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法院
❶ 離婚另一方不同意,怎麼樣才能讓他在不同意的情況離婚呢
離婚首先是雙方協議離婚,到民政局領一離婚證就行了,這是最快最省事的,如果另一方不回同意離婚的,那隻能答去法院起訴離婚,這就涉及解除婚姻關系,共同財產分割,孩子撫養權,一審一般三到六個月,任何一方不服一審判決的,可以上訴,就要進行二審,二審法院判決是生效的判決,不管同不同意,婚姻就要解除的。
❷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戰生平
是「謝覺『哉抄』」
謝覺哉(1883-1971),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法學家。原名維鋆[jun],字煥南,別號覺齋,湖南省寧鄉人。1921年參加新民學會。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到上海,負責編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和《上海日報》。後任中共湘鄂西省委政治秘書、《工農日報》主編兼文化部副部長。1933年到中央蘇區,任毛澤東秘書,後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秘書長、內務部長、司法部長、代理最高法院院長。1934年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代表,中央黨校副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長兼政法大學校長,試擬《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新中國成立後,任內務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席。中共第八屆會議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善詩文,尤以聯語勝。有《謝老詩選》、《謝覺哉文集》、《謝覺哉日記》等傳世。
❸ 周道鸞的學術成果
《談談怎麼製作民事法律文書》,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
《繼承問題法律顧問》,群眾出版社1987年版;
《民事訴訟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法官法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
《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國法資料匯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
《中國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單行刑法與司法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刑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中國刑法分則適用新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應用法學與司法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怎樣製作刑事裁判文書》,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的修改與製作》,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最新刑事裁判文書樣式和實例評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最新刑事司法文書格式手冊》,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外國法院組織與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中國法院刑事訴訟文書的改革與完善》,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民事裁判文書改革與實例評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刑法罪名精釋》(第二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法律文書格式及實例點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最新刑事法律文書格式範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港澳地區司法制度與港澳和外國法院裁判文書》,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法律文書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法律文書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中國刑事法的改革與完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刑法罪名精釋》(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
《法律文書格式及實例點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司法改革三十年:我所經歷的人民法院改革(1978-2008)》,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
《周道鸞應用法學文選》,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未成年人刑事判決書的修改與製作暨少年法庭工作調查》,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中國刑法罪名解釋:原由、發展與司法適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刑法罪名精釋》(第四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 《江華院長在北京市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法院必須認真執行「兩法」,嚴格依法辦事》,載《法學雜志》1980年第2期;
《新婚姻法比原婚姻法有哪些重大發展》,載《法學雜志》1980年第3期;
《談談搶劫罪中的幾個問題》,載《法學雜志》1981年第3期;
《關於民事案件案由問題的探討》,載《法學雜志》1981年第6期;
《談談怎樣製作好刑事判決書》,載《人民司法》1982年第7期;《怎樣製作好一審民事判決書》,載《人民司法》1983年第2期;
《談談如何製作好民事調解書》載《人民司法》1983年第8期;
《試論誣告陷害罪》,載《法學》1983年第8期;
《《中國刑法講義》簡介》,載《學習與輔導》1986年第1期;
《美國的法院體系》,載《法學雜志》1989年第3期;
