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綜合症

㈠ 心理學上說的「哥德斯爾摩綜合症」是什麼東西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定義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學家這樣解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當局當成了敵人。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條件
1、人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加害者）威脅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認出綁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
3、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訊息）。
4、人質必須相信，要脫逃是不可能的。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與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

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他們想要了解在擄人者與遭挾持者之間的這份感情結合，到底是發生在這起斯德哥爾摩銀行搶案的一宗特例，還是這種情感結合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而後來的研究顯示，這起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癥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普遍。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癥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經驗。以人質為例，如果符合下列條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第1，是要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你感覺到，至於是不是要發生不一定。然後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么做，是毫不猶豫。

第2，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你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

第3，除了他給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讓你得到，完全隔離了。

第4，讓你感到無路可逃。

有了這4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警方找來心理學家：三個人質為甚麼在最後的性命關頭都幫匪徒逃命呢？專家深入研究，結論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凶狂的殺手，殺手不講理，隨時要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凶徒。時間拖久了，人質吃一口飯、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會覺得是恐怖份子對他的寬忍和慈悲。對於綁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懼，會先轉化為對他的感激，然後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人質也下意識地以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這種屈服於暴虐的弱點，就叫「斯德哥爾摩精神癥候群」。一九七四年，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國的「新人民軍」綁架，最後自己也穿上了軍裝，參加搶劫銀行，感謝恐怖份子。對一個長久的施暴者不殺的恩威，覺得是一種慈悲，不止一兩個人質，在地球上，還有長久匍伏在暴政之下的一些古老的民族。他們的苦難太長久，他們已經放棄了自由的希望，不要怪他們為什麼甘心自我作賤，他們患了「斯德哥爾摩心理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之經典案例

1977年5月19日，27歲的卡羅離開位於奧勒岡州尤金市的家鄉，起程去探訪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亞州的朋友。北加利福尼亞州距離奧勒岡州大約有644公里的路程，路上她搭了個便車，車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門龍，妻子叫珍尼斯。半途中，她突然被勒令舉起雙手，蒙上眼睛，卡羅被帶到了一個屋子的地窖里。

卡羅清楚記得卡門龍把她身上的衣服脫去，一條鞭子抽打在她的身上。以後每天，卡羅先被毒打一頓，然後吊在門檐上，腳尖僅僅踮到一點點地面。卡羅剛開始還拚命掙扎，卡羅最初的一段時間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門龍特意用金屬做了一個雙層頭罩和像棺材一樣的箱子，她在裡面不能吃、喝、聽、看。卡門龍是一個虐待狂，他崇拜古代的奴隸社會，長期沉迷於帶有暴力傾向的色情文學，他把卡羅當成自己的俘虜，而自己就是奴隸主。從卡羅的身上，他得到了征服感和佔有感的滿足。

在這個小鎮，卡門龍夫婦看起來是極為平凡和不起眼的鄰居，他們和平常人一樣，白天去上班、購物，晚上回家睡覺。卡門龍在當地的一家木材加工廠工作，他們的鄰居評價這是很愛安靜的三口之家。但是從來沒有人了解這一家子的背景。在鄰居的眼裡，卡門龍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年輕人，他不善和人交友，只喜歡默默一個人幹活。卡門龍幾年前畢業於當地的一所高中，然後在1973年遇上了當時只有15歲的珍尼斯。珍尼斯患有輕度癲癇病，卡門龍就是看上了她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優點。卡門龍認為，只要有男人肯要珍尼斯，珍尼斯一定會為這個男人付出任何代價。

卡門龍瘋起來的時候會把卡羅的頭按在水裡，直至幾乎窒息，或者接通電線，或者用手扼她的脖子。而鞭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飯，有時卡門龍還拍下卡羅的照片，然後在家裡沖洗。每當卡門龍折磨卡羅的時候，他就會變得異常興奮。卡門龍還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來實施自己的虐待欲，包括在地下雜志上剪下一份據稱是出售靈魂的契約，強迫卡羅簽下。他還在卡羅的陰唇上穿了一個洞，說這是他們的「結婚戒指」，並說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當確定卡羅不會試圖逃跑時，卡門龍決定要和卡羅結婚。自此，卡羅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幹家務活，甚至允許她出外慢跑，而卡羅每次總是會回來。一些鄰居也開始看到了卡羅，他們都以為她是這家的保姆。

1980年，卡羅甚至可以到外面打工。實際上已被綁架了三年的卡羅這時有許多機會可以逃跑，但是她並沒有這樣做。卡羅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門龍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發現，加上嫉妒卡羅的「得寵」，幫助她逃離了這個地獄。難以置信的是，卡羅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後，還一直打電話給卡門龍，他哭著企求她回來，而卡羅向他保證決不起訴他。直到卡門龍的妻子珍尼斯離開了卡門龍，找到了一個心理醫生，他們聊了將近2個小時，珍尼斯把故事全部說了出來，心理醫生報了警。

