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軍事法院

① 內部牽連制度的含義

刑事訴訟牽連管轄制度探討

隨著首犯張君在重慶的落網，震驚全國的湖南常德「9.1」大劫案及另外11起案件宣告偵破獲，然而由於該犯罪團伙跨地區作案，遂使相互關聯的十餘起案件的管轄成為問題。本文由此展開研究，在綜合考察了各國立法例的基礎上，對我國現行審判管轄制度進行了反思與重構。

（一）牽連管轄的概念與意義

為了維護司法的公正，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和確立了審判獨立的法律原則。根據審判獨立原則，作為國家基本權力之一的審判權專屬於法院，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是，審判權產生和存在的目的並非為了抽象意義上的獨立，而是為了解決具體的社會沖突或糾紛，以維護社會秩序，因此，為了實現審判權的目的和功能，抽象意義上的審判權需要具體化。從動態的角度來看，這一從抽象到具體化的過程，就是抽象的審判權被具體分配到國家各級法院的過程；從靜態的角度來看，抽象的審判權具體化的結果，就是國家各級法院經由分配而獲得了審理具體訴訟案件的許可權，即審判管轄權，正是在之個意義上，審判管轄權也被稱為具體的審判權。刑事訴訟本質上是發生於國家與個人間的一種權益沖突，刑事審判權正是為解決國家與被告人之間的權益沖突而設，因此，刑事審判權本身也有一個從抽象到具體化的分配過程，其結果是國家各級法院獲得了相應的刑事審判管轄權。

權力分配過程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是分配結果正當化、合理化的前提和條件。為了保證刑事審判權分配的正當合理性，國家以審級和地區作為分配標准建立起級別管轄和地區管轄等規范化的審判管轄制度。從邏輯上講，既然已經建立起規范化的審判管轄制度，那麼不同的訴訟案件應應該按照級別管轄和地區管轄原則分別確定其管轄法院。但是在刑事訴訟實踐中，由於犯罪現象本身的復雜性，起訴的數個案件之間可能存在事實上的關聯性，如數個案件均為同一被告人所為或數個被告人共犯一案，而數個案件或數被告人按規定又應由不同的法院管轄，這時如概由其管轄法院分別管轄、分別審判，即不利於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發現客觀真實，也不利於節約司法資源、實現訴訟經濟，因為：一方面相互間存在關聯性的數個案件之間在案情上、證據上可以相互印證，如果將其拆開由不同的法院進行審判，不利於法院全面掌握案情，在多方印證、鑒別的基礎上合理判斷證據，正確查明案件事實；同時，相互間存在關聯性的數個案件之間在案情調查和證據運用方面多有重合，分別審判將導致不同法院為查明同一事實分別展開法庭調查和辯論，這無疑將導致訴訟程序的重復運作，增加分別訴訟的成本，不利於實現訴訟的經濟化。正基於此，世界各主要國家刑事訴訟法都對審判管轄制度作出了相應的技術性調整，設立了牽連管轄制度作出了級別管轄和地區管轄制度的例外和補充。所謂牽連管轄，就是指本屬於不同法院管轄的數個案件，因為相互之間存在關聯性而其中一個法院合並管轄、合並審判。根據牽連管轄制度，相互間存在關聯性的數個案件應當合並在同一法院的同一訴訟程序中進行審判，這就有利於法院全面了解案情、多方印證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同時，利用一道審判程序處理了多個案件，可以避免程序的重復，減少分別訴訟的成本，可以避免程序的重復，減少分別訴訟的成本，有利於實現訴訟經濟。因此，牽連管轄制度的設立，有利於實現刑事訴訟科學化和經濟化的目標，避免了機械適用級別管轄和地區管轄可能造成的實質不合理性，更符合設立審判管轄制度為實現訴訟合理化的目的和初衷。

（二）牽連管轄制度的內容

牽連管轄制度的內容包括牽連管轄的適用條件和適用規則兩個方面。前者是要解決哪些案件才能適用牽連管轄，後者是要確定牽連管轄權的歸屬，即相牽連案件究竟應該由哪一個法院管轄。下面分別加以闡述。

