使追訴職能,它擁有一支龐大的偵查隊伍和先進的設備,有國家強力保障的偵查手段,而被追訴人只能在辯護律師的幫助下處於消極的防禦地位,前者顯然在舉證方面佔有絕對優勢。而在民事訴訟中,訴訟雙方地位平等,舉證能力對等,因而以證據的優勢來裁決勝負對雙方都是公平合理的。

1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的意義

記者:最高人民法院於2010年11月26日發布了《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這個規定的出台對克服現存的司法尺度不統一的現象具有怎樣的重要意義?中國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與其他國家判例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胡雲騰:首先,實行案例指導制度的機關不僅是人民法院,而且還有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也就是說,今後的案例指導制度有三個系列,公安指導案例系列,檢察指導案例系列和審判指導案例系列,分別指導公檢法三機關的司法工作,這與其它國家的案例或判例一般僅指法院的判例有很大區別。
其次,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是正確適用法律和司法政策,切實體現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得到當事人和社會公眾一致認可,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的案例。所以,指導性案例一定是反映司法公正、受到人民群眾稱贊、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案例,它是案例中的精品案例、模範案例,是法官審判執行工作應當參照的楷模,是宣傳法治活生生的實例,是樹立法治和司法權威的典型,是理論研究的生動素材,是體現司法智慧與審判經驗的載體。這與我們通常對國外判例的理解有很大不同,與我們以前想像的案例指導制度也有差別。
再次,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從其性質上看是解釋法律的一種形式,更准確地說,是解釋憲法性法律以外的國家法律的一種形式,如有關刑法、刑事訴訟法、物權法方面的指導性案例,實際上起到了解釋、明確、細化相關法律的作用。在此需要明確的是,指導性案例所具有的明確、具體和彌補法律條文原則、模糊乃至疏漏方面的作用,不是造法而是釋法的作用。因此,指導性案例是法官釋法而不是法官造法,是總結法律經驗法則而不是創製法律經驗法則。
最後,人民法院實行案例指導制度,就是要把那些具有獨特價值的案例發現出來、公布出來、樹立起來、推廣開來,充分發揮這些案例獨特的啟示、指引、示範和規范功能,讓廣大法官能夠及時注意到這些案例,及時學習借鑒這些案例所體現的裁判方法和法律思維,並參照指導性案例的做法,公正高效地處理案件。因此,構建案例指導制度,根本緣由是適應公正處理各類案件的具體需要,堅持法律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平等性與多樣性的統一,實現裁判尺度的統一和司法個案的公正。
案例指導制度的探索與發展過程
記者:我國法院的案例指導制度緣起於何時?中國案例指導制度的特點是什麼?
胡雲騰:我國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開展案例研究和探索構建案例指導制度,歷程相當久遠。新中國成立後,最高人民法院就很重視案例的作用,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就通過編選案例來總結審判經驗,指導法院審判工作。可以說是把總結的案例規則和審判經驗當作法律加以應用。
改革開放之初,最高人民法院還發布了具有司法解釋性質的破壞軍婚的案例,開啟了用案例解釋法律的嘗試。1985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開始刊登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例。當時還要求,公報刊登的案例須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確定。這一做法,標志著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制度的實際誕生。25年來,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例的做法後來沒有堅持下去,但是,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把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刊登的案例視為指導性案例進行參照或研究。因此,我個人認為,應當把1985年視為中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的實際誕生之年。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決定設立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主要任務是編輯《人民法院案例選》,供全國法院裁判案件時參考。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後來的國家法官學院開始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合作編輯《中國審判案例要覽》。這是當時兩種影響最大的案例著作。進入新世紀,最高人民法院各業務庭,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也很重視編輯、出版具有指導作用的案例,與此同時,專家學者編寫出版的案例著作,教材,讀物也日漸增多,形成了案例研究百花齊放、成果豐碩的局面。
這一階段的案例研究,發揮了以案例分析法律,以案例豐富法律,以案例普及法律的作用,為構建中國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規定的主要內容
記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的內容有哪些呢?
