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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職業風險與防範

發布時間: 2021-01-13 00:33:26

司法社工如何應對職業風險

·83.8%的人認為當下急需社會工作者 ·73.5%的人支持政府出資購買公共服務崗位 ·76.5%的人認為社區醫生鄉村教師為社會急需 日前,北京市擬計劃出台政策,由政府出資購買社會工作者崗位,開辟大學生就業渠道。而今年2月,上海市楊浦區向大學畢業生同時推出1000個公共服務見習崗位,報考者眾多。2009年北京市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也有近萬人報名參加。 公眾怎麼看待社會工作者呢?為此對1329名網友的調查顯示,83.8%的人認為,當下中國急需社會工作者。 不僅僅是社區急需社工 社會工作者是指在社會福利、社會慈善、勞動保障、殘障康復、醫療衛生、青少年服務、司法矯治等社會服務機構中,從事專門性社會服務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簡稱社工。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社會組織可創造占社會總量10%的就業崗位,而目前在中國這一比例還不到1%。 北京市社會工作協會副秘書長趙誠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北京市2000多個社區的社區服務主要由居委會提供。居委會成員中以退休人員居多,年齡知識結構日趨老化,急需新鮮血液的注入。「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出現,老人陪護是社會的一個重大問題。鄰里關系協調,邊緣人群的社區矯正,農民工社區組織建設等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對整個社區的和諧融洽也至關重要。這些事都需要社工去做,但不僅僅是社區急需社工。」 調查顯示,71.0%的人認為,社工主要從事社區工作;55.0%的人認為社工主要幫助吸毒人員和問題青少年;55.8%的人認為社工是在孤兒院、養老院照顧兒童老人的人;48.8%的人認為社工主要在司法機構做疏導家庭糾紛等工作;48.3%的人認為社工主要是在醫院從事病人心理疏導工作;40.9%的人認為社工主要是在學校從事輔導員工作。11.8%的人坦言對社工職業不了解。 深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深圳首家社工專業機構——鵬星社會工作服務社創始人易松國說,青少年犯罪、失業、離婚、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不是單靠政府就可以解決的。近年來,深圳市通過政府購買社會工作崗位的方式,強有力地推動了這些領域社會工作的發展。這一領域的就業潛力也正急速打開。 據了解,我國目前社會組織的數量處於400萬至800萬之間,以每個組織有3~5名工作人員計算,就蘊含著1200萬至4000萬個就業機會。有專家指出,如能積極引導大學畢業生就業向該領域發展,將有效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的社會壓力。 在這方面,深圳、上海等地方政府已經開始嘗試。2008年,深圳市政府開始向民間運營的社會工作服務社購買社會工作崗位,彌補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欠缺。截至2009年1月,深圳市僅民政局就購買了542個社工崗位。政府購買的崗位還分布在教育、司法、禁毒、社區矯正、流動人口社區管理等領域。 73.5%的人支持政府出資購買公共服務崗位 調查中,對於一些地方政府出資購買公共服務崗位,73.5%的人表示支持,其中43.0%的人表示「非常支持」;72.0%的人認為這項措施應向全國推廣。 此外,52.1%的人認為,政府出資購買公共服務崗位可讓人們關注和了解社工,推動社工服務發展;45.7%的人認為,此舉是完善我國社區服務建設的契機;42.5%的人認為,這項措施有利於緩解大學生就業趨緊現狀;40.0%的人認為,此舉有利於緩解我國公共服務系統人才缺乏的狀況。 但對政府這一舉措,也有不少人存有疑慮。調查中,41.7%的人認為這不能解決大學生就業的根本問題;43.6%的人認為還應購買、拓展更多的崗位,不僅限於社工。 網友「艾倫」留言說:「國家雖然鼓勵大病進醫院,小病進社區,但社區醫生的素質參次不齊且缺口巨大,政府是否也可以通過購買崗位來吸引這方面的高級人才呢?」 調查中,76.5%的人認為,社區醫生、鄉村教師等社會急需的崗位也應由政府出資購買。 「一味要求政府買辦不是長久之計。」武漢大學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小寧認為,無論是熱門專業還是熱門職業都是以經濟為杠桿的,「政府買辦」只是權宜之計,並非上上之策。最佳的辦法還是提高待遇或給予政策優惠。「比如北京市能不能對招聘的社工解決戶口問題?這會大大提高該職業的『含金量』。」 「如果小孩與父母鬧矛盾,我們會對農民子弟進行家訪,化解矛盾;寒暑假我們會組織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參加冬、夏令營……」北京農民之子文化發展中心位於昌平區半塔村一個露天集市後的民房裡,中心理事趙玲告訴記者,外來農民工很少有自己的組織,社區服務在這樣的農民工聚集地很容易成為盲區。於是該中心就承擔起這樣的責任,成為了專業社會工作組織。目前,該中心只有4名工作人員,月收入為每人1200元,生活清苦。趙玲坦言,他們的工作,一般人很難堅持下來。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熊輝,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報社工作。雖然本科和碩士都是讀的社會工作專業,但他從來沒有想過要靠專業吃飯,即使政府出資購買崗位,對他而言也沒有太多吸引力。 「薪水待遇太低,這個職業目前沒有讓人看到前景,所以大多數同學最終選擇了放棄。」熊輝介紹說,北京市社會工作者的工資在每月1400~1500元之間;上海楊浦區公共服務見習崗位的工資為每月1500元,「這樣的工資在當地連生存都很艱難。」 熊輝認為,政策再好,如果沒有適當的薪水,對個人而言,十幾年的寒窗苦讀很難換來家人沉甸甸的期望,「較高的薪資水平和政策優惠才是吸引高素質人才的關鍵。」 調查顯示,39.1%的人認為公共服務崗位福利待遇較低,應予以提高,吸引人才。