1984年11月，卡門龍被正式逮捕。在法庭上，主控官描述了卡門龍最喜愛的一部電影，片中講述了一個虐待狂綁架了一個年輕的姑娘，並把她變成一個順從的性奴。這個女孩最終變得忠心耿耿，甚至為她的「主人」犧牲了生命。主控官試圖以這種戲劇化的形象，向陪審團證明卡門龍如何深受這部電影的影響，而卡羅也和片中的女孩一樣，被卡門龍完完全全洗了腦而喪失了個人的意志。此外，壓在卡羅身上的是一種無形的恐懼和枷鎖，因為害怕報復，所以她一直不敢逃走。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分析

一項關於女性參與性虐待案件的研究中，他們通過訪問了20多個女同謀犯(包括卡羅和珍尼斯)和分析她們的心理特徵，指出男性患有幻想症和虐待症，通常很容易影響他身邊的女性，而使她們也逐漸參與其中。當女性參與作案後，她們對男人的依賴就會越來越強，而自我的獨立性就越來越低。如果感到自己被疏遠，她們就會變得不可忍受。這就是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種病常常發生在一些被綁架受害者、被虐待的妻子、被囚禁的犯人身上，他們會逐漸適應於被虐待和被囚禁。研究者把這種現象稱為「精神冬眠」，受害者以自我麻木和服從的方式保護自己免受更大傷害，這種麻木和服從久而久之變成了一種習慣，甚至願意為主人賣命或掉進「愛河」。

平時很多人初次了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應該是從港劇《談判專家》，裡面提到心理學上的「斯德哥爾摩現象」。劇中，被大智綁架的那些同事，他們都是出於公司領導盤剝及欺壓員工的事實才會對綁架者大智產生同情和幫助的，而不是所謂的產生了「斯德哥爾摩現象」，難道人質和綁架者產生正面感情就是「斯德哥爾摩現象」。

因此，對於此現象的爭議和研究還在繼續。不過，當今很多人已經開始將這個詞彙運用到對一些事物的比喻評論上，不論其使用恰當與否，這些已經表明了這個現象已經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關注。

·················································

出於對罪犯的畏懼，被害人為了轉移心理壓力，分裂出另外一種思想，把受到傷害（攻擊、壓迫、禁閉等）當成理所當然的，把受到的施捨（食物、外界消息、甚至生存權利）當成恩惠。如此經過長時間的或短時間，高濃度的對待，就會把開始對犯人的恨，轉變為畏，再轉變為愛。以減少心理壓力。
而最後，由警察救出來後，由於前期的轉變持續時間過長，已經對精神產生錯覺，錯誤以為一旦失去施恩者（施暴者），自己將重新回到一開始被壓迫，受傷害的過程。因此，在眾多案例中，都可以看見受害者拯救施暴者的情況。同時，又對把受害者們拯救出來的警察，法官，律師等報以敵視，是因為受害者們知道，就算敵視、仇恨、甚至傷害這些人，這些人都不會為其帶來傷害，因此……站在施暴者一邊，對抗警察，法官，律師等幫助過她的人。
­
用最簡單的中文來表達的話，可以這樣說：愛不能恨的，恨可以恨的。

