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趙惠
Ⅰ 史記中的故事
1、《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一忍再忍的故事：
良嘗閑從容步游下邳圯(pīyí「圯」為橋的意思)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
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
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張良能夠一忍再忍老頭的很顯然故意的折辱，終於抑制住了剛銳之氣，塑造成能忍小忿而就大謀的謀略者。「張良忍於取履，終有封侯之榮。」
2、劉邦能忍而得天下
劉邦首先攻佔咸陽，如按楚懷王之約，劉邦本應封為關中王。項羽40萬大軍入關，劉邦不但沒做成關中王，連封地都變為漢中，劉邦一肚子怨氣，但沒有發作，忍了。
在楚漢對峙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興分我杯羹』」項羽用劉邦的老父為籌碼，要挾劉邦。
劉邦真有忍耐力，說您要烹食老父，請分我一杯羹，硬是搞得項羽沒有一點辦法，只好作罷。
劉邦在與項羽爭奪天下進入關鍵時刻，垓下之戰一觸即發，憑劉邦的力量肯定打不過項羽，於是派人給韓信、彭越送信，令其率領人馬齊聚垓下與劉邦合圍項羽。
《淮陰侯列傳》載：「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原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
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劉邦能夠忍住韓信趁他形勢不利時伸手要王的憤怒，並立即派張良帶著印綬去加封韓信。韓信做齊王後，與劉邦等軍包圍項羽，直逼項羽自刎。劉邦終於得天下，開漢代基業。
3、韓信忍於胯下，卒收登壇之拜。
《史記·淮陰侯列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內心)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ku)下。」於是信孰視之，俛(俯)出袴下，蒲伏(匍匐)。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韓信能忍胯下之辱，其實並不是他膽怯，而是看清局面的睿智。有傳說韓信富貴之後，找到那個屠夫，屠夫很是害怕，以為韓信要殺他報仇，沒想到韓信卻善待對屠夫，並封他為護軍衛，他對屠夫說，沒有當年的「胯下之辱」就沒有今天的韓信。
4、你在地下還要反？
周亞夫是平定七國之亂的大功臣。他兒子偷偷買了皇家用的盾牌刀劍給父親陪葬用。後來被告發。
法官：「你要造反。」周亞夫：「我買了陪葬用的，你怎麼能說是造反吶？」
法官：「不管了，即使你在地上不造反，在地下也會造反！」
我猜，一千年後，等周亞夫在地下見了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新來的岳飛，一定會說：這些禽獸們，一千年來整人的套路都不會變變啊！
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絳侯周勃世家》
5、卡住自己命運咽喉的商鞅
商鞅變法，立了一籮筐的嚴刑峻法，也得罪了一大波人。在後台秦孝公崩後，他遭到了敵對勢力的瘋狂反撲。
晚上逃亡到一家賓館准備入住，老闆並不認識他，死活不讓住：客官，您不知道嗎，商鞅有規定，這住店沒驗身份證的話，我也是要跟著判罪吶！面對這戲劇性的一幕，商鞅愕然：沒想到我商君之法，竟然積弊至此了......