1、牽連管轄的適用條件牽連管轄實際上是級別管轄和地區管轄的例外，作為原則之例外，為了不致破壞原則的普適性，牽連管轄的適用必須嚴格遵循法定的實體和程序條件。

（1）實體條件：即適用牽連管轄的數個案件相互之間必須存在關聯性。由於「關聯性」一詞更多地是一個描述性的概念而非分析性概念，因此難以從抽象的理論層面精確地界定關聯性的含義，從各國的立法實踐來看，也都是採取列舉的方式來描述關聯性的含義，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條（關聯的含義）規定：「某人被指控犯有數個犯罪行為，或者在一犯罪行為中數人被指控是主犯、共犯或者犯有庇護、藏匿犯人或者贓物罪時，即為 互有關系。」《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第9條（關聯案件）規定：「（1）幾個案件在下列場合視為相關聯：一、一人犯有數罪；二進制、數人共犯同一罪或者共犯水同的罪；三、數人合謀分別犯罪；（2）藏匿犯人罪銷毀證據罪、偽造證據罪、作虛假鑒定翻譯罪、及有關贓物之罪同正式犯罪，均視為共犯。」《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12條（牽連的情況）規定在下列情況下訴訟相互牽連：「（1）如果所追訴的犯罪是由數人共同實施的或者在相互合作中實施的，或者數人採用相互獨立的行為造成犯罪結果；（2）結果某人被指控採用一個作為或不作為實施了數項犯罪或者在同一時間和地點採用數個作為或不作為實施了數項犯罪；（3）如果某人被指控犯有數罪，其中一些罪行是為執行或掩蓋另一些罪行而實施的。」通過對上述立法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各國刑訴法均認同在兩種情形下適用牽連管轄：一是一人犯數罪；二是共同犯罪。對於前者，我們可以將案件間的關聯性的含義精確地界定為「被告人的同一性」，但對於後者則不能簡單地將案件間的關聯性界定為「犯罪事實的同一性」，因為這里的「共同犯罪」是最廣義上的共犯，不僅包括共同故意犯罪還包括共同過失犯罪以及同時犯罪；不僅包括事前通謀的共同犯罪和事中通謀的共同犯罪，還包括事後通謀的共同犯罪的窩藏、包庇、窩贓、銷贓等犯罪。應該說，這里的「共同犯罪」並不完全符合嚴格的實體法上的「共同犯罪」的概念，而更多地具有程序法上的特徵和意義，因此有學者稱之為「訴訟法上的共犯」。在訴訟法上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盡管案件之間的關聯性表現為客觀上的關聯即犯罪事實相關聯，但這種關聯性的具體形式多種多樣，基關聯性的緊密程度也各不相同，簡單地以「犯罪事實同一性」來界定基關聯性的含義難謂准確。

（2）程序條件：包括以下三項要求：

A、刑事審判管轄權的性質必須相同。刑事訴訟牽連管轄上是刑事審判管轄權的擴張，即法院就其原本沒有管轄權的案件取得了管轄權，但是刑事審判管轄權的擴張以同質性為前提，即刑事審判管轄權擴張只能在相同性質的刑事審判管轄權之間進行，普通刑事審判管轄權與特別刑事審判管轄權之間因性質不同而不能相互擴張，換名話說，普通法院與專門法院之間不能進行牽連管轄，如《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第6條（關聯案件的合並管轄）規定：「地區管轄不同的九個案件相關聯時，對一個案件有管轄權的裁判所，可合並管轄其他案件。但是，依據其他法律規定屬於特定裁判所的案件，則不能管轄。」我國台灣地區的刑事訴訟理論和實踐也認為：「如其審判權各有所屬，一歸普通法院，一依軍法審判，固不生合並管轄或合並審判之問題。」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還存在與此針鋒相對的另一種觀點，即認為普通刑事審判管轄權與特別刑事審判管轄權之間也可以相互擴張，也就是說，普通法院與專門法院之間可以進行牽連管轄，如《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13條即規定了由普通法官管轄的訴訟與由特別法官管轄的訴訟牽連管轄訴訟的情況，其他一些國家如法國也持類似的觀點。因此，「刑事審判管轄權的性質必須相同」這一程序條件僅具有相對的意義。

