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免證事項的范圍

Ⅰ 我國保障公民刑事訴訟存在哪些問題

公民參加在刑事訴訟中其法律身份也會發生變化，相應的也會享有訴訟權利，承擔訴訟義務。保障公民參加刑事訴訟提法，范圍不確定，目前，探討最多的是公民作為證人參加訴訟的權利保障問題，下面是一家之言，您可以參考：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關於證人保護的規定，為我國證人保護機制的完善邁進了一大步，但與其他法治國家相比，我國的證人保護制度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保護主體責任不明確。
新刑訴法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法院都是證人保護機關，但對三機關具體如何分工以及在不同階段承擔的職責等內容，均尚未進行進一步的詳細規定，也無具體可行的配套措施，這樣容易造成司法機關相互推諉責任，致使對證人的保護難以在實踐中得以實現。
2、缺乏對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全面性保護。
國外大多國家都建立了較完善的證人保護制度，對刑事證人及其近親屬提供人身及財產方面的保護，包括事前預防性保護和事後補救性保護。④從不同側面對證人及近親屬提供安全保障。雖然我國新《刑訴法》第61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以及我國《刑法》第307條和308條分別規定了妨害作證罪、打擊報復證人罪。但仍存在許多缺陷，主要表現在：一是我國立法主要側重於對證人的事後保護和對侵害行為的懲罰，而未規定事前預防性保護措施和對其遭受侵害後的補償性保護；二是我國主要局限於對證人的人身權的保護，而忽略了對其財產權的保護；三是不重視對證人近親屬的保護；四是我國立法規定過於原則、粗略，缺乏具體的操作方法。這些缺陷的存在使大多數公民對出庭作證產生了心理障礙。
（二）關於免證制度
新《刑事訴訟法》只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拒證權，但是對其具體內容並沒有加以規定，可能導致司法實踐中產生以下幾方面問題：
1、免證主體范圍過於狹窄。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 的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絕出庭，但是被告人的其他近親屬卻不包含在內，強制他們出庭作證，同樣可能導致家庭關系破壞。由此可見，新《刑事訴訟法》對免證權主體范圍的規定過於狹窄，不利於免證權功能的充分發揮。
2、具體操作程序不明確，缺乏可操作性。
新《刑事訴訟法》僅僅明確法院對於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得採取強制措施，但是，對於拒證權的具體運行程序卻沒有加以明確規定。
綜上所述，雖然新《刑事訴訟法》首次對免證權進行了規定，但是在具體制度設計上還存在很大不足，需要通過司法解釋或者其他法律法規對新《刑事訴訟法》未明確的內容加以完善，確保免證權功能得以充分發揮。
(三)關於證人強制出庭制度
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設立具有諸多進步意義，但仍存在一些爭議甚至不足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新《刑事訴訟法》未明確規定可以不出庭作證的法定正當理由。
2、新《刑事訴訟法》僅規定了有限的關鍵證人必須親自出庭作證，對於其書面證言的使用是否加以限制則是空白。證人不出庭最大的原因在於不出庭沒有任何法律後果，即絲毫不影響案件的裁決。這涉及到對於應當出庭卻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作證義務的證人，其書面證言能否作為庭審證據使用的問題。對此，新《刑事訴訟法》並未明確規定。
3、新《刑事訴訟法》賦予了法院可以強制應當出庭卻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證人到庭的權利，但卻未明確法院應以何種強制手段保障證人到庭。而且僅規定了對於情節嚴重者進行司法拘留這一種制裁措施，過於直接和嚴厲。

