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改革落選咋辦

㈠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隨著司法改革的縱深發展，法官職業化、精英化建設業已提到議事日程，而法官助理制度的實施是法官職業化建設的一個突破口和關鍵點。因為，切實解決程序不嚴、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問題僅僅靠審判方式改革是不夠的，必須啟動審判管理體制改革。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設立法官助理制度的構想，以此全面推進法官精英化進程，使審判權真正掌握在政治堅定、思想過硬、具有深厚法學功底、豐富審判經驗和廣泛社會閱歷的法官手中，確保司法公正、廉潔高效。為此，大東法院在法官職業化建設改革方式上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在民二庭進行了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試點工作，實行審判活動的主輔分離，案件的繁簡分流，使主審法官從大量繁雜、瑣碎的輔助性、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專司審判，將送達、排期、接收訴訟材料、庭前調解等輔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完成。經過一年的運行，法官助理試點工作凸現成效，主審法官人均結案409件，最高達440 件，正確裁判率達99.3％，調解率高達51.5％。大東法院的法官助理試點工作引起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在全市法院經驗交流會上做了經驗介紹，受到充分肯定，被譽為「大東模式」，要求在全市法院推廣。
一、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法官助理制度的歷史淵源。國外法官助理制度歷史久遠，制度完善，以美國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根據美國法律規定，法官助理其主要職責是協助法官查閱卷宗，根據起訴書和答辯狀中的請求和反駁找出雙方爭議的焦點，給法官提供一份案件基本情況和審理要點的備忘錄；為法官草擬法律意見書，編輯、校對判決和裁定；為法官提供學術界有關法律問題上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動態，是「不享有審判權的法官助手，在法官的指導下，協助法官完成判決以外的法律性任務」，被稱為「不穿法袍的法官」。基於國情和文化差異，各國法官助理雖然承擔的工作內容不盡相同，但就其基本性質來說都是法官的助手，承擔判決以外的法律事務。國外法官助理制度成為其司法高效的保證，也為我們的推行提供了可靠論據和可行借鑒。 2、現實的社會要求。公平和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追求，要維護公平和正義，必須確保審判權的正確行使，保障審判工作的公正、高效和權威。而要實現上述目的，走法官職業化、精英化，使審判權真正掌握在精英法官手中是必由之路。目前，現行的過於龐雜的法官職責使法官的角色呈現了「政治化、行政化和非職業化」的特點，法官不僅承擔著案件的「審」與「判」，還承擔著審前准備階段大量的輔助性、事務性工作。此外，法官還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精力進行理論研究和實務探索，從而能夠更好地理解和執行法律。此外，法官還需要擔負起法制宣傳、指導書記員工作等職責。這種管理模式顯然與現代以分工精細、層次清晰、職責明確為要求的科學的人事管理制度不相符合。同時，法官所面臨的審判工作形勢日益嚴峻，收案數量大幅增加，疑難案件層出不窮，而法官依然維持著十幾年前的數量，審判工作的壓力達到極限，在這種狀態下，審判效率和質量很難保障。因此，審判工作應實行主輔分離是審判管理機制改革的必須。 3、推行的內在要求。基於上述因素，黨組經過反復研究論證考察，決定在民二庭率先進行法官助理制度的試點工作。這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一是該庭主要負責審理房地產和勞動爭議糾紛案件，這兩個類型的案件涉及法律紛繁復雜，且以往上訴率及上訪率高，更審改判率也是居高不下，以該庭作為試點，可以充分檢驗這項改革的成果；二是鑒於目前人們理念、司法體制和機制等方面的原因，不宜在全院推行，先在一個庭試點更為穩妥。 二、法官助理制度實施的基本思路與發展設想 實行法官助理的基本思路：以主審法官的裁判工作為中心，按照裁判工作以及裁判輔助工作特點和內在規律的要求，合理配置法官助理，建立起分工明確、密切配合、高效協調、符合審判工作規律的審判單元運作機制。