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權法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❶ 伊斯蘭法與歐洲中世紀的教會法都是神權法,兩者有何不同

伊斯蘭法與歐洲中世紀的教會法都是神權法，兩者有何不同？

兩者的差異主要表現在：

（1）
伊斯蘭法一開始就與伊斯蘭教教義緊密聯系在一起，按伊斯蘭教義生活同時也遵守了伊斯蘭國家的法律。在阿拉伯帝國中，除伊斯蘭法外，不存在獨立的世俗法體系，即是一元的法律體系；而教會法形成之前，歐洲已經有可完善的世俗法--羅馬法，當教會對日耳曼人產生影響時，日耳曼人也有可自己的部族法。所以，教會法始終沒有與世俗法相融合，而是獨立於世俗法之外，是二元的法律體系。

（2）
兩者發展結果不一樣。
伊斯蘭法至今在伊斯蘭國家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對社會仍有影響；而教會法在17、18世紀後就退守於靈魂領域，喪失了作為法律規范的作用，只是教會內部的規則。

（3）
兩者內容有所區別。在土地財產上，伊斯蘭法宣布全部土地是真主所有，但規定了不同的佔有形式；教會法只處理屬於教會的地產。在刑事立法上，伊斯蘭法規定對伊斯蘭國家有危害的行為都可以處罰，處罰的手段上宗教色彩淡薄；教會法則更多地注重對教義的違背，在處罰上注重宗教性質的處罰手段的應用。在司法制度上，伊斯蘭法普遍建立卡迪法院，一切糾紛的判斷都以教義為准則。在訴訟程序上較為靈活。教會法建立了教會法院體系管轄與世俗法院界限明確，在訴訟上有嚴格的程序規范。在婚姻上，伊斯蘭法不禁止離婚，而教會法禁止離婚。等
等。

❷ 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與西方的神權法思想有何區別

所謂神權法思想是指統治階級利用宗教信仰或者封建迷信進行統治，為了獲取民眾的擁護和支持，把統治的權力說成是神所授予的，即「君權神授」，把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法律說成是神意的體現的一種法律思想。
就神權法思想的核心內容來說，中西方並無區別，都是宣揚「君權神授」，只是在表現形式上中國和西方有所不同。
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凌駕於世俗政權之上的神權，中國古代的神權法思想是從屬與服務於奴隸制王權或者封建皇權的，都是由最高統治者即王或者皇帝直接代表神意。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是政教合一，因為中國人的信仰是祖先崇拜，這是一種信仰，但並非宗教。所以中國古代的統治者總是試圖在血緣上尋找合理統治的理由，雖然夏的歷史缺乏考古依據，但是從流傳下來的傳說中可以看到，夏啟承禹，禹治水救萬民，禹已成神，那麼這對禹的子孫統治就是最好的理由。成湯滅夏後，起初是經三千諸侯大會推舉成的天子，實際上當時成湯最強大（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不選他也不行。但之後殷商就考證出自己的血脈源自簡狄，即五帝中帝嚳的次妃，傳說契（商族始祖）的母親簡狄洗澡，忽然發現燕子下了個蛋，吃了以後便懷孕生契。所以古代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傳說。從這個傳說本身就能看出問題。到了周代，周文王的祖父是古公亶父，姬姓，名亶，直接就考證為軒轅黃帝第16世孫。
而西方的歷史則是宗教大興，包括古希臘，古埃及和古羅馬，雖然都是多神教，但確實已經達到了宗教統治的層次，埃及法老即是典型的政教合一領袖。希臘和羅馬在這一時期雖然沒有達到宗教直接干涉世俗政權的程度，但元老院也好，執政官也好，凡重要決定都得去神廟請示神意，神權的地位高於政權是毋庸置疑的。到了中世紀，教宗或哈里發的地位更是高於國家君主。

