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法官華人

『壹』 香港法官為什麼大多數是外國人

但任用英國遠道而來的法官，在當時的香港仍是不得不選擇的方法。
其實，培養一個合格的「海洋法系」法律人才是很困難的。
他們需要學習大量散碎的案例，理解前輩對法律和正義的定義，然後做出自己的判斷。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但司法卻代表著至高無上的公權力。要讓這兩者調和，就必須讓法官們的思維跨越時空地聯系起來，理論脈絡的傳承必不可少，當中可能還有些玄學成分。
所以法律專業群體才得以想要較高的社會地位，法官在其中更是地位崇高，畢竟培養一個太困難
當時香港還只是一個大清帝國南方的偏遠小島。本地居民的文化水平有限，沒法直接移植英國的那一套。從本土調人才過來，還是有必要的。
好在此後港英政府終於意識到了兼職法官的惡性影響，開始試圖在香港建設一個司法獨立的社會。首席大法官曉吾，就離開了立法會，專職做大法官。其他英國法律人才的登陸，也改善了香港普通法人才不足的局面。
不可否認的是，香港能夠得到全世界商人的信任，成為世界著名的自由港和金融中心，透明獨立的司法是相當出彩的加分項。
而且到了70年代，在經濟、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的香港，還曾啟動過公務員本土化。法律界的本土化也一度轟轟烈烈。尤其是在首席大法官貝理士爵士（Sir Geoffrey Briggs）任期內，這位英國老法官很重視華人法官的培養，在全港75名法官/裁判官中啟用了16位華人。
但這還遠遠不夠。
艱難的本土化
由貝理士爵士主導的法官本地化運動在他退休之後就被冷落了。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當時的香港不缺法律精英，但做大律師的收入遠高於做法官（可以理解），那些資深的大律師很可能不願意成為法官。
其次，即使這些律師成為了法官，華人法官的社會公信度也不如白人法官。這是由香港社會的偏見造成的，民眾會對他們更苛刻，華人法官的升職也更困難。
第三，港英政府內有人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生活著不少來自其他英帝國前殖民地的人士，大量啟用華人法官對他們不公平。

