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團主義和公民社會

⑴ 結合中國現實談談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看法

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革命型全能主義遺產的國度，將多元主義視為公民社會發展之道並希望最終實現「社會制約權力」的「弱國家－強社會」目標，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打破國家與社會零和博弈的陳腐觀念和尋找新的發展模式，具有非常珍貴的現實意義。就此，筆者贊同顧昕等人的觀點，就中國的實際來說，在合作主義（Corporatism，也譯為「法團主義」）理念下實現國家與社會的相互增權（mutual empowerment），並最終形成「強國家－強社會」的關系格局，不失為一種合理而又可行的發展模式。[19]一方面，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仍然需要國家作為社會總體利益的代表在尊重社會獨立性的前提下積極介入社會生活過程，對後者的活動進行多種形式的協調和引導，或者為它們創造適宜的活動條件和環境；另一方面，社會的良性發展和民主政治的實現需要社會在法律范圍內享有廣闊的活動空間，並最終與國家形成「雙向的適度的制衡關系」。當然，這樣一種抽象的理論界說還需要一套技術性的操作方案與之相配套。就當前來說，改革現行的社團監管體系，鼓勵和引導民間組織的健康發展，使它們成為法治框架內各種公共物品和私人產品的有效提供者，乃一項重要而又緊迫的任務

⑵ 政治術語有哪些

1、與時俱進的「四位一體」
1、「總要求」就是「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2、概述
三、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
1、目前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的主要表現：
①
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
②
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
③
體制機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健全。
④
一些社會成員誠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領導幹部的素質、能力和作風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適應。
⑤
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
⑥
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危及國家安全和穩定。
2、在解決矛盾中不斷完善
②
加強學習，拓寬視野，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

⑶ 什麼是法團主義能否通俗地解釋一下

法團主義（corporatism）也被譯為「社團主義」、「統合主義」、「工團主義」以及「階級合作主義」等。
「法團主義，作為一個利益代表系統，是一個特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安排類型，它的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去」，「這個利益代表系統由一些組織化的功能單位構成，它們被組合進一個有明確責任（義務）的、數量限定的、非競爭性的、有層級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結構安排之中。這些功能單位得到國家的認可（如果不是由國家建立的話），它們被授予本領域內的絕對代表地位，作為交換，它們的需求表達，領袖選擇，組織支持等方面的行動受到國家的一定控制。」

⑷ 多個主體共同治理的理論有什麼

政社合作有許多不同的模式，我們簡要介紹四種重要模式：
一是法團主義模式(corporatism)。法團主義旨在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尋求在社會團體和國家之間建立制度化的聯系通道和常規性互動體系[2]。簡單地說，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建立有序、穩定、制度化的合作關系，通過合作與協商代替競爭與排斥，解決社會沖突和失序。隨著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統一的直接登記體制在四大類社會組織中放開，國家承認「自下而上」相對獨立的社會組織的合法性，允許社會組織間通過自下而上的競爭性淘汰獲得與政府合作的機會，參與合作的社會組織數量眾多，社會組織間功能分化弱化，社會組織接受國家承認和管理。需要指出的是，法團主義模式下的政社合作絕不是一種行政上的等級控制關系，社會組織絕不是政府的延伸，而是相對獨立和平等的合作關系。
二是合作治理模式。近20年來，一種名為「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的新治理理論得到發展。該理論旨在將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個利益相關者聚集在一個公共輿論空間(common forums)，公共和私人部門的界限變得模糊，通過協商達成共識(consensus-oriented)形成決策。[3]安塞爾(Ansell)、戈士(Gash)等學者認為合作治理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即針對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問題，合作由政府等公共機構發起，治理主體包括利益相關的公共和私人部門、利益無關者(nonstate actors)，這些主體直接參與決策過程而不僅僅是公共機構的顧問，協商的公共輿論空間組織化運作並要求共同參與，協商目的在於達成共識，採取共同決策。[4]
三是第三方治理模式。第三方治理(third-party governance)[5]強調公共與非營利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共享責任、公共資金和公共權威，通過開放一部分公共領域讓非營利組織參與進來，使公共服務提供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樣性和競爭性，從而有助於提高效率、減少成本。其實質是政府與非營利部門基於共同目標而聯合行動，與此同時，通過協調/整合補充資源實現各自目標。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對效率、成本、責任和公平的需求，必須與非營利組織獨立性相協調統一。
四是契約關系模式。契約關系(contracting relationship)模式[6]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直接產物，被認為是替代傳統官僚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的最佳選擇;它是指政府通過委託或購買等契約方式將公共服務外包給其他政府、私人部門或非營利組織，其目的在於減少政府成本、提高效率。根據政策環境的不同，可以採取競爭(competition)、談判(negotiation)和合作(corporation)三種不同的契約形式[7]，契約關系模式蘊含了合作參與、民主行政、公平效率等價值內涵。

