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培武案主審法官
『壹』 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刑事訴訟法》在我國已頒布多年，但在司法領域內沒有真正發揮其相應的作用，常出現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根本原因在於我國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使得訴訟程序的研究未能深入。實踐中往往忽略了程序法的獨立性、優先性。程序法僅僅作為實體法的工具而存在。人們評判某一訴訟結果正義的標准一般是按實體正義的規定來確定，很少關注程序正義這一重要問題。司法實踐中，法官們也常以實現實體正義為最高目標，疏不知實體正義尚需程序正義作保證。《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就開門見山地表明制定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事實上，程序法與實體法就象兩棵生長在一起的大樹，枝葉交叉，根莖相連，卻又彼此獨立。 首先，從程序法與實體法的產生來看，有社會就有糾紛，通過一定的社會制度來解決糾紛就尤為必要，出於保持社會安定的本能，傾向於對一定種類的糾紛採取大致相同的解決方法，社會的組成人員對此也加以承認並形成特定的期待。長期演化的結果是：只要沒有特殊情況，當權者反而逐漸要受這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約束。正是經過這樣的過程，實體法才得以形成。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根源——英國法與羅馬法中，私法實體法上的重要法則，全部是經過現實的訴訟而形成的。依當時的社會習慣，通常是解決糾紛的實踐程序在前，而總結法官的判例和逐漸形成的實體法在後。由此可見，程序法具有實體法形成的母體作用。 其次，從程序法與實體法的發展來看，訴訟程序的發展推動了實體法的進程。無論是對習慣的確認，還是由於社會的發展帶來新的事態而有新的訴訟形式、訴權被追加進來，都要通過訴訟程序加以肯定。當然，實體法的發展也帶動了程序法的發展，如刑法關於一些高科技、高智商犯罪的規定明確後，刑事訴訟法對這些新型犯罪的證據的理論研究又深入了一層。可以說，實體法的發展又推動了程序法的發展，並確立了一些新的訴訟程序原則，使得程序法能夠適應變化了的實體法。 程序法的獨立性表現為程序正義。實體法追求的是實體正義，但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不可能形成完美無缺的實體法，法官審判的正義性不僅僅是實體正義，還應有程序正義。訴訟程序自身追求程序正義，以確保訴訟參與人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人格尊嚴、人身權利受到尊重，能在公正地位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控告、辯護、作證等權利；保證法官能公正地聽取各方意見，遵守迴避制度，保證司法獨立。英國有句古老的箴言：正義不僅要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這種「看得見的方式」就是正義的訴訟程序。訴訟程序正義的核心在於公正聽審，體現司法公正。訴訟的目的在於實現訴訟結果正義，而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結合，才能真正實現訴訟結果正義，單獨強調實體正義，就會為了實現實體正義而不擇手段，刑訊逼供也就成為常用手段，人權、人格尊嚴將會被踐踏，而單獨強調程序正義，則可能導致審判的僵化，不利於實體正義的實現，甚至妨礙實體正義的實現，當然也就違背了訴訟的根本目的。 程序法具有自生的獨特內在價值。一方面，它是實現實體正義的工具，是一種手段；另一方面，它又追求著獨特的本身固有品質，即程序的公正、獨立、正義。正是因為這種屬性使得程序法獨立於實體法，具有獨立性。訴訟程序在實現實體正義過程的同時，向訴訟參與者展示、證明判決的公正性，吸收因實體法的不同帶來的缺憾，以消除人們心中對實體結果不滿的情緒。當今世界已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其價值體系五花八門，常常很難就實體上的某一點達成一致，一個問題的答案往往會因人而異，因組織而異。程序是他們唯一能達成一致的地方，一旦他們同意了程序，則無論是何結果，都必須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帶來的結果。程序正義同時也是衡量法官審判正義的一項根據，法官要根據實體法的規定斷案，而法官對實體法規定的執行很大程序上取決於程序法，因此，法官的法律意識中必須有程序正義，這也是司法公正對裁判者素質的一項基本要求。 程序法的另一特性是它的優先性。相對於個案而言，一個實體案件的判決結果是否正確，是否進行重審或再審，案件的判決結果是產生積極還是消極影響，都是個案影響，不會也不能影響到整個司法體系。若犧牲程序法的優先性去滿足個案的需要，並形成習慣，那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會被濫用，法律的指引、教育、評價、預測功能就會下降，當事人對自身利益無法作出正常的預測，人們對法律的威嚴會失去信心。