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法治

㈠ 為什麼中國人重人治大於法治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講法治的法家人物及思想全清除了，中國長期強調儒家思想的仁治，即人治。

㈡ 中國應該需要人治，還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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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人治（即德治）是兩種治理國家的制度和原則。
在國家治理上，前者認為版主要依靠權法律，後者認為主要依靠道德、統治者的理性和智慧。二者相對而稱，自古以來，不可並立。
從15大提出法治的概念以來，「我黨」一直倡導法治。而且，在「我黨」看來，人治，是封建君主專用，勢必要與之劃清界線的。

㈢ 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哪些進步

中國抄法治建設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人人享有平等權利，人人都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活動，做事不超越法律底線，為了國家安全，制定了《反分裂法》，為了環境保護，制定了《環境保護法》，為了國家的利益，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不受損失，制定和修改了一百多部法律，這些法律對於建設祖國，保障人民生活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保證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向小康社會邁進。

㈣ 改革開放後中國法治怎麼從人治走到法治

從人治到法制的轉型，曾在法學界和理論界有過一場非常大的爭論。就是1978年後伴隨著思想解放、伴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有過一場人治和法制的討論。那次討論在「文 革」的大背景下展開，無數的老幹部受到了非法制的迫 害，所以對於法制的要求很強烈。但我認為當時的討論是一場淺層次的討論，並沒有對現代法制理念形成一個清晰的認識。但那場討論也留下了貢獻，即啟動了對於法的全面認識。什麼叫法？究竟什麼是法制和法治？
中國30年法制改革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從1978年開始到1994年，這是從人治到「刀」制的法制的轉變，也可以叫做非正式制度治理階段。法學界一直在討論，中國有兩個「法治」，一個是Ruleoflaw，即法治，一個是Rulebylaw，即法制，就是通過法律進行統治的「刀」制，把法制當作一個專政的刀把子，當作專政的工具。這是在1994年之前的法制的主要理念。這體現為一直把法律看作是執政統治的工具，「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講的更重要的是「抓」這個概念，是把法製作為保境安民的工具的性質。在這個階段，我們很少看到法制對於社會生活、對於經濟活動、對於國家制度文明、對於整個人類文明進展的制度價值。這個時期，很多立法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圍繞著「刀」制這樣一個基點來進行與實施的。
從1993、1994年開始進入了第二階段的轉變，一直到2003、2004年，這10年是第二階段。第二階段是政策之治的階段。這實質上是一個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的階段，但是這里的政策有一定的程序和權威性，有一定的公開性，又以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它有文件、規范、規章，都以合法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這10年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用政策來治國，用文件來治國。非正式制度在這一段時間發揮了很大作用，對改革，特別對整個社會治理方式的轉型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這裡面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非正式制度開始都是以法律的方式出現，立法依賴型的改革我認為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所謂立法依賴性改革，就是依靠一部或幾部重要的立法來帶動社會觀念的變化，帶動社會整個制度的變化。但是這種立法僅僅是政策層面的，因為它不考慮可訴性，不考慮可操作性，更帶有一種宣示性。這種政策宣示性的立法在1993年到2003年出台的非常多。比如1993年的《公司法》，明顯的是只照顧國有企業，排斥非國有企業，也沒有可訴性。違反了《公司法》怎麼辦？公司的有限責任怎麼實現？很多條文沒有規定相應的訴訟條款。如《合夥企業法》，合夥企業的無限責任怎麼承擔？都沒有相應條款和配套法律的支持。再比如《中小企業法》、《鄉鎮企業法》，也是一種政策宣示，或者是一個短期政策目標的廣告，某種程度上不是對社會政治制度的一種治理。所以，第二個階段是以政策之治為主的一個階段，這個政策之治就是它的短期性、它的立竿見影性，它的追求短期效果以及缺乏法律的一些基本特點。法制要求規范，要求它的規則性可預期性很強，要求有相應的司法機構來支持，要求計算執法和司法隊伍的成本。這些在這個階段是沒有的。