Ⅱ 刑事訴訟法中反訴訟應具有的條件

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73條規定，自訴案件的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可以對版自訴人提起反訴，即被告人權作為被害人針對自訴人起訴其構成犯罪的事實，控告自訴人侵犯其合法權益，也犯有與本案有關聯的犯罪行為，要求人民法院依法追究自訴人刑事責任的訴訟。因此，提起反訴應具備下列條件：（1）反訴只能由自訴案件的被告人提起，反訴的對象必須是自訴案件的自訴人。（2）反訴內容必須是與該自訴案件有關的犯罪行為，而且受《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2項受案范圍的限制和約束。（3）反訴的案件必須是屬於本法院依法可以受理的案件。（4）反訴只能在人民法院對自訴案件宣告判決前提起。反訴適用自訴的規定，應與自訴案一並審理。只要反訴成立，即使原自訴人撤回起訴，也不影響反訴案件的繼續審理。

Ⅲ 我國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或刑事證據規則是否有關於親屬免證權的規定具體規定是怎麼樣的

沒有這種規定，親屬是可以提供證人證言的，但這種證據，按照法律的規定，不能單獨作為法官定案的依據。

Ⅳ 刑事訴訟法第174條第2項內容

《刑事訴訟法》第抄一百七十四條
【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人民法院對於下列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
（一）對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人民檢察院建議或者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
（二）告訴才處理的案件；
（三）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
【條文注釋】
本條是關於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范圍的規定。
採取簡易程序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節省辦案時間，減輕當事人負擔，符合現代訴訟制度改革發展的潮流。按本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有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人民檢察院建議或者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公訴案件；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另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法院對公訴案件被告人可能判處免於刑事處分的，也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實踐中，必須嚴格把握簡易程序的案件適用范圍。

