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社會救助法變動趨勢

㈠ 我國社會救助的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從國際社會救助制度的建設和發展的歷程看，社會救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對於國家的繁榮穩定具有重要作用。在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當下，對貧困者和弱者進行社會救助，要有嚴格的資格審核制度，使真正有需要者得到救助。為完善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突破現有的發展困境，筆者認為應從如下方面著手：

理順管理體制，健全運行機制。建立協調平台和落實平台，構建跨部門的社會救助管理體系，保證各項救助政策的落實，形成社會救助工作合力，實現社會救助工作組織體系與救助工作的專業化。

進一步推廣社會救助的分類分層管理。適當區分基本生活救助和其他專項救助，推廣分類施助和差異施助。建立「以人為本，重在服務」的管理理念，充分發揮社會救助制度的作用。建設正式救助與非正式救助相結合的制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推動社會道德的進步。

積極推進社會救助領域立法。加強社會救助的法制建設，建立中國社會救助的法律法規體系，盡快推動社會救助法的出台，使救助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對社會救助的公正度進行監督，逐步完善現有的具體救助政策和措施，確保社會救助制度的長效性和權威性。完善稅收調節制度，通過稅收手段調節國民的收入分配，進而籌集救助資金，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減緩社會救助的壓力。

實現社會救助方式的多元化。建立規范靈活的救助機制，改變以往的資金籌集方式，建立多元化資金籌集機制，積極開展社會募集，合理分擔中央與地方政府責任。

保障社會救助的公平性。保障城鄉發展的均衡性，促進城鄉共同進步。改變「城鄉分治，公民不同權」的理念，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完善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努力實現社會救助的均等化。經濟發展是社會救助政策實施的重要基礎，未來中國應更加重視社會救助制度效率的提升，著力解決公平問題，注重貧困緩解，堅持走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救助發展模式，更加關注兒童和未成年人的發展問題。

㈡ 社會救助的救助體系

形成合理健全的社會救助立法機制，尋求公法私法外的社會救助法的存在空間和價值張揚，從法律思想和法律規范上建立具有相對獨立價值的社會救助法子系統。 「一項法律的制定過程，往往是對某一制度理性思考的結果，一部良好的法律應當能夠蘊涵社會所公認的准則與價值」。社會救助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救助，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法律調控。社會救助政策隨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而相應調整，同樣，社會救助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政策的調整和變化。社會救助法制建設受經濟活動、政策等的影響是直接而巨大的。在此，涉及到法律與政策、法律與經濟的關系等法學范疇基本理論問題，而且還涉及對法律的形成機制，特別是相關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等問題。因此，社會救助法治，除考慮立法自身的機制外，還要考慮經濟發展水平，考慮政策變化，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不能為立法而立法，假借法律規范的形式大行權宜的應急的社會救助政策，以之培植社會救助管理的制度主幹；更不能以社會救助的特殊性而強化政策的作用，漠視或弱化法律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體系的思想價值和制度意義。
社會救助法的立法機制，還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構成問題。我們認為，社會救助法的規范構成，包括穩定的「核心規范」，主要為社會救助的一些基本的實體和程序方面的制度。這些制度構成社會救助法律的基本框架，相對穩定。又包括易變的「變易性規范」，主要用以應急性、強制性的調節。這兩個方面涉及到法律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穩定性與變易性等問題。考量我國社會救助工作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社會救助法律框架設計時，在確立核心規范，保持法律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同時預留出適度調整空間，兼顧穩定性與開放性、變動性，實現法律自動調整。另外，社會救助任務的加重催生了現代意義的社會救助法律制度，而經過歸納和抽象的法律制度也在社會救助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調適修補，變成一種「經常性」的制度，具有普適性，不僅適用於轉型時期，而且今後發達的社會救助體系中，還將經常地、持久地起到廣泛的規製作用。因此，要推動社會救助立法上的標准化、指數化和模型化。 提供社會救助是政府的職責之一，這也符合當代各國福利行政、給付行政的發展趨勢。「公民權利才是政府權力之源，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 .政府（不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或者政府的職能部門）在我國當前的社會救助中掌控著話語權，是社會救助名副其實的決策者、管理者、執行者和監督者，其公權對社會救助的干預是全方位、全過程的。從權力劃分來看，政府在社會救助中享有立法權、行政權和監督權；從責任劃分來看，政府是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承擔制度設計並履行給付義務。公權干預是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決定性因素。對政府權力的法律控制是貫穿於社會救助法治全過程的中心主題。「由於缺少對權力的有效制約，使得我國公民的人權也面臨權力的巨大威脅，應該說這是我國人權立法亟待完善和加強的地方」 .加強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是依法行政的核心，也是我國依法行政制度中的薄弱環節。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體系，必須首先規范政府公權，切實依法行政，以權利、監督、責任等制約政府公權。