因此，改革試點工作我們主要基於以下原則和模式進行的： 1、從人員配置上，突出體現走精英法官之路。根據民二庭審判工作特點及收、結案情況，為充分調動主審法官的主觀能動性及內在潛力，把原有的三個合議庭的九名法官減少為三名主審法官，每名主審法官配備一名法官助理、一名書記員。主審法官從長期從事民商事審判工作、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現職優秀審判長中選任或競聘產生。法官助理本著自願原則，由主審法官在具有審判職稱的審判員或助理審判員中選聘。 2、從職責劃分上，突出體現「主輔分離」的原則。使主審法官集中精力專司庭審和案件裁判，重點把握查清事實、證據認證、法律適用；將審判工作中的一些輔助性事務工作剝離出來，交由法官助理具體承擔，保證法官專心於「審」和「判」，審判流程將會更加科學、規范，大大地促進了審判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3、從廉政建設上，突出體現法官中立的原則。負責案件審理和裁判的法官不與當事人直接接觸，同當事人接觸的法官助理則不會參與案件的審理與裁判，只是完成大量的程序性工作，這就在主審法官和當事人之間形成「隔離帶」，減少可能發生的不廉潔行為，有助於維護司法的獨立和公正。 4、從業績考核上看，突出體現「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主審法官和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是一個三位一體的統一體。主審法官要對所審理的全部案件負全責，對結案率、上訴率、改發率、調解率、信訪率、督辦率等審判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標實行進行量化考核，完不成既定任務的，年終自動辭職。法官助理工作的好壞、主審法官與助理之間配合是否默契，直接影響主審法官的工作業績，使主審法官與助理之間形成一個榮辱共同體，擰成一股繩，有利於調動二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互動性。 5、從主審法官司法理念上看，突出強化調解意識。不拘一格開展調解，建立庭前、庭中、庭後三維立體調解制度，讓調解不再是「一次性工作」。轉變服務理念，變當事人請求調解為法官主動調解，力爭庭審前息訴止爭。大力推行主管院長、庭長參與案件調解制，對某些影響面廣、難於調成的案件，主管院長或庭長親自出面協調化解。積極尋求幫助，對某些特殊案件爭取人大、政府、政協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以加大調解力度。注重判後釋明工作，強化說服疏導工作，力爭做到「案結事了」。 三、法官助理制度顯著成效 由於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法官助理試點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後，訴訟的公正性與效率性均因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取得了明顯成效。 1、審判效率大幅提高。民二庭實行法官助理制以來，在法官數量減少三分之二，受理案件同比上升50%的情況下，審結案件973件，比上年上升47.6％，主審法官人均結案409件，最高達440 件。 2、審判質量更有保證。由於法官助理的積極工作，使主審法官從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主審法官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研究案件審判，學習業務知識，庭審及法律文書質量得到全面提升。更審改判率由去年同期的2.7％下降到0.7％，正確裁判率達到99.3％的嶄新高度。 3、審判程序更加規范。按照法官助理與主審法官的職責分工，助理具體負責案件的程序審查，實踐證明由具有相當法律專業水準的法官助理來專門負責案件的程序管理，無論是案件的送達，排期開庭還是宣判、歸檔都更加及時規范，案件的審限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主審法官的開庭排期更加科學有序。三名主審法官的簡易程序適用率達到85％，卷宗歸檔也達到了100％。前不久，市法院法官績效考評小組來院檢查時，對民二庭的案件質量，特別是案件審理周期、卷宗裝訂質量等給予了高度評價。 4、法官助理制度的設立大大提高審判的公正性。法官助理的設立使主審法官在庭前不接觸當事人，也不接觸案件具體材料，一切案情必須通過庭審查明，排除了主審法官庭前與當事人接觸的機會，避免其庭前先入為主的弊端。保證了主審法官中立、超然地行使審判權，公正裁判。 5、審判社會效果更加突出。民二庭堅持從維護穩定和促進和諧出發，本著應調盡調的原則，把法官助理的庭前調解、主審法官的當庭調解、主管院長和庭長的協調解決以及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協調處理有機結合起來，全方位地開展調解工作，妥善調解了一批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勞動爭議、拖欠職工工資、物業管理糾紛等社會關注的焦點案件、集團性案件。