而訴訟程序是社會成員都同意的解決糾紛的方式，即使在訴訟程序下得到了實體並不公正的結果，即個案不公，人們仍然會認為是合理的結果。 訴訟程序優先性的內在要求，是要求人們確立一種非經正當程序的審判結果即非法的意識。盡管各國的文化、歷史、經濟背景不同，但人們對這方面的認識已走向趨同。程序優先性在審判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雖然，在某些情況下，程序優先性與個案的實體公正有沖突之處，但從保障人格尊嚴、保障參與者處於公平的法律地位，充分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來看，保證程序法的優先性，利大於弊。訴訟程序的屬性是訴訟程序的固有屬性，正因其有獨立性，決定了它獨立於實體法；因為其有優先性，決定了它撇開個案影響而維持訴訟程序的完整劃一體系。程序法與實體法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又彼此獨立，自成體系。兩者的發展雖有不平衡，但差距在縮小。實體、程序並重時代已到來，二者不可偏廢，對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輕視都會帶來不利影響。兩者和諧的結合、消除、減少沖突，才能使訴訟結果正義實現，達到立法者、民眾的意願。 程序性是現代法治極重要的特性。在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間，法律堅決地站在程序正義的一邊。這裡面極重要的一點，我認為來自英美思想的經驗主義氣質。經驗主義的法律觀很謙虛，它認為嚴格守住程序性，就是守住了凡人可能到達實質正義的唯一路徑。就如一個瞎子摸著大象的腿大叫這就是大象。這在我們看來很可笑，然而這的確就是人類社會及其理性空間的現實，沒有其他的途徑可以比觸摸更加接近真相。程序正義是一種看得見的正義，看不見的正義就算實現了（你怎麼知道實現了），當事人之一也不一定服氣，說不定雙方都不滿意。當然，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間，常常有差距甚至是巨大的落差，這是現代法律必須關注的問題，但它關注的方式也是非常謹慎和謙虛的，即放棄對實質正義的直接追求，轉而追求程序的無懈可擊。他假定程序不合法的事情實體就不合法，比如，非法的逮捕是不合法的，即使那個被捕的人真是罪犯，這個觀點，劉少奇同志在1956年就曾表明過，但隨即被否定。幾十年後，我們在刑事法里才重新確立了這個姿態，但已還有相當數量的執法人員心中依舊不服氣。然而「真的是罪犯」這個判斷是如何作出的呢？離開了程序，事實上我們無法檢驗和復原這個結論，也無法放心的把評判權交給某個法官。 從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關系看，審判公正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刑事審判的實體公正，就是法院的最終裁判使有罪者受到法律應有的懲罰，輕罪輕判，重罪重判，無罪者免受法律追究。這是結果的公正，是實體法律的要求。同時，體現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的程序公正也是極為重要的。公正既是設定程序的基本要求，又是程序所要追求的終極目的。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保障和體現。「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程序公正要求法官在刑事訴訟中要公平地對待控辯雙方，保障其平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訴權，公正地作出裁決而不偏袒。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告人具有的特殊訴訟角色和社會身份，任何程序上的偏袒和不平等，甚至法官態度、語言、表情上表現出來的先入為主情緒，都有可能使被告人及其家庭成員和社會關系產生某種不公正的感覺，即使裁判做到了實體公正，也不容易服判，影響裁判的權威性和公信度。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官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意見不注意聽，聽不進去，甚至聽不下去，這不僅形象上不公正，而且也不能保證裁判法結果的公正。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尤為重要。 轟動全國的沈陽劉涌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因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將一審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改判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爭議。