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善意

Ⅰ 哪些法律規定善意取得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回89條指出：「第答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項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

《物權法》第106條第3款規定：「當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權的，參照前兩款規定。

可以善意取得的其他物權，是質權、留置權、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宅基地權、建設用地使用權,沒有抵押權。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擔保法解釋第九十四條第二款（已經被物權法106條第3款廢止）

Ⅱ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解釋

這兩條和善意取得沒有關系。

我國現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則》雖尚未確認善專意取得制度，但在我屬國司法實踐中，卻承認善意購買者可以取得對其購買的、依法可以轉讓的財產的所有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89條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

Ⅲ 最高院為什麼規定善意第三人取得財物不適用追繳

目前來說，民文規定還只限於詐騙罪。
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內民法院、容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行為人已將詐騙財物用於清償債務或者轉讓給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追繳：（一）對方明知是詐騙財物而收取的；（二）對方無償取得詐騙財物的；（三）對方以明顯低於市場的價格取得詐騙財物的；（四）對方取得詐騙財物系源於非法債務或者違法犯罪活動的。他人善意取得詐騙財物的，不予追繳。
這樣的規定是保護佔有的公信力，保護交易安全，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促進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如果贓物不能善意取得，將對善意買受人產生很大的損失。

Ⅳ 有關善意取得的法條

1《民通意見》中關於善意取得制度的規定主要是第89條：「在共同共有關系存續專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屬處分共有財產的,一般認定無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項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對其他共有人的損失,由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人賠償。」
2《物權法》第106條：「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
（一）受讓人受讓該不動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價格轉讓；
（三）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
受讓人依照前款規定取得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的，原所有權人有權向無處分權人請求賠償損失。
當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權的，參照前兩款規定。」
3、善意取得制度在其他法律中的相關規定
《擔保法》第54條
《擔保法解釋》第84條、第108條
《票據法》第12條
《信託法》第12條
《關於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
《關於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第12條

Ⅳ 法律中的善意第三人指的是什麼

善意第三人，即該第三人不知道法律關系雙方的真實情況，通常是指非法交易中，不知情的，已經辦理了登記的權利人。無權處分他人動產或不動產的佔有人，不法將動產或不動產轉讓給第三人以後，如果受讓人在取得該動產或不動產時出於善意，就可以依法取得對該動產或不動產的所有權，受讓人在取得動產或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後，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讓人返還財產，而只能請求轉讓人(佔有人)賠償損失。

產生原因

從事商品交易的當事人很難知道對方是否對其佔有的物品擁有所有權，也很難進行查證。況且在商機萬變的信息時代，在一般情況下，要求當事人對每一個交易對象的權利是否屬實加以查證，不太現實。如果受讓人不知道或不應當知道轉讓人無權轉讓該財產，而在交易完成後因出讓人的無權處分而使交易無效使其善意第三人退還所得的財產，這不僅要推翻已形成的財產關系還使當事人在交易中心存疑慮，從而造成當事人交易的不安全，法律為了避免這些不安全因素的干擾規定了善意取得制度。雖然我國現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則》尚未確認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卻承認善意購買者可以取得對其購買的、依法可以轉讓的財產的所有權。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89條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

理論基礎

關於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論基礎，多數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1)取得時效說。時效制度，以時間及時間之經過為其構成要件，而善意取得制度則與時間及時間之經過沒有聯系，所以，時效制度與善意取得制度是兩種各自獨立的制度。

(2)權利外形說。佔有人應推定其為法律上的所有者，故受讓人有信賴之基礎。

(3)法律賦權說。善意取得是由於法律賦予佔有人處分他人所有權的權能。

(4)佔有效力說。善意取得系由於受讓人受讓佔有後，佔有之效力使然。大多數學者認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論基礎是法律上承認佔有公信力的邏輯結果，即贊成權利外形說。

以上內容就是相關的回答，善意第三人一般是第三人不知道法律關系雙方的真實情況，通常是指非法交易中，不知情的，已經辦理了登記的權利人，在很多時候善意第三人的權利也是會受到法律保護的。