❸ 中國古代宗法制度對當代社會的影響

主要影響:
封建社會的中前期以進步作用為主：
（1）有利於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建立、鞏固和發展；
（2）有利於各地區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推動了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在較廣范圍傳播,對促進民族融合起了積極的作用；
（3）有利於有效地組織人力、物力從事大規模的經濟活動,興建大型工程,奠定了中華文明長期領先於世界的基礎；有利於防止割據和抵禦外來侵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和統一。
在封建社會晚期則主要起了消極作用。
（1）政治方面：皇權專制賦予了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極易形成暴政；空前強化的專制統治使人民毫無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可言,民主政治無從發展,束縛和壓制了中華民族聰明才智和創造力的發揮；形成了長期的人治傳統,派生了龐大的官僚隊伍和特權階層,扭曲了人格和靈魂,極易出現政治腐敗的局面。
（2）經濟方面：皇權專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壓制了新生產關系的成長。
（3）思想文化方面：專制主義制度必然導致思想文化控制的加強,文化專制的日趨嚴厲,嚴重阻礙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也阻礙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宗法制源於氏族社會父家長制公社成員間的親族血緣聯系。作為一種龐大、復雜卻又井然有序的血緣一政治社會構造體系,宗法制孕育於商代,定型於西周。宗法制規定,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長子,奉天承運,治理天下土地臣民。從政治關系而論,天子是天下共主；從宗法關系而論,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長子繼承,世代保持大家地位。其餘王子（嫡系非長子和庶子惻封諸侯,他們對天子為小宗,但在各自封國內又為大宗,其位由嫡長子繼承,余於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關系依上例。嫡長於繼承製、分封制、嚴格的宗廟祭把制度,共同構成宗法制的基本內容。
2。3。1西周之宗法制度
周朝的」家」,是一個政治單位,並不等同於我們現在對」家」的概念。所以我們看《孟子?梁惠王下》中說：」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從這段文字的敘述中可以明白,當時的」國」是擁有千輛馬車的戰斗單位,而」家」是具有百輛馬車的戰斗單位,可見在這時」國」和」家」是相提並論的。不過我們現在從古代的文獻來看,」家」雖然是一個政治單位,但是仍然以具有血緣關系的人為織成核心。一般而言,」家」所涵蓋的范圍,是由同一祖父的三代組合而成。至於」族」,則由同一高祖父的血親,以及他們的配偶,上下九代共同合起來的。簡言之,」家」是包含在」族」之中。所以相較之下,」家」中的人,比起」族」中的人,血緣關系更為親密。
」宗」的本義是祭祀祖先的廟,只有屬一同一家族的人,才可以到」宗」去祭祀祖先。不過在祭祀祖先時,必須依照血緣的親疏遠近來決定」大宗」和」小宗」。一般最簡單的分別,就是以始祖的嫡長子一脈相傳的為」大宗」,其餘的庶子便是」小宗」。以當時的制度來看,周天子的傳承是」大宗」,其他的諸侯（含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便是小宗；但是在這些諸侯世襲的領地中,繼位的嫡長子在領地中便是」大宗」,其他的庶子就是」小宗」。以此類推,擴及到每個階級之中。以這個精神來看,」家」中的成員,比較接近」大宗」,而」族」中的成員,則比較接近」小宗」。
這種制度設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後代子孫不可忘了自己的來源出處,用血緣關系把人緊緊的團結在一起,這項措施對於當時正在發展的周民族而言,是一項十分有利的制度。我們現在看到先秦留下來的許多文獻,都會先談到如何持」家」,再談如何治」國」,最後才談到如何平」天下」。探究其中的發展過程,我們也可以說,在當時觀念中,先要將」小宗」的力量凝聚起來,再去發鞏固並發揮」大宗」的力量,於是才可以得到」天下」。基於這樣的認知,特別重視家族中倫理的觀念便自然出現了。
以嫡長子繼承為核心的宗法組織
嫡長子繼承製的產生,是階級統治在社會中的一種完善。
關於大、小宗的組織,《禮記大傳》有記載：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也。
別子:或曰庶子,或曰包括本國公子、異姓公子（來自他國者）以及庶民起為卿大夫三種,或曰除嫡長子之外的其他兒子。後一說較合理。
繼別:謂繼承別子位置的後代,就是別子的嫡長子孫。
繼禰:禰,指宗法制度下死去並在宗廟中立了神主牌位的父親。此處當指諸弟,繼禰是指繼承別子諸弟的後代子孫。
