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權利的關系是

① 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是怎樣

法律是國家制定抄或認可的，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
法律的外延是一種社會規則，法律的內涵則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通常來說，具有一定的強制力，是作為法律的必備要素。但是，也並非所有的法律條款都必須要有強制力才行。因為，法律不僅僅具有規范性作用，同時也具有引導性作用。也就是說，法律不僅僅可以規定人們「可以做什麼」、「必須做什麼」和「禁止做什麼」，還可以倡導性地引導人們「最好做什麼」。

道德也是一種規范，不僅規范人們的行為、還可以規范人們的思想，而法律只是行為層面的規范。比如說，張三看見李四覺得不順眼，心裡想，「真想把他狠狠打一頓！」這是一種不好的想法，屬於道德層面的問題，最多也只是不道德，與法律無關；但是，如果張三真的去狠狠打了李四一頓，那麼，就屬於法律層面的問題了：如果打得比較輕，可能屬於治安管理法調整的范圍；如果構成輕傷或者重傷，則就涉嫌故意傷害的刑事犯罪，可能就會受到刑法的約束、受到刑罰的制裁。

② 道德和法律之間的關系

法律是調整個人和抄社會之間關系的暴力性的行為規范，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依靠強制力保證施行。
道德是調整個人和社會之間關系的勸導性的行為規范，通過傳統習俗、社會輿論和內心信念來維系。
1、區別
①法律是強制性的社會規范；道德是非強制性的社會規范。
②法律屬於政治上層建築；道德屬於思想上層建築。
2、聯系
①道德是法律的基礎，良法理應是符合道德的。
②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有道德者受到法律保護。

③ 權力、權術與道德的關系

要想得到權力就必須要用點權術和放棄道德

④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什麼

在法律的范疇內，來講到底源是不合適的，在道德底線錢講法律也是扯淡的，但是我覺得這兩個東西還是有一定的關系的，在我看來法律基本上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我記得在法律中有一個規定就是在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公利益的同時要維護良好的道德風尚，這是法律的一條基本原則。

總結：

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到，就算是法律有時候也不是萬能的，更多意義上來講，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那個法律的規定，只是給法律的一個圓場說法而已。

⑤ 法律權利和道德權利的關系 有誰和以幫我到在線等

道德權利指的就是作為道德主體的人依據道德所應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對待。道德主體有權作為或不作為，作何種行為，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種行為，必要時藉助於一定的道德評價形式（如社會輿論）協助實行一定的道德權益。
法律權利是權利體系中的核心組成部分。對於主體的應有權利來說，只有經過國家意志的中介，才能上升為法律權利體系，才能成為人的實際權利，即成為現實的有法律根據的權利。法律權利除具有權利共性的特徵外，還有其自身的基本特徵。法律權利的價值所在：它體現了一個國家對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基本利益需求的尊重和基本人格獨立的高度重視，體現了對人性之深層次的理解和關懷。在一個為民眾謀福利的國度里，它是個人與集體、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一個平衡點，它帶來了自由、秩序與正義。
權利表示著某種社會關系，並存在於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權利的最基本涵義就是一個人應該或可以從他人、從社會那裡獲得某種作為或不作為，最初是由道德和習俗來支持的表示應然的正義觀念，道德權利和法律權利是融為一體的。中世紀後期，阿奎那提出把權利理解為正當要求的明確概念。格老秀斯把權利看作一種品質，認為權利是人作為一個理性動物所固有的一種品質。由於它是一種道德品質，就使得一個人擁有某些東西或做某些事情是正當的和正義的。近代古典自然法學家霍布斯和斯賓諾莎根據自由權來解釋權利。權利就是一種免受干擾的條件。耶林提醒人們注意權利背後的利益，他認為權利就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一種利益。所有的利益並不都是權利。只有為法律所承認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權利。在邊沁那裡，對權利的認識就更為極端。他說：「權利是法律的產物，而且只是法律的產物；沒有法律就沒有權利，沒有與法律相反對的權利，沒有先於法律存在的權利。」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聲稱：「權利和法律權利是同一個東西。」這種一味強調權利的法律屬性，而排斥了任何非法律權利形式的說法被後來的許多學者予以了修正。美國倫理學家彼徹姆說：「權利體系存在整個規則體系之中。規則體系可能是法律規則、道德規則、習慣規定、游戲規則等等。但是，一切相應的權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存在，取決於相應的規則允許或不允許這項要求權，以及是否授予這項『資格』美國法學家龐德也認為：「影響他人的行為之能力即可稱之為權利。倘使某人雖有一種能力足以影響他人的行為，因關系某項利益之故，使之必為或必不為一事。然是持道德為後盾者，可稱之為道德權利。惟一經法律承認或創造之後，而法院又隨時可用國家權力加以強制執行者，如此能力可稱為法律的權利」。由此可知，道德權利並非不存在，隨著人們認識的不斷深入，被包含在權利之中的道德權利也就漸漸為人們所了解。按照阿奎那的觀點，權利就是一種正當的要求，它反映了人們對行為「正當性」的評價。我們知道，這種正當性的評價根據既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道德、風俗習慣，所以權利就不應局限於法的領域。它應當體現在社會習慣、道德、宗教、法律等諸多方面，包含著習慣權利、道德權利、宗教權利、法律權利等許多內容。就是在邊沁自己的理論中，也不得不隱晦地承認法律權利並非權利的唯一形式。邊沁曾說：「除了通過法律或某種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任何概念都不能與像『權利』這樣的詞語聯系在一起。」可見，邊沁的說法是留有餘地的。既然除了法律之外，還有「某種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那麼，存在另外一種權利語言也就成為可能。於是，有人不無道理地推斷邊沁有這樣的意圖：即承認可以被稱作為實在道德權利和法律權利的東西。

