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問題意識
一、何謂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指對案件進行公平的審理和作出正確的裁判，包括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兩個方面。
狹義的司法公正指人民法院在審判活動中的一切行為符合法律規范、道德規范的要求，在邏輯上、人們的心理上、事實上所得出的結論均屬正確。
廣義的司法公正則包含了一切司法機關所進行的司法行為是正確行為，並被絕大多數人認為該行為符合正義、平等、公平、民主、文明、效率、經濟、客觀、實際的要求，即法律規范的價值取向或稱為司法公正的基本尺度，本文從人民法院審判案件的角度談談司法公正的認識。
二、影響司法公正的因素
1、司法體制制約和妨礙了司法公正。我國1987年憲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獨立審判原則盡管已被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明確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有關人員對司法公正的影響頗深，究其原因是法院的人、財、物由同級政府管理的體制，使法院受制於地方政府，有時法院不得不曲法申情，使法院利益地方化、司法權力地方化。有的地方黨政領導將法院看做自己的一個部門，並且強調絕對要服從黨委領導，形成了該地的「黨」的領導絕對化、司法活動行政化、法官的普遍公務員管理化、繼而形成領導幹部的法律意識淡薄，這無疑是司法不公最客觀的外部因素，司法體制固有的弊端使司法權難以真正獨立，如不進行變革，要做到司法公正，也只能是勉為其難，沒有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如若紙上談兵。
2、司法觀念滯後影響了司法公正。司法觀念是司法人員內心法律信念和對某些行為法律評價的總和。由於受「左」的思想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以及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司法意識，司法人員形成了單一的、固定的帶有封建色彩（司法行政混同、重刑輕民、重權力輕權利、官民不同刑等）的司法觀念，制約了審判活動，直接影響了司法公正，這些觀念主要表現是：司法的政治功能增強了長官意識、干預意識而淡化了司法的經濟功能、社會功能、服務功能，進而使司法人員缺乏民主意識、調節意識、服務意識；注重計劃經濟標準的司法觀念增強了封閉意識繼而淡化了市場經濟標準的司法觀念，使司法人員缺乏開放意識、改革意識、效率效益意識；注重等級差別的司法觀念限制了主體地位平等、主體資格多元化的司法觀念，使司法人員缺乏自由意識、競爭意識、權責自負意識以及限制權力、保護權利意識；注重單一的實體真實司法觀念而限制了實體真實與法律程序並重的司法觀念的發展，從而影響了程序意識、規范意識，進而影響實體意識。
3、法院內部管理機制存在的弊端也影響了司法公正。
我國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一直沿襲著建國初期的管理體制，並且一貫奉行政行合一的哲學，認為共產黨人能超越地域利益和宗法人情關系的影響，黨性能夠戰勝私心，沒有建立司法官員在社區的任職迴避制度，盡管我國程序法律規定了迴避制度，但這僅僅是審判程序上的迴避，並且這種制度在實踐中是否發揮了作用還存在很大疑問。法官在熟人關系中處理案件，面對的是血緣、家庭、親情乃至上下級關系、同學關系、鄉鄰關系、朋友關系等關系組成的網路，繼而形成了庸俗關系學的強大沖擊力，再加上我國成文法中高頻率出現的彈性條款、彈性幅度，熟人讓你「網開一面」「關照關照」，即使是包公在世，也很難過這「人情」關，無疑是使相當一部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會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在審判權的運作上實行的是首長層級審批制，運行環節過多，職責不明，責權利脫節，使裁決結果的主觀性、任意性增大，造成審案不判案，判案不審案，獨任審判員、合議庭、審判委員會不是真正的責權主體，形成了領導說了算的「人治」體制。另外，在上下級法院形成的案件請示、批示制度，使上級法院的批示、招呼幾乎形成了下級法院辦案的「依據」，形成了「監督領導化」，進一步地影響了司法公正。