別子為一宗的正支,雖經百世仍得祭其始祖,是為大宗。別子諸弟是一宗的旁支,傳至五代之後其與別子關系已超出同一高祖范圍,因此就不再祭別子的祖先,而另祭祀本支的祖先,是為小宗。大、小宗雖是相對的,但對於天子來說則是絕對的。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形成一個嚴密的家族式的統治體系。
分封制
宗法直接導致了分封制（或封建制）。
嫡長子分封諸弟,在政治上是「授土授民」,在宗法上是「別子為祖」,對於鞏固嫡長子的最高統治和天下宗主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後人追述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御極六合,四方如星拱衛。因此需要選建道德賢明之人,藩護王室,成為天下中樞的屏障。
嚴格的宗廟祭祀制度
宗法之「宗」,「宀」為房頂,「示」為神主,合指供奉神主之位的廟宇,其原始義為「尊祖廟也」（《說文解字》）。 「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義》）。」
宗法制度既以血緣親疏來辨別同宗子孫的尊卑等級關系,以維護宗族的團結,故十分強調「尊祖敬宗」。商人也有繁復的祭祀儀式,但不像西周人那樣具有嚴格的宗法意義。西周時代,祭祖是大宗的特權,所謂「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禮記曲禮下》）。又所謂「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大宗的責任在於尊統收族,在於別親疏,序昭穆。
周朝以前,天子宗廟為五廟：
到了周中期,盡管文、武功業輝煌,但按周人世系的排列,已不復屬於考、王考、皇考、顯考輩,按制不專列廟。但「有德之王,則為宜宗,其廟不可毀」,故增設文武二廟,將文武以下、顯考以上諸神主供奉於內,故成七廟。即《禮記王制》所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嚴謹的道德維系與禮樂文化
宗法制度既嚴格區分親疏之別,因此血緣重孝、崇德、親民等道德倫理遂得以建立。諸如同姓不婚這一道德內容得以體現。禮樂文化確立。
2。3。2宗法制度影響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
一是父系單繫世系原則的廣泛實行
所謂父系單繫世系,是指在血緣集團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員的地位。雖然這在世界文明早期歷史上是普遍的,但只有中國最為堅決。
二曰家族制度長盛不衰
家族由男性同祖子孫團聚而成,因其經濟利益和文化心態一致,形成穩固的、超越歷史的社會實體,成為社會生生不息的基本細胞。
「族權」成為與政權、神權、夫權比立而四的強勁的社會維系力量。
族權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強大影響,是中國家族制度長盛不衰的主要標志。族權有嚴格、固定的組織形式,它既與地方紳權結合,同時又與政權相結合。族權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地方政權的職能。
三曰家、天下同構
此亦所謂「家天下的延續」。
「家國同構」的本質就是家、家族、國家在結構上的同一性,也就是國是家的放大,「族權」與「政權」的統一。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倫理、國家倫理都是從家族倫理演繹而來的。或者如梁漱溟所曰,中國有家而無國。
在古代西歐,血緣政治基本被地緣政治、等級政治所取代。在中國則不同,地緣、業緣、物緣都以血緣為基礎,君權與父權互為表裡,「國」與「家」彼此溝通,「社會賴以運轉的軸心,是宗法原則指導下確立的以父子—君臣關系為人格化體現的倫理—政治系統。」
四曰根據血親道德關系形成宗法法律制度
春秋戰國的兼並戰爭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勢；秦漢以降,分封制被郡縣製取代除帝王繼統仍由皇族血緣確定外,行政官員的選拔、任用,實行薦舉、考試制（隋唐以後定型為科舉制）,即以「賢賢」取代「親親」。但是,宗法制的影響仍然延及後世——
其一,政治權力和經濟產權的繼承,普遍遵循父系單繫世系原則,完全排斥女性成員的地位,以確保權力和財富不致流入異姓他族。
其二,由血緣紐帶維系著的宗法組織——家族長盛不衰,成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絕如縷的社會細胞。這種家族香火的延綿,又往往仰賴祠堂、家譜、族田三要素的頑強存在。
其三,族權與政權結合,族權在宣揚綱常名教、執行禮法、維護宗法專制秩序方面,與國家政權目標一致；國家政權也以家族精神統馭臣民,正所謂「家國同構」、「君父一體」。誠如近人梁啟超所說：「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雖廢,其精神猶存也。」
近人嚴復也認為,直至近世,中國人「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這都是透視古今的灼見。
中國社會組織的特色,與宗法制延綿不絕緊密相連的,是專制政體的長期持續。
