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明法官

1. 越南戰爭期間，美軍投下7000多萬升橙劑，對越南造成的傷害有多大

越南戰爭期間，美軍投下7000多萬升橙劑，對越南造成的傷害有多大？

二戰後，北越南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聯盟向法國宣布獨立，於是在1945年9月2日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就在大家以為越南終於要迎來獨立統一的政權時，幾年後，曾經流亡的南越南前皇帝保大在法國的支持下在西貢建立了越南臨時政府，自此以後，越南雖然不再是哪個國家的殖民地，但是已經南北分裂了。

時至今日，美國依舊在全球擁有336個生物實驗室，誰也不知道在這些生物實驗室背後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美國必須給全世界一個交代！

2. 「潛伏」中的余則成原型是誰

余則成綜合三個人的事跡而成，分別是：吳石、黎強、劉青石。

1、吳石

吳石（1894年—1950年6月10日），原名萃文，字虞薰，福州市倉山區螺洲鄉人；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為國民革命軍第四師處長，後任北伐軍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

1929年赴日本留學，回國任參謀本部第二廳處長；抗戰中任第四戰區參謀長、軍政部主任參謀兼部長；1948年參加民聯，與中共華東局直接建立聯系，提供重要軍事情報；

1948年底調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灣，後任國防部參謀次長；1950年，因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與陳寶倉、聶曦、朱諶之在台北遇害。

2、黎強

黎強，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潛伏特務機關時用名李長亨；董必武為其在黨內起化名黎強，意為「能力強」，後一直沿用。

新中國成立後，黎強先後擔任西南鎮反辦公室主任、公安大學副校長等職；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家安全部在內部的一份文件中號召黨員向黎強同志學習。

黎強於1999年逝世，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紅軍牆。

3、劉青石

劉青石，本名劉英昌，中共地下黨員，余則成原型之一。1923 年生於台灣基隆一戶普通人家，台北工業學校（現為台北科技大學）畢業。

1947 年加入中共台灣地下黨，擔任地下交通員，直接受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指揮，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多次冒著危險往返於台海之間，傳遞重要情報。

1950 年因蔡孝乾叛變，遭到國民黨通緝追捕，在墓地中潛伏4 年後於1954 年被捕，成為最後一名被捕的中共台灣地下黨員。

1956 年假意答應國民黨去大陸做特務，返回大陸向組織說明情況。經過一年審查，被送到北京郊區一個農場勞動長達22年。

(2)胡智明法官擴展閱讀：

「黎強就是現實版的余則成。」《紅岩檔案解密》主編厲華說。正是在這本書中，潛伏「中統」10年的特工黎強（原名李碧光）的傳奇故事首次全面公開。

黎強是中共打入國民黨內部獲得最高官階的秘密特工。潛伏期間，其身份只有周恩來、董必武等極少數中央南方局領導知道。黎強女兒李女士日前接受記者專訪。

采訪中，李女士向記者展示了《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5卷，書中有50頁的篇幅詳細記載著黎強的歷史，許多細節與《潛伏》相符。

第9集中，余則成在軍統天津站潛伏時的第一個接頭人——秋掌櫃被馬奎抓住。

延安方面根據余則成提供的消息，抓住了潛伏在延安的特務「佛龕」，隨後由左藍出面，用「佛龕」換回了被軍統抓住的秋掌櫃。

1946年，黎強的入黨介紹人周俊烈被叛徒在大街上認出，意外被捕。

好在周俊烈是有著豐富秘密斗爭經驗的老同志，他始終裝傻充愣，騙得審訊他的特務法官也相信他早已脫離了共產黨。黎強趁機動用各種關系，將周俊烈放掉，迅速安排他離開了成都。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余則成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吳石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黎強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劉青石