❷ 當前法官面臨哪些安全風險和威脅及成因

法官員額制度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推行法官職業化和精英化的必然選擇,也是司法公正的制度保證,方向是正確的,路子是對的。但現有的法官隊伍現狀是不是就具備推行法官員額制度的條件了呢

❸ 刑事法官面臨職業風險怎麼辦

河南一名年近五十的刑事女法官,其因在刑事審判中將非法證據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以玩忽職守罪被判刑。該判決書中認定被告人王桂榮的瀆職行為包括三個方面:
1、違反程序擅自准許檢察院撤訴;
2、始終沒有審查出案卷中存在矛盾的相關重要書證,沒有核實出卷宗中來源不合法的證據及證據復印件;
3、對辯護人提出的辯解沒有認真調查核實。
那麼刑事法官應如何避免成為下一個王桂榮。
一、重視程序價值:
判決書認定王桂榮在處理川匯區檢察院的撤訴申請時,違法撤訴。在檢察院遞交撤回起訴決定書後,王桂榮組織了合議庭合議,准許檢察院撤訴,之後王桂榮按照當時的審判環境和審判工作的慣例,作出了口頭裁定。這種情況反映出程序價值仍然沒有深入部分法官的內。「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殘留使得部分法官認為只要實體結果是公正、公平的,即使是違反法定程序也沒什麼影響。實際上程序公正也是「公正」應有之義,並且程序價值對司法公正的巨大影響在近年來各個冤假錯案中體現的淋漓盡致。先不論判決書以王桂榮違法撤訴作為認定其玩忽職守的依據是否合理,如果刑事法官在審判工作中堅守程序公正,也就不會落人口實了。
二、重視證據採信規則與證據的合法性審查。
刑訴法修改後,相繼出台了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解釋,以指導刑事案件的證據採信以及合法性審查。王桂榮在審判於某詐騙案時可謂是幾經周折:組織合議庭四次合議,三次提交審委會討論,向上級法院請示。這樣曲折的歷程可以表明王對於案件的審判是比較審慎的,但是這樣的審慎更應該體現在證據採信和證據合法性審查的過程中。根據刑訴法第162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方可作出有罪判決。進一步而言,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都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與合法性,且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如果定案的證據在判決前存在疑點,來源不合法,矛盾沒有排除,應當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作出無罪判決。現今,民眾的權利意識不斷提高以及民主法治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刑事法官只有堅持無罪推定才能避免陷入錯案追究的漩渦中。
三、摒棄書面主義。
現行司法環境下,法官於開庭審判之前早已通過閱讀全案移送的證據對案件的整體狀況有詳細的了解。這樣能夠有利於法官對庭審過程有一個整體的把控,提高司法效率。但弊端在於,部分法官受書面主義的影響,在閱讀了隨案移送的材料後,對案件事實、證據以及相關的法律適用問題早已有了主觀判斷。於是,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後,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質證意見以及辯護意見的產生不信任感,使得意見被採納的難度進一步上升。如此一來,目前司法環境下,控辯雙方本就不平等的地位愈加明顯。王桂榮在審理於某某詐騙一案中基於對案件有了先入為主的判斷,忽視了被告人的辯解以及辯護人的辯護意見,進一步導致了錯案的產生。故刑事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應當摒棄書面主義,防止因輕信書面材料而致使冤假錯案的發生,進而避免刑事風險。
王桂榮的判決書在司法工作者中持續發酵,有刑事法官表示「有些不寒而慄」。的確,細讀該篇刑事判決書會發現很多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之處,但不論如何,這份判決書給了刑事法官警示:隨著社會大眾對冤假錯案的關注,刑事法官只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才能在獲得尊重的同時避免刑事風險的產生。