這個階段彈性、原則性非常大的立法多，比如刑法中關於盜竊罪量刑的幅度很大，強 奸罪量刑的幅度也很大，甚至許多新型的金融犯罪沒有法律規定。這就給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就出現了「撈人」的律師，「撈人」的法官。這種情況下對司法人員的道德要求、司法倫理要求非常高，專業要求反而低了。
第三個階段是從2003、2004年開始的，從政策之治向法治之治的轉型。這一階段的立法，針對的是涉及中國改革這么多年一直沒有解決的最深層的矛盾、最重大的利益沖突，出台的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和百姓關系最直接的、利益最密切的一些法律。比如，2004年修改憲法，第一次把尊重保障人權寫進去了，這是以前不可想像的；第一次把保護私有財產及其權利寫進去了。第一次有了《緊急狀態法》，用法治手段來應對社會突發事件、重大事件。2004年修改《憲法》是在法律價值上的重大突破。然後是《物權法》的制定、《破產法》的制定、《反壟斷法》的制定，《公司法》的修改、《證券法》的修改，還有《勞動合同法》的制定，這都是涉及老百姓利益最密切的法律，涉及民生的問題，同時又涉及到這么多年改革開放形成的利益集團、利益主體、利益群體等諸多利益方利益關系的調整的法律。對於重大利益、重大權利、重大關系的調整，是法律不能迴避的。但同時，我們發現在2003、2004年開始的立法當中，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特點，或說一個立法技巧，就是對於那些沒辦法解決的問題的迴避，即本屆「人大」立法有一個條文是出現最多的，即「國務院另行規定」。從有利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立法技巧，對於暫時解決不了留到時機成熟時去解決。從不利的角度來說，它是迴避矛盾、迴避沖突，迴避這些最深層的、改革當中最困難的東西。
從1997年到2007年，根據我的統計，這10年來我們立法220件左右，這是指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權力機構制定出來的正式法律制度。這220件的法律當中80%以上是有關市場經濟的，有關依法行政，有關民生的，有關科學發展觀的立法。也就是說中國有了一些基本的制 度，雖然這些制度還有非常多的缺陷。這些法律的覆蓋面非常廣，而且對我國政治進步、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護航作用，也為我們下一步的發展建立了一個穩定的可以重復的有權威的預期。
這30年來，雖然我們在法律的執行上、實施上還有很多問題，但是客觀來說還是有非常大的進展。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沖突比較多、利益沖突比較大、糾紛多的情況下，我們的統計顯示，從1997年到現在，各級法院審結的各類訴訟，包括刑事糾紛、民事糾紛、經濟糾紛、行政糾紛，各市級法院受理審結的訴訟案件是4800多萬件。在社會轉型期，應該說司法機構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不過，從人治到法治的轉型，下一步的法治之路實際上還是面臨很多問題。首先面臨著十七大報告談到的「兩個不適應」，即「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那麼，下一步我們重點要做的，一個是科學立法與民主立法，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我們現在的立法很多不科學，很多立法打架。比如，《物權法》出台了，但只有這部法律提物權，《憲法》沒有提物權，《公司法》沒有提物權，很多市場經濟法律沒有一部法律提物權，都提的是財產。這使得法律的概念體系不一致或者很模糊。這是科學立法不夠的問題。
民主立法就更不用說，很多立法還都是政府部門在立法，其他的利益博弈體沒有參與進來。比如涉及民營企業的，民營企業不知道；涉及國有企業的，國有企業參與不進來；涉及外資的，外資企業也參與不進來；涉及其他市場主體的，一般都參與不進來。等等立法的公眾參與度還較低。所以科學立法、民主立法需要制定出具體的參與規則來。
我們現在不僅要有立法上的推進，在公務員用法、依法執法行政方面也要進行推進。在司法上，就是法院、檢察機關等司法機構要在依法裁判、依法監督方面取得推進。我們的司法審判體制也要進行改革，以前一直不提司法「體制」改革，最近幾年一直在提司法改革，這次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明確提出來要理順法院、檢察院之間的權力配置關系，比如審判權、監督權的關系。法學界對此有過很多討論，比如說法院體系能不能建立雙層制的、國家層級和地方層級的法院體系，雙層級法院各司其職，以遏制司法不公與司法的地方保護現象。檢察機關能不能夠讓它轉為政府的訴訟機關。司法審判中的一些制度，比如像審判委員會的制度能不能改成主審法官制度，現在都是集體負責，實質是淡化個人責任。還比如實踐中廣泛流行的請示制度，現在好多具體案件動不動就下層法院跑到上一級法院去請示，上一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受理的案件給出一個具體的意見。這種請示制度最大的惡果就是把老百姓的上訴權給剝奪了。