對於本案，劉涌該不該判死刑，只能由人民法院經過公正的審判作出結論，但該案給我感觸最深的莫過於對於本案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論，一是主要由非法律專業人士所主張的觀點：劉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劉涌案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另一方則主要是由法律專業人士所主張的觀點，即劉涌案件的改判說明法治的進步；說明我們國家對於人權的保障正在走向完善，對於程序違法應當有強有力的制裁措施。假如劉涌案件的案件事實如同判決書所講的存在刑訊逼供，那麼對於劉涌案件的兩種觀點正代表了兩種理念，前者為包青天式的實體正義理念，而後者為辛普森式的程序理念。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碰撞在劉涌案件中得到了突出反映，這一問題引發了人們更廣泛的思考。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已經走向了對抗式，我們的許多司法改革措施也是以倡導程序正義的英美國家為模型，程序正義在學界受到了大力推崇。台灣學者蘇永欽教授在評價台灣的司法改革時曾形象地稱之為「漂移在兩種司法理念之間的司法改革」，仔細思索劉涌案，人們之所以對這一案件的評論「漂移在兩種理念之間」，其深層原因在於：我們國家傳統的實體正義至上的司法傳統使得普通老百姓難以接受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他們認為，一個「罪大惡極」的集團犯罪的首犯竟然沒有被判處死刑，其原因竟然是因為刑訊逼供。然而，人們又對刑訊逼供行為深惡痛絕，同樣轟動全國的雲南杜培武案所引發的人們對刑訊逼供的討論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當然，兩個案件存在著很大差異，一個是罪行累累，而另一個則是蒙冤入獄。具體到劉涌案之所以導致兩種司法理念的撞擊的直接原因就在於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書，我們不難發現在這樣一份判決書中竟然使用了許多含糊的不確定的表達。依照常理，凡是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司法機關一般都會調配精兵強將予以審理，其製作的判決書也代表了本院的最高水平。然而，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如此含糊的判決文本了斷此案，很難讓人認為這純粹是一個技術錯誤。相反，更容易使人陷入無限遐想，是否本案另有隱情，主審法官是否迫於壓力，法院之訴運用這種手法作出這樣的判決，是否是在為以後的再審埋下伏筆等等。正是這樣一份措辭含糊的判決書使得普通百姓乃至法律人士對判決結果的合理性提出了「合理的懷疑」。一些法律人士對於劉涌案也持一種審慎的批評態度，並且對劉涌案中的一些問題進行過探討。在劉涌案中為什麼有這么多人不接受人民法院作出的「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判決」，為什麼「民憤」因為判決書的作出而被再次激起，一個更直接的緣由恐怕就是信息的不公開，當一個案件的真實情況尚未公開，當普通老百姓連一份完整的判決書都難以看到的情況下，他們完全有理由去展開想像，完全有理由去猜測。他們完全可以認為此案之所以改判是因為強權在作案，尤其是在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黑幕的情況下，民眾有理由這樣認為。如今，我們的司法機關也在倡導「司法為民」，這也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體現。試想如果我們的法院在作出一份判決書尤其是象這樣一份有著重大影響的判決書而不向公眾說明真相，這樣的司法又怎能讓公眾滿意？ 我們注意到我們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的司法改革都在強調「民眾」，日本推出的「一攬子司法改革計劃」，其中明確提出國民的司法參與，在日本司法改革白皮書中明確規定「在刑事訴訟中，應建立廣大普通國民與法官共同分擔責任，相互配合，主動地實際參與決定審判內容的新制度」，其目的就在於讓人民參與司法，了解司法。而我國人民參與司法，不外乎有兩種方式。一是參加法庭審判或者旁聽（如今電視直播以及媒體能夠詳細報道的案件還為數不多），另一個途徑則是裁判文書，如果裁判文書作為司法程序的最終結果，但我們不能通過它來告知被審判者，告知公眾此案的情況是什麼，法庭上發生了什麼？那麼，法院就向公眾隱瞞了真相，公眾就有理由懷疑案件結果的正當性，因而，其裁判文書的公開是審判公開的課題中應有之義。 盡管劉涌案件的判決書措辭比較含糊，認為案件偵查過程中可能存在刑訊逼供，並且法院基於「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出了改判的判決，但就判決書本身來講，盡管我們批評這份判決沒有充分說理，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份判決書在形式上存在著一個進步。從這份判決書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法院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日益認識到程序的重要性，敢於排除因為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並且因此而改判。