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制度

⑴ 法律援助制度是什麼

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也稱法律救助，是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所普遍採用的一種司法救濟制度，其具體含義是：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及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它作為實現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行為，在一國的司法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6年3月17日通過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這是在我國立法史上，首次將"法律援助"明確寫入法律，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1996年5月1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對法律援助的有關內容作了專章規定。《律師法》第六章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這些規定明確了公民獲得法律援助的范圍和律師必須依法承擔的法律援助義務，並為今後制定法律援助的專門立法奠定了法律基礎。

目前，中國的法律援助機構已基本形成了四級組織的架構：

1、 在國家一級，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統一對全國的法律援助工作實施指導和協調。

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負責對法律援助工作進行業務指導，制定全國性的法律援助規章制度，中長期發展計劃和年度工作計劃，協調全國法律援助工作事宜，開展與國外法律援助團體及人士的交流活動等等工作。

同日，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成立。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的主要職責是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宣傳國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促進司法公正。其基金來源主要包括國內社團、企業、商社及個人的捐贈和贊助；基金存入金融機構收取的利息；購買債券和企業股票等有價證券的收益等。

2、 在省級地方，建立XX省（自治區）法律援助中心，對所轄區域內的法律援助工作實施指導和協調。

3、 在地、市（含副省級）地方，建立XX地區（市）法律援助中心，行使對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組織實施的雙重職能。

4、 在具備條件的縣、區級地方，建立XX縣（區）法律援助中心，具體組織實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具備建立法律援助機構條件的地方，由縣（區）司法局具體組織實施法律援助工作。

申請法律援助的公民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即申請人有充分理由證明為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需要法律幫助；確因經濟困難無能力或無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

中國法律援助的三個專業實施主體是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主要提供訴訟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辯護、刑事代理和民事訴訟代理等）和非訴訟法律援助；公證員主要提供公證事項的法律援助；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詢、代書、普通非訴訟事項的幫助等簡易法律援助。

中國法律援助有三個基本的資金來源：政府出資，社會捐贈及行業奉獻（主要指義務辦案）。

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尚處於建立階段。作為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其不斷的發展和完善必將為實現依法治國方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和促進社會穩定發揮重要的作用。

⑵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與辯護制度，代理制度有何關聯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謂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訴訟領域中保持控訴平衡、保障社會弱者平等訴訟機會的一種實現司法正義的制度設計。簡言之，就是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援助。具體的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為貧窮的、無力支付法律費用或其他符合條件的當事人，免費提供辯護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隨著社會民主和法制的發展而體現出的對人的主體性權利的尊重的一種制度設計，在專制社會和人治社會是無從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司法公正不受影響，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從現實上得到體現，從而堅定公民對政府及社會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 （一）訴訟正義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則之一。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法律規定人人都有委託或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作為一種商業性非常強的職業，律師為委託方提供法律服務，委託方支付相應的費用，這是律師維持其生活的一大來源。然而，刑事訴訟中並非所有的當事人都有能力聘請律師，這就有可能導致因為財產狀況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權利不同，從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成為水中月、霧中花。「相對於裁判職能而言，控辯雙方訴訟權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維護訴訟構造平衡，保證訴訟公正所必需的。」[3]為實現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避免當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澀而在法庭審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為了實現「看得見的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應運而生。 （二）實現「控辯平衡、平等武裝」。 在狹義刑事訴訟中，[4]由於行使追訴權的一方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並掌握各種必需手段的國家機關，而被追訴方往往處於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顯然與行使追訴權的國家機關不可同日而語。在廣義上的刑事訴訟之審前階段，被指控者往往處於被羈押狀態，控辯雙方地位、力量上的差異之懸殊顯而易見。因此，為了保護人權，保證訴訟參與原則的充分實現，無論在審判階段，還是在審前階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維護被害人權利。 以往談及刑事法律援助時，我們自然而然地認為其對象屬於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遠離了該范疇。有學者在對刑事法律援助下定義時認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規定對那些經濟困難無力支付訴訟費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執業律師義務承擔刑事辯護和幫助的法律制度。」[5]筆者以為，出於公平與正義的理念，從道義上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當性基礎，因此，維護被害人的權利理應成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現狀 （一）立法現狀。 我國於1994年開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中得以體現，其第34條規定：「（1）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2）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3）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採用的是指定辯護的方式。該條第一款實際上是一種「任意的指定辯護」，法院對於指定辯護人的選任問題具有自由裁量權。第二、第三款規定的指定辯護則是法院的義務，如果法院不履行這一義務，則其所進行的訴訟行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當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當事人提出上訴、檢察院的抗訴而被上級法院裁判無效。[6]這種辯護即所謂的「必要的指定辯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7條規定：「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為其指定辯護人：（一）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準的；（二）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三）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次勸說仍不願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的；（五）具有外國國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七）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我國律師法第41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第42條規定，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務。 國務院於2003年7月21日頒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條例》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一部專門規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規。其第11條規定：「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⑶ 中國應當構建什麼樣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對本文的寫作，周維珩同學、馬靜華教授、劉方專權教授屬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見，趙琦、羅文祿同學協助整理了文稿，周維珩、呂國凡同學參加了前期調研，劉寧、陳明國、諶輝、古劍、易文、閻曉秋、嚴明法官，劉貴文主任、閔姍女士給予調研方面的支持，在此一並致以謝意。本文的寫作得到國家「九八五」工程四川大學社會矛盾與社會管理研究創新基地、四川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的支持，在此謹致謝意。內容提要:在辯護率尤其委託辯護率持續低迷的情境下，逐步擴大刑事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以提高辯護率已成為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要進路。不久前公布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雖對此作出努力，將應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犯罪案件與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納入法律援助范圍，但基於實證調研的分析表明，這一進步的實踐作用顯然相當有限。綜合考量諸方面因素，未來中國應逐步增加財政支持，建構起針對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或普通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制度，長遠看甚至可考慮將其普適化。

