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道德

『壹』 為什麼我一提法家，就有人用信仰和道德來壓

依法治國是對的。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回富國強兵為己任答，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
法家不是純粹的理論家，而是積極入世的行動派，它的思想也是著眼於法律的實際效用。
法家思想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
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被古代大家和近代學者認為其為道家分支。

『貳』 法家和儒家他們與法律和道德有什麼關系

法家主張法治,具體指用酷刑來杜絕犯罪
儒家主張德治,是通過道德來約束民眾的行為

『叄』 法家的一句話，吃飽再談道德

出自《管子》：「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 意思是說，糧倉充實了，人民才懂的做人的禮節；衣食豐足了，人們才知道榮譽和恥辱。
網路。

『肆』 先秦時期運用法家思想屬於道德價值逆反嗎

先秦時期，運用法家講對於道德的價值，應該是一種比較深刻的認識。

『伍』 法家的治國之道

為了適應新的政治形勢，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國之道，他們自以為是立於不敗之地的。照他們所說，第一個必要的步驟是立法。韓非寫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通過這些法，告訴百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法一經公布，君主就必須明察百姓的行為。因為他有勢，可以懲罰違法的人，獎賞守法的人。這樣辦，就能夠成功地統治百姓，不論有多少百姓都行。
關於這一點，韓非寫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韓非子。顯學》)
君主就這樣用法用勢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張的那樣，自己作出榜樣，或是通過個人的影響來統治。
可以辯論的是，像這樣的程序也並不真正是愚人就可以做到的，因為它需要有立法的材能和知識，還需要督察百姓的行為，而百姓又是很多的。對於這種反對意見，法家的回答是，君主不需要親自做這一切事，他只要有術，即用人之術，就可以得到適當的人替他做。
術的概念，饒有哲學的興趣。它也是固有的正名學說的一個方面。法家用術這個名詞表示的正名學說是「循名而責實」(《韓非子·定法》)。
「實」，法家是指擔任政府職務的人。「名」，是這些人的頭銜。這些頭銜指明，擔任各該職務的人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什麼事。所以「循名而責實」，就是責成擔任一定職務的人，做到該職務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責任是，把某個特殊的名加於某個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職務授予一定的人。這個職務的功能，早已由法規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應該，為他用什麼方法完成任務操心，只要任務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務完成得好，君主就獎賞他，否則懲罰他，如此而已。
這里或許要問，君主怎麼知道哪個人最適合某個職務呢？法家的回答是，也是用術就能知道。韓非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韓非子·二柄》)照這樣來處理幾個實際的例子，只要君主賞罰嚴明，不稱職的人就再也不敢任職了，即使送給他也不敢要。這樣，一切不稱職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稱職的人擔任政府職務了。
不過還有這個問題：君主怎麼知道某個「實」是否真正符合他的「名」呢？法家的回答是，這是君王本人的責任，他若不能肯定，就用效果來檢驗。他若不能肯定他的廚子手藝是不是真正好，只要嘗一嘗他做的餚饌就解決了。不過他也不需要總是親自檢驗效果，他可以派別人替他檢驗，這些檢驗的人又是「實」，又嚴格地循其「名」以責之。
照法家如此說來，他們的治國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君主只需要把賞罰大權握在手裡，這樣進行統治，就是「無為而無不為」。
賞、罰，韓非叫做君主的「二柄」(同上)。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於人性趨利而避害。韓非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八經》)
韓非像他的老師荀子一樣相信人性是惡的。但是他又與荀子不同，荀子強調人為，以之為變惡為善的手段，韓非則對此不感興趣。在韓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來，正因為人性是人性的原樣，法家的治道才有效。法家提出的治國之道，是建立在假設人性是人性的原樣，即天然的惡，這個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設人會變成人應該成為的樣子，即人為的善，這個前提上。