❹ 如何保障執行法官人身安全的意義

近日微信朋友圈和網路媒體被一個消息刷屏,2016年9月8日上午9點45分左右,山東壽光法院兩名執行人員到菏澤市曹縣某銀行查封被執行人賬戶,辦理過程中,30餘人沖進銀行對二人圍攻毆打。警察到達現場後,執行員提出讓警察提供保護並送二人去醫院的要求被拒絕。警察拒絕要求二人去所謂的「指揮部」見縣領導進行匯報,二人拒絕後又被毆打。無奈到達「指揮部」見到了所謂的「韓主席」,並脅迫法院將銀行的查封手續拿走。直到下午14時30分左右,兩名執行員得以乘車離開。這件事震動最大的是法院群體。也許大家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什麼話,心情是沉重的,但是向誰說呢?誰能理解?

法院現有實踐中,不可能在訴前保全階段主動幫原告查遍被告財產。除非有明確的財產信息,賬號、房屋地址等,否則不可能主動查,也不可能動用執行查控系統。在財產保全期間就查詢當事人的財產信息,也是為了保障執行。執行有多難?去看看執行法官手中人山人海的案子,那一張輕飄飄的強制執行申請書,配上原案文書復印件,湊成幾張一卷薄薄的案子,遞到執行局,但後面的執行法官要花多少工夫、喊多少話、吵多少架、跑多少路才能把案子執行過來。鬧的,哭喊著的在法院執行庭里比比皆是,雖然筆者現在不在執行局,但是前幾年的執行法官生涯切身體會到那種痛苦和焦灼,那時就覺得已經夠崩潰了,別說有人天天上門找你吵,逼得你再去找別人吵。誰不願意案結事了高枕無憂,但是可能嗎?從案件發生之前,財產就可能轉移了,凍結的銀行卡都是零,老百姓維權難,好不容易走完訴訟流程,拿到一個結果,執行的時候面臨的又可能是毫無希望和遙遙無期的等待。一面是執行難、老百姓維權難,一面是對法院的抵觸、不理解、甚至圍毆。但是公平不能因此被忽略。作為守護公平的最後一環,不期待能說服任何人,因為規則不在嘴上,但是社會需要確立一個規則,讓人們普遍信賴並執行,共用一套規則體系。這是法治。筆者撰寫本文旨在從執行法官人身和職業安全保障問題為視角,談自己一點看法,與各位同仁共研。