㈢ 社會救助法的草案

保障民生和化解社會矛盾的需要
1990年成為我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的王利明，如今已是我國民法領域的領軍人物，也是近幾年來人大會議上倍受關注的人物。因為每年人大會議期間，他總能帶來幾份讓公眾矚目的、十分有份量的議案。去年的人大會議上，他提出建議加快消費品安全保障法立法、建議制定證券無紙化法等三項議案。今年的人大會議上，王利明帶來建議制定社會救助法和制定民法總則兩份議案。
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由於貧富差距仍然存在，自然災害頻發，某些群眾因病致貧、以及天災人禍等原因，遭受重大人身財產損害，僅依靠自身力量和現有的救助渠道難以擺脫困境，急需獲得社會救助。王利明認為，制定社會救助法是保障民生的需要。
目前社會群體中出現了自救性的乞討兒童、生活極為困難的殘障人士，缺乏生活來源的農村居民，無監護人的孤兒等，這些弱勢群體迫切需要給予社會救助。此外，由於父母患病無力撫養子女以及父母不盡監護義務等原因，也造成某些兒童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亟需獲得社會救助。王利明說，制定社會救助法，可以更好地保護弱勢群體和未成年人的權利，也可以體現黨和國家對弱勢群體和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高度重視。
現在，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其中有的是由於受害人缺乏自我救濟的能力和穩定的生活來源造成的。例如有的低收入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如果社會不給予關愛和幫助，可能使其產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尤其是有些家庭生活極度貧困的人士，因為工作、生活中產生一些糾紛未能夠得到解決，又長期得不到社會的關愛，可能鋌而走險甚至產生反社會的情緒。王利明介紹，我國近幾年來在維護社會穩定中極為注重對糾紛的事後處理，對於那些生活極度困難的人士，如果通過社會救助，能起到事先化解矛盾的作用，可以降低維穩成本。
通過社會救助辦法，關愛這些弱勢群體，讓他們始終感受到黨的關懷和社會的溫暖。這對於社會矛盾的預防和化解有著積極的作用。 王利明強調。
有限的救助資金用於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認為，所謂社會救助，是指國家和社會對公民在必要時無償提供的物質幫助。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雖然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中對社會救助制度作出了規定，但是這些規定仍然非常簡略，無法滿足實際需要。
假如發生車禍以後加害人逃逸、高樓拋擲物致害中無法查找加害人，受害人遭受重大人身傷害，卻得不到賠償，如果不能獲得社會救助，其就處於無助的地位。責任保險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損害填補的問題，但是，它無法完全解決受害人救濟的問題。更何況，在我國責任保險的覆蓋率較低、適用范圍有限，賠付率較低，大量的事故損害的受害人不能獲得保險的保障。這就有必要建立社會救助制度以彌補責任保險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等的不足。王利明說，社會救助制度是完善我國多元損失救濟制度的需要，當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救助只能起到輔助性的作用。因為我國還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救助資金的籌措相對困難，所以，不可能通過大規模的基金來救濟受害人。通過明確社會救助的輔助性，可以使有限的救助資金運用於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強調，社會救助法屬於社會法的范疇，在社會保障法的體系中應當居於基礎性的地位。
有利於基本人權的保障
我建議盡快制定社會救助法，明確救助機構的性質、救助的對象、救助的條件、救助機構的責任等問題，進一步加強社會救助制度的救濟功能。王利明認為，社會救助法的基本框架應該包括：總則、社會救助的主體、救助對象、社會救助的實施程序、救助機構的義務和責任、對社會救助機構的監督。
王利明認為，社會救助立法要強調資金來源由政府主導、來源多元化，堅持保護弱者、關注民生、關愛弱勢群體、保護未成年人，保障殘障人士的基本生活條件，實現個人的尊嚴。
社會救助具有及時性、應急性、法定性和強制性等特點。王利明認為，對於受害人的救助應主要針對人身權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情況。除非財產權益的侵害，影響到其基本生存，如房屋被毀損無處安身，危及到基本人權的保障，才有可能需要社會救助。
王利明指出，社會救助的主體是救助者，即救助機構的設置。救助機構應當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團體法人，其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投入，同時廣泛吸納社會各界的資金。目前已經成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等，都應當納入社會救助基金之中。社會救助機構是獨立於政府公權力之外的，其具有社會公共服務職能，應當有嚴格的規章制度限制其行為與許可權。另外，由於政府在社會救助中權責的特殊性，必須通過立法界定政府的責任，使政府對社會救助的管理內容合法，權責明晰。
社會救助的對象主要包括弱勢群體、經濟生活極度困難人士、孤寡老人、失去監護人的未成年人、自救性的乞討兒童。 王利明說，救助對象應當有便捷的認定程序，同時應當及時進行公開公布，接受人們的監督。並且要對於認定程序設置異議程序。
王利明強調，救助機構對侵權人的追償權問題，也有必要規定。在受害人遭受他人侵害，暫時找不到侵害人時，由救助機構給予救助，找到以後，社會救助機構有權向侵權人行使追償權。這是因為：一方面，社會救助基金是有限的，如果可以追償而不追償，就會使社會救助基金枯竭。另一方面，追償權的行使也可以避免真正的加害人逃脫責任。
社會救助法還應當規定，社會救助機構應當接受主管機關的監督和社會各界的廣泛監督。 王利明最後說。
王利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著名民法學家。

㈣ 對於2010年的《社會救助法》大家有什麼意見或建議

削除地域限制，交夠保險年數外地人也應該能申請

㈤ 英國濟貧思想的演變趨勢

一、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及制度內核的進化
英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嚴重的貧困,對社會的穩定構成了較大的沖擊,在濟貧法頒布實施之前,存在著教會慈善救濟、個人慈善救濟與民間救濟,以及行會救濟等救濟系統與救濟行為,但是長時間未形成國家形式的統一的、跨地區的整體救濟體系與措施.從英國濟貧法的立法動因展開分析,可以將英國的濟貧歷史劃分為舊濟貧法時期、新濟貧法時期和福利國家時代三個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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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濟貧法(old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舊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485～1603年的都鐸王朝,以及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實施後200餘年直到1834年.
都鐸王朝時期的貧困問題主要起源於人口膨脹、土地兼並、圈地運動、通貨膨脹,以及宗教改革等.從1470年開始一直到17世紀中葉,英國的人口增長態勢就未曾停息過,致使整個都鐸王朝時期未成年人在人口總數中所佔比例長期保持在38％左右,在農業社會因為生產力水平低下而產生的生活資料增長非常緩慢的歷史條件下,以及長子繼承製的傳統繼承製度影響下,流浪人口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手工作坊使用廉價童工替代成年工人現象的大量存在,進一步加劇了流浪者的數量.土地兼並和圈地運動作為奠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序幕的重大事件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加劇了農民的失業和破產程度,同時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貧困化程度.整個16世紀,所謂的價格革命致使通貨膨脹成為經濟生活中的常態,這一通脹勢頭蔓延到了17世紀.僱主所推行的價格革命的實質就是低工資和高物價長期並存,由此造成了僱主的高利潤和工人的貧困化加劇.16世紀英國的宗教改革解散了大量寺院,沒收了大量教產,一方面削減了貧困人口接受救濟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致使大量依靠年金生活的修士、修女、下級教士以及為數眾多的寺院的僱工、僕役陷入貧困,增加了流浪人口的數量(趙靜,2007).到了伊麗莎白時代(1558～1602年),新技術推動了毛紡織業的發展,開辟海外市場拉動了商業的發展,英國經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但是,這一時期收入差距的懸殊非常明顯,農業生產非常脆弱,紡織業的發展並不穩定,農民的破產和城市經濟的不穩定,致使斯圖亞特王朝政府面臨的濟貧壓力非常大.17世紀20年代末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戰爭,以及1642年爆發的內戰,致使英國經濟陷入較長時期的混亂狀態,1647～1649年間的「平等派」和「掘土派」等群眾運動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動亂,種種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使得這一時期的人口流動規模增大,擴大了社會貧困問題的廣度與深度.
都鐸王朝時期的第一個關於窮人的法令是1495年的法令,隨後比較重要的是1531年的法令.這兩個法令主要關心的是如何懲罰流浪窮人以及如何將其遣送回出生地或者居住地,不過1531年的法令增加了一條規定,即那些值得同情的窮人經許可後可以乞討.1536年的法令雖然又補進了很多實質性的內容,如「教區執事或者其他官員要為本教區體弱無勞動能力的流浪窮人收集救濟物以賑濟之」和「將5～14歲的健康流浪小孩送到農夫或者手工作坊或者其他行當去當學徒,以便他們日後有個技藝養活自己,任何拒絕這樣做的小孩或者中途無故離開的,當眾鞭撻之」.但是,這些規定在實際運作中的效力非常低.1547年的法令規定受到安置的兒童在24歲(男孩)和21歲(女孩)之前不得離開學徒場所,否則將被罰作師傅的奴隸直到上述年齡為止.這對流浪窮人的處罰過於嚴酷,不久便被廢止.截止到1572年的法令頒布之前,都鐸王朝頒布了一系列關於管制流浪窮人的法令,其中大部分都在實際操作中歸於失敗.1572年的法令是第一個努力為那些健壯的流浪窮人提供工作的法令,1576年的法令則強調了為窮人找工作的濟貧方式,並使之具體化.1598年的法令又設立了貧民監督官辦公處——徵收濟貧稅以及為那些健康的窮人提供工作.到1601年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都鐸王朝的濟貧法已開始趨於合理(劉濤,2009).《伊麗莎白濟貧法》的基本原則是:讓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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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濟貧法》在英國濟貧法乃至英國社會政策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比較系統完整地規定了濟貧法制度,突破了零星的社會自發性慈善行為的「瓶頸」,是人類歷史上國家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介入濟貧事務,奠定了國家性濟貧制度的基礎.第二,所提供的主要是院外救濟(outdoor