3. 約翰·肯尼迪的總統任期

肯尼迪於1961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35任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中對國際事物給予了極大關注。他呼籲美國民眾承擔起更多的義務，做出更大的犧牲。肯尼迪的就職演說與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第一次就職演說被並稱為20世紀最令人難忘的兩次美國總統就職演說，共計1355個單詞的演說成為激勵型語言和呼籲公民義務的典範之作。
肯尼迪從當選之後就開始考慮就職演說，他不想在演說中偏激地指責當前事務，也不喜歡重新闡述有關於冷戰的陳詞濫調、論述一些有可能加劇美蘇緊張關系的有關共產主義威脅的問題。他希望用詞可以激起和平的希望，確定一個新時代的樂觀基調。
雖然有來自社會各界的建議和許多記者、好友、作家、陌生人提供的草稿和眾多的資料，最終的講稿卻是由肯尼迪親自撰寫的。他想使講稿能夠流暢地表達自己的意圖，顯然他達到了這一目的。
「我要讓每一個國家，無論他們對我們抱著善意還是敵意，我們將付出所有代價、擔負所有責任、面對所有艱難、支持所有朋友，對抗所有敵人，來確保自由的生存與成功。……在漫長的世界歷史中，只有少數世代有幸擔負起在最危急關頭時捍衛自由的使命。我對這樣的責任毫無畏懼，當仁不讓。我不相信我們其中任何人願意與其他民族或其他世代交換處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我們所付出的精力、信仰和忠誠將照亮我們的國家及為國效勞的人民，而它所發出的光芒也能真正照亮全世界。」
在演說中，他呼籲全人類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專制、貧困、疾病和戰爭，他在演說中提到的：「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一下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更是成為了美國總統歷次就職演說中最膾炙人口的語句之一。在他的就職演說後，約有75%的美國民眾認可了新總統。這表明肯尼迪平穩地渡過了權力交替期。 由於肯尼迪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是組織和結構，而是人，所以在他的內閣組成中存在著幾個顯著的特點：
1.內閣成員的年輕化。肯尼迪內閣中的重要組成成員的平均年齡不足50歲。
2.注重選拔人才。內閣中的每一名要員都曾接受過高等教育，工作能力較強。
3.沒有濃厚的黨派色彩。在肯尼迪的內閣中，出任財政部長和國防部長這兩個重要職務的克拉倫斯·道格拉斯·狄龍和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都是共和黨成員。
4.大膽任命親屬擔任重要內閣職務。肯尼迪在對他的裙帶關系的一片反對聲中，仍任命自己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為司法部長。 肯尼迪提名以下法官至美國最高法院：
拜倫·懷特（Byron Raymond White） - 1962年
阿瑟·戈德堡（Arthur Joseph Goldberg） - 1962年 肯尼迪在國內政策方面提出了眾多計劃，如：改善城市住房條件、發展教育事業、改革稅收制度、修改農業計劃、保護和發展天然資源、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醫療保健、反對種族歧視、給黑人以公平權利等。但這些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大都遭到了來自各方的重重阻礙，尤其是國會。
到1963年07月，美國媒體在評論肯尼迪的內政計劃實施情況時指出：政府開支已經達到940億美圓，1963年的財政赤字將達到70億美圓，黃金儲備量下降到了自1939年來的最低點。大規模減稅的議案和給予黑人公平權利的議案被拖延再三，直到1964年肯尼迪遇刺身亡後才獲得通過。修改農業計劃、援助公立學校法案和其他一些議案，也紛紛擱淺或被迫放棄。
經濟政策
肯尼迪在其任期內廢止了一些苛刻的財政方針，放鬆了貨幣政策以保持低利率，從而鼓勵經濟增長。這個舉措之後被當做20世紀70年代經濟問題的組成部分而受到批評，因為政府龐大的開銷助長了通貨膨脹。在1962年，肯尼迪提出了總額為1000億美元的年度財政預算，在1961年，肯尼迪任期內的第一個年度預算導致產生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非戰爭、非經濟衰退引起的財政赤字。
聯邦與軍事死刑
作為總統，肯尼迪審查了之前針對死刑政策的聯邦決議案和軍事決議案。艾奧瓦州州長哈羅德·休斯（Harold Hughes）是一名死刑反對者，他以個人名義聯系肯尼迪，請求他寬待維克多·費戈爾（Victor Feguer）——一名曾經在艾奧瓦州法院被判處死刑的罪犯，但肯尼迪最終拒絕了這個請求，最後費戈爾於1963年3月15日被處以死刑。1962年2月12日，肯尼迪對一名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海軍士兵吉米·漢德森（Jimmie Henderson）予以減刑，把死刑減為無期徒刑。