當然，這一進步並不意味著做到了真正的非法證據排除，但是，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畢竟邁出了這一步。然而，正是本案中對於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的排除以及因此而引發的大討論，促使我們必須密切關注以後刑事司法改革中對於程序違法問題的解決。如何構建我國的「程序性裁判」則又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也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本案中凸顯的則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建問題，而我國目前刑事訴訟法以及司法解釋僅僅規定了言詞證據的排除規則，並且這些規定還缺乏可操作性。目前學界有關建立「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的呼聲日漸高漲。但從劉涌案件的討論所展示的「民眾的呼聲」，又使得我們必須去審慎地思考如何構建中國的程序性裁判。在很多老百姓還受包青天式的實體正義觀念深刻影響下，我們能否移植程序正義理念指導下的程序性裁判制度？經過移植或借鑒，在中國構建程序性裁判後，民眾能否接受這一制度？這一制度能否發揮積極的功效等一系列問題都是我們還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貳』 濡備綍鐞嗚В鏅閫氭硶緋誨浗瀹舵硶寰嬫枃鍖栦腑鐨勨滅▼搴忎紭鍏堜簬鏉冨埄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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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從趙作海案件看刑訊逼供的危害性
刑訊逼供對於我們國家的法制、對保護人權、對於維護政法機關的形象都是嚴重不利的，所以必須從思想上深刻地認識，避免類似的情況滋生蔓延。
刑訊逼供的危害就是侵犯人權。我們反對刑訊逼供也主要是從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從保護人權的角度來講禁止刑訊逼供。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從偵查實現它的根本目標——查明案件事實這個角度，刑訊逼供也是弊大於利的。古今中外許多案件都能說明這樣一點。冤案哪裡來的？很多冤案都是通過刑訊逼供來的，正所謂屈打成招。所以刑訊真正得到的口供很多情況下是不真實的，它可以使偵查誤入歧途。即使是對我們實現查明案件事實，這樣一個根本的目標來說，刑訊逼供也不是一個有效的手段。
『肆』 杜培武案主審法官怎麼處理
隨著杜培武的無罪釋放，也意味著當初那些加害過他的人逃脫不了責罰，根據法醫鑒定，杜培武身上還留下多處傷痕，腦袋外傷害導致了腦萎縮。
2001年8月三日，昆明市原政委秦某、隊長寧某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
杜培武坐了三年牢，政府也按照當時的公司標准賠償了他兩萬多元。
對於妻子和摯友曾經對自己做過的那些事情，杜培武也釋然了，出獄後他還去妻子的墳邊祭拜了一下，並告訴她，真正的兇手已經落網，自己會好好照顧孩子。
這個遲來的正義讓人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出獄後，杜培武面對記者說了自己的感想：「爸爸曾告訴我，我們要相信法律，事實上我對法律從來沒有失去過信心，我也曾是執法者，但對於個別執法人員的手段我不敢苟同，我學過刑偵，學過法律，也有反偵查經驗，我每日鍛煉，身體強健，但到最後還是不得不「認罪」，我都是如此，那些普通人怎麼辦？」
經此一事，杜培武還是堅持恢復了自己警籍，他對「人民警察」這個崗位並沒有因為自己所遭受的冤屈而感到失望，他依然熱愛這份事業，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的知道，極個別害群之馬依然在活躍著，而老百姓需要他這樣的衛士。
『伍』 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間存在怎麼樣的關系
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
《刑事訴訟法》在我國已頒布多年,但在司法領域內沒有真正發揮其相應的作用,常出現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根本原因在於我國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使得訴訟程序的研究未能深入.實踐中往往忽略了程序法的獨立性、優先性.程序法僅僅作為實體法的工具而存在.人們評判某一訴訟結果正義的標准一般是按實體正義的規定來確定,很少關注程序正義這一重要問題.司法實踐中,法官們也常以實現實體正義為最高目標,疏不知實體正義尚需程序正義作保證.《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就開門見山地表明制定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事實上,程序法與實體法就象兩棵生長在一起的大樹,枝葉交叉,根莖相連,卻又彼此獨立.