一、執行法官人身和職業安全保障問題現狀

執行法官人身和職業安全保障是法官職業保障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包含執行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任職安全保障等具體內容。當前執行法官面臨的人身安全保障、任職安全保障問題有殺害、傷害等直接暴力行為,侵害法官生命健康問題、自傷、自殺等暴力行為,侵害法官職業安全問題、威脅恐嚇、侮辱誹謗、誣告陷害等非暴力行為,侵害法官身心健康問題、法官履職責任追究制度被隨意濫用,危及法官職業安全問題。由於范圍之廣,類型之多,數量之眾,難以例舉和統計。給法官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壓力,嚴重影響了法官身心健康。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有無過錯,執行法官隨時面臨著被侵害的危險。再者缺乏救濟措施,法執行官時常成為弱勢群體。這既是對執行法官身心的傷害。也是對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的危害。

二、執行法官人身安全和職業保障問題的表現

針對執行法官的人身安全問題頻頻出現,不僅損害了法律尊嚴、毒化了司法環境、激化了社會矛盾,還嚴重影響了廣大執行人員的工作熱情,進一步動搖了社會公眾對法律威嚴和社會公正的信仰,從而扭曲和弱化社會的價值觀建設體系,付出的社會成本,可謂越來越大。同時執行法官的人身安全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共性問題,我國處於經濟、文化、制度等社會領域的成熟和過渡階段,這一問題的凸顯,是社會發展階段的必然現象。

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負面因素影響,不少當事群眾法制觀念淡薄。法院作為維護公平正義的部門,經常處在各類社會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前沿,一些群眾很容易把不滿情緒轉移到執行辦案人員身上。特別是少數地方政府在工作中遇到了阻力,要求法院出面處理一些非本職活動時,更加容易引起群眾的對立和反感,把抗拒、阻礙執法作為宣洩情緒、發泄不滿的一種途徑,給個別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個別群眾對暴力阻礙幹警執行的違法性認識不足,認為罵兩句、打幾下「算不了什麼」;有的群眾本著「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趁機起鬨。沒有人挺身而出制止不法分子。同時受社會利益調整物化思想嚴重的影響,一些當事人心態失衡。在社會進入「改革攻堅期、利益調整期、矛盾高發期」階段,社會保障機制和救濟機制不健全不完善,對民生問題的關注和保護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整體步伐,一些弱勢群體表現出心理上的「焦灼感」和「危機感」,一些強勢群體表現出行為上的「暴力威脅」和「利益共生」傾向,從而致使相當部分的社會公眾滋生「不平衡、不公平、不滿意」的心態,對立日益嚴重,矛盾日益尖銳。而執行過程恰恰是各種矛盾和沖突的契合點,也是各種利益和情緒的交匯點,在此情況下,一些當事人為捍衛自身的權益,往往會不自覺地使用過激手段,將不滿情緒和吃虧心態的怨氣發泄在法官身上。少數敗訴的當事人是出於報復和仇視的心理,對執行法官實施人身侵害,製造暴力事件。