Ⅵ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不知情的買主買得的贓物應如何處理問題的復函

物權類12000011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分行與濟南市電信局侵權損害賠償一案的復函21995010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王春林與銀川鋁型材廠有獎儲蓄存單糾紛一案的復函31994090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淄博食品廠訴張店區車站事處財產交換一案請示的函41994032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四川經濟日報社與段惠民、第三人成都實用信息公司財產侵權案如何處理的復函519901105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對有關獎券糾紛問題的復函61989122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關於淮北市青龍山鎮洪庄行政村訴青龍山鎮人民政府塌陷區水面使用權糾紛一案的電話答復71988042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劉士庚訴定州市東趙庄鄉東趙庄村委會白銀糾紛一案的批復81988040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掘獲過去地主埋藏的銀元歸誰所有問題的批復91964022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地主王維新與農民換房並挖出銀元銀錁等財物應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節錄）10195807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不知情的買主買得的贓物應如何處理問題的復函111951112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善意非直接由所有人手中取得之所有權應否保護的問題的復函擔保物權類12005053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處置銀行不良資產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22004112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出口退稅託管賬戶質押貸款案件有關問題的規定3200404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認定保證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後又在催款通知書上簽字問題的批復42004022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深圳發展銀行廣州分行信源支行與成都宗申聯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擔保合同糾紛一案的請示的復函52003122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如何適用《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四條請示的答復62003112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甘高法[2003]183號請示的答復72003102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就在訴訟時效期間債權人依法將主債權轉讓給第三人保證人是否繼續承擔保證責任等問題請示的答復820030904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工作公室對湖南高院關於《合同法》生效前承包人的工程款與抵押權的受償順序問題的請示報告的答復函92003061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外國企業派駐我國的代表處以代表處名義出具的擔保是否有效及外國企業對該擔保行為應承擔何種民事責任的請示的復函102003043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南昌市商業銀行象南支行與南昌市東湖華亭商場、蔡亮借款合同擔保糾紛案請示的復函112003022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錦州市商業銀行與錦州市華鼎工貿商行、錦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實華通信設備安裝公司借款糾紛一案的復函122003010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船舶抵押合同為從合同時債權人同時起訴主債務人和抵押人地方人民法院應否受理請示的復函132003010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吉林市商業銀行營業部與交通銀行吉林分行船營支行長春路分理處存單質押糾紛一案請示的答復142002112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涉及擔保糾紛案件的司法解釋的適用和保證責任方式認定問題的批復152002112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已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向其他保證人行使追償權問題的批復1620021122最高人民法院對《關於擔保期間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的方式及程序問題的請示》的答復17200210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中國銀行中銀發[2002]45號請示的答復182002101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廣西開發投資有限公司與中國信達資產公司南寧事處借款合同擔保糾紛一案請示的復函192002080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擔保法生效前發生保證行為的保證期間問題的通知202002061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有工業企業以機器設備等財產為抵押物與債權人簽訂的抵押合同的效力問題的批復212002020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西安市第三奶牛場與咸陽市中陸城市信用社、西安新業工貿有限責任公司抵押借款合同糾紛一案的復函222001082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沈陽市信託投資公司是否應當承擔保證責任問題的答復232001081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能否對連帶責任保證人所有的船舶行使留置權的請示的復函242000120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252000080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因法院錯判導致債權利息損失擴大保證人應否承擔責任問題的批復262000021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展期貸款超過原貸款期限的效力問題的答復2719990630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於縣級以上供銷合作社聯合社能否作為保證人問題的復函281999030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海口魯銀實業公司典當拍賣行與海南飛馳實業有限公司、海南萬錫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海南內江房地產開發公司抵押貸款合同糾紛一案的復函29199809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正確確認企業借款合同糾紛案件中有關保證合同效力問題的通知301996103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四川省汽車運輸成都公司與四川省農村信託投資公司擔保借款糾紛一案中四川省汽車運輸成都公司應否承擔保證責任的復函3119951106最高人民法院對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借款擔保合同糾紛請示問題的答復321995