⑷ 刑訴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的規定是怎樣的

《刑事訴訟法》中對法律援助的規定如下：

第三十五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三十六條 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場所派駐值班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法律援助機構沒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由值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建議、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對案件處理提出意見等法律幫助。

第二百七十八條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二百九十三.條人民法院缺席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可以代為委託辯護人。被告人及其近親屬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三百零四條 人民法院受理強制醫療的申請後，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

人民法院審理強制醫療案件，應當通知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4)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制度擴展閱讀

案例：

妻子上班途中遇車禍身亡，河南永城市民陳召（化名）打完第一場官司，就決定放棄。

耗時2個多月，交了5000元律師費，這場官司僅確認了勞動關系。接下來，申請勞動仲裁、工傷賠償，3個孩子還要讀書……陳召耗不起時間，更掏不起訴訟費。

「我們也有錯。」陳召說起案件，一臉誠懇。妻子小琴因身份證丟失，借用表妹的證件簽訂勞動合同，沒想到工傷賠償成了難題。

妻子在企業上班幾年，就這么白幹了？陳召想不通。永城市司法局免費為他指派律師。3年時間、7場訴訟，他沒花一分錢，拿到勝訴判決書。讓陳召受益的，是河南省從1997年推行的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困難群眾涉案，可免費獲得法律服務。

陳召起初並不符合援助條件，2014年，河南進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門檻，援助對象由困難群眾擴展至低收入群眾。標准一降，法律援助范圍擴至河南40%的人口。

受理案件後，永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維亮分析案情：案件難在工傷保險關系不好確定，賠償主體不知是用人單位還是工傷保險單位。維權路，不平坦。法院判決敗訴，仲裁機構不受理，保險中心不支付，案件轉眼過了2年多。

2017年初，李維亮轉變思路，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多次與法官溝通案件實情。最終，法院認定小琴務工的事實，要求工傷保險中心支付陳召50餘萬元賠償款。像陳召一樣，近5年河南有81.8萬名困難群眾受益法律援助，涉及47.2萬件案子。

河南省司法廳黨委委員、巡視員周濟生介紹，從推出法律援助，不斷完善便民措施，再到推行律師值班制度，保障司法人權，河南法律援助逐步完善至提供全覆蓋、普惠式的常態法律服務。法律援助成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力量。

