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道德或法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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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思想道德建設和法治建設有什麼關系
思想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是引導和約束人們行為，保持社會穩定的兩個重要手段。思想道德教育是倫理教化，引人向善，是通過學習，宣傳和耐心細致的說理工作去啟發人們取向正確行為的自覺性；而法制建設則是規矩方圓，懲惡揚善，是通過法律去規范人們行為的一種強制性手段。
從它們的關繫上說，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代替法制建設，法制建設也不能代替思想道德教育。兩者比較起來，應當以思想道德教育為主。但是，由於道德與法制的內在聯系和存在著相互轉化的關系。
思想道德修養在生活中的主要任務：
1、積極推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課堂、進教材、進學生頭腦。
2、貫徹落實「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精神。
3、教育和引導高職生正確認識高等職業教育、認識自身、認識環境、認識時代特徵。
4、對高職生進行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和公民道德教育。
5、提高高職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道德評價能力，培養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良好的道德品質。
6、引導和幫助高職生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道德觀、成才觀，確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馬克思主義信念。
7、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
③ 寫一篇關於我國道德建設或法治建設方面的論文，字數要求不少於1500字，論文格式要求完整規范。
這個我可以給你寫，你什麼時候用告訴我一下，我好盡快給你寫
④ 如何發揮道德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我國法治建設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法治的道德基礎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較低，國家公職人員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意識較差，這是制約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設與道德建設的統一性
法治道德屬於政治道德的范疇，因為法治本質上是國家政治的一種運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應當超越於政治之上。人類政治活動指的是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過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種。從歷史發展來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無為而治）、德治、禮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運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須講道德，法治作為政治的一種方式，同樣必須講道德。但這里講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並不是簡單地將道德置於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為一種可有可無、可大可小的隨機物，而是內含著這樣一種基本的推論：國家政治和法治必須符合人類的基本道義精神和正義原則，必須在明確的善的道德價值指引下建立正義的法律體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執法與司法過程，從而造就和諧、自由和有序的社會發展局面。也就是說，國家政治和法治只有從其出發點、過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類的道德准則，才能真正體現政治和法治的本來目的。 法律與道德、法治與德治本是完全統一的人類行為規范和治國方式，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利益驅動的影響，人們對德、法關系的認識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設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礎，道德在法治建設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這是世界范圍內法治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西方現代法學界，對此問題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一是新實證主義法學派的觀點，認為道德和法律分屬於兩個領域，是兩種相互矛盾和作用各異的社會規范，因而現代法治建設不能夠容納道德，而必須以純粹的法律手段治國，這樣才符合現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從的法治理念。哈特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強調法律的正義標准和善惡判斷性，主張法律與道德的內在統一，力求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富勒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國法學界，除了與上述兩種法學理論相類似的觀點外，還有一種中和性的觀點，就是認為道德與法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既有統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張人們在一般社會事務上應當遵守道德規范，而在法律領域里則應當堅持法律至上，以法為據，從而避免道德對法律的干擾與消解作用。這種觀點看似公允，實質上還是把道德與法律作了二重劃分，使之形成了難以融合的兩張皮，因而它在傾向性上還是接近純粹法治論的觀點的。 我以為，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相對而言是比較正確的觀點，與古希臘的正義法理論和中國法律傳統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這種觀點仍然力圖統道德於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導性。
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從道德和法律的本質與功能上加以認識。從本質上看，道德是人類正義精神的體現，是宇宙萬物的自然法則（道）及其在人類社會各種事物中的顯現（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證性和自為性，從