(二)輿論導向尚需要引導。媒體不能片面追求轟動效應而忘卻其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應發揮的積極作用,忽視其對輿論的正確引導作用。不可否認在執行隊伍中存在極個別的害群之馬,但執行隊伍的整體形象在逐步提升,社會公信度在逐步提高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媒體的適時適度介入有利於宣傳執行隊伍建設新形象,有利於構建和諧的警民關系。與此同時普法工作滯後,弱勢群體特別是農村居民法制觀念淡薄。多年來突出經濟發展,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對社會人的精神關注。群眾特別是農村群眾不僅法制觀念淡薄,法律知識匱乏,而且嚴重缺乏對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導致了社會經濟發展對公正司法的要求產生了較為突出的矛盾。少數當事人囿於自己的知識面,往往以自身利益得失來理解法律。在訴訟中,比較多的農民缺乏證據意識和程序意識,一不如意就和法官對著搞,動輒耍橫的、動粗的比較常見。執行中,有些人為維護鄉鄰關系,有時會參與圍攻、抗拒執行。還有的當事人認為自己「有關系、有門路」,視法律為兒戲,信「訪」而不信法。少數當事人對執行法官的查封決定視若兒戲,隨便撕毀,有的甚至千方百計轉移、藏匿財產以逃避法定的義務,再加之法律思維與大眾的樸素思維存在現實差異。一些當事人特別是受教育水平低的群眾,在訴訟過程中覺得自己「有理走遍天下」,不懂得也不重視證據在訴訟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旦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不一致,出現敗訴或者法庭認定的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出入較大時,就想當然地以為法官偏袒對方,或者拿了對方的好處,或者對方「上面有人」,在覺得自己有理卻又吃虧的心態下,當事人往往會遷怒於執行法官,對法院也心生怨恨,一旦出現合適的時機或者受到外界刺激,就會做出過激的行為。容易釀成圍攻和襲警事件的發生。

(三)相關法規制度的缺位,打擊不力。從現行的《法官法》和《法官職業道德行為准則》的規定來看,我國對執行法官的從業資格和從業道德要求居於世界先進水平。但對執行法官的人身權利的保護只在法官法第八條第(五)項規定:法官的「人身、財產和安全受法律保護」。危害執行法官人身安全行為的懲處措施不足。我國現行刑法專設一章「妨害司法罪」對打擊報復證人,擾亂法庭秩序,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等行為規定了刑罰處罰,但卻無制裁危害執行法官人身安全的行為的相關規定。一些鬧得凶的、危害重的、影響大的,往往以「司法拘留」的形式把當事人拘留幾天放回收場,刑事扣留、追究刑責的更是鮮見。再加之刑法、治案管理處罰法的規定中,只對侵害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行為作出了處罰規定。對侵害執行法官的案件和事件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據進行整治處罰。但往往由於有關單位未能較好配合,難以及時對暴力抗法者進行刑事處分,而只能由法院作出司法拘留和罰款處理了事。由於法律的權威性、操作性不強,使得一些人敢於藐視法律,甚至敢於公然與法律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違法者的囂張氣焰。

(四)地方、部門保護主義思想嚴重。一些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特別是鄉鎮政府從保護本地區經濟利益出發,對法院的依法辦案進行干預,特別是對外地法院的執行更是橫加阻攔。有的表面上支持外地法院執行,實際上偏袒本地當事人,為被執行人逃避履行義務尋找種種理由,甚至以影響穩定為借口,向法院施加壓力,製造執行障礙,使外地執行舉步維艱。有的對外地法院委託執行的案件敷衍塞責、久拖不執,或者以這樣那樣的理由,要求委託法院中止、終結執行。執行中一些有義務協助的部門和被執行人串通一氣,刁難執行人員,阻礙法院判決、裁定的執行。

(五)執行法官內部消極保安全的思想比較流行,缺乏對自身安全的警惕性和應急能力。一方面,法院對損害執行法官人身權利行為的危害性和破壞性認識不足,重視不夠,總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且法院內部對執行法官遭受當事人傷害時如何處理,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少數法院連應急機制和處置措施都不完備。另一方面,在當事人與法官纏鬧時,多數法官是採取消極躲避和息事寧人的方式,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委曲求全,不敢採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去制裁違法當事人。再次,部分執行法官還存在防範意識不強和應變能力不高的情況,發現問題沒有及時報告和積極應對,致使損害後果擴大。少數當事人正是摸透了「法院怕出事」「法官怕惹事」的心理,動輒惡意上訪、無理纏訴、暴力抗法,或採取自殺、自殘的方式相威脅,辱罵、毆打甚至加害法官時有恃無恐,無所忌憚。此外,個別法官素質不高、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法院安全措施不力等也是產生過激行為出現暴力事件的原因。而執行行為簡單粗暴,也是誘發暴力抗法的一個重要原因。部分法院重審判、輕執行,甚至故意把素質較差的幹警放在執行隊伍從事執行工作,這就導致執行隊伍的素質先天不足,很難保證執行行為的公正、文明。再加