民權
在美國，國家默許的種族歧視造成的動盪是肯尼迪時代最大的國內問題之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已經於1954年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規定，在公立學校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是違背憲法的。然而，在很多學校，特別是在美國南部的學校，並沒有服從最高法院的相關規定。種族隔離在公車上、餐廳里、電影院里、廁所里和其他一些公共場所都在繼續著。
肯尼迪支持種族融合與公民權益，在1960年的一次活動中他致電給科麗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被判刑入獄的牧師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的夫人，肯尼迪認為馬丁·路德·金可以為他帶來一些額外的來自於黑人的支持。肯尼迪和他的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的介入為提前釋放馬丁·路德·金奠定好了基礎。
1962年，詹姆斯·莫瑞德斯（James Meredith）嘗試去密西西比州大學（University ofMississippi）上課，但白人大學生對其百般阻撓。肯尼迪之後派了400名法警以及3000名士兵以確保莫瑞德斯可以順利的去上他的第一節課。肯尼迪還派遣了一些法警去保護主張自由的人士。
作為一名總統，肯尼迪最初認為民權的草根運動只會激怒那些南部的白人，從而使得民權法案更難在國會通過，因為國會主要被南部民主黨人士占據，所以肯尼迪自己也對他們和這件事敬而遠之。最後的結果就是，許多民權領袖認為肯尼迪不支持他們以及他們所作的努力。
在1963年6月11日，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堵住了亞拉巴馬大學教室的門以阻止兩個非洲裔學生，薇薇安·馬龍·瓊斯（Vivian Malone Jones）和詹姆斯·霍德（James Hood）去上課，肯尼迪總統對此進行了干預。喬治·華萊士在法警、副總檢察長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和亞拉巴馬州國民警衛隊到來之後站到了一旁。在那一晚肯尼迪通過國家電視及廣播作了著名的講話。肯尼迪的倡導最後變成了1964年公民權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1961年，肯尼迪簽署了行政命令，建立了婦女地位總統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委員會統計顯示婦女仍然在經受著歧視。該委員會有關指出法律和文化障礙的最終報告於1963年10月，肯尼迪被暗殺前的一個月發表。
公民自由
面對對共產主義者馬丁·路德·金的指控，肯尼迪政府同意讓聯邦調查局對一些人實行竊聽，其中包括馬丁·路德·金。提出原始指控的除了J·埃德加·胡佛之外別無他人，他十分憎恨金，因為他認為金是個「經常製造麻煩的暴發戶」。盡管羅伯特·肯尼迪作為司法部長，只書面允許有限度的竊聽，但是在胡佛勢力控制下的聯邦調查局，將權力擴大到可以監控任何和金的生活有關的事，他們認為有必要這樣做。林登·約翰遜1967年在國家聯盟（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上的演說中，引用了「窺視」和「竊聽」來形容肯尼迪政府，而其實約翰遜自己還繼續默許對金和其他人的竊聽。
肯尼迪還使用了聯邦機構的權力去阻止美國鋼鐵的價格升勢。《華爾街日報》撰文寫到：政府利用「赤裸裸的權力、威脅和國家安全警察」控制了鋼鐵的價格。耶魯大學法學教授查爾斯·瑞克（Charles Reich）在《新共和》刊物上寫到：「行政當局利用大陪審團非常快的控制了美國鋼鐵，這個行為已經侵犯了公民自由。」
移民問題
約翰·肯尼迪最初提出了一個全面的美國移民政策，後來成為了《1965年美國移民和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由肯尼迪的參議員兄弟愛德華·肯尼迪發起。這個政策戲劇性地指出，移民的來源地從北歐和西歐國家轉移到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並且把挑選移民的條件轉移到「促進家庭團聚」。肯尼迪希望可以突破原先以移民原居住國家為重點的挑選條件，他也把這項政策看做對民權政策的延伸。 肯尼迪總統的對外政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不對有可能會傷害美國的那些國家的武裝力量進行支持和幫助，不提供武器給共產主義國家，不提供核武器給中東國家。」
古巴問題和豬灣事件
