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秩序靠法律咨詢

『壹』 維持社會秩序主要靠法律

社會管理抄是上層建築，取決於襲經濟基礎，所以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用什麼規范社會生活，要聯系該階段的社會生查理．法律是公正公平的，不僅是維護正義的武器，也是伸張正義的武器．法律是打擊不法行為，教育違法犯罪分子，預防犯罪行為的最好工具．符合現階段的發展要求．相對於其他社會規范，如比較道德，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力，在如今社會利益錯綜復雜，道德觀念各有不同的社會，更具有現實意義．社會主義要求3個至上，法律至上就是其中之一，可見，在治理社會，是離不開法律的，必須作為最高准則，建立社會主義法治．這是我國發展過程必不可少的的一步，歷史和當今現實告訴我們，只有法治，是符合現階段的社會管理模式．良好是社會秩序是發展是前提保障，是惠民生的前提保障．
大致說下，其他自己發揮吧！就從現階段，生產力特定，人們道德准則復雜，且沒有到達一定標準的社會，法律是最好的規范工具．

『貳』 社會秩序維護主要靠法律還是道德。求法律方攻辯問題

看能起到作用不：
1.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僅僅是法律無以為繼時的救濟手段，只有法律才能對維護社會秩序起到優先地和終局性的調節作用，它具有強制性的特徵，而道德則處於補充地位——道德具有可替代性，法律不具有可替代性！
以上只是我附給你的說辭，圈套在於「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提法有缺陷，關鍵在於無道德基礎的法被視為「惡法」，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認為惡法亦法，自然法學派主張惡法非法！
2.道德在維護社會秩序的過程中不易於操作——因為法律有特定的表現形式，有肯定、明確的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因而具有可操作性，被任意解釋和濫用的餘地較小，道德與之相比，缺乏這些優勢。
3.社會秩序被突破的結果是由人的行為影響而產生的， 與法律對行為的重視不同的是，道德一般首先關注的是人的內在主觀方面，道德所調整的行為需要一個轉化的過程，法律則具有直接有效性的特點！

設問方向，只供參考：
1.無道德基礎的法律是法律嗎？——定回答不是，你則主張「惡法亦法」論，這是歷史爭論，誰說誰都有理，考驗下他們是否准備充分！
2.道德具有確實的可操作性嗎？——定回答是，你以觀點2反駁。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古代重視道德的實際調節作用，但更關鍵的是道德必須上升為法律才可以被適用，否則被視為「人治」，是現代依法治國理念所不齒的！
3.社會秩序的突破能由思想變化來完成嗎？——若回答是，用唯物主義觀點反駁之。 這個問題要注意導入方式！
本人所言，歡迎討論！

『叄』 社會秩序的維系主要靠法律

謝謝主席，問候在場各位
無論在哪個年代，社會要存在和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秩序。那麼該如何來維系社會秩序呢？我方認為社會秩序的維系主要靠法律。社會秩序的前身是社會關系體系，一種社會關系體系要成為一種社會秩序，首先必須通過國家政權使之合法化、制度化，即我們所說的立法活動。
古語雲「無規矩不成方圓」，這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所謂規矩，指的是校正方形、圓形的工具，多用來指標准法度。
我方認為法律與道德同屬於上層建築范疇，都是調整社會秩序的手段。道德分善惡、辨美醜，告訴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們熱愛道德、崇尚道德，講道德可以改善民風、民情，道德可以影響社會風尚，但維系社會秩序只講道德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靠法律來維系。道德能夠約束人們的意識，在維系社會秩序方面能夠起到一定的預防作用，但法律卻是集預防、保護和懲戒三大功能於一體。在維護社會秩序上能夠標本兼治。通過立法活動，確定社會秩序的具體內容與規則，使生活有序化、條理化、規范化。一方面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人們會自覺地維護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對於危害社會秩序的害群之馬，法律能夠通過強制性手段進行懲戒，迅速修復局部受損的社會秩序。
社會秩序可分為既定的社會秩序和理想的社會秩序兩種，法律從屬於社會秩序，並反作用於社會秩序。對於既定的社會秩序而言，法律是對秩序的強化和發展；對理想社會秩序而言，法律是社會秩序的產物，是一定社會存在的反映。在當下，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所處的資本主義時代，都未能達到理想的社會條件，人們的道德素質不足以起到維系社會秩序的作用。作為一名法學專業的學生，大家都在學習法制史這門課程，在我國，從原始社會的部落規范，到夏商周時期初步建立的法律體系，再到今天這樣一個法律體系相對完善的現代化法治國家，實踐證明：法律伴隨這社會要的維系需要協調一致的步伐，法律的基礎是理性，他對其命令范圍內全體成員都具有普遍的適應性；而道德卻存在理解上的差異性，會影響人們行為的協調一致。「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如果每個的發展而不斷完善，不斷完善的法律體系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
社會秩序需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觀念，天下必定是非不明；天下是非不明，社會秩序從何談起呢？
綜上所述，所以我方堅定認為社會秩序的維護主要靠法律。

『肆』 社會秩序是靠法律維護還是道德辯論材料

容提要：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具有較為密切的聯系。有限制的道德法律化不但具有相當的可行性，而且可以成為提升我國國民的整體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徑。重大道德義務應當成為我國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

