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師法院湯

1. 漢代酷吏張湯的資料都有哪些，他有哪些功績

張湯的出身與童年
西漢初期的官吏總體上由兩部分組成：一類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稱為文吏；另一類是學習儒家經典而入仕途的知識分子群體，可概稱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統的六經之學，但深諳政治慣例，通曉法律事宜，熟知技術性業務，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採用法家實用主義學說，直接秉承最高旨意，嚴刑峻法，打擊盜賊豪強及一切不利於皇權統治的力量，後世稱他們為「酷吏」。後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會底層民眾疾苦，篤信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倫理，認為治國之本在於寬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務，不適應官場規則。其施政堅決依照儒家學說，發展生產，施行教化，致力於社會的安定良態，後世稱他們為「循吏」。〔1〕文吏與儒生之爭，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漢武帝時代尤為激烈。而張湯就是武帝時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張湯，西漢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地區）人，具體出生年份不祥，約為漢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現代心理學理論認為，人幼年的生活環境對其一生成長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潛意識中的刺激通常於悄無聲息之中深刻地改變性格，而性格在某種程度上就決定著命運。中國民間諺語也有「三歲看小，五歲看老」。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里記有這樣一件發生在張湯幼年時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諸多信息將會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張湯及以其為代表的酷吏群體的心態。
「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2〕
以職業風格治家的張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發脾氣，用竹板、荊條「笞」湯，體罰兒子。請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國常見的正規刑罰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強的小張湯掘地三尺捕獲盜鼠後，並非出口惡氣一殺了之，而是一本正經地自設公堂，傳布文書，刑訊定罪，最後宣讀判決，將老鼠處以極刑，磔（肢解暴屍）於堂下。再請注意，磔刑是遠古殘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語「五馬分屍」。〔4〕擔任公職多年的父親見證情景，也得「大驚」，從此發現了張湯的天賦，讓他助理代案，專寫司法文書。（關於漢代訴訟審判制度，文獻記載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傳》及張湯審鼠這一段。）〔5〕通過對上述事件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家庭環境的影響、張湯自身的興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對他的專業培訓，都使他非常適合擔任「刀筆吏」職務，從事司法工作，這與他後來能位列三公、成為御史大夫關系極大；其次，張湯小小年紀性格中殘忍冷血的一面已初顯端倪，具有強烈的暴力傾向，其後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6〕但同時也為其一生最終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

三 從小縣吏到御史大夫
張父死後，張湯頂班當了多年長安吏。他的政治發跡，先是因為救助過周陽侯田勝，而被引見朝中貴族，在當時名酷吏寧成手下任職。接著攀交上田勝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薦給漢武帝，提升為御史。張湯仕途上的嶄露頭角始於公元前135年的陳皇後巫蠱案。皇後陳阿嬌（成語「金屋藏嬌」的女主角）為與美人衛子夫爭寵，召集巫婆於後宮施法念咒。武帝下令嚴查此事。張湯借機發揮酷吏本色，網羅無辜。「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7〕被牽連者達上千人。既而陳阿嬌被廢，衛子夫新立為後。因辦案有功，張湯升職為太中大夫，從此為武帝所賞識一路青雲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張湯與私交甚好的酷吏趙禹（成語「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據武帝政治的現實需要，共同制訂修改各種國家律令。其主要作為有：恢復漢初廢除的連坐法、族誅法、妖言誹謗罪等嚴刑峻法；作見知故縱之法，即官吏獲知犯罪行為後必須舉告，對應判刑的罪犯必須嚴格執行，對當地動亂必須嚴厲鎮壓，否則以重罪論處；編《越宮律》二十七篇（今佚）。關於宮廷警衛制度，是漢律六十篇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點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8〕即務必使法令嚴峻細密，對任職官吏尤為嚴格。這使得文景盛世以來寬厚立法的趨勢被逆轉，漢法的發展從此嚴酷苛密化。