4、法官的素質和價值取向影響了司法公正法官的素質包括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兩個方面，具體表現在法官的「德、能、勤、績」四個方面的綜合評價上，司法人員只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和精湛的業務素質；才能公正司法，二者必須同時具備，不可偏廢。目前社會上「一切向錢看」的思想嚴重干擾了法官隊伍的建設，影響了它的運作和機制，一部分法官政治水平低，社會責任感不強，隨波逐流；業務素質差，執法水平不高，服務觀念差，把審判權當作特權，放任使用，為了攀富比貴，辦理「三案」（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貪贓枉法、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的聲譽，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體表現。
5、社會現狀制約了司法公正。一是法院自身困難不能解決，辦公辦案條件不能改善，法官待遇低下，勞動不受理解和尊重，在地方財政無力解決其經費困難時，一些法院用下達辦案指標和訴訟費收費指標的方法，通過「創收」來彌補，於是亂爭管轄權，多收費，亂收費的行為蔚然成風，使司法活動商品化、庸俗化，於是出現了「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二是法官置身於社會的大環境之中，也要受到各種思想的侵擾，他們的家庭生活、子女就業等問題使之不容迴避，在目前司法體制和社會環境中，他們很難不託朋友，拉關系，尋求幫助，於是便有了「三案」，有了「執法犯法」，司法不公也應運而生。
6、審判方式滯後從程序上制約了司法公正，過去的審判方式大多數是法官「坐堂問案」、「先定後審」、審判走過場的「暗箱操作」式，制約了當事人的權利，雖說公開卻透明度不高，雖說監督卻監督乏力，雖說公正卻法院聲譽不高，審判公開才能做到審判公正，隨著司法公正的呼聲增強，改革審判方式的步伐也在加大，特別是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質證意識和合議庭職責、加強監督強化管理等方面，各地法院都作了有益的嘗試。盡管如此，我國的「審改」還處於摸索實踐階段，難免有失誤，特別是實行「審改」不成熟的法院，同樣會出現司法不公的現象。
7、監督乏力也影響了司法公正審判權關繫到人的生殺予奪，「權力一旦失去監督立即會產生腐敗」，對審判工作的監督盡管我國法律規定的很明確，但也存在著監督機制不健全、監督流於形式以至於監督不力的現象，甚至也出現了亂用監督權而妨礙司法公正的現象，審判權失去監督或監督制肘於司法時，將嚴重地影響司法公正。
針對當前存在的影響人民法院公正審判的七個方面的因素，筆者認為應立足於現實，著眼於未來，採取以下對策予以防範：
1、加快立法進程，改革和完善審判體制，進一步貫徹規范《法官法》防止法官濫用裁判權。
2、隆法官之地位、厚法官之待遇、高法官之素質、嚴法官之紀律。馬克思說過：「要運用法律，就需要法官」，法官的地位、待遇、素質、紀律是公正司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
3、強化執法外部監督，充分發揮人大、社會輿論的監督制約作用，凈化執法環境，、切實克服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和職權非法干預主義。
4、推進司法改革，規范法官行為，加強廉政建設，杜絕腐敗現象，確保司法公正。
5、加大追究錯案追究力度，改革和完善法院人事制度，真正建立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法院人事制度，使法院成為正義、平等、民主、文明、效率的司法隊伍。
⑵ 美國法律與中國法律區別
中國法律屬於大陸法系(有爭議);美國法律屬於英美法系,呵呵,就知道這么些了,汗,抱歉啊......
