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優越性

⑴ 簡易程序的特點有哪些

（一）起訴方式簡便
依照民事訴訟法規定，對簡單的民事案件，原告本人不能書寫起訴狀，委託他人代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民事訴訟法》第143條第1款、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即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原告起訴時不需要向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和起訴狀副本。原告口頭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將當事人的基本情況、聯系方式、訴訟請求、事實及理由予以准確記錄，將相關證據予以登記。人民法院應當將上述記錄和登記的內容向原告當面宣讀，原告認為無誤後應當簽名或者捺印（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4條第2款）。
（二）受理案件的程序簡便
依照民事訴訟法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當事人雙方可以同時到基層人民法院或者派出法庭請求解決糾紛。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可以當即審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審理（《民事訴訟法》第143條第2款）。當即審理，可將起訴、審查起訴、受理和審理案件一並進行。而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必須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進行。人民法院必須在法定期限內立案、送達起訴狀副本等。適用簡易程序受理案件的程序簡便，有利於及時審結簡單的民事案件。
（三）傳喚當事人和通知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方式簡便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時，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44條的規定，用簡便的方式傳喚當事人和通知其他訴訟參與人。既可以口頭傳喚和通知，也可以採取捎口信、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簡便方式隨時傳喚雙方當事人、證人（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6條）。同時不受普通程序開庭前3日通知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規定的限制，可以隨時傳喚當事人和通知其他訴訟參與人（《民事訴訟法》第145條）。但是以捎口信、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發送的開庭通知，未經當事人確認或者沒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當事人已經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將其作為按撤訴處理和缺席判決的根據（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18條）。而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案件時，必須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傳喚當事人和通知其他訴訟參與人。
（四）實行獨任制審判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45條規定，按照簡易程序審理簡單的民事案件，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書記員擔任記錄。但是不能由審判員一人自審自記。而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案件時，要採用合議制的審判組織形式，即由審判員和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審理。
（五）開庭審理的程序簡便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也應當開庭審理。但是，法庭審理的方式和步驟比普通程序簡便。依照普通程序審理案件，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按照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審判人員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掌握案件審理的進程，不受《民事訴訟法》的第122條、第124條、第127條規定的限制（《民事訴訟法》第145條）。其簡便性主要體現在：
1.公開審理的案件，不必在開庭前3日公布當事人姓名、案由和開庭的時間、地點，只需要在開庭時宣布公開審理並允許群眾旁聽即可。《民事訴訟法》第12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在開庭3日前通知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公開審理的，應當公布當事人姓名、案由和開庭的時間、地點。」在普通程序中，法院不僅要按法定方式將傳票、開庭通知書送達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而且還要滿足「開庭前3日」這一時間限制，否則即可視為程序違法。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可以不拘於這些要求，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可以當即審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審理，不受開庭前3日通知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限制。
2.開庭前已經書面或者口頭告知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或者當事人各方均委託律師代理訴訟的，審判人員除告知當事人申請迴避的權利外，可以不再告知當事人其他的訴訟權利義務（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19條）。
3.雙方當事人到庭後，被告同意口頭答辯的，人民法院可以當即開庭審理；被告要求書面答辯的，人民法院應當將提交答辯狀的期限和開庭的具體日期告知各方當事人，並向當事人說明逾期舉證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後果，由各方當事人在筆錄和開庭傳票的送達回證上簽名或者捺印（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7條）。
4.在庭審過程中，經雙方當事人陳述，權利義務關系明確、事實清楚的，在徵得雙方同意後，可以直接進行調解而不必經過審前准備程序。
5.庭審過程還不受普通程序中法庭調查和辯論順序的約束，可以合並進行，靈活掌握。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可以不按照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順序進行審理，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兩個階段可以合並進行，也可以穿插進行，由獨任審判員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靈活掌握。
6.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應當一次開庭審結，但人民法院認為確有必要再次開庭的除外（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23條）。
7.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除人民法院認為不宜當庭宣判的以外，應當當庭宣判（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27條）。
8.簡易程序判決書、調解書等法律文書的製作簡化。為充分體現簡易審判程序的特點，提高辦案效率，應該簡化判決書、調解書記載的內容。有關簡易案件中糾紛的起因和過程往往不是當事人關心的焦點，其法律文書也沒有必要寫得很復雜。裁判文書應當簡明扼要，重點將判決書、調解書主文部分敘述准確、清楚、無誤即可。有的法院根據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不同類型制定出格式化判決書、調解書等樣式，使用時根據不同情況填上相應的內容，這樣大大節省了審判人員製作法律文書的時間，騰出更多精力去考慮多辦案、辦好案。朱江：「民事審判繁簡分流的合理及其發展」，載《審判工作熱點問題透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頁。