❺ 法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有哪些

一、保障司法公正
二、提高司法效率
三、保持清正廉潔
四、遵守司法禮儀
五、加強自身修養
六、約束業外活動

律師職業風險及規避方法

律師執業過程中,存在著四大風險:一是來自司法機關和政府機關的打擊專報復,二是來自江湖黑惡屬勢力的糾纏威脅,三是當事人的遷怒或報復,四是因工作的失誤或過失產生的風險,其中最大的風險是前面二個。   

《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關《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的規定,社會各界都頗多非議,也是公檢法機關肆意追究律師的尚方寶劍。據統計自1996年以來,全國已經有300多名律師因刑事辯護被司法機關以各種原由「繩之以法」。全國刑事辯護率逐步下降,全國法院審結的刑事案件中已經有70%以上的沒有辯護人。

❼ 法官職業風險防範心理知識讀本

朝陽路新華書店買不到應該可以訂書的,不然就只能上網買了

❽ 法官這個職業危險嗎壓力大嗎工資高嗎

第一不危險

❾ 高管高危 如何防範職業風險

高管職業風險存在於企業設立、決策、生產經營等各個環節,貫穿企業的整個生命周期以及高管的職業生涯於永超北京未名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在很多人心目中,企業高管是一群收入高、消費高、生活品質高、令人欣羨的光鮮階層。其實,在光鮮的背後,他們面臨著事業和生活的重負,亞健康、抑鬱症、過勞死一度成為這個群體的健康標簽。不僅如此,許多人還不知道自己作為高管所面臨的職業風險時時如影隨形。 隨著企業生存環境的日益國際化、多樣化與復雜化,企業也面臨著包括政治、法律、技術等在內的多重風險,作為決策者和管理者的企業高管因此也負擔著企業和自身的雙重責任。我國公司法對高管規定了嚴格的義務和責任,這在賦予高管人員高收益的同時,也給予了他們更高的風險。 高管人員在公司中承擔著決策和管理職責。決策者直接掌控著公司的發展與命脈,管理者則直接決定著公司的生存與死亡。高管人員在經營管理工作中由於自身能力、經驗等客觀原因難免會出現過失行為,這種職業風險一旦發生,除了會給公司造成巨大損失外,高管人員可能會承擔遠遠高於其職業收入的賠償責任。 高管民事責任主要是賠償損失的責任。公司法明確規定了高管人員應承擔的義務及可能面臨的民事責任風險。首先,公司高管對公司負有忠實、勤勉義務。如果高管有背離誠信、有失注意或者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向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就在所難免。這種情形下,「認為自己是公司控制人可以阻止公司索賠行為」的認識是錯誤的。公司怠於索賠時,股東是可以越過公司直接起訴高管人員主張賠償責任的。如此看來,這里沒有僥幸。據此,高管人員在執行職務時要有合規、守法的意識,注意做到誠信、審慎和規范。其次,董事會決議違反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股東大會決議,致使公司遭受嚴重損失的,參與決議的董事要對公司負賠償責任。為避免這一風險,董事在表決時應當嚴格審核決議的合法合規性,如有異議應當及時表明並記載於會議記錄,這樣就可以免除責任。此外,法律還規定,如下行為是命令禁止的:(1)挪用公司資金;(2)將公司資金以其個人名義或者以其他個人名義開立賬戶存儲;(3)違法提供擔保;(4)自我交易;(5)競業;(6)接受他人與公司交易的傭金歸為己有;(7)擅自披露公司秘密;(8)違反對公司忠實義務的其他行為。如果高管在執業過程中有上述任一行為發生,公司可以無條件行使歸入權,即其所得收入應當歸公司所有,高管人員並不因其行為對公司不產生實際或明顯損失而免責。在這里,尤其要特別強調的是第(8)項,「違反對公司忠實義務的其他行為」的規定在實踐中是很大的風險空間,未明示者實為風險黑洞,值得高度關注。 相對於民事責任,高管的行政責任尤其是刑事責任則要嚴重得多。