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工作理念

① 法律援助制度如何完善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內涵
法律援助，又稱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它是指國家為了保證法律賦予公民的各項權利在現實生活中切實得以實現，對某些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費用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貫徹「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憲法原則，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護的一項重要制度。法律援助對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以及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構建和諧社會目標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與和諧社會的關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尋求解決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認為是衡量一個國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權保障機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標尺。法律援助對和諧社會的構建也有著重大作用。
二、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較晚。1995年11月9日，我國首家政府投資設立的專門辦理法律援助業務的律師服務機構——廣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6年7月，司法部成立了國家法律援助中心，同時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也獲准成立。2003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法律援助條例》，9月1日起施行。這也標志著我國法律援助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軌道。
法律援助經過近二十年發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應該看到，在現階段還面臨著種種困境。
（一）法律援助主體力量不足，不能滿足社會對法律援助的需求。
據統計，截止到2010年末，我國貧困人口1.28億。如果按貧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計算，則每年有12.8萬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據共青團中央有關部門統計，全國0至14周歲的未成年人有4億左右，按萬分之一需要法律援助計算，每年有4萬件。另據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推算，目前各類殘疾人總數為8296萬人，按1‰計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8.2萬件。另據統計，到2010年底我國約有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11883萬人，按1‰計法律幫助，有11.8萬多件案件需要辦理。上述幾項相加，每年大約有36.8萬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辦理。以上計算方法有交叉，但仍屬極為保守的數字。絕大多數的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律師提供幫助，按每位律師每年無償辦理1件-2件案件計，現有10萬多名律師只能辦理10萬-21萬件案件。可見，法律援助的現實是供給遠遠無法滿足需求。根據《律師法》和司法部《關於開展法律援助的通知》的規定，提供法律援助的主體主要是律師、公證員和基層法律工作者。目前我國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組織形式包括政府性質的法律援助機構、律師事務所內設的法律援助中心和民間法律援助機構。無論採取何種形式，律師無疑是提供法律援助的主要力量。但是，律師在提供法律援助中存在以下問題：專職的法律援助律師少；普通律師缺乏提供法律援助的積極性；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務質量總體上低於有償服務的質量。例如在大慶市龍鳳區，由於律師力量不足，一個律師通常要援助幾件案子，法律援助工作跟不上，受援率較低。總之，供需之間的矛盾是當前法律援助實施過程中最突出的問題。
（二）在司法實踐中，存在隨意擴大和縮小司法救助范圍的傾向。
因有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不夠具體明確，加之在審判實踐中審判人員司法理念不一，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不良傾向：一是濫用司法救助，對一些不夠司法救助條件的當事人適用司法救助，訴訟費實行減、緩、免的比例過高。二是限制司法救助，一些符合條件的當事人本應當得到但沒有得到司法救助，造成制度的虛置。另一方面，對於受援助者的條件都有十分嚴格的限制，實際上就大大限制了受援者的范圍，使相當一部分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真正的保障。在大慶市龍鳳區，經常有很多農民工或者包工頭通過上訪渠道來申請法律援助，拖欠資金動輒上百萬，耗時長，且不易取得效果；另外由於法律援助只負責一審援助，很多受援人二審依然負擔不起費用，卻不能再次接受援助。
（三）法律援助的經費短缺，政府支出負擔過重。
關於法律援助的資金來源，各國無一例外地都由政府撥款支持這一事業。由於我國的法律援助主要是政府行為，原則上應由各級政府納入年度財政開支預算，每年撥出專項援助經費，以體現國家對受援者承擔的責任。法律援助又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可以考慮設立一項專門用於法律援助的基金，接受社會上熱心此項事業的公民和單位的自願捐助，包括國內外的捐助。此外，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從律師協會的會費中提取一定比例作為法律援助基金，以體現律師協會對社會承擔應盡的責任。但是，由於中國還處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國家財政壓力很大，所以不可能為法律援助機構支出大量費用。另外，國內還沒有能夠發展出一套完善的社會捐助機制，社會捐款助的途徑還不通暢，盡管一些援助機構能夠從國外基金會獲得一定的資助，但是國外資金的不穩定和不充足性，使得靠國外的資金來源只能是權宜之計。因此，各法律援助機構，尤其是民間法律援助機構，大多都面臨著經費嚴重不足的局面，
很多都是義務甚至是自己支付開支。
（四）立法滯後，現有制度操作性不強。