⑥ 權利的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

一般說來，正如法律規則通常表示道德規則那樣，法定權利通常可以看作道德權利在法律上的體現。例如，一個人對自己的生命、身體、貞操應該享有不被專橫侵犯的權利首先是一種道德原則，然後才由法律規定，以便藉助國家的強制力來支持和保護。法律規則、法定權利通過國家意志來表現，但其背後的主要是道德原則、道德權利，而不能看作主要是統治者的任意安排。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道德觀念不同，法律規則和權利配置也不同。
不過，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之間的許多差別也值得注意。一個人可能享有做某事的法定權利，但做某事是不道德的；反之，一個人可能享有某種道德權利，但該權利卻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有些權利是道德的，而非法定的；有些權利是法定的，而非道德的；有些權利則既是道德的，又是法定的。法定權利由於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因而也可以通過立法來改變或取消，道德權利則不僅不可能為國家權力和立法所取消，而且還是確證或批判國家權力和法定權利的根據。盡管一個處於不利境況中的人或者訴訟中的人所關心的、所需要的是法定權利，而不是寬泛的道德權利，但法定權利並不像某些現代法律理論甚至道德理論所希望的那樣能夠自證其身，它必須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尤其明顯的是，法官在遇到疑難案件時常常要求助於道德原理或道德權利概念。
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區別還體現在效力上。「甲對乙享有一項法定權利」，這意味著乙對甲負有一項可以依靠法庭來履行的義務，甲對乙享有一項由實在法所確認的要求權。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權利就是享有對特定的法律個人（legal person）提出要求並由法律保障實施的權利。「甲對乙享有一項道德權利」，雖然也意味著乙對甲負有某種義務，但這種義務不是必然具有法律效力的義務。如，在道德上甲有權要求乙講真話，乙對甲負有講真話的義務，但除了法律規定的特殊場合（如訂立契約）之外，甲無權藉助國家強制力迫使乙講真話。
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劃分與法的應然與實然的區分是相適應的。深入研究兩者的關系，對於理解法律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和任務，以及人權等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人權與公民權利的關系與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關系同理。人權是人之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人之作為人」是一個道德判斷，不是一個法律判斷，因此，人權在本質上是道德權利。也就是說，人權並不依賴國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剝奪公民權利，也不可能剝奪人權。因為每個人之享有人權是憑據人之作為人的道德資格，而不是憑據公民資格。沒有公民資格的人（如無國籍的人）不享有公民權利但享有人權。公民是一個法律概念，公民權利與人權的根本區別在於，公民權利是依賴主權國家的法律而存在的。當然，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政治里，絕大多數人在身份上都是歸屬於某一國家的公民，國家主權仍然是國際法的重要原則，因此，人權在一個國家裡得到尊重和實施應主要通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
公民權利按根據的不同，又可分為法律權利和憲法權利。法律權利是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設定的權利，可由立法機關根據一般法律程序創設、制和廢止。憲法權利乃是由制憲會議制定的憲法所創設的權利，是限制和制約國家立法機關的權利。立法機關不得侵犯此種權利。憲法權利是公民提起違憲審查的根據，是有限政府的保障，體現了公民和國家的對峙。
應有權利、法有權利和實有權利，是按照權利的存在形態所作的劃分。這一劃分的意義在於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權利對於實在法權利的指導和限定作用，尤其是揭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權利的實際享有構成了權利的一種獨立存在形態。
基本權利與派生權利、憲法性權利與非憲法性權利，是按照權利的種屬關系和效力層次所作的劃分。這一劃分，對於規設權利體系，規制立法機關的許可權，以及在處理立法和司法過程中不同權利發生沖突時決定哪一種權利應占據優勢，都有著重要意義。
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私人權利與公共權利或社會權利是按照權利主體所作的劃分，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公民和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及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則是按照權利的具體內容所作的劃分，這些劃分的意義主要在於立法和教育。
根據權利與義務之間的紛繁復雜的關系，還可以作更多的分類。分類的價值，不在於敘述事實，而在於分類所支持的理論預設。權利的定義和分類都只是相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們只具有語詞上的意義。究竟如何解釋權利和義務，權利從何而來，如何能夠享有權利，有哪些權利，哪些義務，權利與權利、義務與義務發生沖突後如何解決，不同的權利理論有著不盡相同的回答。

