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合同法論文

① 合同法論文要怎麼寫

摘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發展，格式合同有了廣泛的應用和發展空間。格式合同的廣泛運用，一方面節省了大量的訂約時間，加速了交易的進行，改變了傳統條件下一個合同的訂立必須經過反復要約和承諾方能成立的非經濟行為，消除了復雜的討價還價程序。另一方面極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企業預先計算成本、利息、風險負擔、付款期限，對耗損、不可抗力所致損失亦能預先將其減少到最低限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同自由原則。這就迫切需要對格式合同加以規制，以達到平衡交易雙方利益，體現平等公平，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關鍵詞： 格式合同；格式條款；法律規制

一、格式合同概述
（一）格式合同的概念
格式合同這一概念在現今的法律領域已被廣泛使用，但國內外對其有多種理解：
第一，在美國、日本和法國等國家將其稱為「附合合同、附意合同」，法國法中的附合合同是指：「一方當事人對於另一方當事人事先已確定的合同條款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不同意的合同，亦即一方當事人要麼從整體上接受合同條件，要麼不訂立合同，而所謂『不訂立合同』的選擇，客觀上又根本不存在。」 [1]另一種對格式合同的稱謂是「一般交易條款」，持此種概念的有德、義大利、奧地利等國。
第二，我國台灣地區的(消費者保護法)將格式合同稱為定型化契約，是指：「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人訂立契約之用而單方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2]其他還有一些有關格式合同的稱謂，如以色列稱之為「標准合同」，葡萄牙法稱之為「加入合同」。
第三，我國法學領域對格式合同概念的理解也不盡相同，有的認為：「由一方當事人、有關團體或國家機關制訂的，或由國家法律直接規定的，包括全部交易條款的一種合同。」 [3]有的認為：「由一方當事人預先制訂的、並由不特定的第三人所接受的、具有完整的和定型化特點的格式條款。" [4]而我國1999年實施的《合同法》第39條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並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

以上各種定義，總體上看只是格式合同的調整和適用范圍有所不同，在概念所詮釋的本質特徵方面並無根本差異。因此，筆者認為，格式合同應當是，合同條款由當事人一方為重復使用(即為與不特定多數人定約)而預先擬定，相對方只能對該擬定好的合同概括地表示全部同意或者全部不予接受，而不能進行協商的一種合同，在日常生活中也可稱其為標准合同。
(二) 格式合同的產生發展及其原因
1、格式合同的產生與發展
在合同最初出現時，並沒有格式合同的存在，格式合同產生於19世紀末，它是伴隨著規模經濟和壟斷企業的出現而大量產生的。
首先，在十九世紀初期，西方各國在農業、手工業以及小規模工業等方面的交易就已經遵循「相因成習」的方式締結合同，對於同一種類的合同，以及合同中不斷重復的內容，當事人以書面形式將其定型化，以便為將來訂立合同時使用。對於這一現象，盡管當時並未產生格式條款和格式合同的理念及相應的法律規范手段，但經濟上的需要卻使得當事人之間自發地產生了利用格式條款合同來簡化其締約程序，從而提高交易效率的要求。
隨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進行的工業化運動使得對煤炭、蒸汽、石油等能源的利用取得了革命性的進步，整個的生產和消費方式都相應的發生了劇烈的改變，這一變革對於契約法影響最大。大工業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費品，並造成了生產與消費的嚴重分化與對立，物質消費行為以及企業、服務業的交易行為(如銀行、保險、運輸)數量與日俱增，這就意味著如果仍然按照普通契約的訂約方式對合同的各項內容逐項商談，以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顯然已經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實際上，從十九世紀以來，不動產的買賣合同，公司的設立合同，出版合同，特許權協議等合同類型都大多依照格式條款訂立，只是在特殊情況下，對這些格式條款的內容稍加更改而已。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格式條款合同的採用更為廣泛，除了少數內容特殊、復雜的合同關系仍然需要由當事人雙方相互協商、個別合意外，對於交易內容固定、交易頻繁進行、內容重復的合同，尤其是公營的公用事業，如水、電、交通、煤氣、通信等學理上稱為「大眾契約」的情形，當事人間已經完全沒有個別合意可言，格式合同已經成為現代人類生活的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例如，德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出現一種趨勢，即保險公司、銀行、大公司以及聯合企業等，一反過去根據個別客戶的需要分別簽訂合同的一貫作法，改而採用標准統一並事先規定好合同條款的格式合同。[5]
2、格式合同產生的原因
我國台灣學者黃越欽認為格式條款合同之所以在現代社會中被如此普遍地適用，主要來自於以下三個方面的社會動因:第一，法律行為或訂約行為的強制傾向，這是現代經濟生活社會環境的產物;第二，締約、履約大量發生且內容不斷重復，成為日常生活的例行事項，企業界利用契約自由的缺陷，以格式合同作為攫取更多利潤的有效工具;第三，以大量生產消費為內容之現代生活關系，使得企業界與顧客都期望能夠簡化訂約程序。[6]
實際上，格式條款合同的採用作為現代合同法的重要發展趨勢，一方面，這是與經濟的發展，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公用事業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愈來愈重要及契約自由理論本身的缺陷所分不開的，而另一方面，高昂的市場交易成本也迫使消費者不得不接受格式合同。
(三) 格式合同的法律特徵
格式合同的特徵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合同條款的不可協商性。
格式合同的使用人通常從自己的目的、利益角度出發，制定和使用格式合同，而作為合同的相對人，對格式合同的內容和具體條款並無協商和討價還價的餘地，即要麼接受要麼拒絕，從而排除了一般雙務合同的平等協商(要約與承諾)過程，筆者認為這是格式合同的最主要特徵。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8971

② 看美國法律論文，老說的unreversed preemption什麼意思

unreversed preemption意為反向優先購買，也就是中文中的反向購買

法律上的子公司（購買方）的企業合並成本是指其如果以發行權益性證券的方式為獲取在合並後報告主體的股權比例，應向法律上母公司（被購買方）的股東發行的權益性證券數量與其公允價值計算的結果，這就是unreversed preemption即為反向購買。

在反向購買中，購買方的權益性證券在購買日存在公開報價的，通常應以公開報價作為其公允價值；購買方的權益性證券在購買日不存在可靠公開報價的，參照購買方的公允價值和被購買方的公允價值二者之中有更為明顯證據支持的作為基礎，確定購買方假定應發行權益性證券的公允價值。

(2)美國合同法論文擴展閱讀：

法律常用的英文解釋：

Joint venture合資企業Breach of contract違約

Accounting regulations會計規章

Quasi-criminal prosecution准刑事起訴pww.docin.(

Lcasing contracts租賃合同

Warchousing contracts倉儲合同

The 1999 contract law of China 99年合同法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反向購買

③ 求一篇關於工商局在企業保護商業秘密有關的論文

現代商業競爭中，商業秘密成為能給經營者帶來巨大競爭優勢的「秘密武器」。誰掌握商業秘密，誰就占據了現代商業競爭的制高點。因此，經營者一開始把更多的心思放在開發、整理和總結自身的商業秘密上，而對如何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來保護自己得來不易的商業秘密則思之甚少。然而，隨著人才的頻繁流動，商業合作的廣泛開展，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出現的泄密現象愈演愈烈，商業秘密經常被無端泄露或遭他人盜用，給經營者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失。這一問題的長期存在，不僅極大地影響了經營者開發商業秘密的熱情，也破壞了公平、自由的市場競爭秩序。在此背景下，社會各界尤其是企業界要求採取有效的法律手段保護商業秘密的呼聲愈來愈高，世界各國紛紛結合本國國情對商業秘密給予不同程度的法律保護，我國自90年代以來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對商業秘密給予保護，但總的來說，現行規定內容分散、系統性不強、保護程度較弱，因此，改革、完善我國現行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制度被提上議事日程。

一、我國商業秘密法律保護的立法現狀

我國關於商業秘密保護的立法起步較晚，建國以後直到1991年基本上為空白。1991年4月9日，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民事訴訟法》第一次明確提出「商業秘密」這一法律術語。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商業秘密的范圍進行了界定。盡管當時我國對商業秘密的保護僅僅停留在民事訴訟活動范圍內，未能揭示出商業秘密的本質含義、構成要件等，但是，它卻昭示了商業秘密受我國法律保護這一立法方向，在社會上引起了十分積極的反響。

1992年，中、美兩國政府簽訂《關於保護知識產權的諒解備忘錄》後，為履行保護商業秘密的承諾，我國於1993年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法》，該法首次對商業秘密的概念、幾種侵權行為以及違反規定應追究的民事、行政法律責任等作出規定，成為我國商業秘密立法的一個里程碑。此後，我國在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1997年頒布的《刑法》、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等法律中對商業秘密的保護作出了補充或特殊的規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最高人民法院等也針對實踐中遇到的新問題、新情況進行了相關的規定或解釋，相關立法、解釋進一步豐富了我國商業秘密保護的范圍、方法和手段，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現實社會對商業秘密保護提出的要求。至此，我國初步建立起一個包括民事法律保護、行政法律保護和刑事法律保護在內的商業秘密法律保護體系。

二、我國商業秘密法律保護存在的問題

綜觀我國現行商業秘密保護的法律規定，有關商業秘密保護的條款主要分散於《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中。雖然這些法律對商業秘密的范圍、構成要件、侵害商業秘密的方式及對侵害行為的制裁等均有涉及，但保護還是顯得過於分散，不夠全面、系統，且原則性規定較多，不便於實際操作。主要表現在：

（一）商業秘密性質不明確

商業秘密的屬性問題往往決定一國的商業秘密保護的基本理論，是明確商業秘密法律保護依據、保護方式和保護程度的關鍵性問題，明確商業秘密的屬性對於立法和司法實踐具有重要意義。[①]

多年來，各國理論界及司法界對於商業秘密的屬性一直爭論不休，存有疑義。有人認為，商業秘密只具有類似於財產的性質，保護商業秘密的理論基礎是被告違反其與原告之間的信賴關系，對於商業秘密的保護來自於競爭法，而不是財產法，故否定其為財產權，只認定其為准財產權；[②]有人則認為，商業秘密在性質上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相同，都是人類智力活動的結晶，是一種知識產權。[③]對於商業秘密的性質，我國理論界及司法界也極不統一，長期以來並未意識到將商業秘密提高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高度，認為其僅是一種契約關系，是一種競爭手段。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們開始將商業秘密當作知識產權來對待，商業秘密的知識產權屬性逐漸為人們所認同，並出現在正式文件中，如中、美兩國政府於1992年簽訂的《關於保護知識產權的諒解備忘錄》即將商業秘密歸入知識產權范圍。TRIPS第一部分也明確規定了商業秘密是知識產權的客體，是一種財產權，明確了商業秘密的知識產權屬性。但從我國現行商業秘密保護立法來看，尚無法律明確將商業秘密界定為知識產權。

（二）權利主體范圍過窄且無歸屬規定

我國《勞動法》將商業秘密的權利主體限於用人單位，《反不正當競爭法》將商業秘密的權利主體限於經營者，而將單純從事發明創造而獲得商業秘密及通過其他合法手段獲得商業秘密的其他機構及自然人排除在商業秘密保護之外，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的若干規定》第2條第6款將商業秘密權利人定義為：依法對商業秘密享有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多少彌補了法律規定的不足。但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此項文件，不過是部門規章，影響有限。

另外，確定商業秘密的歸屬，是判定商業秘密權利人的前提。因此，如何確定商業秘密的歸屬，是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制度的重要內容。而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來看，並無關於商業秘密歸屬的直接規定。

（三）侵權主體范圍狹窄

《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的主體限於「經營者」，對於非經營者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未列入該法調整的范圍；《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的主體限於「被侵權單位的勞動者，對於被侵權單位之外的單位及個人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未作規定；《合同法》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的主體限於「合同當事人」，而事實上合同關系之外的任何第三人都可能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的責任主體；《刑法》關於侵犯商業秘密的主體的規定則突破了前述法律的限制，不僅將個人規定為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責任主體，而且也肯定了單位犯罪的存在，且犯罪主體不受經營者、合同關系等限制，應當說保護的范圍比較寬泛。但畢竟《刑法》僅適用於刑事犯罪，其有關主體的擴張解釋並不能自然適用於民事侵權領域。

（四）侵權方式過於原則且適用范圍受限

對於侵犯商業秘密的表現形式，《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該法關於侵權方式的規定採取完全列舉式，等於將未列舉或將來可能出現的侵權方式統統排除在外，不利於商業秘密的全面保護。

另外，有關侵犯商業秘密的表現形式，除《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刑法》作出明確規定且規定一致外，其他涉及商業秘密保護的法律對此尚未作出規定。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刑法》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的表現形式尚不能自然適用於勞動法、合同法等領域，而實際情況是，商業秘密的侵權方式並不會因部門法的不同而有所區別，現行規定必然人為造成侵犯商業秘密的表現形式法律規定的不統一，影響法律執行的效果。

（五）缺乏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規定

世界各國在以法律形式保護無形財產時無不明確指出：法律一方面要保護權利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使社會公眾共同分享無形財產帶來的巨大福利，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科學和文化的發展。為此，法律在以專有權利保護無形財產利益的同時，也對這種權利給予合理約束。[④]考察我國現行商業秘密保護法律法規，有關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規定幾乎為零。最高人民法院於2006年12月30日頒布的《關於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次引入了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規定，該解釋明確規定通過自行開發研製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獲得的商業秘密，不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第(一)、（二）項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但從商業秘密限制的法律制度來講，這些規定明顯不足，且僅僅停留在司法解釋的范疇，尚未上升為法律。

（六）程序法規定明顯不足

商業秘密主要依靠權利人採取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維護其權利。商業秘密一旦公開，權利人則喪失其佔有。因此，侵犯商業秘密案件的訴訟程序有許多特殊性。如何保證商業秘密在訴訟中不致二度傷害，在訴訟程序上現行法律、法規均無規定。如舉證責任問題，商業秘密訴訟的級別管轄問題，商業秘密的保密審理等基本制度均缺乏明確的規定。