早在國家初成的商周時代,君主專制便現端倪。如果說,春秋以前,天子的專制權力以分封制為基礎,世襲諸侯賜土而且臨民,享有較大分治權；那麼,戰國以後,郡縣制逐步確立,君主的專制權力通過直接指揮非世襲的朝廷官吏實現,從而向統一的專制主義集權制過渡。公元前206年,秦王贏政「振長策而御宇內」,正式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此制一直沿襲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與歐洲在中世紀後期方形成君主專制相比,中國的君主專制形成早、持續久,而且兩千餘年間雖有起伏跌宕,其總趨勢是愈益強化,並形成對社會生活各層面的嚴密控制,包括用戶籍、里甲制度牢籠人身；用政治控攝文化、權力干預學術,從而使「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
「宗法一專制」社會結構與農業自然經濟相輔相成,造成一種以「內聖一外王」為目標的倫理一政治型文化範式,延綿久遠,直至近代方有解體之勢,然其深層結構繼續承傳不輟。
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的主要特徵：
（1）皇帝集最高立法者權、最高行政權和最高司法權,不受任何約束與監督。
（2）廣大官吏唯上是從,官場具有濃厚的因循守舊之風。
（3）官僚機構膨脹,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盛行等。
中央集權是「地方分權」的對稱,是國家統治權力集中統一於中央政府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地方政府統一服從於中央,並根據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辦事。
君主專制通常指奴隸制和封建國家實行君主獨裁的政權組織形式。君主擁有無限權力,他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法律,以國家為其私有財產,依靠龐大的軍事官僚機構維持其統治。
貫穿於中國古代政治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因其對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而為人熟知,也使很多人把「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混為一體,產生了錯誤的認識,正確理解這兩個概念對學習和研究歷史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專制主義
專制主義是與民主政體相對立的政權組織方式,其主要特徵是：
1。君主個人專斷獨裁,集國家最高權力於一身,從決策到行使軍政、財政等都具有獨斷性和隨意性。在專制國家裡,法律僅是君主的意志,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等大權於一身,天下之事皆決定於上。君口一言,君言的好惡成為評是非、功過的最高原則。君主凌駕於一切之上,極易出現專橫、殘暴,而臣民則被剝奪了權利和自由。
2。無數的大小官僚,作為君權代表對百姓實行專制統治。這些官僚是皇帝的奴僕,隨時聽從使喚。他們在轄區內代錶王權統治百姓。
二、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是一種國家結構形式,主要指國家的整體與部分、中央與地方的密切關系,地方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沒有獨立性,必須嚴格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於中央。其主要特徵有：
1。中央嚴格控制地方,不允許有相對獨立的行政體系存在。
2。中央為控制地方,重視對地方官員的任用和監督。中國自秦開始,地方官員的任用、升遷、調動,一律由中央決定。絕對地執行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最後一切聽命於君言的制度要求。同時君主在官職設置上有意造成職權重復,使之相互牽制,相互監督,無限制地將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
三、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的區別與聯系
通過上述可以看出,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一個是政體,體現君臣關系；一個是國家結構形式,體現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專制主義可行之於中央集權國家,也可以實行於地方割據王朝,同時並非中央集權都導致專制主義。但在封建社會的具體歷史條件下,把兩者完全分開是不可能的。凡是在專制主義皇權加強之時,往往是中央集權比較有效之時,反之亦然。中國自秦漢確立中央集權制度,後經隋唐宋元王朝,形成一套嚴密完整的政權組織和行政制度,到明清時中央集權高度加強,其結果是集地方三權於中央,又集中央之權於皇帝一個之手。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專制,專制主義也是愈來愈加強。
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既有區別又緊密相聯。認清二者的區別,不至於在批判專制主義時,連中央集權合理性的一面也一起加以否定；了解它們之間的關系,又可以防止過分集權造成的弊端。
（4）存在時間長,影響廣泛。