『陸』 儒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和哪一家

1、法家創始人：李悝；李悝（ǐ kuī）（前455—前395年），河南濮陽人。中國戰國時期的政治人物。法家重要代表人物。[1] 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余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糧價；主張同時播種多種糧食作物，以防災荒。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國家的人，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國。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中國變法之始，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當時便對其他各國震動很大，從而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全國性變法，為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鋪平了道路。後來著名的商鞅變法、吳起變法等，無不受到李悝變法的影響。
2、 墨家創始人：墨子也叫墨翟；墨子（約前468年—前376）名翟，春秋末戰國初魯國人，出生於今山東省滕州市，是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出身低賤，一生中除著書立說和教授門徒外，還參加過一些政治活動。墨子有著作傳世，較能代表墨子學說和思想的有《尚賢》、《兼愛》、《非攻》。學說思想主要包括：兼愛，非攻，天志明鬼，尚同尚賢，節用，生活上奉行「以自苦為極」。墨家在戰國時是一個重要的學派，與儒家並稱「顯學」。
3、儒家創始人：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1]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栗邑（今屬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出生地魯國陬邑（今屬山東省曲阜市）。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學說成為中國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他興辦私學，突破官府壟斷，擴大教育對象的范圍，曾受業於老子，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4、道家創始人：老子也叫李耳；老子（約前57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號聃，楚國苦縣人，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曾在東周國都洛邑任守藏史，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向老子問禮。傳說他晚年乘青牛西去，並在函谷關前寫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經》（又名《老子》），最後不知所終。老子思想的精華是樸素辯證法。例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在修身方面，講究性命雙修、虛心實腹、不與人爭。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其思想對後代影響深遠。例如：漢初的統治者一度把老子的「無為」思想作為信條，採取「與民生息」的政策。老子的思想被莊子所傳承，並與儒家和後來的佛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
5、兵家創始人：孫武；孫武所處的時代在春秋後期。他出生於貴族家庭，又是武將世家，因而他有條件受到良好的教育，並掌握軍事文獻和有關的檔案材料。春秋中後期，戰爭十分頻繁，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他總結春秋時代的豐富的戰爭經驗和規律，使之上升為軍事理論，寫成《孫子兵法》這部偉大著作，成為兵家始祖。

『柒』 法家思想的核心有沒有重視道德與人倫

沒有，法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法治國，不管是不是親人，也不管你的身份高低。道德和人倫都被法制約束。

『捌』 法家的倫理思想

法家思想內容豐富，結構較為完整，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誠信是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的重要內容，帶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標准，自古至今中國的先哲們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誠」，真心實意，開誠布公。「信」的基本含義為誠實、不疑、不欺。法家先驅管仲認為講誠信是天下行為准則的關鍵，如何講誠信，他從兩個方面做了闡釋。首先他重誠信，把誠信納入德行的范疇。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管子·樞言》）。「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明信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管子·四時》）。第二，管仲把誠信的道德觀念拓展到刑罰和軍事領域中。他分別在《管子·權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廢》中指出：「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豈敢為之乎？」；「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暗也。」
吳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誠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導踐行變法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誠信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他是靠誠信為變法打基礎，他懂得用誠信贏得民心，從誠信入手樹立改革者的形象。吳起靠誠實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擁護，維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呂氏春秋·慎小》記載：「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與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司馬遷的《史記·商君列傳》有描述：「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為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誠信觀念，崇尚信，宣揚信，首先，他為功利而信。《韓非子·難一》有記載：「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諭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也。』」第二，韓非不吝美言，頌揚誠信美德。《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高調贊美了晉文公以誠信將衛國的事情。「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攻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故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法家先驅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即從物質生活中尋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對「義」的決定性意義。不僅如此，法家還認為道德觀念會隨著社會物質生活的變化而變化。韓非在《五蠹》篇中論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法家堅持人們的道德水平與社會的物質基礎有著直接且緊密的聯系，當社會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時，人們就會行仁義、講道德。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正處於「民眾而物寡」、「爭於氣力」的時期，仁義道德退而居之。商鞅提出「利出於地」、「名出於戰」，韓非也明確提出「務力而不務德」，否則國家將面臨貧窮落後甚至是亡國的危機。法家認為儒家所謂的「愛人之心」實際上是「傷民」，而儒家那套繁雜的仁義禮節不但於民無益且有害，是暴政的發端。而法家堅持，利乃是人們的行為的唯一動因，這既是社會事實，也是社會應該倡導的原則。這與法家好利、自為的人性論思想一致，並由其沿襲而來。商鞅提在《商君書·開塞》中指出：「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總之，在法家看來，人性好利，人與人之間也是純粹的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利」則是人的一切行為和交往的唯一動力。在這種義利觀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們也觸及到了公和私的話題，法家肯定「利」，但有「公、私」之分，他們主張去私行公。法家所言的「公」是以君主的利益為大；「私」當然是指受君主統治的群眾。商鞅在《商君書·修權》斷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因為「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他的意思是必須「任賢舉能」，而不是「任人唯親」，這樣才能達到公正、公平，才不會引起爭議和爭奪危害君王的統治地位。慎到的《慎子·威德》中所言：「凡立公，所以棄私也。」韓非《韓非子·飾邪》里也指出：「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意在為了維護「人主之公利」，必須去私利、私慾。

『玖』 法家思想的利與弊

法家思想簡介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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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看了道家,佛教,法家,儒家思想之後,你會怎麼看待自己的道德原則和人生態度

阿彌陀佛！這些都是世界的傳統文化的精髓。如果每個人把道德心升起這個世界是極樂世界。我的人生是諸惡莫做。眾善奉行。了生死。出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