他從未這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卡住自己命運咽喉的力度。他恨不得穿越回去，抽那個正在立法的自己一大嘴巴。
如果政策的制定者，當有朝一日被這政策加於己身，依然能覺得合情合理，那麼這就是一條好政策吧。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商君列傳》
Ⅱ 墨子的非攻思想
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魯問）非攻，是墨學思想的核心。墨子非攻思想主要針對的是國家內外的相互虧害。這種相互虧害表現為：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葯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兼愛）墨子認為，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之間的相互虧害，其根本原因：皆起不相愛。（兼愛）
墨學將相互虧害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國與國之間；二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三是天下的人與人之間。正是由於墨家看到這三個層面的相互虧害，導致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尚同）所以才提出非攻和兼愛的思想。非攻，即反對相互虧害。基於反對相互虧害的底線，墨子才提出兼愛的主張：兼以易別。什麼是別？什麼是兼呢？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兼愛）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天志）墨子說，我們嘗試著論證一下，天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虧害是如何產生的。究竟是因為彼此相愛相利而產生呢，還是因為相惡相賊而產生的呢？顯然不是由相愛相利產生的，而是由相互虧害而產生的。既然如此，就用概念來定義一下產生相互虧害的原因，將其定義為「別」。既然「別」產生天下大害，那麼就說明「別」是不合理的，就要反對。別，導致了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亂，強富貴智眾等對弱貧賤愚寡的攻亂劫暴辱傲的虧害。這種相互虧害，不利天，不利鬼，不利人，是違背天道的最大的惡。所以別，指的是侵犯和坑害人。而兼指的是不侵犯不坑害人進而愛人利人。由此可見，攻即別。兼即非攻。所以，兼愛非攻實際上是一體兩面。在這里，墨子用了分名的主張。分名，即對不同現象，事物的定名。這是墨家的名實思想。察名時之理，以實舉名。（小取）實際上，墨學中的墨經部分，正是墨家的名實論，即論述概念和事物現象本質之間的關系。正是墨家的名實論，產生了後世的名家。以惠施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和鄧析的刑名是不同的。鄧析的刑名更傾向於當今的律師，和法家主張的法官，尉雜相近。實際上以惠施和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屬於墨家一支，在晉朝魯勝那裡得到肯定：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魯勝墨辯注敘）惠施，公孫龍的堅白同異等等思想都是對墨家名實思想的傳承。而惠施和公孫龍的泛愛天地一體和偃兵兼愛天下的政治主張都是對墨家兼愛非攻思想的傳承。
恰如墨子當年止楚攻宋，止齊攻魯，止魯攻鄭一樣，惠施和公孫龍也堅定不移的踐行著兼愛非攻的主張。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呂氏春秋·審應覽第六》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可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一也。」《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由此可見，惠施公孫龍屬於墨家一支。馬中錫有篇中山狼的故事，也從側面說明，惠施主張的泛愛天地一體即墨家的兼愛思想的傳承：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先生曰：然墨之道，『兼愛』為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職也。在這里，捎帶著指出墨離為三，並不是像一些人所認為的墨家內部的分裂，而是墨家強調分工合作的結果。墨家認為，從事於義，就好像築牆。能說書者說書，能談辯者談辯，能從事者從事。從事一派，即以參與城守的那一支墨者。談辯一派，即辯者名實之論的墨者。說書一派即傳播墨學思想的墨者。以城守為代表的有禽子孟勝等。以談辯為代表的有謝子，惠施公孫龍等。以傳播墨學著書的墨者，有胡非子纏子等。現存的墨子一書，實際上也體現了這三派的劃分。軍事部分，墨經部分，以及其他各說書篇。這個劃分，打破了之前一些學者對墨學的結構劃分，也更符合墨家特點，重視組織性與分工化。這樣的劃分，從墨子一書，可見端倪。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公孟）墨子的學生，想要學習軍事，但是墨子認為，應該量力而行。甚至，禽子在墨子身邊學習了三年之後，才敢跨學科去學軍事部分，而得到墨子的許可。