難以康復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曾經寫出驚世駭俗《莎菲女士日記》的丁玲， 1957年百花齊放時，因為放了一下，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後，丁玲卻對把她打成右派的領導韋廣禎非但沒有微辭，反而主動、積極地為其辯護，大家都覺得很奇怪。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丁玲對那些與她同樣遭受迫害的人不但沒有同情，反而言辭激進，比那個左派領導還要左。
有人就想：丁玲一定是被逼的。但後來的事實表明，她真就是這么感覺、這么認為的。
郭沫若在 「十年動亂」期間出過一本《李白與杜甫》。這本郭老一生最後的文學評論專著，結果是毀了他一世聲名。面對文化大革命紅潮，郭老曾宣稱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都只配付之一炬。讀過《天上的街市》、《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的人如我輩者，豈能不大跌眼鏡？
有人又想：郭老也一定是被逼的。但事實是，他也真就是這么感覺、這么認為的。
何以至此？說白了，也就那末回事：求生的本能、自保的意識。
重壓之下無反彈，還說重壓舒坦，甚至舒坦得很；扭曲之下無反轉，反說扭曲舒張，甚至舒張得很。由此，我們似乎也可觀察到此間人（哪怕是名人、偉人）的復雜性、兩面性———其實豈止此間人，外間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突然闖進兩個全副武裝的劫匪，一邊狂掃亂射一邊高喊Party（晚會）開始了。幾位女職員被劫匪關到地下室。6天後，警察終於靠近了她們，但這幾位女職員卻拒絕營救，還聲言警方可能加害於她們。為什麼？幾天後，隨著人質的獲救，原因也弄清了：
在這段時間里，劫匪除了威脅她們外，還讓她們深信：她們隨時都可能被槍斃。但在這種最極端的情形下，劫匪並沒有傷害她們，也沒開槍，還給她們水和食物，結果令這些女職員心存感激，以致反而擔心起外界的營救會壞事。所以她們被營救出來後，人們根本聽不到她們對劫匪的控訴，相反的，一位女士說：他們兩個根本就不是壞人，我已經和其中一個訂了婚。還有一位女士忙著在國際間籌款，為一個劫匪建立辯護基金。被劫持者居然認同劫持者，還為劫持者鳴冤叫屈、提供幫助，一時間令全世界輿論瞠目結舌。之後，一種被確認了的社會心理疾患就被稱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原來，這是人的求生欲和自保意識在生命受到極端威脅時的一種本能反應。問題在於，一般人都有求生欲和自保意識，但卻未必會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就是說，一個人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症，還需一定的條件：
第一，有某種力量能使你切實感受到一種無可逃避的恐怖和緊張，你的身家性命隨時都可傾覆；而在何時何處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傾覆，則取決於這個施力的人。
第二，這個施力者會施予你各種小恩小惠，特別是在你已經絕望的情況下，讓你感恩戴德。
第三，他能將你與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絕，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他所能控制、經他挑選後所給予你的，簡言之，你被他導向。
第四，他會讓你隨時隨刻都感到，除了順從他、聽他擺布、任他宰割，你無處可藏、無路可逃。
這四個條件一旦具備，就形成了一個框架，你一旦置身其中，就會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很顯然，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必有一個製造者。這個製造者可以是鎮關西牛二，也可是一個兩個綁匪，當然也可是一個團伙或一個組織，甚至是一架國家機器。同樣，作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個兩個人，也可是一群人、一個族群、一個民族乃至整個國家。
眾口鑠金。想當年，在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歲月里，每隔幾年就必須斗一次；於是，夫妻反目，父子為敵，母女成仇，師生操戈，童叟相欺，老幼互惡，婦孺陌路，同事揭批，鄰里告發，上下爭寵，忽東悠西……於是，千百萬人上億人幾億人就都成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更可怕也更可悲的是由此孳生出來的一種無悔論和母子論———正是在這種天子父母官文化的歷史必然性名義下，一次次忤逆人性的大迫害大屠殺大清洗，一樁樁駭人聽聞的罪行和暴力，一幕幕骯臟陰暗的交易和欺騙，一場場鐵血與電火的洗禮，一出出倒行逆施的指鹿為馬和黑色鬧劇，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復始，從而，一天天病入膏肓的冷漠和麻木，最終使方正道德和良知價值在國人心中根本地喪失了地位。
如今，公開的普遍的紅色恐怖消褪了，在市場化大潮的裹挾之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公開的製造者以及普遍的患者也不多了，但這病症並不那麼好醫治。一則因為此症的隱蔽製造者和局部患者還不少，二則因為心道的傳統還在；且兩者又都往往處在關乎眾生的關鍵位置，故極易導致局中人反復的創傷、反復的患病，如此一代一代又一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就很難康復。
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就有這個意思。

如果您認為本詞條還有待完善，需要補充新內容或修改錯誤內容，請 編輯詞條
開放分類：
健康、社會、疾病、醫學、心理

㈡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診斷

而通常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
1.恐懼
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內現況容改變。
2.害怕
壟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
3.同情
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傷害。
4.幫助
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脫，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向法官說情，一起逃亡等。

㈢ 有種病是被綁架受害人最後反過來幫犯罪嫌疑人給法官求情的情況，是種綜合症忘叫什麼名字了

叫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一詞源於公元1973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生的一件銀行搶劫案件。
1973年8月，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突然闖入兩名全副武裝的劫匪。劫匪扣押了4名銀行職員作人質，與警察對峙了6天之久。6天後，警方設法鑽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准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後，3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圍了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被警方營救出來後，人質非但沒有控訴綁架者，相反卻為劫匪辯護，對警察的調查取證工作也採取堅決不合作的態度，致調查取證工作困難重重。其中一位女人質甚至還愛上了一位劫匪，並和他訂了婚。還有一位人質居然在全世界為綁架者籌款，建立了為綁架者辯護的基金會。此等咄咄怪事讓瑞典舉國上下一片嘩然。之後，為了解答人們心中的疑惑，瑞典國會撥出巨款，成立專門機構對此事件進行研究。結論在十年後才出來：這些人質之所以表現出如此怪誕的行為，是因為他們患上了一種心理疾病。從此，人們把這種心理疾病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㈣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於他人。
什麼樣的人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質資料庫顯示，大約27%的人質表現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症狀。[3] 據心理學者的研究，情感上會依賴他人且容易受感動的人，若遇到類似的狀況，很容易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通常有下列幾項特徵：

1.人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加害者）威脅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會出綁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
3.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訊息）。
4.人質必須相信，要脫逃是不可能的。
而通常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

1.恐懼：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
2.害怕：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
3.同情：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傷害。
4.幫助：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脫，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向法官說情，一起逃亡等。
[編輯] 進化和心理分析學的解釋關於進化心理學的解釋，參看 Capture-bonding（英文）
心理分析學的看法，新生嬰兒會與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種情緒依附，以最大化周邊成人讓他至少能生存（或成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綜合征可能是由此發展而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是角色認同防衛機制的重要範例。