B、刑事訴訟程序的性質必須相同。刑事訴訟程序因性質不同分為公訴程序與自訴程序，兩種程序在結構和運作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如在自訴程序中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調解、反訴等，而在公訴程序中則不能。刑事訴訟牽連管轄要求將相關聯的數個案件合並在同一法院的同一訴訟程序中進行審判，這里的「同一訴訟程序」指的是單一性質的訴訟程序，可以是公訴程序，也可以是自訴程序，但決不能是公訴與自訴相混合的訴訟程序，因為公訴程序與自訴程序在結構和運作上的差異必將引發相應的程序沖突，使公訴程序與自訴程序的合並難以運作。程序性質的單一性決定了案件性質的單一性，即適用牽連管轄的數個案件必須同為公訴案件或同為自訴案件，如果數個案件中既有公訴案件又有自訴案件，則不能進行牽連管轄。對於這項程序條件，實行國家追訴主義的國家如日本、法國等國不予考慮；但是對於實行國家和地區，這項程序條件則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其理論研究上也非常重視，如我國台灣地區的刑事法學家陳朴生教授即指出：相牽連案件已系屬於數法院，所以合並審判者，以收訴訟經濟為實益。如相牽連案件之訴訟程序各別……一為公訴程序，一為自訴程序，則仍以分別審判為宜。

C、刑事訴訟階段必須相同。按刑事訴訟進行的程度的不同，整個刑事訴訟流程可以劃分為偵查、起訴、審判、執行四個階段。如果相關聯的數個案件在刑事訴訟流程中所處的訴訟階段不同，也不能進行牽連管轄，如《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6條（牽連之限制）第一款規定：「同時處於偵查、預審或審判階段之案件方相牽連。」舉例說，當甲案尚處於偵查階段、而乙案已起訴到法院，此時，盡管有證據表明甲、乙兩案之間存在關聯性，也不能將甲、乙兩案合關審判，因為甲案尚處於偵查階段，其基本事實尚未查清，匆忙合並不利於法院查明案件事實真相，正確適用法律。

2、牽連管轄的適用規則（1）上級法院與下級法院之間發生牽連管轄時適用「就高不就低」原則，由上級法院取得牽連管轄權。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條（互有關聯案件之合並與分離）第一款規定：「對單獨時分別系屬不同級別的法院管轄的案件，互有關聯時可以予以合並向擁有更高管轄權力的法院提起訴訟。」《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第3條（牽連案件的合並管轄）第一款規定：「事物管轄不同的九個案件相牽連時，上級裁判所可將其合並管轄。」實行「就高不就低」原則的法理依據在於確保審判的正確性和公正性。從法官個體的角度而言，上級法院的法官一般來說法律素養更高、審判技能更強、審判經驗更為豐富，因此更能保證正確的司法決定；從法院整體的角度而言，上級法院處於較高的司法層次，審判的獨立性更能得到體制上的保障，更有利於實現審判的公正性。

（2）同級法院之間發生牽連管轄時如何確定牽連管轄權的歸屬，各國的立法規定不盡相同。德、日等國主張由最先受理案件的法院牽連管轄，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2條（數個地域管轄權相競合，第一款規定：「在依照第七至第十一條規定的擁有管轄權的法院中，優先權屬於最先開始調查的法院。」這就明確規定了牽連管轄權歸屬於最早行使管轄權的法院，同時為解決管轄權爭議，該法同條第二款緊接著規定。「但是共同的上級法院可以將案件的調查、裁判移送給其他管轄權的法院。」這實際上是規定在牽連管轄權出現爭議的情況下，由共同的上級法院指定管轄。但是，義大利卻主張區分不同情況分別定其管轄法院，《義大利訴訟法典》第16條規定：（1）如果數個法院對數項相互牽連的犯罪都同樣擁有案件管轄權，負責審理最嚴重罪行的法官對所有訴訟擁有地域管轄權。（2）在所在罪行都同樣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審理第一次犯罪的法官擁有地域管轄權。（3）在所追訴的犯罪是由數人共同實施的或者在相互合作中實施的，或者數人採用相互獨立的行為造成犯罪結果的情況下，如果作為或不作為是在不同的地點實施的並且行為造成一人死亡的，死亡結果發生地的法官擁有地域管轄權。還有的國家如法國，在刑事訴訟法中並未明確規定由哪一個法院牽連管轄，而是根據案件情況靈活確定，如法國刑事司法判例中認為：當在同一級別的普通法院之間發生管轄權擴張時，管轄權的擴張應利於可以確保實現最佳司法的法院，例如最便於收集證據的法院的管轄權得到擴張。這里的所謂「確保實現最佳司法的法院」就是一個極富弱性的概念，可以根據不同的標准確定其內涵，即使是「最便於收集證據的法院」也是一個內涵相關模糊的概念。顯然這種立法模式容易導致司法的隨意性，不足為取。