⑸ 自主性的國家自主

國家自主性本質
表示自主性的Autonomy源於古希臘詞autos和nomos，字面意思是自我統治、自我支配、自我管理、自我主宰。第一次被古希臘人使用時，是指依附於大國的小城邦管理自己城邦內部事務的權力。因此，國家自主性是把國家視作一個權力主體，其自主性就體現在，通過國家的行動實現對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維護。
來源
對於國家自主性的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爾對於國家的論述。他認為「國傢具有特定的、自在自為地存在進程」。「市民社會代表的是特殊性，是不同個人和團體特殊利益，而國家代表了一種普遍性，反映普遍的利益和意識。古代國家和現代國家主要區別在於後者整體服務於表面的上自給自足的個人的私人追求」。從這里可以看出，黑格爾對於國家的論述已經有了國家自主性的意味，但是他的論證角度主要是從精神合理性的層面進行的。
真正對於國家自主性進行實際意義探討的應該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的。他們在對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矛盾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國家的自主性，「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採取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採取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從他們的表述來看，盡管採取的是虛幻的共同體形式，但是國家還是以公共利益的形式實現了對個體利益的超越，以國家權力獨立性的形式保證了國家自主性。他們以法國波拿巴主義為例子來論述國家自主性的問題，認為波拿巴國家主義利用各種手段，使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進行對抗，在對抗中，使他們各自的利益保持暫時平衡。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自主性得以顯現，即當各種社會力量勢均力敵的時候，國家的權力作為表面上調停人的呈現出獨立性。同時在他們的論述中，突出了國家自主性的暫時性，他們認為國家背後的真正的代表還是統治階級的實際利益。
在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國家理論的基礎上，西方新馬克思學派對國家自主性問題進行了充分論述。主要代表人物為普郎查斯、密里班德等。他們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表述，提出國家「仲裁者」的概念，認為「為了保持統治階級的長久穩定和整體利益，國家在日常的運轉中必須與統治階級的各組成部分分離開來。政府的政策可能與資本家階級的短期利益相沖突，但是在特定的條件下（如戰爭和危機期間），國家獲得了獨立於階級利益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能夠保證國家制定的政策具有長期的合理性」。在他們的視野中，國家的自主性根源於資本家的利益的離散性。國家只有相對於獨立與不同階級的特殊利益，才能保證資本家的長期利益的穩定。他們對國家自主性的探討，使我們對國家自主性的認識更進一步深化。
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在西方政治學界興起的新制度主義也將國家自主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根據美國政治學者豪爾和泰勒的劃分標准，將政治學中的新制度主義分為「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三種類型。歷史制度主義主要包括回歸國家學派和法團主義，他們認為「國家和政治經濟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程序、慣例一樣，是一種制度，其本身就是一個行動主體」。回歸國家學派開始將國家自主性應用與政治發展問題的研究上，主要代表人物是米格達爾、斯考切波、埃文思等人。他們在繼承了韋伯對國家定義的基礎上，將國家自主性界定為「國家可以系統的表達和推進自己的目標，而不是簡單反映集團、階級和社會的利益與需求」。埃文思在其代表作《回歸國家》一書中就認為，國家本身就是一個行動者，國傢具有自主性和能力。斯考切波根據對國家自主性理解，對國家和社會的革命進行可研究，通過對法、俄、中三國革命的對比，認為在進行的革命的過程中，形成了強大的國家，國家更加科層化，擁有更多的自主性。而同屬於回歸國家學派的內諾德棱格爾，則通過國家的偏好的權威行動之間的結合程度，對國家自主性進行的分析。在他的理論框架內，引入了公共政策的概念，作為分析國家自主性和公民社會張力的中介，開啟一條新的研究道路。另外，亨廷頓將自主性與國家的制度化聯系起來，也可以劃分到這一學派。他認為自主性是「政治組織和政治程序獨立於其他社會團體和行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衡量政治機構的自主性要看的是否具有有別於其它機構和社會勢力的自身利益和價值」。根據該思路，亨廷頓認為「缺乏自主性的政治組織和程序就是腐敗的」，進一步可能會導致國家政權的不穩定。

⑹ 人類公共產品需求結構經歷了哪兩次重要變遷

摘 要 ： 市場化改革以來，國家和社會、中央和地方不恰當的權力配置使國 家自主性的的權力基礎與合法性基礎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社會階層結構中出現的兩極分化趨勢沒有得到有效抑制。要抑制兩極分化趨勢，促使社會階層結構走上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發育之路，必須重建國家自主性。重建國家自主性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條是深入推進行政改革，調整國家與地方的自主性維度；另一條是培育公民社會，促使各種社會組織自由積極地參與政治。
關鍵詞：國家自主性； 社會結構； 兩極分化；權力配置；公民社會

