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法官誰來監督

1. 三權分立能說白一點嗎立法是定規矩的，行政是執行規矩的，司法是監督執行規矩的，可以這樣說嗎

• 基本正確。（以下內容全部手打，還請耐心看完，希望可以幫到你。謝謝合作。）

• 以美國為例，司法權（最高法院大法官）會受到行政權（總統）與立法權（參眾議院，即國會）的共同制約：先由總統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不會只有內定的某幾個候選人），然後上報國會，徵求國會批准任命。在這一過程中，行政與立法同時對司法做了制約。

• 特別注意，西方的司法庭審制度與中國有較大差異：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對量刑的輕重更多的取決於「曾有案例」的審批結果與處理方式，即約定俗成的量刑標准。法典更多的只是規定了量刑的范圍，具體多少，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但是，可供參考的前人案例數不勝數，同樣的犯罪事實（假設可判10~50年有期徒刑）有的法官只判了10年，有的卻判了50年。雖然都在法律規定的量刑范圍內，但彈性很大，這時，法官個人的判斷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

• 所以在三權分立中，對於司法權的限制，會以決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這樣一種方式進行，大法官作為全國司法表率，對司法的審批結果與處理方式的巨大影響，無需多言。

• 關於三權分立再多說幾句：

• 國會所立立法案，總統可以在第一次提案時進行「一票否決「，但當國會再次討論並且多數通過的情況下，可以再次提案，直接通過，總統不再具有」一票否決權「。

  國會也可以彈劾總統，以此制約總統權力。至於立法權與行政權對司法權的制約上面已經提過了。

• 大法官對國會所立法案擁有最高解釋權——一部法律究竟怎樣實施，他的話分量很重。同時，大法官可以宣布總統與國會所立法律」違憲「，即違反了美國的根本大法，有企圖危害或已經危害到美國國家利益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行為——羅斯福在實施新政時就差點被大法官以違憲的罪名剝奪總統職位，一般來說，大法官與總統關系都比較密切，輕易是不會出現這種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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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美國監督法院的機構是誰

美國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8名法官組成，擁有最高司法權，其判肆纖亂決為最終判決。9名法官均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批准任命，如無失職，將終身任職。