㈤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案例

一名劫匪在持槍搶劫銀行時中了警方的埋伏，隨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將他們扣壓在保管庫內。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經過六天的包圍，警方設法鑽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准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後，三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圍了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並拒絕提供不利於他的證詞。一個女人還說她愛上了劫持者，等他獲釋後就嫁給他」〔1〕。

這是發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個真實的故事。從那時起，心理學增添了一種新病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西方人質劫持事件中是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請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與當局交火，而人質卻幫助他們填子彈……

「有一次，一個劫持者帶著他的女人質通過一片沼澤地逃跑，警察即將趕上，劫持者嫌人質拖累，就決定放她，但這個女人卻一直跟在後面跑。當警察逼近時，她還朝警察擲石頭，想減慢他們的速度，掩護劫持者逃跑……

「曾發生過這樣的情況，當警察進行襲擊時，人質竟自動站出來用身體為劫持者擋槍子……

「有一次，被釋放的人質偷偷越過警察跑到劫持者那裡，向他們報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綁架的人質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報，甚至假情報，例如虛報劫持者的武器數量及種類。當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礙。……」〔2〕

人質這是怎麼了？恐懼能夠產生愛？傷害能夠帶來依戀？高爾基曾經謳歌：「人，這是個大寫的字母！」「大寫字母」從什麼時候起寫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學家這樣解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當局當成了敵人。〔3〕

東西方的國情有異，斯德哥爾摩症「傳染」到東方後，產生了一些「變種」。東方人質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後，對劫持者產生了更強的「心理上的依賴感」（大多數「以命相托」），然而他們的命運卻十分悲慘。

1999年，中國福建省三明市發生過一起滅門慘案，一公司老總家全家遇害。案破後，警方對這家人的被害唏噓不已。案情經過是這樣的：搶匪闖進家門，宣稱只要服從，將不會傷害他們。但在捆綁家屬時，兒子與他們打了起來。女兒直叫別打了：「他們又不會傷害我們。」「他們只是要點錢財。」於是兒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將他與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當逼迫他們交出貴重錢物時，經理夫婦到家了，此刻時間約為晚上十點。父親一看家人被縛，沖上去以一敵三與搶匪搏鬥，因其身壯力大，加之是在拚命，搶匪一時還奈何不了他。這時兒子、女兒不斷在旁哀求父親：「爸爸，別打了，他們只是要我們一點財產，不會害我們命的，你這樣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親聽女兒這么說，遂停止了反抗，搶匪也將他捆綁起來。這時母親進了房，嚇得大叫起來，父子三人又勸她：「這幾位兄弟只是要我們一點財產，不會害我們的，別怕！」於是母親也停止了叫喊。搶匪把她也捆好並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緊，在這之前，匪徒們因緊張都忘記了這點。接下去是逼問、拷打，匪徒得到存摺密碼及貴重物品後便將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殺害。

一個警官說，這一家人至少有兩次活命機會都沒抓住，即如果當父親與匪徒搏鬥時全家人一起呼救——這家人所住的房子臨街——獲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與匪徒搏鬥時，擋住匪徒，大聲呼叫妻子別上來，歹徒很可能要奪門而逃。

他們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誠心感動匪徒?他們是否想證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內皆兄弟？

「不會傷害我們」的呼聲也曾響徹在浙江千島湖上。1994年，三個歹徒在千島湖用獵槍、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遊艇，將三十二個遊客（包括導游及其他員工）全部殺害。此案的驚奇之處是遊客被騙鎖進底艙，歹徒打開船底閘門淹船時，艙內哭聲震天，遊客沖上去拚命砸鐵欄門，歹徒扔炸葯包，倒下去一批，又沖上一批……這里有個疑問，現在被鎖住了才拚命，何不當初自由時拚命？三十多人齊往前沖，歹徒又能擊倒幾個？案後據罪犯招供，被鎖進底艙時確實有部分遊客想反抗，但導游和眾多「有頭腦」的遊客把他們說服了：「聽他們的」；「他們只是要財物，不會傷害我們的」。原來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以色列年輕婦女達維森是經歷這段地獄之旅的少數頭腦清醒者之一。據她回憶，劫持過程中，留給她強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惡煞，如何毆打、虐待旅客，而是每當恐怖分子的頭（達維森認為此人相當陰險狡猾）發表演說，全機艙里一片掌聲。達維森非常討厭這些掌聲，她寫道：

這些年來，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殺。年復一年，我讀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看了這類電影，聽了那些聳人聽聞的證詞，但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麼猶太人竟那麼平靜地走進煤氣室？為什麼當他們一無所有的時候，他們還像綿羊一樣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經歷恩德培的一場惡夢之後才能理解。現在，只是現在，我才理解。當人們想活命時，是最容易受騙的……〔4〕