胡雲騰:《規定》只有短短的9條,主要規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明確了指導性案例發布的主體。開宗明義規定,對於全國法院審判、執行工作具有指導作用的指導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確定並統一發布。
二是列舉了指導性案例的選擇范圍。即裁判已經發生法律效力,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案例:1、社會廣泛關注的;2、法律規定比較原則的;3、具有典型性的;4、疑難復雜或者新類型的;5、其他具有指導作用的案例。
三是明確了指導性案例的工作機構。為了做好案例指導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專門設立了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具體負責指導性案例的組織、審查、編纂工作。
四是明確了案例指導工作的程序。包括推薦程序、審查程序、報審程序、討論程序和發布程序等。
五是明確了指導性案例的效力問題。明確規定,對於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
六是明確了人民法院此前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的清理和公布問題。即對於最高人民法院此前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符合《規定》所規定的指導性案例條件的,應當重新公布,沒有在重新公布之列的,不再視為指導性案例。
若干問題的深層次解讀
記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內容雖然不多,但是已經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許多專家學者認為規定中的「類似案件」、「應當參照」、「具有指導作用」等字眼都顯得有些模糊。也有法官提出既然《規定》中是參照,就不是必須執行,應當允許有條件的例外。您是如何看待這些不同的觀點和建議的?
胡雲騰:《規定》發布以後,理論界和實務界在理解《規定》的有關內容時產生了一些疑問。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規定》的實施細則,對一些不明確的問題加以明確。這里,我僅就《規定》的一些不明確問題,談幾點個人看法,不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意見,更不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純粹是個人理解。目的是拋磚引玉,以便引起大家思考,幫助我們起草好將來的實施細則。
一是如何理解「類似案件」。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需要深入研究。我的理解是,類似案件就是相似或者相同案件。包括行為類似案件(如利用虛假訴訟詐騙他人財物或者利用網路誹謗他人)、性質類似案件(如罪名相同和民事案由相同案件)和爭議類似案件(即案件中爭議的問題相同,如知識產權案件中同一種商品的理解與認定問題)。這里的類似不僅指結果類似、數額類似或者某一個其他情節類似。
二是如何理解「參照」。我的理解是,參照就是參考、遵照的意思,即法官在審判案件時,處理不相類似的案件時,可以參考指導性案例所運用的裁判方法、裁判規則、法律思維、司法理念和法治精神。處理與指導性案例相類似案件時,要遵照、遵循指導性案例的裁判尺度和裁判標准。
三是如何理解「應當參照」。應當就是必須。當法官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指導性案例而未參照的,必須有能夠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則,既不參照指導性案例又不說明理由,導致裁判與指導性案例大相徑庭,顯失司法公正的,就可能是一個不公正的判決,當事人有權利提出上訴、申訴。
四是裁判文書是否能夠引用指導性案例作為裁判依據。《規定》沒有明確,對此有三種觀點,一種認為可以作為裁判依據引用,第二種認為不能引用,第三種認為,可以作為裁判說理引用。對此需要具體研究,徵求意見。我個人的看法是,考慮到指導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具有解釋法律、指導裁判的性質和作用。因此,至少可以作為裁判說理來引用。
五是指導性案例的形式。《規定》對此沒有規定,我們在比較研究國內國外、境內境外的相關案例、判例以後,初步設想,採取四個部分的形式,第一部分是首部,包括指導性案例的編號、名稱、類型等。建議採取「法例」加年份加案件類型加序號的方式,如「王某某利用信用卡套現構成非法經營案,法例(2011)刑字第1號」;第二部分是指導要點,主要是對指導性案例指導價值、作用的歸納;第三部分是案情介紹,主要是對案件事實、證據的歸納;第四部分是裁判結果與理由,主要歸納指導性案例的裁判結果和充分的說理。
六是指導性案例的工作與發布機制問題。我們正在起草指導性案例的推薦標准和具體的規范格式。初步考慮是,要做好案例指導工作,需要充分發揮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積極性、法院系統以內和法院系統以外的積極性,建立理論界與實務界相互支持、四級法院相互銜接的工作機制。
至於高級人民法院等地方人民法院乃至有關業務部門能否發布、編輯案例的問題,《決定》對此沒有明確,這是下級法院和有關方面很關心的問題。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在討論中已經明確,實行案例指導制度以後,各高級人民法院可以總結案例審判經驗,發布供本轄區法院參閱、參考的案例。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各業務庭、事業單位可以繼續編輯出版具有指導作用的案例,但不得稱為指導性案例,不得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相沖突,不具有應當參照的效力。
總之,《規定》所確立的案例指導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對於實現公正高效廉潔司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建立這項制度,有賴於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同努力,而要把這項制度用好,使之切實發揮作用,更需要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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