美國憲法對司法的有關規定 受歐洲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和洛克（JohnLocke）的影響，美國憲法的締造者把司法獨立作為美國建國的一條重要原則。 在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看來，司法部門只有不聽命於立法和行政部門，才能主持正義，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與自由。美國的締造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司法獨立，也是由於喬治三世迫使殖民地的法官服從於他的旨意，使他的壓迫政策暢行無阻。推翻英帝國統治後，美國的締造者便將司法獨立寫入憲法，希望用司法對行政和立法部門加以約束，防止它們濫用權力。 美國憲法對司法的規定相當簡明扼要。在第一章將立法權授予國會、第二章將行政權授予總統之後，憲法第三章將司法權授予豎塵聯邦最高法院及其下屬法院，並規定了法官的任期、工資待遇、司法權的范圍等等。除第三章專門講述司法之外，第一章和第二章也有少量涉及司法與立法、司法與行政之間關系的規定。這些規定主要包括：一、聯邦司法權屬於聯邦最高法院，以及國會設立的若干下級法院。法官只要行為端正，得終身任職並領取薪酬。該薪酬在其任職期間不得削減（美國憲法第三章第一節）。將司法權交給最高法院，至少在文字上界定了司法與立法和行政部門的區別，使國會和總統不得插手司法領域。這樣，美國的建國者用憲法的前三章分別規定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歸屬，明確了三權分立的政府結構。在將司法權授予法院之後，憲法馬上談到法官的任期和工資等相當瑣碎的問題，這種安排初看起來令人費解，實際上卻是出於維護司法獨立的根本考慮。在殖民地時代，喬治三世可任意決定法官的任期和薪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官對行政部門的依從。所以，在憲法締造者眼中，法官的任期和工資待遇構成了司法獨立的一個根本問題。通過規定法官的終身制並給予他們穩定的、較優厚的工資，憲法試圖杜絕法官為了保全職位和薪水而在處理案件時屈從於外界壓力，有失獨立與公正。
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審議和認可後，由總統正式任命（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這一規定體現了憲法的締造者要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在相對獨立的同時，又要彼此制約的意圖。由行政和立法部門掌握聯邦法官的來源，使行政和立法部門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司法部門的意識形態，彼此協調工作，同時也防止由不稱職的人員掌握司法權力。這條規定也說明聯邦法官不由民選產生。這種安排同法官可以終身任職的規定一樣，都是為了司法活裂檔動的獨立與公正。倘若法官由民選產生，他在判案時就不免要考慮其選民的利益與態度。倘若他沒有終身職位，就更要自覺不自覺地照顧其選民的利益，以求再次當選。規定法官由總統任命和參議院認可，並享有終身職位和固定工資，可以消除法官的後顧之憂，維護司法獨立。因為總統和參議員都是經民選產生，由他們任命和認可聯邦法官，基本上也屬於民×程序。
所有彈劾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副總統或聯邦法官）的案件須由國會（而不是司法部門）負責。彈劾案件必須由眾議院發起（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二節第五條），由參議院審理（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三節第六條）。彈劾的依據必須是叛國罪、賄賂罪或其他各種重罪與輕罪（美國憲法第二章第四節）。
（一） 法官的任免 在任何國家的司法制度中，如何任免法官都是一個關鍵問題。在美國政治實踐中，對法官的任命更多地體現了行政和立法部門對司法部門的制約；而對法官的罷免，則更多地體現了司法部門相對於行政和立法部門的獨立。 如前所述，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必須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的審議、認可，再由總統正式任命（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在美國歷史上，總統對法官的任命權一直被行政部門當作控制司法部門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歷屆總統在任命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偏向本黨黨員或至少在意識形態上接近自己的人。例如，現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共和黨人都是共和黨總統任命的，而民×黨人則都是民×黨總統任命的。雖然過份地偏向本黨成員會招來反對黨的批評，但這一作法已為美國各方所接受，而國會也極少反對總統對法官的提名與任命。 在美國歷史上，利用自己對法官的任命來積極干涉司法部門的總統並不少見。因為美國憲法並未規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總統在理論上可以任命無數新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從而使最高法院成為本黨的一個堡壘。這方面的一個極端例子來自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 當他的「新政」在連續幾個案子中遭到最高法院的抨擊後，羅斯福試圖任命六名新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希望藉此使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九人增到十五人，從而使親「新政」的人成為多數。