三、完善我國商業秘密法律保護的立法構想

如前所述，我國現行商業秘密法律保護的規定主要散見於《反不正當競爭法》、《勞動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中，保護極其分散，且不夠全面系統。而從世界范圍來看，對商業秘密法律保護行之有效的途徑是制定專門法，全面、系統地就商業秘密的概念、構成要件、權利歸屬及侵害商業秘密的法律救濟等作出規定，並明確其知識產權屬性。借鑒世界主要國家對商業秘密保護的立法，我國有必要盡快制定一部專門的《商業秘密保護法》，以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商業秘密保護，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事實上，根據全國人大立法規劃顯示，我國的商業秘密保護專門立法早已被列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國家經貿委曾受託於 1994年8月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成立了《商業秘密保護法》起草小組，並先後擬訂了《商業秘密保護法（徵求意見稿）》和《商業秘密保護法（送審稿）》，只可惜至今尚未出台。當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無論如何，筆者堅信，隨著條件的成熟，各方認識上的統一，《商業秘密保護法》終究會「前呼萬喚始出來」。趕在《商業秘密保護法》正式出台之前，筆者僅就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制度的完善談以下幾點粗淺看法。

（一）明確商業秘密的知識產權屬性

客觀地說，自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關於保護知識產權的諒解備忘錄》及簽署TRIPS後，事實上已經承認將商業秘密作為一種知識產權給予法律上的保護，只是在國內立法中尚未明確其知識產權屬性而已。從商業秘密本身來看，與其他知識產權相比，它同樣也是人們在生產經營中創造的一類特殊的無形財產，是人類智力活動的結晶，是一種精神財富，同樣也可以成為合同的標的而成為交易之對象。[⑤]因此，考慮到商業秘密自身的特性及履行對國際社會作出的承諾，我國宜在國內立法中明確商業秘密的知識產權屬性。

明確商業秘密的知識產權屬性後，在法律上設定其轉讓、許可使用、質押等權能就容易很多。從目前學者的研究來看，對於賦予商業秘密轉讓、許可使用權能均不持疑義，但對於賦予商業秘密質押權能卻大都持保留態度。這可能與我國現行《擔保法》的規定及商業秘密的特性不無關系。[⑥]但筆者認為，既然我們承認商業秘密屬於財產權范疇，而其又並非法律禁止或限制轉讓的權利，根據法理精神，其依法就可以作為質押的標的。至於現有法律的限制性規定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日後的完善來解決，畢竟法律是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而發展並為經濟生活服務的，法律不應成為經濟生活的絆腳石。至於商業秘密的特殊性，我們也完全可以通過特殊的制度安排來作出保障，無須過分擔憂。[⑦]

（二）完善權利主體、侵權主體、侵權方式等規定

關於商業秘密的權利主體，現行商業秘密保護法律法規僅僅將其限定在經營者與用人單位，而將單純從事發明創造而獲得商業秘密及通過其他合法手段獲得商業秘密的其他機構及自然人排除在商業秘密保護之外，嚴重挫傷了有關單位、個人進行技術發明和創造的積極性，不利於科技的發展與進步。因此，筆者建議，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的若干規定》定義的商業秘密權利人上升為法律，即商業秘密權利人為依法對商業秘密享有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擴大保護范圍。在規定商業秘密的權利主體時必然涉及到商業秘密的歸屬問題，由於實踐中商業秘密的產生原因多種多樣，法律應當對各種情況下產生的商業秘密的歸屬作出規定，以進一步明確權利主體。

有關商業秘密的侵權主體，現行商業秘密保護法律法規規定的也非常狹窄，如《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規定侵害商業秘密的主體限於勞動者；《反不正當競爭法》將侵害商業秘密的主體限定為經營者；《合同法》則將侵害商業秘密的主體限定為合同相對人。當然，這些法律關於商業秘密侵權主體的局限性是與各自的調整對象和適用范圍的不同有關的，並非法律本身存在問題。在出台專門《商業秘密保護法》背景下，筆者建議，對侵權主體作出全面、統一的規定，將商業秘密權利人之外的任何單位與個人均列入侵犯商業秘密的主體范圍。

有關商業秘密的侵權方式，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刑法》均作出明確、一致的規定，但從這兩部法律的規定來看，對於商業秘密的侵權方式完全採取列舉式規定，是否構成商業秘密侵權，要完全依據這些規定來進行判定。但是我們知道，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問題總是千差萬別，一味依據現有列舉式規定來進行侵權與否的判斷必然會陷入某種行為嚴重侵害他人商業秘密卻不能被認定為侵權的窘境。筆者認為，分析某一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時，應當嚴格圍繞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進行判斷，而不應拘泥於列舉的范圍。為此，筆者建議，有關商業秘密的侵權方式，應在現有列舉式規定的基礎上，增加一項概括式規定，避免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尷尬。

（三）引入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規定

1、社會公共利益對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

商業秘密權屬於私權范圍，但其取得和行使必須符合公共利益。在緊急情況下，為了實現社會公益性目標，對商業秘密權進行一定的限制符合全社會的共同利益。因此，法律應當確立社會公益優先的原則，在個人商業秘密權與社會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對商業秘密權作出適當限制。

2、自行開發研製對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

由於商業秘密權只具有「相對專有性」，不具有絕對排他性，所以對於同一商業秘密而言，可能存在多個權利主體並存的情形。只要各個權利主體的商業秘密都是自行開發研製，不論商業秘密形成時間的先後、早晚，他們之間的權利都可以並存，任何一方均不得對另一方行使權利作出限制。關於自行開發研製對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經作出了規定，但由於該項規定僅僅為司法解釋，筆者建議將其盡快上升為法律。

3、反向工程對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

反向工程是一個技術術語，又稱「逆向工程」，是指通過對含有商業秘密因素的商品進行解剖和分析，從而知曉其構造、成分、製造工藝或者源代碼等內在商業秘密因素。[⑧]目前，各國對「反向工程是對商業秘密權進行限制的一種手段」均持肯定態度。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也明確認可反向工程為商業秘密保護的例外，但對反向工程本身需受到的限制則未作出明確的規定。借鑒各國立法，反向工程實施的前提必須是反向工程實施人合法擁有含有商業秘密因素的商品，且實施反向工程本身不違反任何約定。

4、權利用盡對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

權利用盡，是指商業秘密權利人只對無形的商業秘密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權利人生產的含有商業秘密因素的商品以合法方式銷售出去後，無論該商品輾轉於何人之手，權利人均無權再控制該有形商品的市場流轉。[⑨]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均將其規定為商業秘密保護的例外，我國亦應明確此項規定。

5、善意第三人對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

依民法理論善意取得的一般原理，商業秘密權利人對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商業秘密無權主張權利，而只能向惡意泄密者主張權利。因此，世界各國大都將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商業秘密排除在商業秘密保護之外，只是對於善意第三人是否有權使用或披露獲得的商業秘密持不同意見，有的國家許可，如巴西、芬蘭；有的國家禁止，如德國和部分東歐國家；有的國家則附條件禁止，如美國、日本等。筆者建議，我國應採取許可制為宜，畢竟善意第三人在取得商業秘密時已支付相應對價，在此情況下如禁止其使用顯然違背其交易目的，而對於權利人遭受的損失，宜規定向泄密者追償。

（四）引入法定賠償

從目前我國知識產權相關法律規定來看，有關侵權的賠償數額，主要從四個方面考慮：一是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給予賠償；二是按照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遭受的損失給予賠償；三是參照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給予賠償；四是由人民法院根據法定標准給予賠償。其中，《商標法》與《著作權法》規定了損失賠償、獲益賠償與法定賠償，《專利法》規定了損失賠償、獲益賠償與許可費賠償。

目前我國商業秘密侵權賠償規定主要見於《反不正當競爭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0條第1款規定了損失賠償與獲益賠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參照確定侵犯專利權的損害賠償額的許可費賠償規定。但筆者認為，我國現行商業秘密侵權賠償規定仍存在很大問題，無法妥善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各類商業秘密侵權賠償案件。首先，如前所述，商業秘密侵權賠償案件的損失本身很難准確界定；其次，對於侵權所獲利益，實踐中行為人往往採取生產經營不做帳、做假帳或更加隱蔽的方法來逃避法律的制裁；再次，參照許可費賠償，假如權利人從來沒有許可他人利用商業秘密時會顯得非常尷尬。因此，鑒於目前狀況，筆者建議最好借鑒其他知識產權法律規定，在《商業秘密保護法》中引入法定賠償，以更好地適應現實需要。至於有人建議引入懲罰性賠償，筆者則認為其有違侵權賠償法理，不敢苟同。

（五）改革商業秘密罪的立法模式

對於商業秘密犯罪，我國《刑法》第219條作出明確規定，該條規定區別「重大損失」、「特別嚴重後果」，對行為人分別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與「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的不同刑罰。相關司法解釋又將「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作為追訴的標准。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刑法》將侵犯商業秘密罪規定為結果犯，根據危害後果決定是否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未達到規定標準的，不予追究。

從世界各國商業秘密刑事立法來看，大多數國家對商業秘密犯罪均採行為犯模式。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刑法規定，凡盜竊工商秘密、技術秘密者，得科以五千美元罰金或五年有期徒刑，或者二者同時並科；[⑩]德國《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第1款規定，為競爭之目的或圖自己之私利，引誘他人披露或竊取商業秘密，或對於他人有意為其竊取或披露商業秘密之期許表示接受者，處兩年以下自由刑或科罰金；我國台灣地區《刑法》第317條規定，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泄露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⑪]

反觀我國的商業秘密刑事立法，將商業秘密犯罪限定在產生「重大損失」上，范圍過於狹窄。況且對於其中提到的損失，究竟是指商業秘密本身價值，還是指商業秘密被侵犯後給權利人造成的實際損失，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學術界及實務界也存在較大爭議。另外，如何確定侵權損失額的大小也是刑事司法實踐面臨的難題。實踐中，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導致對權利人保護不力，使得一些本應由刑法調整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未得到應有的處理，客觀上放縱了犯罪。更主要的是，商業秘密侵權行為是一種暴利行為，行為人非法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實質無異於搶劫，且其行為本身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有些甚至是毀滅性的，不加大刑事處罰，提高其違法成本，顯然不足以遏制其發生。因此，借鑒國外立法，我國應改變將侵犯商業秘密罪規定為結果犯的立法模式，將其改為行為犯，而將損失作為量刑的情節，徹底理順侵犯商業秘密罪理論體系中的各種矛盾，解決司法實務中遇到的疑難問題。

（六）完善程序法規定

1、完善舉證責任制度

考察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我國目前尚未將商業秘密案件列為一類特殊的案件而實行特殊的舉證責任，而仍然按照民法規定的一般侵權行為來進行舉證責任的分配。但按照民事侵權「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商業秘密侵權訴訟中原告的舉證負擔非常沉重，迫切需要盡快予以改變。在具體的改革方向上，筆者建議參照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第5條「被申請人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其使用的信息是合法獲得或者使用的證據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以根據有關證據認定被申請人有侵權行為。」之規定，在侵權方式上確立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即只要原告證明其擁有的商業秘密符合法定條件，被告的信息與其商業秘密相同或者實質相同，被告有條件接觸到原告的商業秘密，而被告無法證明其信息來源於自主開發、研製，或者通過反向工程獲得，或者通過原告的許可使用獲得，或者通過其他合法途徑獲得時，即可推定原告的主張成立。

2、完善保密審理制度

保密審理，在我國主要指不公開審理，還包括案卷的封存、鑒定的保密、訴訟人員的保密等。目前，我國關於保密審理的規定主要見於《民事訴訟法》，該法第66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第120條第2款規定：離婚案件，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上述僅有的兩條規范，提供了不公開審理的輪廓，但內容過於簡單籠統不利於實務操作。筆者建議，將《民事訴訟法》第120條第2款修改為：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應當不公開審理。另外，法律還應明確規定法院對案卷材料的封存保密義務，鑒定人員對知悉的商業秘密的保密義務，審判人員、書記員、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對知悉的商業秘密的保密義務等。

3、完善專業鑒定製度

對於涉及商業秘密案件，承辦案件的法官也是隔行如隔山，為了查明案情，法官不得不委託專家進行鑒定，而目前我國多數法院大都是在各自所在區域范圍內指定鑒定機構，由於受自身學識、能力和所處環境的限制，實踐中往往出現不同鑒定機構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也由此而導致了同一案件出現各不相同的判決。為此，筆者建議，法律應強制規定，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無論由哪級法院審理，都應委託全國性的行業機構來進行鑒定，以確保結論的科學性和權威性。

4、完善證據保全制度

《民事訴訟法》第74條規定：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訴訟參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由此可以看出，現行法律規定證據保全應當在起訴之後進行，當然，對商業秘密案件的證據保全也不例外。但現實情況是，在商業秘密侵權案件中，侵權人可輕而易舉轉移、隱匿甚至偽造相關資料，商業秘密權利人卻舉證艱難。為在訴訟前獲得有利於自己的第一手資料，商業秘密權利人通常只能委託公證機關進行證據保全，但由於公證機關沒有法院的強制力，實踐中又使得證據保全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果法院能在訴訟前採取保全措施，往往會使侵權人措手不及，對認定侵害，確定損失賠償額大為有利，也能促進糾紛的順利解決。因此，筆者建議，我國應引入訴前證據保全制度。

綜上所述，雖然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一個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保護在內的商業秘密法律保護體系，但從我國現有商業秘密保護法律、行政法規、政府規章等規范性文件來看，國內商業秘密保護立法還過於粗糙，相關問題尚有待於進一步明確和完善。如有關商業秘密的屬性規定；權利主體、侵權主體及侵權方式等規定；商業秘密保護的限制性規定等。因此，盡快制定全面、系統的《商業秘密保護法》，梳理並完善現有商業秘密保護法律規定，構建統一、協調、科學、完整的商業秘密保護法律體系就成為我國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④ 拜求一篇3000字左右的英文文章，主要內容得是和勞動合同法有關！！！！

國外無期限勞動合同
Legislative point of view from abroad, non-fixed term labor contract was unanimously endorsed by the labor contract for the normal, labor relations are the existence of the general form, as long as there is no legal case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unilaterally, labor relations have been continued until retired workers . Promulgated by the EU in 1999 on the protection of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s of employees Directive (1999/70/EU) clearly states: "No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s are the general form of labor rel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of employee's livelihood, improve their occupational stability treatment and work. "Since 1982, French labor law clearly stipulates:" The enactment of the labor contract shall not determine the ration "(Labor Code, the law, section 121-5 of the Covenant).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should normally be set no fixed deadline for the labor contract.