relief),院外救濟主要包括每月或每周發放的補助金、燃料、衣物和住處等.它是在教區范圍內的救濟體制中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救濟方式.主要形式有:(1)發放各種救濟金,這是最主要的院外救濟方式；(2)寄送貧困無助的孤兒；(3)針對貧窮的男性勞動力實行補助金制度；(4)提供麵包、衣物、原材料和燃料等實物救濟以及住房和醫療救助；(5)提供兒童做學徒的機會,幫助他們學一門手藝等(劉濤,2009).第三,政府已有意識地對貧民做出區分.政府將他們分為幾種類型:(1)強壯有力而不願工作的；(2)老弱病殘而不能工作的；(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依據不同的分類使他們的待遇有較大的區別,這樣的區分在體現國家與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方面具備了近現代國家的特色.第四,建立了嚴密的管理體系,樞密院代表國王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通過發布《命令集》來顯示中央政府在濟貧制度上的官方政策；地方上的濟貧事務基本上完全由治安法官來負責；地方上濟貧事務的實際操作則由教區濟貧官和貧民救濟委員來執行.第五,較為完善的濟貧稅的徵收制度,規定由每個教區的教會管理人和四名貧民監督人(overseers)負責向每一個居民土地所有者徵收濟貧稅,如若被徵收者違反濟貧稅的征繳制度,他們有權扣押這些人的財產.
(二)新濟貧法(new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新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834～1948年.這一時期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成為英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命脈,無產階級隊伍已經形成,無產階級的普遍貧困成為當時英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亟待解決.古典主義的經濟學說在英國成為思想界的主流,社會中上層人士普遍認識到,如果不能解決嚴重的貧困問題,就會導致社會總需求的萎縮以及投資的不足,從而引發經濟危機.由此,自由放任理論成為19世紀初期之後濟貧法改革的指導思想.
英國於1834年頒布了《濟貧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又稱《新濟貧法》,該法案最重要的一條原則是嚴格禁止對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濟貧院之外的救濟,對於申請救濟的貧困勞工要求他們必須入住濟貧院,並從事教區安排的工作以獲得救濟.該法案的實行,進一步完善了英國社會的濟貧制度,主要表現在:第一,第一次全面以社會政策的方式規定了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能享受濟貧院之外的救助,接受救濟的窮人的生活標准必須低於自立勞動者的生活標准,這成為以後福利政策的基本思想.第二,建立了全國一致性的貧民處置方法,一是組建了英國早期重要的公法人機構「英格蘭和威爾士濟貧法委員會」,使之負責全國貧困救濟的管理,包括貧民、濟貧院、兒童教育等方面.二是授權各地建立濟貧院和聯合濟貧區負責窮人救濟工作.救濟工作的管理由以地方為主開始過渡到以中央政府為主(高潮、徐濱,2011).第三,建立起完善的濟貧管理體系,1847年中央成立濟貧法部(poor
law board),統一監督各聯合濟貧區的工作,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務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監督地方事務,包括濟貧工作.上述兩部擁有的許可權包括:(1)有權頒行濟貧條例；(2)成立督察組專門監督中央條例在地方上的執行情況；(3)設立地方稽核員,對不合要求的濟貧支出施以財政性懲罰；(4)在地方上選舉監督官並聘用有薪官員負責濟貧事務.第四,院內救濟成為整個英國《新濟貧法》的標准體系,也成為《新濟貧法》的核心.院內救濟的主旨是指貧困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中才能得到救濟,接受院內救濟的人不再擁有選舉權,以示對接受救濟者政治上的懲罰,目的是讓每一個貧民都知道應該通過個人的努力而不是政府與社會的幫助來擺脫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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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濟貧法》時代,工業經濟的發展引發了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到19世紀末期,整個社會在反貧困的意識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從譴責窮人的懶惰和惡習是導致貧窮的主因轉變到窮人的貧困是由於經濟結構的不完善造成的；(2)從一味強調窮人應以自立和拚命勞動來解決自身貧困問題轉變到政府需要在經濟上給予窮人以基本的幫助；(3)將濟貧由分散變為集中,克服了地方濟貧管理腐敗和不稱職的局限；(4)從忽視窮人的生存條件轉變到幫助窮人改善其生存狀態,並逐步提高其生存水準以達成社會穩定的目標.
(三)福利國家時代的社會特徵與福利社會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大致是指1948年英國頒布《國民救濟法》,正式廢除濟貧制度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的階段.國民救助制度的實質是將過去的各種救濟制度進行揚棄之後統一形成的制度.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國民救濟制度的建立「標志著英國社會史整個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到來」.至此,在英國實行了幾百年的濟貧法退出了歷史舞台.
進入20世紀之後,英國社會的生產力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而獲得了極大的提高.相應地,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社會經歷了高度發展.分配領域的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加劇,經濟周期和機器替代人工的現象提高了失業率,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妨礙了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調控強度,所有這一切的變化都決定了建立在自由主義和自助傳統上的濟貧制度,已經不再適應變化了的英國社會的現實需要,也無法有效地解決新社會條件下復雜的社會問題(丁建定、楊鳳娟,2004).此時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霍布森指出,一個治理得當的國家,應該以新形式的社會有效支出來解除目前公眾的貧困,並把它作為國家的主要責任(霍布森,1902).1906年頒布的《教育法》規定由地方政府為貧困學生提供免費午餐,1907年又增加了為學生提供免費醫療措施的條款.1908年頒布的《養老金法》使英國建立了免費養老金制度,為英國大部分老年貧民提供免費的養老保障.隨後又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如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1920年的《失業工人法》和《國民健康保險法》都為解決社會貧困問題提供了相應的制度保障.在濟貧的組織保障方面,1919年通過的《健康保障部法》規定,成立健康部作為中央管理機構來統一管理英國的濟貧事務.1929年頒布的《地方政府法》要求在地方上成立公共救助委員會,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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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向著建立福利國家的目標演進.1945年通過的《家庭津貼法》倡導設立一種由稅收統一支付的非繳費型、普享性津貼,該法的目的是試圖解決由戰爭所造成的貧困.1946年通過的《國民保險法》(不同於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確保提供給每個公民以失業、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同年,還頒布了《國民工傷保險法》和《國民健康服務法》.1948年頒布的《國民救濟法》,正式確立了由國民救濟制度來替代原有濟貧制度的社會保障原則,原來由濟貧法所提供的各種救濟被納入統一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管理.上述5部法律共同構築了英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系統化和對公民社會保障權利的全面保障.英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社會保障法制最完備的國家,形成了「收入均等化、就業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設施體系化」的社會保障模式(楊思斌,2008).
英國所創立的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具有以下特點:(1)政府以不斷完善社會保障政策作為施政理念,並在法律的框架下確保組織機構的完善和監管體系的順暢運行；(2)強調福利的普遍覆蓋,服務於社會全體成員；(3)充分考慮公民個人的負擔能力,減輕個人的繳費負擔,由僱主和企業共同籌資,政府負責,以確保合法權益支付和融資；(4)保障項目齊全,保證替代率或絕對水平、待遇水平隨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5)保障目的已不完全是預防和消滅貧困,而是維護社會成員一定標準的生活質量,不僅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而且開始注意滿足人們發展的需要.
二、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反貧困原則創新的啟示
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經歷了從道義到權利的轉變,「由於福利是權利而不是恩惠,所以人們可以無償地接受它們,而不必感到似乎是佔了別人的便宜」(楊思斌,2008).綜合考察英國濟貧法歷史演變中濟貧原則的演變,結合我國貧困人口救助制度的現實,可以發現,目前我國貧困人口社會救助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貧困救助保障的覆蓋面小；(2)貧困救助的標准低；(3)貧困救助的渠道與標准不統一；(4)貧困救助的實施主體錯位；等等.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則可概括為:(1)社會保障體系各組成部分的功能界定模糊,致使社會救濟的需求大范圍擴張,引發社會扶貧救濟工作難以為繼；(2)社會扶貧救助未能實施國家統一部署,財政支出過少,致使社會救助秩序混亂；(3)社會扶貧救助中,國家財政支出所佔比例太小,地方財政在該項目的支出上對中央財政的依賴性過大,致使該項工作因經費短缺而難以展開；(4)貧困人口救助的立法滯後,制度化建設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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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首先需要在社會反貧困原則的創新方面進行制度修復.
(一)保障基本生活原則
社會貧困救助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現代中國貧困入口生活陷於困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憲法賦予他們有基本的生存權利,同時政府也有義務幫助他們獲得滿足基本生存權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基本物質生活條件是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權利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現代中國社會救濟標准要基於居民維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和數量,並隨市場價格的波動而實行年度調整.現階段維持城鄉居民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包括:(1)維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人均日攝取熱量標准2