050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請示的株洲鋼廠與湘潭亨發工貿公司等購銷合同糾紛一案有關保證人保證責任問題的復函331995041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請示的經濟合同糾紛案有關保證人保證責任問題的復函34199504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認定中國農業銀行湖北省分行國際業務部申請宣告武漢貨櫃有限公司破產一案中兩份抵押合同效力問題的復函351994121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銀行貸款抵押財產執行問題的復函(失效)相關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廢止的2000年底以前發布的有關司法解釋目錄（第五批）（20020306）361994090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詐騙犯罪的被害人起訴要求詐騙過程中的收取擔保費用的保證人代償「借款」應如何處理的請示的函371994041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381994032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債務人有多個債權人而將其全部財產抵押給其中一個債權人是否有效問題的批復391993120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保證人的保證責任應否免除問題的復函401993071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貴陽第二城市信用社向中國北方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函是具有擔保性質的答復411993070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保險公司與長城公司的保險合同的效力及保險公司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函421993040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國農業銀行哈爾濱市分行道里事處訴民革哈爾濱市委及三棵樹糧庫借款擔保合同糾紛一案中三棵樹糧庫是否承擔擔保責任的復函431992102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國電子器材公司與招商銀行擔保合同糾紛一案指定管轄的通知441992090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企業職工利用本單位公章為自己實施的民事行為擔保企業是否應承擔擔保責任問題的函4519920418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庭關於同一抵押物設立數個抵押權依次受償問題的函461992040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財產保險單能否用於抵押的復函471991102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金融機構不履行其義務是否應當承擔責任的復函481991101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是否可直接判令保證單位履行債務的復函491991083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惠州恆業公司訴恩平旅遊實業公司購銷合同糾紛一案中銀行是否負擔保責任的函501991060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借款合同當事人未經保證人同意達成新的《財產抵押還款協議》被確認無效後，保證人是否繼續承擔擔保責任的請示的答復5119910427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關於購銷合同當事人延長履行期限後保證人是否承擔保證責任問題的電話答復521991013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靈山縣公安局對其工作人員擅自以所在單位名義對外提供財產保證，應否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答復531990052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關於洪紹武賀建玲債務擔保一案適用法律問題的復函541990040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河南省軍區訴鄭州市花園路城市信用合作社借貸擔保合同糾紛一案的法律適用和擔保協議效力問題的復函5519890717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關於國家機關作為借款合同保證人應否承擔經濟損失問題的電話答復561988101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機關不能擔任保證人」的時效問題的答復571988101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作為保證人的合夥組織被撤銷後，債權人未請求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的，是否不視為債權人放棄請求權的批復581988100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機關能否作經濟合同的保證人及擔保條款無效時經濟合同是否有效問題的批復591988032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不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分支機構作為經濟合同一方當事人的保證人其保證合同是否有效及發生糾紛時應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失效)相關文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的通知附：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廢止的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司法解釋目錄（第二批）（19961231）6019880109關於借款合同雙方當事人未經保證人同意達成延期還款協議後保證人是否繼續承擔擔保責任的批復(失效)相關文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的通知附：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廢止的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司法解釋目錄（第二批）（19961231）6119870205關於專業銀行、信用社擔保的經濟合同被確認無效後保證人是否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問題的批復(失效)相關文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的通知附：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廢止的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司法解釋目錄（第二批）（19961231）621957062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擔保人是否應代債務人償還欠款問題的批復631953082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重慶市針織業聯營社對外擔保的責任問題的解答意見的復函6419530206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執行保證債務問題的答復651952042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償付抵押債務應依照司三通字第16號通報第四項之規定處理的復函661951090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抵押權問題的復函671951071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請示抵押權問題的答復681951070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債務擔保財產與抵押財產性質及各債權人在受償時有無區別的問題的批復