此時，武帝為加強封建大一統，罷百家尊儒術，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張湯恰時投機，一邊上書請求選派儒家博士為廷尉史，輔助自己辦案，一邊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詢已還鄉退隱的董仲舒，以其意見為重要的審判依據。從此獄吏斷案，多應朝廷旨意，附會古人之義，言必六經「公羊」，史稱為「春秋決獄」，這既促進了法律儒家經典化的過程，也是兩漢經學化的開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劉安（古籍《淮南子》的編著者，成語「雞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劉賜謀反，事敗自剄。廷尉張湯主審這場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機鏟除宿怨，窮追狠治大顯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9〕張湯遂於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進爵，功成名就，開始了他人生中最輝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張湯的飛黃騰達，首要原因在於他成功前謙卑待人、廣交朋友、編織關系網，打下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史記•酷吏列傳》上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雖然有意見，但是表面還要做足功夫，營造氛圍，對富豪高官們仰慕推崇，畢恭畢敬，「與長安富賈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送請諸公，不避寒暑」。於是「雖用法深意不專平，然得此聲譽」，盡管問題不小，卻被權貴褒獎，獲得良好名聲。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張湯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張湯的一言一行從武帝角度看去，無不是唯皇命是從，絕對效忠，絕無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認為他是個難得的人才，於是理所當然的重用他，賦於他大權。而事實上卻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也就是說，張湯斷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討厭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罰；遇上武帝喜歡的，就尋找借口法外開恩；遇上武帝不關心而與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審到底，以排擠仇家為政績，在維護皇權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擴張己欲。「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名義上萬事由皇帝一人裁決，其實最終決策權卻完全被張湯個人意志所引導。值得注意的是，張湯的成功所依靠這兩個因素也正是他失敗的原因。
位列三公後的張湯自恃有皇帝寵信，多行分外之職，權勢遠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決之。他在朝堂上高談闊論國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廢食遲不退朝，眾臣皆不得歸；因病不能上朝時，武帝竟御駕專程前往張府看望，隆貴到如此地步。漢匈間長年間大規模的戰爭導致國庫空虛，民不聊生。為解決財政危機，武帝令張湯主管經濟改革，策劃國家與百姓爭利，負責製造白金貨幣和五銖錢，實施鹽鐵用品專賣法案，到處張貼緝拿令，嚴刑打擊豪強富賈，酷法壓迫平民弱勢，〔10〕全國被搞的通貨膨脹，騷動不堪。
而就在這個時候，經武帝默許，張湯又親手製造了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為嚴重的冤獄之一——腹誹案。以廉直聞名，任九卿之一的大農令顏異因對張湯以一張白鹿皮置換四十萬錢的經濟法案持有異議，得罪了漢武帝。主持變革大計、善察政治風向的張湯與顏異有舊怨，便借口顏異曾在下屬批評朝政時「不應，微反唇」（無語，只動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沒說話但在心裡誹謗，應該處以死刑）。〔11〕武帝批准，顏異即被處死。腹誹案可以說是千古奇冤，竟純以猜度主觀判定政治犯，這個惡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飛「莫許有」、明於謙「意欲罪」在時間上還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皇權專制勢力滔天，官民人人處於恐怖之中，「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諂良取容矣」，腹誹被公然地搞成了能類推的罪名，眾臣也得諂顏保身附和。至於改革大計，為政時不聽眾議不思後果，打擊傷害面太廣，必然造成對社會的嚴重損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犯者眾，吏不能盡誅」，以致民怨沸騰，怨聲載道，「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12〕到了這個萬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經濟危機已被人為惡化成了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如同不義的輝煌總逃不過慘淡的收場，張湯的飛黃騰達也快到盡頭了。

四 四面楚歌無路可走
張湯的失敗，最致命的原因在於他的兩面性格，為法過酷，結怨太多，最後被武帝拋棄。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於鹽鐵收歸中央政府獨占，極大損害了同姓諸侯國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個人恩怨，趙王劉彭祖率先指控張湯與其下屬魯謁居合謀詭計危害國家。魯謁居是張湯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製冤案以陷害張湯的舊怨御史李文。魯謁居因趙王上告被關入獄中不久病死。被連累的魯謁居的弟弟認為張湯見死不救，於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與張湯違法挾私尋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減宣調查李文案，而同為酷吏的減宣恰也是張湯的老對頭，欲藉此案置張湯於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動羅織大罪。正在這危機時刻，有賊偷盜了漢文帝陵園的下葬錢，依慣例，丞相庄青翟與張湯相約一同向武帝謝罪。張湯臨時變卦，單方面推卸責任，准備先彈劾庄青翟，將罪名全歸於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長吏朱買臣（成語「覆水難收」的主角）、王朝、邊通也都與張湯結有深怨，三人得知張湯計劃後，一起聯名先發制人，替丞相聲辯無罪的同時，告發了張湯平日的種種非法行徑，將前後數件事一一聯系。武帝暴怒，認定張湯內心險詐一慣欺君，便不由分說，派使者帶著罪名簿以八項大罪痛責張湯。
