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解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司法解釋是法官和審判組織根據憲法賦予的司法權，在審判工作中為具體運用法律所必要時，結合社會發展現狀和法律價值取向對審判依據包括法律事實所作的具有司法強制力的理解和闡釋。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權力機關、立法機關對司法實踐中的法律適用問題也進行解釋。但是無論是最
法律依據
《憲法》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Ⅱ 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應用問題
改革現有的地方性法規應用解釋制度，對具體應用解釋進行全面規范，以加強法規解釋來完善地方立法制度，已成為一個現實的、緊迫的問題。從哪些方面對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應用解釋進行規范，應當如何進行規范，這些問題都很值得研究。在本文中，筆者提出以下幾個問題，和大家共同探討，以期拋磚引玉，進一步完善現有的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制度。
（一）關於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許可權
要解決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越權的問題，首先應當明確具體應用解釋的許可權。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應用解釋，顧名思義，是在具體應用法規時所作的解釋，是對如何執行法規的規定，或者對某種具體行為及有關事項如何適用法規所作的解釋，應當是具體的、有針對性的，而不是在沒有具體對象和具體問題時所作的抽象解釋。沒有出現具體應用問題，就不會有具體應用解釋。實踐中，有些行政部門發布的所謂的具體應用解釋，並不是針對如何具體運用法規的問題，而是一些普遍適用的抽象解釋，嚴格來說，這就不是具體應用解釋了。
此外，還要嚴格區分具體應用解釋與立法解釋的許可權范圍。立法解釋的許可權范圍，就是具體應用解釋所不能涉及的范圍。參照國家法律立法解釋的許可權范圍，以及根據地方性法規解釋的實踐，筆者認為地方性法規的立法解釋主要出現在以下幾種情況中：一是法規規定比較原則，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是法規制定後出現新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規依據的；三是根據具體情況，需要適當變通執行的；四是根據法規規定的精神，需要適當擴大或者縮小法規適用范圍的。除此之外的情況，一般通過具體應用解釋來解決。具體應用解釋絕不能侵犯立法解釋的許可權范圍，不能對法規條文本身涵義的作解釋，也不能隨意擴大或者縮小法規條文的適用范圍，更不能對地方性法規作變通的規定。
明確了許可權范圍，要確保具體應用解釋不越權，還必須加強監督，建立對具體應用解釋的備案審查制度。這部分內容後面會有涉及。
（二）關於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主體
行使具體應用解釋權，必須經地方立法機關授權。筆者曾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較大的市人大常委會出台的立法條例進行過研究，發現各地對具體應用解釋主體的規定很不一致。如青海省規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應用問題，由該地方性法規規定的有關機關負責解釋；蘇州市規定，屬於地方性法規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實施地方性法規的主管機關按照各自的職責范圍進行解釋；西安市等規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應用問題，分別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級法院、市人民檢察院按照各自的職責范圍進行解釋；山西省規定，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屬於行政管理事項方面的法規，在實施中出現具體應用問題，由省人民政府進行解釋；我們江西省立法條例中規定，地方性法規實施中的具體問題，屬於政府工作的，由省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屬的有關主管部門進行解釋，屬於審判、檢察工作的，分別由省高級人民法院、省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屬於省人大常委會工作的，由有關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委會工作機構進行解釋。此外，許多省、市都依照立法法第55條的規定，明確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機構可以對有關具體問題的法規詢問進行研究予以答復，這種法規詢問答復，也屬於具體應用解釋。
可以看出，由誰來行使具體應用解釋權，各地的做法很不一致。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1981年《決議》的規定存在重大缺陷，有必要對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主體進行重新界定。
首先，政府主管部門仍應是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主體，但不是唯一的主體。在地方性法規的實施過程中，大量需要解釋的問題是行政執法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反映出來的，由政府主管部門進行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應用解釋是必要的。但是，不應把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應用解釋權確定為政府主管部門的專屬權力。如果需要解釋的條文涉及幾個部門，就應當由有關部門聯合作出解釋，或者直接由政府作出解釋。
其次，一些由社會組織（如工會、婦聯、共青團等）起草的法規，其具體應用解釋權應授予起草單位。這種情況下，由這些起草單位來進行解釋是比較適宜的。
再次，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機構的也應當是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主體。由於地方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機構參與了法規制定的全過程，掌握了立法活動中形成的相關資料，對法規的立法原意比較清楚，更重要的是，它所處的地位比較超脫。由立法工作機構對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中的問題進行解釋和答復，有利於地方性法規的貫徹實施，維護法制的統一。實踐中，屬於規范人大常委會工作的，或者不同部門之間在理解上出現分歧的，或者基層和有關部門提出解釋請求的，這些情況下宜由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機構進行具體應用解釋。但是，解釋作出後應當報經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批准。