某有機玻璃廠由於長期拖欠職工工資及醫療、養老保險等福利待遇，引起職工積怨，多次聚眾上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後，我們摒棄過去「一判了之」的簡單做法，採取多方調解、軟化矛盾的辦案原則，分別找到80位原告和被訴企業，站在公正中立的角度幫助當事人分析案情，釋明法律，多次從中調解，終於促使職工和企業互諒互讓，握手言和，一起涉案人數達百人之多的群體性勞動爭議糾紛案件圓滿解決。該庭調解率由上年的19.7％上升到51.5％。為我院開創調解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突出貢獻。民事案件調解工作的經驗和做法被市委政法委在全市政法系統予以轉發，特別是在處理群體性勞動爭議及房地產糾紛案件中積累了寶貴經驗，人民法院報以《為勞動者營造和諧的環境》為題，對民二庭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中重視調解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做法予以報道。 6、法官助理制度將推動法官精英化的進程。推行法官助理制度，裁判權不再掌握在大多數法官手中，而是由少數精英法官掌握，必然導致主審法官地位的上升。用發展的眼光看，實現精英化後的法官階層必然在社會上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政治待遇與經濟待遇，成為無數法律精英嚮往的地方。正如當代美國的主審法官，由於具有崇高的地位，無數家資百萬的律師均將成為法官視為自身登上事業巔峰之標志。 四、法官助理工作制度的再思考 目前，雖然法官助理試點工作運行態勢良好。但是，依然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需要我們總結、探討和反思。 1、法官助理的選拔機制有待完善。目前，受諸多原因的局限，審判隊伍中一些法官無論從法律學識、審判經驗以及年齡狀況等多方面都不具備精英法官的條件，而讓這些同志從事法官助理工作還存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障礙，長遠來看有可能造成法官助理的人員缺乏。 2、法官助理的精英化亟待解決。審判輔助性事務盡管不像裁判工作那樣屬於審判工作的核心，但卻是裁判權行使的基礎，當事人的法律主張需要從審判輔助性工作的法官助理的過濾，他們的工作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主審法官的裁判質量。因此，我們在倡導法官精英化的同時也不能忽略法官助理的精英化，加大強化法官助理隊伍的整體素質，以適應審判方式改革的需求， 3、法官助理的考核缺乏量化的標准。法官助理的工作往往是由主審法官根據需要安排，即法官助理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對主審法官負責，法官助理時常感覺不到自己的獨立存在，加之從辦案責任上，對法官助理無明確具體工作的量化考核標准，就算完成得好，也只能在主審法官的工作上體現，法官助理更多在扮演著「無名英雄」角色，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法官助理工作主動性不強，責任意識淡薄的不良後果。 4、要明確法官助理的工作待遇和獎懲。在設定主審法官時，一般來說對主審法官的待遇都會給出明確交待，而對法官助理的待遇則考慮得較少或考慮滯後。從主審法官落選成為法官助理者，雖感覺有些失落卻也感到輕松，既然技不如人，待遇不如人，工作就不必那麼投入了，這種心理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法官助理的待遇和獎懲需要明確，要讓法官助理充分感覺到獨立人格的存在和本職工作的神聖，從而充滿自信地去做好每一項「台下」的工作，真正當好主審法官的助手，如果做不到盡職盡責必然受到相應的處罰。 5、法官助理制下的如何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的作用。主審法官既然是精英法官，必然數量相對較少，為了緩解主審法官的工作壓力，同時，促使審判公正、公開、透明，如何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的積極性，更加合理科學高效的使用人民陪審員是我們今後要積極思考的問題。法官助理制度的設置，是我國在審判管理機制改革與完善進程中所採取的重要舉措，關於法官助理制度的任何思考都應圍繞如何促進法官職業化、精英化來進行，都要圍繞「以人為本」的人本管理模式開展。我們相信，隨著我院法官助理制度的不斷完善，對法官助理管理的日益科學，必將有力地推動司法公正性與效率性，推動審判工作向更高層次發展。