Ⅶ 什麼是善意原則

二、善意一般義務的認定
205條對善意構成要件的認定是以那些認可善意義務的司法意見、成文法的重大發展和出版的法學著作為基礎的。至60年代晚期，正當205條起草的時候，判例法的積累就相當可觀了，這些判例法對合同善意義務的規定突破了「善意購買」（擴展到了善意購買以外的領域）的限制。美國的領頭羊——紐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法院已經有很多對合同關系中各種各樣的「惡意」所造成的損害提供救濟的判決，同時其他法院的類似判決數量也非常可觀。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 at 216-52. 此外，在美國歷史上從沒有一個判例認為「善意」在合同的履行中是不必要的。47 Ali Proceedings 490(1970). 相關判例調查表顯示：法官在很多判決中界定和排除了一系列的履行「惡意」，包括假意交易；缺乏謹慎；只履行主要義務；濫用審查履行是否與合同規定一致的權利；干涉或者不協助對方義務的履行。在這些判例中法院突破了對履行的一般性要求——諸如協議的特殊條款、交易場合，商業習慣和慣例——加入了「善意」的要求。許多法院還對合同主張、爭議解決以及訴訟中的惡意進行了處理。他們排除了惡意的諸多形式：引起虛假爭議、對合同用語誇張的或模稜兩可的解釋、利用對方當事人的弱勢地位獲得對自己有利的修改、要求對方提供過度的履行保證、無故拒絕接受履行、坐視合同損失擴大化、濫用審查一致性和解除合同的權利等。在合同法第二次重述之205條以及該條的評論和報告人說明中，布羅克教授幾乎全部接受了以上內容，評論中大部分的說明都是以該目錄表中的1970年前做出的判例為基礎的。Compare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s de,Reporter's Note(1979) with Summers, Good Faith, supra note 3，at 232-52.
但是「第二次重述」中205條的淵源絕對不局限於一般的合同判例。205條要件的淵源——與它所吸收的「善意」的概念有別——同樣包含在了成文法中，尤其是《美國統一商法典》。See 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 at 195,207-16. 截至20世紀60年代末期，這部法典已經被大多數州所採用。它的許多條款和評論都科以當事人具體的善意義務。更重要的是它的一條非常有名的條款——1-203：「本法典項下的合同和義務都必須得到善意的履行和執行。」這條義務在50年代可以說是美國成文法的重大變革，當然也是205條最近的淵源了。正因如此，205條的第一條評論中提到統一商法典也就不足為奇了。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a (1979). 盡管如此，二者有關「善意」的分歧還是非常大的。
205條的立法史並不長。早在1981年前就曾出現過兩個版本，一個在1970年，Id.§231(Tent. Draft No.5,1970). 一個在1973年，Id.§231(Revised and Edited ed., Tent. Draft No.1-7,1973). 並且兩個都被編號為「231條」。二者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不同。1970年版本在當年5月於華盛頓特區召開的美國法學會會議上被正式提交出來，隨後被暫時採納。此次會議的記錄情況如下：
布羅克教授：
隨後我將會轉到主題2上來，它看起來似乎包含了有點革新意味的條款。你可以使用一個不同的標題（指主題2這個標題），但是我並不認為那將有什麼新意。
這是有關解釋的事項，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當事人的想法。我想「公平」和「公益」就是對他們最好的描述。231條對於「重述」來講是全新的，然而它對於我們的法律來說沒有新意可言。
我被質問道：難道這真的是對一部法律的重述嗎？難道它不是一個嘗試，嘗試在合同法重述里寫上訓誡和教導？
回答是這樣的：我們可以在司法判決里找到它的出處，此外，這個精煉的表述就是從美國統一商法典里拿來的。我想在商法典的立法史上，該條並沒有被看做是一個革新性的建議。
我應該提醒大家注意這里有個限制。正如在商法典里一樣，法律條文有關善意的規定被限制在了合同的履行和執行中。它沒有要求在訂約、要約和承諾里也需善意。
在合同的訂立過程中也會有一些善意和公平交易的義務，但是我們把它和合同的履行與執行之中的善意區分開來。我認為在普通法的歷史上你不會找到一個判例法院認為在合同的履行和執行過程中無需善意。
當然，麻煩就是此條太籠統，太概括，需要具體化，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做這項工作。在它的制定上，我受益於薩默斯教授，因為我在第100頁的評論上引用了他的成果。他付出了很大努力來收集大量的判例，在這些判例中司法判決都堅持認為在合同的履行和執行中應該盡到善意和公平交易的義務。然後，他將這些判例進行了分類，我借鑒了他的分類方案，僅僅在細節上做了一些補充而已。
但是我並不想試圖區分這里所講的東西。如果你把善意界定的非常狹窄的話，這條建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把它界定的非常寬泛的話，問題就出現了。在報告人說明第100頁我提到了德國「善意」項下法律所產生的問題——在一戰之後接踵而至的通貨膨脹中，「善意」變成了對合同進行司法再造的通行證，這在美國是不敢想像的。「一戰」後，德國經濟惡性膨脹，合同的嚴肅性受到挑戰。因為德國法一直追隨羅馬法的金融債務規則，稱為「一馬克主義」，即合同標的是一馬克，無論經歷多麼久，給付的內容仍然是一馬克，價金是不會變化的。但戰後的惡性通貨膨脹，使戰前簽訂的許多合同變得一文不值。德國學者馮特曼提出「交易基礎喪失理論」，雖然學者們對其理論有爭議，但這一理論在矯正合同方面發揮著積極、重要的作用。這是問題的背景。
假設我們大家在一個通貨膨脹率每月達到25％的地方，你也會發現司法激進主義。希望我們不會碰到這種事情。
不管怎麼說，這條原則也是在司法意見中得來的，而不是我個人的發明創造。當然在《美國統一商法典》里也能發現它的蹤影。我認為在紐約上訴法院和加利福尼亞最高法院比其他的法院更容易找到這樣的司法意見，但我也曾被告知在索賠法院也能找到類似的判決，並且我曾要求對此進行更進一步的了解，因為我對此並不熟悉。47ALI Proceedings 489-91(1970).