對司法機關是否有具體應用解釋權的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筆者認為，法院、檢察院等司法機關在適用地方性法規時是沒有具體應用解釋權的，但由其自身起草、提請的法規例外（如我省出台的《江西省預防職務犯罪條例》）。理由如下：一是國家法律未授權地方司法機關可以制定相關的地方司法解釋，二是我國的司法制度是統一的，只能由中央立法，地方立法無權涉及，這決定了地方司法機關無權就國家的司法制度進行解釋。因此，地方性法規不存在司法解釋。法院、檢察院在司法活動中需要對地方性法規進行具體應用解釋的，應報同級人大常委會作出。
（三）關於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效力
正確認識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效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具體應用解釋被濫用。地方性法規立法解釋的效力是無庸置疑的，它與被解釋的法規本身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那麼具體應用解釋的效力當如何呢？
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權是經地方權力機關合法程序授予的，可視為立法解釋權的部分延伸，應當承認，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在實踐中是具有一定約束力的。首先，具體應用解釋是對具體行為如何適用法規所作的解釋，已經對具體案件的處理產生了實際影響，是一種實踐的結果，根據法律的確定性原則，要求相同的情況應當作相同的處理。其次，雖然我國不實行判例制度，但為保持執法的一致性，對先前作出的處理決定還是應當尊重；同時，公民也會自覺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這種解釋，以免被先例一樣被執法機關追究。
但是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這種約束力不是獨立的、直接的法律效力，而是一種間接的法律效力，不具有強制力。行政機關不按具體應用解釋辦，不受法律追究，只承擔自己作出的處理決定被改變，或者在訴訟中處於不利地位，或者重新進行解釋的後果；公民沒有按照具體應用解釋辦，也不能以具體應用解釋為依據，追究公民的法律責任。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將具體應用解釋視同規章和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僅供參照。
因此，對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效力應當給予正確的定位，從而發揮其應有作用。
（四）關於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程序
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應用解釋制度之所以存在這么多的問題，與解釋程序一直未能得到規范有很大關系。如何保證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程序規范化，在實踐中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為避免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的隨意性，維護其權威性，應當盡快對具體應用解釋的程序進行規范，完善一系列的制定、公布、備案審查等程序。
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關繫到法規能否得到正確執行，在制定過程中必須十分慎重，不應草率行事。實踐中許多解釋只是解釋機關的某個部門或者某幾個人作出的，卻作為該機關的解釋，這是很不合適的。既然是以解釋機關的名義發布的，就必須由解釋機關集體討論決定，同時，在制定過程中還要徵求其他相關部門的意見。具體應用解釋必須以制定機關正式文件的形式作出，並以適當的方式予以公開，使公眾知曉。
為了對具體應用解釋進行有效監督，應當建立和完善備案審查制度。可以參照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地方性法規備案審查的規定，建立地方性法規具體應用解釋備案審查制度。具體應用解釋作出後，制定機關應當及時報人大常委會備案，其中，行政主管部門作出的解釋，還應當報本級人民政府備案。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立法工作機構應當加強對具體應用解釋的審查，審查形式有兩種，被動審查和主動審查。主動審查是指審查機關主動啟動審查程序，被動審查是指依有關單位或個人的請求啟動審查程序。審查機關在審查時，發現該解釋不適當，超越解釋許可權或者不按規定的形式、程序作出的，可以建議該解釋機關予以糾正，或者提請人大常委會依法撤銷。人大常委會發現不同機關作出的具體應用解釋出現原則性分歧，不相一致時，應當作出處理決定。
Ⅲ 司法解釋可以作為法律依據嗎
法律分析：可以作為判決依據，法律解釋和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
第二條 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
第三條 司法解釋應當根據法律和有關立法精神，結合審判工作實際需要制定。
第四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應當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第五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
Ⅳ 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
法律分析：司法解釋在司法實踐中可以說是很大程度上比某些具體法條還靠得住，所以司法解釋必然是有法律效力的，因為司法解釋本身就是最高院對於各級法院判案的一個規定，所以各級法院在審判案件是當然會依照其解釋進行。另外，國務院的意見，只能算作一般規范性文件，是不具備法律效力的，或者你的意思是國務院的規定，含知弊這個算行政法規，這是國務院行政立法權的一項，是具備法律效力的。從法律效力上講，行政法規高於部門行政規章，部門行政規章高於一般行政規范性文件。由於法律效力的差異，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也採取了不同的處理原則：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參照國務院部、委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制定、發布的規章，至於規章談族以下的一般規范性文件在行政訴訟中僅具有參考意義。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
第二條 人民法院在審判猛彎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
第三條 司法解釋應當根據法律和有關立法精神，結合審判工作實際需要制定。
第四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應當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第五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