如前文所說，兼愛非攻一體兩面。沒有非攻的對虧害人的反對這一底線，就沒有愛人利人的兼愛。拋開非攻的反對虧害人這一底線，兼愛就不是兼愛，而會變成借兼愛之名，行攻別之實。比如有句俗話教做殺富濟貧，替天行道。我們不禁要問，富就違背天道？貧就具有天然的正義性么？正所謂富而好禮，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墨家認為，人皆欲富貴。一家人，勤儉節約，積攢下家財，有什麼不合理的呢？相反，墨家對於那些不思進取，好逸惡勞的人稱為窮民偽民：昔也三代之窮民，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飢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非命）所以墨家並不認為，富就必然不正義，貧窮就必然具有天然的正義性。所以，那些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殺富濟貧的人，不是騙子就是土匪。當然，為富不仁，以富辱貧則是墨家明確反對的。一個人就算不努力工作，而導致窮，也不是別人坑害他的理由。
在談到墨學非攻的思想時，有觀點認為，非攻僅僅是反對戰爭。更偏激的看法是，墨家非攻反對一切的戰爭。首先，說非攻是反對戰爭沒有錯。通過先秦記載，墨子曾三次阻止了戰爭。在春秋無義戰，民不聊生的時代，這是非常偉大的創舉。以至於在呂氏春秋的記載中，墨子被尊為無地之君，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順說）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不侵）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有度)正因為如此，才有了韓非子說的墨為顯學。即使孟子也不得不承認天下之學半歸於墨。不僅墨子止戰非攻，墨家的後世弟子也同樣如此，比如惠施公孫龍。比如呂氏春秋中記載中墨者師：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應言）由此不難看出，墨家弟子堅定不移的踐行著非攻的思想。消彌戰爭於無形之中。這也符合上兵伐謀的戰略。所以，墨子不但和儒家聖人孔子，曾子並稱，也和孫子（臏）吳起並稱。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戰國策）孫臏吳起的軍事才能與兵聖孫武伯仲之間，墨子的軍事才能和孫吳並稱，說明了墨子是文武兼備的。
墨子和墨家的後世弟子，的確都阻止了多次戰爭。但就此認為墨家非攻僅僅是反對戰爭，則顯得狹隘了。猶如前文所述，攻即別，無論是攻還是別，其本質都是虧害人，是虧人而自利。攻，在墨學里，不能簡單定義為戰爭，而是程度更為嚴重的虧害人。虧害人，分三個層次，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虧害，國與國之間相虧害，天下的人與人之間相虧害。在這三個不同層次中，國與國之間的相攻，其程度最為惡劣。因為，國與國之間相攻，是大規模的有組織化的，無論是在殺人還是在資源的浪費上，都是其他兩個層次所無法相對比的。民俗有言：扒瓜掠棗不算賊。然而在墨學看來，扒瓜掠棗就是虧害人，所以在非攻篇所列舉的第一個例子即：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非攻）扒瓜掠棗，和戰爭侵略，只有程度不同，而性質相同。所以，墨學才用反對戰爭侵略的例子來說明不虧害的主張。這叫做舉其所重，而明其所非。
那麼，「攻」這一虧害人的程度有多嚴重呢？以兵聖孫武的觀點來看：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作戰篇）發動一場戰爭，僅僅用來維持一支部隊的費用就需要日費千金。隨著戰爭的開展，導致的是：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軍罷馬，甲胄矢弓，戟盾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作戰篇）不僅如此，物資的消耗使國家和百姓財竭貧困，所剩無幾。更導致人的大量死亡：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謀攻篇）對於攻，所產生的災難，兵聖孫武是明知的。孫武對攻所產生的災害，僅僅是從維持戰爭的物資需要和戰斗中的人員死亡來考量的。