找到點資料,湊合看吧: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要法系，涵蓋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國家。大陸法系的代表有德國、法國、中國等;而英美法系則當然以英國和美國為其代表。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的不同點的比較，一直都是比較法學家們所熱衷的話題。兩大法系在許多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下面我僅從訴訟程序方面對它們加以比較。
一直以來，比較法學家們都傾向於假定，世界上所有發達的法律體系中，相似的需要總是以相似的方法來滿足。[1]但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在訴訟程序上的巨大差異卻打破了這一假定。諸如簡易民事訴訟的准備和進行、向法庭提出事實的方式、選擇或詢問證人或鑒定人的方式等的巨大差異，都使這一假定不能成立。而兩大法系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差異，則受到了多方面原因的影響，如地理差異、民族習慣、文化特點、歷史傳統等，但我認為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影響。兩大法系國家在許多方面不同的思維習慣，造就了兩大法系的巨大差異。
英美法系中訴訟程序的許多特性，實際上是由一個決定性的事實造成的，即該訴訟程序來源於陪審制。現在，普遍的觀點認為，英國只有在刑事案件中才使用陪審制，而且是在嚴重的犯罪並且被告主張自己「無罪」時才使用。[2]盡管如此，英國的民事訴訟中仍然滲透著陪審制的傳統。而陪審制的影響，使民事審判和刑事審判一樣，有許多特定的訴訟程序。[3]這也就使其訴訟程序區別於大陸法系國家。
在大陸法系中，訴訟可以有間隔地劃分為多次的審理。因而，對於一方當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觀點或證據，另一方當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在下一次的法庭審理中提出進一步的證據予以反駁。而在英美法系中則大不相同，由於採取的是一次性的審理，律師為了防止同樣的事情發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論點和證據想清楚，還必須了解對方的論點和證據。因為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審判中，如果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證據，任何一方都不能輕易地要求休庭。這就使得律師必須在開庭之前會見他的證人，以搞清楚他們會在法庭上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對於這種行為，德國的律師卻認為是違反職業道德的。[4]由此我們也不難想像為什麼英美法系國家的訴訟經常有出人意料的結果，為什麼那些能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翻雲覆雨的律師總是受人尊敬。而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庭審理卻總是給人按部就班的感覺，而顯得不夠精彩，律師很難有非常精彩的表現。
既然在英美法系國家中採用一次性審理的模式，那麼法官的作用如何呢?在審判開始之前，律師們進行了精心的准備，而法官對於爭議的問題和有關的證據卻極不清楚。據認為，法官靠律師通過口頭陳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實和法律。[5]我們都知道，在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庭上，律師獨立地決定傳喚哪些證人、提問證人。每個證人都是被一方提問之後，再由另一方進行反提問。提問證人也是律師智慧的體現，出色的律師常常能使對方證人的證詞不可信，而無法被法官或陪審團採納，從而失去了證據的效力。
律師提問證人，而法官一般只注意聽取證人的證詞。法官如果發言，通常都只是「反對有效」或「反對無效」之類的判斷性語句，以決定當事人的問題是否可以被採納。然而，英美法系國家中的法官是可以提問證人的，但他們為了避免捲入沖突，並且保持中立，而傾向於少開口提問。曾經有一個案例非常經典地從反面詮釋了法官這么做的明智，即「瓊斯訴全國煤炭委員會」案：在該案初審時法官提問過多，使雙方當事人不可能用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提出證據，上訴法院僅據此就將該案發回下級法院重審。[6]這個案例同時也說明了英美法系中「程序優於權利」的原則。
英美的法官在審判中處處表現得較為消極，他們在案件的開始階段對案情一無所知，必須在審理過程中了解，因而當事人及其律師就必須發揮主要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在英美法系的國家，比較普遍的觀點是，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獲得真實情況的最好辦法是讓當事人辯論出真實的情況，而法官則只是充當法庭規則的監督者的角色，即「對抗制」的訴訟。而在大陸法系的國家卻正好相反。他們認為，如果能讓法官發揮較大的作用，可能會更有利於發現真實的情況。因而法官有義務提問、告知、鼓勵和勸導當事人、律師和證人，以便從他們那裡獲得全部真實情況，避免當事人的過失導致敗訴。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審判多少還是帶有一些「糾問式」的性質，具有一些官僚特徵。[7]對於訴訟的進行和證據的調查皆以法院為主，法官是以積極審判者的形象主持法庭審理。在美國，「對抗制」訴訟程序的實行是非常嚴格的。這主要是因為，只要是普通法而非衡平法上的請求，民事訴訟的初審階段仍然由陪審團參加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