目前，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主要規定在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最高法院、司法部的幾個通知等，表現為形式分散，不甚集中，較為凌亂，操作性不強，而沒有制定統一的《法律援助法》。由於沒有統一立法，政府部門對法律援助工作缺乏足夠的重視，普通老百姓對於法律援助服務的具體內容也並不真正了解，甚至也不知道法律援助是什麼意思。
三、法律援助現狀
近二十年的時間里，法律援助事業迅速發展，為實現社會平等，促進司法公正，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統一、定位不明晰、經費管理混亂等問題。《法律援助條例》的生效施行，標志著我國的法律援助從最初的無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軌道。特別是憲法修正案中對人權尊重和保護的進一步確認重申，以及政府大力開拓執政為民積極推進政治文明的堅強決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獲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的勇氣和高度。
（一）當前法律援助實踐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
第一，法律援助領域單一、手段單一。當前施行的法律援助主要體現在訴訟費用的緩、減、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諸如當事人對訴訟文書的復印、執行階段的救助等方面較少涉及，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律援助的全面性。第二，法律援助專項基金並未完全建立。法律援助專項基金是為救助弱勢群體而設立的，應該得到公共財政的支持。第三，受援人提供經濟困難證明存在困難。根據有關規定，當事人請求法律援助的，應當在起訴或上訴時提交符合當地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部門規定的公民經濟困難標準的證明。有很多群眾確實有很多困難，但是卻沒有取得各種證明，便不能得到法律援助。
（二）社會團體救助的現狀
龍鳳區實施法律援助制度以來，各種社會團體一直積極支持和參與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從目前情況來看，社會團體參與法律援助工作的主體主要包括各級工會、婦聯、殘聯、共青團等組織。社會團體對法律援助活動的開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受自身資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參與法律援助活動仍然存在較多問題。首先，社團專門法律援助人才欠缺。直接導致了其每年所辦理案件的數量和質量。其次，社會團體法律援助組織的大量設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發展。最後，社會組織開展法律援助的經費嚴重短缺。除個別經編制部門批準的外，其他社會組織基本上沒有專項經費或者經費有限，其業務活動受到很大制約。
四、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
法律援助制度體現平等、公正現代司法理念的內涵，確保了全社會實現公平與正義，在實現法治和保障人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採用屬地主義標准，完善法律援助的適用條件。
法律援助的適用條件，即對於如何確認援助對象的標准有兩個：一是經濟標准，即獲得法律援助的當事人，必須達到法律所規定的貧困線（即低於該國或當地政府確定的最低生活標准）；二是案情標准，即申請人確實有提出訴訟的理由，而且有充分的事實和證據證明自己的合法權利已經受到侵害或者正在受到侵害。我國沒有法律援助的統一立法，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各地方確定法律援助對象，所遵循的原則和標准有較大差異。現在龍鳳區目前正進行老城區改建，外地務工較多，是對本地的發展作貢獻，採取屬地標注，使他們遇有需要法律援助的情形，依法為他們提供好的法律服務，優化務工環境。
（二）多渠道籌集法律援助的資金，建立法律援助經費保障體系。
法律援助是從經濟上的幫助入手，以達到保護公民的訴權，使其能夠公平地得到司法救濟之目的的一種法律制度。這一制度能否生存的關鍵因素是經濟來源——即資金。法律援助制度既然是關繫到全國每位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夠平等地、切實地得以實現的一項廣泛的社會法制保障建設工程，某經費來源就應當多渠道、多層次籌措，僅由某一方或某一層次來解決，不僅不現實，而且只能是杯水車薪。因此，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借鑒國外適合我國實際的一些成功作法，解決我國法律援助的資金問題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
1、政府財政支持。政府的財政投入都是其中資金的主要來源渠道，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實施的根本保證。原因是法律援助作為對社會弱者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扶持，本質上是現代法治國家應承擔的一種國家義務，況且財政投入撥款列入國家預算，受法律保障和財政機關的監督，其投入和運作具有穩定性、可靠性等其他資金來源無法比擬定之優點。
2、非受援的敗訴方承擔費用。案件審理的整個過程中，各種費用都由政府出資確實是一筆不小的費用，非受援的敗訴方承擔能減少政府負擔，也能給予警示作用。
3、法律服務行業的奉獻。在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過程中，法律服務業負有特殊使命。表現為：要求法律服務者個人提供一定量的無償法律援助義務，也可准許法律服務者用捐贈資金的方式來代替免費服務；法律服務機構組織給予一定的經費支持等等。
4、社會支持。社會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有多種方式：第一，建立法律援助的專項基金，個人、組織、團體直接向法律援助基金會捐款。第二，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聯絡一些基金會以及擁有經費的民間組織或社團組織設立某些特定項目的法律援助，如殘疾人、消費者、外來務工人員等。第三，動員社會各界的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就如同愛心助學，將需要援助的案例刊登於報紙，尋求捐款。
五、結語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只有短短的十八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也應該重視法律援助所面臨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臨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決其困境的方法也應該是多樣化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法律援助不僅要對弱勢群體施以及時有效之救濟，而且還要主動出擊，積極維系社會穩定，預防矛盾出現。構建和諧社會，法律援助任重道遠。