墨子則不然，不但考量了大量的物資——周生之本的消耗浪費和參加戰爭的人員死亡，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非攻）更考量了那些無辜的百姓，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非攻）勞動生產的停滯，無數百姓的死亡是戰爭的直接結果。只要翻開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會知道，戰爭，造成的是無數百姓的流離失所飢寒凍餒而死。戰爭，不但導致發動戰爭的國家的民眾財竭死亡，更對被侵略的國家的百姓造成嚴重的傷害。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口，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非攻）所以墨子說，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公孟）戰爭，沒有勝利者。戰爭的結果，導致的是大量資源的浪費，和無數人的死亡。究竟誰是勝利者？究竟誰得到了利益？
攻，是與以強執弱，以富侮貧，以貴敖賤，以詐欺愚，以眾暴寡的執，侮，傲，欺，暴，是與攘，竊，偷，殺，奪本質相同，但程度不同的虧害人。只有了解到這一點，才不會把非攻，簡單的理解成反對戰爭。如果一定要把非攻理解成反對戰爭的話，非攻，反對的是戰爭侵略，而不是反對一切戰爭。正是因為某些人將非攻簡單的理解成反對戰爭，才有了後面一種偏激淺陋的看法，即認為非攻反對一切戰爭。果真如此么？實際上，這個問題，墨子當時就遭到了質疑：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非攻）有人為了搞戰爭侵略，粉飾其侵略的本質，來反對墨子的非攻之說，如果戰爭不義，沒有利，那麼當初湯武革命，為何都被認為合理呢？墨子說，你沒搞清楚我的意思，你說的不是攻，而是誅。由此可見，墨子對戰爭的性質是以正義還是不正義來劃分。對於發動戰爭搞侵略，墨子堅決反對，對於禁亂誅暴的戰爭，墨子則贊同。雖然墨子贊同禁亂誅暴的正義戰爭，但是，墨子反對那種藉此名而發動戰爭。在墨學的典籍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魯陽文君想要發動戰爭攻打鄭國。墨子知道後去阻止他。魯陽文君說，我是替天行道：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 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魯問）墨子說，天誅三年已經夠了，用不著你去誅伐鄭國。你所謂的替天行道，不過是借口，別人家的父母教育自己不成器的孩子，你就想順手給人家孩子一棒子，沒這道理。借替天行道的名義，發動戰爭，或其他形式的虧害人，很容易迷惑和鼓動人心。所以墨家才會對此充滿著警惕。如果說借替天行道的名義發動戰爭，還有一點名義上的合理性的話，更多的戰爭理由，則是赤裸裸的虧害人，試看這些理由：1，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非攻）戰爭侵略是擴大地盤，增加人口數量的方法，所以戰爭是必要的。墨子則對這種發動戰爭借口進行了批判：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葯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葯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葯也。（非攻）墨子說，能通過戰爭得到地盤和人口的畢竟是少數，這就好比醫生用葯給病人治病，得病的人多，醫生的葯只能治好四五個人，這葯當然就不是好葯了。戰爭，雖然使少數幾個國家獲得了利益，但是，更多的國家和人口則在戰爭中徹底的消失了。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所以戰爭侵略，不可不反對。2，彼不能收用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非攻）戰爭是威服天下的手段。墨子則批判說，歷史上那些窮兵黷武，以戰爭手段威服別人的人，有哪個不是被迅速的消滅了？沒有誰，能真正靠戰爭來威服別人，所以，對於戰爭，不可不反對。3，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非攻）發動戰爭，不是以掠奪財產，人口和土地，而是想立「義」名，彰顯「德」。這樣的理由和替天行道，順天之意為借口發動戰爭，如出一轍。所以墨子批判說，要想立義彰德，應該救助被侵犯的人，幫助別國建設，給予物質支援，這樣的話，才能立義彰德。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非攻）把維持戰爭所需要的大量資源，用到幫助別國上，足以立以彰德，名顯天下。不僅如此，因為「寬以惠，緩易急」，必然可以「民必移」，民心所向，天下歸一。所以，墨子非攻，既包括反對戰爭侵略，又包括認同誅暴的正義戰爭，同時又反對借正義之名發動戰爭。如果說這是將非攻簡單理解成反對戰爭的話，那麼，非攻就包含這三個方面。但是絕不止如此，非攻還有第四個方面，即自強不受欺負。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完，不可以自守。（七患）墨子認為，兵者，國之爪也，是用來自保和征不義的，所以軍事一定要安強常備。否則就會在被侵略的時候，無法應付。國之大事，唯祀與戎，足兵，足食。所以墨子對公良桓子說，衛國是小國，處於齊晉兩個大國之間，就好像一個貧窮之家處於兩個富裕之家之間一樣，不要學他們搞排場享受，那樣的話，很容易就敗家了，你應該加強武備，要比搞排場享受更有用的多。至此，非攻如果僅僅以反對戰爭而言，就包含以上四個方面。