《在法學領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載《中國法學》1989年第5期;
《美國的法官制度(上)》,載《人民司法》1989年第6期;
《美國的法官制度(下)》,載《人民司法》1989年第7期;
《試論《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的法律適用》,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4期;
《關於法律類推的幾個問題》,載《人民司法》1992年第8期;
《論淫穢物品犯罪的法律適用》,載《政法論壇》1993年第1期;
《適用《關於禁毒的決定》若干法律問題的探討(上)》,載《法學雜志》1993年第1期;
《適用《關於禁毒的決定》若干法律問題的探討(下)》,載《法學雜志》1993年第2期;
《試論海峽兩岸法院相互委託代為民事訴訟行為》,載《中國法學》1993年第3期;
《論司法解釋及其規范化》,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1期;
《論新中國的司法解釋工作》,載《法律適用》1994年第5期;
《法官法──現行法官制度的重大改革》,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刑法完善芻議(上)》,載《法學雜志》1996年第3期;
《刑法完善芻議(下)》,載《法學雜志》1996年第4期;
《適用《關於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的幾個問題研究》,載《法學雜志》1996年第6期;
《韓國法院的組織體系和司法制度》,載《人民司法》1996年第9期;
《試論刑事訴論中的簡易程序》,載《法學雜志》1997年第1期;
《改革、完善我國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步驟》,載《人民司法》1997年第5期;
《關於瀆職罪的修改與適用》,載《人民司法》1997年第7期;
《論罪名的規范化、統一化及其認定》,載《法律適用》1998年第2期;
《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法律適用》,載《法學雜志》1998年第5期;
《關於審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適用法律的幾個問題》,載《法律適用》1998年第9期;
《加快裁判文書的改革步伐,努力提高製作刑事裁判文書的水平》,載《北京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論侵犯著作權罪》,載《人民司法》1999年第4期;
《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的修改與完善》,載《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
《單位犯罪刑事判決書的內容及其製作上的特點》,載《法律適用》1999年第8期;《根據訴訟特點製作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載《人民司法》1999年第9期;
《怎樣製作刑事無罪判決書》,載《人民司法》1999年第10期;
《死刑復核刑事裁判文書的修改與製作》,載《人民司法》1999年第11期;
《論一審刑事有罪判決書的修改與製作》,載《法律適用》1999年第11期;
《學習董老的法學思想 改進和提高審判工作——紀念董必武同志誕辰115周年》,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3月4日版;
《關於民事裁判文書改革的幾個問題(上)》,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3月30日版;
《關於民事裁判文書改革的幾個問題(下)》,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3月31日版;
《建設一支高素質的職業化的法官隊伍是貫徹獨立審判原則實現司法公正的關鍵》,載《北京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情與法的交融 裁判文書改革的新的嘗試》,載《法律適用》2002年第7期;
《獨立審判與司法公正》,載《法律適用》2002年第10期;
《撰寫二審民事判決書事實部分的若干問題》,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5月27日版;
《對法官「彈劾」、「合理懷疑問責」規定的——質疑與思考》,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6月12日版;
《論僱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8月25日版;
《析走私廢物罪的構成》,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9月1日版;
《刑法修正與法律條文援引初探》,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9月15日版;
《刑法修正與罪名(上)》,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9月22日版;
《刑法修正與罪名(下)》,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9月29日版;《中國內地裁判文書改革可參考境外經驗》,載《人民法院報》2003年12月15日版;
《淺議執行判決、裁定失職罪》,載《法律適用》2003年第12期;
《論死刑核准權的回歸》,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3期;
《對個案監督的質疑及建議》,載《人大研究》2004年第3期;
《中國案例制度的歷史發展》,載《法律適用》2004年第5期;
《關於確立法官員額制度的思考》,載《法律適用》2004年第8期;
《論死刑核准權的收回與死刑復核程序的完善》,載《時代法學》2005年第6期;
《執行判決、裁定失職罪和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探析》,載《法學雜志》2005年第6期;
《關於完善死刑復核程序的幾個問題》,載《法學雜志》2006年第3期;
《充分發揮最高法院審委會的作用》,載《中國審判》2006年第7期;
《當前刑事裁判文書製作需要規范的兩個問題》,載《人民司法》2006年第11期;
《董必武少用、慎用死刑的思想與中國死刑制度的完善》,載《時代法學》2007年第2期;
《中國少年法庭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蘇、滬少年法庭制度調查報告》,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年第6期;
《從六起案件看97刑法的司法適用》,載《法制日報》2008年2月24日版;
《對改革和完善少年法庭制度的思考》,載《人民司法》2008年第5期;
《法院改革三十年》,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廣州少年法庭印象》,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8年第6期;
