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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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與法治高版分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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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與法治》共18冊，其中小學12冊，教材內容依據與兒童生活的緊密程度，由近及遠地安排了六大生活領域，同一生活領域內，按照學習難度的不同，採用螺旋上升的編排方式；初中6冊，圍繞個人、家庭、學校、社會、國家、世界展開編排。
⑵ 亞里士多德為什麼認為法治優於人治
人治與法制的根本區別是治國方式的不同。人治是領導人治國，法治是法律治國。
法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縱觀中國歷史，從奴隸制的夏朝到封建制的秦朝一直到清朝無一不是人治，直到民國時期才開始依法治國。
歷史上早就有關於法治與人治的爭論.(1)儒家和法家關於法治有不同見解,爭論的核心是實行人治還是法制.儒家主張人治,或稱德治,禮治,認為國家要由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賢明君主或聖人賢人通過道德感化和約束進行治理.為此,儒家的代表人物進行了充分論證,如說:"道之以政,齊之以邢,民免而緝法光盒叱谷癸貪含楷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即,法使人民無廉恥之感,而禮則使人們不僅知道廉恥,而且有了規矩.相反,法家主張要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制定實施強制性的法律,才能夠治理好國家,如韓非要求統治者應該"不務德而務法","聖人之治國,不恃人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2)古希臘思想家關於法治與人治也有爭論,爭論的核心是是否實行"良法"之治.他們關於法治的論述,主要是與自然法,良心,公平,善良等哲學政治學倫理學觀念聯系在一起的,法治思想只是其龐大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思想的組成部分.其中,柏拉圖是積極主張人治的代表人物,他以為,如果沒有"賢人政治",使哲學家成為國王,則人類永無寧日;同時,他較為藐視法治的作用,反對將法律的約束強加於"優秀的人".與柏拉圖相反,希臘最為著名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其理由是,法治體現著理智的因素,並且免除了一切情慾的影響;而人治不能排除獸性的因素,雖然有最好的賢人,也不免會有執政的偏見.在古希臘,還進行了世界歷史上比較早又相對發達的法治實踐,這就是確立了雅典奴隸制民主政體,從梭倫立法改革到伯里克利"憲法",都維護雅典民主制度,它和專制相區別,是由人數較多的統治者共同掌握國家權力的體制.(3)近代以來,法治與人治之爭,在政治制度領域主要表現為實行民主還是專制之爭,法治思想的核心是權力分立與權力制衡.由於人治將國家治理寄託於一個賢明的君主之上,實際是擁護君主制或寡頭政治,而主張法治的思想家則對於君主專制進行了抨擊和批判.亞里士多德曾指出:"在君主政體下,如果繼任的後嗣是一個庸才,就必然會危害全邦,而在實行法治的情況下,就不會發生這一問題."他還說:"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為不易腐敗".17,18 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總是把實行法治還是人治與政治制度,國家體制聯系起來.美國思想家潘恩宣稱:"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應該成為國王."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更高高地舉起了民主共和國的旗幟,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他說:"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無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稱之為共和國;因為惟有在這里才是公共利益的統治者,公共事務才是作數的".正是在這些啟蒙思想家思想的支持下,美國等國的憲法,首先將法治原則體現在憲法之中,使該原則真正通過法律而貫徹到民主政治的國家生活之中.
⑶ 法治與人治的關系
人治與法治最大的區別在與是不是具有民主性,人治是建立在專制的基礎上的,特點是君主專制,體現的原則是個人主義.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具有民主的特點,體現的是大眾意志,少數服從多數!