Ⅳ 證人的作證豁免權包括哪些主要內容

證人作證問題，是當前理論界與實務界中的重大問題。長期以來，人們在抱怨證人作證難的同時，卻忽視了對證人合法權益的保障；人們在一味追求證人出庭作證率的過程中，同時又淡漠了與此相關聯社會關系的保護。因此，關注和重視證人權益，加強與此相關聯社會關系的保護，實現利益價值選擇的均衡，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其中，證人作證豁免權問題，就是一個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與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證人作證豁免權的界定
「豁免」（Immunityty）一詞，通常具有「免除」、「免去」的意思；相應地，「證人作證豁免權」（Immunityty of witness）的內涵，要比通常所說的「證人特權」（Pivilege of witness）或證人的「證言拒絕權」等含義豐富得多，它是特指對於負有作證義務的證人，在特殊情形時，法律免除其作證義務的權利。其核心內容在於：「一個證人可依法對已掌握的有關涉及案情的事實不予陳述，拒絕法庭對其進行的調查詢問以及提供有關的證據材料」。{1}（P113）
可見，在此定義中，證人享有「作證豁免權」的前提，在於他/她[1]首先應是個「證人」，也就是應當具備證人的資格，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一個人連「證人」都不是，又何以談「作證豁免權」呢？
同時，這個證人還必需是「負有作證義務的」，這是否意味著還存在「不負有作證義務的」證人？筆者認為，是存在的。哪些人？就是被免除作證義務的人——這難免有循環論證之嫌。但不能作如此字面的理解，因為如果肯定了「不負作證義務」的證人的存在，實際上就是肯定了知道案情的「證人」可與其「作證義務」相分離的觀點。
而按照傳統理論，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是相一致的，或者至少是「相聯系」的。{2}（P189）凡是證人，都有義務作證，這是我們的一貫立場，比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就明確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但是真如此嗎？筆者不以為然。因為證人的適格性（Competence）的關鍵，主要是解決證人能力或者證人資格的問題，也就是哪些人有權作證。一般認為，自然人只要具備四個條件，就有資格作證：（1）有感受和記憶能力；（2）能正確表達；（3）親自耳聞目睹了案件事實；（4）理解宣誓作證的義務。而證人的可強迫性（Commpellability），是指對於適格的證人可以強迫其出庭作證，對於拒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將給予一定的懲戒。在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的關繫上，一般學者認為，「證人的適格性是可強迫性的前提，不具有適格性的人，就不具有可強迫性；具有可強迫性者，必須是適格的證人。」這實際上是同義反復，而對問題的另一方面——「具有適格性的人，未必可以強迫作證」，卻避而未談。筆者認為這是不全面的，事實上，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是可以分離的，「證人作證豁免權」就是這種分離的體現。
另外，關於「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性質，有學者認為，它是一種「公法上的抗辯權」，並闡述道：「將證言拒絕權的性質界定為公法上的權利，其實就是將證言拒絕限定為法定權利，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出現，才有可能行使該權利。這樣規定的目的，一可以排除證人等基於民事實體法上意思自治等原則將私法權利擴大為公法權利，二可以明確該權利的重要性質，禁止證人濫用該權利。」{3}（P997）筆者認為，這種將「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性質界定為「公法上抗辯權」的作法，有失偏頗。毫無疑問，證人作證涉及到公共利益，它具有公法上的屬性，但同時它有時又會體現出私法上的特點，這在民事案件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在一貨物買賣的合同糾紛中，某享有作證豁免權的證人，就可以通過與一方當事人的討價還價來決定是否放棄作證豁免權。因此，「證人作證豁免權」的任意處置性，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了這種權利的私權性質。所以，「證人作證豁免權」——恰當的說，兼具公權與私權的特性。
二、證人作證豁免權的體現
證人作證豁免權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公務特權
證人有權就有關公務秘密的問題拒絕回答。例如，英國法律規定，本國國王（或元首）、外國國王（或元首）、駐外大使、高級專員和外交官，不能被迫作證；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72條、第273條和第274條對此也予以有條件的承認，該法規定「以官吏或曾為官吏的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的秘密進行詢問時，法院應得到該監督官廳的許可」，以內閣總理大臣、其他國務大臣、眾議院、參議院議員或曾任其職務的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的秘密進行詢問時，法院應得到內閣或眾、參議院的許可。而在德國，以法官、公務員或其他從事公務的人為證人時，詢問關於職務上應守秘密的事項，以及許可其作證的問題，適用公務員法中的特別規定。我國台灣地區對此也有類似的規定。
在美國，聯邦政府根據透漏的證據會給美國國防或美國國際關系造成損害危險的恰當可能性，有權拒絕提供證據或者阻止任何人提供證據。在合眾國訴雷諾茲（1953年）一案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三個非軍方觀察員在一架軍用飛機墜毀事故中遇難，他們的妻子對聯邦政府提起訴訟，試圖獲取空軍正式的事故報告（其中一些數據與空軍正在試驗的電子裝備有關）。最後，最高法院未予支持，最高法院說：軍事和國家機密特免權已「在證據法中得到充分的確立」，這項特免權的存在「從未受到懷疑」。{4}（P298）