《羊城少年審判步入快車道——廣州少年法庭工作考察》,載《中國審判》2008年第10期;
《司法解釋工作規范化的回顧》,載《人民法院報》2008年10月25日;
《中央蘇區謝步升案、熊仙壁案——中央蘇區時期重大案例》,載《中國審判》2008年第11期;
《陝甘寧邊區肖玉璧貪污案》,載《中國審判》2008年第12期;
《建國初期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載《中國審判》2009年第1期;
《胡長清受賄、行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載《中國審判》2009年第2期;
《廣州創新少年審判工作機制》,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4月1日版;
《從《刑法修正案(七)》看立法導向》,載《法制日報》2009年4月1日版;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修改和保留的罪名探析》,載《檢察日報》2009年4月3日版;
《刑法修正案(七)立法動向探析》,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5月13日版;
《中國刑法罪名解釋的歷史發展》,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一項極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廣州法院試行少年審判心理干預機制調查》,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9年第6期;
《華北人民政府司法制度之研究》,載《人民司法》2009年第7期;
《我國法官法的制定和修改——紀念人民司法工作六十周年》,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10期;
《刑法修正案(七)罪名解讀》,載《人民司法》2009年第23期;
《中國案例指導制度若干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律》2010年第1期;《一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判決書製作》,載《人民司法》2010年第23期;
《「茌平模式」給我們的啟示》,載《人民法院報》2011年2月10日版;
《我國刑法修正的重大突破——簡評刑法修正案(八)》,載《人民法院報》2011年4月13日版;
《析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修改的罪名》,載《法律適用》2011年第5期;
《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案例指導制度》,載《人民法院報》2012年1月18日版;
《增強司法的民主性和公開性 落實公開審理的憲法原則 以二審發回重審的裁定為視角》,載《法律適用》2012年第2期;
《弘揚優良傳統 踐行司法為民》,載《人民法院報》2012年4月11日版;
《人權入憲與死刑限制》,載《法學雜志》2012年第10期;
《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案例指導制度——對《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的詮釋》,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人權保障與死刑限制》,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❹ 梁柏台的人物生平
1931年春,專程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東方部請求回國,參加國內革命斗爭。5月,梁柏台秘密回國參加國內革命斗爭,7月,到達閩西蘇區,暫留閩西蘇區工作。9月隨劉伯堅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同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梁柏台出席大會,當選大會主席團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大會通過了梁柏台參與起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大會前後,梁柏台還參與起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和《蘇維埃政府組織法》等法令。
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梁柏台一直從事臨時政府的司法工作。他和何叔衡等一起,開展了創立蘇維埃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的工作,先後歷任臨時政府司法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內務部副部長和代理部長、臨時最高法院法庭委員、臨時檢察長、司法人民委員等職。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的短短兩年多時間里,梁柏台組織制定了《革命法庭條例》《革命法庭的工作大綱》《看守所章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等10多個法律法規,建立起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
此外,梁柏台還先後擔任過《紅色中華》代理主筆、蘇維埃大學委員會委員、中央審計委員等職。1933年6月,被指定為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准備委員會成員和重要文件起草委員會委員,負責起草有關大會的重要文件,親筆修改了《憲法大綱》、《婚姻法》和《組織法》等重要法規。7月,根據人民委員會的決定,修改定稿了《選舉法》,在9月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18個縣的縣區兩級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長出席的選舉大會上,作了《選舉法》和《全蘇大會的准備》報告。並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市蘇鄉蘇向選民的工作報告》、《關於選舉法上幾個疑問的解釋》等文章,詳細而具體地指導了選舉工作。
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秘書長和法令委員會主任。經大會選舉為第二屆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在執委會第一次會議上作了《關於組織的重要原則》的報告,選任為司法人民委員。此外,還曾任《紅色中華》代理主筆、蘇維埃大學委員會委員、中央審計委員會委員等職,並擔任瑞金紅軍烈士紀念塔、中央臨時政府大禮堂等工程的總指導。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長征。梁柏台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副主任(陳毅為主任)他領導軍民堅壁清野、安置傷員、解決部隊給養,妥善處理了大批文件資料。在敵人日益嚴重的圍困中,被迫分路突圍。 1935年3月,梁柏台等率中央政府辦事處部分人員在突圍中不幸負傷被捕,後被敵「鏟共團」殺害,時年36歲。