法治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從人治走向法治。
⑷ 亞里士多德對法治的闡述
追求至善,實現正義
⑸ 法制/法治
題目的空應填：法制，這里強調「制度」的建設問題，而「法治」中的「治」則有治理和管理之意。
一、法制的概念
（一）法制的含義
法制一詞古已有之,但含義、用法不一。通常有兩種意義上的理解和作用：
第一，把法制同法律、制度聯系起來。對這種意義上的法制又有兩種理解和使用方式。
（1）指國家的法律和制度簡稱。我國古代典籍中的法制一詞多指此義。董必武亦說：「我們望文思義，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
（2）指國家的法律制度的簡稱，包括國家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諸方面的制度。這兩種意義上所說的制度有所不同，一指國家依法制定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一指法律規定的國家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制度。
同法律、制度相聯的法制，其前提和基本要求、基本內容，是要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有法律和制度的國家都有這種法制。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都有法律和制度，因而都有這種法制。對這種法制的作用，有不同說法。我國古代典籍一般認為法制有禁奸、止邪、去私、明分、罰罪的作用。社會主義法制也有這種作用，但本質不同。社會主義法制所「禁」、「止」、「去」的，是損害國家、集體、他人合法利益的「奸」、「邪」、「私」；所「明分」的，是法律確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社會關系；所「罰罪」的，是違反社會主義法律構成犯罪依法應受處罰的行為。
第二，把法制同民主制聯系起來。這種法制指掌握政權階級按照民主原則把國家管理制度化、法律化，並嚴格依法進行國家管理的一種方式、制度。歷史上各種類型的國家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法律和制度，但並不都有法制，只有實行民主制的國家才有法制。因為這種法制是以民主制為前提和基礎的，同時又體現民主，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這種法制的基本要求和內容，不僅在於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而且更在於嚴格實施法律、遵守制度。在實行這種法制的國家，所有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公職人員和公民，都必須嚴格地執行法律，平等地遵守法律和制度。同民主制相關聯的法制是近代意義上的法制，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般不存在這種法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在形式上存在，在社會主義社會才可能真正存在這種法制。以民主制為前提和基礎的法制，一般都要求貫徹合法原則，即一切組織和個人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貫徹平等原則，即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貫徹統一原則，即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嫠制度。但這些原則在資本主義法制中往往不可能貫徹到底，只有在社會主義法制中才可能貫徹到底。
不論哪一種意義上的法制，或哪一種歷史類型的法制，其共同本質、根本 作用和特徵都在於：
（1）反映一定社會中掌握政權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規定和維護對掌握政權階級有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2）屬於上層建築范疇，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又轉過來對經濟基礎起重要作用。當這一基礎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時，可以有力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當這一基礎本身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時，就會阻礙以至破壞生產力的發展，阻礙社會進步。
（3）由一定的政權制定，並以政權作後盾保證實現，具有政權的強制性和效力的普遍性。
（二）社會主義法制
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簡稱，內容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諸方面的法律制度。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有法可依指國家應高度重視和加強立法工作，根據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適時地逐步地制定完備的法律制度，使需要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都得到法律調整，使人們在社會生活的各重要方面都有法律制度可以遵循。不重視立法，各方面無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就無從談起，因此，有法可依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前提和首要任務。
有法必依指一切國家機關、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公職人員和公民 ，都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制度，依法辦事。有法不依，法再好再完備也不行。同時，有法可依的目的是實現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也是有法必依的邏輯結果。只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切實依法辦事，才能實現立法目的，發揮法的作用。從我國近些年來的法制實踐看，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不依法辦事的現象還相當普遍，理論和實踐都表明，有法必依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關鍵。
執法必嚴指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法過程中，一要嚴格遵守法律制度，切實依照法律規定的內容、精神和程序辦事；二是執法嚴明，一絲不苟，忠於事實真象和法律制度，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權；三要嚴肅、正確理解和運用法律，在刑事案件中，正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輕罪與重罪的界限。不能把執法必嚴理解為對任何違法犯罪分子的處理都必須從嚴，也不能把執法必嚴和嚴刑峻罰相混淆。執法必嚴，才能確立和維護法制的尊嚴和權威，保證法律制度得以實現。因此，執法必嚴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重要條件。
違法必究指對一切違法犯罪分子都依法予以追究和制裁，不允許任何人凌駕於法律之上，享受法外特權。違法必究是從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引申出來的要求，也是實現立法目的和法的普遍約束力所必需，並關系社會主義法制能否取信於民、是否具有尊嚴和權威。因此，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製得以實現的一個保障。
社會主義法制與資本主義法制有重大區別；
（1）社會主義法制建立在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自己的基本任務；而資本主義法制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並為其服務。