一、 研究的目的、意義與視角的一般性說明

在進入正文以前，先對相關問題進行闡述。
（一）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問題，是當前國內社會學界和政治學界的熱門話題之一。在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者都認為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是中國市場化帶來的必然現象，同時也大都指出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中存在著社會差別擴大的問題，甚至有人認為在中國已經出現兩極分化。在分析問題之後，學者們提出了如何應對的策略。
雖然人們認識到變遷中存在問題而且已經在相關研究中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但客觀事實是，在過去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國家沒有採取有力的措施實現社會控制，及時而有效地解決差別擴大問題，而且在現在和未來實現這一目標也還有不少困難。這里，理性認識還需要繼續深化。筆者認為，近幾年，理論界對國家自主性的研究，給人們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國家自主性的實質是什麼？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與國家自主性的演變有沒有關聯？如果有，它們是一種什麼關系？面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中存在的問題，國家能不能自主地加以解決？在審視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過程後，筆者認為，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國家自主性問題密切相關，而國家自主性方面出現的問題也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趨勢緊密相連。本文的目的在於理清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和國家自主性演變之間的關系，為研究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中的主要問題及其解決思路提供一種理論分析。
（二）國家自主性理論及其應用
馬克思之後，西方開始有一批學者從關於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相對獨立性的思考出發研究「國家自主性」問題，比如普蘭查斯、密爾本德、阿爾都塞、哈貝馬斯等都曾在自己的著作里或多或少地論述過這一問題。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大都是對馬克思論述的展開或補充，而且基本上都是抽象思考，缺乏實證研究，因而影響並不大。在這一領域具有廣泛影響的是一個所謂「組織現實主義」（Organizational Realist Approach）的後馬克思主義流派。該理論流派的名稱來源於其代表人物西達·斯科波爾1979年出版的成名作《國家和社會革命》。她在書中建議研究國家的方法可以合適地標以「組織的」和「現實主義的」。該流派中學者眾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者包括斯科波爾、吉安弗郎科·波吉、E·K特林伯格、A·斯蒂潘、埃文斯、F·布洛克等。
組織現實主義的理論核心就是國家自主性（他們用「可能」一詞來表示國傢具有自主性的場景）。組織現實主義認為，一個有意義的國家理論必須能夠在方法上將自主的某些因素結合進去。而所謂自主的某些因素指的是國家與資本之間歷史和政策上分離的可能性。更具體地講，國家的自主性指的就是國家機器所擁有的權力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組織生產關系的社會權力。如果國家能夠獲得行動的自主性，建立全面協調的機構來制訂政策，有效地壟斷暴力執行制度，有效地動員國內物力和人力資源，抑制市場自組織擴張秩序帶來的消極影響，從而使國家能夠成功地實現社會控制，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處於積極主動的地位，那麼這種國家的自主性就比較強。如果國家難以在市場自組織秩序中實現社會控制，不能創造出政治集中和高度整合的社會，無法獨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標，那麼，這種國家的自主性就比較弱。對現代國家來說，國家自主性的程度應該有一個限度，一方面，它不應該使自身強大到成為一種任意干預市場和社會生活的專制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也不應該使自己弱小到無法整合社會利益訴求而等同於某一特定階級或階層的自主性。現代國家自主性應該是一種在民主體制內獲得廣泛支持的具有合法性基礎的自主性。
組織現實主義的方法論是混合型的方法論，它從組織學的方法論來研究實現國家自主性的權力組織體系，從政治學的方法論來研究國家自主性的合法性基礎。
本文對國家自主性理論提以下幾點理解，作為立論的依據。1、對現代國家來說，國家的自主性就是國家對特定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利益的超越性，它反映的是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關系。在現代社會，利益逐漸多樣化、民主日益成為價值共識的情況下，如果國家不超越於處於強勢地位的社會勢力，就不能進行統治，因而國家或者說「國家組織」不得不在它階級性的基礎上體現其植根於社會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市場和社會，用理性的態度來面對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以獲取更多的合法性資源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治理。在這個時候，國家就並不僅僅是統治階級的代表，它同時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行動者。2、如果一個國家形成了相對於市場和社會的自主性，那麼它應擁有相應的自主的權力（自主權）及權力的組織體系。國家權力的自主行使可以看作是國家自主性的標識，因此，自主性的發揮需要憑借自主行使的強大國家權力及相應的權力組織體系。但是，國家的自主性和自主權之間不存在某種正比關系。當國家排斥社會民眾的政治參與或成為某些社會勢力的工具時，可能發生國家權力相對社會權力的擴張或被侵蝕。這時，國家自主性就會出現所謂的「超強」或「過弱」的情況。3、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國家（權力）的自主性須以自身權力的合理組織為條件，同時，也以公民社會政治參與中的認同和支持為合法性基礎。國家應合理規范中央和地方以及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關系，以保證通過權力的自主行使為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自主發展提供條件，同時應在公民及其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中獲取合法性資源，不斷增強自身的自主性。4、國家的自主性程度會對國家在現代化中能否有效地發揮作用產生重要的影響。因為國家超越於市場和特定社會集團的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這個國家的公共政策能否有效地付諸實施。馬梯斯對一些非洲國家農業政策所做的研究表明，那些缺少獨立於私人精英的自主性的國家，往往會同某些社會勢力相粘合，從而用一種妨礙社會發展的方式發揮作用。其主要目的是要在形成某種支持力量，以提高政府在直接經濟活動中的地位。結果是國家作為公共權力的自主性喪失或削弱，政府的作用只是為某些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類似的情況同樣可以見之於拉丁美洲。5、在現代社會里，如果一個國家的自主性程度比較高，那麼它就能依照自己的價值追求調節社會階層結構和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使其向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變遷；反之，它就不能依照自己的價值追求調節社會階層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就會在市場中自生自發，導致社會階層結構中出現兩極分化趨勢，從而打亂經濟社會的有序發展。
最後，針對國家自主性在本文的應用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國家自主性略去了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自主性因素。在使用國家自主性范疇研究問題時，國內在這一領域的主要學者把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自主性因素排除在國家自主性概念之外。這種排除是有道理的，因為它顯著地把國家自主性與國家主權區別了開來，本文承接這一做法。