⑦ 急！！！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的關系！

權利與義務的內涵權利與義務是一對緊密相連的概念。提到權利。就會令人想到義務。權利的內涵十分廣泛而模糊。很難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在《辭海》中，它被界定如下：「法律用語。與『義務』相對。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力和利益。」在這個定義中可以看出權利已被限定在法律規范的范疇內。美國法學家龐德認為：「影響他人的行為之能力即可稱之為權利。倘使某人雖有一種能力足以影響他人的行為，因關系某項利益之故。使之必為或必不為一事。然是持道德為後盾者，可稱之為道德權利。惟一經法律承認或創造之後，而法院又隨時可用國家權力加以強制執行者。如此能力可稱為法律的權利」。其觀點就是權利有道德權利和法律權利之分。其實權利可以體現在社會習慣、道德、宗教、法律等諸多方面，包含著習慣權利、道德權利、宗教權利、法的權利等大量內容.

權利與義務是道德內涵中的一對重要范疇，當前我們的實踐中存在忽視道德權利的傾向，存在著道德權利與義務不一致的現象，這既有歷史的遺留原因，也有當前認識上的誤區，我們必須積極探索建構有效地社會運行機制來消除德福不一致的社會現象

人生不僅有道德權利，而且也有道德義務。道德權利與道德義務是倫理學中兩個重要的范疇。它們各自又有其特殊的規定性，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在精神文明與道德建設中應該正確對待和處理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的關系

道德權利是指道德主體依據道德所應享有的能使其利益得到維護的地位、自由和要求。較之於法律權利，道德權利具有作用范圍大、救濟手段軟、與義務不完全對等的特性。道德權利表現為道德行為選擇的自由權、道德主體的被尊重權、道德行為公正評價權、請求報答權等。研究道德權利，是對傳統倫理學的重大補充，不僅有助於提高人們對道德權利的認識，推進新時期的道德建設，而且能適應法治建設的需要，推動法治建設的進程。

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是倫理學中的一對重要范疇。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但由於各種原因，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許多人割裂道德權利與道德義務的聯系，只承認道德義務，而忽視、誤解甚至否認道德權利的存在。在這些原因中，有錯誤觀念的影響，但也和道德權利與道德義務關系的復雜性、曲折性、受動性、不確定性和非強制性等特殊性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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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道德權利法律之間的關系