「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13〕
武帝還派出當年與張湯情同兄弟的酷吏趙禹來質問他。〔14〕張湯見了好友，自以為事情終有轉機，正准備長篇解釋，卻被趙禹當頭痛斥：「今天你覺得自己冤枉了，當年被你殺的那麼多人就不冤枉嗎？現在別人告你都是有真憑實據的，皇上關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斷，為什麼還要爭辯呢？」（這與成語「請君入瓮」有神似之處）這么一折騰，張湯終於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為，再以自己對武帝的了解，盡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諸侯、部屬、酷吏、同僚上下內外四面八方的夾擊下，皇帝也拋棄了他。張湯自殺了，面對下葬事宜，張母之所以正氣懍然地說了些我們不能理解的怪話，我想大概是因為在她眼中兒子一貫是清廉正氣盡心為公的吧。
實際上，張湯之死是政治斗爭的殘酷結果，是作法自弊罪有應得的下場，是古語「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再印證，談不上什麼惡言誣陷。首先，張湯大權在握後，翻臉無情、廣結仇怨，致使眾臣群起圍攻，再無人為其說話，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場基礎。丞相府的三長史朱買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張湯之上，「而湯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等到他們獲罪降職後，風水輪流轉，「（朱買臣）見湯，湯坐床上……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吏素貴，常凌折之」，冤家對頭間已是易結不易解了。其次，懷著「何世患無才？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15〕的人才工具論的漢武帝，為人喜怒無常，隨心所欲，做事治國常不計後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極端。在對待張湯案時，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釋，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終於如願了，突然聽聞張湯家貧薄葬，就立刻掉轉方向，一口氣又殺了三長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贊許了張母，再提升張湯之子張安世的官職，就算是撥亂反正給張湯正式平反了。孰不知這很可能是一場政治案件還沒弄清，緊接著又製造了另一場也說不清的冤假錯案。以武帝一貫的政治言行和後來的歷史觀之，他對張湯有保留的「信任」與所謂的「惋惜」，在關鍵時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爭，必要時還會棄之為犧牲品。
《史記•平淮書》載「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張湯本來也就沒為民眾做過多少有益之事，留給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嚴刑峻法帶來的肉體與心靈上永遠的傷痛。他所做過的違法亂紀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訂的漢律也是要嚴懲不怠禍及全族的。整個事件里最值得稱贊之處在於，張湯雖然全公費開支，但從政數十年，一度掌控全國財政大權，卻能不貪污索賄，以至家中清貧如許，真是難能可貴，在這一點上足為廉潔表率，或許這就是張母內心深處兒子正直形象的來源。
縱觀這場高層大內斗，真可說幾乎無對錯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傾軋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張湯一心陷害別人時，別人也在相機報復，一有機會，雙方就借機發揮大肆發難，一場新的政治大風暴又憑空從天而降。其結果卻不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還連累無辜他人，殃及下層百姓。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無情，也是皇權制度下的丑惡與無奈。

五 張湯與武帝的歷史教訓
張湯死後，武帝繼續重用酷吏治國，《史記•酷吏列傳》所載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時的，義縱、王溫舒、減宣、杜周等人相繼擔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職，搞得冤獄遍天下，民變起八方，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國家處於一片腥風血雨中。《漢書•刑法志》記「（張湯死）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司馬遷也評論說，張湯雖「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寬，輔法而行」，還能「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風，酷吏盈滿天下，而張湯的繼任者們只會一無是處禍國殃民，「何足數哉！何足數哉！」〔16〕張湯一生以悲劇告終，這是武帝統治下他的必然命運。漢武帝劉徹是一個雄才偉略卻也好大喜功、黷武嗜殺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間，開疆拓土建立不朽功業、確建中國三千年「秦皇漢武政治架構」的同時，隨意發動戰爭，任意製造大規模冤案，嚴刑酷法維護統治，揮霍了其祖父與父親「文景之治」四十年多來的社會財富，導致國家動盪不安，人民飽受苦難，「海內虛耗，戶口減半」，〔17〕全國人口減少一半。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總結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18〕武帝時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終者九位。至到最後「巫蠱」案剛愎自用聽信讒言，逼死皇後（衛子夫）、太子、皇孫，才痛然恍悟，察覺自己於國於民為禍甚大，晚年「輪台思子悔過」下罪已詔，決定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任用賢良，以贖己罪。