（三）我國牽連管轄制度的構建

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未對牽連管轄作出規定，盡管有學者撰文建議在刑訴法修改時增設牽連管轄制度，但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並未採納這一立法建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仍未對牽連管轄作出規定。但是長期以來，牽連管轄卻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品運用得相當普遍，其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有關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若干解釋》中第5條規定：「一人犯數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並案審理的案件，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屬於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的，全案由上級人民法院管轄。」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牽連管轄的司法解釋彌補了刑事訴訟立法上的缺漏，具有某種現實合理性，但這種超越司法解釋權，明顯帶有立法性質的「司法立法」性質的司法解釋本身卻有一個合法性問題。根據程序法定原則，涉及刑事司法機關的訴訟職能配置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益保障的重大問題，均應採取立法的形式，由刑事訴訟法作出規定。刑事訴訟牽連管轄制度作為刑事審判管轄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關涉法院審判職能的配置，因此應該由刑事訴訟法作出明確規定，而不應由法院自己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加以規定。為此，在及時總結我國的司法經驗和借鑒國外先進立法的基礎上在刑事訴訟法第二章「管轄」中增設有關牽連管轄的規定，以期從立法上規范、完善牽連管轄制度。具體構想如下：

1、牽連管轄的實體條件。

《解釋》第5條規定牽連管轄適用於以下三種情形：（1）一個犯數罪；（2）共同犯罪；（3）其他需要並案審理的案件。應該說，《解釋》的這一規定不夠科學，「其他需要並案審理的案件」這一條件可能將牽連管轄的適用范圍擴得過寬，從而為法院濫用牽連管轄權提供了方便。實際上，牽連管轄適用的對象就包括一人犯數罪和訴訟法上的共犯兩種情形，因此，最佳的立法模式是採取各國通行的列舉式，明確規定牽連管轄適用於以下情形：（1）一人犯數罪；（2）數人共犯同一罪或者共犯不同的罪；（3）數人合謀分別犯罪；（4）本罪之窩藏、包庇罪、偽證罪以及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贓物罪。

2、牽連管轄的程序條件。

（1）普通法院與專門法院之間不能牽連管轄。《解釋》第20條規定：「現役軍人（含軍內在編職工）和非軍人共同犯罪的，分別由軍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或者其他專門法院管轄；涉及國家軍事秘密的，全案由軍事法院管轄。」這就明確規定了普通法院與專門法院（軍事法院）之間原則上不能進行牽連管轄，只有在涉及國家軍事秘密的例外情形下，才由軍事法院牽連管轄。對此，有人提出批評認為軍地互涉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論是否涉及國家軍事秘密均應由軍事法院牽連管轄、並案審理。我們認為，允許或禁止普通法院與專門法院之間牽連管轄，都是各有利弊，更多地是個司法傳統問題。從我國司法體制看，我國普通法院與專門法院有明確的職責分工，且已形成傳統，因此沒有必要作大的調整，改變分別管轄的基本體制。

（2）自訴案件中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與公訴案件之間不能牽連管轄。《解釋》第194條規定：「被告人實施的兩個以上的犯罪行為，分別屬於公訴案件和自訴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審理公訴案件和自訴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審理公訴案件時，對自訴案件一並審理。」這就明確肯定了公訴案件和自訴案件之間可以牽連管轄。對此，我們有不同意見，因為前面已指出，公訴程序與自訴程序在結構和運作方面有較大差異，因此自訴案件與公訴案件之間原則上不能轉自訴的案件，即「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這種公訴轉自訴案件在性質上與公訴案件並不二致，一旦起訴，即不能和解、調解和反訴，因此將其與公訴案件並案審理不致引發程序沖突，可以允許這類自訴案件與公訴案件牽連管轄。