權利不僅是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一個因子，而且成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一個紐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權利充斥於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著人們的思維方式。他們總是希望享有窮盡所有的權利，理論界亦熱衷於從法律規范中尋找權利推演的可能性，繼而凝煉出某種權利並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將一些道德權利甚至難稱之為權利的「權利」制度化。這種權利「泛道德化」傾向最終會走向了問題的反面——權利庸俗化，是導致「人權似乎什麼都是，又似乎什麼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時，權利的實現又離不開理性制度的支持。鑒於此，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的界線劃分，即，權利的制度化便成為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在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前，首先需要對相關的概念作一下解釋和澄清。第一，所謂「權利的制度化」，是指將權利觀念客觀化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准則，通過建立和完善權利制度，確認已經存在的某些習慣權利或道德權利具有規范約束力，以使這些「權利」得以有效實現的過程。我們將這些經過制度化的權利稱為「制度性權利」。「制度性權利」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在狹義上指的就是法定權利或法律權利；在廣義上除了法定權利外，還包括村規民約、政黨與社會團體的政策、綱領與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確認的權利。本文取其狹義：權利的制度化與立法或者說道德規范法律化密切相關。第二，所謂「制度性權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權利與道德性權利的界域，任意擴張制度性權利的外延，以致將一些條件不夠成熟的道德權利強行制度化的現象。

「人權」在其靜態上包括道德上的權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權利。從發生學的意義上來講，制度權利是道德權利客觀化的產物，是道德權利物化形態。道德權利的存在早於制度性權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護的時代，道德權利只是主體的自我主張，只能憑借主體自我力量予以維護，所以只具主觀性，這是不完善的權利。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和理性認識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漸確認各種主觀性的道德權利，於是形成了法律權利。法律權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觀和客觀的雙重屬性，這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權利。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某些道德權利的確定性需要主體以外的力量來維系，社會就會產生保障道德權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說，法律權利的產生是道德權利保障需要的產物，它使主觀的、不完善的、確定性差的權利變為客觀的、完善的、確定性程度較高的權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權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從哲學意義講，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穩定性的數量和界限，反映了質與量的統一。制度的作用與功能就在於對個人、社會的活動和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以協調社會關系的有序發展。制度對於人權的現實意義毋庸置疑，它給與道德權利以較為穩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權離不開制度，它並最終要以制度的形式來保證其實現。

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是按照權利的保障依據所作的一種分類。道德權利是先於或獨立於任何法規或規章而存在的權利，它「訴諸於某種道德直覺或道德理想，諸如基於對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對人之為人的道德條件的判斷，基於某種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義要求等等」。［1］雖然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在權利內容、形成條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兩者完全可以在同一個社會中同存共生，道德權利以人們期望用法律權利形式得到認可而事實上並未如此的形式出現，對它的尊重由人們的內心自律力來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權利帶來的僅僅是「無法與其他人進行正常交往的恐懼」。然而，隨著人們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權利對於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體的權利要求為根據，適時地將它們提升為法律權利，由法律制度來體現道德權利的內在規律，由法律來賦予其強制執行力，這便是權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們也要避免將這個問題作極端化處理而任意擴大制度的統攝范圍。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權利也是不同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受到沖擊，同時又會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權利類型。法律制度的價值目標要動態地與同時代普遍的道德觀念相容，雖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發展變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會變革時期，法律的制定先於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超越現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發生。但是，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在價值目標上應當相容，並且這種道德規范在大多數人身上能夠得到實現，如果現行法律制度嚴重滯後於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現行法律的制定極度超越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那麼，這些制度性權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當中，權利在總量上也應當保持相對穩定平衡，道德權利和法定權利在數量上也是此消彼長的。兩者在界限上應當清晰，在數量上應當保持適度的協調，以實現二者間良性互動的理想狀態：如果道德權利所佔的比例過大，就會將人權與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權利不會導致法律後果，制度的價值難以體現，被侵害的權利難於得到矯正；反之，如果將過多的道德權利制度化，法定權利所佔的比例過大，就會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禮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執行這種「法律」必然以德治為之,這對於現代的社會則是絕對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權利與道德權利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就會發生兩者之間相互侵犯而兩敗俱傷的情形：要麼法定權利在社會生活中實現不了；要麼道德權利難以得到實際保障。二、道德權利的存在形態