而也就成為判斷萬事萬物的第一價值標准。相應地，法律則是人類社會生之於道德、依據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規則，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對道德規范的一種加強和強制實現。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後起的；法不具有自證性，必須依據可以自證自明的人類規則來確立，這個可以自證自明的規則就是人類道德（反映在具體的社會事物上即稱之為「理」，探討法律的這種根本依據和實質的學說就稱之為「法理學」），非依道德，法就難以解決因何而建立的問題；法也不具有自為性，（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賴於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內在動力就是道德（正義感、利眾心和責任意識）與智慧。由此可見，道德的本質是自具的（本來如此），而法的本質是由道德確立的（依理如此）。離開道德，法將失去判斷社會萬物價值（善惡、是非）的根本依據。這種本質上的統一性，正說明了一個社會的基本規范的一致性，也說明了社會目標和發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種認為道德和法律本質不同的看法，實際上是否定了統一國家中社會規范的一致性，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從功能上來說，道德和法律則是內外互補的共同規范關系。道德和法律共稱為「社會觀范」，其目的都在於使社會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標是一致的，不存在什麼沖突和矛盾的問題。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規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覺性為基礎，從人的內在意識上建立善惡是非的人生准則，從而起到指導和約束人的行為的作用。法律則是以人的強制性為基礎，從人的外在行為上明確其善惡是非的走向，從而約束、限制和導向人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是只有道德沒有法律的，那時人們的心靈純朴、道德自覺性強，一切社會問題都通過內在自學和由此形成的外在習俗就基本上解決了。但隨著歷史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加強，利益競爭出現，僅靠道德自覺已無法滿足社會規范的要求，尤其是對於道德自律意識淡薄的人來說，內在的自我約束已很難奏效，這樣就不得不適用外在的強制力（尤其是國家強制力）來迫使其遵循人類的道德要求。可見，法律是以道德補償和保障的功能出現於人類社會的。自從有了法律，人類社會就具有了內外一致的雙重規范機制。但不論哪個社會，這兩重社會規范都力求統一。在一個得到良好治理的社會里，法治總是以人類的道德正義精神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據的，而道德也總是以法律規范作為其保障。所謂「禮法結合」、「出禮則入於刑」正是說明了這兩者的互補共治性質。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統一的社會規范的共有一致的兩個方面，它們本質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種看似矛盾的問題，主要是兩種情形造成的：一種是後起的法律背離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不能反過來說是道德規范背離了法律規范，因為先在自證的道德無須以法律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應當以道德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種情形則是由於體現道德、推行法律的主體——人的素質修養不夠，因而造成人為的對道德內涵的誤解和對法律規范的誤解，由此造成了道德與法律的某種矛盾局面。
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則是人類正義精神。德、法兩種規范共同指向的目標是人的心理和行為，表現在社會層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構成一定的關系。所以，德、法兩種社會規范的本質內容是社會關系，表現方式則是情和事。有人認為，法律是無情的，所以法律與情相沖突，不能講情。這種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類社會客觀的存在現象，正由於情（如血緣之親情、性愛之感情以及廣義的人類慈悲心、仁愛心、側隱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織運行，人類才產生了各種各樣難以理清的復雜的社會關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過理而對情和事進行合理的調整和梳理，從而建立良性的社會關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從人心和人的行為兩個方面合理地建構理、情、事的相互關系的社會規范，而德治（以德治國）和法治（依法治國）則是對理、情、事這三個方面的具體把握與建構過程。法治社會雖然以法律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主導規范，但同樣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才能完善有效地確立起來。否則，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內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視人的內在自覺修養而求外在行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結果必然是社會的混亂
無序狀態。因此，現代法治必須在社會層面強調人的道德修養，並以道德為處理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為主導的裁決手段；公正執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責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礎，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並行不悖，共同為治，真正的法治社會才可能建立起來。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將道德規范貫穿在法治建設過程中，就是要求社會建立一種道德化的法治，體現一種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設中強調道德並不意味著道德僅僅被看作為法治過程的一種口號，而是要求法治建設必須以人類道德正義精神為指導，執法者和司法者必須具備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公正執法的能力素質，整個社會體現出正氣流行和和諧有序的風貌。也就是說，道德必須作為一種實體的社會規范融化於法治建設的全過程。具體來說，法治道德應當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立法正義，即立法活動要從人類正義原則出發，充分考慮到人類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質，使普遍確立的法律成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惡法之治」。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點。衡量立法正義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須以人民利益為重，為保障人民權利、自由和福利而創製法律，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權化、階層化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與行政廉潔。廉潔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張。廉者不貪，潔者不染。廉潔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價（小而精乾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費社會財富）。官員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權力視作為民服務、為民造福的工具和盡職盡責的手段，經受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政權運作簡單有效（政治與行政行為簡明單純，不擾民，不搞排場，不搞虛誇，而政府權威很高，推行政務的效率很高）。 第三，執法與司法公正。政府的執法行為與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准繩，以事實為依據，平等地對待一切法律關系主體，避免權力關系（權權庇護）、親屬關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錢關系（利害勾結，賄賂公行）、鄉友關系（近者庇護，遠者欺瞞）等社會關系對法律事務的扭曲和影響。