② 大連法律援助

1 向當地法律援助機關尋求法律援助請律師。訴訟時向法院申請訴訟費緩交或減免交(在起回訴時）。
2起訴後答，法院可以強制司機不得離境。
3 如果你的公司是正規注冊的（即時從事違法行業），找勞動局申請工傷鑒定，讓勞動監察認定你的事實勞動關系，這樣你可享受工傷待遇。
說句實話你的事很嚴重，你最好找家人，再找個律師來處理，你的事需要有人給你出面協商，實在不行就只能打官司。

③ 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的工作宗旨

勵行法律援助，保護婦女權益，維護法律公正，提高廣大婦女的法律權利意識和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研究中國現階段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婦女權益問題，推動婦女權益保障事業和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

④ 溫州市湖北商會的溫州市湖北商會法律援助服務宗旨

一、提供法律援助的業務范圍：刑事、民事、行政、婚姻、經濟、工傷、內交通、海事、仲裁容、知識產權、非訴訟、合同、咨詢、代書等服務。
二、對困難的湖北籍人士，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免費提供法律援助。
三、對湖北籍人士需要代理各類案件的，收費低，並竭誠為湖北在溫州的人士維權。
四、各類案件的代理人素質高、業務精、誠信佳。
五、法律援助服務點：溫州市車站大道75號金鱗花苑2-901.