❺ 從臨湖鎮到菇蘇區法院坐幾路公交車
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 -金儲街298號,東側150米有 蘇州機電五金城南 公交站臨湖第一中學乘 628路(35站) 到
澄湖路
乘 522路(18站) 到
清塘新村
乘 32路(10站) 到蘇州機電五金城南
❻ 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機構概況
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現內設辦公室、政治部、立案庭、刑一庭、刑二庭、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四庭、行政庭(與賠償委員會合署辦公)、審監庭、執行局、研究室、法警支隊、司法技術處、司法行政裝備管理處、監察室等機構,下轄瑞金、興國、章貢區、贛縣、上猶、崇義、南康、大余、信豐、龍南、全南、定南、安遠、尋烏、於都、會昌、石城、寧都、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19個基層法院,基層法院共派出66個人民法庭。市中級法院現有中央政法編制147名,在職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141名,本科學歷以上的佔62.3%,碩士研究生佔7.2%。 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監督和指導下級法院的審判工作,對贛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其主要職責是:依法審判第一審、第二審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省高級人民法院交由審判的案件;依法決定國家賠償;依法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當事人提出的申訴、申請再審和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依法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依法對下級人民法院管轄不明的案件指定管轄和審理管轄爭議的案件;依法執行和協調執行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和委託執行的案件以及國家行政機關依法申請執行的案件;監督、指導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調查研究審判工作中適用法律、執行政策的疑難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意見和司法建議,開展司法統計工作,參與地方綜合治理;指導下級人民法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訓、法制宣傳和隊伍建設工作;按照許可權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協同市機構編制主管部門管理全市法院的機構編制工作;指導全市法院的財務、裝備、技術、鑒定等工作,並負責有關經費和物資裝備的管理工作;領導下級人民法院的監察工作;承辦其他應由中級人民法院負責的工作。 贛州法院秉承傳統,擁抱現代,於2004年初提出了「各項工作創特色,法院改革創活力,隊伍建設創一流,司法關注民生,審判貼近發展,全力推動司法文明進步,打造贛州品牌法院,塑造贛州法院新形象,努力把贛州法院建設成全省一流、全國知名的現代化法院」的工作總思路,並制定了五年實施綱要。贛州法院將堅持「公正與效率」主題,大力弘揚蘇區精神,全面落實司法為民要求,努力增強司法能力,切實提高司法水平,扎實推進現代化法院建設進程,為贛州的改革、發展、穩定和法治化進程建功立業。

❼ 紅軍或八路軍年代,對於根據地中作惡的老百姓如何處理
早在1931年,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通過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人民民主憲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這是我國憲法的前身。隨後又陸續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來保證蘇區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1934年4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正式頒布。這部條例實際上是中央蘇區時期的刑事實體法,是一部比較完整的單行刑事法規。蘇區還先後頒布了一系列刑事訴訟法律、法令、條例和程序,構成刑事程序法,並對反革命案件的偵查、逮捕、預審和審判權作出詳細規定。對於犯罪者,會送交當地的法院,再按照法律審辦。但是因為當時是剛制定的法律,會有很多的不完善,而且判決過程也比較簡易。
蘇區判決書
蘇區比較著名的案子有謝步升案。謝步升強奸民女誣告他人最終被判處槍決。黃克功逼婚不成槍殺女學生案,被判槍決。現存資料大多是我軍的幹部被判決的案例。少有民間民事訴訟和民間犯罪的的資料。但是按照當時的情況來看,紅軍或者八路軍對於法律是非常重視的。只有嚴格執法公正判決才能得到蘇區廣大群眾的支持。因此只要是影響較大的惡性案件都會嚴格執行相關法律。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因為肅反等運動也有很多無辜人士蒙冤。
最後各蘇區根據地都設有人民警察。這些都是執法的保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一次中華蘇維埃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以原來的蘇區中央局保衛處為基礎,組建了國家政治保衛局,這是我國最早的人民政權的公安保衛機關。隨後,在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中相繼建立了政治保衛機關。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使敵後抗日根據地得以開辟,並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隨著根據地和政權建設的不斷發展,在建立民主政權的同時,公安機關也隨之建立。為了維護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市的社會治安和公共秩序,1938年5月成立了延安市警察隊,全稱「陝甘寧邊區人民警察」,簡稱「邊警」。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支比較正規的人民警察隊伍。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也相繼建立了除奸保衛機構,如晉察冀邊區公安總局、晉綏公安局、冀魯豫邊區政府公安總局等。而建國初期,還有一種特殊的軍種叫做「公安軍」。是中國軍隊五大軍種之一,與陸軍、海軍平級。這些軍隊的前身就是各解放區負責維護治安和保衛工作的部隊。今天的武警就來源於從前的公安軍。