我們不知下面這個案例所記述的，又是斯德哥爾摩症狀的第幾個變種？讀著它你的知覺也許會不知不覺陷入迷糊，你不由地會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還想從罪案中獲取寫作靈感的話，恐怕他已經無法動筆，二十世紀出現的新型罪案，撲朔迷離，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國山東省廣曉縣高二女生劉雲（非真名）在上完晚自習騎車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並受到殘酷的毆打。之後，劉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諾暫時先在他家安頓一下，第二天他去買套新校服，再讓她回家；劉雲遂牽車跟他行去。路上經過熱鬧的村民居住區，遇到幾撥騎自行車的人，劉都沒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個岔道口，王去還自行車，叫劉蹲在一家門洞口等他；還完車，酒氣未脫的王江西自顧自走回家，竟把劉雲忘了，待到記起趕過來時，大半個時辰又過去了；劉雲還蹲在那邊等候，雙方像是約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後，劉雲哭了，說頭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喪盡，安慰她說：「明天一早我就去給你買衣服。」劉雲應了一聲，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說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對醒來的劉雲說：「我現在就去給你買衣服。」但走到門口，劉雲一句冷冰冰的話將他打回來：「我認識你，我要去告你。」聞聽此言，這個惡魔露出猙獰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個人也不知道！」劉雲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葯死，我死後請你把我埋得深點。」劉雲的話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隨後兩人就該不該死發生了一番爭議，爭議的結果是王江西答應去為劉雲買安眠葯。一路上王思想斗爭很厲害，人性似乎有些復甦，幾次想給劉雲父母打電話（之前他從劉處獲知了電話號碼），然後遠走高飛。但獸性最終戰勝了人性，在一個公用電話前他猶豫了許久，手伸出又收了回來，他最終到了一個私人診所，買了四十片安眠葯。

當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時間時，劉雲沒有離開他的租房半步。事後報道此案的記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麼原因令已經看到死亡獰笑的劉雲如此無動於衷，即便是面臨絕好的出逃良機，她竟然視若無睹？難道失身所帶來的傷害真的就比生命還重要？事後，劉雲的麻木非但令主審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連王江西對此也是不明就裡。」

往下的情節宛如「愛麗絲漫遊惡夢」——劉雲索葯，王江西不忍就給，拖時間。劉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劉說：「我喜歡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點。」王找了一處有草的地方，劉親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凈，之後，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鏟一鏟開始挖，直至黃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劉雲突然大哭，說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撫她，劉提出了服葯，王將三十八片安眠葯分幾次給了她（有兩片先被他吃掉了），劉服後問：「還有沒有別的葯?」王從床底下找出半瓶農葯，她一飲而盡……「此時的劉雲因葯力發作，面色呈現出極為痛苦的表情，意識到所剩時間不多了，劉雲再次哭訴，她說自己有一個要好的同學，自己對不起那個人，還說想見父母一面，自己就這樣走了不是個好女兒。劉雲的痛苦和悲切讓王江西不忍直視，這個罪惡的歹徒終於流下了懺悔的淚。陪劉雲哭了一段時間後，王江西發現劉雲的身體因疼痛而劇烈地痙攣起來，在劉雲斷斷續續的哭求下，王江西將劉雲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裡。當劉雲在坑裡躺下的一刻，她懇求王江西能否將自己的父母叫來見最後一面……」〔5〕
十九世紀哪有這樣的案件？可憐天下父母心！

與王江西案如出一轍的還有河北省的張伊亮案〔6〕。張伊亮是系列殺人狂，在其作惡的過程竟也有善念一閃，而被他劫持殺害的女子多數也像劉雲一樣，痴痴獃獃。心理學家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是否當「人類的精神戰栗時」，受害者的心魂，說迷失就迷失了，連帶著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爾摩症狀還有多少謎團等待著被揭示？

半個多世紀以來，研究蘇共歷史的學者一直無法解釋這樣一個問題，那麼多受過地下工作鍛煉（其中不乏與列寧並肩戰斗過）的老布爾什維克，在沙俄的刑訊室中屢次面對死亡毫無懼色，為何一到斯大林的審判庭，個個卑躬屈膝，胡亂招供，爭相往自己身上潑污水，最後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場上他們也還在高呼：「斯大林萬歲！」

這又是斯德哥爾摩症狀的哪種變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後人「為親人灑下了祭觴！」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並非蘇聯一家獨有，捷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蒙古……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過這一幕悲劇。

1949年，匈牙利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陣線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級幹部一起被判處死刑。中國學者趙啟強在其報告文學《走向絞刑架的改革家——納吉與匈牙利事件》中寫道：

在那個恐怖年代，許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殘廢，精神被徹底摧垮。

拉伊克——這位多次蹲過敵人監獄的老共產黨員，這位多次領教過警察特務各種審訊、拷打而從未屈服過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殘下，精神完全崩潰了。他站在擴音器面前，毫無表情，嘴裡不停地念著別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國特務，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備搞政變，他要謀殺共產黨的領袖……

在1938年的蘇聯，我們也見到過相同的場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認了他是帝國主義間諜的指控。到底是什麼手段能使共產黨的保安人員達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難以達到的目的——迫使如此優秀的人物就範？

這是一個謎。

1987年7月3日，《巴爾的摩太陽報》就蘇聯歷史檔案解禁一事報道說：「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由於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萬人被送往勞改營並死在那裡，五百萬個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歲的莫斯科婦女說：『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她的眼睛在讀揭露文章時哭紅了。」〔7〕1987年12月20日，蘇聯《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學家馬克．托爾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間，由於集體化和飢荒，總共有一千四百五十萬人死亡。……在一些村莊，受飢荒之害的農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為掩蓋農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蘇聯統計學家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偽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數字。參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內情的統計學家被送往勞改營，普查的主持人於1939年被害死」〔8〕。