❹ 春秋之後,神權法思想就退出了中國歷史舞台。這個說法正確嗎

不完全正確。因為君權天授，一直是封建王朝的根本思想。

❺ 西周時期神權法衰敗原因

西周提出這種「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顯然旨在為西周取代殷商製造輿論，同時也意味著神權的動搖。統治者感到單靠神權不足以維系其統治,還必須兼顧人事,重視民心向背，注意「懷保小民」,並決定採取「明德慎罰」的政策,開始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後來儒家繼承這一傳統，進一步提出「德主刑輔」的主張。與此同時，周代法律也因講求策略而日益縝密，開始注意區分故意與過失、一貫與偶犯，主張「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反對「亂罰無罪、殺無辜」等；但周初的「明德慎罰」政策並沒有維持多久，隨著奴隸制的逐步腐朽和各種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統治者法網也日益嚴酷。「以德配天」的神權法思想逐漸失去人們的信任。
神權法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社會大變革和相應而來的思想解放，受到了較大的沖擊，代之而起的是百家爭鳴。中國古代的法律思想也從神權桎梏下解脫出來，一度欣欣向榮。但殷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又為後來的統治者所襲用，並與儒家經學、傳統倫理道德、陰陽五行說、讖緯迷信等結合起來，成為整個宗法思想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長期起著維護君主專制制度重要精神支柱的作用

❻ 結合現代社會中的一些現象，談談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對現代中國社會積極和消極的借鑒意義。看清，是法律