（3）當然，處於不同訴訟階段的刑事案件之間也不能牽連管轄。

3、牽連管轄的適用規則。

《解釋》第5條規定當上級人民法院與下級人民法院之間發生牽連管轄時，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屬於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的，全案由上級人民法院管轄。這就確立了牽連管轄「就高不就低」原則，應該說這一規定是值得肯定的。立法時可以借鑒、參考這一規定。另外對於不同地區的同級人民法院之間發生牽連管轄時如何確定牽連管轄權的歸屬，我國刑訴法第25條可供援用。該條本為處理同一案件分別系屬於幾個同級人民法院時如何確定地區管轄權而設，但同樣可用以處理牽連案件的地區管轄權問題，根據該條規定：「幾個同級人民法院都有權管轄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審判。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審判。」據此，在我國，同級人民法院之間發生牽連管轄時，由最先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取得牽連管轄權，有主要犯罪地的，由主要犯罪地人發源地牽連管轄。對牽連管轄有爭議的，由共同的上級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個人民法院管轄。

在湖南常德「9.1」劫案中現出原形的張君匪幫在五年時間內作案十餘起，涉及重慶、湖北武漢、湖南長沙、湖南常德等四地。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條的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轄」。據此，重慶、湖北武漢、湖南長沙、湖南常德四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對在各地發生的案件分別都有管轄權。由於這十餘起血案都是主犯張君策劃，張君及其手下參與作案情，因此這十餘起血案相互牽連，可由其中一個中級人民法院牽連管轄、並案審理。但是，由於該案案情、影響重大，最後是由重慶、常德兩地法院分別管轄、分別審判，最後造成了案件審理中的諸多不便。正如我們看到的，作為首犯的張君，一直在重慶受審，而其餘幾名主犯卻在常德受審，結果使得案情相連的數個案件之間在法庭上無法進行相互印證，而且給本案證人作證帶來諸多不便，有的證人只能兩頭跑，在重慶作完證後，再到常德作證。整個案件的審判過程中，給人的總體感覺是支離破碎。從宏觀上講，其後果可能導致法律統一性的喪失和法治的支離破碎。

② 中國設有的多少軍事法庭在那些地方

部隊只有級單位才有獨立的軍事法庭，一般都在所在部隊駐地。

③ 湖南軍事法院地址在哪

長沙的某個角落裡！

④ 長沙市望麓錦園的住戶想要立案是由哪個法院管轄

長沙市望城區人民法院。
法院是世界各國普遍設立的國家機關。主要通過審判活動懲治犯罪分子，解決社會矛盾和糾紛，維護公平正義。
人民法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審判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其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代表國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基層人民法院包括：縣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自治縣人民法院以及市轄區人民法院。基層人民法院可以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和經濟審判庭，庭設庭長、副庭長。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地區、人口和案件情況可以設立若幹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基層人民法院審判刑事和民事的第一審案件，但是法律、法令另有規定的案件除外。對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認為案情重大應當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的時候，可以請求移送上級人民法院審判。