Above the EU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s of employees Directive (1999/70/EU) clearly states: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 applicabl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by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ry group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views of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o determine its application the scope of its renewal. "French Labor Code provides that fixed-term employment contract only applies to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First, alternative sick leave, maternity leave, such as the suspension of the labor contract employees; are two changes in business activity in the seasonal or jobs on a temporary increase in the application; three are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in some staff to enter into some special labor contracts, such as for long-term unemployed young people and to enter into mutual aid employment, adaptability and access to qualified labor contract (Code of Laws, section 122-1-1 of the Covenant). Code also explicitly cited the two fixed-term employment contract to prohibit the signing of the situation: First, the recruitment of employees by collective labor conflicts alternative (such as a strike) and to suspe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abor contract employees; two ministerial regulations are listed in a special on dangerous jobs (Article 122-3 of the Covenant). In addition, the ration of fixed-term employment contract and the renewal was also limited. Fixed-term employment contract can only be renewed once the renewal period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period plus the general should not exceed 18 months. After the expiry of fixed-term employment contract to continue the existence of labor relations, that is to have no fixed term labor contract relationship; on employers in a number of positions for an employee with a fixed labor contracts and also regarded as non-fixed term labor contract relationship; only because of the seasonal job, made a regular basis regardless of how the renewal of labor contracts are fixed-term employment contract (Article 122-1-2 of the Covenant). British labor law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EU directive in 1999 to develop a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 on the employee's Ordinance (October 1, 2002 come into operation). Under the Ordinance, the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s and the renewal of the initial period of total ration of no more than 4 years in general. More than four years after the labor relations continue to exist, unless the employer has objective reasons to justify the signing of a fixed-term contracts, shall be deemed non-fixed term labor contract. German labor law also requires the promotion of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s for periods of not longer than 18 mon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what type of labor contract entered into without any coercion, the parties may be at a fixed period and no fixed term labor contract in one, while in Germany, France, on fixed-term labor contracts directly applicable to the case be restricted
翻譯：
從國外立法來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被一致肯定為勞動合同的常態，是勞動關系存續的一般形式，只要不出現法定的單方解除合同的情形，勞動關系就一直接續下去，直到職工退休。歐盟1999年頒布的關於保護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雇員的指令（1999/70/EU）明確指出：「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是勞動關系的一般形式，有助於保護雇員的生活、改善其職業穩定性和工作待遇。」從1982年起，法國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合同的訂立不得確定期限」（勞動法典法律編第121－5條）。僱主與雇員通常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

歐盟上述關於保護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雇員的指令（1999/70/EU）明確指出：「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適用於特殊情形下，由成員國立法根據行業的特點在征詢勞資團體意見後確定其適用范圍及其續延。」法國勞動法典規定定期勞動合同只能適用於下列情況之下：一是替代休病假、產假等勞動合同中止的雇員；二是企業經營活動變化時，在季節性或臨時增加的工作崗位上適用；三是為解決某些人員失業問題而訂立的某些特殊的勞動合同，如針對青年人和長期失業人員而訂立的就業互助性、適應性和獲得資格性的勞動合同（法典法律編第122－1－1條）。法典還明確列舉了兩種禁止簽訂定期勞動合同的情況：一是招聘僱員替代因集體勞動沖突（如罷工）而中止履行勞動合同的雇員；二是部頒規章所列的特別危險的工作崗位上（第122－3條）。此外，定期勞動合同的期限和續訂也受到限制。定期勞動合同只能續訂一次，續訂期限加上原合同期限一般不得超過18個月。定期勞動合同期滿後勞動關系繼續存續的，即轉為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關系；僱主在多個崗位上與某一雇員連續訂立定期勞動合同的情況，也視為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關系；只有因季節性工作訂立的定期勞動合同不論怎樣續訂，都是定期勞動合同（第122－1－2條）。英國勞動法為了落實歐盟1999年的指令制定了關於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雇員的條例（2002年10月1日起實施）。根據該條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初始期限和續延期限總合一般不得超過4年。超過4年後勞動關系繼續存在的，除非僱主有客觀理由證明需要簽訂固定期限合同，否則即視為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關系。德國勞動促進法也要求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期限不得長於18個月。

在美國，對勞資雙方簽訂何種類型勞動合同無任何強制，當事人可在固定期限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中任選，而在德國、法國，對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適用情形直接予以限制

⑤ 你好，麻煩幫我發些法律本科的畢業論文相關材料，最好是關於勞動法、合同法等方面的，謝謝

探析《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不足及完善
摘 要：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立法精神和理念、基本制度上均有重大改革和創新，基本上適應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爭議處理的要求，對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意義重大。 但由於諸多條件的限制，這部新法仍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與不足，亟待進一步研究和解決。本文著重基於法理與比較法視角，在分析勞動爭議的概念和本質、西方各 國勞動爭議處理模式及其特徵的基礎上，對我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不足及完善進行了初步探討。

關鍵詞：《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勞動爭議；本質；處理模式；特徵；完善

2007年12月29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獲得通過，於2008年5月1日起施行。這部勞 動爭議處理方面的「權威大法」的立法精神和理念、基本制度上均出現了重大改革和創新，有許多值得肯定的「亮點」。例如，明顯突出了調解功能，擴大了仲裁的 受理范圍，延長了仲裁時效，縮短了仲裁審理期限，確立了先行裁決與先予執行制度，增加了用人單位的舉證責任，對於勞務派遣情形下的勞動爭議當事人專門予以 明確，勞動爭議仲裁不再收取費用等等，基本上適應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爭議處理的要求，對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意義重大。但由於諸多條件的限制，這部新法仍存 在一些突出的問題與不足，亟待進一步研究和解決。本文基於法理與比較法視角，在分析勞動爭議的概念和本質、西方各國勞動爭議處理模式及其特徵的基礎上，對 我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不足及完善進行了初步探討，期盼對我國將要進行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配套立法工作貢獻綿薄之力。

一、勞動爭議的概念和本質

（一）勞動爭議概念界定
開展一項研究，首先應當弄清研究的對象，這就涉及對勞動爭議概念界定。盡管「在每一研究的初期階段，概念恰恰最難界定。」〔1〕在我國，最早對勞動爭議 概念進行界定的學者是史尚寬先生，且該界定對後世影響最廣泛：「勞動爭議，廣義的謂以勞動關系為中心所發生的一切爭議。於此意義，因勞動契約關系，僱用人 與受僱人間所生之爭議，或關於勞動者之保護或保險，僱用人與國家間所起之紛爭，僱用人團體及受僱人團體本身之內部關系所生之糾紛，以及僱用人或僱用人團體 與受僱人團體間因團體的交涉所生之糾紛，皆為勞動爭議。然本章所稱勞動爭議，乃指狹義之勞動爭議而言。即僅以各個之僱用人與受僱人間所生之爭議及僱用人或 僱用人團體與受僱人團體間所生之爭議為限。如因爭議之當事人而為區別，前者可成為個人爭議，後者稱為團體爭議。」〔2〕黃越欽教授認為，「『勞資爭議』四 個字乃一法律上具有特定意義之專有名詞，並不是一切沖突、械鬥、糾紛均可稱之為爭議行為。」因為：「依據『憲法』生存權之理念，勞工得行使團結權，以進行 團體交涉，進而行使爭議權，以達成其改善勞動條件之目的。為達此目的，勞工之爭議權最後將落實在與雇方簽訂團體協約，故爭議權行使之目的在締結團體協 約。（凡不是以締結或修訂團體協約之行為，均不是勞資爭議，筆者注）」所以，「可惜不論在立法上或在實務上甚至在學術上均有庸俗化的傾向，不但不能正確體 認此一專有名詞之法律上的意義，甚且任意加以切割或以其他名詞加以混淆。」〔3〕318王全興教授認為，勞動關系有單個勞動關系與團體(集體)勞動關系之 區分。與單個勞動關系對應的勞動爭議為狹義勞動爭議，即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關於勞動權利義務的爭議。與團體(集體)勞動關系和單個勞動關系對應的勞動爭 議為廣義勞動爭議，其中包括狹義勞動爭議和團體(集體)勞動爭議。〔4〕
基於上述分析，勞動爭議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所生之爭議及用人 單位或用人單位團體與工會之間圍繞權利、義務以及相關利益所生的爭議。其與史尚寬先生的狹義勞動爭議、王全興教授的廣義勞動爭議是一致的。因為王全興教授 的廣義勞動爭議實際上就是史尚寬先生的狹義勞動爭議。這一含義包含以下幾點內容：（1）勞動爭議的主體是特定的，即一方是勞動者及工會，另一方是用人單位 及用人單位團體。（2）勞動爭議的內容具有廣泛性。勞動權利和義務本身就具有廣泛性，既有法定權利，也有約定權利，既有財產性質權利，也有人身性質權利。 包括就業、工時、工資、勞動安全與保護、勞動保險與福利、職業培訓、民主管理、獎勵懲罰等若干方面。同時，在集體合同爭議中還會圍繞相關利益生爭 議。（3）勞動爭議是勞動領域中的經濟利益的沖突。例如，勞動關系解除爭議，從其實質講，都是為了一定的利益而產生的爭議。（4）勞動爭議是主體權利或利 益主張的矛盾和沖突。因此，勞動爭議的處理也就成為解決這種權利或利益沖突的法定程序。（5）勞動爭議由於以勞動關系為基礎，而勞動關系又具有極強的社會 性特徵。因此，勞動爭議處理的程序公正會對勞資關系的穩定產生重要作用。
（二）勞動爭議的本質
勞動爭議的現象呈現出多重個別 性和不完整性。從世界范圍看，總結勞動爭議現象的個別性，可抽象出的共性是：權利或利益的要求是彰顯的，形式上表現為爭執和沖突。20世紀90年代以來， 我國的勞動爭議呈現出與社會變革相適應的時代特徵：一是勞動爭議案件數持續大幅增長；二是非國有企業勞動爭議數量急劇上升；三是集體勞動爭議大幅增加。以 上勞動爭議所呈現出的個別性特點，一方面說明了勞動權利義務配置的復雜性，不同的爭執涉及各個不同層次、不同屬性的權利請求權；另一方面也使得解決勞動爭 議的各種程序法更應具有操作性，更應符合程序正義。
沖突只是社會主體利益不協調的外部表現。雖然沖突表示「有明顯抵觸的社會力量之間的爭 奪、競爭、爭執和緊張狀態。」〔5〕但西方的沖突理論也認為，沖突具有社會整合功能，實際上，權利救濟本身的目的，正在於通過對沖突現象的價值評判，抑制 沖突的負面效應，減少沖突的發生或防止沖突的惡化，從而引導社會變革。因此，以法律解決或限制沖突的基礎在於確認權利，而以法律解決或限制沖突的前提則在 於權利本質屬性。對勞動爭議性質的分析，必須建立在對勞動關系本質的分析基礎之上。
勞動關系是在實現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所結成的一種社會經濟關系。這種社會經濟關系是一個矛盾體：追求生存機會與追求利潤的不同價值取向。勞動關系矛盾體要求法律對其的調整，既要實現人格的自由和平等，又要反映人的生存與發展，是二者和諧的統一。
從歷史分析方法著手，勞動關系不同於一般的民事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具有極強的社會關聯性。從勞動關系的歷史發展線索考量，僱傭勞動時代，是勞動關系的 革命時代，自由主義者將勞動關系全面債權化，實現了勞動關系「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利益的差別性和人格的獨立性，使勞動關系的矛盾性也日益凸顯。但是抽 象的平等性卻掩蓋了這種關系事實上的不平等，並在人權平等的幌子下，忽略了勞動關系沖突的積聚過程。而且，伴隨著工業的膨脹，勞動關系社會化加劇，自發和 自覺的雙重力量使勞動者群體力量逐步產生。進入20世紀後，隨著社會權利理念的確立，工會法及其團結權等制度賦予勞動關系更豐富的內容。以注重對勞動關系 的人身屬性和財產屬性有機調整的勞動法，也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而被立法者所重視。從歷史的視角考察勞動關系，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制度與其的聯系是如此緊密，而法律思想和法律理念的轉變：公法——私法——社會法的運行和融合軌跡，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勞動關系的本質及其在社會關系中的地位。