1981年正式出版的《美國合同法第二次重述》對善意的表述僅僅作了微小的改動。也許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報告人說明裡重新提到了支持此問題的法院判決，這些判決是在20世紀60年代做出的，當時正值205條第一次制定。See Burton ,Good Faith Purchase of a Contract Within Article 2 of the UCC,67 Iowa L.Rev.1(1981)［hereinafter cited as Article 2 Good Faith］.
在美國法學會各種各樣的「重述」歷程上，一條特殊的「重述」因為「缺乏合法性」而受到質疑。這些質疑認為該條是以不存在的判例法為基礎的，是與判例法相沖突的，或者在某些方面超出了現存判例法的范圍。現在這些質疑應該證明是毫無根據的，205條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三、善意的界定路徑
正如起草者當初所面臨的一樣，首先我們要探討概念的一般性問題。我們把205條及其評論中的「善意」描述為一種「排除器」式的概念，要解釋它的根源，並把它與統一商法典相比較。另外，我們還要論述205條與法治原則的契合性問題。
（一）概念的一般性問題
「概念」這個術語，正如在本書使用的一樣，是指人們的一種意識結構，它體現或包含了為特殊目的而以文字表現的某種思想（idea）。當一個起草者確定一個法律構成要件時，她將會把一個思想或眾多思想以明確的語言寫在該法律的正式評論及其他立法性的文件中。包含於法律要件中的「目的」或者是為了建立某種行為模式（比如公正的預期），或者是為了實現某種特定的社會目的（諸如安全、私人交易的便利等）；See Summers,Two Types of Substantive Reasons:The Core of a Theory of CommonLaw Justification,63 Corneli.L.Rev.707(1978). 這種法律要件或者非常原則、非常概括，或者會提出明確具體的規則。概念中的「思想」可能來源於道德領域或已有的法律內容，也可能完全是法律自身的創造，比如說「減稅」；這種思想有可能是直接來解決人的作為或不作為問題的，比如「善意履行」，也可能是間接的關於人們的日常行為活動的，比如「司法審判」和「預期利益」。如果這種思想是有關人們作為的，這種作為可能會是形形色色的，比如說「合同行為」；也可能是恆定不變的和分離不連續的，比如說「填寫一份所得稅申報表」。如果說這種思想是有關人們的作為的，這種作為可能關涉人的精神要素，也可能無關。
以上所述以及眾多其他的變數影響著起草者所面臨的有關概念的問題。有一個問題尤其需要強調，為特定目的而包含於概念中的思想或許只能由一種方式來概念化比較好，因為這種方式為我們先前的社會和法律經驗所熟知，從而比較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當一種思想具備了這種與其自身不可分離的完整性之後，1 Carrow,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ke ch.6 (1871). 起草者就再也不能完全自由地來對待它，即便是為了法律本身的特定目的。否則，將有可能使人們產生困惑，還可能使法律本身所設定的特定目的落空。當然，這並非說起草者在制定概念的過程中不能發揮主觀能動性來塑造或重構法律理想，而是說無論起草者對法律理想進行多大程度的重構，概念本身要很好的服務於其所包含的思想才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統一商法典中「善意」條款的報告人（其人是身價億萬的法學教授）並沒有很好地堅守這個原則。
對於法律思想，起草者在制定概念之前就必須擺正它們的位置，放棄那些對它們進行重塑的企圖。如果他們通曉各種概念方式對於某種法律思想概念化的不同作用，就能更好地從事這項工作。關於每一種概念方式都能成為一篇獨立的文章，但由於篇幅有限，不能詳盡敘述。不過提供一個簡單的列表還可以做到：
1.以正式的方式來概念化——為概念的適用設定充分和必要的條件；
2.以問題的形式通過對詞彙的闡釋來概念化(包含對比性闡釋)；
3.通過舉例闡明概念所要求的特定條件；
4.主要通過典型性的例子或通過列舉來說明某一詞彙的應用；
5.通過對相類似詞彙的特定化來界定詞彙的各種適用方式；
6.以「排除器」式的方式來概念化。