第四，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賴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質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處於「公共權力邊緣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質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響的還是那些處於「公共權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質。中國歷史上的聖賢之治的思想和科舉取士的制度，古希臘柏拉圖的「賢人政治」的主張，都力圖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值得借鑒。
表現在上述諸環節中的人類道德對於法治建設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質上不再是外在於法治過程的游離物，而是構成法治建設的血肉和靈魂。具體來說，法治道德在我國法治建設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基礎作用，即在法治建設中構成推動法治運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礎，為創立「依法治國」的良好氛圍提供基本的動力保障。第二，風尚化作用。社會道德具有通過社會輿論迅速傳播、滲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對社會起到一種風尚化的作用，使社會形成良好的風俗習慣和心理嚮往，同時也就造成了對一切社會成員的強大的心理壓力，從總體上制約法治建設朝良性發展。第三，內在規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從人的內在自覺性入手解決社會規范問題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養」為基礎，通過社會成員的自我評價和內心羞愧建立自律機制，實現「道德自律」，由此引導人的外在行為的合理發展。可見，道德規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業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對確立法治建設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義人格和公正作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範化作用。社會道德雖然不如法律規范那樣具有明確的外在強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響功能。這個功能主要是通過道德高尚、正直、誠實、公正的人們的行為，為社會提供一種可借鑒和學習的「模範體系」，從而引導人們走上道德正義之路。道德修養好的人對於一般的人會形成一
同時是一個法治建設的過程，而法治建設的過程則必須同時是一個道德建設的過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在我國現階段，改變道德缺失狀況的任務很繁重，需要從各方面綜合努力才行。這里從幾個主要的方面入手，簡單討論一下道德建設之路：第一，從社會道德建設的角度來看，社會應當把弘揚道德正義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統一起來，引導人們按照道德標准判斷是非，衡量行為，由此養成全社會誠、信、公、正的道德風尚，為法治建設提供良性的社會道德環境。第二，從法律體系本身來看，必須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決法律和道德兩張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異現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為本質相同、目標一致、功能互補的兩大社會規范，為法治建設提供內在的道德動力和依據。第三，從社會成員尤其是公職人員的個體素質入手解決道德缺失問題。社會成員道德信念的建立來自於不斷深入、勇猛精進的個體修養。因而，從教育、學習、政治宣傳等方面入手強調和激勵個體道德修養行為，建立穩固持久、代代相傳的個體道德素質，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黨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活動，本質上就是要解決為政者的政治道德問題。第四，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大量優秀的道德理論、德法共治理論和個體修養理論，因此，揚棄繼承優秀民族文化傳統，是改變道德缺失狀況，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舉措。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就是道德，它曾在歷史上對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起到過無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類社會良性發展的寶貴財富。我們對待傳統文化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切實的行動，才可能發掘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資源和精神動力，也才會找到法治建設的真正基礎。
⑤ 求大學生思想教育實踐手冊上，家鄉道德或法治建設調查 3000字左右，最後要有基本結論
從黨章看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 當前，全黨正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廣大黨員幹部正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那麼，什麼是黨的群眾路線？其科學內涵的准確、完整、規范、權威表述是什麼？這種表述到哪裡去找？筆者以為，要到《中國共產黨章程》（以下簡稱黨章）里去找。黨的十八大修正後的黨章指出：「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概括地說，群眾路線的最主要內容就是「兩個一切」、「一來一去」。可以說，這個表述是迄今為止我們黨對黨的群眾路線作出的最准確、最完整、最規范、最權威的表述。深入理解和把握這個表述，有必要考察一下這個表述的由來。 「為了誰、依靠誰」：群眾路線問題的最早提出 翻閱黨的一大的綱領和黨的二大至六大的黨章可以發關於群眾工作和群眾路線的明確表述。但從現，其中都沒有黨領導的革命實踐來看，黨對群眾工作在1922年就有要求。群眾路線的問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初創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並開始孕育和產生。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會提出這個問題呢？這是因為，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於1927年10月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創建了中國第一塊較為完整的農村革命根據地。這時，根據地如何建設、如何鞏固和發展的問題就提出來了，其中就涉及到黨和紅軍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 1928年11月，李立三在與江浙地區黨的負責同志的談話中首先使用了「群眾路線」這個概念。緊接著，毛澤東、周恩來也使用了這個概念。由於毛澤東十分重視群眾工作，所以他使用了這個概念以後，更多地是在一系列文章、指示、報告和講話中闡述和強調深入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相信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關心群眾的問題。當時，關於紅軍是否要做群眾工作，群眾工作在黨和紅軍工作中處於怎樣的地位等問題，在黨內和紅軍中有不同的認識，思想並不統一。而這方面問題又直接涉及到紅軍的性質，涉及到軍事和政治的關系如何處理，以及紅軍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戰術等重要問題。