在肯尼迪當選總統之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內閣建立了一個關於推翻古巴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的計劃。這個計劃是由中央情報局和一小部分政府官員負責起草的，目的在於為古巴的反卡斯特羅反革命抵抗者提供武器，然後讓這些受過美國訓練的抵抗者入侵古巴，並煽動古巴民眾，從而削弱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的力量。
1961年4月17日，肯尼迪命令這些先前被訓練的抵抗者開始入侵古巴。在這次被稱為「豬灣事件」的入侵古巴行動中，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援下，1500名來自美國訓練營的古巴反動軍「2506突擊旅」，帶著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夢想，回到了那片土地。然而，肯尼迪在下命令的時候，要求「2506突擊旅」在沒有美軍的空軍支援情況下對古巴進行襲擊。1961年4月19日，古巴政府就已經逮捕或者擊斃了這群起義者，肯尼迪也被迫要去為釋放被俘的1189名生還者而進行談判。
這次計劃的失敗被歸咎於軍方高層之間缺乏溝通，其中所導致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讓反動軍在登陸時完全沒有得到海上的任何支援，使得他們在登陸之時就已經潰不成軍。20個月之後，古巴以價值5300萬美元的食品和葯品為交換條件，釋放了被捕的反動者。更嚴重的是，這次行動讓菲德爾·卡斯特羅開始提防美國，並且堅信類似的攻擊會再一次發生。
古巴導彈危機
古巴導彈危機始於1962年10月14日，美軍U-2間諜偵查機拍到了正在古巴建設中的蘇聯制中程導彈發射井的照片。這張照片在1962年10月16日被提交給肯尼迪。照片預示美國很快就會被陷於嚴峻的核彈威脅中，肯尼迪也因此陷於進退兩難：如果美國攻擊這個導彈發射井，可能會直接導致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核戰爭；但是如果美國不採取任何行動，則要一直忍受近距離的核彈威脅。由於距離太過接近，如果對方在毫無警告的情況下發射核彈，美國很可能會在未還擊之前就被擊垮。另一個方面的考慮則是，美國會在它所在的西半球內成為弱者。
許多軍事專家和內閣成員希望對核彈發射井進行空襲，但肯尼迪則派遣海軍監視所有抵達古巴的船隻並做好封港准備。他開始與蘇聯談判並要求蘇方撤回一切在古巴的防禦武器及器械。如果不這么做的話，蘇聯和古巴人民則要面臨封港。
一周後，他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赫魯曉夫達成了一個基本的共識——一個長期的協議。赫魯曉夫同意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撤出導彈，只要美國保證永遠不會攻擊古巴並且悄悄的移除美國在土耳其境內的導彈發射井。在這次把整個世界向核戰爭拉近的危機是前所未有的，但所幸被兩個領袖的人性所阻擋下來。
拉丁美洲和共產主義
伴隨著「那些讓和平革命變成不可能的人，終究會讓暴力革命變成必然」的爭論，肯尼迪決定採取「進步結盟」的方式來處理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其中包括對困難國家所在的地區進行外交援助以及在該地區建立更強大的人權體制。
他與波多黎各官員劉易斯·莫諾茲·馬瑞林（Luis Muñoz Marín）進行了緊密的合作以致力於發展「進步結盟」，對波多黎各聯邦自治區內發展的支持就是其中一個重要項目。
和平部隊
作為肯尼迪早期的幾個行動之一，他請求國會建立一支和平隊（Peace Corps）。在這個計劃中，美國志願者將在教育、農業、醫療和建設幾個方面對不發達國家進行幫助。
越南
肯尼迪在越南方面所涉及的內容一直都被歸為機密檔案，直到「五角文件」（Pentagon Papers）在1971年被公開後才被解密。在東南亞，肯尼迪早在1961年就受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影響開始在越南利用有限的武力對付當地由胡志明為首的共產黨力量。在宣布要與蔓延的共產主義做斗爭之後，肯尼迪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對尚不穩定的南越政府給予扶持，其中包括運送16000名軍事顧問以及美軍特種部隊至該區域。肯尼迪還默許使用凝固汽油彈、枯葉劑、噴氣式飛機對所有區域進行攻擊。美國持續對這一地區進行各種干涉，直到之後直接參與到越南戰爭當中。
1963年7月，肯尼迪在越南面臨了一個危機。當時行政部門的決定是去幫助推翻南越天主教會的吳廷琰的政權。在1963年，南越軍官們推翻了吳廷琰的政權，逮捕並最終殺害了吳廷琰（他的具體死因尚且不明）。肯尼迪肯定了對吳廷琰政權的推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擔心吳廷琰可能會和中立政府（包括共產主義者在內）談判，類似的事曾經在1962年在寮國發生過。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曾經說過，「對中立的妥協……就等於投降。」