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暴君必然製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為依靠。酷吏在爭寵內斗的同時，又提攜互助共同營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異化為官場公敵難以作為。僅以張湯為例，他師出酷吏寧成，與酷吏趙禹交好，最終也被酷吏減宣圍攻。而酷吏尹齊、杜周、王溫舒都曾先後為張湯屬下。張湯對他們甚為欣賞，多次稱贊尹齊「廉武」，數次進言杜周「無害」，〔19〕大力提拔王溫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張湯死後倍受重用，「青出於藍而甚於藍」，施政殘暴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可說是惹得人神共憤，當然也都如張湯般咎由自取，難逃政治犧牲品的悲慘下場。
在酷吏大量培養酷吏的同時，循吏與酷吏間斗爭也一直未停止過。匈奴曾來請求和親，儒生博士狄山反戰主和，斥責張湯等酷吏「詐忠」，結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殺掉，「自是以後，群臣震攝，無敢忤湯者」。〔20〕唯一敢當面反對張湯批評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語「後來居上」的主角）。汲黯為人剛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譽為「古之社稷之臣」。張湯初任廷尉時，汲黯就認定其必為禍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張湯，經常與張湯在朝堂上爭論國家大事。張湯辯論注重咬文嚼字，於細微處反復糾纏；汲黯盡管義正言辭，堅守原則，但也無法駁倒對方。張湯為此「深心疾黯，欲誅之以事」， 武帝也厭煩汲黯逼迫其外調異地。汲黯臨走前，對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實證明，汲黯這段話政治預見性極強，對張湯及酷吏群體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湯，終不敢言。後張湯果敗」。事後逐漸認清張湯真面目的武帝聽聞此言，認為張湯之所以橫行，正是李息這類人懦弱縱容，「抵息罪」，將李息嚴懲，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職，作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趙禹在張湯死後，一改以往「酷急」作風，晚年「治加緩，而名為平」，在一片酷吏的殺罰聲中反而有了「據法守正」的好名譽，也得享天年終老於故土。〔22〕而張湯之子張安世為官也與其父迥異，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卻明哲謹慎，施政寬厚，多與人善，生活方面是家傳的廉潔簡朴，封侯加爵家資萬貫，依舊是身著夫人親自為其紡織的衣衫（也有史家評論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終「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23〕，發展為顯赫非凡的名門世家。我想這其實都是前車之鑒，血與歷史的教訓吧。而張氏一家數代從事法吏工作，則是中國古代律學家族世襲化的開始。
《史記•酷吏列傳》開篇引孔子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史記•循吏列傳》前言也說「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我們知道，反暴政頌仁義是《史記》的核心指導思想，《循吏列傳》正是作為《酷吏列傳》的對比面而出現的。西漢酷吏集現代公安、檢察、法院三大國家機構職能於一身，權力直出最高統治者，幾乎不受任何制約。酷吏在治亂的過程中打擊豪強盜賊，發揮過重要的積極作用，但其本質決定作為封建皇權的私人統治工具，對國家社會終究是弊大於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學說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須知絕對的權力只會導致絕對的腐化，這是人性與生俱來的弱點。治國之道應當同時加強道德建設與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階層人人平等，才能順利創建出和諧社會，而這也就是現代法治遠勝於人治的地方。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張湯時代的歷史值得我們後人沉思之處太多了。

2. 二·二八事件的過程

台灣回歸祖國後，蔣介石在大陸大打內戰，大陸的經濟危機也波及到了台灣，島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台灣光復僅一年，台灣物價漲了100倍。台灣中小企業在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劫奪下，紛紛破產倒閉。加之農業歉收，致使當時台灣600多萬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貧困交加，飢寒交迫，人民怨聲載道。
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給台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老百姓們原以為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可以揚眉吐氣過幾天舒心日子。哪知他們美好的願望很快就破滅了。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由歡迎變為失望，最後成為仇恨。這種仇恨的情緒，由一件偶然的事情，點燃了全島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灣光復一年後，蔣介石來到台灣，親自參加光復一周年紀念會。雖然台上眉飛色舞，意氣風發，但台下卻反應冷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國軍的熱情早已在一年的親身經歷中灰飛煙滅，跟大陸人民一樣，他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有人在舊總督府門前掛上一幅「狗去肥豬來」的漫畫。台灣大學的一位教授對一位美國記者說：「你們美國人為什麼對日本人那樣寬宏大量，而對於我們台灣卻如此殘酷？你們只給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卻給台灣放下比兩顆原子彈厲害一千倍的蔣介石。」光復一年，台灣人民的興奮變成了積怨，烏雲籠罩在整個台灣島，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一觸即發，山雨欲來風滿樓。1947年2月27日下午，時近黃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中年守寡、帶著一兒一女艱難度日的林江邁守在自己的煙攤旁，招徠顧客。突然，人群開始騷動，等林江邁反應過來時，已來不及跑了，台灣省專賣局專員葉得根帶著另外9名緝私隊員已將煙攤圍住。林江邁向緝私隊員解釋、哀求，均無濟於事。在拉扯中，一名緝私隊員用槍托將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憤怒的圍觀群眾與緝私隊員發生沖突，打傷了緝私員趙子健與警員張啟詳，緝私員傅學通向人群開槍，當場打死無辜市民陳文溪。