㈡ 羅馬為實現民主政治進行了哪兩次改革分別取得了怎樣的成就

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公元前133年，提比略出任人民保民官。就任後，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規定每一個土地佔有者佔有的土地不得超過500猶格，最大的兩個成年兒子可以各佔有250猶格，這樣就限定每家佔有土地只1000猶格（約250公頃）。凡超過的全部交還國庫，然後分30猶格的小塊土地，分配給貧窮農民世襲使用，但禁止出售和轉讓，防止農民再度破產。法案提出後，得到了廣大平民的支持。
這個法案，觸犯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們用種種手段阻止法案的實施。他們一方面隱瞞土地數額，並一方面唆使另一保民官運用否決權，使法案不得通過。為了使法案得到貫徹，提比略違例提出連任下界保民官。然後就在選舉大會上，貴族派人擾亂會場，選舉被迫解散。次日清晨，提比略的擁護者佔領了公民會議的集合地點。貴族唆使大批流氓無賴武裝襲擊會場，提比略及其擁護者30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他們的屍體被拋入第伯河。

10年後即公元前122年，提比略的弟弟蓋約當選為保民官，他在新形勢下把土地運動推向新的高潮。蓋約提出了以下一些改革法案：一是土地法，基本上是提比略土地法的繼續；二是糧食法，規定從國庫中拿出糧食來，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給貧困的居民；三是修築道路法，使城市貧民得到工作的機會；四是亞細亞行省法，把新設的亞細亞行省交給騎士承包稅收，以滿足騎士階層的要求；五是審判法，在原來由元老擔任的300名法官外，另增加300名騎士出身的法官。所有這些措施，使蓋約獲得了更廣泛的支持者。在城市平民和騎士的支持下他連任下一年的保民官，提出了兩項更為激進的新法——殖民法和公民權法。擬以開辟殖民地作為保證土地法實施的補充措施。蓋約又提議給拉丁人和義大利同盟者以羅馬公民權，但羅馬公民不論哪個階層都不願讓非羅馬人分享公民權，因為引起普遍的不滿。他在競選第三任保民官時落選了。蓋約卸任後，元老貴族和一部分騎士對他進行公開的攻擊。在討論廢除蓋約在迦太基建立殖民地的提案時，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導致大規模的械鬥。蓋約派的3000多人被殺害，蓋約也在被迫中不甘被俘自殺了。

格拉古兄弟改革雖然失敗了，但它在政治上打擊了元老貴族派，揭開了內戰時代的序幕。特別是蓋約改革中，注意發展騎士利益，以及注意消除羅馬人與義大利人政治差別的「同盟者」公民權問題，這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

李錫尼法：
公元前367年，李錫尼·綏克斯圖擔任平民保民官，提出該法案。

主要內容為：1、平民所負的債務一律停止付息，已付的利息作為償還本金計算。2、佔有公有地的最高額定為500猶格（每猶格約合四分之一公頃）。3、在兩名執政官中，一名應由平民擔任。

該法案遭到貴族的反對，但平民堅持斗爭，兩位立法者連續十年都被選舉為保民官，他們每年都提出這些法案。

公元前367年，全部法案終於被通過。

這是平民對貴族斗爭的一次重要勝利。

㈢ 《法官能為法治做什麼》引發的思考

《法官能為法治做什麼》一書，全方位展示了美國法官精英對一些司法熱點問題的見解，雖出自域外司法視角，正如譯者何帆所言，「司法領域畢竟有許多共通規律」，書中許多觀點於中國司法問題亦多有呼應，讀之啟發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啟示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絕對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為其職業生活必定驚心動魄、精彩絕倫。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卻被約翰·哈倫二世、鮑威爾大法官形象比喻為「九家小型律師事務所」，並特別強調「小型」和「獨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擁有獨立的辦公室、配備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獨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無法保證任期內都去過其他大法官辦公室「串門」。作為頂層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卻達60小時。

驚詫之餘，又略有所悟。「小型、獨立」兩個關鍵詞蘊含的「法官獨立」、「團隊機制」精神，與當前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嗎。

1、「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

論及關鍵詞「獨立」，大法官強調的是為確保公正，法官個人在案件審理中做到獨立思考，獨自決斷，不受他人的干擾與阻礙。當然，法官獨立並非排除審判輔助人員的支持。審判獨立，是不爭的共識，而「法院獨立還是法官獨立」，卻是獨具特色的中國式命題。西方分權制衡理論視野下，法院獨立是三權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實，其更關注的是法官是否獨立。而在中國語境中，「法院獨立」抑或「法官獨立」之爭卻延續長久。

我國立法界定和審判實踐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獨立」觀點。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憲法是在機構獨立的角度界定審判獨立。審判實踐中，法官參照公務員管理形成科層化，裁判文書層層簽署、層層負責，文書簽署法院印章對外生效，形成了飽受詬病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非正常現象，法官獨立審判是沒有實現的，辦案責任制也因此陷入尷尬。應當說，在此次司法體制改革的理論設計中，「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至此可以終結。新一輪司法改革倡導法官角色回歸本位，「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清晰劃分案件裁判權和司法行政管理權的界限，正是法官審判獨立精神的回歸和強調。可以說，強調法官獨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領。法官裁判的獨立性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線。這一要旨正如哈倫大法官論及審判獨立時所提醒的，「與律所的法律意見和企業的政策決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決不是機構作為整體的處理結果，只是合議後個人投票的結果。個人負責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內部備受尊重並被小心呵護的慣例。」

2、審判組織之構成

論及關鍵詞「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書、信使等人員在內，可以獨立完成審判職責，規模不大但功能完備的團隊。