列寧逝世前曾力圖作一次「最後的斗爭」。中風、癱瘓、失語症卻阻止了他的「最後的斗爭」，而今歷史留下的資料卻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時，成千上萬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過親人。

平心而論，我們不能把斯大林時代的犧牲者都看做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因為這個數量太龐大了，他們已經受盡冤屈而死，誰能忍心再說他們都是斯德哥爾摩症患者？他們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也極其可憐。季諾維耶夫曾違背列寧的遺願，阻止列寧遺囑在黨代會上宣讀，從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後，他被處死刑，臨刑前，他反復地說：「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們，看在上帝的面上，請給斯大林同志打個電話吧！」當斯大林的衛隊長在酒宴上繪聲繪色地表演這一場面時，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後合……〔9〕這是多麼觸目驚心的一幕！

可是我們確實在蘇聯的數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爾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紀「傳奇式的人物」（索爾仁尼琴語）。他的心智已經完全迷失。豈止迷失，簡直喪心病狂。他兩度淪入「地獄」，卻在「地獄」中萌發出熱情，要把「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獻給一個「壯麗」的事業——為提高克格勃勞改營的工效而「斗爭」！其原創性的「革新」數不勝數，深得領袖贊賞，最後官升克格勃中將。1958年，因長期積勞積瘁，死於莫斯科。蓋棺論定，他是二十世紀最特殊的（或許也是最壞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場又一場運動（樂此不疲），一會兒清查「沙赫特」分子，一會兒大抓「工業黨」和「孟什維克中央局」，一會兒又是清查所謂「勞農黨」，最後大抓什麼梁贊采夫「聯合組織」。幾年下來，幾十萬人被逮捕，幾千人被槍斃，大量辛勤工作在蘇聯生產建設一線的專業人員死於非命。這些案件多年後證實純屬捏造的假案，此處不贅述。在這些假案中，有個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蘇聯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連克爾。

土耳其人跑到蘇聯去干什麼？原來，在布爾什維克鬧革命的時期，援助俄國革命的外國人有不少，這些外國人長期與俄國來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國，他們援助革命有些是純粹出於道義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慮道義也考慮經濟利益的，如美國百萬富翁哈默；還有一些是因為喜歡冒險，如土耳其百萬富翁弗連克爾。

弗連克爾具有經商天賦。從商學院畢業後，他先是從事木材貿易，迅速成為百萬富翁，被稱為「黑海木材大王」；接著搞運輸，很快擁有一支近海船隊；然後投身出版業，擁有一家自己的報紙，其風格接近通俗文學；還開了一個專欄專門挖苦、嘲笑自己的商業對手。總之那個時候弗連克爾是個精力旺盛、熱愛生活、活潑風趣的人物。

弗連克爾早年援助俄國革命有兩件事可圈可點：一是革命前曾販運武器給布爾什維克戰斗隊；一是革命後蘇聯經濟困難時，他趕到蘇聯，運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幫助蘇聯進行黃金交易，阻止了蘇聯黃金外流，並使大量黃金由境外流入了蘇聯國庫。如果他僅限於在這樣的水平援助蘇聯，「君子之交淡如水」，說不定若干年後，蘇聯史書會記載：「弗連克爾同志，土耳其人，不遠千里，來到俄國，長期無私援助俄國革命，是俄國人民的老朋友……」錯就錯在有一天弗連克爾心血來潮，頭腦一熱，把家從土耳其遷到了蘇聯（索爾仁尼琴說：「某種宿命的力量招引著他前去紅色大國。」〔11〕）他不但加入了蘇聯籍，還把數百萬資產交由蘇聯處理。而他自己作為專家，去管理部門工作。
幾年後弗連克爾被捕，被打成與國外勾結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間諜，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極圈的索洛維茲勞改營長期服苦役。而當地勞改營死亡率極高，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很難活過三年……

弗連克爾卻活下來了。他的生存天賦說簡單也簡單，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的陰森森的神情嚇退了不少獄卒（營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間娛樂」（毆打政治犯）不會找上他。終於有一天……弗連克爾對勞改營運作系統發生了興趣，開始「解剖麻雀」。

數月後，他向索洛維茲管理局遞了一份報告，對勞改營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進行分析，指出國家資源（包括人力資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進，得採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頭頭們臉紅一陣、白一陣，驚呼：「人才！人才！」

報告很快地轉上去……

1929年的一天對索洛維茲是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來一架專機，把弗連克爾接去見斯大林。索爾仁尼琴寫道：「斯大林很有興趣地和弗連克爾談了三個小時。這次談話的記錄永遠不會公開，因為根本就沒有做記錄。但是弗連克爾顯然在各民族的父親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勞動『建設社會主義』的光彩奪目的前景。……」〔12〕