正文： 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為了適 應、鞏固和發展封建大一統的需要而出 現的法律思想 ,因此作為維護封建統治 基本工具的法律思想也必然會受到統治 思想的左右。適應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 文化理念是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形成的直 接動力。 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背景 卻是很深遠：夏商時期人們普遍信奉神 明，適應奴隸制統治的神明、天道觀念 的神權法思想強調天道「任德而不任 刑」的理論成為統治的主流思想 , 為後世 董仲舒等提出的「德主刑輔」、「明德慎 罰」等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奠定了「天道」理 論的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瓦解、 封建制逐步確立的時期。此時戰亂連 綿，王權旁落，宗法制日益衰落，新興 的封建地主階級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統 治地位。 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新興的地主 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他們在立法過程 中便以代表本階級利益的法家思想作為 指導思想，排斥儒家思想。司馬遷概括 戰國時期的立法時講道：「不別親疏， 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由此可見，這 一時期的立法否定了儒家所推崇的「親 親」、「尊尊」的等級制度。把對儒家思想 的扼制推向高潮的當屬奉行法家學 派「法治」、「重刑」理論的秦始皇的「焚書 坑儒」。為了實現思想領域的專制，秦 始皇施用「焚書坑儒」的極刑，儒學受到 了沉重的打擊。但是深深根植於中華民 族土壤的儒家文化並未就此枯死，只是 進入了休眠期。一旦時機成熟，它必然 繼續蓬勃生長。 經過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的恢復與發 展，到漢武帝時期，到漢武帝時期，漢 代封建專制主義的地主階級政權得以鞏 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勢力也逐漸強 大，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這種情 況下，最高統治集團迫切要求進一步加 強中央集權。此時董仲舒提出了「罷黜 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其中的「儒 術」經過他的改造，吸收了《中庸》 的「屈民以伸君， 屈君以伸天」、墨家 的「君主法天」、道家的「陰陽結合」等思 想，提出「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 助也」、「大其德而小其刑」。在立法中實 行德刑結合：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 無效再輔以刑罰。 由此，每個歷史階段的統治模式， 統治思想，以及基於此而推崇的思想文 化思想都是正統法律思想建構的主要推 動因素，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具有 鮮明的維護封建統治色彩。 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時期 以血緣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普遍，生 產技術的繼承與發展、生存生活的延續 主要以親屬關系為紐帶 ,基於此長幼之 間產生了牽制力，這是產生家長權、父 權、夫權的基礎。同時 ,小農經營除了 受制於難以預測的天災人禍外 ,主要依 靠生產的經驗技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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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力 ,這就決定了富有生產經驗的長者 和擁有體力的男子在生產中的重要地位 ,養成了人們重經驗重因循的保守性格和 不進行技術更新以擴大生產的習慣觀 念。自然相應形成了長輩對下輩 ,父親 對子女 ,丈夫對妻子的領導管制 ,勢必強 化家內宗法關系。被強化的宗法關系和 實際生產再相結合 ,必然構成更加鞏固 的宗法小農經濟。這兩種因素的相互作 用 ,表現在政治法律制度上 ,必然是對以 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法律思想的推動。 由於封建剝削壓迫的加強和農民起 義的不斷爆發而日益尖銳起來了。無論 從政治或經濟方面來說，這種趨勢都嚴 重妨害著封建大一統的進一步鞏固和加 強。在思想領域，漢初雖然推崇黃老， 但先秦時各家各派的學說，仍在各處流 傳。儒道兩家固然由於和統治集團內部 的權力斗爭糾纏在一起，表現為尖銳的 對立和互黜，即其他如名、墨、法、陰 陽、縱橫各家，也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 在活動。這樣，便出現了董仲舒所說 的「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以致「上無以持一統，治制數 變，下不知所守」的現象。這對於正著 力於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封建大一統的統 治者們，尤其是不能不認真加以解決的 問題。 面對這種狀況，封建統治者們不能 不感到繼續漢初所奉行的無為之治，已 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因此除在政 治、經濟方面採取各種新的措施之外， 還要力圖造成一種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 主專制的統一政權相適應的意識形態， 來統一思想，既以麻痹和束縛廣大勞動 人民的反抗意志，又以駕馭和統制統治 集團內部的離心力量。這樣，在董仲舒 提出「天人三策」之後，漢武帝採納並實 行了他的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建 議。隨著儒學成為官學，儒經的受到表 彰和儒家經義成為宗教、哲學、政治、 法律、道德、風俗習慣以至人們日常生 活的准則，在法律上，也便開始形成了 以這種儒學為指導的封建正統法律思 想。 指導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這種儒 學，是有別於先秦儒學的、由董仲舒奠 基的一種新的儒學。它一方面把先秦儒 學的內容作了神聖化、神秘化的加工和 改造，使之變成了符合「天人感應」的神 學目的論的永恆真理，將那種原來只是 表達一種政治倫理思想的儒家的一家之 言，通過政權的力量，推崇成了政治、 社會以至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則；另一方 面，它又吸取其他各家、特別是法家和 黃老學說中有利於當時統治的內容作為 補充，使之成了具有很強適應性的精神 武器和統治工具。這樣，體現在法律思 想上，便從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 目的直到法律的具體運用，一概從神學 方面來加以說明，務使符合「上應於 天」的要求。它既對秦代行申、商、韓 非之法，任刑而不尚德的理論和實踐， 持嚴格的批判態度，強調「德主刑輔」、 「明德慎罰」，而同時又注意於「刑名法術 之學」；它既重視法律的懲戒作用，而 同時又更強調禮律結合，經律互用。甚 至把封建宗法等級和「三綱五常」的倫理 道德原則臵於律令之上。它既以先秦儒 家經典為准則，任意比附援引，要求一 切都無悖於《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 同時又使之和神學的說教結合在一起， 鼓吹「天刑」、「天罰」和「科冬行刑」，使司 法審判帶著一種「神判」的痕跡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出現，除了有 它特定的時代背景，即為了適應鞏固和 發展封建大一統的需要之外，還有它的 廣泛的歷史淵源。從理論方面來說，這 種淵源，可以上溯到商、周以