二、勞動爭議處理模式及其特徵

(一)勞動爭議處理模式
以上分析了勞動關系內部結構的不同利益取向以及外向性表現——權利沖突，並指出勞資爭執是勞動關系運行的必然結果。勞動關系的社會化及與社會經濟制度的 密切性，使得調整這種關系的實體法——勞動法頗具獨特性：集中體現勞動權本位思想，使私法中的自然人格在勞動法中得以擴張，而成為法律關懷下的真實人 格。〔6〕
西方各國勞動爭議處理程序之形成與發展，與各國所采勞動法制模式有緊密關聯。台灣著名勞動法學家黃越欽先生將這些模式劃分為四 種，即斗爭模式、多元放任模式、協調自治模式和統合模式。〔3〕73斗爭模式目前已無採用國家；多元放任模式主要指美國，與歐洲解決勞資問題大異其趣；協 議自治模式又分為勞資抗衡式和制衡式兩種，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統合模式比較復雜，形成了社會統合模式、經營者統合模式和國家統合模式，分別以瑞典、日本 和我國台灣地區為代表。這些模式的差別主要在於勞資爭議及勞動條件改善所依託的力量：協議自治模式強化工會在其中的作用，而統合模式則強調國家、團體在其 中的作用。
(二)西方各國勞動爭議處理模式的特徵
1.普遍將勞動爭議分為權利爭議和利益爭議、個別勞動爭議和集體合同爭議，並採取不同的程序法救濟。
按照爭議標的不同，將勞動爭議分為權利爭議和利益爭議。權利爭議，是指勞資雙方依據法律、集體合同、勞動合同的規定，當事人主張權利存在與否或有無受到 侵害或有無履行債務等發生的爭議。按照「司法最終解決原則」，勞動爭議當可以公力救濟——訴訟解決。利益爭議，一般指因為確定或變更勞動條件而發生的爭 議。這類爭議並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衡量性和可訴性。利益爭議在各國均以專門設計的調解、仲裁解決，在必要的時候，如日本、美國等採取公力強行介入的「緊急調 整程序」。權利爭議和利益爭議之劃分，成為程序立法乃至於管轄劃分的重要依據。
按照爭議主體的不同，將勞動爭議劃分為個別勞動爭議和集體合同勞動爭議。個別爭議發生於勞動者個人與僱主之間，爭議的內容一般是勞動合同所約定的勞動權利和義務。這種爭議涉及的是具體的勞動者直接的和切身的權益。其爭議主體是個別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和僱主。
集體合同勞動爭議，是指工會與用人單位或其團體之間因為簽訂、履行集體合同而發生的勞動爭議。集體合同勞動爭議的一方是工會代表，另一方是用人單位或其團體。
劃分個別勞動爭議和集體合同勞動爭議的意義在於，二者在爭議處理中採用不同的程序。 2.三方機制原則是勞動爭議程序法中的主要原則。三方機制原則在勞 動爭議程序法的體現，主要在不同的程序中予以構建。美國仲裁機構，雖分為特設仲裁機構和常設仲裁機構，均由三方人員構成；德國的權利爭議案件由勞動法院受 理，初審法院由1名職業法官和2名來自雇員和僱主的名譽法官組成，二審法官組成與初審相同，但二審中要求僱主方面必須有僱主協會的代表、雇員方面必須有工 會代表出庭應訴，當事人不能出庭。三審法官除與一、二審相同外，職業法官和名譽法官的比例都有所提高。利益爭議之調解仲裁機構，一般由邦勞工部長擔任主席 或任命，其他委員則由僱主團體與受雇勞動者團體組成。
3.健全的工會法律制度及集體談判法律機制。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頒布有工會法 或工會法律制度。在西方一些國家，工會成為本國勞動法制模式中重要的因素。如以法國、義大利為代表勞資抗衡模式，推崇工會理想主義，強調勞資關系自治；以 德國、奧地利為代表的勞資制衡模式，推崇「產業民主化」，除經營參議會制度外，尚強化工會的維權作用；以瑞典為代表的社會統合模式，其最大特徵是工會在全 國勞動者中的領導地位，全國總工會與全國僱主聯盟之協調構成個別勞動關系的基礎，反對國家干預；以經營者統合模式為代表的日本，雖沒有像瑞典那樣有強大的 工會力量，但仍強調在企業層級的工會與僱主之間的協商機制。與以上工會的法律地位相對應，各國均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集體判決法律機制。而且這種法律機制，絕 不僅僅是簽訂集體合同或團體協約，而是建立在結社權、締約權、行動權等「團結三權」基礎上的勞資協商的有機體系。
4.法定的和平義務。勞資 爭議之表象——沖突，決然不能只理解為械鬥，激烈的外部對抗。各國勞動法或勞動程序法對當事人均得以法定的和平義務。如對罷工權的行使，一般規定必須由工 會來行使，而且必須是談到破裂時當可行動。根據資料統計，瑞士有57%的團體協約中訂有絕對和平義務。〔3〕76而當勞資雙方以協商程序訂立集體合同或團 體協約後，則應全面履約，不得違背協約內容而加以爭議，否則違反和諧義務。

三、《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不足及完善的初步探討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對其以前的我國勞動爭議處理程序存在的諸如仲裁前置限制了當事人的訴權、仲裁機構與行政職能不分、程序周期過長及效率低、「三方 原則」存在虛擬性等問題和弊端進行了相當大程度的解決，出現了文章開頭所言的許多值得肯定的「亮點」。 但由於諸多條件的限制，這部新法仍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與不足，主要有：勞動爭議以個人勞動爭議為程序法構建重點，沒有將集體爭議列入勞動爭議處理程序中； 仍堅持實行強制仲裁製度（只是在個別情況下部分案件實行一裁終局），而且爭議仲裁范圍又只限權利爭議；立法技術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等等。這些問題亟待進 一步研究和解決，以利於將要進行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配套立法工作。基於法理與比較法視角，《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完善應圍繞上述問題與不足從以 下幾方面問題著手：
(一)完善集體爭議處理機制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的勞動爭議針對的是個別勞動爭議與集體勞動爭議。由 於《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的集體勞動爭議是指10人以上具有共同訴求的勞動爭議，其本質仍屬個別勞動爭議，所以《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實際上沒有涉及集 體合同勞動爭議，這實為一大遺憾。實質上，從集體合同勞動關系的產生原因看，它以個別勞動關系為前提，並對個別勞動關系進行內部機制約束，其主體、內容、 客體、運行的方式及范圍，對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所產生的影響力，都與個別勞動關系有著差別。從一定意義上說，集體合同勞動關系的運行結果，影響著一國的經 濟基礎，進而會間接影響著上層建築的變化。集體合同勞動爭議也不僅僅只是集體合同履行糾紛，既包括集體合同的訂立、變更、解除糾紛，也包括罷工權的行使以 及確認不當勞動行為糾紛等。在我國，由於沒有罷工權立法和系統的不當勞動行為立法，實質上這兩種爭議已完全脫離權利救濟法的運行機制。而集體合同的締約糾 紛與履行糾紛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實際上沒有涉及，這就使得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處理極不規范。
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的不完善與對集體合同勞動關系的功能認識不到位有很大關系。實際上，無論是勞資抗衡模式抑或勞資制衡模式以及社會統合模式，均強調了勞資之間的自治功能。而這些模式之代表國家在市場經濟初期也與我國當前情形相類似，即主要依賴個別勞動關系法和勞動基準法來調整勞資關系。但由於勞動基準法的低標准性和剛性特徵，使得勞資之間的對立難以和 諧。二戰後，西方各國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開始尋求自治途徑，並逐步強化了工會法律制度和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目前，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對勞動關 系的調整基本上使用了三層法律結構：以個別勞動關系法為主線(中層結構)，以勞動基準法為基礎(下層結構)，以集體合同勞動關系法為重點(上層結構)。
完善我國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的基礎是健全工會制度和強化勞動者的團體權。無論是企業內部的職工民主管理，還是集體協商，抑或集體合同勞動爭議，都 應以健全的工會制度和協調、談判機製作保證。由於我國實行一元工會制度，自上而下的工會結構體系在國有企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私營企業的數量和規 模的擴大，在其中建立工會組織成為當前一個重要任務。私營企業勞資關系緊張，對立情緒較為嚴重，解決集體爭議的情緒化手段普遍。而在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企 業中，工會的代表性問題值得重點關注。代表性弱化或喪失代表性，實際上等於喪失了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存在的基礎。就勞動者的團結權而言，應以法律規 范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並就協商和集體合同爭議建立單獨的解決機制，強化「三方機制」，注重調解和集體合同勞動爭議仲裁。在當前法律還未賦予勞動者罷工權 的條件下，擬應在原解決因簽訂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的基礎上擴大調解范圍。在相關法律中，將僱主與勞動者的協商談判課以義務。在集體勞動爭議中，宜將 利益爭議和權利爭議分開，利益爭議主要以調解機制解決，而權利爭議則應以仲裁機制解決。
(二)進一步改革勞動爭議仲裁體制及程序
我國以前勞動爭議實行強制仲裁製度，這實際上過度強調了仲裁程序作用，其立法之出發點概以為仲裁機關具行政依託性所致，由此又使得勞動仲裁行政化傾向加 重。《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對部分案件實行一裁終局，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強制仲裁製度，但這只是在個別情況下，實際上強制仲裁製度並未根本動搖，而且爭 議仲裁范圍又只限權利爭議。西方多數國家推崇訴權平等的憲法原則和權利，以「司法最終解決」為原則，構建了權利爭議與利益爭議訴求的不同解決機制，有著嚴 謹的學理基礎和制度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後，雖因「訴訟爆炸」〔3〕320之現實影響，一些國家試圖以調解程序分解法院之壓力，但並未改變司法程序的 主要救濟功能。「勞動爭議仲裁製度在各國的實踐表明，勞動爭議仲裁並非是爭議解決的關隘和必經之路，實行強制仲裁的范圍大多被嚴格控制在影響公共利益和社 會秩序的范圍內的勞動爭議。」〔7〕對《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完善，宜應以個別權利爭議與集體爭議劃分為標准，在此基礎上分別構建個別勞動爭議處理程序 和集體爭議處理程序。個別勞動爭議(權利爭議)以司法解決為主途徑，集體爭議以「三方機制」主導下的仲裁程序為主途徑，兩個途徑均可配之以調解程序解決， 充分體現程序的公正價值。
(三)立法技術要高
我國現行勞動爭議處理程序法律制度中的許多規定是立法技術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現 為：（1）用絕對確定性規則的形式表達了相對確定性規則的內容,用相對確定性規則的形式表達了絕對確定性規則的內容。例如，《勞動法》第80條的規定： 「在用人單位內，可以設立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10條並未明確解決這一問題。既然勞動爭議調解機構的設置是「可以」，那麼，如 果一個企業里不設置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該如何調解？等等，這一切都需要《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明確規定。（2）目前存在的多頭制定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的現 象，尤其是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及其辦事機構發布關於時效、管轄與主管、當事人制度、保全制度與先予執行制度等一系列事關仲裁製度、仲裁體制以及訴訟制度、訴 訟體制這樣一種狀況。（3）由於《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沒有涉及勞動爭議訴訟制度、訴訟體制問題，那麼如何認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的方式先行確定勞動 爭議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則等重大問題的合法性？根據《立法法》的第8條「仲裁和訴訟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規定，勞動爭議處理訴訟制度、訴訟體制也應當由全 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來制定，以求法制權威統一。

參考文獻：
〔1〕羅豪才.軟法與公共治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5-6.
〔2〕 史尚寬.勞動法原論〔M〕.台北：正大印書館,1978:241.
〔3〕 黃越欽.勞動法新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4〕 王全興.勞動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73.
〔5〕 喬納森•H•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11.
〔6〕 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梁慧星.民商法論叢.王闖,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84.
〔7〕 鄭尚元.勞動爭議處理程序法的現代化〔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136.

⑥ 急求合同法1500字左右論文一篇，有的話請發郵箱[email protected]，答案會採納。

合同法

內容摘要：這篇論文主要論述了通過講述實際例子所聯系的關於合同法基本知識，從而讓我認識到學習合同法對我們生活中起到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關鍵字：合同解釋，契約自由，意思自治
引言：短暫的合同法學習結束了，起初只是知道合同法是和「法」有關的，通過短暫的學習使進一步的了解了合同法。學習中主要學習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和合同的效力等。為了能讓我們更加的認識合同法，老師講的例子更加讓我記憶深刻，生活中難免也會遇見類似的事情，這樣我們便可以用我們所學的知識正確的渠道來解決問題。