就此關鍵詞，聯想到我國此次司法改革的審判組織形式調整。長久以來，參照行政機關管理模式，我國法院以業務庭作為基本管理單元，各業務庭再組成數量不等的合議庭或獨任法官作為基本辦案單元。行政化的科層級審判組織形式，其弊端是明顯的：裁判權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議庭、庭長、院長等主體手中，審判分離，辦案責任落實虛化；院庭長忙於管理性事務，往往脫離審判一線，造成優秀審判資源的極大浪費；「鏈條狀」的審判管理，制約了審判效率的提高。就審判組織變革而言，此次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實現「扁平化」和「團隊化」。這在結構形式上與美國大法官「小型團隊」的運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將合議庭或獨任庭作為直接的審判單元，通過減少審判管理中間環節，建立緊湊的扁平組織結構以提高效率；將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的業務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團隊，通過資源優化組合，實現團隊作戰效能的最大化。多個試點法院組建「審判團隊」的經驗佐證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審判長，1至2名見習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錄員等）組建獨任制審判團隊，以「1+2+3+4」模式（即1名審判長，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輔助人員）組建合議制審判團隊。

二、「法官員額」的考量

1、聯邦法院規模之爭

與我們受「案多人少」困擾一樣，美國法院也正經歷「案件數量危機」。為應對危機，美國的做法是審判輔助人員不斷增長以減輕法官負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數、壯大法官隊伍，「1950年至2011年間，聯邦下級法院法官數量增至原來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應該增加法官員額，美國法官的意見是分化的，存在「聯邦法院規模之爭」。以斯蒂芬·萊因哈特為代表的法官堅決支持擴大法官員額，理由是沒有足夠多的法官，很難為公眾提供高水準的審判服務，難以確保個人權利免受侵害；以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為代表的法官卻主張控製法官員額，對聯邦法官規模的擴張倍感憂慮和遺憾，認為這將對司法程序、聯邦制度與聯邦法院產生負面影響，其主張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義」。當然，在萊因哈特法官看來，反對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思維作祟。

2、我國法官員額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員額制是當下我國司法領域的熱詞。應當說，美國「擴大還是限縮法官員額」的爭議在我國已有定論。法官員額制是在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輪司法體制改革的關鍵一環。與美國主張控製法官員額的理由一致，確定法官員額隱含著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於，通過提高任職門檻以確保法官質量，以優秀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最終保障案件質量。同時，通過法官群體精英化，為提升法官職業保障創造條件，以法官的減量提質，提升社會對法官職業的認同感，進一步強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員額制改革有效銜接配套實施的法官助理制度、書記員單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學合理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體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頑疾，實現法院管理的專業化。

當然，與美國的情形一樣，對實施法官員額制改革並非沒有任何質疑和隱憂，這些是當前改革推進中絕不能忽視的「異議之言」。按照不超過39%的比例實施法官員額限制，必將導致法官數量的大幅減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現實考驗中，少數精英法官如何確保審判任務的完成？法官數量的減少會否導致案件質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員額制動的更多是年輕法官的「乳酪」，他們感受的沖擊將會最大，法官身份喪失後，如何確保隊伍的凝聚力和他們對法官職業的持續夢想？以上憂慮的存在，需要法官員額制改革保持足夠的審慎，將眾多的因素納入改革考量。科學合理地測算完成案件審理所需要的法官數量，確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於以犧牲審判任務和案件質量為代價；盡量合理解決未入額法官的過渡性安排，為落選者後續入額保留足夠的彈性空間，為其法官夢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執業的動力。隱憂或許是多慮，但盡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為改革減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審判輔助人員的價值認識

在中美司法系統運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審判輔助人員」的身影。他們是以法官為核心的審判團隊不可或缺的組成，扮演著法官「賢內助」的角色。

從價值上說，法官精英化後，包含法官助理、書記員在內的審判輔助人員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絕非無足輕重的「小卒」。正如書中所言，「不可否認的是，法官助理在審判過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當案件持續增加，法官人數與案件數不成比例時，法官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審判輔助人員。受限於法官員額的限制，審判輔助人員的增長必將是法院應對受案高壓的有效手段之一。從審判組織功能性構成看，審判輔助人員是審判組織不可或缺的人員組成。精英化的法官將集中精力於「審」與「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務性工作將由審判輔助人員完成，沒有他們的工作，審判組織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難以想像的。

價值已無需多言，而審判輔助人員的現實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審判輔助人員位於科層結構的底層，其地位不過是法官的附庸。受限於僵化的編制管理，大量審判輔助人員採取勞務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門檻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務壓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審判輔助人員隊伍流動性較大。在此想表達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見到了該修正的時候，審判輔助人員絕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價值遠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切，改革的視野應加重對審判輔助人員的關注份量。探索創新審判輔助人員管理模式，積極拓寬其職業發展空間，科學劃分其職責范圍，注重強化職業保障，確保隊伍整體活力以發揮審判團隊的整體效能等等，以上命題都是改革路徑中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改革者需要以足夠的重視讓審判輔助人員改革跟上法官員額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