二、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趨勢與國家自主性演變
這章主要分析了國家自主性演變中存在的問題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趨勢的影響及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對國家自主性合法性基礎的影響。
（一）現階段階層結構形態及其變遷趨勢
1、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的結構形態
社會階層的結構形態是指的社會各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分布形態，它描述的是社會各階層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一般認為，現代社會或者工業化社會的階層結構形態應是一種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等級結構，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形態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自然形成的，是最穩定、最有利於社會持續有序地向前發展的。與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相反的是傳統社會階層結構：即頂尖底寬的金字塔結構。在這種階層結構形態里，極少數人居於社會的上層，而絕大部分人則處於社會的下層，整個社會呈現兩極分化。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可能會引發社會動盪和社會危機，從而導致社會發展進程的中斷。
中國現階段社會階層結構是怎樣一種形態呢？要對此作出正確判斷，就必須弄清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層級分布。如果我們把中國社會階層等級結構劃分為上、中上、中、中下、底等五層的話，那麼，它們各自在中國總人口中的大致比例為：上層現有人數不到總人口的1%；中上層現有人數也不多，中層現有人數多於中上層人數，兩者相加不到人口總數的20%；中下層是人數最多的一個等級，占總人口的70%以上；底層現有人數不超過總人口的5%。（夏禹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展望和導向」，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政治》2003年7期）
研究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結構尚未發育成橄欖型社會結構。有的學者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描述成生梨型結構形態。這個認識不僅有上面所列的微觀數據作為事實依據，而且從社會變遷形勢的宏觀分析上來說也是有道理的——中國現在正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其社會階層結構不可能是處於兩個極端，也就是說不可能是橄欖型或金字塔型的，而應該是介於兩者的一種。這就是說，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描述成生梨型切合實際，是可以成立的，本文贊成這一描述或者說判斷。
2、階層結構變遷中的兩極分化趨勢
生梨型社會階層結構本身是介於橄欖型社會結構和金字塔社會結構之間的社會結構類型，在這種結構形態里各階層都處在劇烈的分化重組中。生梨型社會結構明顯的特徵就在於它是一種運動型的社會結構類型，它有兩種可能的運動方向，一種是向橄欖型社會結構運動，另一種是向金字塔型社會結構運動。那麼，中國這種生梨型社會階層結構是在向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運動，還是在向金字塔社會階層結構運動？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估算， 在中國，2002年城鎮家庭實際收入是農村家庭的3.1倍，這一比值在1997年至2002年之間平均每年擴大4.4%。地區差別同樣令人矚目。2002年，最富裕的省級行政區上海的人均GDP是貧窮省份貴州的12.9倍。所以，雖然還不能下結論說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經呈現兩極分化，但從中國人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並將繼續擴大的情況來看，可以說中國存在著生梨型社會階層結構向金字塔型社會階層結構運動的趨勢。這就值得警惕。因為如果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中國社會就會真的發生兩極分化。而從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社會發展的經驗看，兩極分化就會引發社會危機和社會沖突，導致整個社會處於碎裂混亂之中，從而割斷現代化的進程。
因此，為了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發展，從國家自主性與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關系考慮，我們必須找出國家自主性演變中存在的問題與解決途徑，以遏止兩極分化，防止社會階層結構繼續向金字塔型運動，並進一步促使社會階層結構向橄欖型發育。
（二）國家自主性演變中的問題與階層結構變遷趨勢
國家自主性演變中究竟存在什麼問題？這些問題與當前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趨勢有什麼關系？概言之，地方政府在相當程度上沒有獲得超越於社會力量之上的自主性；而國家自主性也被不適當地削弱了。國家自主性的削弱導致了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兩極分化趨勢的出現。
1、「政策執行變通化」對國家自主性的削弱
「政策執行變通化」是指在實際運作中，地方政府基於地方的甚至是自身利益等原因對制度或政策的變通。政策執行變通化往往使國家制訂的制度和政策被扭曲，甚至違背國家制訂制度和政策的初衷。這必然會使國家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
在過去十幾年的 「放權讓利」 改革過程中，「放權」是沿著兩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一條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權，另一條是政府向企業和社會的放權。這里,產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沒有（一時也不可能）對它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權力關系作全面規范。這就使日益擴大的地方政府權力在許多方面缺乏有效控制。由於要集中力量快速發展生產力（這在指導思想上並不錯），國家在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察上強調經濟建設成就而相對忽視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其它方面的建設可以少搞或不搞，社會公平問題、各階層的利益差別以及兩極分化問題可以不問或少問。一方面是地方權力特別是經濟權力的擴大，地方「不作為」自由空間的獲得，另一方面是國家在經濟發展以外的諸多領域（包括經濟管理）對地方控制和約束的相對弱化，這樣，在較大范圍內，地方成了一個「准自治體系」，非大局觀和地方保護主義產生就是證明。在這樣的背景下，「政策執行變通化」的現象迅速普遍化和常態化。變通的運作方式在一些地方成了「對抗」國家的慣常手段。
地方政府是國家維持其國家自主性的重要組織基礎，它通過政策執行的變通化隱蔽地「對抗」國家，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支持國家發揮其自主性的組織基礎，國家自主性因而不適當地被削弱了。
2、「准法團主義」現象對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削弱
地方政府的「政策執行變通化」是在一種利益驅動下形成的，而這種利益驅動又同一種特定的利益關系相聯系。隨著地方政府權力的擴大和經濟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增強，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准法團主義」的社會利益關系。盡管對於法團主義的概念存在種種歧義，但有一點獲得了共識，即所有的法團主義強調的都是利益分化基礎上的合作，以及在這種合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國家與社會利益群體之間新的結合關系。之所以說中國社會結構日益法團主義化，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雖然改革以來理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一直是國家改革的始終如一的主題，雖然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政府從具體的經濟事務中脫離出來，並賦予企業以經營的自主權，但是出於地方經濟發展和地方利益的需要，實際上處於具體操作層面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不可避免地要加深對經濟組織（企業）的依賴。他們往往把權力介入到經濟活動中去，從而使自己和經濟生活重新粘合起來；雖然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從政府統制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地方政府卻不是更加超越於市場之外，而卻日益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個積極的行動者和利益主體，自覺或不自覺地同資本利益集團逐漸結成利益聯盟。

⑺ 什麼是法團主義能否通俗地解釋一下

法團主義（corporatism）也被譯為「社團主義」、「統合主義」、「工團主義」以及「階級合作主義」等.
「法團主義,作為一個利益代表系統,是一個特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安排類型,它的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去」,「這個利益代表系統由一些組織化的功能單位構成,它們被組合進一個有明確責任（義務）的、數量限定的、非競爭性的、有層級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結構安排之中.這些功能單位得到國家的認可（如果不是由國家建立的話）,它們被授予本領域內的絕對代表地位,作為交換,它們的需求表達,領袖選擇,組織支持等方面的行動受到國家的一定控制.」

⑻ 法團主義和統合主義是一個意思嗎

法團主義試圖提供關於社會結構的若干理想型，用來描述國家和社會不同部分的體制化關系，它的重心在功能單位和體制的合法化關系。法團主義關注的不是個人的或非制度性的關系。
「法團主義，作為一個利益代表系統，是一個特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安排類型，它的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去」，「這個利益代表系統由一些組織化的功能單位構成，它們被組合進一個有明確責任（義務）的、數量限定的、非競爭性的、有層級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結構安排之中。這些功能單位得到國家的認可（如果不是由國家建立的話），它們被授予本領域內的絕對代表地位，作為交換，它們的需求表達，領袖選擇，組織支持等方面的行動受到國家的一定控制。」
根據這一界定，法團主義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國家和社會間常規互動體系的概括。這個體系包含以下要點：
（1）有國家參與，社會參與則以功能團體的形式，它們互相承認對方的合法性資格和權利；
（2）它的中心任務是將社會利益組織、集中和傳達到國家決策體制中去，因而它代表著國家與社會的一種結構（制度化）聯系；
（3）進入體制認可的功能團體對相關的公共事務有建議、咨詢責任；
（4）進入體制認可的功能團體數量是限定的；
（5）進入體制認可的功能團體間是非競爭的關系；
（6）體制內的各功能單位以層級秩序排列
（7）功能團體在自己的領域內享有壟斷性的代表地位；
（8）對功能團體的領袖選舉、利益訴求和組織支持等行動，國家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以國家掌握的限度區分為「國家法團主義」或「社會法團主義」兩種最基本的形態。
很明顯，這種理念試圖的傳統的極權主義和多元主義框架之外尋求對利益整合的解釋，它拋開了體制內外的分野，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國家——社會」分化的視角，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討論。它幫助研究者觀察到了「國家——社會」框架容易忽略的問題，背後的理論假設，或者是「國家法團主義」，或者是「社會法團主義」，但已經不是「極權主義」或「多元主義」。這表明，多年來支配中國研究的主流模型正處在轉變之中，這種轉變對於研究者的意義在於，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及其設問方式也在隨之轉變。
「統合主義」作為一種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強調了國家或政府在實現政治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推進社會公正方面的積極作用