肯尼迪把美軍在越南的數量從800人增加至16300人，然而有歷史學家認為，肯尼迪絕非越戰的積極支持者。肯尼迪的以及後來林登·約翰遜總統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陳述過，肯尼迪曾經非常想在1964年的選舉後從越南抽身出來。在電影《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中，不僅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提到過這個，一盤由林登·約翰遜錄制的磁帶也證實了肯尼迪確實計劃過從越南撤軍——一個約翰遜並不贊成的計劃。
還有另一個證據就是在肯尼迪的國家安全措施備忘錄（Kennedy's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m，NSAM）第263號文件（1963年10月11日）中下達了在1963年年底前撤軍1000人的命令。不過，由於需要推翻吳廷琰的政權，可能實際發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但是，自從肯尼迪在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做了關於世界和平的演說後（1963年6月10日），他在冷戰中總體上確實走了弱鷹派的路線。
在肯尼迪遇刺之後，新任總統林登·約翰遜在1963年11月26日立即用他自己的NASM第273號文件推翻了肯尼迪之前關於在1963年年底前撤軍1000人的決定。
西柏林演講
二戰之後，在蘇聯和盟軍同時施加的壓力之下，德國被分裂成立兩部分——柏林牆把德國分成了東德和西德，而前者在蘇聯的控制之下。在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訪問了西柏林並做了一次公開批評共產主義的演講。肯尼迪把柏林牆的建成當成了一個共產主義失敗的例子：「自由十分不易，民主也並不完美，但是我們從沒有把我們的人民用牆圍起來。」這次演講因為用到了一句非常有名的短語「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而家喻戶曉。在肯尼迪說出這句話時有將近56的西柏林市民站在街上聆聽。他在日後還補充到：「我們再也不會有像那天的一天了。」
禁止核試驗條約
由於長時間受到放射性污染和核武器擴散的威脅，肯尼迪推動了一項「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條約中禁止在地面、大氣層以及水下進行核試驗，但是並不禁止在地下進行試驗。美國、英國和蘇聯是最初的簽約國。肯尼迪於1963年將這份條約寫入法案。
在1963年，肯尼迪管理處支持了一場由阿比德·阿爾·卡里姆·卡希姆（Abd al-Karim Qasim）將軍領導的針對伊拉克政府的政變，他曾經在1958年推翻了伊拉克的君主制度。中央情報局幫助新的阿卜杜勒·薩拉姆·阿里夫復興黨政府鏟除左派及共產主義人士。在薩達姆·海珊統治時期復興黨的屠殺中，伊拉克政府使用了由中情局提供的左派及共產主義人士清單，系統性的暗殺了無數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上百名的醫生，教師，技術人員，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員。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包括美孚，貝克特爾，英國石油在這之後開始在伊拉克得到發展壯大。 肯尼迪急切的希望美國在太空競賽中保持領先。謝爾蓋·赫魯曉夫回憶說肯尼迪分別在1961年6月和1963年秋兩度與他父親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商討在太空計劃方面的合資事宜。在早先，蘇聯在太空探索方面遙遙領先於美國。肯尼迪於1961年5月25日在議會發表了演說：
「首先，我深信我們的國家將在這個十年結束前完成一個目標，即讓宇航員登陸月球並安全返回。沒有任何單一的航天計劃會比這個更能是人類振奮，也沒有任何計劃比此對遠程宇宙探索更重要。也沒有任何計劃像登月一樣昂貴且充滿挑戰。」
遲些時候肯尼迪於1962年9月12日在萊斯大學發表了演說：「沒有一個期望成為其他國家領跑者的國家會在太空競賽上甘於落後。」 「我們現在選擇登月或做任何別的事情不是因為他們容易，而是因為他們充滿挑戰。」
在與尼基塔·赫魯曉夫的第二次會談中，他勸說蘇聯人進行成本分攤是有益的，美國人在太空項目上穩步前進。美國發射了一顆同步地球衛星並在議會通過了超過250億的預算給阿波羅計劃。
尼基塔·赫魯曉夫在1963年晚期同意了合作，但肯尼迪在協定付諸實施前遇刺。1969年7月20日，肯尼迪遇刺差不多六年後，美國人最終登上了月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