所以,當年的蘇區,是有一套從抓捕到判決再到執行的法律體系的。可以說當年蘇區的法律體系,就是今天中國法律體系的鼻祖。
❽ 民事案件庭外和解的法律規定是什麼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 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民事訴訟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或者一方讓步,以解決雙方的爭執的活動。亦稱和息。在中國,和解與調解不同,和解是當事人之間自願協商,達成協議,沒有第三者參加;調解是在第三者(可能是群眾或者群眾組織,也可能是人民法院)主持下成立的。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團結互讓的優良傳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十分關心群眾的團結,無論在蘇區革命根據地、抗日根據地,還是解放區,都一貫倡導用和解的辦法解決爭執,並預防爭執的發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更在全國范圍內加以提倡。

(8)蘇區法院擴展閱讀: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
第九十四條人民法院進行調解,可以由審判員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議庭主持,並盡可能就地進行。
人民法院進行調解,可以用簡便方式通知當事人、證人到庭。
第九十五條人民法院進行調解,可以邀請有關單位和個人協助。被邀請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協助人民法院進行調解。
第九十六條調解達成協議,必須雙方自願,不得強迫。調解協議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規定。
第九十七條調解達成協議,人民法院應當製作調解書。調解書應當寫明訴訟請求、案件的事實和調解結果。
調解書由審 判人員、書記員署名,加蓋人民法院印章,送達雙方當事人。
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後,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九十八條下列案件調解達成協議,人民法院可以不製作調解書:
(一)調解和好的離婚案件;
(二)調解維持收養關系的案件;
(三)能夠即時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製作調解書的案件。
對不需要製作調解書的協議,應當記入筆錄,由雙方當事人、審判人員、書記員簽名或者蓋章後,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九十九條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送達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判決。
❾ 陪審制的中國的陪審制
最先的倡議者是清末的法律大臣沈家本,其在1906年的《大清民事刑事訴訟法》中擬定了實行陪審團制度的條文,但未及施行。
1927年,武漢國民政府在司法制度中提出建立參審制和陪審制方案,並於1929年頒布《反革命案件陪審暫行法》,目的在於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該法於1931年廢止。
中國傳統法庭威嚴而神秘,普通百姓對其是敬而遠之。作為革命者,中國共產黨人希望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建設廣大人民自己的法庭,使普通民眾能親近和參與審判,讓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人民陪審員就是這樣的制度設計。
早在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司法就局部實行了陪審制,聘請陪審員參與案件審判。1931年中央蘇區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法院在司法中沿襲了解放區司法的做法,在借鑒蘇聯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人民陪審員制度。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制度」,為新中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奠定了憲法基礎。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暫行組織條例》,其第6條規定:「為便於人民參與審判,人民法院應視案件性質,實行人民陪審制。陪審員對於陪審的案件,有協助調查、參與審理和提出意見之權」。首次在立法上明確了人民陪審員的權利和職責。
1953年3月,作為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黨組書記的彭真向毛澤東及中央作報告時指出:「在一審案件中,由群眾選舉公正的陪審員參與審判,不僅容易在較短的時間內把案情弄清,因而使案件容易得到正確處理,並且可以密切法院與群眾的聯系,使群眾切實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增強群眾對國家的責任感。」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制定的《五四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均對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作出了規定。除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均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新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正式建立起來。(《五四憲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陪審制度因此成為我國憲法的原則。《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但是,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除外。」)
解放前的人民陪審員都是臨時邀請的,五四憲法和法院組織法實施後,則多由選舉產生,1950年代陪審制在大多數基層法院得到實施。
文革中,公檢法被砸爛,人民陪審員制度也隨之被廢棄。