高管違法犯罪主要集中於經濟類行為中,常見的行為包括商業賄賂、侵佔公司財產、違法借貸和挪用、提供虛假財務會計報告、擅自發行股票或公司債券等,這涉及公司出資、投融資、上市、知識產權、稅收、勞資、生產流通、訴訟等諸多領域。另外,如果單位構成違法犯罪的,法定代表人、參與決策的董事、經理、財務負責人等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行政或刑事責任。在我們處理的一起家族企業紛爭案件中,作為總經理的弟弟臨時挪用了公司500萬用於解決公司危機,作為董事長的哥哥因對危機處理結果不滿,就以「侵佔公司財產」為由將弟弟送入了「班房」。可見,風險多緣於「行之不慎」,更有「人之不合」。因此,高管執業要對自己的行為時時檢點和自查。 高管職業風險存在於企業設立、決策、生產經營等各個環節,並伴隨企業的整個生命周期以及高管的職業生涯。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說高管更是一個高危職業。 由於企業對法律風險控制不夠重視,法律制度構建不完善,絕大多數的企業存在著嚴重的法律運行機制漏洞。不僅如此,為節約運營成本、提高利潤,企業甚至無視法律規定打起了「擦邊球」,這無疑對企業和高管人員都埋下了巨大隱患。因此,為避免因企業或高管自身違法行為導致的不利後果,高管人員應高度重視並積極防範職業風險,提高法律意識、豐富法律知識。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公司是自治性質的機構,公司章程如無違法違規之情形,則其具有「公司憲法」之屬性和地位。因此,高管人員掌握公司章程的規定很有必要,這不僅可以避免因違反公司章程而承擔不必要的責任,更可以利用公司章程的規定保護自己的權利。 綜上所述,高管人員面對專業法律問題、面臨重大決策、甚至違法行為已經發生時,當務必審慎從事前防範與事後補救兩個方面著手,將風險及危害降低到最小。 近年來,伴隨著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熱潮,企業海外訴訟的風險也在加大。自2001年以來,中華網、網易、中國人壽、UT斯達康、中航油、新浪、前程無憂等多家中國公司先後在美國遭遇了集體訴訟,所涉及的訴訟費用及賠償金額巨大,無論對企業或高管來講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為此,我國部分上市公司已經開始將目光聚焦於在發達保險市場上非常暢銷的「高管責任險」。高管責任險,即「董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保險(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屬於職業責任保險中「過失與疏忽保險(Errors andOmissionsInsurance)」的一種,是指公司董監事及高管在履行其職務行為過程中,因其疏忽、過失、誤導性陳述或違反職責等不當行為導致公司或第三人遭受經濟損失而應承擔經濟賠償責任時,由保險公司按約定賠償的保險。通常由公司出資,為高管人員投保。通過投保高管責任險的方式較為有效地轉移高管的職業風險,是目前發達國家上市公司普遍採用的一種做法,投保的比例也較高。有數據表明,世界各國高管責任險的保費收入估值為每年92.5億美元左右,95%以上的美國上市公司購買了高管責任險,某些行業的投保率甚至達到100%,加拿大公司的購買比例為86%,在我國香港購買比例也超過了70%。然而這一險種在我國內地市場的投保比例則不超過2%,大多數公司目前仍持一種積極關注、謹慎購買的態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國內市場,該險種的保費釐定、責任界定仍存在一定的困難。有專家分析指出,這一險種將會成為一種能持續增長和具利潤潛力的保險產品,市場潛力巨大。相信隨著我國法律體系及管理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在不久的將來,高管責任險在我國內地市場對高管職業風險的規避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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