⑤ 論述：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國建立已經十年多了，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實施中出現了在宣傳、經費、援助案件結構、配合協調機制、人才等方面的問題。本文就此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在現有條件下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也稱法律救助，其具體含義是：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及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它作為實現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行為，在一國的司法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在過去的十幾年發揮了良好的社會作用，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和相關因素的制約，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法律援助制度在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一)法律援助「刑重民輕」現象嚴重，影響著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刑事援助制度法律規定明確，指定辯護制度渠道通暢。而且是人民法院以審判機關的地位去要求配合工作，所以刑事援助一有法院要求，一般都會有法律援助機構的響應。而民事援助往往是受害人以個人的名義申請，且刑事被告有國家司法制度作保障，有公、檢、法三機關的執法程序和紀律要求為保證。而民事權益被侵害的弱勢群體，侵害往往使其生存都困難，如果沒有法律援助就難以有有效途徑主動向其提供保護，因此，他們的受援迫切性更大。而法律援助工作這種嚴重的「刑重民輕」現象，使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大打折扣。
（二）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置簡單，人才缺乏。因為經費和重視程度等種種原因，縣市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很多沒有形成日常的工作制度。法律援助機構的人員絕大多數是採用司法行政機關內調的形式配備，這些人員很多不具備系統專業的法律知識和素養，不能滿足法律援助機構大量而且類型多樣的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而且，我國律師等法律服務人員分布極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弱勢群體集中的貧困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分布很少。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難。
（三）經費緊張而且沒有保障機制。當前的法律援助經費十分緊張，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基層，法律援助經費短缺更為嚴重。個別縣市甚至將法律援助機構設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完全背離了法律援助的宗旨。《法律援助條例》雖然規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但是，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按時撥付的為數不多，更不用說按實際需求撥付和隨經濟發展遞增了。法律援助機構很多都是年年申請打報告，然後是結果未知的等待。實際工作中要麼拖欠法律援助辦案補貼，要麼少批或不批援助案件。
(四)司法機關和勞動、社會保障等相關部門缺乏對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機制。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雖然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機關採取第一次強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獲得法律幫助，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在實際中僅限於出庭辯護。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這一重要的階段被人為省略了。偵察機關、檢查機關沒有與法律援助機構聯系的意識和機制，法律也無具體規定。很多關鍵證據的取得需要勞動和社會保障、工商、醫療衛生、鑒定等部門的支持，這些部門要麼不作為，要麼相關費用高昂，同樣缺乏與法律援助相對應的制度。
(五)宣傳工作不到位。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政府及相關部門因為對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深入了解而不能積極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宣傳工作和受眾脫節，致使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沒有機會和途徑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從而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通過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維護。政府以及財政等相關部門對法律援助制度也只停留在概念階段，對於其社會作用、具體工作開展情況和條件、社會需求規模、經費開支和人員配置以及和相關部門的工作協調基本不知情。也就談不上有力的支持和幫助，導致法律援助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機關一家支撐。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明確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條件和程序。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批准數量，緩解刑事援助案件嚴重擠占民事援助經費的現象。各地應盡快明確《法律援助條例》中的「法律援助范圍」、「經濟困難的標准」等授權規定事項，明示並公告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請范圍、條件和程序。應當逐步建立起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與法律援助機構的聯系制度，改善法律援助人員的執業環境，幫助和支持他們完成援助任務。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機構應會同人民法院、鑒定機構、仲裁機構等部門，制定出全部認可和統一的法律援助審批文書。工商、衛生等職能部門也應當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給予法律援助機構支持和幫助，建立經常性的聯系協調機制，從而真正暢通整個法律援助渠道。
（二）整頓落實基層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建立律師業和法律援助制度之間和各地域之間的人才共享機制。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立、經費撥付、日常工作制度和責任機制應監督落實。在法律援助機構人員無法滿足工作要求的地方，可以通過律師協會或司法行政機關直接協調，利用和律師業之間的人才共享，緩解目前法律援助機構的人才瓶頸。同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從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中選任人才充實到法律援助機構中，逐步解決法律援助機構人才缺乏的狀況。再者，法律援助機構應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人員共享機制，建立較大區域范圍內的律師庫或法律援助人才庫並使之聯網，區域內的各法律援助機構都可以在未完成當年援助任務的律師或法律援助人員中選派人員進行援助，以實現區域內的人才共享。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政府投入與行業奉獻、社會贊助相結合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首先應爭取政府按《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爭取中央和省級財政撥付法律援助專項經費，用於扶持貧困地區法律援助工作。其次，對每個案件辦案補助標准與實際支出要一致，也就是要保證律師等援助人員工作的無償性。第三，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影響力，號召各種社會力量進行捐助，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組織，按各地實際需要解決一定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
（四）加強對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讓社會各界和弱勢群體真正了解法律援助。首先，要結合當前以人為本和倡導社會公正的執政理念，加強對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宣傳，讓他們在法律援助經費撥付、工作開展、機構建立和人員編制、創造相關社會環境等方面給予重大支持，改變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一家維持的局面。同時，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要深入基層。最後，宣傳還要有意識地為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助打下基礎。