首先,從程序法與實體法的產生來看,有社會就有糾紛,通過一定的社會制度來解決糾紛就尤為必要,出於保持社會安定的本能,傾向於對一定種類的糾紛採取大致相同的解決方法,社會的組成人員對此也加以承認並形成特定的期待.長期演化的結果是：只要沒有特殊情況,當權者反而逐漸要受這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約束.正是經過這樣的過程,實體法才得以形成.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根源——英國法與羅馬法中,私法實體法上的重要法則,全部是經過現實的訴訟而形成的.依當時的社會習慣,通常是解決糾紛的實踐程序在前,而總結法官的判例和逐漸形成的實體法在後.由此可見,程序法具有實體法形成的母體作用.
其次,從程序法與實體法的發展來看,訴訟程序的發展推動了實體法的進程.無論是對習慣的確認,還是由於社會的發展帶來新的事態而有新的訴訟形式、訴權被追加進來,都要通過訴訟程序加以肯定.當然,實體法的發展也帶動了程序法的發展,如刑法關於一些高科技、高智商犯罪的規定明確後,刑事訴訟法對這些新型犯罪的證據的理論研究又深入了一層.可以說,實體法的發展又推動了程序法的發展,並確立了一些新的訴訟程序原則,使得程序法能夠適應變化了的實體法.
程序法的獨立性表現為程序正義.實體法追求的是實體正義,但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不可能形成完美無缺的實體法,法官審判的正義性不僅僅是實體正義,還應有程序正義.訴訟程序自身追求程序正義,以確保訴訟參與人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人格尊嚴、人身權利受到尊重,能在公正地位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控告、辯護、作證等權利；保證法官能公正地聽取各方意見,遵守迴避制度,保證司法獨立.英國有句古老的箴言：正義不僅要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這種「看得見的方式」就是正義的訴訟程序.訴訟程序正義的核心在於公正聽審,體現司法公正.訴訟的目的在於實現訴訟結果正義,而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結合,才能真正實現訴訟結果正義,單獨強調實體正義,就會為了實現實體正義而不擇手段,刑訊逼供也就成為常用手段,人權、人格尊嚴將會被踐踏,而單獨強調程序正義,則可能導致審判的僵化,不利於實體正義的實現,甚至妨礙實體正義的實現,當然也就違背了訴訟的根本目的.
程序法具有自生的獨特內在價值.一方面,它是實現實體正義的工具,是一種手段；另一方面,它又追求著獨特的本身固有品質,即程序的公正、獨立、正義.正是因為這種屬性使得程序法獨立於實體法,具有獨立性.訴訟程序在實現實體正義過程的同時,向訴訟參與者展示、證明判決的公正性,吸收因實體法的不同帶來的缺憾,以消除人們心中對實體結果不滿的情緒.當今世界已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其價值體系五花八門,常常很難就實體上的某一點達成一致,一個問題的答案往往會因人而異,因組織而異.程序是他們唯一能達成一致的地方,一旦他們同意了程序,則無論是何結果,都必須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帶來的結果.程序正義同時也是衡量法官審判正義的一項根據,法官要根據實體法的規定斷案,而法官對實體法規定的執行很大程序上取決於程序法,因此,法官的法律意識中必須有程序正義,這也是司法公正對裁判者素質的一項基本要求.
程序法的另一特性是它的優先性.相對於個案而言,一個實體案件的判決結果是否正確,是否進行重審或再審,案件的判決結果是產生積極還是消極影響,都是個案影響,不會也不能影響到整個司法體系.若犧牲程序法的優先性去滿足個案的需要,並形成習慣,那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會被濫用,法律的指引、教育、評價、預測功能就會下降,當事人對自身利益無法作出正常的預測,人們對法律的威嚴會失去信心.而訴訟程序是社會成員都同意的解決糾紛的方式,即使在訴訟程序下得到了實體並不公正的結果,即個案不公,人們仍然會認為是合理的結果.