這並不是一個詳盡的列表。每一種為法律目的而制定概念的方式都能獨立成篇。See,e.g.,R.Robinson,Definition(1950). 換言之，起草者有很多方法制定一個概念，盡管一些法律思想能以多種方式來概念化，但是有一些卻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表述。起草者必須很好領會這種事實，否則他們會對法律思想進行不恰當的概念化，這樣會產生混亂或者是以各種概念化方法的失調而告終，從而使法律目的落空。一個概念是否適宜可以用以下標准來衡量：（1）它是否忠實於它所包含的法律思想；（2）它是否充分體現了法律目的；（3）它是否符合法治的精神和原則。
（二）「排除器」式的概念
有一些法律思想特別適合於這種概念方式（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對於「善意」來講更是如此。有一些詞彙並不能直接的或正面看出其內涵，但是它卻排除了某些東西。這種「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最早出現在Arisone的文章中，3 Aristole Nicomachaen Ethecs (W.Ross.1929). 後來牛津教授J.L.奧斯汀對此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他的有關「真正」（reality）的理論如下：
「一隻真正的鴨子」是有別於「一隻鴨子」的，這在於它排除了各種各樣的非真正的鴨子的可能性——譬如說一隻玩具鴨子，一隻畫上的鴨子等等。除非我知道「什麼不是一隻真正的鴨子」，否則我不會說「這是一隻真正的鴨子」。「真正」並不是從正面來肯定什麼，而是從反面去排除，這就是那些所有為「真正」尋找共性的企圖失敗的原因。J.Austin,Sense and Sensibilia 70-71 (G.Warnock ed.1962).
「真正」這個詞彙其本身在法律中並不常用，經常用的其實是類似的「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自願」這個既用於道德領域又用於刑法領域的詞彙，就非常接近於一個「排除器」式的概念。H.L.哈特曾說：「『自願』這個詞彙實際上排除了其他很多情形，比如身體沖動、脅迫、事故、錯誤等」。Hart,The 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Rrights,49 Proceedings of the Ariototelian Society 171,180(1949). 「平等」在許多部門法律中也是一種「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它排除了各種各樣的歧視和不平等的分類。「公平」的概念也是如此。Woozley,Injustice,7AM.Phil.Q.Mono.Ser.109(1975).
應當說，「善意」被最大程度上概念化為一個「排除器」。「善意」並不適合於正面界定，比如賦予它充分必要的條件，反之，它作為一個排除器排除了一系列的各種情形，相比較而言，其他概念方式未必有如此效果。我們並不拒絕以法律目的來界定「善意」的范圍和界限，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at 198-99. 我們也不拒絕法官應盡力明晰「惡意」和「善意」之間的標准——問題在於語境不同標准也就不相同。
（三）「重述」中的「排除器」式概念
布羅克教授並不想對205條的「善意」進行正面性的描述，也不想在205條的評論和報告人說明裡這樣做。因此，他沒有像統一商法典的報告人一樣給「善意」下定義，See UCC§1-201(19). 如「在交易中應誠實信用……」。所有這些都與「排除器」式的分析方法一致。
他認為，通過與各種不同形式的惡意相比照，是能夠為「善意」的「適用」提供具體的方法的。語境不同，這些方法也會不同。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a (1979). 但是他也沒有為善意的「適用」方法制定一個單一明確的標准，相反，他認為205條的「善意」要求排除了一系列的「惡意」情形，包括違反交易目的、疏忽大意缺乏嚴謹、濫用合同術語、坐視合同損失擴大化等。Id.§205,Comments a,d,e. 許多理論家曾經試圖用「意志因素」，譬如惡意動機，為這些「惡意」情形制定概念。但是布羅克教授認為這同樣行不通，他說：「借口和托辭會損害合同善意履行的義務，盡管有些時候當事人認為他自己的行為是公正合理的，但是善意的義務遠不僅如此：惡意或者是明顯的或者是不作為的，然而公平交易卻不僅僅要求人們誠實信用。」See Burton,Breach of Contract and the Common Law Duty to Perform in Good Faith,94 Harv.L.Rev.384(1980).