法律援助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它需要各方的努力，社會各種力量的支持，才能不斷完善和發展，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維護其合法權益，讓法律公正更廣泛地得到體現，為中國的法治化進程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⑥ 淺談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謂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訴訟領域中保持控訴平衡、保障社會弱者平等訴訟機會的一種實現司法正義的制度設計。簡言之，就是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援助。具體的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為貧窮的、無力支付法律費用或其他符合條件的當事人，免費提供辯護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隨著社會民主和法制的發展而體現出的對人的主體性權利的尊重的一種制度設計，在專制社會和人治社會是無從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司法公正不受影響，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從現實上得到體現，從而堅定公民對政府及社會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 （一）訴訟正義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則之一。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法律規定人人都有委託或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作為一種商業性非常強的職業，律師為委託方提供法律服務，委託方支付相應的費用，這是律師維持其生活的一大來源。然而，刑事訴訟中並非所有的當事人都有能力聘請律師，這就有可能導致因為財產狀況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權利不同，從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成為水中月、霧中花。「相對於裁判職能而言，控辯雙方訴訟權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維護訴訟構造平衡，保證訴訟公正所必需的。」[3]為實現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避免當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澀而在法庭審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為了實現「看得見的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應運而生。 （二）實現「控辯平衡、平等武裝」。 在狹義刑事訴訟中，[4]由於行使追訴權的一方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並掌握各種必需手段的國家機關，而被追訴方往往處於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顯然與行使追訴權的國家機關不可同日而語。在廣義上的刑事訴訟之審前階段，被指控者往往處於被羈押狀態，控辯雙方地位、力量上的差異之懸殊顯而易見。因此，為了保護人權，保證訴訟參與原則的充分實現，無論在審判階段，還是在審前階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維護被害人權利。 以往談及刑事法律援助時，我們自然而然地認為其對象屬於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遠離了該范疇。有學者在對刑事法律援助下定義時認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規定對那些經濟困難無力支付訴訟費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執業律師義務承擔刑事辯護和幫助的法律制度。」[5]筆者以為，出於公平與正義的理念，從道義上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當性基礎，因此，維護被害人的權利理應成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現狀 （一）立法現狀。 我國於1994年開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中得以體現，其第34條規定：「（1）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2）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3）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採用的是指定辯護的方式。該條第一款實際上是一種「任意的指定辯護」，法院對於指定辯護人的選任問題具有自由裁量權。第二、第三款規定的指定辯護則是法院的義務，如果法院不履行這一義務，則其所進行的訴訟行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當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當事人提出上訴、檢察院的抗訴而被上級法院裁判無效。[6]這種辯護即所謂的「必要的指定辯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7條規定：「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為其指定辯護人：（一）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準的；（二）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三）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次勸說仍不願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的；（五）具有外國國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七）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我國律師法第41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第42條規定，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務。 國務院於2003年7月21日頒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條例》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一部專門規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規。其第11條規定：「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第12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二）實踐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國首家法律援助組織——武漢大學弱者權益保護中心成立以來，現代意義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漸在中國開展了起來。隨著一系列法律、規定的出台，在全國按照行政體系迅速展開了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師事務所自主決定為輔；律師義務援助為主，政府財政適當補償為輔；審判階段為主，其他訴訟階段為輔的刑事法律援助體系。但是由於各項工作起步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突出體現在： 1、法律援助方式單一。 通觀我國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辯護律師援助和應當事人的申請而提供的援助。而且，應當事人的申請提供援助時一般還需要進行審查。對審前階段和審判階段的法律援助沒有區分情況，只是籠統地規定了可以對受援對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實施人員范圍限於律師。 在實踐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體往往限於律師，而且，我國《律師法》認為律師實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義務，對律師不履行義務的後果規定的相當嚴厲。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證案件的質量。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極大地影響了律師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積極性。實際上，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律師是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此外，由於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律師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師在執行法律援助工作時往往疲於奔命，費力不討好。 3、援助對象范圍較窄。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對刑事法律援助對象做了具體的規定，援助對象由過去限於被告人擴大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訴人、被害人。但是，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規定，我國將援助對象嚴格限於「經濟困難」以及幾類特殊的群體，顯然援助對象范圍有過於狹窄之虞。 4、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視對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的幫助。 《法律援助條例》第11條規定了在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往往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對符合指定辯護條件的，會主動為被告人指定辯護。但處於審前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則似乎沒有那麼幸運了。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偵查機關、審查起訴機關沒有義務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而且，實踐中往往會以偵查涉及偵查秘密為由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設置重重障礙，援助者也忽視或不願意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獲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艱難。