『貳』 香港華仁書院的著名校友

曾蔭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瑞麟-香港政制事務局局長
孫明揚-教育局局長
胡經昌-前立法局議員黃星華-前房屋局局長
王永平-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鄔維庸-前醫管局委員,前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前全國人大代表張炳良-前立法局議員,新力量網路發展主席,行政會議成員
徐家祥-香港首位華人政務官蔡宗衡-匯賢智庫理事及創會會員黃宏發-前立法局主席,前立法會議員
何京文-大律師
陳兆愷-終審法院常任兼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
余叔韶-香港首位華人檢察官徐塗-前文康廣播司
李福深-前任香港賽馬會副主席,公民黨黨員,大律師
關卓然-胡關李羅律師行首席合夥人
周湛燊-前馬會副主席, 前屋宇地政署署長
徐嘉慎-律師, 前保護海港協會主席 胡應湘-合和實業主席
邱木城-商人，富豪，前東華三院主席方中-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摩斯倫馬賽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及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
方俠-香港交易及結算所董事,香港資深會計師方津生-沙士信託基金委員會主席
石鏡泉-著名財經專家
陳南祿-國泰航空行政總裁
李修良-商人,上市公司力豐（集團)主席
關超然-前長江實業獨立非執行董事,信德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前海洋公園公司主席,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前主席
林孝文-碓利達國際及現任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
蘇權國-香港支持奧運聯會榮譽會長,商人
伍步剛-永隆銀行有限公司副董事長,香港銀行學會副會長
羅先煜-JL Capital Pte Ltd, Managing Director
鄔碩晉-會計師,第三屆立法會候選人
丘銘劍-百盛集團非執行董事
關亨時-南海商會副理事長
何世柱-香港福利集團董事兼總經理，臨時立法會議員
倪少傑-港事顧問，臨時立法會議員，日豐企業有限公司，歐亞機器工程有限公司，高中地產有限公司，北京金業畜產有限公司主席
何偉志-童軍總會司庫葉德銓-長實執行董事胡文新-合和聯席董事總經理
方正-證監會主席
陳仲尼-金鷹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李克勤-歌手
倪震-DJ,倪匡兒子
鄭嘉穎-歌手，演員
張智霖-歌手，演員,華仁小學
房祖名-歌手，成龍兒子
尹子維-歌手，演員, 華仁小學
蕭亮-資深傳媒人，演員
鄭君綿-歌手，演員
秦沛-演員
梁繼璋-香港電台副台長，DJ
杜浚斌-DJ，歌手
郭偉安-DJ
韋基舜-香港體壇前輩
吳煜民-作家
李我-知名廣播人
譚偉權-演員
韓志勛-著名畫家
黎偉聰-作家,大學講師
胡世傑-電台主持
蘇耀宗-香港商業電台DJ，司儀，配音人
盧大偉-主持 余國藩-芝加哥大學榮休教授
黃展華-著名教師，英語粵劇創作者
呂大樂-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專欄作家
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專欄作家 何兆煒-前香港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鄭志堅-腫瘤科顧問醫生
譚廣亨-香港大學副校長,醫學院小兒外科講座教授
簡悅威-前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會長,首屆邵逸夫生命科學獎得主
蔡永業-中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醫務衛生署署長,前香港心理衛生會會長
胡定旭-醫院管理局主席
曾浩輝-衛生署顧問醫生
梁柏賢-前衛生署副署長
鍾尚志-前中大醫學院院長,是Sars的英雄之一
李健鴻-香港大學校董,前香港醫務委員會主席
吳敏倫-香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教授
李大拔-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社區及家庭醫學系教授
陳力元-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葯物治療學系教授 鄧以明-天主教廣州總教區首任華籍主教、耶穌會會士
Ratna Kutrakhul-後稱 Robert Ratna Bamrungtrakul)天主教叻丕府教區（1969-1975）及泰國清邁府教區（1975-1986）主教
郭春慶-澳門耶穌會神父 葉金豪-百萬富翁25萬得主,首位各出奇謀參賽者
莫乃光-香港網際網路協會主席
吳煜民-資深注冊建築師
沈怡謀-香港資優生
盧文柱-第一個華人十優狀元