一,債權物權化
債權物權化，指法律規定是債權具有對抗一般人之效力[1]。傳統民法觀念認為，債是請求相對人為一定行為，具有嚴格的相對性。債權人僅能向特定的債務人請求給付。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債的相對性逐漸被突破，具有了一定的絕對性，具體表現為如下幾種情況：
（一） 租賃權物權化
該效力集中表現為"買賣不擊破租賃"原則，即房屋承租人得在出租人轉讓房屋時繼續享有承租權，該租賃權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除此之外，租賃權物權化還包含如下幾方面內容：承租人可基於對不動產的合法佔有，對第三人侵害租賃物和租賃權的行為，可請求其停止妨害和賠償損失。在一定條件下，承租人可為轉租或租賃權讓與之行為[2]。
但也有學者對租賃權是否為債權提出了質疑[3]。認為正確的理解應該是根據買賣合同而取得的所有權不得對抗此前存在的承租人對租賃物進行使用收益的權利，進而認為這種權利的性質也是一種物權。因此"買賣不破租賃"完全符合民法相關法理，並非屬於"債權物權化"情形。筆者認為，依據"物權法定"原則，在法律尚未明確規定租賃權為物權時，不宜認定租賃權因具有物權性質而就此認定為物權，而只能做邊緣化的理解，即其被物權化。這一過程考慮到了人的基本權利居住權，使得房屋管理體制從注重保護所有權人利益向注重保護使用人利益轉變，保障了承租人生活的穩定。體現了促進資源合理利用的價值取向，使得房屋的利用價值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同時也保護了房屋租賃交易安全。
（二） 債權的公示
債權的設立，本無須公示，因為債權是相對權。但特定情況下為維護債權人的利益，當事人可通過一定的方式明示其權利的存在並取得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例如，在不動產物權的變動過程中，作為其原因行為的債權行為可由當事人自行約定附條件或者附期限，故而債權行為往往先於不動產的變動登記，二者在時間上多存在差距，商品房預售便是典型。而在此期間內不動產權利人的其他處分足以危害債權人請求權的實現。基於發生特定物權變動為內容的債權，雖然原不動產物權人負有於將來移轉物權的義務，權利人也獲得要求對方移轉物權的請求權，但該請求權畢竟屬於債權，由於債權相互之間一般固有的平等原則，無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一旦原不動產物權人違約，將該物權移轉於第三人並辦理登記，則在同一物權之上既有債權又有物權，依據物權優於債權的法理，第三人將獲得物權。債權人僅得要求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不得要求債務人完成原約定的物權行為。這勢必不利於債權人的保護。相反，建立了債權物權化的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及其他債權公示制度，則不動產物權人所為的處分行為，若妨害已公示登記的債權，則為無效行為，這樣可以使不動產請求權得到切實的保護，債權人能切實地實現債權，也能有效地平衡不動產變動對方當事人的利益關系。
（三） 債權的優先力
傳統債權理論認為債權是一個相對權，其權利的對象直接指向的是人而非物，是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為給付行為。在權利實現的安排順序上並沒有如同物權般規定有先後，因其在權利的效力上都是平等的，所以得平等受償。然而在債權物權化的進程中，出現了在特定情況下，某些債權較之於其他權利具有特定的優先效力。譬如破產法上的工人工資優先權；海商法上的船舶優先權；民用航空法上的民用航空器優先權；合同法上的建設工程價款優先權等規定。
該規定是為適應社會生活之需要，為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出於特殊的政策性考慮因素而做出的特別規定，其作用在於破除債權人平等原則以強化對某些特殊權利的保護。雖然被法律賦予優先權效力的特殊債權其基本性質雖不發生根本的改變，但卻在權利的實現上具有了物權的某些特徵。
（四） 債權成為物權客體
現代社會,隨著商品交易規模的擴大和交易手段的多樣化,使得債權不僅是種交換的權利，而且其自身也被作為可交換的物，即債權本身就是一種物權客體。
就債權本身作為權利客體而言，權利人在處分該債權或處於債權被侵害的情形時，往往會表現出為一定物權行為的特徵。例如在債權人處分其債權時,有類似所有權人的地位。現代法上,債權也具有讓與性，即債權人可以依法處分其債權，而處分行為則又是典型的行使物權的表現。從這一現象上看，債權人對其債權具有支配權，故債權人讓與、處分其債權時，其地位與所有權人並無本質的區別[4]。又如第三人侵害債權制度，即如果債的關系以外的第三人對債權債務關系予以故意破壞，債權人可以據此要求其賠償。我國現行立法尚未規定侵害債權制度，不過實踐中類似的糾紛已經大量出現。確立第三人侵害債權的責任，可充分保障債權人利益和維護交易安全。但是，從第三人侵害債權制度可以看到，債權人的相對義務人不再僅僅是債務人，已擴大到其他第三人。第三人侵害債權時債權人對他也產生了權利，即債權具有了物權的效力[5]。
二、 物權債權化
物權債權化表現在所有權等物權由歸屬向利用轉變，將物權的權能轉讓與他人，即將佔有、使用、收益變成一種權利轉讓。並且，物權債權化更多的表現為利用所有物的交換價值，來設定擔保，獲得貸款和融資。物權人對物的現實支配更多地表現為收取價值，獲得融資，所有人只需在觀念上對物有支配行為，而無需現實的支配行為[6]。在物權債權化的情況下，債權成為了目的，物權成為了手段。
(一) 物權的證券化
物權的證券化主要體現在不動產的證券化上。所謂不動產證券化，即是將不動產上的財產權變成證券型態，更具體地說，是將對土地及建築物之財產權，由直接支配之物權關系，轉變為具有債權特性的證券型態，使原來流通性不強的土地及建築物財產權轉化為流通性較強的證券。物權的證券化主要有以下幾種形態[7]：
1. 將不動產的價值形態分成若干份額，以證券的形式對外出售。
2. 美國的土地信託的典型操作模式。開發業者購買一塊生地，租給一家由該開發業者組成的公司，並將該土地的所有權信託移轉給一位受託人，依據信託契約，受託人發行土地信託受益憑證，而由委託人(開發業者)銷售該受益憑證，受益憑證代表對土地所有權(信託財產)的受益權，銷售受益憑證所得的資金，用來改良土地。受託人收取租金，負有給付受益憑證持有人固定報酬的義務，並將剩餘租金用來買回受益憑證，使開發業者的實質所有權(對信託財產的受益權)的負擔解除。
3. 抵押權以證券化的形式轉讓，在抵押權設定以後，因為抵押權常常由銀行所有，銀行可以將抵押權轉移給一家投資公司，投資公司以抵押權所具有的權益發行證券。
其次，諸如倉單、提單、商品券等的出現，也使這些證券所代表的物權之絕對權性質淡化。物權的證券化使物權和債權的關系更為密切，這就是說，物權不僅是權利人對物所享有的獨占的支配權，而且物權可以作為一項可交易的財產，以具有債權特點的證券形式在社會上流通當然，證券化使得對物的利用更有效率。
(二) 所有權的期限化
在物權發展過程中，逐漸出現了所有權的期限化。所有權的期限化，又稱為有期產權，它是通過有期共享購買定式合同產生的一種不動產產權形式。這種定式合同賦予購買人在事先確定的期限排他性地使用特定不動產的權能，通常是由許多人長期或短期相繼和輪換使用同不動產，且這種權利可以在生前或死後轉讓[8]。例如，某人需要固定在夏天使用該市的某個別墅，他可以購買該別墅1月至5月的所有權。從而形成所謂的有期限的所有權。在該期限內，他享有對其產權的絕對的支配權，任何人佔用其財產，他都可以以所有人的身份請求排除侵害。在這種制度下，時間對權利的享用起到了限製作用。也就是說，每個權利人只是在既定的時間內享有獨占的支配權。

生活是復雜、多變和發展的，而法律規范具有相對穩定性，法律技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者之間總存在一定的差距和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物權與債權區分的相對性問題。債權的固有性質侵入物權和物權的固有性質侵入債權，以及二者在特定情況下發生性質上的模糊乃至二權混融、競合的現象，這只是物權法與債權法在局部領域或某些具體制度上存在的問題，反映的是復雜的社會經濟生活和法律規范中存在的特殊現象。我們不能就此否定物權與債權存在基本的區別。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面對兩權融合滲透的問題，理論上仍然存在分歧，法律上依舊留有真空，這也導致了實踐中法院裁判的兩難。所以，在我們制定物權法及完善債法制度時，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對處理物權與債權發生滲透、融合問題要深思熟慮，在立法技術上要作縝密的處理，妥善的處理好物權債權化和債權物權化的問題。

[1] 王澤鑒：《債法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版，第17頁。
[2] 史尚寬：《債法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148頁。
[3] 章傑超：《對所謂"債權物權化"的質疑》，《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4] 劉保玉秦偉：《物權與債權的區分及相對性問題論綱》，《法學論壇》
[5] 李錫鶴：《對債權不可侵性和債權物權化的思考》，《華東政法學院學報》 [6] 參考尹田教授在物權法課上的有關論述。
[7] 董萬程：《論物權與債權的發展趨勢》，《中國法學》，2004年，第期。
[8] 高富平：《物權法原理》，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⑦ 急需答案：涉及違約的受損害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各國法律確定的制度有哪些這些制度的差異和共同點有哪些

合同法定解除權是法律賦予非違約方在其自身利益遭受違約方行為嚴重損害時得以採取的一種違約救濟措施。由於此種救濟將導致雙方合同關系終止的後果，各國對其均規定了嚴格的限制條件，但在具體規定上存在著較大差異。本文擬對各主要國家的合同法或判例法以及國際統一合同法有關法定解除條件的規定進行比較、評析，以期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參考和借鑒。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後，沒有履行或沒有完全履行以前，當法定的條件具備時，根據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關系消滅的行為。一般說來，合同生效後，當事人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但在履行過程中，有時會產生某些特定情況。例如，由於對方當事人嚴重違約，從而使債權人訂立合同的目的不能達到，這樣合同的存在對債權人來說已不具有實質意義，合同即使在以後能夠被遵守，債權人的目的仍不能達到，因此應允許債權人宣告解除合同，從而使其從已被嚴重違反的合同中解脫出來，及時消除或減少因對方違約所造成的損失。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旦違約都可以導致合同的解除。如果對法定解除權不加以嚴格的限制，就會導致各種交易關系輕易的消滅，既不符合鼓勵交易的目的，也不利於資源的有效利用，甚至常常會損害合同雙方的利益，特別是在一方雖已違約，但違約當事人能夠繼續履行，而非違約方願意違約方繼續履行的情形時，就應當要求違約當事人繼續履行，而不能強令當事人消滅合同關系。因為在此情況下只有繼續履行才符合當事人的訂約目的，才能更好地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

鑒於以上考慮，對非違約一方的法定解除權，各國均規定了十分嚴格的條件和限制，但由於各國合同法律制度的不統一，各國的規定存在著較大差異。本文擬對各主要國家的合同法或判例以及國際統一合同法有關法定解除條件進行比較、評析，以期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合同法》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英國

英國《1979年貨物買賣法》將合同條款分為兩類，一類是條件條款(conditions)，也被稱為主要條款;另一類是擔保條款(warranties)，也稱為次要條款。當事人違反兩類條款將會產生不同的後果。該法第11條第3款規定：違反主要條款的，將會產生一種權利解除合同;違反次要條款的，將會產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沒有權利拒絕接受貨物。合同條款的上述分類方法由於完全不考慮違約方違反特定合同條款所造成的實際後果有多麼嚴重，顯得過於僵硬，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引起不公正。但這種分類也有一個重要的優勢，即具有確定性，雙方當事人都可以事先知道違反某個條款必須承擔什麼樣的法律後果。

如果一項條款未被制定法加以分類，法院依據該條款在合同中的重要性來決定其是一個主要條款，還是一個次要條款，其檢驗的標準是，是否一項特定的許諾涉及事情的根基，以至於如果不履行這項許諾，就會使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實質上不同於非違約方的預期。例如，同樣是由於生病不能按時履行合同中的義務，在Poussard v. Spiers(1876)一案中，歌手違反合同未能如約參加演出，使整個合同無法履行，被告有權解除合同，另找他人代替原告，而Bettini v. Gye(1876)一案中，歌手未能如約參加排演，並不影響合同如約履行，原告仍然可以按約參加演出，所以被告不能解除合同。另外，當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對條款進行分類，指出某些條款是主要條款，另一些條款是次要條款，這與(1979年貨物買賣法)中的分類具有相同的含義。但在一些情況下，當事人的分類也不是決定性的。但一般而言，只要當事人清楚地說明了違反某個合同條款的後果，法院就願意判決當事人的分類是有效的。

自從1962年的一個案例之後，英國法院開始承認那些無法歸屬的條款為「中間條款」。對於這類條款，法院主要考慮的是違反該條款實際造成的後果是否嚴重到足以根本性地破壞合同目的，從而決定非違約方是否有權解除合同。但是，在英國法院的實踐中，還是首先要考慮所違反條款屬於主要條款還是次要條款，再考慮違反合同的後果。如果前者可以明確，則再無必要考慮後者。

英國法院的實踐中還有三種特殊的違反合同的情況：

一是預先違反合同;

二是違反合同只涉及分期履行合同中的一個小部分;

三是違反合同的結果並不影響實際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只是影響了合同的商業盈利性。

在第一種情形中，一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來之前預先聲明他不打算履行合同義務，或者使自己處於一種不可能履行合同的狀況，那麼，對方當事人有權解除合同，並且可以立即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也可以等待合同的履行期限屆滿時，再看對方當事人是否准備履行合同，如不履行的，再向法院起訴。此處賦予非違約方立即起訴的權利旨在使無辜的當事人遭受的損失盡快獲得補償。如果非違約方選擇了等待對方履行，此時合同依然有效，而非違約方為了履行自己的義務，可以產生一些合理的費用，在期限屆滿以後再以對方根本性違反合同提出解除合同和賠償請求。對此英國的學術界與法官們有很大的爭議，因為在對方當事人清楚地表明了預先違反合同的意圖之後，履行合同顯然是不必要的，由此而產生的費用也完全浪費了，而且也與受害方減輕損失的義務相矛盾。同時非違約一方也可能承擔在期限到來時，他自己可能會違反合同，反而使原來違約一方獲得了解除合同的權利。

對於分期履行的合同，當事人違反其中一次履行的行為，是否能夠授權對方當事人解除合同，其實質上依然是決定該種違反是否屬於前述的根本性違反合同目的，這要取決於每個案件中的合同條款和具體情況。比如買賣合同中，法院並不單純考慮當事人違反合同所涉貨物在合同規定的貨物總量中所佔的比例，還要結合具體情況決定該種違反的後果，從而判斷是否構成了根本性的違反合同。

除此之外，還可能出現一種法定解除的可能，一方當事人履行了他的主要義務，只是在次要的方面違反了合同，其結果並沒有影響繼續履行合同的實際可能性，只是在商業上，這樣做不太合理，以致在事實上根本違反了合同。

(二)美國

英國法關於條件和擔保條款的區分，對於美國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但《統一商法典》(下稱U.C.C.)並未明確區分條件和擔保條款。U.C.C.在第 2-703條和2-711條分別規定了買賣合同賣方和買方的各種救濟，其中就有法定解除權的行使。第2-612條規定了分批交貨合同的違約救濟，並明確規定：「一批或多批貨物，如果因不符合合同或存在其它違約而使整個合同的價值嚴重降低，即構成違反整個合同。」U.C.C.第2-610條則規定了「預前毀約」時非違約方的救濟措施。美國判例法往往通過判斷是否存在「嚴重違約」或「完全違約」來決定合同一方的違約行為能否成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因此， 「嚴重違約」實際上就是非違約方行使法定解除權的條件，而如何來決定「嚴重違約」又純屬一個事實問題，需要法官在個案中依據具體情況做出決定。

就合同的履行，依據不同程度通常可分為三種：

(1)完全履行;

(2)基本履行;

(3)嚴重違約。後兩種履行情形屬於違約行為。由此，決定合同一方的違約行為能否成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即是要決定該種違約屬於基本履行還是嚴重違約。基本履行指當事人一方基本履行了合同義務，僅在履行中稍有背離。依據基本履行理論，如果(1)違約履行僅僅輕微低於合理期待的目標和(2)此種輕微背離非為惡意，則非違約方不能解除合同。所以法院需要分析事實，判定該履行行為是「基本履行」還是「嚴重違反」。美國合同法學者綜合不同意見認為以下是法院判斷「基本履行」或「嚴重違反」合同的依據：