當天晚上，部分群眾擁到台北市警察局和憲兵團，要求嚴懲兇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圍攻了台灣省專賣局。下午，約有四、五百名群眾來到行政長官公署，向行政長官陳儀請願，竟遭衛兵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數人。於是事態迅速擴大，遊行、示威、請願很快演化為大規模武裝沖突，一場反獨裁、反專制、反暴行、爭民主、爭自治的運動在全市漫延。陳儀隨即宣布實行戒嚴，派出大批軍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邏。
台北市民罷工、罷課、罷市，包圍行政長官公署、警察局、日產處理委員會、電台等機關，放火燒掉台北專賣分局，甚至開始搶劫軍用倉庫，釋放獄中囚犯，與軍警不斷發生流血沖突。起義民眾還通過電台向全省廣播，控訴軍警的暴行，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各地民眾聞風而動，群起響應，圍攻所在地機關、部門。由於當時國民黨剛剛接管台灣，兵力不足，起義群眾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區，國民黨對整個台灣省的形勢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眾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隨後在各地成立分會，代表民眾就事件處理和台灣的政治改革與行政長官公署交涉。陳儀也派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1947年3月8日，委員會通過其宣傳部長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條要求」，包括實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廢除專賣制度、減免苛捐雜稅等條款，基本反映了台灣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願望。但是，隨著起義規模的不斷擴大，起義隊伍中也混進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地方紳士和流氓，他們將三十二條擴大為四十二條，增加了一些不切實際甚至錯誤的主張，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長官公署等，致使陳儀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員會的代表，並加緊部署鎮壓行動。
早在1947年3月2日，陳儀見形勢不妙，就急電南京：「台灣發生暴亂，已及全省，形勢危急，請速派國軍赴台救援。」蔣介石接報，經與國民黨要員商量，均認定「二·二八起義」是「暴亂」，為防止事態擴大，必須採取果斷措施，進行鎮壓。蔣介石立即電令駐守上海的21軍火速乘船趕赴台灣增援，並限令於8日前趕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軍先頭部隊在基隆登陸。遭到起義群眾阻攔後，21軍竟在船上架起機槍向碼頭上的群眾掃射。9日，國民黨主力部隊在血洗基隆後，進駐台北，與駐守在台灣南部地區的國民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手，對起義群眾進行大規模鎮壓。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國府遷移至台灣初期，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在長官公署的科股長，專員以上的316名中層官員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甚至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外省人。在事變期間，台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國軍登陸後，由於軍紀不佳，所以立即採取對台人報復之行動。
事件爆發後，部分地區亦有台共乘機介入，如台中地區主導「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克煌。謝雪紅不僅利用示威群眾並召開市民大會，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機構，更利用青年學生以武裝「二七部隊」組織，在處委會的議會路線之外，另闢一條武裝路線。嘉義地區則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後，就顯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嘉義民眾與阿里山鄒族原住民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臨時結合之民眾，亦有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反抗行動。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對抗雖然激烈，不過有出現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建國中學擔任教師的時候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醫院住院時，曾受到醫院本省人護士的保護。 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受難者的詳細明確數目因發生年代久遠，加上國民政府的漠視，一直都有所爭議。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並沒有意義。至於向二·二八基金會申請賠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會已審：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蹤179，羈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補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傷亡數字，原因有七項，在二二八基金會官網有詳細說明.....