⑼ 為什麼說中國失去了在一個最好時機實現學科專門化的可能

為什麼說東國十去掉一個最好最好最好的細節哆嗦短文師勝哥說段文化的可憐也是最好

⑽ 第三部門在中國發展的原因

從傳統民間公益組織到現代「第三部門」

作者：秦暉 文章來源：互聯網 點擊數：1647 更新時間：2006-10-17
——中西公益事業史比較的若干問題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業發展史的西方模式

兩種「第三部門」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維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義，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國家機構也不是私營企業的第三類組織，那末它就應該是個古已有之的現象。因為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區，國家（政府）與企業之外的人們組織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種類繁多的。而且嚴格說來，「民族國家」在西方被認為是近代現象，在中國固然「國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見的官僚機構，但其組織的發達也不能與現代國家相比。而「私營企業」的嚴格定義幾乎只適用於資本主義時代，其廣義的所指盡管可見於古今中外，畢竟也以近代為繁榮。所以從邏輯上講，如上定義的「第三部門」應當是時代越古、社會越「傳統」它就越興盛才對。我們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樣）活動在「衙門與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宗族、部落、村社、教會、幫伙、行會等等——中的時候，實比如今的人們為多。就是在加上附加條件（如必須是提供「公共產品」的組織等）之後也如此：畢竟那個時代如果有「公共產品」的話，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門與公司來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們都是把「第三部門」作為一種現代（近代）現象，乃至「後現代」現象來描述的。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門」的成長與國家干預、國家控制的退縮和公民自治、社會自治的擴張聯系起來，因而非常強調它的「現代性」意義或「市民社會」意義——這兩個詞在這種語境中一般都是與被稱為資本主義的西方現存社會相聯系的。這種觀點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門」之發展與「私有化」進程的關系、與福利國家的消亡之關系，並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計劃的（個人志願）合作」與「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則主要強調「第三部門」的成長是對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私人企業等「市民社會」古典原則的否定，把「第三部門」的興起與社群主義、合作主義、「新社會主義」、「現代性批判」或「後現代趨向」聯系起來。這種觀點往往把非私有（當然，也非官辦）經濟當作「第三部門」的主要構成，從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英國的工合運動與費邊主義經濟直到以色列的基布茲公社，都被視為「第三部門」的事例。有人還歸納出了「第三部門」的三種類型：「合作經濟」、「混合經濟中的合作成份」和「與利潤分配相結合的參與制中的合作利益」。（Clayre,1980）
顯然，這兩種「第三部門觀」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立的。它不僅導致了價值判斷的差異，而且也導致了事實判斷、包括「什麼是第三部門」這一判斷的差異。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業」、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與以色列的基布茲這類雖非私有但仍是「企業」、雖未必追求利潤極大化但絕對具有法人經濟效益目的的「部門」，在克萊爾眼中是第三部門的典型，但在克萊默看來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門范疇的。我們可以把它們分別稱為新左派的第三部門觀與新右派的第三部門觀，或者「非個人主義」的第三部門觀與「非國家主義」的第三部門觀。按瑪利琳·泰勒的說法，這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產品的途徑：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書中稱為「福利多元主義」）期待於「志願部門」，而新右派期待於「具有志願部門社會保障網路的贏利部門」。在財政來源方面，前者期待於政府而後者期待於私人來源。在規則方面，前者主張按政府與作為「中介結構」的志願部門的規矩，後者則主張按市場規則通過個人交易來進行。當然，有別於這二者的是傳統的福利國家模式，它在所有這三個方面都只期待於政府。（Gidron [et al],1992:150）
可見，如今人們講的「第三部門」具有時代之根（現代的或「後現代」的）和結構之根（政府和企業之間，或更本質地說，是國家與個人之間）。它是現代化過程中人們生活日益形成國家與公民社會（即個人主義的或個人本位的社會）二元格局的結果。也正是作為這種二元格局中的一種「中介」組織和對二元緊張的現代社會症狀的一種治療嘗試，「第三部門」中才會存在「非國家主義」與「非個人主義」、「現代性」與「後現代」這樣兩種方向。