⑤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正文

為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對金融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對金融犯罪的有關規定，更加准確有力地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於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長沙市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參加了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在座談會上做了重要講話。座談會總結交流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的情況和經驗，研究討論了刑法修訂以來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關具體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意見。紀要如下：一、座談會認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我國金融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變革，金融業務大大擴展且日益多元化、國際化，各種現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應用，金融已經廣泛深刻地介入我國經濟並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是市場資源配置關系的主要形式和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穩健運行，對於經濟發展、國家安全以及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如果金融不穩定，勢必會危及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影響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保持金融的穩定和安全，必須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依法強化金融監管，規範金融秩序，依法打擊金融領域內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近年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依法嚴懲了一大批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分子，為保障金融安全，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犯罪的情況仍然是嚴重的。從法院受理案件的情況看，金融犯罪的數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額越來越大；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作案和內外勾結共同作案的現象突出；單位犯罪和跨國（境）、跨區域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趨向專業化、智能化，新類型犯罪不斷出現；犯罪分子作案後大肆揮霍、轉移贓款或攜款外逃的情況時有發生，危害後果越來越嚴重。金融犯罪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擾亂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國家信用制度，侵害公私財產權益，造成國家金融資產大量流失，有的地方還由此引發了局部性的金融風波和群體性事件，直接影響了社會穩定。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國經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難已經或正在向金融領域轉移並積聚，從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我國金融業在獲得更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維護金融穩定更加嚴峻的形勢。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座談會認為，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過去雖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修訂後的刑法增加了不少金融犯罪的新罪名，審判實踐中遇到了大量新情況和新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適用法律的水平，依法審理好不斷增多的金融犯罪案件，仍然是各級法院面臨的新的課題：各級法院特別是法院的領導，一定要進一步提高打擊金融犯罪對於維護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對於保障改革、促進發展和維護穩定重要意義的認識，把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作為當前和今後很長時期內刑事審判工作的重點，切實加強領導和指導，提高審判業務水平，加大審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對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要求。為此，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犯罪是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審理金融犯罪案件要繼續貫徹依法從嚴懲處嚴重經濟犯罪分子的方針。修訂後的刑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對危害嚴重的金融犯罪規定了更加嚴厲的刑罰，體現了對金融犯罪從嚴懲處的精神，為人民法院審判各種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各級法院要堅決貫徹立法精神，嚴格依法懲處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單位和犯罪個人。
第二，進一步加強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促進金融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各級法院要切實加強對金融犯罪案件審判工作的組織領導，調整充實審判力量，確保起訴到法院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案件依法及時審結。對於針對金融機構的搶劫、盜竊和發生在金融領域的貪污、侵佔、挪用、受賄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也要抓緊依法審理，及時宣判。對於各種專項斗爭中破獲的金融犯罪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緊審理，依法從嚴懲處。可選擇典型案件到案發當地和案發單位公開宣判，並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廣泛宣傳，形成對金融違法犯罪的強大威懾力，教育廣大幹部群眾增強金融法制觀念，維護金融安全，促進金融制度的不斷健全與完善。
第三，要加強學習培訓，不斷提高審判水平。審理金融犯罪案件，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而且涉及很多金融方面的專業知識。各級法院要重視對刑事法官的業務學習和培訓，採取請進來、走出去等靈活多樣的形式，組織刑事審判人員認真學習銀行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擔保法、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法律，學習有關金融政策法規以及一些基本業務知識，以確保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處理好金融犯罪案件。
第四，要結合審判工作加強調查研究。金融犯罪案件比較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多，審理難，度大，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尤為必要。各級法院都要結合審理金融犯罪，有針對性地開展調查研究。對辦案中發現的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隱患，要及時提出司法建議。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要進一步加強對下級法院的工作指導，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遇到的適用法律上的新問題，需要通過制定司法解釋加以明確的，要及時逐級報請最高法院研究。
二、座談會重點研究討論了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有關適用法律問題。與會同志認為，對於修訂後的刑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具體適用法律問題，在最高法院相應的新的司法解釋出台前，原有司法解釋與現行刑法不相沖突的仍然可以參照執行。對於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具體規定或規定不夠明確，司法實踐中又亟需解決的一些問題，與會同志結合審判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形成了一致意見：
（一）關於單位犯罪問題
根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1．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理。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2．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准、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並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僱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於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不分主、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分清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同一法定刑檔次、幅度內量刑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3．對未作為單位犯罪起訴的單位犯罪案件的處理。對於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檢察機關只作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訴的，人民法院應及時與檢察機關協商，建議檢察機關對犯罪單位補充起訴。如檢察機關不補充起訴的，人民法院仍應依法審理，對被起訴的自然人根據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及庭審查明的事實，依法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並應引用刑罰分則關於單位犯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有關條款。4．單位共同犯罪的處理。兩個以上單位以共同故意實施的犯罪，應根據各單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確定犯罪單位
（二）關於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1．非金融機構非法從事金融活動案件的處理1998年7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1998年8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國人民銀行整頓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對整頓金融「三亂」工作的政策措施等問題做出了規定。各地根據整頓金融「三亂」工作實施方案的規定，對於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但是根據地方政府或有關部門文件設立並從事或變相從事金融業務的各類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等機構和組織，由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關部門限期進行清理整頓。超過實施方案規定期限繼續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依法予以取締；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上述非法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和組織只要在實施方案規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對有關單位和責任人員，不應以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處理；對其以前從事的非法金融活動，一般也不作犯罪處理；這些機構和組織的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個人犯罪，如貪污罪、職務侵佔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等，應當根據具體案情分別依法定罪處罰。
2．關於假幣犯罪