解決老百姓權利貧困的現象，不要通過行政手段，應該更多的通過法治手段去解決。實際上，法治應該轉化為一種公平分配正義的技術，讓老百姓共享正義的分配，這比分享改革成果更重要。
我還想強調一點，依法治國的重任，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法律職業共同體承擔的。法律職業共同體是由受過良好法治訓練的專業人士，比如說公務員、律師、會計師、審計師、法官、檢查官等組成，整個改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沒有一批職業的專業人員的推進，法律很難實施下去。這批職業的專業人員怎麼推進下去？一方面要他們在專業上受過很好的訓練，另一方面要強調的是解決他們的執法倫理和司法倫理的問題。執法的倫理和司法的倫理非常重要。某種程度上說，法律教育在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執法倫理和司法倫理的培育上擔當著很大的責任。

㈤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㈥ 人治和法治有什麼區別啊中國歷來是重人治而不重法治嗎

沒有區別,

人治需要法律,法律要由人來執行,

㈦ 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之間中國如何法治

侯成強 前面完成的《如何成為當代中國法律人》，主要是講在當代中國社會歷史條件下法律人應當具備的學識基礎，《當代中國法律人的困境與作為》則明確指出：在無法避免的可能面前作任何的努力好像只能是一種延緩，但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延緩中社會變得更理性一點，人們看到改革和希望，於是中國社會日積月累得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歷史轉機：平和地實現社會法治化改造！ 雖然我對當代中國社會平和地實現社會法治化改造沒有多少信心，但是無論怎麼樣，平和地實現也好，暴力地實現也好，將來的中國必須也必然地要實現法治。我提出這一問題就是根據這一種堅信。但是，一是這個問題應當是遙遠將來的問題，二是這個問題涉及法學專業化的思考與分析，基本上也就沒有了用口水話說下去的必要。但是我在完成前兩篇後，本已經思考到這個問題，一沖動，提前預告了出來，於是也就盡力用口水話把自己的認識與思考羅織一點文字表達出來。 我在此也強調，如果不弄清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之間區別的關鍵所在，我國將來的法治向西方學習則可能出現理論與實踐上的混亂。比如很多人在傳播的「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一說，讓中國法律人聽後有振耳發聵之感，後悔得要燒掉已經讀過的那些皇皇法學巨著。其實這只是以普通法系的認識和方法基礎來理解法律的一面之說而已。正如普通法系中邏輯對法律都不那麼重要，從大陸法系來看，經驗之於法律也沒有那麼重要，於是這句話從大陸法系也可以反過來說，「法律的生命不在於經驗，而在於邏輯」。因此，只有在弄清楚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根本不同，才能夠明白一些說法的真正法律意義，才能夠在選擇法治模式時正確借鑒與提升為自己所用。此為強調區別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重要意義。 法治是理性之治，因為是理性之治而成為一個社會理性地存在和發展的最高准則。但套用德國偉大哲學家康德的說法，我認為理性有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分。按康德所講，純粹理性指獨立於一切經驗的理性，實踐理性則指實踐主體的意志。而我理解的純粹理性指在理性活動經驗之上抽象出來的理論理性，指可以用科學方法，特別是邏輯方法，進行抽象和推理的理性。實踐理性則指直接運用理性活動的實踐，按「相似問題相似解決原則」進行的理性。所以，雖然同為理性之治，有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分，與這種區分很相似的，恰恰在現實中就有了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兩種區分。 大陸法系源起於羅馬法，經義大利文藝復興而再興，復經法國拿破崙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而達到現代大陸法系的高峰。在公元前後，英國為愷撒統帥的羅馬軍團征服，被納入歐洲大陸文明，這時英國也適用羅馬法體系。但在11世紀中葉的諾曼底征服之後，英國從此有了強大的中央政府，再未受到外侵，英國於是圍繞王權發展了自己的一套獨立的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首先指適用於全體英國人的集權制的王室法院法官發展的新程序和法律補救措施，即以王室令狀為基礎的普通法。令狀訴訟由於令狀種類有限，無令狀則無訴訟，不能適應社會生活需要，也由於令狀疆化性的判決結果而讓多樣化的案件出現不公平。國王開始自己衡平辦理一些案件，後則設立「大法官」以「國王良心」根據公平正義原則審理案件。這就是英國法律中的衡平法。因為有了普通法與衡平法，英國法律有了獨自的特徵，是為普通法系。 大陸法系經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注釋法學派的理論研究與分析，特別是德國的法學家們的理論研究（德國民法典的基礎建立在研究德國歷史上施行過的羅馬法之上），法學成為有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的一門科學。於是大陸法系的法學強調概念的研究與解釋，強調法學的系統化與法律制度的秩序化，運用的研究方法根基於傳統形式邏輯。法學的發展則建立在新事物中抽象新的法學概念。這是大陸法系走上純粹理性發展的歷史選擇。 衡平法是普通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衡平法，也許英美的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之間也就沒有了現在的重要不同。當然，普通法系長達近900年的獨立發展歷史，依據「相似問題相似解決原則」，從先例而判決審案，也為普通法系在實踐理性的發展道路上形成了可以與大陸法系並駕齊驅的法律理性之治。它們之間不可分出優劣，只有不同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學的思維和認識方式。