訴訟程序優先性的內在要求,是要求人們確立一種非經正當程序的審判結果即非法的意識.盡管各國的文化、歷史、經濟背景不同,但人們對這方面的認識已走向趨同.程序優先性在審判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雖然,在某些情況下,程序優先性與個案的實體公正有沖突之處,但從保障人格尊嚴、保障參與者處於公平的法律地位,充分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來看,保證程序法的優先性,利大於弊.訴訟程序的屬性是訴訟程序的固有屬性,正因其有獨立性,決定了它獨立於實體法；因為其有優先性,決定了它撇開個案影響而維持訴訟程序的完整劃一體系.程序法與實體法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又彼此獨立,自成體系.兩者的發展雖有不平衡,但差距在縮小.實體、程序並重時代已到來,二者不可偏廢,對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輕視都會帶來不利影響.兩者和諧的結合、消除、減少沖突,才能使訴訟結果正義實現,達到立法者、民眾的意願.
程序性是現代法治極重要的特性.在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間,法律堅決地站在程序正義的一邊.這裡面極重要的一點,我認為來自英美思想的經驗主義氣質.經驗主義的法律觀很謙虛,它認為嚴格守住程序性,就是守住了凡人可能到達實質正義的唯一路徑.就如一個瞎子摸著大象的腿大叫這就是大象.這在我們看來很可笑,然而這的確就是人類社會及其理性空間的現實,沒有其他的途徑可以比觸摸更加接近真相.程序正義是一種看得見的正義,看不見的正義就算實現了（你怎麼知道實現了）,當事人之一也不一定服氣,說不定雙方都不滿意.當然,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間,常常有差距甚至是巨大的落差,這是現代法律必須關注的問題,但它關注的方式也是非常謹慎和謙虛的,即放棄對實質正義的直接追求,轉而追求程序的無懈可擊.他假定程序不合法的事情實體就不合法,比如,非法的逮捕是不合法的,即使那個被捕的人真是罪犯,這個觀點,劉少奇同志在1956年就曾表明過,但隨即被否定.幾十年後,我們在刑事法里才重新確立了這個姿態,但已還有相當數量的執法人員心中依舊不服氣.然而「真的是罪犯」這個判斷是如何作出的呢?離開了程序,事實上我們無法檢驗和復原這個結論,也無法放心的把評判權交給某個法官.
從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關系看,審判公正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刑事審判的實體公正,就是法院的最終裁判使有罪者受到法律應有的懲罰,輕罪輕判,重罪重判,無罪者免受法律追究.這是結果的公正,是實體法律的要求.同時,體現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的程序公正也是極為重要的.公正既是設定程序的基本要求,又是程序所要追求的終極目的.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保障和體現.「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程序公正要求法官在刑事訴訟中要公平地對待控辯雙方,保障其平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訴權,公正地作出裁決而不偏袒.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告人具有的特殊訴訟角色和社會身份,任何程序上的偏袒和不平等,甚至法官態度、語言、表情上表現出來的先入為主情緒,都有可能使被告人及其家庭成員和社會關系產生某種不公正的感覺,即使裁判做到了實體公正,也不容易服判,影響裁判的權威性和公信度.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官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意見不注意聽,聽不進去,甚至聽不下去,這不僅形象上不公正,而且也不能保證裁判法結果的公正.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尤為重要.
轟動全國的沈陽劉涌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因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將一審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改判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爭議.對於本案,劉涌該不該判死刑,只能由人民法院經過公正的審判作出結論,但該案給我感觸最深的莫過於對於本案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論,一是主要由非法律專業人士所主張的觀點：劉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劉涌案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另一方則主要是由法律專業人士所主張的觀點,即劉涌案件的改判說明法治的進步；說明我們國家對於人權的保障正在走向完善,對於程序違法應當有強有力的制裁措施.假如劉涌案件的案件事實如同判決書所講的存在刑訊逼供,那麼對於劉涌案件的兩種觀點正代表了兩種理念,前者為包青天式的實體正義理念,而後者為辛普森式的程序理念.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碰撞在劉涌案件中得到了突出反映,這一問題引發了人們更廣泛的思考.