假幣犯罪的認定。假幣犯罪是一種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只要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出售、購買、運輸、使用假幣行為，且數額較大，就構成犯罪。偽造貨幣的，只要實施了偽造行為，不論是否完成全部印製工序，即構成偽造貨幣罪；對於尚未製造出成品，無法計算偽造、銷售假幣面額的，或者製造、銷售用於偽造貨幣的版樣的，不認定犯罪數額，依據犯罪情節決定刑罰。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持有，數額較大，根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行為人是為了進行其他假幣犯罪的，以持有假幣罪定罪處罰；如果有證據證明其持有的假幣已構成其他假幣犯罪的，應當以其他假幣犯罪定罪處罰。假幣犯罪罪名的確定。假幣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實施數個相關行為的，在確定罪名時應把握以下原則：（1）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應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數個行為，按相關罪名刑法規定的排列順序並列確定罪名，數額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並罰：（2）對不同宗假幣實施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並列確定罪名，數額按全部假幣面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並罰。（3）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如偽造貨幣或者購買假幣後使用的，以偽造貨幣罪或購買假幣罪定罪，從重處罰。（4）對不同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分別定罪，數罪並罰。出售假幣被查獲部分的處理。在出售假幣時被抓獲的，除現場查獲的假幣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外，現場之外在行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獲的假幣，亦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但有證據證實後者是行為人有實施其他假幣犯罪的除外。製造或者出售偽造的台幣行為的處理。對於偽造台幣的，應當以偽造貨幣罪定罪處罰；出售偽造的台幣的，應當以出售假幣罪定罪處罰。3．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行為的認定和處罰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採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客戶資金用於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重大損失的，構成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以牟利為目的，是指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為本單位或者個人牟利，不具有這種目的，不構成該罪。這里的「牟利」，一般是指謀取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所產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價等。對於用款人為取得貸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續費等，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的回扣、手續費等，應認定為「牟利」；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小的，以「牟利」論處；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將用款人支付給單位的回扣、手續費秘密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索取用款人的財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財物，或者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大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是指不記入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賬目，以逃避國家金融監管，至於是否記入法定賬目以外設立的賬目，不影響該罪成立。審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案件，要注意將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的行為與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區別開來。對於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已經記入金融機構法定存款賬戶的客戶資金歸個人使用的，或者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卻給客戶開具銀行存單，客戶也認為將款已存入銀行，該款卻被行為人以個人名義借貸給他人的，均應認定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資金罪。4．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相關犯罪數額和情節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後頒行了《關於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於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偽造貨幣，走私、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等犯罪的定罪處刑標准以及相關適用法律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為正確執行刑法，在其他有關的司法解釋出台之前，對假幣犯罪以外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數額和情節，可參照以下標准掌握：關於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要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范圍以及給存款人造成的損失等方面來判定擾亂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據司法實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1）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2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以上的；（2）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30戶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50戶以上的；（3）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1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5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以上，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500萬元以上的，可以認定為「數額巨大」。關於違法向關系人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或者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優於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條件，造成10—3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較大損失」；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關於違法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發放貸款，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300—5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關於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對於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採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資金用於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300—5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對於單位實施違法發放貸款和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損失構成犯罪的數額標准，可按個人實施上述犯罪的數額標准二至四倍掌握。由於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參照上述數額標准或幅度，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確定在本地區掌握的具體標准。
（三）關於金融詐騙罪
1．金融詐騙罪中非法佔有目的的認定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具有非法佔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司法實踐，對於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後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其他非法佔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對於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佔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金融詐騙罪處罰。2．貸款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貸款詐騙犯罪是目前案發較多的金融詐騙犯罪之一。審理貸款詐騙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單位不能構成貸款詐騙罪。根據刑法第三十條和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單位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對於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也不能以貸款詐騙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單位十分明顯地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利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二是要嚴格區分貸款詐騙與貸款糾紛的界限。對於合法取得貸款後，沒有按規定的用途使用貸款，到期沒有歸還貸款的，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對於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因不具備貸款的條件而採取了欺騙手段獲取貸款，案發時有能力履行還貸義務，或者案發時不能歸還貸款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經營不善、被騙、市場風險等，不應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3．集資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集資詐騙罪和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客觀上均表現為向社會公眾非法募集資金。區別的關鍵在於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對於以非法佔有為目的而非法集資，或者在非法集資過程中產生了非法佔有他人資金的故意，均構成集資詐騙罪。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不能僅憑較大數額的非法集資款不能返還的結果，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二是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於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於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4．金融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准和犯罪數額的計算。金融詐騙的數額不僅是定罪的重要標准，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據。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之前，可參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執行。在具體認定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時，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對於行為人為實施金融詐騙活動而支付的中介費、手續費、回扣等，或者用於行賄、贈與等費用，均應計入金融詐騙的犯罪數額。但應當將案發前已歸還的數額扣除。
（四）死刑的適用
刑法對危害特別嚴重的金融詐騙犯罪規定了死刑。人民法院應當運用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擊金融詐騙犯罪。對於罪行極其嚴重、依法該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堅決判處死刑。但需要強調的是，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特別巨大不是判處死刑的惟一標准，只有詐騙「數額特別巨大並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選擇適用死刑。對於犯罪數額特別巨大，但追繳、退賠後，挽回了損失或者損失不大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
（五）財產刑的適用
金融犯罪是圖利型犯罪，懲罰和預防此類犯罪，應當注重同時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對金融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人民法院應當嚴格依法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在法律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對於具有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對於本應並處的罰金刑原則上也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單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適用罰金刑，應當根據刑法的具體規定。刑法分則條文規定有罰金刑，並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罪條款處罰的，應當判處罰金刑，但是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低於對單位判處罰金的數額；刑法分則條文明確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判處自由刑的，不能附加判處罰金刑。