從「共同體」公益到「國家+市場」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傳統西方，這種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德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體」與「社會」是人類群體生活的兩種結合類型。前近代的傳統文明中沒有「社會」而只有「共同體」，共同體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以習慣性強制力為基礎的血緣、地緣或宗教緣集體紐帶，它不是其成員個人意志的總和，而是有機地渾然生長在一起的整體，是一種「人們意志的統一體」。只是到了近代化過程中，一方面交往的發達突破了共同體的狹隘界限，發育了大范圍的（地區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個性與個人權利發達起來，於是形成了「社會」。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自然習俗的產物，而社會則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礎上結成的「有目的的聯合體」。共同體是整體本位的，而社會則是個人本位的，「社會的基礎是個人、個人的思想和意志」。共同體是相對狹小的群體，而社會則大至與民族國家相當，並由此形成「社會」與「國家」的二元結構。「共同體是古老的，而社會是新的」。（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這種分析，我以為是大體符合西方社會史的實際的。在這一進程中既然國家與「社會」（個人本位的公民社會）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現代）化的產物，那麼這二元之外（或之間）的「第三」部門也只能是近現代的產物。而在傳統的「共同體」時代既然沒有民族國家與公民社會這「二」元，當然也就不會有「第三」部門。因此盡管西方傳統時代也存在著「衙門與公司之外」的組織（即「共同體」），存在著由它提供的「公共產品」即傳統的公益、慈善事業，但現代第三部門並不是它的後繼。而「第三部門史」的研究者在論述當代第三部門發育的時代、社會根源的同時，也很少要涉及它的「歷史根源」。
當代史學對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國）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業或「社會工作」事業的歷史已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如J.B.施尼溫德等對西方博愛與救濟意識演進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麥坎茨對17-18世紀荷蘭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組織與孤兒救助事業的論述（McCants,1997）、M.道頓等的英國公益慈善史探討（Dauton,1996）、W.K.約爾丹的1480-1660年間倫敦慈善團體研究（Jordan,1960）、S.卡瓦羅對1541-1789年義大利都靈地區慈善醫院文獻的考證（Cavallo,1995）、T.M.薩弗利關於德國奧格斯堡地區濟貧撫孤公益事業歷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維特關於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貧兒、棄兒與孤兒養濟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從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傳統時代慈善、公益事業除技術上的落後特徵（活動領域狹小，主要限於救濟孤兒、施捨醫葯等等）外，在觀念形態與社會組織層面更有明顯的特點：在觀念上慈善過份依賴於宗教意識，被看作是一種單方向的「賜與」（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Schneewind,1996）活動局限於狹小的群體，而且往往被納入傳統共同體的束縛——保護關系中，施捨者與被施捨者間形成一種人身依附紐帶。如16世紀都靈地區「慈善與權力」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捐助者建立免費醫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為通往統治者地位的橋梁。而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最著名的慈善機構英諾森養濟會，則是直接受庇於教皇的。它雖然也由教會募捐來支持，但那時的認捐屬於對教會盡義務，並無「志願」性質。
西歐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傳統公益活動，也帶有明顯的「共同體」性質，束縛——保護紐帶而非志願合作紐帶成為這些活動的基礎。如俄國傳統的米爾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勞動組合、連環保等經濟職能外，還有十分發達的社區公益職能。米爾專門預留有「共耕地」，其收獲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當於公益捐助），諸如老弱病殘、意外災難的補助、公醫、公匠、公牧的雇請、節慶典儀的開支等，均可承擔（Figes,1986）。日本傳統時代的町與印度的村社，也有類似的公益職能。（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進入近代化過程後，傳統共同體趨於解體，人們在擺脫了傳統的束縛的同時，也失去了傳統的保護——包括相當一部分原由傳統共同體提供的「公共物品」。於是許多國家的人們在由「共同體的附屬物」變成自由公民的同時便「享受」到了兩種自由：擺脫束縛的自由與失去保護的自由。傳統共同體的公益職能一部分由新興的國家機器來承擔，一部分則成了市場交易物而改由贏利部門來提供。至於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車」問題在這個時期是不會引起太大注意的。原因很簡單：在由共同體本位的傳統時代向個人本位的市民社會過渡時由於舊的身份、等級、特權、共同體等壁壘的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車」而造成的「失靈」因而易於被掩蓋。只有到舊時羈絆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發展、社會經濟機制最大限度地趨近於「完全市場」的狀態下，那些不是因為非市場力量的干擾，而是由於市場邏輯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靈」才會凸顯。同樣道理，在「民族國家」職能初具、政府幹預力量還未充分施展之時，「政府失靈」的問題也是難以凸顯的。直至「二戰」以前的情形的確如此。那時「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一樣處在上升期。從19世紀英國的迪斯累里、德國的俾斯麥分別建立福利國家的雛形（即「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義」、「保守的福利國家」和「父權式的托利黨社會主義」）、20世紀的美國新政、北歐社會黨福利體制、英國勞合喬治與麥克唐納的「工黨社會主義」、德意法西斯的「法團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直到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歐美的左派（社會黨）、右派（保守黨）、極左派（共產黨）與極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制度設計。另一方面，傳統的共同體公益日漸衰落，如17世紀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傳統社區捐贈基金與教會慈善基金尚處在「黃金時代」，但18世紀後因「資本主義的興起」，市民社會出現了「財政上的保守與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與金錢」的關系日顯，傳統慈善基金制度隨即衰落了。（Mccants,1997）在英國，原由教會主持的慈濟診所與葯房在18世紀大都世俗化，轉由世俗政府及企業支持，當時在約克、利茲、赫爾、設菲爾德等地的這類醫療公益還帶有行會性，到19世紀這種行會性也趨於消除。如在哈德菲爾德的紡織業慈濟診所中，1841年還有57%的病人是紡織業雇員，到1871年這一比例降至22%；但診所超越行會性而向社會開放的同時，慈善性也逐漸為商業性所取代了。（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紀法國的傳統社區互助協會在擺脫村社、行會、教會的色彩後也發展迅速，其數從1852年的2488個發展到1902年的13673個，會員由23.9萬增至207.4萬。但同時其慈善色彩也大為減退。到1910年，這類協會總預算收入達6298萬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萬，即18.8%來自捐贈、遺產贈與及成員的自願奉獻；另有1172萬（18。6%）來自政府資助，3936萬（62.5%）來自帶有自惠性的入會費或會金——而這部分取之會員，用之會員的資金作為入會條件實際上是一種交易。（同上，172-186）。
總之在歐美社會「走入現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業的共同體基礎逐漸為國家+市場（或政府+「社會」、國家+個人）基礎所取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這一時期公益組織的特徵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數組織處於政府的監督下」。法國在1882-1902年間「經批準的」公益會社成員增加了100萬，而「自由的」公益組織成員只增加10萬。解釋很簡單：國家的資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而若無國家支持，極少有組織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因此從國家與私人（市場）那裡得到收入並不是「非正常」的。這一時期「互助主義」（mutualism）公益的實踐實際上是戰後福利國家體制的序幕，「它使人們不由自主地選擇了一條介乎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的道路」。（同上：184-185）
對於西方歷史上從傳統公益向現代公益的演變，以往學者有多種表述，如「從教會慈善向世俗控制轉變」（Weaver,1967:14），「從父愛主義的福利形式向職業化管理與保險——融資體制過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從「救助個人的慈善」到「作為社會責任的慈善」和「作為道德責任的慈善」、最後到「福利國家中的慈善」的演變（Alvey,1995），以及從「近似原則」向「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發展（同上；26）等等。但從根本上講，筆者認為這種轉變的本質在於「共同體失靈」所導致的對國家與對市場的二元崇拜。西方的現代公益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的。