按照弗連克爾方案推行的勞改營四級登記制度、瑣細的伙食熱量計算及再分配製度、刑期折減計算新方法等，蘇聯勞改營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運河是運用弗連克爾方案建成的第一個工程，工期縮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萬，弗連克爾卻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勛章。白海運河建成後，斯大林任命弗連克爾為貝阿（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干線）工程處長。

弗連克爾獲得了自由沒有？似乎獲得了。他先任勞改營工地主任，後任勞改營工程處長，其身份多麼「榮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離開勞改營系統的任何嘗試（比如說打報告要求做個平民），都會導致他立刻喪失性命；他成了「留場就業者」，已經成為「人質」。

弗連克爾不管這些。「學海無涯勤為舟」，勞改營將他迷住了。他在各個勞改營考察，不斷探索各種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對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實判十年與判二十年的意義相差不大。

又是偉大領袖救了他！1939年蘇聯侵略芬蘭，蘇芬戰爭爆發。蘇軍與芬軍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是重量級拳手和幼兒園小孩的搏鬥，卻不料接連失利。領袖震怒了。追究責任，原來「投到遼遠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軍隊沒有供應線」，重武器運不上去。誰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在北極圈凍土層上築出兩條鐵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連克爾。

服苦役的弗連克爾又一次被召見。沒有解釋，沒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話就要求：三個月內，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條鐵路——一條與前線平行，兩條與前線垂直。沒有條件，惟一的是擁有足夠充足的人力：一無計劃二無倉庫三無採掘機械四無汽車運輸，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嗎？」領袖問。弗連克爾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權！」

弗連克爾提出了自己的條件（全蘇聯只有這樣一個人敢跟斯大林討價還價）：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蘇聯勞改營）系統，另成立鐵路拉格系統——全蘇鐵路建設勞改營管理總局，任命他為局長；國內一切資源供他調撥使用，只要他需要；鐵路勞改系統的一切規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訂。領袖同意了。全蘇聯的「犯人們」，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農民、教師、技術員、軍人、專家、學者……你們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鐵路線如期完成，接下去還有沿伊朗邊境鐵路、沿伏爾加河鐵路、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弗連克爾得了一枚又一枚勛章（憑良心說，弗連克爾也對莫斯科戰役和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做了貢獻，沒有弗連克爾建的鐵路復線，遠東部隊趕到莫斯科的時間就要延遲），他把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職越升越高，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將軍（中將）。

沒有什麼同僚（包括貝利亞）會蠢到去妒忌弗連克爾。他一不戀權，二不貪財，三不近女色；所謂無欲則剛！他只對一個事業感興趣——提高克格勃勞改營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傑出才能不僅表現在組織工作方面，好幾排數字他只需過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來。他喜歡誇口說，能記住四萬名犯人的面孔和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父名、條款（罪名）和刑期」〔13〕。他「從來不要總工程師。看到呈閱的鐵路車站設計圖，就急於在裡面發現錯誤，一旦發現，他就會把這張圖紙揉成一團，朝部下的臉上摔過去」。索爾仁尼琴寫道：「他特別喜歡半夜打電話給工地，藉以維持關於他從來不睡覺的傳說。」「他像托洛茨基一樣，永遠住在列車里。」「他從來沒有結過婚。」「從臉上明顯看出他充滿了憎恨人類的凶惡意向」……他這不是有病嗎？任何現代社會的心理醫生都可以指出，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屬於只有恨沒有愛的那類患者。只是不能確定的是，這是一種新型的精神病，還是斯德哥爾摩症的又一變種——為虎作倀的變種？

在當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憐的人群，他們是邪教群眾。他們多數過著群居生活（現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嚴格控制），許多人將自己的所有財產捐出，帶領一家加入了「教會」。許多人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長期營養不良……

溫馨、親情、兒女呢喃……早與他們告別。兩情相悅、生死相許、柔腸寸斷……不啻海外奇談。理想、前途、夢想……一切與他們無緣。
他們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們沒有傷害你們，請你們放了我們，請你們讓我們按自己的意願生活。」他們也極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為他們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有人說，二十一世紀的瘟疫是恐怖主義，錯了！錯了！邪教在後面等著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來，同樣都是精神痴迷狀態，然而「進入狀態」的途徑卻不同：斯德哥爾摩症靠「當頭棒喝」——一次驚嚇就夠了，邪教則必須靠日日夜夜的修煉——無休無止地洗腦。除了特殊例子（如弗連克爾等），斯德哥爾摩症來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卻能糾纏你終生。斯德哥爾摩症的潛意識是戀世，邪教的潛意識是厭世。誰的害處大，不言自明。

㈥ 人為什麼會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心理學上的一個案例，名叫「斯德哥爾摩癥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又稱為人質情結，是指人質對綁匪產生情感與依賴，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種癥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范圍從集中營的囚犯，戰爭囚犯，乃至於娼妓，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在特定的環境與條件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這種心理症狀，因此，具有普遍性。