(1)受損害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預期的從合同中應得的利益;

(2)受損害一方的損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適當彌補的;

(3)如果受損害一方終止履行，有過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會遭受侵害;

(4)有過失一方彌補過失的可信度;以及(5)有過失一方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與「公平交易」准則。

美國法中沒有「遲延履行」的概念，因此對於不能按時履行是否可以使相對方解除合同義務法院也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美國法院在分析過程中通常首先要決定約定的履行期限是否構成一項先決條件(condition precedent)。一般來說，美國法院並不認為履行期限條款是一項先決條件。另外也可以考慮該種逾期履行屬於上述「基本履行」還是「嚴重違反」合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要在合理的時間內履行均屬於「基本履行」。但如果合同明確規定嚴格按照預定時間履行非常重要，即「time is of the essence」，則按時履行是一項先決條件，違反這一條件將會使非違約方得以解除其合同義務。如果缺少上述的明確約定，在違約一方僅略遲於約定日期履行時，美國法院一般不願就此使非違約方解除合同。但也有一些例外情況需要特殊對待。比如在選擇權合同(option contract)的情形，一項期限為30天的選擇權在第31天行使即為無效。又如雖然在合同中未明確規定，但合同標的物的特殊用途使合同雙方均意識到按時履行的重要性，如一批聖誕禮物的買賣合同的履行就必須在節前履行。

美國U.C.C.在總結了英美國家的判例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採納了預期違約制度。該法典第2-610條不僅肯定了美國判例確立的在明示預期違約情況下非違約方享有的選擇救濟措施的權利，而且還增加了非違約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權利。而為了准確地判定默示預期違約，U.C.C.第2-609條規定，當一方有合理理由認為對方不能正常履約時，他可以書面形式要求對方提供正常履約的充分保證。如果對方沒有在最長不超過30天的合理時間內按當時情況提供履約的充分保證，則構成默示預期違約。由於單純地預見到對方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並不意味著對方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美國法將提供保證作為其他救濟手段適用的前提，消除了主觀「預見」所帶來的隨意性，限制了對合同解除權的濫用，因而更為合理，值得我國借鑒。

(三)德國

《德國債法現代化法》於2002年1月1日生效，是自《德國民法典》問世以來最重大，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新文本第323條是關於雙務合同情形法定解除權的特殊規則，它適用於雙務合同中一切違反義務的情形，包括不給付、遲延給付和不良給付，且不再限於牽連性主給付義務，亦應適用於從給付義務或者其他附隨義務，其中不良給付情況下的法定解除權是首次被引入到《德國民法典》中，第323條的適用范圍顯著擴大。該條第1款規定債權人必須為債務人指定一個適當的後續履行期間，並且期間必須屆滿未果。這是解除的一個要件;在第2款規定了一些免於指定期間的情形;第3款規定了以警告代替指定期間的情形;第4款規定了預期違反時的解除;第5款規定在單純一部給付的情形，債務人原則上只能進行一部解除。只有在債務人對一部給付不具有利益時，其才可以進行總體解除。在不良給付的情形，以違反義務為不顯著為限，債權人不得解除合同;第6款規定在債權人應對解除原因承擔單獨責任、或者承擔主要責任時，或者在債權陷於受領遲延時，排除解除的權利。

新文本第324條規定，即使只是違反新法第241條第2款規定的不涉及給付的附隨義務，債權人仍可以解除合同。依新法第324條解除合同，必須具備以下幾個要件：

一、必須為雙務合同;

二、必須違反新法第241條第2款的保護義務;

三、不能夠苛求債權人信守合同。但在違反此種義務影響到主給付，並使給付不能依約履行時，適用新法第323條。

新文本第321條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制度，在期間屆滿相對方仍然欠缺給付能力時，先為給付義務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此情形上，准用第323條。該條將舊文本中「財產在訂約後明顯減少」的不安抗辯權適用前提擴大為「欠缺給付能力」，借鑒了英美法系中的預期違約制度的適用前提，也與第323條所規定的預期違約制度相照應。

新文本第326條第5款規定：「債務人依第275條第1款至第3款不需要給付的，債權人可以解除合同;對於解除，准用第323條，並且無需指定期間。」第275條第1款調整的是所謂「事實不能」，即根本就不能夠履行給付的情形;第2款調整的是所謂「事實不能」，即給付雖然在理論上為可能、但卻不會為任何理性的債權人所認真期待的情形;第3款則對應由債務人親自履行給付、即專屬給付的情形做出了特別的規定。

(四)CISG

CISG的第49條規定了賣方違約時買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條件。該條第1款列舉了買方可以解除合同的兩種情形：(1)「賣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構成根本違約」;(2)在賣方不交貨時，買方依據第47條規定的程序給了賣方履行的寬期限，而賣方在寬期限內仍不交貨或他聲明將不交貨。類似地，CISG的第64條規定了買方違約時賣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條件，列舉了以下兩種情形：(1)「買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構成根本違約」;(2)在買方沒有按合同規定的日期履行時，賣方依據第63條規定的程序給予買方履行的寬期限，而買方在寬期限內仍不交貨或聲明將不履行義務，包括不接收貨物或不支付貨款。另外，CISG的第72條規定了在履行合同日期到來之前，當事人構成預期根本違約的條件，可以解除合同。第73條指出分批交貨合同中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批貨物義務構成根本違約，另一方當事人可宣布合同對該批貨物無效;若另一方斷定今後各批貨物履行也將根本違約，可宣告解除整個合同。

綜合以上條款可知，CISG中規定的法定解除條件大體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一方當事人根本違約(分為實際根本違約和預期違約)，二是當一方當事人的違約尚不足以構成根本違約時逾額外期限而不履行。

CISG沒有採納英國《1979年貨物買賣法》將條款分為條件和擔保的作法，而是通過確立根本違約這一制度，將合同後果與合同目的實現結合起來，以違約嚴重性來確定解除合同的條件。依據CISG第25條的規定，構成根本違約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第一，違約的後果使受害人蒙受損害，這里所述的損害(detriment)是廣義的，包括了商業利益損失，標的物損壞，商業機會損失等多種情況;

第二，「以致於實質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此處所稱「實質上」，意味著對當事人重大合同利益的剝奪，因此表明了一種違約後果的嚴重性：「以致於」則表明違約行為和另一方蒙受的重大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

第三，違約方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下也預知會發生根本違約的結果。在這里，CISG為貫徹過錯責任原則，採用了主客觀標准來確定違約人的故意問題。

CISG規定以上三個必備條件嚴格限定了根本違約的構成，但有時也限制了非違約方法定解除權的行使。例如，違約人對結果的預知程度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同的，倘若違約人對結果的預知很少，甚至根本沒有預知，而違約的結果實際上造成重大損害，在此情況下，因為違約方的行為不構成根本違約，則非違約方仍必須受已被嚴重違反的合同的拘束，盡管合同的履行對他已經沒有意義，也不能解除合同，這顯然不妥。本來違約人能否預見，那是一個過錯程度問題，不應影響到解除權的實際行使。所以CISG規定的「可預見性」要件，使其不如美國《統一商法典》僅根據具體違約程度來確定是否可解除合同，更有利於保護非違約方。

第72條在預期根本違約時非違約方可宣布解除合同，在執行中更應慎之又慎，既要「明顯看出對方當事人將根本違約」，又要履行該條第2款規定的通知程序，否則屬不適當地解除合同，導致非違約方可能不僅在履行期到來時應該接受對方當事人提供的履約，同時還要承擔本身構成根本違約的風險。該條第3款是關於明示預期違約的規定，大致相當於U.C.C.第2-610條的規定。所不同的是CISG僅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要求對方作出保證，而並未如同美國法那樣，將其列為其它救濟手段的前提，這就可能會導致解約權的濫用。

按照CISG第47條和第63條的規定，對方當事人的遲延履行實際上賦予了非違約方一項選擇的權利，從字面意義上講，他可以不利用寬限期程序，直接宣布解除合同，也可以給出一個寬限期，逾額外期限不履行，再解除合同。而從功能上講，這兩項條款正是為了確定在遲延履行在哪個時間點才構成根本違約，從而確定非違約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時間。這種寬限期程序使等待履行的非違約方消除了相對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構成解約權的不確定性，減輕了非違約方可能承擔的不當解除的風險。

(五)中國

我國《合同法》第94條規定了法定解除的條件。合同法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義務;

(3)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的;

(4)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5)法律規定的其它情形。從這個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合同法》主要參考了CISG的作法，規定法定解除的條件主要為預期根本違約，實際根本違約以及逾額外期限仍不履行三種情形，採用「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說法，拋棄了預見性理論主觀標准，減少了因此而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現象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

一般而言，預期違約制度是英美法系國家特有的合同法制度，而不安抗辯權制度是大陸法系國家合同法的一項特有制度。我國《合同法》充分借鑒了這兩大制度以及CISG行之有效的經驗，對預期違約制度和不安抗辯權制度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也有人認為我國同時規定這兩種制度有重復規定之嫌。持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混淆了這兩種制度。它們雖然相似，但也有顯著的區別，如二者產生的前提條件不同，依據原因不同，救濟方式不同。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可以使債權人在不同的情形選擇更有利於自己的救濟措施，從而加強了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另外《德國民法典》新文本也同時規定了這兩種制度，從實例的角度說明我國《合同法》這樣立法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合同法》將不可抗力單獨列出作為一項法定解除的條件。一方面從各國立法看，各國均未將其單獨列為一項法定解除的條件。如《德國民法典》新文本僅在第326條第5款的規定在給付障礙的情形下，債權人可以解除合同。英美法系國家則用合同落空原則解決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問題，確認合同解除。但這種解除不經過當事人的解除行為，而是由法官裁決。CISG規定非違約方僅在不可抗力導致出現公約法定解除的情形下才可以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法定解除作為一項違約救濟措施，其發生的基本條件是違約行為本身，而不是引起該違約行為的具體事由。因此在不可抗力引起一方根本違約或逾額外期限不履行的情形時，非違約方的法定解除權並非源於不可抗力本身而是源於不可抗力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因而無論從各國的通行作法還是從法定解除自身內涵看，均沒有必要將不可抗力單獨列為法定解除條件之一，我國將其單獨列出不利於法定解除立法體系的簡潔和明確，容易引起混亂。

從立法結構上看，我國法定解除及其條件被規定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一章中，這種安排也是比較獨特的。如前所述，合同法定解除根本上是非違約方的一種救濟措施，是法律賦予非違約方在對方違約的情況下保護自身利益的手段。它與損害賠償，實際履行等相並列而存在。CISG、PICC、PECL及U.C.C等均將法定解除規定在違約補救部分。我國的作法實際上是捨本逐末。合同法定解除導致合同終止，但其更重要、更核心的意義在於為非違約方提供了一種救濟措施。所以我國應仿效各國通行的作法，將法定解除及其條件規定在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或救濟措施專章中，這樣更符合法定解除的本質，更有利於其在社會經濟交往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結束語

比較以上各國立法和判例，我們可以看出，由於法定解除直接導致雙方當事人之間合同終結的法律後果，所以非違約方僅僅有權在嚴格的法定條件下宣告解除合同。因此，確定法定解除條件是否成就非常關鍵。各國均以不同規定確立了具體的法定解除條件。我國統一合同法以 「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為標准，借鑒CISG的作法，將合同後果與合同目的實現結合起來確定合同法定解除的條件，較以前三部合同法來講，已是向前大大邁了一步，但仍顯得太籠統，在實踐中因現實情況的復雜多樣而顯得操作性不強，對於具體情形下當事人是否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權往往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又因立法體例的不清晰，使作為一項違約救濟措施的法定解除權不能為當事人有效利用。我國有必要在借鑒各國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針對不同情況下的違約制訂更為具體詳細的規則，通過完善立法結構和相關法律概念，明確合同法定解除條件。這樣，一方面可使合同雙方預知何種違約行為將導致合同法定解除從而在履約過程中謹慎行事，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合同的法定解除，達到維護交易安全和穩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使非違約方在合同法定解除條件成就時充分利用法定解除這一救濟措施來減少因對方嚴重違約所造成的損失，也可以使違約方在條件未成就時，有效地阻卻非違約方不當地行使解除權，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⑧ 本人打算寫一關於合同法的論文，主要是關於合同中霸王條款的內容，希望各位給點建議i

樓主可以從比較法的角度來論證我國合同法對霸王條款的規定與英美法中格式合同的區別與聯系。
推薦參考楊幀的《英美契約法》。對外經貿大出版的《英美契約法導論》和《美國合同法》也可以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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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是本國法學工作者極為關注的問題之一。由於我國社會主義法學是一門較新的、基礎較為薄弱的學科，因而對法律體系問；題的研究更具有迫切的意義。這個問題不僅對法學基礎理論課的教學內容和法律院校教學計劃中課程設置直接有關，而且對立法規劃、司法實踐、法規整理與法規編纂、法學研究規劃、法學圖書資料分類以及法學工具書的編輯等工作，都具有直接、間接的意義。

我國的法律體系應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它應該從我國實際出發，能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需要。當然，在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時，我們應當借鑒外國的或我國歷史上的經驗，但決不能盲目照搬。

陳守一同志和我於1980年間曾合寫《論法學的范圍和分科》一文（2），實質上也探討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法學體系問題。現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又取得了重大進展，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有所發展。這篇文章就是以上述論文為基礎，試就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法律體系的含義

體系一詞泛指由若幹事物構成的一個和諧的整體。因而，法律體系一詞就成為一個多義詞，在國內外法學著作中都有不同的含義。僅就國內法學界而論，有的指比較完備的法律或法制；有的指憲法、法律、法規等各種成文法法律淵源的體系；有的指各種法律分類的體系；有的更廣義地解釋為從法律的制定到實施的體系或「法治系統工程」、「法網」，等等。