由於墨子墨家在反對戰爭侵略的方面，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巨大影響，後世以為墨門多勇士，死不旋踵。給人一種墨家弟子勇莽敢斗的印象。然而，這樣一個勇，斗的形象並非墨家的本來面目。莊子說，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天下）劉子說，墨者不怒、非斗。（九流）在莊子眼中，墨家弟子是一群穿著簡朴，飲食粗陋，但卻溫和謙恭的人。沒有憤怒的情緒，不爭勇好鬥，反對人與人之間的私鬥。墨道不怒，非斗是墨家修身的內在要求。沒有這樣的修身要求，墨家豈不是和爭勇好鬥的勇士俠客相同了？韓非子說，俠以武犯禁，司馬遷說墨家對俠摒而不載，即墨家根本就不認同這些所謂的好勇好鬥，違法亂禁的俠勇。對於墨家非斗的內外修身要求，曾有儒家質疑：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無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斗，惡有士而無斗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耕柱）子夏的弟子問墨子，君子有斗么？墨子說，君子無斗。子夏的弟子說，狗和豬都會相鬥，士君子怎麼會無斗呢？墨子說，悲哀啊，悲哀。嘴上說著湯文的大道，行動卻和豬狗相比，真悲哀啊。正是因為墨家有著非情緒化的修身，所以才有無斗的主張。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捨、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鬥？（非儒）仁人君子以理服人，學習別人的優點，哪裡有什麼爭斗呢？所以墨子說，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修身）對於那些情緒化侮辱性的話，不必在意，不要說刻薄的語言，害人之心也不可有。要心存常愛，行動恭謹，語言溫馴。不僅如此，還要必去六辟：「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去惡，而用仁義。（貴義）墨家這系統的修身之道，即莊子所說的墨道不怒非斗。
對於墨道的不怒非斗，在墨家的傳承之中，一直為墨家弟子所遵行。墨子書中記載這樣一個故事：子墨子謂駱滑氂曰：「吾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耕柱）墨子對駱滑氂說我聽說你好勇斗？駱滑氂說，是這樣。只要我聽到哪有勇士，我必定去殺了他。墨子說，人都想和他所愛在一起，而疏遠他所厭惡的，你好勇，不親近勇者，反而殺了，這不是好勇，而是惡勇。墨家弟子胡非子面對屈將子的挑釁：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斗，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斗，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做出勇有五等的論述：獵徒之勇，漁人之勇，陶匠之勇，五刑之勇和君子之勇，來質問屈匠子。屈匠子無言而服，歸為弟子。這個事跡記載於《太平預覽》《意林》等，也充分說明墨家的無斗思想。根據這些記載，可知墨子墨家是非常反對個人暴力的。在《呂氏春秋》中記載著，墨家巨子的兒子，在秦國私鬥殺人，秦王想通過免除巨子兒子的死罪，來達到收買墨家的目的，被巨子義正言辭的拒絕，最後巨子的兒子被依法處死。在此也可以看出，墨家反對私鬥，對於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這一百王之所同的律法的嚴格遵守。恰如有人指出：我們往往有個成見：儒家比較文弱而墨家比較剛健，其實恐未必然。孔門必修課中，尚有射御之類的軍事技能，門下亦多有子路、冉求這樣的猛士；而在墨家，此種技能卻不是人人能學。後世通常把墨家與俠聯繫到一起，認為墨家即俠。但根據司馬遷的史記記載，儒墨對俠皆摒而不載，而韓非也說俠以武犯禁。但是墨家，是非攻非斗的，是講法儀講規矩的，而且墨者是嚴格遵守法則的。先秦記載中，沒有墨者犯法的記載。相反，淮南子對墨家的評論是，上世之若客。而唯一記載墨家弟子犯法的呂覽，犯法者也被依法處罰。所以，把墨家說成是違法犯禁的俠，不符合歷史記載。更況且韓非子對俠有著明確的定義：人臣肆意陳欲曰「俠」。（八說）肆意妄為的官吏才是韓非子所說的俠，正因為官吏肆意妄為墨家才摒而不載。韓非子說，群俠以私劍養。說的是像孟嘗君之類的官吏（俠）招養私劍之士。私劍之士即私鬥逞勇的人，這是韓非子所反對的，無私劍之悍（五蠹）同時也是墨家反對的。所以墨和違法犯禁，行為不軌的所謂的俠是沒有任何關系的。墨家對俠勇的摒棄態度，正是因為，墨家的無斗與俠的私鬥截然相反的原因。