⑥ 軍事法院立案咨詢電話

全國各軍事法院立案咨詢電話一覽表
法院名稱 立案咨詢電話

解放軍軍事法院（高院） 010-66892135

東部戰區軍事法院（中院） 025-80908413
上海軍事法院 021-81801283
南京軍事法院 025-67857413
杭州軍事法院 0571-87343583
合肥軍事法院 0551-65961329
福州軍事法院 0591-24950148

南部戰區軍事法院（中院） 020-88774109
長沙軍事法院 0731-84570251
廣州軍事法院 020-88664919
南寧軍事法院 0771-2896704
海口軍事法院 0898-66571951
昆明軍事法院 0871-64771509
駐港部隊軍事法院

西部戰區第一軍事法院（中院） 028-64505852
成都軍事法院 028-86686323
拉薩軍事法院 0891-6738024

西部戰區第二軍事法院（中院） 0931-8981059
蘭州軍事法院 0931-8976578
西寧軍事法院 0971-6391465
烏魯木齊軍事法院 0991-4967548

北部戰區軍事法院（中院） 024-28864915
呼和浩特軍事法院 0471-6580385
沈陽軍事法院 024-28871506
哈爾濱軍事法院 0451-83801936
濟南軍事法院 0531-51686900
中部戰區軍事法院（中級）
010-66399176 010-66396912
北京軍事法院 010-66390408
武漢軍事法院 027-87681656
027-87681654
鄭州軍事法院 0371-81670267
西安軍事法院 029-84729089
石家莊軍事法院 0311-87979286
0311-87979287
總直屬軍事法院（中級）
010-66904137 010-66904124
直屬軍事法院 010-66904166
010-66904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