400千卡所需的食物；(2)維持最低水平的日用品消費需求；(3)人均最低水平的衣著需求；(4)人均最低水平的文化用品、葯品、燃料需求；(5)人均最低水平的交通費、托兒費、學雜費、房租、煤氣、水、電、洗理費.
(二)社會化救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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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救助應奉行社會化原則,需徹底改變目前有工作單位的職工首先向所在單位申請救助,單位有困難的由當地上級主管部門調劑解決,主管部門仍解決不了的由財政兜底的傳統救助方法.傳統的單位是社會救助第一道安全網的扶貧制度事實上易形成貧困與救助因果循環的悖論.實施社會救助是當代政府應該履行的基本責任,財政轉移支付中的一定比例用於社會救助並構成社會救助基金的基本來源,是當代財政理論的基本要義,可以保證扶貧工作的切實到位.雖說社會扶貧需要藉助全社會的力量,但企業和社會慈善機構的職能與力量均不能從根本上保證這項事業得以落實.要充分發揮政府和全社會的力量開展社會濟貧,事先必須分清落實的主體,只有政府的專職職能部門真正充當起社會救助的主要的、基本的職責,即使社會救助工作走向社會,打破部門和單位的圍牆,才能真正引導這項工作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展開,吸引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從道義上來支持這項工作,進而可以避免社會救助過程中的標准不統一、資金不到位、職責不明確、落實不連貫的弊病.
(三)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原則
目前中國需要救助的人員中,原國有企業職工佔了很大的比重,這部分人或因國有經濟實施戰略性重組,或因原所在企業破產、被兼並等原因而脫離了工作崗位,又因受其自身知識結構、勞動技能和就業觀念的限制,一時難以重新就業,陷入貧困的邊緣.這部分人員從其體能和年齡而言,大多屬於就業適齡人口,如果就此放棄工作,依靠社會救助和下崗工資生活,一方面無助於其自身及其家庭生活狀況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會增加財政轉移支付的負擔,侵蝕「三無」人員、老弱病殘、弱勢人群等急需社會救助的人群可能獲得救助的空間.因此,政府在對這部分對象實施救助時,應立足於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的原則,設立明確的時間表,在短期內對其進行經濟上的救濟幫助,但從長期而言,則需從多方面開展再就業工程,從技能上、觀念上幫助這部分人群轉變就業理念,開展多種形式的就業活動,樹立「要就業、找市場」的觀念.同時,政府要檢討已實施的產業重組政策,財政注資應立足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加強對財政資金效益的考核.
(四)公平與效率相結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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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人口的救助屬於社會保障的范疇,社會保障就涉及資金的籌集問題,雖說社會扶貧救助是一項無償的活動,資金承擔主體是政府,但按照風險不確定原理和大數原理,社會公眾個人也應為救助資金的籌集承擔一定的義務,有工資收入的社會成員參加社會保險統籌,統籌中的一個較小比例劃撥用於社會救助基金,可以充分體現社會公平.社會濟貧的效率應體現在扶貧體系應有一套「預警、信息、救濟」網路系統,可以自動識別貧困發生主體,杜絕扶貧救濟中的苦樂不均現象.在實施社會扶貧救助工作中,要密切關注物價變動的趨勢,原則上實行扶貧標准一年一定,使貧困人口的生活不因物價的上漲而進一步下降.同時,實行扶貧款發放的群眾監督,主管部門定期抽查考核,使效率與公平能形成高度的協調一致性.
(五)統一管理、政事分開原則
要避免社會救助工作中的管理不統一現象,關鍵還在於理順政府管理體制.這需要杜絕社會救助工作中「政出多門、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現象和格局,嚴格構築統一的社會救助體系,對貧困人口實施統一救助,由一個口子施救,以此形成規范化、網路化、一體化的社會救助管理體制.各地在構架社會救助體系框架時,要以省一級民政部門為核心,展開垂直管理；由地、市級民政部門負責行政區域內的社會救助工作的組織和實施；縣、鄉、鎮的民政部門負責社會救助工作的具體實施.政府其他職能部門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人事局等部門可協助負責救助資金的籌集,然後交由民政部門實施救濟.同時,也需要形成統一的社會救助瞄準機制,形成貧困人口家庭經濟狀況的調查和評估機制,杜絕社會救助中的重復、遺漏和虛假申報等現象的發生.
(六)依法管理原則
穿上這個，她們比一絲不掛還要美！
中國社會救助的制度規定多源自於政府的文件、規定和行政命令,具體實施方案也多來自於一些地方的經驗總結和介紹,然後通過政府的文件加以推廣,總體而言,缺乏法律的有效規范,並且缺乏嚴肅性、權威性和強制性.因為缺少立法的支持,所以在社會救助的實施主體、對象、標准、范圍、期限、條件、監督、責任、義務等方面皆存在一些問題.行政調控作為社會救助工作的主要手段,無法避免非科學性、非持久性做法在社會救助領域的發生.因此,應盡快頒布和實施全國性的社會救助法案,賦予社會救助工作以法律效力,促使該項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健康發展.
三、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現代社會救助的總體思路創新的啟示
從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來看,強調國家的責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為了保障國家責任的履行,英國設立了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社會保障事宜,避免了「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的弊端.因此,我國貧困人口的社會救助工作要順利展開,並取得持久性的成效首先需要界定責任主體,並對中國目前全社會、多主體、標准不一、責任不清的社會救助體系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與重塑,以杜絕政出多門、財力配置部分失效、綜合協調薄弱、管理機構設置不合理等體制性弊端降低社會救助效能的現象的延續.上述任務的完成,有賴於政府主管部門施政理念的轉變,要一切依照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則行事,加強有關社會救助的立法工作,依照法定程序開展濟貧救助；有賴於社會保障體系組織框架的合理構建,建立「縱向為主、橫向配合」的社會濟貧救助網路,明確社會救助責任主體,並建立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有賴於社會救助標准隨物價波動自行調整機制的建立.根據中國社會救助工作的實踐經驗總結,我們認為,建立和完善幫困救助機制的總體思路應定位於「政府推動、民政為主、社會參與、綜合協調、形成合力」.
要理順實施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從中國政府組織框架的組成及其職能分工與界定來看,作為政府機構之一的民政部門的基本職能就是實施社會保障.目前,民政部門救助的對象主要是「三無」人員.在上海,社會救助運行機制分為五大板塊,即(1)民政救助；(2)安民幫困；(3)社會化救助；(4)高校幫困；(5)慈善救助.其中,民政救助的對象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社會保障線以下者.1995年7月,上海市政府下發了「關於對城鎮低收入家庭發放糧油供應卡的通知」,對這部分家庭實施「給予救助糧油及面製品等食物」的幫助.目前,已有50萬人從這一救助制度中得到幫助,占上海市總人口的5％左右.二是對無業殘疾、全家無從業人員、孤老等特困人員的救助.三是對烈屬及無業傷殘軍人的定額補貼或救助.其他四大板塊的社會救助分別由經委、勞動主管部門、企業、教委、社會公益性慈善基金會來實施.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社會救助享有上的苦樂不均現象,同時非民政屬性的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的職能定位無法保證社會救助工作的持續連貫性,特別是在救助資金的來源和撥付上無法得到切實的保證.因此,以民政為主,就是要集中國家財政資金,通過民政部門的縱向組織體系,利用民政系統的專業化救助技術來實施社會救助工作.這樣,就可以避免實際操作中責任主體難以落實責任與義務,企事業單位救助落實困難的弊端.