羅斯福與最高法院這一次較量的結果是最高法院改變態度，轉而支持「新政」；羅斯福也因而放棄任命新法官的打算。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今，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直限定在九人；只有現任法官因年老或死亡等原因退位，才有等額的新法官加入。但從上述例子來看，這一既成事實也並非鐵板一塊。 如果說對法官的任命權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中，那麼對法官的罷免權則由立法部門所執掌。如前所述，對聯邦法官的彈劾權屬於國會（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二節第五條）。眾議院彈劾一名法官，必須是由於他犯有或涉嫌犯有叛國、賄賂或其他重罪與輕罪（美國憲法第二章第四節），如聯邦法官克萊勃恩（Henry Claiborne）在1983年因受賄、偷稅漏稅等被國會彈劾。彈劾的目的是因為該法官不願自動辭職，所以需要彈劾程序剝奪他的職位。 因為對彈劾有這種嚴格的要求，更因為憲法明確規定聯邦法官只要行為端正便可終身任職（美國憲法第三章第一節），國會並無可能通過彈劾對法官具體的司法活動造成制約。眾議院發起一件彈劾案必須由多數票通過，參議院要判決被彈劾者有罪，也必須由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通過（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三節第六條）。這些嚴格的程序都保證了國會雖然有權罷免觸犯法律的法官，但卻無法干擾法官正常的司法。 所以，總的來說，雖然總統在任命法官時試圖影響法院的政治傾向，法官在就任後基本上不會失去職位或薪酬。美國司法界的一個著名說法是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在回顧他的總統生涯時，認為自己所犯的最大兩個錯誤是任命了兩個上任後就與他的意見一貫相左的最高法院法官。 但即使如此，總統（或國會）也對該法官無可奈何。因為法官可以相對獨立於立法和行政部門，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應更能做出公正的判決。
（二） 對司法活動的質量監督 由於法官非由民選產生，所以不需對選民負責，同時也很難說對國會負責。 因此，如何對他們的司法活動進行質量監督，就成了美國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如前所述，總統對法官的任命和國會對法官的彈劾，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司法部門的監督。從背景、閱歷、專業知識與能力上講，被總統任命的法官通常都能勝任工作。他們的道德品格在任命過程中也已通過審查；如果在任命後出現違法行為，國會可使用彈劾手段，解除他們的職位。 但是，總統和國會對法官的監督又是有限的：總統在任命法官後便基本失去了對該法官的控制；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處理也不由總統等非司法官員過問。 由於同樣原因，只要沒有違法行為，任何法官都不必擔心國會將對他進行彈劾。 國會對法官的罷免權因而對他日常的司法活動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在美國司法實踐中，對法官更有效的一種質量監督來自美國的判決體例與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的大量報導。作為習慣法國家，美國的判決體例基本上沿襲了英國的傳統：法官判決任何一個案子都採用判決書的形式。判決書的體例通常是：一、首先對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實做客觀的描述與總結；二、評介原告與被告（或其律師）的主要論點和論據；三、根據有關法律、適用先例、立法部門的立法意圖、對公眾利益的考慮等等，對具體案情和法律條文進行推理、分析和論證，做出判決。在理想情況下，判決書就是一篇完整、嚴謹的論文，它把法官對一個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記錄下來，從而使任何人都能據此對他的判決進行分析與評價，並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決後，判決書通常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圖書館查詢、借閱。近期的案子和判決書更可以通過電子媒介，在互聯網上檢索和閱讀。這種判決體例給司法活動帶來了極大的透明度，成為對法官判案質量的一種有效監督和促進。 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活動的質量也有著重要的監督作用。司法案件在美國一直是傳媒報導的重點。尤其是比較著名的案件，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全國各大報章、廣播電台和電視台都會有詳盡的報導。近年來，更有攝像機進入法庭，對案件的審理過程作現場實況轉播。轟動一時的辛普森（O. J. Simpson ） 案是近期最明顯的例子。據稱全美有近億觀眾從電視上觀看了該案的現場審理和判決。目前，全美各大電視台都設有專門的司法節目，邀請司法界人士評論時下的重要案件。近幾年又出現了一個專門的「法庭電視」頻道，全天播放美國各地的司法新聞，報導和分析重要的案件，等等。一些地方性的案件，也常有當地媒體做詳細報導。 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活動的大量報導，對教育美國公眾、使他們懂得憲法和法律、熟悉司法程序、了解法官的判案等起到了實際的作用。同司法判決書一道，大眾傳媒把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活動充分地展露在公眾面前，使公眾成為司法活動的監督。由於司法的透明度，法官也因此勤謹辦案，以維護自己在社會上的形象和名譽，維護公眾對司法部門的信心。