布羅克教授進一步闡明了205條的目的：為了保證對合意的忠實遵守和對方當事人的合理預期，並且捍衛社會正義、公平和理性。指出205條的目的並不是對205條進行定義或特定化。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a . 我們必須認識到205條絕對不能孤立看待，它必須結合自身的目的來解釋和應用。更進一步講，作為「排除器」式概念方式的必然結果，布羅克教授宣稱：「一個完整的有關惡意的目錄也是不可能有的。」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d (1979).
205條及其評論和報告人說明中的「排除器」式的概念已經充分滿足了各種相關標准。它忠實於它所包含的法律理想；它充分體現了法律目的，包括公正的預期；盡管並沒有被嚴格的定義，但是它卻能夠在各種復雜的不可預計的條件下起到社會安全閥的作用；它契合了包含於法治的精神和目的。
（四）「重述」中的概念與法治的契合性問題
法治原則並沒有要求所有形式的法律都必須由規則來構成。See generally R.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h.2(1978). 205條及其「排除器」式的概念，並不是一條規則，在更大程度上來講，它是一條原則。205條是一個隨時間地點條件而轉移的法律要求，它排除了一系列的惡意情形，其中的許多情形只有在特定環境下才能確定為惡意。See 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at 203,215-216. 有一些人堅持認為在法治之下所有的法律都必須由具體規則構成並且指向特定的事實，但是他們並沒有很好的思考法律的默示含義。如果按照他們這一觀點，那麼在整個商事法領域就需要進行大的修訂，包括統一商法典在內。不僅是關於「善意」的1-203條需要修改，就連關於「公平原則」的1-103條和「顯失公平」的2-302條也都需要修改。還有其他的許多條也都需要縮小和具體化。
盡管「第二次重述」之205條制定得恰如其當，但它並不排斥其他同樣用來解決各種復雜情況的有關「善意」的法律規定。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樣，美國合同法第二次重述本身就包含了其他的條文來對205條進行更進一步的明晰。除了這些條文之外，至少還有其他三種方式來解決有關「善意」的問題，這三種方式有的已經比較成熟，有的還在形成之中。第一，我們有大量的「法律理性」積累。這些包含了一般性的法律理性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存在於各種各樣的法律之中，這對處理「善意」問題大有幫助。第二，法院和學者們已經開始行動起來制定一些區分「惡意」的標准。See Hillman,Contract Modification Under the Restatement(Second) of Contracts,67 Cornill L.Rev.680(1962). 這些標准存在於我們的法律經驗之中。第三，有關各種不同語境的經驗的積累已經相當充分了，可以利用這些對各種語境的認識來排除特定形式的「惡意」。我們並不準備構建這樣的規則，但是如果有人制定出了超過205條款的標准，人們也不會感到驚訝。