⑦ 如何改進和創新計生法律援助工作方式方法的探索

人口和計生工作歷來被稱為天下第一難事。隨著人口計生工作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農村鄉鎮計生工作難上加難。探究根源，基層基礎薄弱，流動人口增加，機制不健全，管理與服務不到位是重要原因。面對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要破解上述難題，開創農村鄉鎮人口計生工作的新局面，創新是關鍵所在。
所謂創新，說到底就是突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條條框框、方式方法等諸多不利因素，使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是通過不斷創新來實現的，創新不僅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保護和傳承文明的主要動力。就農村鄉鎮計生工作而言，要使計生工作做出成效就是要在原有的工作方式方法上力求創新。
首先，要在思維方式創新上求突破。
新形勢下的鄉鎮計生工作既不能滿足於過去的成績，又不能習慣於過去的做法，人口和計生工作者應堅持解放思想，使思想始終符合計生工作發展變化的實際。人口和計生工作者首先要做到敢想，即敢於從舊思維、舊觀念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從唯上、唯書的觀念中解放出來。當前，對農村人口和計生工作者而言，就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清醒認識當前計生工作中所面臨的挑戰和問題，深入查找自己在思想觀念、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善於在縱向和橫向的比較中重新審視自我，從發展目標的選擇和定位上勇於超越自我。只有敢於突破思想束縛、積極轉變思想觀念，才能不斷創新思路，才能推動鄉鎮計生工作開展，才能使計生工作做出成績。
其次，要在思想政治工作創新上求突破。
在農村人口計生工作中創新思想政治工作，首要的就是要改進方法。人口計生工作者在日常人口計生工作實踐中，應把握好五個更加註重，即在管理上更加註重服務，在對象上更加註重個性，在教育上更加註重實效，在時空上更加註重全程，在范圍上更加註重全員。通過有效的方法，努力實現思想政治工作從管理向服務、從封閉向開放、從重視堵向重視疏的方向轉變，從而不斷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具體說來，一是把握不同對象的特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二是採用生動活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三是持之以恆；四是把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
通過有效的思想工作，確保民情早知道，工作早介入，問題早解決；達到敝開誠心聽民心，處處細心察民心，捧出熱心贏民心之效應。
第三、在宣傳教育創新上求突破。
農村鄉鎮人口和計生宣傳教育方式的創新必須注意突出一個活字。鄉鎮人口計生幹部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以情感人，用友善、真誠的態度，讓人口計生宣傳教育在貼近實際、貼近群眾的基礎上，由以往說教式的宣傳人口計生基礎知識轉變為群眾參與式 宣傳教育，由以往課堂式宣傳教育轉變為戶外式多形式、多形象化的宣傳教育，突出做強一個活字。宣傳內容的創新突出一個小字。人口計生宣傳教育工作的內容要根據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人群的需求而不斷調整，不但要面對已經形成思想意識的成年人，而且更要面對正在成長的青少年，要讓青少年從小就開始接受先進的生育文化教育，成長在文明、先進、科學的人文環境中。在宣傳內容上要突出未成年人的需求，把宣傳的重點放在男女平等、男女都一樣的教育上，將先進的人口思想融入思想道德教育之中。要突出農村家庭的需求，把宣傳的重點放在農村家庭婚育行為選擇以及在社會婚育觀念延續的觀念轉變上，將宣傳教育融入對農村家庭的優質服務之中，讓農村家庭成員在享受優質、高效、人文的服務中接受文明生育的教育。鄉鎮人口計生部門要不斷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要結合新農村、新家庭、新農戶建設活動，把宣傳教育的重點放在人口計生法律法規、生殖保健知識、生育文化知識、晚婚晚育、少生優生、避孕節育等教育上，將先進的生育文化融入經常性黨員幹部教育之中，將身邊的典型事例編排成文藝節目，讓服務對象在休閑娛樂時接受先進生育文化的教育，使其樹立科學、文明、進步的婚育觀。
第四、要在管理機制創新上求突破。
面對農村鄉鎮人口計生工作中的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鄉鎮人口計生工作者要善於跳出固有的管理圍城，創新理念，創新機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一是狠抓責任追究，落實責任主體。堅持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不動搖，對完不成任務的單位和領導追究責任。堅持將個人工作失誤與幹部個人年終考核掛鉤，堅決查處失職瀆職幹部，表彰獎勵人口計生工作政績突出的幹部，並作為幹部晉級晉職的重要依據，以責任追究推動落實責任。堅持暢通信息渠道，加強日常督查，及時掌握鄉鎮人口計生工作情況，查處屬實的群眾舉報。
二是狠抓隊伍建設，提高幹部素質。構建吸引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輸送人才的良性用人機制，提高鄉鎮人口計生幹部工資待遇，尤其是村級人口計生專乾的工資福利待遇，保證隊伍的穩定性。通過公開競聘、擇優錄取等形式，進一步調整和充實村級計生專干隊伍，優化隊伍結構，激發工作活力。
第五、要在管理體制創新上求突破。
針對農村基層薄弱問題，必須找准工作切入點。一是實行四個給予激勵，確保工作重心下移。村級組織是基層組織的最小細胞。要發揮基層組織在人口計生工作中的最大化作用，須在政治上給予出路，經濟上給予保障，職能上給予完善，管理上給予強化上下功夫，通過實行四個給予，全面加強基層兩委班子建設，激發村幹部抓人口計生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將工作重心下移，著力推進村為主的經常性工作機制，實現管理網路的覆蓋，開創鄉鎮幹部包村、村幹部包組、組幹部包戶的上下一致、通力配合、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將工作觸角深入到每一戶育齡婦女家庭。
第六、要在服務方式創新上求突破。
在以人為本的社會、優質服務是當今大力倡導的人口計生工作模式。鄉鎮人口計生部門要根據不同對象及不同需求開展溫罄服務、預約服務、特需服務、感動服務、延時服務、隨訪服務等，贏得人民群眾對人口計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僅以隨訪服務為例子，從當前農村來看，對生育、節育、不育人群進行隨訪服務，不僅可以滿足群眾對人口計生工作的需求，還可以提高群眾對人口與計劃生育應知應會率。但從實踐來看，農村鄉鎮基層明顯存在五個誤區，即：一是誤解隨訪；二是關門隨訪；三是替代隨訪；四是閃電隨訪；五是盲目隨訪。造成這種狀況，客觀原因是流出人口多，無法見面，為對付上級的考核，下面就這樣越軌亂來，到了檢驗實效的時侯就洋相百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就要面對新形勢，改變服務方式，即，一是入戶見面隨訪，衛技人員與服務對象平等交流，記錄信息；二是擇機隨訪，衛技人員與服務對象只要有機會見面，即可隨時隨時交流，了解情況；三是電話予以隨訪；對外出務工經商對象雙方約定時間，進行電話交流，了解信息的；四是信函隨訪。按照隨訪服務對象務工經商，把要交流了解的信息，製作成問卷，由服務對象填寫，請其配合回函等，通過立體操作，肯定會受到很好的效果。
鄉鎮計生工作能否搞好創新，與每個人口計生工作者的作風能否務實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務實，說到底就是擺正心態，實實在在做事。鄉鎮人口計生幹部在創新上要做到務實，就必須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摸實情、謀實策，出實招、辦實事。抓細，就是要堅持大處著眼，小處入手，從最基礎的工作抓起，把抓重點與抓細節，抓中心與抓經常，抓全年與抓當前，抓特色與抓基礎有機結合起來。人口計生工作的主體是人民群眾，這就是要求我們的工作不僅要做得精細，而且必須講究方法。抓具體就是要堅持從具體事情抓起，把原則要求變成可操作的措施，把目標任務變成能實現的結果，有方案、有要求，有措施，任務落實到位、責任明確到人。同時，要把工作重點放在研究解決鄉鎮人口計生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問題上，放在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放在最亟須解決的突出問題上，多做打基礎、管長遠的實事，多做利民、濟民促和諧的好事，這樣才能使計生工作真正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
事業成敗關鍵在人。鄉鎮人口計生工作要想在創新上求得突破，隊伍能否過硬至關重要。人口計生隊伍要大興求真務實之風，以能力的提高、素質的提升、作風的改進來推動工作的創新和任務的完成。在新形勢下要使鄉鎮計生工作要取得一流業績，鄉鎮每個人口計生工作者就必須做好表率，做到個人形象一面旗，工作熱情一團火，謀事布局一盤棋。個人形象一面旗，就是要黨性強，作風正、有本事在各方面能擔當表率；工作熱情一團火，就是要有良好的精神狀態，對工作始終保持一種幹事創業的激情；謀事布局一盤棋，就是要在工作中牢固樹立大局意識，切實做到統籌兼顧，學會十個指頭彈鋼琴。要通過表率的力量帶動整個隊伍的建設。