㈥ 社會救助法的介紹

社會救助法是一部涉及民生的大法，因此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據悉，第八屆、第十屆人大常委會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濟法》（當時的名字）列入五年立法規劃。

㈦ 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的社會救助工作

社會救助作為大社保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保障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維護社會穩定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會救助工作人員要做好社會救助工作需要清楚當前社會救助工作中面臨的新問題。
在了解新問題的基礎上做好社會救助工作。
社會救助工作人員工作的基本思路：
1、加快社會救助工作的創新步伐。民政部門作為政府社會事務管理和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部門，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首先要著力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對社會救助工作進行大膽的探索和研究，結合實際對現行救助政策進行完善和補充，擴大救助范圍、提高救助標准，讓更多的困難群眾得到有效救助。
2、推進社會救助制度化、規范化進程。下一步的重點工作是全面建立實施低收入家庭認定製度，積極開展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核對工作，為社會救助各項工作開展、為各類專項救助認定特別是當前廉租房對象的認定提供基礎性數據，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3、逐步拓寬救助領域。進一步完善臨時救助制度，救助對象由城鄉困難群眾拓展到遭受突發性、臨時性較大困難的一般性群眾，並根據低保政策的調整及時將相關人員納入低保救助體系，根據各個家庭的實際情況，給予助學、助困、助醫等臨時補助。
4、完善城鄉醫療救助體系建設。