也許有人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以現存的法律（以上所述三種形式，或其他的形式）為前提條件的，因此當法院在處理一個從未有過先例指引的案件時，就會迷失方向，從而不能很好地衡量法治可預期性和法治統一性的價值。其實，如果善意僅僅是一個「排除器」式的概念的話，那麼法官就擁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權來判斷什麼是「善意」，這樣在這些案件中法律也就等同於法官所言了。See,e.g.,Gillette,Limitations on the Obligation of Good Faith,1981 Duke.L.J.619,650. 表面上看，這是以法治之名對205條的一種打擊。因為法官在審判時至少會運用205條及其評論和報告人說明，因此這種打擊也會降臨到布羅克教授和他的第二次重述的同僚以及美國法學會身上。盡管所有批評者的觀點沒有一個經得起推敲，但是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然而，我們應該記住這樣一個事實，布羅克教授在他那個時代所有研究合同法和商法的學者中是頭腦非常清醒、講求理性和實際的一個人，因此，法治的可預期性和統一性在他看來是很高的價值。
另外，再補充一點，德國合同法中的善意條款的執行情況可能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糟糕，「善意」條款並不像某些批評者所宣稱的那樣成為司法專斷和司法任意的通行證。See generally J.Dawson,The Oracles of Law 461-502(1968).
（五）《統一商法典》概念方式的落後性
大家都知道，《統一商法典》也含有諸如第二次重述之205條那樣的條款。該法典1-203條寫道：「本法典項下所有的合同和義務都應該被善意的履行和執行。」另外，許多其他條文以及正式評論中也強調了此類善意的義務。See 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at 196,207-16.
這部法典被視為是第二次重述之205條的淵源性基石，但它對205條的影響也僅止於此。205條將善意概念化為一種排除器，然而商法典卻沒有這么做。法典條文及其相關的定義把善意定義為「事實上的誠實」 （honesty in fact）。E.Allan.Farnsworth教授在1963年曾說把「善意」進行嚴格定義削弱了1-203條的作用，因為許多合同中的惡意並不是不誠實。Farnsworth,Good Faith Performance and Commercial Reasonableness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30 U.CHI.L.Rev.666,673-74(1963). 該概念的狹窄性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可以得到彌補：一是當「誠實」被定義為「除非本合同另有約定」；二是該法典的其他條文包含有不太嚴格的定義，這樣就可以來彌補1-203條的空白。可以說這是一個概念化失敗的例證——概念本身沒有很好的忠實於它所包含的法律思想。這就說明了認清概念化實質的重要性——概念化絕對不僅僅是選擇一個表達方式（或者是稱呼）的問題。
布羅克教授很明白這個問題。他認為《統一商法典》將「善意」僅僅定義為「事實上的誠實」范圍太狹窄。他說這個概念在善意購買的情形下是適當的，但是在善意履行時就會捉襟見肘。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b(1979). 在起草205條的過程中，他放棄了對善意進行正面界定的做法，從而避開了特定化和具體化所帶來的危險，相反，他在205條及其評論和報告人說明中採用了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因此，美國合同法第二次重述關於善意的概念方式相對於統一商法典就具有優越性。
四、關於概念方式的觀點之爭
205條關於「善意要件」的構成類型及其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See,e.g.,Button,Breach of Contract;Weinberg, Good Faith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A New Look at on Old Problems,54 Marq.L.Rev.1(1971). 大部分評論者都贊同205條的構成要件。但是也有許多人提出了批評和建議。本文認為總體上來講205條制定得相當成功，所以必須對這些尖銳的或者是含蓄的批評作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