⑧ .法律咨詢平台的理念是什麼

法律咨詢平台的理念就是打造專業而又權威的法律咨詢平台。提高問專題回復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屬。九問網不同於其他問答互動交流平台，它以專業律師回復為基本原則，提高了平台回復的權威性，九問網在專業回復方面獨樹一幟。

⑨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會功能是什麼

一、維護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

一般認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優方案是控制社會，就是把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到盡可能高的有序狀態，有序社會是社會矛盾較少和社會矛盾較容易解決的社會。社會矛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均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另一類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前者可以通過社會預設的各種調解、仲裁和司法機制來解決；而對於後者中的群體，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現今社會，各種矛盾解決機制的設計無不打上經濟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為社會公正底線的司法機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現為法院訴訟費和律師服務費及鑒定費用的收取等。無疑，對於大部分弱勢群體而言，附帶有各種經濟成本的司法機制遙不可及，法律賦予他們的各種權利猶如空中樓閣，在受到侵害時除了逆來順受，只能在狀告無門時採取法外手段私力解決。這類矛盾引發的各種沖突，必將嚴重地危害社會治安，成為許多犯罪現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預設成本，只要有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實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將社會矛盾的解決導入法律途徑，恢復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有利於將此類當事人引導到採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的軌道上來，並由此增強法律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執行力，促進社會貧弱階層對法律的理解及親合。我國每年處理的數十萬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糾紛得以合法方式解決；特別是許多群體性矛盾的法律調解和疏導，如由房屋拆遷、勞動糾紛、爭奪土地和水資源引發的集體上訪、局部區域緊張等，對穩定地區社會治安、恢復公眾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極有好處。美國著名學者米歇爾·麥卡恩在《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中熱情地寫道，「窮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樣享受司法體制的保護，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國②。」二是扶貧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貧功能表現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前者指通過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師費，不至於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經濟利益的糾紛和訴訟中，可以通過法律援助實現法律賦予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改善經濟狀況。後者主要是指通過向廣大貧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達到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化解和消除，實現一個和平安寧的有利於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被稱為「社會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強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場理論中，犯罪侵害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弱點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為實施犯罪的條件。犯罪分子之所以會選擇這類群體作為犯罪對象無外乎兩點，一是犯罪易於得手；二是得手後這類群體的回擊能力弱。當法律援助成為貧弱者的一項法定權利後，弱勢群體對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強，對犯罪者侵害弱勢群體的意圖起到有效的遏制效應。

二、保障訴訟權利，彰顯法律親和

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害人往往有強大的國家公訴機關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勢社會群體一樣，他們也成為現代法律援助制度關注的對象。而且，由於刑事訴訟關乎憲法賦予當事人基本的憲政權利④，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構建本國的正當刑事程序，保障弱勢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與國家公訴機關進行一場對其而言極為重要的訴訟。各國紛紛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為貧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費的律師代理和辯護。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面臨的風險比在民事或行政訴訟中面臨的風險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結果涉及到關繫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國家刑罰權的最終發動與否。刑事訴訟一旦出現錯誤，將會給被告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刑法的適用和刑罰權的發動具有雙重屬性，「保護社會權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個人權利最厲害的手段，刑法猶如雙刃劍，用之得當，個人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個人社會兩受其害 ⑤。」對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罰制裁方式與刑事訴訟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發點被認為是「保護社會」；刑事訴訟側重於「保護個人」。從抽象的理論上講，保護社會和保護個人是可以統一的，但是由於某些具體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加上為錢辯護的律師神通廣大，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保護有錢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懲罰（所有的）犯罪以保護社會」的功能產生了偏向懲罰無錢的犯罪。於是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產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長了社會動亂因素，這同社會保護的目的正好相反⑥。為了保障貧弱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無須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⑦。不少國家還將刑事法律援助擴展到所有可能被剝奪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貧困被告人對於法律的認同與親和。我們不妨對刑事被告人作一個分類透視：第一種為判決被告人無罪的情況。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雖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經歷的無故追究將使他對法律和司法產生某種不信任感，這對於他本人、法律、社會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體現司法平等和人權保障理念的諸制度的實施，將有助於司法權威的確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對所有人包括貧弱者、甚至由於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視同仁的。第二種情況是被告人被判決有罪的情況。由於法律援助律師進行了有效的減輕罪責的辯護，使其罰當其罪，既保護了他的合法權益，又有助於他認識法律的意義，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教育其改過自新打下基礎。可見，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進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對於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鑒別意義也不可忽視。