『叄』 香港公務員有外國人擔任

好像現在除了歷史遺留的外籍大法官，應該都是香港當地華人

『肆』 韋寶珊的人物生平

韋寶珊1872年返港後加入父親工作的有利銀行，獲得銀行的重視。韋寶珊父親在1879年逝世後，他繼續留在銀行（韋敦善堂）工作，到1882年更獲擢升為父親生前擔任的華人買辦，直到1910年才離開有利銀行。韋光自1857年任職有利銀行，到韋寶珊在1910年離開，前後合共63年，對該行的發展具重要影響。
韋寶珊離開有利銀行後，自立門戶，從事進出口生意，並曾經與何啟爵士、區德、曹善允及周少岐等人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計劃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建造名為「啟德濱」的花園城市。計劃在1916年展開，但後來遭遇挫折，土地終被政府收回，並發展成為啟德機場。
在1890年，韋寶珊倡議興建鐵路，由香港經廣州通往北京。他曾自行斥資進行研究，但有關計劃最後因為清廷保守派官員的反對而流產。韋寶珊的計劃到後來九廣鐵路的興建才得以落實，隨著九廣鐵路的通車，香港自1911年開始有直通火車通往廣州，但京九鐵路卻一再拖延，遲至1996年方告竣工。
韋寶珊是香港早期少數熱心參與社會公職的華人，他早於1882年2月17日就被港府委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在1880年，韋寶珊當選東華醫院總理，到1887年出任該院丁亥年主席。韋寶珊後與劉鑄伯在1907年成功協助何啟爵士爭取建立廣華醫院，並出任該院倡建總理。另一方面，韋寶珊亦曾經參與成立保良局，保護被迫良為娼的婦孺，並促使該局在1882年成為法定組織，他於1893年獲選為保良局永遠總理。
在1894年香港鼠疫爆發時，港府要求隔離鼠疫病患者的做法，受到華人社區的極力反對，後經韋寶珊代政府出面調解，解釋政府政策後，華人家庭才陸續願意讓患病家人接受隔離治療，以及讓防疫人員進入家居消毒。在韋寶珊的協助下，使華人社區的疫情得到控制。為表答謝，他事後在1894年獲港督頒授抗疫紀念金章，同時獲外籍及華人居民團體致感謝狀表揚。
韋寶珊其他參與過的公職，包括在1890年出任香港金禧委員會委員，1894年出任節約委員會委員，以及後來參與創立香港大學、出任香港大學校董、及獲委為捕獲法庭成員等等。
韋寶珊也是團防局的重要人物之一。團防局早於1866年創立，是一個由華人組成的治安組織，受到港府總登記官監察，早期主要負責在中環及上環地區組織更練，定時巡邏，維持治安，以補充警察之不足。在1891年以前，團防局雖然設有局紳，並全由華人出任，但局紳卻缺乏權力反映華人意見。有見及此，時任總登記官駱克爵士在1891年對團防局進行改組，倡議設立團防局委員會，以確立該局局紳的的咨詢職能。
早在1880年，韋寶珊已開始出任團防局局紳，在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下，團防局委員會才得以在1891年正式成立，而韋寶珊亦獲續任，繼續在改組後的團防局擔任局紳，至1918年卸任為止。韋寶珊任內歷侍五任總登記官，並一直與警隊維持緊密合作，對團防局起重要影響。在他出任局紳期間，團防局得到很大的發展，更練規模不斷擴充，在1910年起更進而覆蓋半山區。自1917年開始，該局局紳加入從東華醫院及保良局退任值理的人士，在華人社區中具重要地位。
韋寶珊在1920年獲港府委任為團防局顧問，直到去世。團防局自成立到1941年因日本占據香港期間，韋寶珊是歷來首位，亦很可能是唯一一位獲委為團防局顧問的人士。
在1894年，港督羅便臣爵士向殖民地大臣里彭勛爵（Lord Ripon）轉呈一份由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遮打及何啟醫生等人的上書，請求在議政局（即行政局）內加入非官守議席，同時在定例局內加入民選議席，以增加兩局的代表性。盡管有關建議遭到里彭勛爵的嚴厲駁斥，但在私底下致港督的信函中，里彭勛爵卻同意增加定例局內的非官守議席，以及在議政局加入兩席非官守議席，而其中一席可由華人出任。然而，羅便臣爵士以華人不能保持中立，以及華人不明暸代議政府為理由，堅決反對議政局加入華人議席。
到1895年，若瑟夫·張伯倫接任殖民地大臣，兩局議席分配才有了定案。當中，議政局首次加入兩席非官守議席，定例局亦加入一席非官守議席，結果港督羅便臣爵士在1896年決定以韋寶珊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韋寶珊是繼伍廷芳、黃勝及何啟醫生以後，第四位出任定例局議員的華人。韋寶珊加入定例局後，定例局華人議席由原本一席增加至兩席，這個情況一直到1929年才有所變化。
韋寶珊在任定例局議員凡21年，先後在1902年及1908年獲得續任，1914年再獲港督梅含理爵士破格續任，至1917年才因年老多病而退休。在任期間，他在議會以沉默寡言著稱，即使1914年至1917年期間成為局內首席議員，亦寧可讓外籍同僚代為就《財政預算案》發言，也不以首席議員身份首先發言。對於這種行為，後來另一位華人議員何福曾解釋，這是因為韋寶珊往往選擇在議會外私下處理問題，所以也就很少在議會發言。此外，韋寶珊的年資雖然比局內另一位華人議員何啟爵士淺，但年紀卻比何啟大，因此亦深得何啟的尊重。
出任定例局議員後，韋寶珊身兼大量不同公職，除參與所有涉及華人事務的委員會外，亦一直出任局內的常務法律委員會及工務委員會委員。此外，他曾在1896年擔任皇後像委員會（Queen's Statue Committee）及不潔財物委員會（Insanitary Properties Commission）委員、1897年出任維多利亞鑽禧委員會及印度飢荒救濟委員會委員、1908年擔任台風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亦曾在1901年及1910年分別參與英皇愛德華七世及喬治五世的官方登基公告儀典。
由於韋寶珊長年出任不同公職，又關注華人事務，所以在香港華人社會中具一定地位及聲望。在1898年，英國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派兵新界，計劃將之納入香港版圖，但遭遇新界鄉民激烈反抗，最後經韋寶珊等人協助調停下，新界才成功納入英國管治。