若幹人士引用楊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變》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注銷十二萬有籍無人的戶籍，做為二·二八罹難人數的一個參考數據。但是台灣戶籍法規定申報過死亡就不再有戶籍，民法規定失蹤七年也能報死亡。所以這十二萬人，沒有一個在二·二八事變當年被申報死亡或失蹤，才會十幾年後還有戶籍。而真正在二·二八當年罹難，申報過失蹤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戶沒有戶籍，不會落在有籍無人的清單。所以所謂有籍無人，跟二·二八事變罹難人數無關。
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 傷1761人。白崇禧報告書 死傷1860人。《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 死2200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監察委員何漢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 死1萬人。台灣旅滬六團體1947年《台灣事件報告書》 死1萬人以上。民政廳長蔣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 死1萬至數萬人。美國駐台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死2萬多人。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 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 以下所列人物為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並公告的部分受難者列表，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里只是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並按照受難者姓氏教會羅馬字拼音順序排列。
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的弟弟。當時國民黨派特務暗殺，蔣渭川僥幸逃過一劫，但其女兒蔣巧雲遭到殺害。蔣渭川雖然還是與國民黨合作，但只是樣版，而且失去台灣人的信任。
庄木火：瑞芳小學校長。
楊元丁：藝人伊能靜的外公，基隆市副議長，被軍人槍殺後踢入河中。
陳澄波：東京美術學校研究所畢業，畫家；時任嘉義市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飛機場慰問國軍，卻被逮捕，未經審判公開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
陳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陳能通：淡水中學校長。
簡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軍醫，在軍中被殺。
盧園：淡水中學化學科教師。三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出門查看校長而遭兩個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經淡水河以舢舨送雙連馬偕醫院救治，不治身亡。
顧尚泰：西醫。
廖進平：社會運動家。
許朝宗：藝人許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車站副站長。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郭守義：基隆名醫。
黃媽典：日佔時代任朴子街長，事變時任台南縣參議員；在新營被槍斃示眾。
李瑞峰：律師。
李瑞漢：曾任台北律師公會會長。
李丹修：八堵火車站站長。
林連宗：台灣前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林茂生：台灣歷史上第1個哲學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並創辦《台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後無故被捕，一去不回。
藍燈旺：基隆社寮島居民。阮朝日：《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於台北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228紀念館執行長）。
黃阿統：淡水中學訓導主任。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佔時期曾任台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宋斐如：台北高等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湯德章：律師。1946年參選省參議員，被列為候補參議員。228事件爆發後，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成立，被推為治安組長。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槍托打斷，在遭受酷刑後，雙腕被反綁，背後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然後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湯氏被槍決後，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任其屍體暴露，經過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許以毛氈覆屍，但屍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白氏來台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灣高等法院審理，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王添燈：日佔時期實業家，戰後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張慕陶的憲兵用汽油燒死。
王育霖：日佔時期的律師，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處死。
吳金鏈：《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佔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台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道被害。
吳鴻麒：吳伯雄之伯父。戰後曾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帶走，四、五天後，陳屍於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軍民糾紛，得罪一位軍官而惹禍。
蕭朝金：日佔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盡酷刑後遭槍斃。
許錫謙：花蓮人。戰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幹事及該團7名幹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後為該會重要幹部。後走避台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游說其叔父勸說回鄉，於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楊照的外祖父。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台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後，與其三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三口均遭殺身之禍。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復。其二子張依仁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才免去殺身之禍，後避居日本。當時，台籍人士林頂立任職保密局，借職務之便，誣告張七郎。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密裁張家。因張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發，震驚地方之後，指示台灣調查站明確指出「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爾後，林頂立定居中台灣安享天年至1980年。張文成下落不明，一說他後來返回大陸。
潘木枝：醫生，免費醫治付不出醫葯費的窮人，救了蕭萬長在內的許多市民的生命，事變時任民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3月25日與畫家陳澄波等多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公開處決，兒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後的清鄉掃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