大陸法系認為法學是一門科學（social science，在有些場合簡化為SS），以概念為基本元素，從而建立規則和制度，再從規則適用於具體案件。因此大陸法系的法學首先就包含了法學是一門系統的邏輯自恰的科學，強調分門別類與理論體系完整，也強調法律規則制度的系統完整，法學理論研究對現實立法司法有重要指導意義，法學教授重要於法官。我稱之為純粹理性的法治。普通法系認為法學只是一種社會研究（social study，也在有些場合簡化為SS），完全應當以解決實際案件為中心，理論體系對於普通法系的研究與指導並不重要，相反是典型案例才是法學的重點，典型案例中法官反復引用表述的要義才是法律。因此普通法系缺少很多邏輯上能夠自恰（並因此而絕對的）的概念分析與部門法學的分門別類，甚至缺少大陸法系的法學基本原則，普通法系有的卻是一些實用的規則與法諺，法官重要於法學教授。我稱之為實踐理性的法治。 二，法律形式。兩大法系的法律都為理性之治，但在表現方式上卻各不相同。大陸法系因注重理論抽象與邏輯推理而以系統立法為法律形式，任何案件只能以現行立法為依據。普通法系因注重實踐解決問題與依先例判案原則，判例法佔有重要地位。雖然現在普通法系也有通過立法活動的制定法，但制定法遠沒有判例法重要。制定法可以指導判例，但判例也可以修正制定法。 三，法律的運作方式。大陸法系的審判是從制定法適用於案件事實進行案件審理，普通法系則是在以前的案件與現在的案件中用區別技術（distinguishing technique）進行案件審理。在法庭審理案件的具體表現中，大陸法系傾向於由法官主導又符合邏輯的審理，由法官適用法律判決。普通法系則強調對案件事實的還原式審理，訴訟雙方當庭展示和主導各種事實和理由，並以區別技術對先例進行引用參照，對包括法官或陪審團的觀眾進行法律說服。這一區別，無論是我國法學者親身到普通法系法庭觀摩，或是通過影視的大眾傳播，讓我國人們都得到了深入人心卻又混亂非凡的印象。 四，法律職業化。普通法系龐大的案例體系決定了法律的專業化，也決定了法律職業是一個重要的專業行業。相反，大陸法系由於制定法的明確規定性，反而削弱了法律職業的專業化，這一情況又特別嚴重地表現在一些後進的大陸法系國家。因此普通法系的法律職業因專業化而成為社會重要部分，大陸法系則因制定法、法學理論研究與法律實踐相區別這兩個因素而削弱了法律的職業化。比如問大陸法系中的法學教授，他們很可能會否認自己是在從事法律職業，甚至他們還不願意與從事法律具體事務的人相提並論。 以上四個方面是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之間的根本區別。我國要建立法治國家，必須要清楚認識以上兩大法系的相同和不同之處，然後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取捨予奪。我們的法律人，更應當為這種取捨予奪作出自己的理論的與實務的貢獻。不要聽了「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而否定法學理論，也不要因為普通法系的還原式審理而直斥大陸法系審理過於簡單而缺乏律師的當庭雄辯。再舉專業一點的例子，不要因為大陸法系物權的絕對性而根據普通法的二元所有制在中國物權法立法討論中來鼓吹什麼「所有權、佔有權兩元結構之物權理論」，在討論物權法定原則時又提出否定意見。我認為物權法定原則應當堅持，但也應當研究現實情況，法定盡可能多的符合現實需要的物權種類，並在必要時修訂增加物權種類，實行立法上的絕對主義和開放主義的結合。 我這樣舉例，也許有人認為我已經自己的傾向。是的，我國有制定法的傳統，更容易接受制定法，清末以降也是學習大陸法系的法律模式，我國走向大陸法系是基本已經既定的歷史事實，將來如果沒有意外，也應當是走大陸法系這條路。 但是，回望中國歷史，我更願意在我國更多的借鑒普通法系的法律模式。我國昌盛的文明更多地集中在文學藝術之上，墨客騷人成為文化傳統的主流，也成為社會變更的思想性的指導。科學技術層面並沒有非常巨大的發展，至少中國社會還沒有出現因為科學技術的變革而引發的社會制度變革，這也許有中國太大而科學技術的變革推不動的原因。中國社會在文藝感性認識的昏昏中落後，沒有科學和科學研究方法上的發展，有哲學思想而無哲學科學，可見中國理性發展的落後。中國科學技術在近三百年則相當落後。文藝的感性空談容易浮躁誤國，科學實用主義的缺乏加上專制，則又導致社會的務虛與假大空。雖然現代中國社會能夠在平穩中後發追趕，科學技術層面的追趕又反過來形成實用主義精神，但中國崇尚抽象思維缺乏務實精神是一種歷史頑疾，需要多多借鑒普通法系的實踐理性的務實模式加以克服。甚至一些過於抽象空洞的法律原則也需要普通法系的規則來加以改造。比如「以事實為依據」這個法律原則，對什麼是法律事實就需要按務實的普通法系觀點解釋，而不是按唯物的事實真相標准來解釋。又比如司法不獨立司法不權威的情況，除了呼籲司法獨立外，我認為也需要引進普通法系的「藐視法庭」制度以加強法院的權力，至少讓那些自相矛盾，當庭撒謊，逃避審判不到庭的人得到法律懲處。 題外的話，一談起加強法院的權力就讓我光火。中國法院的多數可都是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人，我不敢把他們稱之為法律人，因為他們先天就是或後天被馴服成為了沒有骨頭的另一種動物，不敢為法治的正義而在司法活動中作出一點抗爭與努力，連立法已經確實的法律也要歪曲適用或不適用，比如法律明確規定的支付令制度、法律規定的強制傳喚制度，現實中執行過幾回？最後連自己作出的判決都不執行了。現在一個最生動的例子是有刑法博士學位的最高法副在有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還向全國法院發出指導：醉駕不一定都要入罪！可想這些法院的人還有學術與職業的基本標准嗎，只有一味的向主人搖尾。 中國選擇大陸法系模式有相當的道理，即使香港現在成功地實施普通法系的法律模式，我也不贊同大陸要走普通法系。但是，我還是要說，在確定走大陸法系的同時，除了要保持開放心態並及時發現研究解決問題外，也應當多借鑒普通法系的一些規則制度以提升大陸法系適應於中國。總之，選擇大陸法系是必然與可行，但要法治現代化則也需要借鑒普通法系中的相當制度資料。這之中更重要的是，法律人不要弄混了兩大法系的不同法理精神，把一些兩大法系不同的東西進行胡亂引用而發出錯誤的呼號。民眾是不太懂得這些區別的，在專家成磚家沒有真正學術研究與批評的庸俗社會，真正能夠廓清這些法治迷霧並發出聲音的人並不多。 談中國如何法治，即使界定在兩大法系之間，這個問題也是如此之大，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不是一個人幾個的能力所能有成效，而是一代人幾代人的事。法治本為理性之治，理性是需要代價的，這個代價我認為非常高。首先，我國要實現法治需要多少代價？這個是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其次，我國將來要實施的法治又建立在一個什麼樣的運行成本代價之上？一個運行成本過低的法律模式將不會達到現代法治標准。