按照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法學基礎理論課教學中的傳統解釋，法律體系是指一國的各種部門法組成的體系，如《法學辭典》對該詞的定義是「由各法律部門組成的一國法律有機聯系的整體。」（3）為了尊重「約定俗成」的原則，本文所講的「法律體系」也是在最後一種意義上使用的。因而，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指由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各部門法組成的整體。研究我國法律體系，也即研究如何將我國全部法律分門別類，從而建立起一個由各部門法組成的具有內在聯系的體系。不言而喻，一國的法律體系僅指本國仍生效的（加上正在或即將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國際法或已不生效的國內法。

部門法當然離不開成文法的規范性文件（即通常所講的法規匯編意義上的「法規」），但二者並不是一個概念。盡管有些部門法的名稱和相應規范性文件名稱是一致的，例如作為一個部門法的「刑法」和作為一個規范性文件的《刑法》或《刑法典》。有些部門法的名稱，例如行政法、經濟法等名稱，一般來說，只是許多同類的單行的成文法規范性文件的總稱，並沒有《行政法》或《經濟法》之類的規范性文件。

部門法的劃分和法律的其他分類（如實體法和程序法、根本法和普通法等）是有密切聯系的，在劃分部門法時要考慮到這些分類，但部門法的劃分並不等於這些分類。

有些法學著作中提出了法律體系和立法體系之間的區別問題。這里應注意的是：對立法和立法體系二詞可以作不同意義的理解。狹義的立法僅指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或代表機關（在我國還包括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制定法律這種特定的規范性文件的活動；廣義的立法則泛指制定任何成文法規范性文件的活動。中間意義的立法則指除以上狹義的立法外，還包括根據憲法規定或由最高權力（代表）機關授權，由政府部門或地方國家機關制定某種成文法規范性文件的活動。因而我國法學界個別文章中所提出的一級立法和二級立法，或西方法學著作中通常所講的議會立法和授權立法（或委任立法），從字面上講，就是分別指以上狹義的立法和中間意義的立法。

如果從以上狹義的立法來說，法律體系顯然不同於立法體系，前者的范圍遠比後者為廣，例如行政法是法律體系中被公認的獨立的部門法之一，但這一部門法中的主要成分是各種行政法規。它們並不是由最高權力機關或其常設機關制定的。如果從廣義的或中間意義的立法來講，這種立法體系又可以指不同含義，例如，它可以是指國家在某一時期的立法規劃，而立法規劃顯然不同於法律體系；它也可以指有關法規整理或法規編纂的結構，但這種意義上的「立法體系」是否等於法律體系，就取決於這一國家的法規整理或法規編纂採取什麼形式。如果根據我國50～60年代出版的《法規匯編》形式（將一定時期的法規加以粗線條式的分類編排），或採用《美國聯邦法典》的形式（將聯邦議會通過的全部現行制定法規定劃分為50類）或蘇聯近年來出版的《法律匯編》的形式（將全蘇聯的法律劃分為關於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等7類），那麼，這些分類也不等於部門法的分類，因而法律體系也不同於立法體系。如果採用西方國家民法體系（即大陸法系）國家法規編纂形式，如日本的「六法全書」之類的形式，就可以說法律體系大體上等於立法體系。但不論對立法或立法體系的含義如何理解，法律體系和立法體系二者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二、劃分部門法的根據

研究一國法律體系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劃分本國部門法的根據（或標准、原則）是什麼。自50年代初以來，我國法學著作中關於這一問題的傳統觀點是：劃分部門法的標准主要是法律所調整的不同社會關系，即調整對象，其次是法律調整的方法（4）。

這里講的「不同社會關系」實際上是指社會關系的不同領域。劃分部門法時無疑首先應考慮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不同領域。因為法律調整的對象是社會關系，即人們相互之間的關系。這里講的「人們」既包括個人，也包括能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法人（國家、國家機關、企事業組織等）。社會關系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宗教、民族、家庭等各個領域。有關自然資源的使用和保護、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法律，盡管其直接的保護對象並不是某種社會制度或社會關系，而是某種自然現象，但其內容仍在於調整人們在有關這種自然現象方面的相互關系。程序法不同於實體法，但程序法同樣是調整一定的社會關系的，即在實體法所規定的某種權利義務受到侵犯時而產生的訴訟活動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

法律在調整社會關系時所採用的方法也的確是劃分部門法時所應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刑法調整的范圍涉及社會關系的各個主要方面，它之所以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原因在於它是以刑罰（即刑事制裁）作為手段來實現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任務的。在這里，調整方法實際上是指對違法行為制裁的形式。因而也可以說，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的區別之一，在於民法和行政法是分別以民事制裁或行政制裁的方式來保證民法和行政法所要調整的社會關系的。

劃分部門法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僅以社會關系的不同領域和不同的調整方法作為劃分部門法的根據顯然是不夠的。除此二者外，還應考慮到其他一些因素：

第一，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不同主體以及這種主體之間關系的不同形式。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主體實質上就是法律關系的主體。如上所述，法律關系的主體包括個人和法人。

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關系也有不同形式，例如有的是民事平等關系，有的是行使國家權力所發生的關系等等。民法和經濟法這兩個部門法都是調整經濟社會關系的，它們之間的差別主要在於法律關系主體的不同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不同形式。關於這一問題，在下節中再加論述。

第二，在劃分部門法時，也應考慮到不同社會關系領域的廣泛程度和相應法規的多寡。社會關系包括無數領域，但這並不意味著調整任何社會關系領域的法律都應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例如選舉法是調整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領域的，但是目前我國的選舉法規的數量還是很有限的，有關選舉的法律規定分散在許多不同的部門法中。因此，至少就目前或可預見的將來而論，不必將選舉法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只須將它列入憲法這一部門法中的一個附屬部門即可。反之，有的社會關系，例如通常所說的經濟關系領域，其范圍極為廣泛，幾乎可以說每一部門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調整經濟關系，因此很難設想可以把凡涉及經濟領域的法律都納人作為部門法之一的經濟法。

在實行成文憲法制度的國家，只有一個憲法，但它是國家的根本法，在一國法律體系中佔有主導地位。它不像一般部門法那樣，僅調整社會關系的一個或幾個領域，而是調整全面的社會關系，即對本國社會關系的各個重要領域都作了原則的規定。嚴格地說，不能稱憲法是部門法，它是一切部門法的基礎。如果稱它為「部門法」，也只是在特定意義上才這樣稱的，即它是一國法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是佔主導地位的部分。

第三，與上述因素密切聯系的另一因素是：劃分部門法既不應過寬也不應過細，在它們相互之間還應保持適當的平衡。過寬過細或過大過小，都有背劃分部門法的原意。劃分部門法對法律院校課程設置、立法規劃、司法實踐、法規整理與法規編纂、法學研究規劃、法學圖書資料的分類以及法學工具書的編輯等工作，之所以都有重要意義，歸根結底就在於通過這種劃分，有助於人們了解和掌握本國的全部法律。

為此，在每一獨立的部門法之下，不妨再分為第二層次甚至第三層次。第二層次的法律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在這一獨立的部門法中，如憲法，除了佔主導地位的憲法外，又有幾個附屬的、較小的或第二層次的部門法，如各級國家機關組織法、選舉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國籍法等；另一種是某一獨立的部門法，如自然資源法，由幾個平行的、較小的或第二層次的部門法組成（如土地法、森林法、能源法等），其中並沒有一個佔主導地位的法律。

一國的部門法劃分為多少比較合適，不可能有一個絕對的原則。根據各國立法史的經驗來看，普通法法系（即英美法系）國家對部門法的劃分，特別是私法的劃分，是相當模糊的；蘇聯和民法法系（即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將部門法劃分為十個上下。

第四，在劃分部門法時，應以全部現行法律為基礎，同時也應適當考慮正在制定或即將制定的法律，以保持法律體系的相對穩定性，特別是我國的法制正處在逐步完備的過程中，在劃分部門法時，就更是如此。因此當我們將民法、經濟法或行政法分別劃為獨立的部門法以及在考慮它們內部的層次如何劃分時，顯然應考慮到那些正在或即將制定的許多有關法律。

綜上所述，劃分部門法的根據或原則，應包括六個因素：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不同領域；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同方法；社會關系的不同主體和主體之間關系的不同形式；不同社會關系領域的廣泛程度和相應法規的數量；不應過寬或過細並保持適當平衡；以全部現行法為基礎，同時適當考慮正在或即將制定的法律。以上這六個因素是互為聯系的、交錯的。對每一部門法的劃分要綜合各種因素加以考慮。

三、經濟法應作為一個部門法

一國的法律體系首先隨著本國法律，最終必然是隨著社會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同時也隨著立法者和法學工作者的認識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斷改變。當然，法律體系應保持相對的穩定性，立法者和法學工作者的任務之一在於使本國法律體系既有健全的發展變化，又能保持相對穩定性，避免放任自流和動盪不定。

各種社會關系是錯綜復雜地結合在一起的，因此各部門法之間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交錯。例如，憲法要對本國社會關系作出全面的、原則的規定，因而憲法和其他所有部門法必然存在著交錯；又如經濟法同民法、勞動法、行政法以及自然資源法等部門法之間，就調整經濟關系這一角度而論，存在更多的交錯。因此，要科學地劃分部門法，就要善於區別必要的交錯和不能容許的重復以至混亂。

從近年來我國有關法學文章以及法律起草工作的實踐來看，經濟法與其他一些部門法，特別是與民法之間的界限是一個爭論較多迄今尚無大體一致意見的問題。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教授加藤曾就我國法學界關於民法與經濟法之爭問題寫了一篇長文，先在日本發表，後又在美國發表。文章的基調是，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必然地難以解決的問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就像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民法典的制定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問題。在民法法系（即大陸法系）中，民法（包括合同法、民事侵權行為法、財產法和家庭法）和經濟法（反托拉斯法和對私人交易的公共調節）之間是有明顯區別的。可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私法和公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合在一起的，這種區別就變得難以分清了。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定民法過程中，起草人就遇到了民法是什麼以及它和經濟法又如何區別開來的問題。」（5）

應該承認，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時，經濟法作為一個部門法的問題，包括經濟法和民法之間的界限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但也並不必然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本文主題限於一般地探討我國法律體系，不宜過多地論述有關經濟法問題，但另一方面，在我國目前研究法律體系，即研究如何劃分部門法時，明確經濟法作為一個部門法的概念，它與其他部門法之間的界限，又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

在研究上述問題時，應當特別注意：作為一個部門法的經濟法和泛指的經濟法（或經濟立法、經濟法規）是兩個既有聯系卻又是不同的概念，這也就是說，經濟法這一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二者不應加以混淆。圍繞經濟法問題上的有些爭論，看來是和經濟法概念上的混淆有關的。

我們完全可以正確地指出，為了適應現代化經濟建設的需要，必須重視經濟法，加強經濟立法，制定大量經濟法規，等等。我們也可以一般地對經濟法下一個簡短的定義：經濟法是「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規的總稱。」（6）同時，我們也完全可以根據這樣的定義，來寫一本以《經濟法》為題的專著，編一本《經濟法規匯編》的資料，在法律院校中設立一個經濟法專業，等等。但應注意，所有以上講的「經濟法」（或經濟法規、經濟立法）都可能是（事實上也大體上是）泛指的或廣義的經濟法，而不是指作為一個部門法的經濟法或狹義的經濟法。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一般地將經濟法界說為「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規的總稱」，因為顧名思義，經濟法是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但這是一個泛指的或廣義的經濟法的定義，對作為一個部門法或狹義的經濟法來說，上述定義是不合適的。從邏輯上說，定義者和被定義者的外延是不相等的。就一國的法律體系來說，經濟法是其中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它是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但並不是調整一國全部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事實上，一國法律體系中的其他各個獨立的部門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調整著社會經濟關系，特別是民法，主要是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從這一點上講，「經濟法」這一術語，就像法學中的其他不少術語，諸如法；法律、法制、法治等一樣，是多義的，甚至是容易引人誤解的。現代世界各國都制定了大量有關經濟領域的法律，但就大多數國家的法學著作來說，一般並不將「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各稱，這也不是偶然的。

一個財經學院如果單獨開設「經濟法」這門課，而不開設其他更多的法律課程，它完全可以從泛指的、廣義的「經濟法」定義出發來理解這一課程。但在一個法律院校中（不論是法律專業或經濟法專業），它所開設的課程，除了經濟法這門課外，還有民法以及其他許多法律課程，在這種情況下，它就必須要明確「經濟法」這一課程與民法等課程之間的界限。不認真地研究這些問題，是不合適的，僅提出「大經濟法」或「大民法」之類的原則，看來也是不夠的。

一般來說，一國的法律體系問題，包括經濟法與民法或其他部門法之間，的劃界問題，當然是學術上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僅與法律教育、法學研究、法規整理和編纂、法學工具書編輯、法學圖書資料等工作直接聯系，而且對立法與司法工作也有直接、間接的聯系。一個明顯的例證：1981年12月通過的《經濟合同法》一般被認為是狹義的經濟法的一個重要法規。根據該法第2條和第54條，經濟合同法適用范圍是企業、農村社隊、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法人之間的經濟合同關系；個體經濟戶、農村社員同法人之間的經濟合同關系則參照該法執行。這里就需要研究，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有沒有以上所講的經濟合同關系以外的合同法律關系，有沒有例如公民之間或除個體經濟戶、農村社員以外的公民和法人之間的合同法律關系？如果有，又用什麼法律來調整？《經濟合同法》和擬議中的《民法》中的合同篇（即合同法）有什麼關系和差別？我們在這一問題上的立法方針是像個別東歐國家那樣，不同的合同法關系分別由經濟合同法和民法合同法來調整？還是像其他多數東歐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那樣，所有合同關系都由民法合同法調整？或者還有其他方針？

據報載：「近幾年來，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可喜成績。目前我國已頒發了約300個新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規，其中近250個是經濟法規。此外還有140多項經濟法規正在制訂中。」（7）據我的理解，這里講的「經濟法規」是指廣義的經濟法或經濟法規，即其中僅一部分屬於狹義的、作為一個部門法的經濟法，其他部分則屬於別的幾個同樣也在不同程度上調整經濟關系的部門法。反過來，如果以上講的近250個經濟法規都可以歸人作為一個部門法的經濟法；又如果以上講的300與250之比可以適用於我國全部現行法規的話，那就意味著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經濟法作為一個部門法的數量佔六分之五，其他所有部門法的總和僅佔六分之一。