❼ 神權法思想在夏商西周的變化及其意義

古代中國（夏商西周）的神權法思想

楓林吉星
2018年03月13日 · 富士康科技集團員工

(一)神權法思想產生的根源

神權的觀念是在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是人類文明必然要經歷的一個歷史階段。其產生的根源有三:一是自然壓迫。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受到對自然界認識能力的限制,原始人類無法擺脫外界自然力的威脅和束縛,對自身的存在(生、死、夢等)和自然界的存在(風、雨、雷、地震等)均無法理解而又試圖尋求答案,就形成了原始的宗教,認為有種超自然力存在,主宰著一切。二是社會壓迫。國家形成之後,階級壓迫比自然壓迫更為慘重,人們對貧富、剝削、戰爭等無法解釋,也將其歸咎於神的安排。三是階級統治的需要。統治者為穩固其統治,解釋其政權的合理性,便藉助神權來強化王權,「神」已不再只是統治者維護自己統治的精神支柱,更是被統治者賴以生存的精神寄託。

(二)夏、商統治者的「天命」、「天罰」觀。

神權法思想是由宗教迷信思想發展而起的。相傳夏朝奴隸主已開始利用神權法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為其統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夏商統治者都把自已的統治說成是天的意志,即「受命於天」。「有夏服(受)天命」,「有殷受天命」(《尚尚書·召誥》)。夏禹的兒子夏啟討伐有扈氏,以暴力奪取王位,作《甘誓》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息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尚書·甘誓》)。由此可見,夏代奴隸主貴族已有「天命」、「天罰」的思想。

到了商代,隨著奴隸制生產關系的發展和王權的加強,神權法思想有了很大發展並進人高峰。殷商奴隸主以迷信鬼神著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禮記・表記》)。殷商奴隸主宣稱其祖先是上帝的子孫,上帝是商王的祖先,人們既要服從上帝也要服從其在人間的代理人商王的統治。違抗王命就是違抗天命,就要受到「天罰」,是代天行罰。這樣段商奴求主主便從面到了充當上帝代理人的合法依據,並為其壟斷神權找到了借口。但是」小方興,相為敵仇」,夏、商奴求主階級的統治都沒有進脫履滅的命運。

(三)西周「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

西周滅商以後,過去段商統治者曾一再宣揚的「帝立商」且可以水世長的觀念相子盾,神權法思想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化。於是,周公提出了天命轉移的「以德配天」說,對「天命觀」做了修正。周公認為,天命是有的,它不是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德公五年》),失德就會失去天命,現在段已失德,所以天命歸周,周王成了天子;周公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尚書》),「敬天保民」成為周人的為政理念,認為民心向背是有德失德的標尺.民心直接反映了天意,要求統治者既要剋制貪夢,使民安居樂業,又要能填用刑。

從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活狀況來看,人們對神的崇拜都是必然的布以動搖的,所以周公的「以德配天」說只能是對夏、商神權法思想的繼承、發展和補充。神權與王權的高度統一,使中國社會的發展難以形成其他文明中所具有的那種宗教信念,同時又難以擺脫「上天」與「神」的羈年。