六）舉證期限和審結案件的期限較短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是一些簡單的民事案件，不需要做大量的調查取證工作，就能夠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加之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舉證，人民法院無需花費很長的時間就可以審結。
依據民事訴訟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規定，當事人雙方同時到基層人民法院請求解決簡單的民事糾紛，但未協商舉證期限，或者被告一方經簡便方式傳喚到庭的，當事人在開庭審理時要求當庭舉證的，應予准許；當事人當庭舉證有困難的，舉證的期限由當事人協商決定，但最長不得超過15日；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決定（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22條）。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和申請證人出庭作證，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出，但其提出申請的期限不受最高法院《民訴證據規定》第19條第1款、第54條第1款的限制（最高法院《簡易程序若干規定》第22條）。
《民事訴訟法》第146條規定：「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三個月內審結。」這一審理期限是法定期間，不得延長。而適用普通程序審結案件的期限為6個月，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由本院院長或上級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長。（《民事訴訟法》第135條）

⑵ 民事訴訟法網路公告送達的優點是什麼

法律分析：民事訴訟法網路公告送達的優點：為法院拓寬公告的覆蓋面，提高公告作用創造了條件。大大拓寬信息的傳播面，也使得法院在互聯網上建立自己的網上公告提供了便利。為當事人節省了公告費用。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一百三十八條 公告送達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欄和受送達人住所地張貼公告，也可以在報紙、信息網路等媒體上刊登公告，發出公告日期以最後張貼或者刊登的日期為准。對公告送達方式有特殊要求的，應當按要求的方式進行。公告期滿，即視為送達。人民法院在受送達人住所地張貼公告的，應當採取拍照、錄像等方式記錄張貼過程。

⑶ 請問：標題、主題詞、分類號/索書號，這三個途徑檢索，總結其各有何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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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合同糾紛解決方式和優缺點都有什麼

合同糾紛的解決方式及優缺點如下：1.協商解決。優點是可以讓合同糾紛迅速的歸於消滅；缺點是需要合同各方的自願，只要有一方不同意，也不能協商解決。2.調解解決。優點也是能快速解決糾紛；缺點是調解是建立在第三方主持的情況下合同各方進行協商，所以一方不同意調解方案的無法解決糾紛。3.訴訟解決。優點在於糾紛一旦無法解決時，由法院進行審理，一旦判決生效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缺點在於耗時長。
【法律依據】
《民事訴訟法》第120條，起訴應當向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並按照被告人數提出副本。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由人民法院記入筆錄，並告知對方當事人。

⑸ 民事訴訟法中 一般地域管轄 ，依照被告戶籍確定應該管轄的法院~~優點和缺點

確定被告住所地法院有管轄權，是因為大部分案件的爭議發生在被告住所地版，原告起訴出於主動權地位，假如確定在原告住所地法院，原告惡作劇起訴千里之外的被告，不論被告認不認識原告，其都要來原告住所地法院應訴，這就造成了被告的權利無法保障，造成了訴訟資源的嚴重浪費。而起訴本身就應當是再三考慮後作出的決定，此時應當給原告加一點訴訟成本的壓力。

⑹ 2019--2020年,我國頒布和修訂了哪些法律有什麼優點

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為配合刑訴法實施，最高人民法院12月24日公布專《關於適用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公安部修訂《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
修訂《民事訴訟法》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施行時未結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國務院關於修改和廢止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
《學位論文作假行為處理辦法》 、
修訂《中小學校財務制度》
修訂《高等學校財務制度》
《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簽通則》
《食品營養強化劑使用標准》
《葯品和醫療器械行政處罰裁量適用規則》
《性病防治管理辦法》
《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
《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
修訂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修訂了《人身傷害鑒定標准》
以及11月1日正式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