㈧ 中國古代是法治還是人治

中國古代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法治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方略."德治"篤信"為政在人"重在人之專"德"上,其本質是人治屬.法家"法治"名為法治但僅限於"君下法治",法對民不對君,君主脫離在法治范圍之外,其本質還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雖在人性前提(儒家傾向善,法家傾向惡)、哲學依據(儒家找內因,法家找外因)、理論基礎(儒家篤信"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篤信"為政在法"重在法、勢、術相結合上)、對象考量(儒家針對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針對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著傾向上的差異和對立,但是二者之間並沒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為君主專制系統中互補的兩翼,這說明中國傳統國家權力理論的邏輯出發點是君權,而不是民權.這種只見君權不見民權的傳統政治思想正在為近代和現代中國的社會實踐所顛覆,追求民權成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主流.

㈨ 中國現在是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

依法懲治不能凌架於法律之上的弱勢群體.
適度減少對國家機關或機關個人合理捐贈財物者的刑罰.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空話為基本依據,以國家暴力機構日益下降的執法素質為主要准繩,實行以法治國.

㈩ 中國是什麼時候從人治走向法制的

應當說現在的中國正走向法治的國家，而且中國從來不是什麼純粹的人治和內法治，而是人治和法治兩種容力量互相此消彼長。
一個國家要從人治發展到法治，不僅是制度上的改變，更重要的是觀念上的轉變。
只有大部分人觀念上真正轉變了，才能從制度上發生根本性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