毛澤東正是在說明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提出和闡發了黨的群眾觀點的思想。他強調：「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他認為，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他批評了紅四軍中一些同志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就這樣歷史地、不可迴避地提出來了。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群眾路線的初步闡述 黨的群眾路線實現的途徑和方法是什麼？怎樣實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1943年6月，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決定中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初步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段論述是對黨的群眾路線即黨對群眾的基本領導方式和基本工作方法進行的總結和概括。雖然這時還沒有在表述中明確強調黨的群眾觀點，但是黨的群眾工作如何去做，怎樣實行黨的群眾路線，已經科學地闡述清楚了。 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前，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黨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六大以來與「左」傾錯誤進行斗爭的歷史，總結了黨的群眾路線思想。1945年4月至6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和《愚公移山》的閉幕詞講話，都著重強調了黨的群眾路線問題。這些關於黨的群眾路線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和體現在黨的七大的黨章中，其中指出：「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理解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需要，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需要而斗爭。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決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同時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眾，啟發與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中國共產黨必須經常警戒自己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性，必須經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內部的尾巴主義、命令主義、關門主義、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等脫離群眾的錯誤傾向。」黨的七大黨章雖然沒有正式使用黨的「群眾路線」這個概念，但卻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問題，並概括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關於群眾路線的理論和實踐。 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專門用了一個專題論述了毛澤東關於群眾路線的思想。他指出：黨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我們黨的一切組織與一切工作必須密切地與群眾相結合。」把群眾路線放在這樣的高度予以定位，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他還重點闡述了什麼是黨的群眾觀點的問題，並把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觀點系統地進行了梳理，作了四個方面的概括，即：「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他強調：「有了堅固的明確的這些群眾觀點，才能有明確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才能實行正確的領導。」這里，他把黨的群眾觀點的重要性，群眾觀點與黨的群眾路線的關系，闡述得非常清楚和深刻。 把群眾觀點和群眾工作方法統領起來：群眾路線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上，我們黨對黨的群眾路線有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這集中體現在黨的八大黨章和鄧小平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 黨的八大黨章的總綱中第一次寫入了「群眾路線」，並對黨的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進行了闡述，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主張的實現，都要通過黨的組織和黨員在人民群眾中間的活動，都要通過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的自覺的努力。因此，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但是，對什麼是黨的群眾路線？八大黨章沒有給出定義，也沒有進行概括和提煉。 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黨章草案的總綱，著重地指出了黨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並且指出了這個任務由於黨成了執政的黨而有更加重大的意義。」八大黨章根據黨執政後的狀況發生的深刻變化，要求全黨繼續堅持群眾路線，並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生活的官僚主義現象進行斗爭。鄧小平還根據毛澤東的論述，對黨的群眾路線理論作了進一步闡發，提出要通過建立制度和加強監督來保證群眾路線的貫徹，使黨不脫離群眾。他所作的一個重要理論工作，就是概括了群眾路線的內涵。他指出：「什麼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呢？簡單地說來，它包含兩方面的意義：在一方面，它認為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黨對於人民群眾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每一個黨員必須養成為人民服務、向群眾負責、遇事同群眾商量和同群眾共甘苦的工作作風。」「在另一方面，它認為黨的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決定於它能否採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這樣進行表述，就用群眾路線這個大的范疇和總的概念，把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工作方法都統領了起來，使黨的群眾路線的內涵更加明確了，內容更加豐富了，表述上也更加完整了。
⑥ 道德與法治家鄉無產知多少教案
案例是一個實際情境的描述，包括有一個或多個疑難問題，同時也能包含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教學案例描述的教學實踐，它以豐富的敘述形式向人們展示了一些包含有教師和學生的典型行為、思想、情感在內的故事；教育案例是一個教育情境的故事，在敘述一個故事的同時人們常常還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就是點評。所以一個好的案例就是一個生動的故事加上精彩的點評。
⑦ 怎樣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
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當中，應該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