文革後,七八憲法和1979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都規定了人民陪審員制度,各地通過選舉任命了一批新的人民陪審員。(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1款規定:「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一審案件,除自訴案件和其他輕微的刑事案件可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以外,應當由審判員一人,人民陪審員二人組成合議庭進行。」故這一時期陪審主要在刑事訴訟案件中。 )
在一些專業性較強的案件中,陪審也得到了一定的運用。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法院在審理專利案件時可以邀請科研單位、生產部門的專家、學者擔任人民陪審員,直接參與專利審判工作。
1980—1990年代人民陪審員制度由於實施成本較高,陪審員不易找等因素,對法院庭審中陪審員的參審要求作了靈活規定。1982年3月制定的《民事訴訟法<試行>》第3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民事案件,由審判員、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或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
八二憲法不再把陪審製作為一項基本制度加以規定。1983年9月修訂後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了陪審制的可選擇性。(註: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王漢斌解釋陪審制度為何沒有再被規定在憲法之中:「不少法院提出,第一審都要有陪審員參加,在實踐中有許多困難,特別是請有法律知識的陪審員困難很大,嚴重影響審判工作的進行,要求作比較靈活的規定。根據這種情況,民事訴訟法已規定,新憲法也已將原憲法中關於實行陪審制度的規定刪去。」)
1989年《行政訴訟法》、1991年《民事訴訟法》、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陪審制均作出了靈活規定。由法院自主決定是否採用陪審制。
2000年以後,隨著司法為民理念的提出,人民司法的一些傳統理念和技術的價值被重新發現並得以貫徹執行。
2004年8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十一次會議通過《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是建國以來我國關於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第一部單行法律,為推行人民陪審員制度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該決定已於2005年5月1日起實施。
此後,為保障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施,2005年4月15日,財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布《關於人民陪審員經費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
經各方努力,2005年全國共有45697名人民陪審員參與了164630件各類案件的審判,擴大了司法民主,增強了審判透明度。(據肖揚2006年《最高法院工作報告》)

❿ 贛州中級人民法院
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前身為江西省人民法院贛西南分院,成立於1950年4月。1951年7月改稱為贛州分院,1954年6月改為贛南分院,1955年2月改稱為江西省贛南地區中級人民法院,1964年6月改稱為贛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1998年12月國務院批准贛州撤地設市,1999年7月1日改稱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現內設辦公室、政治部、立案庭、刑一庭、刑二庭、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四庭、行政庭(與賠償委員會合署辦公)、審監庭、執行局、研究室、法警支隊、司法技術處、司法行政裝備管理處、監察室等機構,下轄瑞金、興國、章貢區、贛縣、上猶、崇義、南康、大余、信豐、龍南、全南、定南、安遠、尋烏、於都、會昌、石城、寧都、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19個基層法院,基層法院共派出66個人民法庭。市中級法院現有中央政法編制147名,在職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141名,本科學歷以上的佔62.3%,碩士研究生佔7.2%。 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監督和指導下級法院的審判工作,對贛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其主要職責是:依法審判第一審、第二審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省高級人民法院交由審判的案件;依法決定國家賠償;依法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當事人提出的申訴、申請再審和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依法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依法對下級人民法院管轄不明的案件指定管轄和審理管轄爭議的案件;依法執行和協調執行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和委託執行的案件以及國家行政機關依法申請執行的案件;監督、指導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調查研究審判工作中適用法律、執行政策的疑難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意見和司法建議,開展司法統計工作,參與地方綜合治理;指導下級人民法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訓、法制宣傳和隊伍建設工作;按照許可權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協同市機構編制主管部門管理全市法院的機構編制工作;指導全市法院的財務、裝備、技術、鑒定等工作,並負責有關經費和物資裝備的管理工作;領導下級人民法院的監察工作;承辦其他應由中級人民法院負責的工作。 贛州法院秉承傳統,擁抱現代,於2004年初提出了「各項工作創特色,法院改革創活力,隊伍建設創一流,司法關注民生,審判貼近發展,全力推動司法文明進步,打造贛州品牌法院,塑造贛州法院新形象,努力把贛州法院建設成全省一流、全國知名的現代化法院」的工作總思路,並制定了五年實施綱要。贛州法院將堅持「公正與效率」主題,大力弘揚蘇區精神,全面落實司法為民要求,努力增強司法能力,切實提高司法水平,扎實推進現代化法院建設進程,為贛州的改革、發展、穩定和法治化進程建功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