可見，對從事公務的人員在職業活動中獲取的秘密予以特殊保護，免除其就此作證的義務，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
（二）拒絕自陷於罪的特權
如果證人提供證言，有可能使自己或自己的親屬受牽連以至受刑事追究或被判有罪時，就可以免除該證人提供證言的義務。這一原則是被告人所享有的「拒絕自證其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的延伸，它最早起源於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後在世界各國中得到普遍確立。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80條規定：「關於可以使證人或下列的人遭致刑事上的追訴或處罰的證言，證人可以拒絕，關於可以使這些人蒙受恥辱的證言亦同：一：證人的配偶、四親等內的血親或三親等內的姻親或與證人曾有此等親屬關系的；二、證人的監護人或受證人監護的；三、證人作為主人而侍奉的人。」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當對某些問題的回答，將會對證人或證人的有關親屬引起不名譽或使其因犯罪或違警行為而有受追訴的危險時，該證人有權拒絕作證。我國台灣「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3款也聲明，因證人作證，足以致證人或與證人有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系的人，或有監護關系的人將受到刑事追訴或蒙受恥辱的，有權拒絕作證。
證人所享有的拒絕自陷於罪的特權不僅適用於民事、刑事審判程序、大陪審團調查程序（美國），而且適用行政的、立法機關的聽證、調查程序。{5}（P341）這種特權的特點表現為：（1）在適用主體上，較為寬泛，既適用於證人，又適用證人的親屬[2]；（2）在適用事由上，既包括有可能遭致刑事追訴或處罰的事項，也包括名譽上受損（Disrepution）的情形，還有財產上權益受損害的情況。可見，證人享有拒絕自陷於罪的特權，對證人權益保障的力度是很大的。
（三）「親親相為隱」的特權
這是指夫妻之間或者特定親等的親屬之間，不得就從對方獲知的信息作證或作不利於對方陳述。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83條第1款規定，凡證人遇以下婚姻關系或親屬關系的，有權拒絕作證：1．系當事人一方的未婚配偶；2．系當事人一方的配偶，包括婚姻關系已不存在的；3．系現在或者過去是當事人一方的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或三親等以內的旁系血親，或二親等以內的旁系姻親。而菲律賓新證據規則第130條第25條「父母子女的特權」中規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強迫作證反對其父母及其他直系尊親屬、子女及其他直系卑親屬。而當在一有數位被告的訴訟程序中，證人雖只與該數位證人中之一人有親屬關系，仍有拒絕證言的權利。我國台灣地區對有關身份關系的規定更為寬泛。{6}（P220）證人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1．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2．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3．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香港《訴訟證據條例》的規定，拒絕作證權主要體現在夫妻之間，任何訴訟事件，都不得強使夫或妻泄露婚姻期間所收其配偶之通訊。而在美國，婚姻特權包括拒絕提出不利對方的證據權和夫妻間的談話守秘權，但能夠證明夫妻間交談內容的其他人，可以在法庭中予以披露。可見，賦予夫妻和親屬之間的作證豁免權，是世界各國證據立法的普遍趨勢。這對於維持人們正常的倫理道德觀，不無益處。
（四）職務上的特權
這是指證人由於職務上或業務上的保密義務而享有的作證豁免權，它是基於保護特定職務上的社會關系而產生的。至今，在美國享有作證豁免權的職務關系有：律師與其當事人、醫生和病人、心理治療人員與病人、神職人員與懺悔者、甚至新聞記者、告發人都享有特權（不得暴露提供情報人身份的特權）。而加拿大證據法第41條和42條，也分別規定了對因職業關系所獲得的應當受到保密的事項以及律師與委託人之間的保密事項，證人享有拒絕作證權。
在日本，醫師、牙科醫師、助產士、護士、律師、代辦人、公證人、宗教在職人或擔任過這些職務的人，對由於受業務上的委託而得知的有關他人秘密的事實，有權拒絕提供證言。原聯邦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對職務上特權規定的范圍更寬、更具體，除上述情形外，還包括法定代理人、專利代理人、宣過誓的會計員和查帳員、稅收顧問和指定的稅收代理人、葯劑師等，因其身份被告知或得知的秘密事項，可以拒絕作為證言提供。
正是基於對特定領域社會關系的保護，像律師、醫生、神職人員等藉助其特殊身份而獲知的事項，在法庭作證時應當予以豁免，否則，不利於這些行業的發展和職業群體信賴感的形成。
（五）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的排除
在現代法治國家，基於程序正義的要求，對非法取得的證據一般應予排除，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毒樹之果」理論。但它在適用主體上，一般適用於偵查人員或司法人員，而對不負特定職務的普通人來說，一般不適用。對於一些非法定主體，採取不正當手段取得的證據或由此而產生的「證人證言」，究竟其效力如何，各國法律語焉不詳，理論界也缺乏與此相關的探討。應當說，對於普通主體通過非法手段所獲得的證據，或採用非法或不當手段而獲取的信息，或第三人通過引誘等方式而從他人所獲知的情況，比如通過偷看乙的日記這種嚴重侵犯他人隱私權的方式而得知的秘密，筆者認為，都應作為「毒樹之果」予以排除，相關主體所作的陳述或提供的「證言」，裁判機關不宜採納。這是正當程序（Due process）原則的基本要求，也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延伸體現。那麼，這是不是排除了丙的作證資料了呢？筆者認為，不是的。只要經過乙的同意，他仍然可以作證[3]，也就是說，丙仍有