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已經走向了對抗式,我們的許多司法改革措施也是以倡導程序正義的英美國家為模型,程序正義在學界受到了大力推崇.台灣學者蘇永欽教授在評價台灣的司法改革時曾形象地稱之為「漂移在兩種司法理念之間的司法改革」,仔細思索劉涌案,人們之所以對這一案件的評論「漂移在兩種理念之間」,其深層原因在於：我們國家傳統的實體正義至上的司法傳統使得普通老百姓難以接受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他們認為,一個「罪大惡極」的集團犯罪的首犯竟然沒有被判處死刑,其原因竟然是因為刑訊逼供.然而,人們又對刑訊逼供行為深惡痛絕,同樣轟動全國的雲南杜培武案所引發的人們對刑訊逼供的討論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當然,兩個案件存在著很大差異,一個是罪行累累,而另一個則是蒙冤入獄.具體到劉涌案之所以導致兩種司法理念的撞擊的直接原因就在於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書,我們不難發現在這樣一份判決書中竟然使用了許多含糊的不確定的表達.依照常理,凡是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司法機關一般都會調配精兵強將予以審理,其製作的判決書也代表了本院的最高水平.然而,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如此含糊的判決文本了斷此案,很難讓人認為這純粹是一個技術錯誤.相反,更容易使人陷入無限遐想,是否本案另有隱情,主審法官是否迫於壓力,法院之訴運用這種手法作出這樣的判決,是否是在為以後的再審埋下伏筆等等.正是這樣一份措辭含糊的判決書使得普通百姓乃至法律人士對判決結果的合理性提出了「合理的懷疑」.一些法律人士對於劉涌案也持一種審慎的批評態度,並且對劉涌案中的一些問題進行過探討.在劉涌案中為什麼有這么多人不接受人民法院作出的「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判決」,為什麼「民憤」因為判決書的作出而被再次激起,一個更直接的緣由恐怕就是信息的不公開,當一個案件的真實情況尚未公開,當普通老百姓連一份完整的判決書都難以看到的情況下,他們完全有理由去展開想像,完全有理由去猜測.他們完全可以認為此案之所以改判是因為強權在作案,尤其是在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黑幕的情況下,民眾有理由這樣認為.如今,我們的司法機關也在倡導「司法為民」,這也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體現.試想如果我們的法院在作出一份判決書尤其是象這樣一份有著重大影響的判決書而不向公眾說明真相,這樣的司法又怎能讓公眾滿意?
我們注意到我們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的司法改革都在強調「民眾」,日本推出的「一攬子司法改革計劃」,其中明確提出國民的司法參與,在日本司法改革白皮書中明確規定「在刑事訴訟中,應建立廣大普通國民與法官共同分擔責任,相互配合,主動地實際參與決定審判內容的新制度」,其目的就在於讓人民參與司法,了解司法.而我國人民參與司法,不外乎有兩種方式.一是參加法庭審判或者旁聽（如今電視直播以及媒體能夠詳細報道的案件還為數不多）,另一個途徑則是裁判文書,如果裁判文書作為司法程序的最終結果,但我們不能通過它來告知被審判者,告知公眾此案的情況是什麼,法庭上發生了什麼?那麼,法院就向公眾隱瞞了真相,公眾就有理由懷疑案件結果的正當性,因而,其裁判文書的公開是審判公開的課題中應有之義.
盡管劉涌案件的判決書措辭比較含糊,認為案件偵查過程中可能存在刑訊逼供,並且法院基於「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出了改判的判決,但就判決書本身來講,盡管我們批評這份判決沒有充分說理,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份判決書在形式上存在著一個進步.從這份判決書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法院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日益認識到程序的重要性,敢於排除因為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並且因此而改判.當然,這一進步並不意味著做到了真正的非法證據排除,但是,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畢竟邁出了這一步.然而,正是本案中對於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的排除以及因此而引發的大討論,促使我們必須密切關注以後刑事司法改革中對於程序違法問題的解決.如何構建我國的「程序性裁判」則又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也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本案中凸顯的則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建問題,而我國目前刑事訴訟法以及司法解釋僅僅規定了言詞證據的排除規則,並且這些規定還缺乏可操作性.目前學界有關建立「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的呼聲日漸高漲.但從劉涌案件的討論所展示的「民眾的呼聲」,又使得我們必須去審慎地思考如何構建中國的程序性裁判.在很多老百姓還受包青天式的實體正義觀念深刻影響下,我們能否移植程序正義理念指導下的程序性裁判制度?經過移植或借鑒,在中國構建程序性裁判後,民眾能否接受這一制度?這一制度能否發揮積極的功效等一系列問題都是我們還得認真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