顯然，這樣來理解作為一個部門法的經濟法，無論從理論上或實踐上說，都是不合適的。我們不能把凡是調整經濟關系的一切法律都稱為作為一個部門法的經濟法。同時，上面已指出，劃分一國部門法時應遵循的一個原則是：不應過寬也不應過細，各個部門之間也應保持適當的平衡，過寬過細或過大過小，都有悖劃分部門法的原意。保持適當平衡有助於人們理解和掌握一國的全部現行法律。

四、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議

經濟法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部門法，是與一些傳統的部門法如民法、勞動法、行政法等並列的部門法；婚姻法可擴大為家庭法；勞動法可擴大為勞動法和社會福利法（一稱社會安全法或社會保障法）；各種自然資源法和環境保護法也可合在一起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以上這些部門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相互之間建立合理的分工關系，既有交錯又有區別。

大體上說，經濟法調整的是國家、國家機關在計劃和管理國民經濟以及各種經濟組織內部或相互之間所存在的大部分經濟關系。民法調整的是國家、國家機關、經濟組織、公民與其他法人在財產所有權、一般民事合同、民事侵權行為方面的經濟關系，同時也調整與財產關系有關或無關的某些人身關系（如版權、發明權、姓名權等）；民法中規定的很多總則和重要法律概念也可適用於調整經濟關系的其他所有部門法，特別是經濟法。行政法調整國家行政機關在實現一般的行政管理活動方面的關系，其中也包括有關工農商行政管理的法律。勞動法調整的是勞動關系，社會福利法調整國家和有關組織在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方面的關系，二者密切聯系，也都主要涉及經濟關系。自然資源法和環境保護法調整各種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規劃、利用、保護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關系。

在研究經濟法與其他有關部門法之間的劃界問題時，一方面應注意，這種劃界並不是立法部門或法學工作者「隨意規定」的；但另一方面，也應認識到這種劃界是相對的，這不僅是因為一國的部門法的劃分，即法律體系，是隨著本國法律的發展變化以及立法者和法學工作者認識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斷改變的，而且還因為，往往可能同時存在幾種劃分法，它們各有利弊。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回顧廠下資產階級立法史中關於「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之爭。單純從立法技術來看，對這兩種劃分法是很難作出肯定結論的。

除了將自然資源法和環境保護法列為獨立的部門法外，我還建議將文教科技法和軍事法也分別作為獨立的部門法，以適應科技和國防現代化建設在法制方面的需要。

在劃分部門法時應注意實體法和程序法之分的問題。實體法所規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或職權、職責關系），如果沒有相應的程序法的保障，那麼這一國家的法制很難說是健全的。我國已制定了《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試行）》，但行政訴訟程序法尚未制定，有關行政訴訟的體制問題也不明確。例如，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在其職權范圍內的活動中侵犯公民權利，從而引起行政侵權行為的責任問題，究竟由專門的行政法庭處理或由普通法院處理，或由二者分別處理等問題。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適應機構改革的需要，行政實體法和程序法亟待健全。就劃分部門法來說，刑事和民事訴訟法在我國法學界一般已被公認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而不是分別屬於刑民法實體法部門。至於行政訴訟程序法，暫且與行政實體法合在一起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

有的同志主張將司法制度或司法組織，甚至將法院組織法和檢察院組織法都單列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司法制度或司法組織等作為二門課程或一本專著的名稱，當然是無可非議的，但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往往產生一個副作用，即或者是與憲法發生不必要的重復，或者是削弱了憲法作為一個部門法的內容。為此，我建議：可將有關國家機關的組織法（包括司法機關組織法）作為憲法這一部門法中的一個附屬的部門法，不要將司法制度或司法組織等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當然，在行政法和行政訴訟程序法、刑民事訴訟程序法、經濟法等部門法中，都會涉及相應的組織法問題。

附表：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議圖解：

一、憲法（以憲法為主導部門，並包括以下附屬部門）國家機關組織法、政府機構改革法、民族區域自治法、選舉法、國籍法等。

二、經濟法（由以下各並行的部門組成）國民經濟計劃法、基本建設法、財政法、金融法、工業企業管理法、農業經濟管理法、商業管理法、交通運輸法（包括海商法、航空法等）、對外經濟關系法（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經濟合同法（與民法中合同法之間關系待定）等。

三、民法

四、家庭法（由以下各並行的部門組成）婚姻法、計劃生育法、親屬和繼承法等。

五、自然資源法和環境保護法（由以下各並行的部門組成）土地法（包括土地徵用法）、森林法、草原法、能源法、水利法、水產資源法、礦產資源法、環境保護法等。

六、勞動法和社會福利法（由以下各並行的部門組成）工會法、職工參加企業管理法、勞動保護法、職工獎懲法等。

七、文教科技法（由以下各並行的部門組成）教育法、科學法、專利法、發明獎勵法、新聞法、出版法、文藝法、廣播電視法、文物保護法等。

八、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法（由以下各並行的部門組成）民政管理法、治安管理法、城市規劃和建設法、衛生管理法、交通管理法（一般指維護城鎮街道、公路等方面交通秩序的法規）、工農商行政管理法（包括企業登記法、商標法等）、行政訴訟程序法等。

九、刑法

十、司法程序法（以刑民事訴訟程序法為主導部門，並包括以下附屬部門）律師法、公證法、調解法和仲裁法、勞教法、勞改法、監獄管理法、國際私法（指沖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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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合同法》第51條 無權處分 清華博士 40萬字

尚緒美，清華大學，無權處分合同及其法律效力 2007年的
在中國知網上可以找到
【英文題名】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and Its Legal Validity
【副題名】 以《合同法》第51條為對象
A Research on Provision 51 of Contract Law
【作者中文名】 尚緒美;
【導師】 崔建遠;
【學位授予單位】 清華大學;
【學科專業名稱】 法律
【學位年度】 2007
【論文級別】 碩士
【網路出版投稿人】 清華大學；尚緒美
【網路出版投稿時間】 2008-07-18
【關鍵詞】 無權處分; 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 善意取得; 不當得利;
【英文關鍵詞】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validity; bona fide gains; illegal profit;
【中文摘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後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很多學者對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提出了質疑和反省。 本文將以《合同法》第51條為對象分四個部分論述。第一、二部分:准確界定無權處分、無權處分合同等概念,使討論的對象—無權處分合同特定化、清晰化。第三部分討論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沿著初步論證—實證分析部分—反面論證—得出結論的順序展開。在初步論證階段對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非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分別進行論,並運用比較的方法對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有效與非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待定進行綜合的比較。實證分析部分主要是結合我國的法制背景和相關規定進行討論。接下來的反面論證部分分別反駁了無權處分合同無效說、有效說和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待定說中的有力說,以從反面論證無權處分合同應該是效力待定(通說)的論點。筆者認為對我國法律中的無權處分的概念及效力應以我國法律體制及所採取的物權變動模式為背景作上述理解。這樣有助於我國法律的應用,其不足之處宜通過解釋加以消除。 在此基礎上,本文得出結論:在我國無權處分合...
【英文摘要】 Although the 51st provision of Contract Law has stipulated the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the arguments never stop whatever in academic circles or legal practice fields. Particularly many scholars challeng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rovision. The thesis made a research on 51st provision, having three parts to verify the author s views step by step. First part and second part: give the demarcation of unauthorized acts and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and so as that we can specify and make clea...
【DOI】 CNKI:CDMD:2.2008.087944
【相同導師文獻】 導師：崔建遠 導師單位：清華大學 學位授予單位：清華大學
[1] 吳旻.個人消費貸款保證保險合同法律裁判若干問題研究[D]. 清華大學,2007
[2] 陳探.論長期合同調整[D]. 清華大學,2007
[3] 尚緒美.無權處分合同及其法律效力[D]. 清華大學,2007
[4] 曾憲發.淺析中國合同法上的懲罰性違約金[D]. 清華大學,2007
[5] 柏勇.特許經營受許人法律保護研究[D]. 清華大學,2007
[6] 程世剛.城市房屋拆遷中的私權保護研究[D]. 清華大學,2006
[7] 朱俊峰.公寓小區停車位法律問題研究[D]. 清華大學,2006
[8] 程世英.特許經營法律問題探析[D]. 清華大學,2006
[9] 黃斌.國際保理若干法律問題研究[D]. 清華大學,2005
[10] 陳喜年.圍繞建築工程優先受償權產生的權利沖突及相關問題研究[D]. 清華大學,2005

【參考文獻】
反映本文研究工作的背景和依據。
共（4）篇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共找到 4 條
[1] 崔建遠. 新合同法若干制度及規則的解釋與適用[J]. 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 2001,(03) .
[2] 崔建遠. 無權處分辨——合同法第51條規定的解釋與適用[J]. 法學研究, 2003,(01) .
[3] 孫憲忠. 物權變動的原因與結果的區分原則[J]. 法學研究, 1999,(05) .
[4] 王利明. 論無權處分[J]. 中國法學, 2001,(03) .

【共引文獻】
（也稱同引文獻）與本文有相同參考文獻的文獻，與本文有共同研究背景或依據。
共（7113）篇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共找到 3645 條
[1] 鄭立. 論合意(協議)是合同理論的基石[J]. 法學家, 1993,(04) .
[2] 林宏堅,陳貴生. 物權變動中第三人利益保護問題新探——試析一種對第三人利益區分保護的思路[J]. 法學評論, 2006,(05) .
[3] 湯大好. 相鄰不可量物侵害之受害人容忍義務比較法研究[J]. 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02) .
[4] 李岩. 佔有法益性質之初步論證[J]. 遼寧公安司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2008,(01) .
[5] 蔡代鵬. 小議「加害給付」[J]. 甘肅行政學院學報, 2003,(01) .
[6] 張曼莉. 論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J]. 遼寧公安司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2008,(02) .
[7] 廖煥國,嚴浩. 先買權制度論綱——兼評我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中的先買權制度[J]. 法學評論, 2003,(06) .
[8] 任華哲,魯楊. 共同抵押若干問題之探討[J]. 法學評論, 2003,(06) .
[9] 錢碩. 論經濟法的可訴性[J]. 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04) .
[10] 黃明健. 論不動產物權登記制度[J]. 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 1998,(08) .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共找到 222 條
[1] 任慶. 中國循環型社會法律制度研究[D]. 中國海洋大學, 2007 .
[2] 陶修明. 國際金融衍生交易終止凈額結演算法律制度研究[D].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2007 .
[3] 蔡永民. 論物權法視野下的水資源法律保護[D].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2007 .
[4] 張炳生. 知識產權出資制度研究[D].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2007 .
[5] 夏利民. 論財團法人制度[D].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2007 .
[6] 劉宇. 民刑關系要論[D]. 吉林大學, 2007 .
[7] 王雪杉. 保險法告知義務研究[D]. 吉林大學, 2007 .
[8] 李國強. 相對所有權的私法邏輯[D]. 吉林大學, 2007 .
[9] 楊忠孝. 破產法上的利益平衡問題研究[D]. 華東政法學院, 2006 .
[10] 於世成. 美國航運法研究[D]. 華東政法學院, 2006 .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共找到 3225 條
[1] 李南春. 淺析合同相對性原則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的適用[D]. 北京大學, 2007 .
[2] 朱廣峰. 論國際物流經營人的責任制度[D]. 中國海洋大學, 2007 .
[3] 馬晶. 從近年進口產品責任問題談我國涉外產品責任法的完善[D]. 中國海洋大學, 2007 .
[4] 蔡忠良. 侵權行為法立法體例比較研究[D]. 中國海洋大學, 2007 .
[5] 王慧蕾. 國際項目融資中浮動擔保法律制度研究[D]. 中國海洋大學, 2007 .
[6] 趙志剛. 和諧社會與環境損害公共補償制度的構建[D]. 山東科技大學, 2007 .
[7] 王曉彬. 論環境責任保險第三人的直接請求權[D]. 山東科技大學, 2007 .
[8] 江峰. 和諧社會與環境損害公共補償制度的構建[D]. 華中師范大學, 2007 .
[9] 王亞力. 論合理建構農民失業保障機制[D]. 華中師范大學, 2007 .
[10] 張福嬌. 完善我國城市房屋拆遷補償法律制度研究[D]. 四川大學, 2007 .

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資料庫 共找到 21 條
[1] 吳旭,黃嘉琳. 物權請求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A]. 中國民商法實務論壇論文集[C], 2005 .
[2] 王屏. 從一起案例分析抵押權的若干問題[A]. 中國民商法實務論壇論文集[C], 2005 .
[3] 趙莉. 我埋單你受益——從銀行房貸合同看「霸王條款」[A]. 中國民商法實務論壇論文集[C], 2005 .
[4] 張大安,楊愛萍. 保護耕地 加強征地制度改革 維護社會穩定[A]. 新技術在土地調查中的應用與土地科學技術發展-2005年中國土地學會學術年會論文集[C], 2005 .
[5] 韓立新. 論我國海洋環境損害索賠的主體[A]. 2007年海商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 2007 .
[6] 張湘蘭,向明華. 司法拍賣船舶的瑕疵擔保問題[A]. 2007年海商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 2007 .
[7] 徐靜琳,李瑞,游依群,康洛奎,諶愛華,張甄,孟慶剛,姚傑. 規章編纂研究[A]. 2003年政府法制研究[C], 2003 .
[8] 鍾愛玲. 論《物權法》中的海域使用權[A]. 環境法治與建設和諧社會——2007年全國環境資源法學研討會（年會）論文集（第四冊）[C], 2007 .
[9] 李曉斌. 創設地役權制度的現實意義思考[A]. 第三屆中國律師論壇論文集（實務卷）[C], 2003 .
[10] 陸甌,羅玉章. 淺析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准法律行為的異同[A]. 第四屆中國律師論壇百篇優秀論文集[C],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