3. 美國大法官的職責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三款規定： 大法官在總統被彈劾過程中主持參議院。共有兩位大法官使用過此項權利，分別是1868年安德魯·約翰遜彈劾案中的薩蒙·P·蔡斯和1999年比爾·柯林頓彈劾案中的威廉·哈布斯·倫奎斯特。同時，根據《美國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 ，副總統擔任代理總統，因此大法官在副總統彈劾過程中同樣主持參議院。但是，迄今為止，還未有副總統被彈劾過。
大法官被認為是最有資歷的法官。因此，他總是在各種案件討論或投票會議中任主席、首先發言並對整個討論產生重要影響。
此外，大法官還主持美國總統就職儀式，雖然這一傳統已超出了美國憲法對大法官的職責規定。
大法官是美國最高法院的掌權人 擔任史密森學會會長
擔任美國司法學會（）會長、美國聯邦法院行政長官
指定美國外國情報監督法院（）成員
指定跨地區訴訟司法陪審員（）
美國大法官-大法官的角色
美國大法官並不是令人垂涎的角色。美國總統和國會一開始並沒有把聯邦法院放在眼裡。自從馬歇爾法官爭取到司法審查權之後，美國聯邦法院才逐漸被人們重視。但是，作為美國最高司法機關，聯邦法院並非總是風平浪靜，每一次法官宣誓就職，都會改變美國的政治生態。近些年來，歷屆美國總統都希望通過任命大法官，體現自己的執政理念，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 美國大法官具有三大職能：
首先，通過審理有爭議的案件，解釋美國國會制定的法律，創制新的規則。近些年，美國大法官在程序規則的創建方面作出了許多貢獻，但是對實體問題卻表現出了保守傾向。換句話說，除非在程序問題上作出重大的變革，否則，大法官傾向於維持其他法院的判決。大法官通過邏輯清晰的判決，逐漸確立了「程序至上」的司法觀念，防止公權力機關濫用自己的權力，損害公眾的利益。
其次，美國大法官具有協調美國行政與國會關系的功能。從歷史上來看，美國聯邦法院從不參與國會政治紛爭，不參與總統的政治決策。但是，通過具體的案件，美國大法官巧妙地平衡立法權與行政權，通過司法審查，防止立法機關權力被濫用，通過司法審判，防止行政機關超越憲法上的許可權，危害國家和公民的利益。即使在總統選舉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美國聯邦法院也不輕易表態，它通過程序上的審查，將政治紛爭和選舉中的具體法律問題巧妙隔離開來，從而為美國建立和諧社會打下了良好的法制基礎。
最後，美國大法官扮演著美國憲法看護人的角色。自從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以來，美國聯邦法院始終把關注的重點放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及其修正案上。凡是違反憲法及其修正案的法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都可以宣布無效。當然，由於美國憲法及其修正案表達過於概括，有些詞語過於模糊，所以，在解釋憲法的過程中難免會摻雜進大法官的個人判斷。正是在案件判決的細微之處，體現了不同法官的政治立場，影響美國法律走向。
人們能夠閱讀和理解美國的憲法條文，但卻未必能夠理解美國大法官判決書中所體現的美國憲法精神。美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不斷地解釋著美國憲法，指引著美國社會前進的方向。盡管有些判決充滿爭議，但誰也不能否認，有了美國聯邦法院這條憲法的看門狗，美國的憲政傳統不會被遺棄，美國不會出現真正的獨裁政權。
或許美國的開國元勛並沒有賦予美國大法官如此多的職能，但是，美國歷任大法官通過自己辛勤的勞動，換來了今天的尊榮。他們有資格對美國的政治體製作出具有權威性的判斷，他們有能力解決美國多元化社會中價值觀念碰撞所產生的一系列法律問題，美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捍衛了法律的尊嚴。
最高法院的工作量
最高法院備案的案件總數由2004年的7496件增加到2005年的8521件，增長了13.7%。法院在冊的貧困救助案件由2004年的5755件上升到2005年的6846件，增長了19%。登記的付費案件由2004年的1741件降至2005年的1671件，減少了4%。在2005期間，聽審87個案件，處理的82個案件中69個簽署了意見，相比在2004年聽審87個案件，處理的85個案件中，74個簽署意見。2005年沒有案件在2006年再次聽審。
薪水問題
（選自《美國最高法院2006年度年終報告》約翰·羅伯茨（大法官） ） 這是我在法院的第二個年度報告，並且我只打算討論一個問題，以盡可能引起較多的人關注。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且長久被忽視，現已到了憲政危機的時刻，在消蝕著聯邦法院的力量和獨立性。
我所說的問題是未能提高法官的待遇。通常情況下，放下年度報告，就可以去參加球賽，但我卻長時間地沉浸在最高法院行政辦公室准備的三張頗有啟迪作用的圖表。第一張顯示，1969年，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的薪水比頂尖法學院院長的薪水高21%，比高級法學教授高43%。
今天，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的薪水實際上少於——大約相當於一半——頂尖法學院院長和教授的薪水（我們更不要說和執業律師相比了。在一些城市，剛從法學院畢業沒有經驗的律師——他們期望有朝一日成為執業律師之前，就比聯邦地區法官賺得多）。
第二張圖表顯示了聯邦法官的的生活境況根本不能和法律職業的人員相比，甚至還低於普通工人。自1969年以來，根據通貨膨脹所作的調整，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實際上上升了17.8%，而聯邦法官的工資下降了23.9%，導致41.7%的缺口。
一些人可能會想：那麼為什麼還有律師願意做法官呢？一個重要的變化是聯邦法官多來自初審法院。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大約65%聯邦法官來自執業律師，35%來自公眾部門。今天，數字大致相反——大約60%來自公眾部門，不到40%來自執業律師。當法官不再主要從最好的執業律師中選拔時，聯邦司法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
司法品質對美國人民和政府有著深遠的影響。法院經費的意外受措，不可避免要影響到一些擁有優秀品質的人接受聯邦法官作為終身職位。我們的法官如果不是（1）富有得可以不顧司法薪水，或者（2）把法官的薪水僅作為多予的待遇，將不能很好地履行其憲法賦予的責任。當然，我沒有說錯，有許多優秀的法官就屬於這兩類人。但越來越多的法官來自這兩類人的話，我們將很難再依靠他們來捍衛整個國家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