從「國家+市場」公益到第三部門：否定的否定？

現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帶來了一系列變化：
首先是傳統慈善觀念的變革。西語中「慈善（harity）」一詞現在的辭書中都釋為「仁愛」、「基督之愛」、「為上帝而普愛眾生」等，帶有濃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但實際上它早於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時代已經流行，在早期拉丁語（caritas）及希臘語（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著一種珍貴的情懷與高尚行為，它與恩惠及感恩相聯系，但無論在古希臘還是古羅馬，這個詞都從不用來表達一個家庭（家族）內的施惠關系，而只是用以表達一個人對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為。可見，這時的慈善雖然含有受者對施主的依附性含義，但也反映了一種突破共同體中自然形成的人際關系的局限之意圖。（Weaver:6）這時也已經出現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則」（cy-pres doctrine）：這一原則認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標不能達到時，有勢力的組織者可以徵集其所施並用之於「近似於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Alvey;8）這就為慈善信託基金的發展開了路。但到19世紀，與感恩相聯系的慈善觀念已越來越為兩個方面所排拒：對弱者而言，他們「對於受惠的民主化預期」已使「慈善」變得像是「對貧窮階層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對於強者而言，「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也造成了一種對所謂不爭氣者的一種「維多利亞式的厭惡」；而傾向於「對受惠者更具選擇性的博愛」。正如英國學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幫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盪子、二流子或純粹的貧民，土地法已經為他們提供了足夠的東西。它只打算幫助那些願意自助的人：他們與其他人一樣，沒有什麼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發災難擋住他們的路」。新的博愛要幫助的是這樣的人：「他們不能乞討，因為他們習慣於工作，他們拒絕成為窮人，因為他們已經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獨立性」。（Alvey,1995:26）
由於這種「福音主義」拒絕救助所謂「自已弄窮的人」，而並非「自己弄窮」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殘疾人、孤棄兒等）的救助又被認為應當是當時職能日趨發達的國家的責任，因而19世紀興起的私人捐助信託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漸退出傳統慈善領域即對特殊不幸者的施捨，而轉向了對公共生活的關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則是20世紀興起的環保等領域。
現代公益的特點在與宗教的關繫上表現尤為明顯。如前所述，中世紀西方慈善事業的最大施主是教會，「教會資助社會事業」是那時的傳統。但英國在16世紀、荷蘭在18世紀、其他西歐國家大致也在此期間都出現了來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減少的趨勢。由大筆私人遺產（資本主義積累的產物）捐贈而設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濟事業的支柱。（Alvey:1995:12,19）但隨著「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興起，濟貧施葯養老育孤這類事業逐漸轉由國家主辦，民間世俗基金便更多地關心公眾的精神需求，同時現代化要求的政教分離趨勢也使國家不便支持教會，民間世俗基金便成為宗教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資者。基督教博愛思想、救世情懷與利他主義雖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為的精神動力之一，但教會本身已由施助者變成了主要是受助者。「教會資助社會事業」遂為「社會事業資助教會」所取代而成為現代公益的一大特徵。在美國這一點尤為明顯，20世紀60年代前期美國全國公益來源有80%來自個人捐贈，而在公益開支中宗教佔了將近一半（49%），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Weaver,1967:62-65）
在傳統慈善的重要領域醫療事業中，「父愛主義」的施醫舍葯也逐漸變成了「理性主義的福音主義」的醫學研究資助。1888年法國出現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視為「20世紀醫療慈善事業所繼承的模範」。這個私人投資、吸納志願捐助的非贏利機構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聞名於世外，還開展了預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會公益活動並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費醫療。但它的主辦者始終認為科學是「消除貧困與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則是次要的。它開創了此後一大批類似機構之先河，如法蘭克福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保羅·埃里克研究所等。與此類似，傳統的施捨濟貧也發展成以民間公益組織擴大就業機會的努力，工合運動的發展便是一個典型。（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現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動領域是教育。隨著公民社會——民族國家二元結構的形成，以市場規則運作的「教育產業」和國家主辦的「教育事業」同時勃興並排擠了傳統時代以教會、村社為主角的共同體教育。但「教育產業」與官辦「教育事業」之間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種力量來填補，這是工業化時代教育成為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的結果，因此也正是在這一領域較早興起了新的公益組織形式。19世紀前期，英國出現了擁有數千捐助人的「要求關心窮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員會」、布羅哈姆委員會等組織，從事對學校與對學生的教育資助。當時一份調查顯示，英國有4100多所學校受到資助，這些學校共有學生16.5萬。在另外約14300個未受資助的學校中，則有31萬交費生與16.8萬慈善資助生。受資助學校的學生與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計33.4萬人，已經超過了交費生人數。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統之外的非英國國教徒中還有許多受資助的初級學校，分別由戰憟教徒、猶太人與胡格諾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領域的這些情況表明，即使在「國家+市場」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進現代化」時期西方也存在著國家與市場之外的民間公益力量。它無疑是當代第三部門的先驅。無疑，就西方文化的繼承性而言它與前近代傳統文化並不是毫無瓜葛，正如保爾·魏德林所說：基督教人道主義遺產與更早時代商業主義的大眾參與到工業時代「與其說被拒絕了，不如說是在更現代的指導下被改造了」。（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實踐的指導思想、組織資源、動員方式與行為規則等方面看，父愛主義與理性福音主義、共同體慈善組織與公民公益組織、「教會資助社會」與「社會資助教會」等區別的斷裂性還是很明顯的。正因為如此，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西方一直有所謂「慈善終結論」、「慈善失敗論」之說。正如英國討論公益問題的拿旦（Nathan）委員會在20世紀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們歷史中最悲壯的失敗之一，就是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在18世紀後期及19世紀，由私人努力來提供學校、醫院、施葯所、濟貧院、孤兒院的普遍服務、發放養老年金、以及救濟其他范疇的『應當貧窮者』（deserving poors）」。而歷史證明民間的這些努力終結了，「如今國家的法定服務——新的或舊的——現在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個人福利，……（於是）困擾委員會的基本問題是：慈善者還有什麼事可做？」
但委員會主席、英國著名律師與議會法學家拿但認為舊慈善的終結恰恰意味著新型志願行動的興起。有趣的是：他在論證這一點時並未強調「市場失靈」與「國家失靈」，而恰恰論述了志願行動與這二者的契合。他認為志願服務與國家服務相互排斥的觀點已經過時，這兩者並無明顯界限：「歷史上（民主）國家行為就是志願行為的結晶與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沒有志願服務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國家很難有效地發揮職能」。福利國家制度應當由志願努力來補充，這不僅由於作為民間力量的志願組織可以作為壓力團體對國家構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幫國家的忙：「志願部門不像政府衙門，它有自由去進行實驗，能成為開創性的先鋒，而國家可以接著干——如果這種開創被證明有益的話」。與之相比，贏利部門雖然也有「實驗的自由」，但其實驗的目的是產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實驗成功，國家也無法「接著干」。反過來講，志願部門因其不具強制性，其實驗如果失敗，也不致造成嚴重後果，而國家如果胡亂搞「實驗」，那就要釀成災難了。
換言之，志願部門再不濟，頂多成為「有益無害的烏托邦」，而國家若搞烏托邦就可怕了——有過這種經歷的中國人對此應當比拿但更有體會——這是從「消極自由」的角度肯定志願部門。若從「積極自由」的角度志願行動當然就更值得肯定。因為這種自由觀不僅講「有權做什麼」，而且更講「應當做什麼」，而志願者的利他向善、服務公眾顯然是「應當做」的。
可見，拿但委員會眼中的志願部門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在「積極自由」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基礎上的，它以（民主）國家有效、市場有效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國家主義、個人主義的，然後才在一更高層次上體現其非國家主義、非個人主義的色彩，發揮其彌補「國家失靈」、「市場失靈」缺陷的功能。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社會才能「找到一種方法，使過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務於現時變化了的新需求」。（Alver,1995:38）
因此，現代西方的志願部門或第三部門是在公民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無論它的創新實驗是成功打開了「後現代」的大門，還是流為「有益無害的烏托邦」，它與前公民社會的傳統慈善都已判然為兩。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邏輯下，傳統慈善的若干特點有時會「復歸」，如「近似原則」如今已成為志願捐助信託基金的通行准則。依靠這一原則，分散的捐助者的個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這些捐贈整合為統一的資助意向並服務於更大的社會目標。古羅馬時代已經出現的這一原則在「理性福音主義」時代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因為那時更強調遺囑自由和對捐贈者特定選擇的尊重。但在戰後，第三部門與公益事業的發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贈者個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則」也就日益擴大了適用性。如美國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組織之一「富蘭克林基金」（正式名稱為美國仁愛協會），以富蘭克林捐贈的遺產為本金，富氏原定的資助對象是：波士頓、費城兩地「有優良聲譽的已婚青年發明家」。但到1962年，富蘭克林基金會終獲法律許可，在cy pres的原則下把最初專為青年發明家而設的這筆錢用於資助醫學院學生及醫院職員，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於支持開辦富蘭克林學院。（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則」賦予民間組織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條件下有效動員志願捐贈資源用於事前並未設想的各種公益目標的權利，明顯地擴大了志願部門的能量。可以說沒有這一原則就沒有今天的第三部門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拿但委員會曾主張：如果志願的公益應受到鼓勵的話，則公益信託基金必須被賦予「它們的古代特權」（指cy pres等）。（Alvey,1995:38）但這種「古代特權」已經是公民社會條件下經過二次創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結果，已不是「傳統的」簡單延續了。