Ⅵ 證人特權規則包括哪些內容

證人特權是證據法中的一項重要規則，是指證人由於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受到法律特別保護的證據規則。相對其他的證據規則以促進案件事實的發現或維護程序的合法性，證人特權規則的主要目標是保護某些法庭之外的關系和利益。
證人特權規則：
1.賦予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證人享有拒絕作證的特權此處所謂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證人特權」主要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證人做出的陳述可能使其自身受到刑事追究或刑事處罰時，證人享有拒絕作證的權利。它能有效防止刑事訴訟過程中刑訊逼供、暴力權證等現象的頻發，同時也能體現我國對人權保障的重視和與世界的接軌。
2.賦予享有親屬關系的證人拒絕作證的權利此處的「親屬」與我們通常認為的「直系血親、三代以內旁系血親、姻親」不同，僅指近親屬。我國現行法律當中將近親屬的范圍界定為「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兄弟姐妹」。就我國目前的實際來看，有親屬關系享有的拒證權的主體范圍不宜劃分太寬。
3.賦予特定職業的證人享有拒絕作證的權利職業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此處對職業進行了限制，將其界定為「特定職業」。諸如：律師、醫生和神職人員。基於委託人對律師、患者對醫生、懺悔人員對神職人員的信賴關系和我國社會的基本價值理念，我國應賦予特定職業的證人享有拒絕作證的權利。
4.賦予享有公務特權的證人拒絕作證的權利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對「公務特權」的界定都以其內容涉及國家秘密為限。但各國對因享有公務特權而拒絕作證的證人的具體范圍界定不盡相同，有的國家將享有此項特權的證人范圍規定的很寬，但就我國目前的司法實際，應盡可能的縮小享有此項特權的證人范圍。

Ⅶ 刑事訴訟法豁免內容有哪些

刑事訴訟法豁免內容有哪些?
一、刑事豁免權的含義
刑事豁免權又稱律師豁免權，它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基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託，法律賦予辯護律師所擁有的拒絕就其執業行為所得知的委託人有關事項向司法當局作證，以及不因其正當執業行為而為的言論及行為受到相關法律追訴與制裁的權利。它包括作證豁免權和責任豁免權。
二、刑事豁免權的特徵
1、刑事豁免權是職業特權。刑事豁免權是法律賦予辯護律師的專有權利。刑事訴訟中的其它主體，諸如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等則不享有此項權利。豁免權是控辯式訴訟模式的必然訴求，也是實現控辯雙方權利平衡的重要保證。
2、刑事豁免權是程序性權利。刑事豁免權只發生在刑事訴訟以及與之相關程序中，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之外的個人行為以及有關言論不受此特權保護。如果律師在執業活動之外所知悉的其它案件的有關事實情況，根據刑訴法第47條「凡是知道案件事實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這一規定，其不得援引該特權而免於作證。同樣，律師在執業活動之外犯諸如誹謗、偽證、包庇等罪，也不得因該特權而予以責任豁免，應按一般主體犯罪的相關規定予以追訴。
3、刑事豁免權是不可放棄權。刑事豁免權是基於當事人委託或法院指定而產生的，其目的是為了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保證實體公正及程序公正，從而實現刑訴法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之根本任務。因而，除非當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辯護律師不得主動放棄該權利。同時，該權利放棄如果導致其它當事人的權益受損，那麼即使該當事人同意，辯護律師也不得放棄。
三、刑事豁免權的內容與限制
1、辯護律師有權就其在其執業活動中所知悉的當事人有關事項及有關交流，拒絕向司法機關作證且不受法律追究。賦予辯護律師作證豁免權是世界各國的慣例，但為了避免權利濫用，各國在不影響律師履行職責的基礎上也對該權利做了必要的限制。例如律師與其當事人之間的交流是為了實施一項犯罪或是欺詐，那麼該律師不享有作證豁免權。
2、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言論，不受法律追究。在此，「言論」一詞應作大擴大理解，即不僅包括口頭發言，而且包括諸如辯護詞、辯護意見等書面發言材料。此外，以作為與不作為方式表達出的言論表示，也應歸入此范疇。但辯護律師發言若存在詆毀憲法，唆使他人違反憲法和法律，藐視法庭、侮辱、謾罵他人之行為則不在此列。
3、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向有關司法機關提供或出示的文件材料失實的，只要不是故意偽造，不受法律追究。若辯護律師故意偽造有關文件材料構成犯罪則不屬豁免權保護范圍，應按偽證罪予以處罰。
4、在刑事訴訟過程，辯護律師的人身權利與人身自由及執業活動受法律保護，任何司法機關不得對其採取拘傳、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
刑事訴訟法當中的豁免權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一種職業性的豁免，因此其又被稱為律師豁免。除此之外，在刑事豁免的申請上也體現了其程序化的特徵。對於豁免權的范圍來說是有著一定的限制的。這一項規定是為了盡量避免在豁免權當中產生權利濫用的情況。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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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寫刑事諒解書
什麼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