㈧ 社會救助法的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助法（徵求意見稿）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促進社會公平與和諧，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國家建立社會救助制度，承擔為公民提供社會救助的基本責任，為開展社會救助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組織保障。
第三條
本法所稱社會救助，是指國家和社會對依靠自身努力難以滿足其生存基本需求的公民給予的物質幫助和服務。
社會救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為基本內容，並根據實際情況實施專項救助、自然災害救助、臨時救助以及國家確定的其他救助。
第四條
社會救助應當遵循下列基本原則：
（一）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
（二）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相銜接；
（三）保障基本生活；
（四）鼓勵勞動自救；
（五）公開、公平、公正、及時。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依照本法享有申請和獲得社會救助的權利。申請和獲得社會救助的公民應當如實申報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接受相關部門的核查。
第六條
國務院民政部門主管全國的社會救助工作，財政、教育、衛生、住房和城鄉建設等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管理相應的社會救助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管理本行政區域的社會救助工作。
第七條
村（居）民委員會或者其他社會組織接受民政部門以及其他社會救助管理部門的委託，協助做好社會救助的申請、調查和審核工作；通過開展社區服務、鄰里互助等活動，照料本社區分散供養的貧困孤殘人員。
鄉、鎮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辦事處對委託村（居）民委員會或者其他社會組織的工作，應當提供必要的經費和工作條件。
第八條
縣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等有關部門應當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專項救助待遇家庭中有勞動能力的成員提供就業指導、技能培訓等方面的服務，並通過職業介紹、扶持從事個體經營、安排公益性崗位、辦理勞務輸出等方式促進其就業。
第九條
社會救助所需資金，由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列入財政預算，專項管理，專款專用；對財政困難的地區和遭受特大自然災害的地區，中央財政按照規定給予適當補助。
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時，各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可以開展救災募捐並接受國內外的社會捐贈。受贈的財產應當按照國家有關公益事業捐贈的規定使用。
各級人民政府財政部門、審計機關對社會救助款物的使用情況依法實施監督。
第十條
國家提倡和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支持、發展社會救助事業，為社會救助事業捐贈資金、物資和提供服務，支持以社會救助為目的的公益性社會組織的發展。
國家鼓勵社會工作者、志願者等參與社會救助工作。
國家對在社會救助工作中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和獎勵。
第二章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一條
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於當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且家庭財產狀況符合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有關規定的家庭，由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給予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二條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由直轄市或者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參考上年度當地居民人均食品消費指標，並適當考慮必需的衣物、水電燃煤（燃氣）等因素制定，在本行政區域內公布執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由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制定的，在公布執行前應當報所在的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備案。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應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定期調整。
第十三條
申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戶主向戶籍所在地的鄉、鎮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辦事處提出，經審核後報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批准。
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可以通過入戶調查、鄰里訪問以及信函索證等方式對申請人的家庭收入、財產狀況和實際生活水平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可以查詢申請人在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存款或者持有有價證券等情況，申請人以及有關單位、組織或者個人應當配合調查，如實提供相關情況。
第十四條
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鄉、鎮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辦事處每月按標准發給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實物券，也可以給付實物。
第十五條
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發生變化的，戶主應當及時告知當地民政部門。民政部門應當對取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的收入和財產狀況進行核查，及時辦理增發、減發或者停發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續。
第三章 專項救助
第十六條
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於當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2倍且家庭財產狀況符合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有關規定的家庭，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根據需要給予教育、醫療、住房等專項救助。
第十七條
申請專項救助，應當向鄉、鎮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辦事處提交醫療、教育、住房等相關情況的證明材料，經審核後上報縣級人民政府相關專項救助管理部門審批。
縣級人民政府相關專項救助管理部門可以參照本法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對申請人的收入和財產狀況進行核查。
享受專項救助的家庭的收入和財產狀況發生變化的，應當及時告知相關專項救助管理部門，辦理專項救助增發、減發或者停發的手續。
第十八條
符合專項救助標準的家庭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免費提供教科書，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在中等、高等教育階段，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供助學金等救助，有關教育機構可以酌情減免學費。
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配合政府做好教育救助工作。
第十九條
符合專項救助標準的家庭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或者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支付參保費用有困難的，統籌地區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幫助，對經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後個人負擔醫療費用數額較大的，可以給予適當補助。
第二十條
符合專項救助標準的家庭住房困難的，縣級人民政府應當按照規定通過提供廉租住房、住房租賃補貼、經濟適用住房等方式予以保障，在寒冷地區還應當給予冬季取暖補助。
第二十一條 對符合專項救助標準的家庭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第四章 自然災害救助
第二十二條
各級人民政府對基本生活因自然災害受到影響的人員提供資金、物資、服務等方面的救助，保障其吃、穿、住、醫等基本需求。
其他突發公共事件需要採取救助措施的，適用本章的有關規定。
第二十三條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在自然災害預警和自然災害發生後，緊急疏散、轉移、搶救和安置受災人員，並為其提供食品、飲水、醫療、衣被、臨時住所、日常生活用具、心理撫慰等應急救助。
第二十四條 自然災害的危害消除後，受災地區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幫助受災人員恢復重建因自然災害倒損的居民住房。
恢復重建應當做到因地制宜，科學規劃設計，保證建設質量，達到防災要求。
第二十五條
在自然災害發生後的當年冬季、第二年春季以及其他困難時期，受災地區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受災人員的基本生活，提供食品、飲水、取暖、衣被、住所和醫療等臨時生活困難救助。
第五章 臨時救助
第二十六條
對因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導致基本生活暫時出現較大困難的家庭，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給予資金、物資、服務等臨時救助。
臨時救助的標准和內容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
第二十七條
申請臨時救助，應當向鄉、鎮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辦事處提交相關證明材料，經審核後上報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批准。
第二十八條
對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實行臨時救助，依照《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二十九條
負責社會救助工作的相關部門和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上級機關、主管機關或者所在單位責令改正，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對符合法定條件的救助申請不予受理，或者未依法說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的；
（二）對符合救助條件的拒不簽署同意意見，或者對不符合救助條件的故意簽署同意意見的；
（三）玩忽職守，徇私舞弊，貪污、挪用、扣壓、拖欠、虛報社會救助款物，擅自提高或者降低社會救助水平的。
第三十條
申請人和救助對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社會救助管理部門給予批評教育，直至停止救助，必要時責令退回救助款物；情節嚴重的，處以冒領款項金額或者冒領物資價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
（一）採取虛報、隱瞞、偽造等手段，騙取社會救助款物和服務的；
（二）救助對象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好轉，不按照規定告知社會救助管理部門或者相關機構，繼續享受社會救助待遇的。
第三十一條
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村（居）民委員會以及其他社會組織，應當向民政部門或者相關部門如實提供申請人和救助對象的相關情況。出具虛假證明的，由民政部門或者相關部門提請其上級主管機關或者有關部門給予行政處罰。
第三十二條
申請人或者救助對象對於社會救助管理部門或者相關機構做出的不予救助或者調整、停止救助的決定或者行政處罰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結果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第七章 附 則
第三十三條
對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又無法定贍養、扶養、撫養義務人或者其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無贍養、撫養、扶養能力的公民實施的供養救助，由國務院規定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中國政府網）

㈨ 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保障制度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實現社會和諧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必須致力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和諧社會提供物質基礎。構建和諧社會更需要保障制度的和諧，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安全屏障，縮小貧富差距的矛盾，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為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預期的經濟發展目標提供製度保障。

一、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

1、和諧社會呼喚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胡錦濤同志提出，要構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主要特徵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必須致力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物質基礎；普遍貧窮不可能實現社會和諧，貧富兩極分化也不可能實現社會和諧，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實現社會和諧。然而，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和諧社會呼喚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和諧社會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各個不同層次的社會成員身份轉換角色轉換的渠道是暢通的。社會應該為人們提供上升的機會，使每個社會成員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從較低的社會階層上升到較高的社會階層，從而實現社會成員間的多贏互利，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和諧的狀態。第二，政府為社會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創造財富的機會是公平合理的，維持窮人上升的通道的制度應是一個機會均等的，政府的職能，就是要建立和維護一個公正的「游戲規則」，讓社會成員在這一「游戲規則」中公平競爭，自己承擔競爭的後果。第三，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尤其是弱勢群體基本的生存權、勞動權、受教育權等權利都有保障時，社會才是真正的公平正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理順分配關系，加快社會事業發展，是維護群眾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社會保障體系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近年來，佛山市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4大險種社保基金總體上實現收支平衡，並略有結余，有效地保障了全市18.89萬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和下崗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使130多萬參保職工免除了後顧之憂，100多萬參保人員享受基本醫療保障，為順利實現企業轉制，發展地方經濟，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2、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和保證。