二、公益事業發展史的中國模式

共同體·社會·大共同體

如上所述，共同體——（個人本位）社會的縱向二分法與民族國家——公民社會的橫向二分法是解釋西方社會變遷的有效模式。因而從傳統共同體公益向近現代國家+社會（個人、市場等）公益轉變，再從國家與市場之外發展出第三部門便成了西方公益事業發展的主線。然而中國的情形則全然不同。正如筆者曾論證的（秦暉，1998-9），秦漢以來的傳統中國社會並非滕尼斯所講的那種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但地緣、血緣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體也並無西方中世紀那樣發達。在古代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下無數小農的個體家庭直接作為「編戶齊民」而隸屬於皇權及其下延權力組織（吏權）。在這種結構中，小共同體無法取得本位地位，但這並非意味著個性自由與公民個人權利的成長，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權國家作為一個大共同體的強控制使小共同體權利的成長都成為不可能，就更談不上個人權利的成長了。於是在微觀層面，傳統中國因缺乏強固的小共同體紐帶而呈現出與西方近代化過程以個人本位消解了傳統共同體之後的狀況具有某種表面相似的「偽個人主義」狀態，「編戶齊民」之間無法發生廣泛的橫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紀在村社、采邑、教區、行會與宗族等類群體中所見的那種依附），因而彼此間顯得很「自由」，中國也因此很早就產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過程開始後才習見的許多現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但這種一盤散沙式的「自由」卻以宏觀層面上的某種「普遍奴隸制」為前提。(杜正勝，1990)
換言之，傳統中國社會（此「社會」乃廣義言之，不同於滕尼斯所言的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