Ⅷ 根據2012年修訂《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哪些人享有免證特權

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一直沒有確立證人的免證特權，主要是考慮到這一專制度的確立會給實際屬部門從事刑事偵查活動帶來很大的限制。（關注黑體字內容 ）

《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辯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第84條第1款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案或舉。」這些規定表明，如實作證是任何一個知曉案情的公民的義務，法律沒有賦予任何人以免證特權。

Ⅸ 刑事訴訟中的證明對象包括哪些內容

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包括實體法事實和程序法事實。
1、實體法方面的事實
(1)有關犯罪構成要件方面的事實
將具體的犯罪構成要件進一步具體化，可以分為：①犯罪事實是否發生;②犯罪行為是否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實施;③犯罪行為的實施過程，包括犯罪的時間、地點、手段、方法等;④犯罪造成的危害後果，包括危害後果與犯罪行為之間有無因果關系;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達到刑事責任年齡，有無刑事責任能力;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主觀罪過，包括故意和過失以及犯罪動機和目的等;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應否追究刑事責任。訴訟理論界為指導司法實踐，將上述需要證明的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概括為「七何」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何方(法);何因;何果。
此外，還要注意查明排除行為違法性、排除行為可罰性和排除行為人刑事責任的事實。排除行為違法性的事實主要是指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等;排除行為可罰性的事實主要是指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情形;排除行為人刑事責任的事實主要是指行為人因不到刑事責任年齡而無刑事責任能力，
(2)作為從重、加重或者從輕、減輕、免除刑事處罰理由的事實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情況和犯罪後的表現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情況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文化程度、民族、職業、住址、工作經歷、是否受過刑事處罰或者其他處分，一貫表現，等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後的表現主要是指犯罪後是否有自首、坦白或者立功等悔改表現，或者是否有逃跑、毀滅證據、串供、抗拒審訊等情形。這些情況雖然與是否構成犯罪無關或者無直接關系，但與量刑有關系，也是刑事訴訟證明需要查清的事實。
2、程序法方面的事實
程序法方面的某些事實也是刑事訴訟證明中的證明對象。當然，程序法事實的證明不需要象實體法事實那樣的嚴格證明。
(1)關於迴避的事實
(2)影響採取某種強制措施的事實
(3)關於耽誤期限是否有不能抗拒的原因等事實
(4)違反法定程序的事實
3、不需要證明的事項
有些事項雖與定罪量刑或訴訟公正有關，但沒有必要用證據加以證明，就不屬於證明對象的范圍。《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34條規定：「 在法庭審理中，下列事實不必提出證據進行證明：(一)為一般人共同知曉的常識性事實;(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並且未依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事實;(三)法律、法規的內容以及適用等屬於審判人員履行職務所應當知曉的事實;(四)在法庭審理中不存在異議的程序事實;(五)法律規定的推定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