「無道德便無社會生活」，道德權利軟化將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然而，一個國家的道德權利制度化的程度並不取決於立法者的主觀意圖與願望，它受到該國客觀存在的法律體系、道德倫理、國民素質、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利益關系是復雜和多種多樣的，而法律所關注和調節的只是某些通過立法選擇而確立的比較重大的利益關系。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利益關系都需要藉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調節，當一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其權利主體如果不享有就會受到實質性的傷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護就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緊張以及社會秩序的紊亂，同時，當權利主體享有此項法律權利的時候又不會造成不同法律權利間關系沖突，整個法律權利體系混亂的時候，就有必要將這種道德權利制度化為法律權利了。否則，法律制度自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反之，如果這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還遠未發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將其制度化，就會打破當前的平衡狀態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權利都需要被確認為法律權利而由法律加以保護，法律規范不可能也無必要窮盡一切權利規定。根據康德的觀點，一項行為准則只有當每個人永遠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和每個人總是不服從它是不可能的時候，才可以被接受為普遍法則，如果某種行為歸屬於一項可加以普遍化的行為准則，那麼就有義務去從事它；如果它歸屬於一項無法加以普遍化的行為准則，那麼就有義務不去服從它。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中認為，社會中存在著兩類不同的道德規范：第一類道德規范是保障社會有序化運行所必要的，它們對於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應付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殺人和傷害就屬於這類道德規范的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愛和大公無私等就屬於這一類道德規范。［2］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規范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強制實現的性質。這些道德權利的約束力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而實現的，曾經作為道德權利的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等被制度化為法律權利。而對第二類的道德規范所確立的「請求無私捐助權」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勵性規定甚至不作明確的規定，以激勵的方式引導人們在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中揚善抑惡，而不能將其提升到法律權利來強制保障，因為它們對於維護社會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於它們在一定范圍內限制甚至否定了人們的自由選擇權和財產自主權，如果將這些道德權利轉化為法律權利，以外在強制的手段迫使人們行善，結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樣性、多層次性的特徵，在橫向上包括社會共同體成員遵循的共同道德、個別共同體成員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縱向上又有層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旨在維護社會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所必須共同遵守的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這種道德規范，社會就有崩潰的危險。這些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又被稱作為「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准則」，它構成道德權利制度化的邏輯起點，法律權利只能與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所保障的道德權利相鄰接並處於其下。無論是在國際領域還是在國家內部，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只能從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做起。因為只有這種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才能夠作為一種受到廣泛認同的標准，從而具有普適性。所以說，人權的制度化是一個從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權利做起，標准又逐步提高的過程。 三、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必然要追問：中國當下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從何做起？考慮到法律體系、道德倫理、經濟狀況、風俗習慣及意識形態等實際狀況，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權利如何在現實中得以更好的實現。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應該確定為「不損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損害環境」，這三種基本的道德規范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准則，以為它們對於維護社會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這三種道德規范分別從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集體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三個方面維系著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生活的安寧和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性，如果這一層次的道德淪喪，不但要引起整個社會道德體系崩潰，而且會導致普遍的社會混亂。因此，這一層次的道德規范應該成為我國目前權利制度化的依據和邏輯起點。在當前的此種情況下，將「捨己救人」、「大公無私」或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英雄主義的、較高層次的道德規范法律化的條件尚不成熟。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人的社會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這些道德權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不排除將來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劇烈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弱勢群體問題的日漸成為關繫到社會能否穩定、發展能否持續的重大問題，將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從一般民政救助提升為人權層面的法律保護已經成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現實性命題，［3］隨著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現在的強勢群體將來淪為弱勢群體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個社會共同體想要持續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視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所以，「弱勢群體福利權」當在某些適當的限制范圍內從普通的道德權利領域轉入到強制性法律權利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