實際上，在先秦，乃至更長的歷史之中，俠勇是貶義的，為人所唾棄。試舉例如下：郭解「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史記）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史記）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鳶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列子）丞相公孫賀子敬聲，以皇後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獲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漢書）楊阿若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魏志）從先秦兩漢直至魏晉，俠的名聲一直不佳。都是動不動就殺人坑害人的代名詞，與被稱贊為無地之君，諸侯不足與爭士，天下男女皆願歸之，兼愛非攻非斗的墨子墨家沒有絲毫關系。將私鬥不軌的俠勇與無斗守法的墨家相聯系最早的是誰？清儒陳澧《東塾讀書記》：「墨子之學，以死為能事，戰國俠烈之風，蓋出於此。對於這樣的以俠並墨，實在是對墨家的污衊棒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更是將墨與俠混為一談，乃至合而為一。甚者魯迅先生都認為，俠是墨之末流。
墨學的非攻無斗思想，固然是因為攻所造成的害亂。但是核心的依據是什麼？墨子認為，天不欲人相惡相賊。（法儀）這是天之意，是天志，是不可動搖的天道天理。作為天始生人的天臣，人理當平等，誰也沒有坑害他人的權力。我們講天賦人權，就是講人的與生俱來的權力，平等是與生俱來的權力，虧害人不是權力。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虧害他人。墨子雖然沒有提出人權這個概念，但是卻人權的本質進行了堅決的維護。在墨學里，尤其在非攻思想中，人權的本質——生命權和財產權，進行了嚴密的論證。財產權是人權中重要的部分，有學者認為，無產權不自由。產權與自由，是否有關，不得而知，但是產權不可侵犯則是人類幾千年發展的基本常識。在非攻篇，墨子用了一系列的排比說明產權不可侵犯。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到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來說明，產權明確「人之園圃」「欄廄」，別人家的房子菜園果園和馬棚等等，不是他人可以隨便進去的。別人的的財產，小到一顆桃子李子，大到牛馬，不是別人可以侵犯的。對於侵犯他人財產的行為，人人都會反對，政府則會依法處罰。人人反對別人侵犯他人的財產，未必是因為有人侵犯了每個人的財產，而是因為個人財產不可侵犯是人的常識共識。政府對侵犯他人財產的人，進行處罰，也說明政府的目的是除害興利，保護人權。一個不承認個人私有產權，不保護個人產權的政府，並不能稱為政府。產權私有，確定的是產權邊界。所謂產權明確，邊界清晰，通俗點說就是，你家的是你家的，我家的是我家的。如果沒有產權，滿大街的房子，究竟屬於誰？如果沒有產權，隨便進入，隨便拿走任何財產，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政府憑什麼處罰呢？財產是周生之本，是維持和保障生命生活的必要條件。所以，明確的財產權力，不可侵犯產權，是墨家的基本主張。
財產權都不可侵犯，人的生命權就更不可侵犯。正所謂：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非攻）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貴義）：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大取）墨子認為，人身權（生命本身）有著絕對不可侵犯的權力。即使天下也比不過個人。靠侵犯個人權力達到存天下的目的，並不能利天下。因為所謂的天下，其構成的基本核心，就是每個個體。如果以天下為借口來侵犯個體，每個人都會人人自危。所以以侵犯個體達到存天下，無利於天下和個體。正是由於墨子對人權不可侵犯的堅定主張，才會在和以不拔一毛利天下的楊朱，默然有間。實際上，楊墨在此有著完全相同的主張。即，不虧害人，是堅決不能動搖的底線。所以，在利己和利他這樣相反的主張下，楊墨各得半天下，而楊墨無非。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其實正是在圍繞著上面這兩個根本性的問題而發展的。承認人權，尊重人權，人類就走向文明，並且不斷完善文明。不承認人權，不尊重人權，人類就走向野蠻和自殘。正因為產權和生命權是人權，是不可侵犯的，所以墨家才有非攻非斗反對虧害人的主張。墨家的非攻主張是不可更易的社會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