強調親和性與感化力。是因為，刑事訴訟的潛在主體是一切可能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社會成員。程序人權反映的不僅是實際上已經進入訴訟程序的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成員相對於國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親和性與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價值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嚴打處分的佔了相當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國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過多地側重於懲罰，側重於威懾的一般預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為欠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張君、李澤軍重大殺人搶劫案審判過程中，重慶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兩地法律援助機構分別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援助制度為該案中的十幾位被告指派了辯護律師，以維護他們的正當的訴訟權利。主犯張君在自白中承認，通過對80年代
被處以勞動教養和這次被捕、受審的兩次經歷相比較，他親身感受到中國法制的進步。盡管他罪大惡極而被處以死刑，他仍然在監禁和審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義待遇。

三、引發雙邊合力，促進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進了監獄從單純執行消極回顧機制的懲罰職能向積極的前瞻性的矯正和預防職能轉變。李斯特提出的「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不可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的思想得到各國普遍認同和貫徹，追求減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預防再犯成為監獄行刑的首要目的。為達到矯正犯罪人的主觀構成和人身危險性，把犯罪人改造成為能自食其力的社會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國在刑罰執行、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和獄政管理等各個環節推行人道性原則、教育性原則和個別化原則 ⑧；在保持刑罰懲罰和剝奪功能的前提下，採取各種措施有針對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實行人道性原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有利於調動犯罪人改過自新的積極性，有利於行刑目的的實現。西方的近代刑法學家們把資產階級人性的本質屬性說成是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其他的人道主義方面。現代的刑法、刑罰理論在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極為突出的演變，認為人道主義的頂點是把壞人改造為好人，把惡性轉變為循規向善的人⑨。一般認為，堅持人道性原則，首先要處理好罪犯權利保障問題。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因觸犯刑律而被剝奪或限制了某些權利；但是，作為普通公民，他們仍然享有與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樣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選舉權、宗教信仰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權、批評建議權、獲得賠償權、獲得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合法財產權、著作權、繼承權、獲得物質幫助權等。如果這些權利未被依法剝奪，罪犯仍然享有這些權利。此外，我國《監獄法》還規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權、會見權、從事適當的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的權利、重大立功表現者的減刑權、勞動中致傷致殘人員依法獲得補償金和撫恤金的權利等數十項與行刑相關的權利。當然，罪犯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這些權利對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對罪犯實行人道主義的最低權利保障和基礎條件。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指出：給犯人權利的重大意義在於使犯人在行刑過程中處於相對的主動地位，以利調動矯正的積極性。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雙邊（國家行刑當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礎，雙方享有權利並認真履行義務的過程就是雙邊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刑罰功能實現的過程。侵犯犯人的權利實質是阻撓國家刑罰目的的實現⑩。應該看到，在獄中服刑的罪犯的權利帶有不完整性。罪犯處於監禁條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剝奪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權利時不得不受到前者帶來的相應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與人身自由相密切聯系的那些權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樣充分、完全和徹底，建立監獄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為保障犯人獄內獄外基本權益、實現國家刑罰目的的時代要求。

四、發揮法律援助職能作用，提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國創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時間還不長，法律援助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尚未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認同。為使這一制度發揮出應有的功效，筆者認為，至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實現：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強法律援助人權保障功能的發揮。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我國正在進行較大規模的司法改革行動。「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權保障因素」是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司法改革成功的標志不是國家權力之間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總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關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確立並加強法律援助的應有地位，這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體規劃中，納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度的變革時代，各種利益格局發生急劇變動，社會矛盾和犯罪現象不斷出現。我國犯罪預防的綜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符合犯罪預防的一般規律和要求。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綜合治理模式在觀念上重「打防」，輕「教育」，輕「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權利的維護」，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現至少說明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問題。犯罪問題嚴重，單靠嚴打或刑事司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市場經濟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經濟，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要求與之相配套的犯罪預防政策的設計體現人權保障的思想。筆者認為，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兩者不可偏廢，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識地納入和加強法律援助及類似諸制度，將有利於提升這一模式的現代品格，有利於特殊預防，有利於標本兼治。

三是擴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圍。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在預防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當前要有意識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圍向刑法的前後兩端——犯罪的社會預防和服刑人、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兩個方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