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以再分配方式積累基金，對社會成員面臨的生、老、病、死、貧困等各種風險給予保障，以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國民生活保障和社會安全系統。社會保障是矯正和彌補市場經濟的各種缺陷，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機制和手段，它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三大系統。其中社會救助對因自然災害或疾病等各種原因導致的貧困者給予救助，保證其基本的生存權和醫療權，是對低收入弱勢群體提供的最後一道「安全網」，是確保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的重要制度基礎。

當前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還很窄，不足以解決全體社會成員的「後顧之憂」。近年來，由於購房、醫療、教育等支出過於超出人們的負擔，存在「住不起」、「病不起」、「讀不起」現象，更有甚者「死不起」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中國人有「養兒防老」、「積谷防飢」的傳統，「後顧之憂」太多，老百姓們不得不節衣縮食，把錢存入銀行自我保障，這與國家鼓勵消費的意願是相違背。究其原因，其中最主要是因為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到位，社會不和諧使人們有不安全之感，人們對未來的養老、醫療、教育等保障的預期不樂觀。由於社會保障不健全，群眾消費信心不足，更不可能像經濟發達、社會保障健全國家的人們一樣大膽去透支「未來的錢」來拉動內需。

3、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

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化解現實中的各種社會矛盾，而要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又離不開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安全閥」。在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對貧困人口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的情況下，各種社會不安定因素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犯罪率上升，「仇富」、「仇官」心態，大規模群體事件等現象都對維持我國社會穩定構成了巨大障礙，也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形成了潛在的巨大隱患。因此，迫切需要利用社會保障制度調節收入分配、增進社會公平的功能，為每個社會成員的競爭提供公平的制度基礎，使各階層間暢通的流通機製得以在此基礎上順利建立，進而推動各階層利益關系的協調，保證全體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設的成果。社會保障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工具，社會救助可以縮小貧富差距，社會保險可以化解勞資矛盾，社會福利可以讓全體國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總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維持必要的社會公平與正義已經成為新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

二、當前社會保障制度的種種弊端，制約著構建社會和諧的進程

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少地方仍然還有計劃經濟體制的痕跡。計劃經濟排斥商品經濟，排斥人員流動，生產力水平低，可用於社會保障的財富稀缺，故而產生了等級保障和低失業保障的制度特徵。當前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種種弊端，制約構建社會和諧的進程。

1、社會保障層次單一，覆蓋范圍狹窄。

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即沒有形成社會大一統保障體系，社會成員因身份、單位的不同享受極不平等的社會保障待遇，是企業職工以上身份的人員，能夠從單位獲得醫療、養老、喪葬、子女頂職等福利保障；農民基本沒有養老、喪葬等福利的社會保障，農民工卻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樣的社會保障，他們病了、殘了、老了都只能回到農村由其子女來贍養。

我國現行的城鄉戶籍分離管理制度，嚴重阻礙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造成我國城市化進程嚴重落後於工業化進程。我國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只有1.6億多，不及勞動人口的一半，覆蓋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和養老保險一樣，同我國13億的人口基數相比，參保人數分別為13341萬、10546萬、7810萬、5085萬的基本醫療、失業保險、工傷、生育保險等都還顯得「相對單薄」。在廣大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基本上處於「空白地帶」，社保在農村的普及率只有13%，且多數集中在少數城市和沿海地區。

2、社保費收繳難，資金來源嚴重不足。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統包統配的勞動力管理制度和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下建立起來的，國家和企業承擔一切保障，現在，由原來的「國家包攬」向「國家、單位、個人」三方共同負擔轉變，由於思想觀念、企業效益等因素，社保費收繳難，一是部分企業虧損，無力繳納保險費，出現拖欠、逃費現象；二是地方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力度不夠，依賴中央財政；三是保障基金補充渠道未落實，為了維持制度的運行，退休金供款率不斷上升，人口老化，入不敷出現象十分突出。資金的不保障，必將造成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惡性循環，直至影響整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從佛山市情況看，目前領取養老保險金的人數約有35%是沒有繳過費的，其餘65%離退休人員繳費時間短的僅有幾個月，最長的也只有十幾年。目前的現實是新企業養老企業、新人養老人、外地人養本地人。隨著時間的推移，當離退休人數佔在職人數比重達到一定比例時，養老保險金收支不平衡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爆發性風險。

3、社會保障的法制不健全，權威性不夠。

為適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需要，我國加強了有關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了《失業保險條例》、《工傷保險條例》、《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等行政法規，使社會保障的法制進程邁了一大步，有力地促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但目前社會保障專業法規少，對企業、職工乃至社保主管部門缺乏約束力，致使社保基金管理缺乏有效監督，醫療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社會福利方面的立法需要進一步完善。

4、管理體制不順暢，機制不健全。

現行的社會保障體制缺乏統一的管理，社會保障的管理、經辦、服務、監督分散，形成多頭管理的格局。由於部門利益的驅動，存在十多個部門和行業自辦養老保險各自為政的局面，因社保制度的法制不健全和資本市場不成熟，社保基金有亂、濫用現象，基金保值、增值困難。管理體制問題影響了社會保障事業的健康發展，基金保值增值難。據有關部門測算，全國養老基金平均回報率扣除通貨膨脹後，實際收益率為負數，沒有實現基金保值增值。目前，我市社保基金結余部分除了小部分購買國債外，其餘均以定期甚至是活期的形式存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收益率極低。

5、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快，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達到7%，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據預測到2020年，開始步入老齡化嚴重階段。與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以後才出現人口老齡化不同，我國在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有關體制還不健全的情況下，就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這種「未富先老」的狀況對我國養老保障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佛山市醫療保險費支出增長過快，部分區醫療基金當年新增結余呈負增長。一方面，在實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前，國家職工不需要繳納醫療保險費，工作年限視同繳費年限，同時退休人員不繳費，導致基金缺少一個必要的積累過程，隨著退休人員的不斷增加，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支付壓力增大；另一方面，實施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以來參保人員住院人次和統籌基金支出每年均大幅增加，年平均增幅分別是28%和41%。雖然全市醫療基金發展態勢總體向好，但由於住院人次上升及醫療費大幅上漲等原因基金支出增長過快，導致部分區出現當年結余負增長的情況。

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社會和諧

構建和諧社會作為國家努力追求的目標，也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價值取向。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從實際出發，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發揮社會保障制度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1、加快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步伐。