（2）社會主義法制反映工人階級和其他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資本主義法制則主要反映資產者的意志和利益。
（3）由於社會主義法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因而在根本上具備了把法制原則貫徹到底的可能性；而資本主義法制，由於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體現少數人意志，難以真正貫徹。這些區別的存在，表明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先進性、優越性。
社會主義法制具有貫徹到底的可能性，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法制一定能貫徹到底。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必須作一系列努力，特別要注意三方面：
（1）充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使廣大人民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當家作主。這樣才談得上把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制定為法律制度；才能為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提供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2）黨要模範地遵守社會主義法制。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是依法辦事。要使社會各方面依法辦事，首先要求執政的、領導人民制定法制的共產黨自己依法辦事。能否做到這一點，是社會主義法制能否得以加強、健全和實現的決定因素。
（3）要加強法律監督，以保證社會主義法製得以切實貫徹執行。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公民群眾，都有權利和義務監督法律實施。
二、法治的概念
同法制概念一樣，法治這一概念也是古已有之，其含義和用法也不一。通常主要在兩種意義上理解和使用它。一種是作為與「法制」通用 的概念。例如，1959年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出版的《自由社會的法治》所載英國法學家馬什的報告指出：對大多數法學家來說，Rule of Law（法治）這一片語對一切配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來說，是基本的和不言而喻的東西。受過英國法律教育的人，稱之為「法治」；一個美國法學家則稱「法治政府」；一個法國法學家則稱「法制原則」或「法律規則至上」；在德國通用的同樣內容的概念是「法治國」。另一種是作為與「人治」對應的概念，其基本含義是主張執政者嚴格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治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
首先提出法治主張的是古代思想家。我國先秦法家就是強調建法立制、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學派。他們認為人生而好利惡害，人的這種本性一方面使人們必然要發生相互爭奪要抑制爭奪就要「定分」，使民皆在自己「分」內活動，而定分、止爭都需要實行法治，以具有特殊強制力的法律制度作定分、止爭的標准；另一方面也使得執政者只能用賞罰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義恩愛的手段來進行統治，行賞才能使好利的人們自願按執政者的要求去做，懲罰才能使惡害的人們不得不按執政者的要求去做，這就需要實行以賞罰為內容的法治。他們認為實行法治也是避免人治的弊病所必需。人治實際上是隨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其弊病甚多，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而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所以韓非說：「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倡言法治，反對人治，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的命題，認為法治比人治理智、公正，比人治正確、高明，比人治穩定、可靠，並給法治下了定義：「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強調實行法治時，中外古代思想家並不否定人的作用，相反，認為法治與人治應是統一的，法治不排斥個人的智慧。
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特權的革命時期，其思想家一般也都強調法治，這種法治通常也稱法制。它強調按資本主義民主原則立法，一切以法為治。「它意味著所有權力，立法、執法、司法等等權力，都服從一定的原則，這些原則通常被視為表達了法律的各種特徵，如：正義的基本原則、道德原則、公平和正常程序的觀念。它意味著尊重個人的最高價值和尊嚴。」「法治的意思是不僅政府維護和執行法律秩序，而且政府本身要服從法治，決不能無視法律或任意更改法律。」
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也提出了法治主張.但我國要實現的法治,是以體現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法律作為國家、社會、機關、組織和個人的行為准則。
三、法治與法制的區別和聯系
作為與人治相對應的法治,它與法制有如下區別：
（1）法制既指一國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也可指嚴格依法辦事的一種方式、制度。而法治概念的含義則主要在於主張執政者嚴格依法治理國家。
（2）當法製作為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簡稱時，它指的是具有實體性的法律、制度，屬於制度的范疇，強調加強法制是強調要有治國的工具。而法治是一種治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相對人治而言，強調法治就是強調法律、制度這種工具在治理國家中具有極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國執政者特別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國，即為通常所說的法治。
（3）法制既強調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也強調每個公民守法。而法治強調的主要是一切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
（4）在近現代，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亦即都有某種意義上的法制。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以法治國，都有法治。
但法制與法治又有密切聯系。不僅當法制意指嚴格依法進行國家管理時，與法治含義相同，當法制意指一國法律制度簡稱時，與法治也有密切聯系。因為，一國法律制度的健全需要有法治理論指導，執政者沒有法治觀念，不重視法律制度在治國中的作用，不重視對法律制度的執行和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加強法制。同時，法治這種治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的實現，又需要以健全法制為條件，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⑹ 法治的概念
「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首先，民主法治促進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其次，民主法治培養和規范社會的誠信友愛
再次、民主法治為社會充滿活力提供激勵機制和規則
第四、民主法治是保持安定有序的前提條件
第五、法治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