⑸ 貴州省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實施辦法原文

據我所知好象各省還沒有出台具體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實施辦法。現在一般是按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印發的《關於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的通知，辦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⑹ 淺談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謂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訴訟領域中保持控訴平衡、保障社會弱者平等訴訟機會的一種實現司法正義的制度設計。簡言之，就是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援助。具體的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為貧窮的、無力支付法律費用或其他符合條件的當事人，免費提供辯護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隨著社會民主和法制的發展而體現出的對人的主體性權利的尊重的一種制度設計，在專制社會和人治社會是無從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司法公正不受影響，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從現實上得到體現，從而堅定公民對政府及社會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 （一）訴訟正義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則之一。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法律規定人人都有委託或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作為一種商業性非常強的職業，律師為委託方提供法律服務，委託方支付相應的費用，這是律師維持其生活的一大來源。然而，刑事訴訟中並非所有的當事人都有能力聘請律師，這就有可能導致因為財產狀況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權利不同，從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成為水中月、霧中花。「相對於裁判職能而言，控辯雙方訴訟權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維護訴訟構造平衡，保證訴訟公正所必需的。」[3]為實現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避免當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澀而在法庭審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為了實現「看得見的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應運而生。 （二）實現「控辯平衡、平等武裝」。 在狹義刑事訴訟中，[4]由於行使追訴權的一方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並掌握各種必需手段的國家機關，而被追訴方往往處於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顯然與行使追訴權的國家機關不可同日而語。在廣義上的刑事訴訟之審前階段，被指控者往往處於被羈押狀態，控辯雙方地位、力量上的差異之懸殊顯而易見。因此，為了保護人權，保證訴訟參與原則的充分實現，無論在審判階段，還是在審前階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維護被害人權利。 以往談及刑事法律援助時，我們自然而然地認為其對象屬於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遠離了該范疇。有學者在對刑事法律援助下定義時認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規定對那些經濟困難無力支付訴訟費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執業律師義務承擔刑事辯護和幫助的法律制度。」[5]筆者以為，出於公平與正義的理念，從道義上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當性基礎，因此，維護被害人的權利理應成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現狀 （一）立法現狀。 我國於1994年開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中得以體現，其第34條規定：「（1）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2）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3）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採用的是指定辯護的方式。該條第一款實際上是一種「任意的指定辯護」，法院對於指定辯護人的選任問題具有自由裁量權。第二、第三款規定的指定辯護則是法院的義務，如果法院不履行這一義務，則其所進行的訴訟行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當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當事人提出上訴、檢察院的抗訴而被上級法院裁判無效。[6]這種辯護即所謂的「必要的指定辯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7條規定：「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為其指定辯護人：（一）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準的；（二）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三）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次勸說仍不願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的；（五）具有外國國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七）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我國律師法第41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第42條規定，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務。 國務院於2003年7月21日頒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條例》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一部專門規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規。其第11條規定：「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第12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二）實踐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國首家法律援助組織——武漢大學弱者權益保護中心成立以來，現代意義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漸在中國開展了起來。隨著一系列法律、規定的出台，在全國按照行政體系迅速展開了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師事務所自主決定為輔；律師義務援助為主，政府財政適當補償為輔；審判階段為主，其他訴訟階段為輔的刑事法律援助體系。但是由於各項工作起步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突出體現在： 1、法律援助方式單一。 通觀我國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辯護律師援助和應當事人的申請而提供的援助。而且，應當事人的申請提供援助時一般還需要進行審查。對審前階段和審判階段的法律援助沒有區分情況，只是籠統地規定了可以對受援對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實施人員范圍限於律師。 在實踐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體往往限於律師，而且，我國《律師法》認為律師實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義務，對律師不履行義務的後果規定的相當嚴厲。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證案件的質量。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極大地影響了律師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積極性。實際上，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律師是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此外，由於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律師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師在執行法律援助工作時往往疲於奔命，費力不討好。 3、援助對象范圍較窄。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對刑事法律援助對象做了具體的規定，援助對象由過去限於被告人擴大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訴人、被害人。但是，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規定，我國將援助對象嚴格限於「經濟困難」以及幾類特殊的群體，顯然援助對象范圍有過於狹窄之虞。 4、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視對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的幫助。 《法律援助條例》第11條規定了在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往往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對符合指定辯護條件的，會主動為被告人指定辯護。但處於審前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則似乎沒有那麼幸運了。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偵查機關、審查起訴機關沒有義務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而且，實踐中往往會以偵查涉及偵查秘密為由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設置重重障礙，援助者也忽視或不願意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獲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