社會保障的實質是法律保障。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有關社會保障的法規體系是十分完善的，多數國家都有十幾部，有的國家甚至多達幾十部。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我國制定了有關社會保障或含有社會保障內容的法律法規，但尚未形成體系，且修改變動頻繁，缺乏權威性、強制性。因此，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深入，應該盡快出台《社會保障法》，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地完善社會保障法體系，為社會保障的健康協調發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時,各級政府要重視社會保障事業,從思想觀念和行動上支持社會保障工作,應按照佛山市級統籌的目標任務，將社會保障建設及相關指標（擴面、社保徵收率、追收欠繳社保費等）納入「十一五」規劃，並認真、切實地作為地方政府年度目標責任考核的指標加以落實。各級政府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從施政理念的先進性、全局性、科學性和整體性出發，高度重視完善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在佛山市構建和諧社會及建設現代化大城市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摒棄過去加大社會保險擴面征繳力度會影響投資環境的錯誤認識，切實抓好社會保險工作，夯實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2、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作為社會的「安全網」，具有保障公民生存，促進社會安全與穩定的功能。社會保障要同經濟水平、財力狀況、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原則，制度的主要目標提高為保障勞動者或全體社會成員基本的生活水平。在當前實施過程中要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要求，並充分考慮我國農業人口眾多的特點，最大限度地將不同群體的勞動者納入社會保障網。要保證城鄉統一的「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救助制度的順利運行，撐起保護全體國民的「安全網」，維護必要的社會穩定。根據各地具體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按照保障標准從低到高，保障范圍從小到大的原則，建立完善社會保險制度，保障勞動人口的基本生活，促進勞動力再生產和經濟發展。財力有富餘的地區，生產力水平得到一定發展的階段，社會保險將成為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積極建立完善社會福利制度；生產力水平比較落後的階段，社會救助將成為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制度的主要目標是保障全體人口基本的生存需要。共同構成一個和諧統一的社會保障大系統。佛山應加快社會保險全面實施市級統籌步伐。基礎養老金實行市級統籌作為社會保險全面市級統籌的第一步，但由於各區的經濟狀況與產業政策有所不同，造成人們參保意識與社會參保氛圍有所差異，這就要求各區政府必須以以人為本的態度，從政策指導、工作責任、參保理念等多方面推動社會保險工作的發展。同時，對於醫療、失業、工傷等其他險種的市級統籌實施步驟要加快，努力做到同城生活，同城待遇。

3、借鑒國際經驗開征社會保障稅，用法律來保障社保基金來源。

我國的社會保障資金籌集依靠的是行政手段，缺乏剛性，企業拖欠和拒交問題嚴重，徵收十分困難，存在社會保障費入不敷出的情況。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實行「費」改稅。一般說來，依法徵收社會保障稅比依靠行政手段統籌社保基金更有權威性、強制性和普遍性。目前世界上有50多個國家採取了以稅收方式徵收社會保障基金，藉此經驗，我們應當積極創造條件，盡早地開征社會保障稅，以確保社會保障基金有穩定的來源。

4、完善社會保障管理體系。

建立統一的管理體系，是社會保障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國社會保障體制不順，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協調機制，嚴重地阻礙了社會保障事業健康和協調發展。因此，我們應該盡快地建立起具有權威性的統一社會保障機構，統一組織、協調和管理社會保障。建立完善社保基金監督檢查制度，發揮勞動保障部門在基金監管中的主導作用，加強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不斷組織檢查社保基金管理中的違規行為，堅決杜絕擠占挪用社保基金的行為，保障了基金安全。要形成以勞動保障部門行政監督為主體，財政、審計、地稅等監督部門相互支持、有機配合、齊抓共管的監督機制。

5、拓展社會保障覆蓋面，消除體制性障礙。

努力提高社會化程度，拓寬社保工作覆蓋面，宏觀調控，微觀調劑，是均衡國有企業退休職工費用負擔的有效途徑。目前，全國尚有1/4的城鎮從業人員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主要是三資企業、民營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及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而正是這些人員負擔輕，將其納入社保范圍，拓展這些領域，既可增加社保基金來源，減輕國家和企業的負擔；又可有效保障這部分職工的合法權益，促進各種經濟成份並存和發展。必須改革城鄉分離的戶籍管理制度，消除農村居民進城務工的各種壁壘，並將農民工納入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范圍。

6、構建設養老、醫療保險體系，發展社會養老。

用大保障的思路來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一個多元化、多層次化的混合型老年保障體系，將可以把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老年保障經濟壓力與社會服務壓力化解在一個責任共擔、縱橫交錯的安全網路之中。未來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必須大力發展社會養老，這是已為發達國家的實踐所證明了的。社會養老保障同其他社會保障一樣，是帶有強制性的保障，要在政府主持和監督下實施。但同時也應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資金籌措渠道、管理方式和養老金發放等，都要盡可能地藉助市場機制，就是要趕在嚴重老齡化到來之前，建立起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體系，確保平穩地渡過超高老齡化階段。關於有效控制醫療保險基金負增長問題。一方面，採取切實可行的辦法解決原固定職工醫療保險基金積累甚少，支付壓力過大的歷史問題努力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增強醫療保險基金的抗風險能力；另一方面，應由政府統一協調各相關部門，重點加大對社保定點醫療機構的監管力度，創新管理方式，引入社會監督機制和競爭機制，增加管理透明度，提高監管效益；同時，進一步改進社保基金與醫療機構的支付方式以及合理調整社保醫療報銷比例，盡量把群眾看病貴，醫療保險費用高的狀態控制住，讓市民得到實惠。

總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既是社會安全穩定的需要，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手段之一。克服當前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的弊端，通過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來促進社會和諧是「十一五」乃至更長一段時期的主要任務。

㈩ 西方社會救助發展的幾個階段

西方社會的保障制度最早起源於人類社會早期，當時出現了最原始的社會救助。

中世紀以後，人類互助共濟的習俗與宗教的泛愛精神緊密結合，社會保障事業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當時的社會保障的實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貴族地主的好惡和當年收成的好壞，這種保障具有很大的主管任意性和不可預測性，以施捨的方式給予受保障人，是教區或貴族地主的自我保護，沒有任何法律約束。

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

從歐洲社會發展歷程上看，以國家立法形式確立社會保障制度，開始於16世紀30年代，標志是法國的福利改革和英國的《濟貧法》的出台。

社會救濟制度的形成英國的《濟貧法》

圈地運動以後英國偷盜者、流氓人、乞討者增多，社會不安因素急劇增加。英國統治者被迫考慮救濟貧民問題。1601年英王室通過了一個新法案以就業保障和財政補貼，兼有強迫勞動和福利救濟為性質的《濟貧法》。

《濟貧法》的主要內容：

（1）建立地方行政和征稅機構，向教區內居民和房地產所有者徵收濟貧稅；（2）為有勞動能力的人提供勞動場所；

（3）建立收容場所，資助老人、盲人等喪失了勞動能力的人；

（4）建立「貧民習藝所」，組織窮人和兒童學藝；

（5）提倡父母子女的社會責任；

（6）從比較富裕的地區征稅補貼貧困地區等。

《濟貧法》的制定，在主觀上是為了阻止勞動力的流動，穩定社會秩序，消除失業、流浪和貧困現象，但在客觀上卻使社會保障的形式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它使社會團體實施的慈善救濟轉化為以國家為責任主體的政府救濟。這種職能的轉變，使得社會保障擺脫了原有的地域狹隘性的特徵，走上國家化、社會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