❽ 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對我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是為了適應、鞏固和發展封建大一統的需要而出現的法律思想 ,因此作為維護封建統治基本工具的法律思想也必然會受到統治思想的左右。適應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文化理念是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形成的直接動力。
以「德主刑輔、禮法並用、原心定罪」的主體的封建社會正統法律思想是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順達論文它以先秦難聞諸子百家的「仁、禮、德」的並重儒家學說為基礎 , 通過「引經決獄」、「引經解律」的方式把儒家思想引入司法實踐 。 同時，該法律思想孕含著「天罰天討」的神權法思想、「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制度、「陽尊陰卑」的陰陽五行說及「專任刑罰」的法家思想等。此後，封建社會的這一正統法律思想雖然經歷了各種非正統和反正統法律思想的沖擊並隨著清末封建社會制度的解體而壽終正寢，但是它影響了漢武帝以後的整個封建時代的法律實踐 , 對我國封建社會的立法和司法活動起著重要的指導和支配作用。

❾ 神權法對今天法律社會的影響

神權法思想一般指利用宗教迷信進行統治的階級，為了取得人們的擁護,把他們的權力說成是神所授予的,把體現他們意志的法律說成是神意的體現的一種法律思想。在由宗教領袖直接掌握政權、實行神權政治的國家或地區，神權法也就是教會法（或稱寺院法、宗規法）。西歐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法思想曾占統治地位，為封建統治階級效勞（見西歐中世紀神學法律思想）。
中文名
神權法思想
作用
為封建統治階級效勞
產生時間
形成於夏代，發展到殷商進入高峰
轉折
西周時期提出「以德配天」
衰落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
快速
導航
占卜用刑

殷商時期

以德配天

衰落及影響
中國古代
在中國，從未出現過凌駕於世俗政權之上的教會和教權。中國古代的神權法思想是從屬與服務於奴隸制王權和封建皇權的，目的在於使王權和皇權神化。它最早盛行於夏、商、西周奴隸制時期。
君「受命於天」 當時以國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極力宣揚他們是秉承「皇

天」的旨意來統治人民的。如說：「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先王
有服，恪謹天命」，「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等。這種「受命於天」的君
權神授思想，有利於使他們的統治合法化，並賦予他們以神聖不可侵
犯的絕對權威。[1]
占卜用刑
中國的神權法思想形成於夏代，發展到殷商進入高峰。殷商的奴隸主以迷信鬼神著稱。《禮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隨著殷王權力的加強，當時的宗教迷信中出現了一個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或「上帝」。所有國家大事，甚至是否用刑，都要通過占卜向上帝鬼神祈禱和請示。中國的甲骨

文主要就是殷王及其代理人（專職史官）向上帝和祖先進行占卜而刻在龜甲或
獸骨上的卜辭。如「貞（卜問）：王聞不惟辟,貞:王聞惟辟」；「茲人井（刑）不」。
表面看來，似乎殷王完全是遵照上帝旨意進行統治，實際上只不過是給殷王的
命令塗上一層神意的油彩。[1]
殷商時期
殷商的神權法思想有一特點，即往往強調殷商貴族的祖先和上帝關系密切,能夠經常「在帝左右」;甚至宣稱他們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孫。《詩經·商頌》的《長發》載：「有娀（殷先妣簡狄）

方將（成長），帝立子生商」;《玄鳥》也載:「天命玄鳥(即燕,商族圖騰，
相傳簡狄吞食玄鳥卵生商先王契)降而生商」。這樣,他們便從血緣上找到
了充當上帝代理人的合法依據，並為壟斷神權提供了借口。[1]
以德配天
「以德配天」 神權法思想在西周發生了一次較大變化。以周公等為代表的西周貴族，吸取了夏、商對人民過於殘暴而被滅亡的教訓，提出了一種新的君權神授說，認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的祖先神，而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神。「天命」誰屬，就看誰有能使人民歸順的「德」。所以他們大肆宣傳「惟命不

於常」、「天命靡常」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過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
上帝」，但後來的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
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因此「天命」歸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1]
衰落及影響
西周提出這種「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顯然旨在為西周取代殷商製造輿論，同時也意味著神權的動搖。統治者感到單靠神權不足以維系其統治,還必須兼顧人事,重視民心向背，注意「懷保小民」,並決定採取「明德慎罰」的政策,開始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後來儒家繼承這一傳統，進一步提出「德主刑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