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感覺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凶狂的殺手，殺手不講理，隨時要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凶徒。時間拖久了，人質吃一口飯、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會覺得是恐怖份子對他的寬忍和慈悲。對於綁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懼，會先轉化為對他的感激，然後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人質也下意識地以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這種屈服於暴虐的弱點，就叫「斯德哥爾摩癥候群」。

※斯德哥爾摩精神癥候群由來※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與Clark 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斯德哥爾摩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一名劫匪在持槍搶劫銀行時中了警方的埋伏，隨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將他們扣壓在保管庫內。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經過六天的包圍，警方設法鑽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准備。然而，使人們意外的是，在被警察解救後接受采訪時，這四個銀行職員不但不感謝警察譴責劫持犯，反而抱怨警方解救他們的努力把他們置於危險的境地。他們還為劫持犯辯護，四處奔走為他們的案子籌集資金。最不可思議的是兩個被劫持的女銀行職員後來還和那兩個劫持犯結了婚。

※而通常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

1、恐懼：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

2、害怕：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

3、同情：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傷害。

4、幫助：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脫，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向法官說情，一起逃亡等。

※心理分析學的解釋※

心理分析學的看法，新生嬰兒會與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種情緒依附，以最大化周邊成人讓他至少能生存（或成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癥候群可能是由此發展而來。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是角色認同防衛機制的重要範例。人是可以被馴養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誰有迷魂招不得？

㈦ 說中國很多人都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什麼意思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於他人。
在突發事件中
1、人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加害者）威脅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會出綁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 3、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訊息）。 4、人質必須相信，要脫逃是不可能的。
在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也有類似的現象，但由於情節較輕，不被重視。通常有三個特徵： 1、受害者感到害怕，產生嚴重的心理恐懼。 2、受害者最終安全的離開，沒有實際的身體上的傷害。 3、受害者對於類似情況始終不知所措。
什麼樣的人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質資料庫顯示，大約27%的人質表現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證狀。[3] 據心理學者的研究，情感上會依賴他人且容易受感動的人，若遇到類似的狀況，很容易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四大過程
1、恐懼
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人身所處環境急劇變化，心理產生劇烈的不安與不適應。
2、害怕
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產生強烈恐懼感。
3、同情
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通過溝通交流認識到對方的脅迫行為出自不得已的原因，且自身並未受到脅迫者『直接』傷害。
4、協助
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脫，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向法官說情，一起逃亡等。

㈧ 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是什麼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英語：Stockholm syndrome；瑞典語：Stockholmssyndromet）又稱為人質情結、人質綜合征，是一種心理內學現象，是指容犯罪的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同情加害者，認同加害者的某些觀點和想法，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結。

這些情感被認為是不理性的、濫用同理心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創傷羈絆，不一定只發生在人質身上，只要加害者對被害者實施騷擾，都可能使被害者對加害者產生強烈的情感。

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當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時，他們會覺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脅。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並非正式精神疾病名詞。

(8)法官綜合症擴展閱讀

通常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

1、恐懼：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

2、害怕：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

3、同情：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傷害。

4、幫助：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脫，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向法官說情，一起逃亡等。

㈨ 斯哥德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於他人。

西方心理學家這樣解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當局當成了敵人。

據心理學者的研究，情感上會依賴他人且容易受感動的人，若遇到類似的狀況，很容易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特徵：1、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加害者）威脅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認出綁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 3、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訊息）。 4、人質必須相信，要脫逃是不可能的。 此外，日常生活中，也有類似的現象，但由於情節較輕，不被重視。通常有三個特徵： 1、受害者感到害怕，產生嚴重的心裡恐懼。 2、受害者最終安全的離開，沒有實際的身體上的傷害。 3、受害者對於類似情況始終不知所措。 而通常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 1、恐懼：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 2、害怕：壟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 3、同情：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傷害。 4、幫助：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脫，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向法官說情，一起逃亡等。

起源：1973年的斯德哥爾摩銀行劫案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與Clark 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of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 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他們想要了解在擄人者與遭挾持者之間的這份感情結合，到底是發生在這起斯德哥爾摩銀行搶案的一宗特例，還是這種情感結合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而後來的研究顯示，這起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癥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普遍。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癥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經驗。以人質為例，如果符合下列條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第1，是要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你感覺到，至於是不是要發生不一定。然後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么做，是毫不猶豫。 第2，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你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 第3，除了他給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讓你得到，完全隔離了。 第4，讓你感到無路可逃。 有了這4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警方找來心理學家：三個人質為甚麼在最後的性命關頭都幫匪徒逃命呢？專家深入研究，結論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凶狂的殺手，殺手不講理，隨時要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凶徒。時間拖久了，人質吃一口飯、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會覺得是恐怖份子對他的寬忍和慈悲。對於綁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懼，會先轉化為對他的感激，然後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人質也下意識地以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這種屈服於暴虐的弱點，就叫「斯德哥爾摩精神癥候群」。一九七四年，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特的孫女派翠西亞被美國的「共生解放軍」綁架，最後自己宣明加入共生解放軍，並參於搶劫銀行，一九七五年九月被捕。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於人性中的根源 是人類本性中畏懼和崇敬強者的劣行造成的，也就是畏強凌弱的本性。

哈哈，採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