此外，韋寶珊一直與中國當局保持良好關系，多次代表香港與內地進行交涉，屢獲中方加獎。在1908年，韋寶珊亦獲英廷授予CMG勛銜，以表揚其外交貢獻。早在大清仍在執政時，韋寶珊曾協助引渡罪犯予清廷審訊，故此深得清廷信任。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發後，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向孫中山副手胡漢民投降時，雙方更以韋寶珊擔任保證人，以確保政權平穩過渡。而為表揚韋寶珊對中華民國立國的貢獻，時任大總統袁世凱在1912年向他授予三等嘉禾勛章。不久以後，二次革命在1913年爆發，國民黨人被袁世凱驅逐，袁世凱打算以韋寶珊接替被逐的胡漢民，出任廣東都督之職，但為韋寶珊所婉拒。
然而，對於定例局華人議員過份牽涉內地政治，港府卻抱懷疑態度。當中，定例局華人議員何啟爵士，就正正因為私底下接觸大陸政府，參與內地政治活動，結果失去港督梅含理爵士信任。梅含理爵士對何啟的政治操守相當關注，曾就此致信英國政府反映，更對何啟爵士展開品格審查，最終促使何啟爵士在1914年離開定例局，不獲續任。不過，就韋寶珊而言，梅含理爵士早於1893年至1901年出任警察司時，就曾經與身兼團防局紳的韋寶珊合作，所以韋寶珊深受信用，兩人在定例局內亦一直保持很良好的關系。
韋寶珊晚年身體多病，迫使在1917年退出定例局休養身體，並逐漸淡出政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完結後，他復獲港府委為慶祝和平委員會委員，以及在1919年獲英廷冊封為爵士，成為繼何啟爵士及歐亞混血兒何東爵士以後，第三位獲勛爵士的華人。不過，這時韋寶珊的身體狀況卻每下愈況，到1920年以後更長期待在黃泥涌道37號家中，甚少露面。韋寶珊臨終前數月一直受水腫困擾，卧病在床，最後在1921年12月16日晚上9時15分病逝家中，終年72歲。
韋寶珊遺體在12月19日出殯，靈柩由靈車盛載，靈車在50名團防局更練列隊帶領下，從家中出發，其家人則緊隨靈車之後。送殯隊伍途經大會堂及皇後大道，沿途吸引大批途人圍觀。隊伍巡行至堅尼地城電車總站停放，供人憑吊。韋寶珊的喪禮以西式形式進行，儀式簡單，遺體則以一個中式棺木盛載。各界人物皆有出席，當中包括代表港督司徒拔爵士的港督私人秘書、首席大法官、律政司、安撫華民政務司、輔政司施勛博士、富商何東爵士、以及定例局非官守議員劉鑄伯及普樂等等，各界致送的鮮花不計其數。韋寶珊的靈柩稍後被移送到東華醫院殮房，再於香港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