⑺ 民事訴訟法。自力救濟的利弊

1、糾紛解決的自治性和自主性。私力救濟不屬於國家為社會公眾提供的公共資源，也不依靠國家權力，因此其存在和運行完全取決於當事人或社會共同體的需求和自主選擇。由於公共司法資源及其他糾紛解決機制不能滿足所有的救濟需要，因此私力救濟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並具有合理性。但亦存在著雙方當事人或者社區、共同體規避、違背法律的可能和風險。在此，可根據法律劃定的邊界來認定私力救濟的合法性。
2、糾紛解決主體的民間性或非官方性。私力救濟可以由當事人單方自行實現，即自助或自行"執法"，也包括雙方的協商和解和"壓服"。同時，私力救濟也可能通過第三方介入解決糾紛，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第三方往往是不具備任何官方色彩和職業資格的民間機構或個人。其中既有臨時參與糾紛解決的，也可能是一種常設機構或組織。同時，這些機構本身既可能是違法的，也可能處在法律的邊緣處，有些則可能獲得國家的承認，轉化為社會組織，例如所謂討債公司。
3、糾紛解決依據的多元性和靈活性。當代的私力救濟不可能完全超越於法律之外。但私力救濟之所以受到當事人的青睞，就在於其在適用規范上的靈活性，在關照法律規定的同時，特別注重民間社會規范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私力救濟正是民間社會規范的主要實施機制。由此，私力救濟一方面可以使當事人獲得期待的解決結果，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為規避法律的一種途徑。其正當性取決於所規避的法律是否屬於強制性規范，所依據的民間規范是否符合公序良俗。
4、糾紛解決結果效力的非強制性。私力救濟無疑必然依賴各種強制力，包括輿論、道德、宗教信仰、社群的壓力、第三方的權威、民間社會規范的約束力、以及實力威脅等，但私力救濟本身不具有任何法律意義上的強制力，其糾紛解決結果只能依靠當事人自願履行。一旦訴諸國家公權力及司法程序，就必須依據法律規范和程序重新處理，往往歸於無效。然而，這也就自然敦促規避法律的當事人自覺接受私力救濟的結果。另一方面，國家通過對正當的私力救濟及其和解協議效力的認可，也有利於鼓勵和維護社會自治和誠信。
5、程序、方式、手段的靈活性和非正式性。這也是私力救濟達到糾紛解決目的的有效途徑，由此也可將其劃歸為非正式解紛機制之列。由於某些私力救濟可能會通過違法手段，迫使一方接受解決方案或妥協，所以程序的合法性及合理限度就成為判斷私力救濟的正當性的基本標准。
6、救濟的直接性。這是私力救濟最大的優勢，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糾紛解決的成本;因此，在糾紛發生後，當事人首先嘗試協商或自主解決通常是最合理的選擇。然而，私力救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旦沒有進行私力救濟的條件或無法達到預期結果，當事人往往就不得不求助於更為正式的社會救濟或公力救濟。
7、與社會救濟及公力救濟的互補與交錯。私力救濟與社會救濟的邊界往往很難准確區分。例如，物業管理公司可以在本社區參與或主持糾紛解決，但這既非其法定職能，亦未得到事先的委託，所以可視為一種私力救濟;但另一方面，物業公司本身是合法的法人機構，糾紛解決可視為其社會職能之一，由此亦可將其性質定位為社會救濟。同樣，私力救濟與公力救濟之間的界限也是交錯的，這正是社會控制復雜性和多元化的體現。正如麥考利教授指出的:很多通常被視為法律的功能實際上是由替代性機制承擔的，稱之為"公"和"私"的因素之間，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貫通的。在正式與非正式機制、或公共與私人領域之間很難劃出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

⑻ 訴訟離婚和協議離婚的優缺點分析

訴訟離婚效率低，時間長，協議離婚時間短，效率高。

⑼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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