關鍵詞：不作為犯罪；重大道德義務；謙抑原則；立法技術

一、概述

不作為犯罪是指行為人負有積極實施某種特定行為的法律義務，並且能夠實行而不實行的行為。構成不作為犯罪的前提條件是存在特定的作為義務，只有具備特定的作為義務的人才能構成不作為犯罪。所謂特定的作為義務，是指法律要求行為人必須實施一定行為的義務。對於作為義務的來源，學者持不同觀點，這些不同觀點的主要分歧在於：道德義務能否作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 我國實踐界對此持否定態度，而國外卻往往將它作為不作為義務的來源之一，如：《德國刑法典》第323條規定了拒不救助罪：「行為人在發生不幸事故成公共的危險或者緊急危難時，盡管要求和根據狀況能夠期待他進行救助，特別是不存在顯著的自己的危險和不侵害其他重要義務，卻不予救助的，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金錢刑。」《法國刑法典》第225條規定：「任何人能夠立即採取行動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輕罪發生，且這樣做對其本人或第三人並無危險，而故意放棄採取此種行動的，處5年監禁並科50萬法郎罰金。」另外，義大利、加拿大、美國等也有類似的規定。我國刑法理論通說認為，只有法律性質的義務才可成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單純的道德義務不能成為作為義務的發生根據。但也有學者認為：「在一般場合下，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處於危險狀態，只要不是在場的人的行為所引起的，刑法便不要求它履行排除和採取措施避免危險的義務；但是在特定的場合、關系和條件下，刑法則要求其履行這種義務，在不損害自己較大利益且有能力履行的基礎上，它不履行這種義務造成嚴重後果的，也應認為是犯罪的不作為。」（1）筆者較為贊同後一種看法。筆者認為：重大道德義務應作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

二、對主要反對觀點的評述

目前，尚有許多學者反對將道德義務作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並持不同的理由，筆者列舉主要理由並對之加以評述：

1、根據刑法的價值取向和我國的具體國情，我國刑法應當嚴格貫徹法益侵害說而不是倫理維持說。

在刑法的任務上，理論上存在著法益侵害說與倫理維持說之對立。法益侵害說認為犯罪是嚴重侵害或威脅法益的行為，刑法的任務在於保護法益免受犯罪的侵害；只有對嚴重侵害或威脅法益的行為才能運用國家刑罰權，倫理秩序的維持應靠刑法以外的其他社會機制。例如，日本刑法學者平野龍一認為：刑罰是一種重大的痛苦，並非維持社會倫理的適當手段，而且在現代社會中，何種倫理正確只是相對的，將維持社會倫理作為刑法的任務，不僅是對刑法的過分要求，而且容易在刑法的名義下強制他人服從自己的價值觀。而倫理維持說則認為犯罪是對社會倫理的嚴重違反，刑法的任務在於維護社會倫理。刑法是倫理、道德的最低限度， 刑法的目的是維持道義秩序、道德規范。例如，日本學者小野清一郎認為，刑法維持和發展國民的人倫文化秩序即道德秩序；團藤重光也認為，社會生活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道德規范，必須由法律強制推行，在此限度內，道德規范就歸化為法律規范。筆者認為刑法對法益的保護與對社會倫理的維持並非絕對對立的，而是可以相結合並統一起來的：

（1）法益是法律所保護的社會利益，而社會倫理秩序可以成為社會利益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經法律規定，便上升為法益。

（2）對法益的侵害行為大部分也是為社會倫理所不能相容的。

（3）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有的並沒有直接侵害法益，如賭博罪。它們的設立是基於刑法對社會倫理維護的需要而產生的。

刑法的任務不僅在於保護法益，還在於維持一定的社會倫理秩序。完全否認刑法對一定社會倫理秩序的維持不僅是不現實的，而且也忽視了刑法作為一種文化的人文精神。

2、刑罰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社會控制手段，我們應該嚴格貫徹刑法謙抑原則。

刑法謙抑原則強調刑法對人們生活的有限介入，強調刑法的自治，提倡輕刑，是基於防止權力異化和專制而生產的，體現的是刑法的自由價值。但是，必須認識到的是有限的介入並非不介入，刑法追求並體現的價值也並非只有自由價值。從應然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法律必須包含並體現著正義與秩序，具體地說，應該體現平等、自由、安全和公共福利，任何一種價值都不能偏廢。「如果我們從正義的角度出發，決定承認對自由權利的要求乃是植根於人的自然傾向之中的，那麼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把這種權利看作是一種毫無忌憚的個人和群體所濫用，因此為了社會福利，自由就必須受到某些限制，這就是自由社會的經驗。」過分強調自由，便會導致無政府主義，法律生活將會失去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筆者以為：刑法的謙抑主義應該體現「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必為」的原則，對最基本的重大的道德倫理秩序的維持，當是其應有之義。同時必須注意的是，刑法的介入面不能太廣，否則也會傷害到刑法的自由價值。

3、我國與西方國家國情不同，我國不應該效仿西方國家推行法律道德化。

該觀點的持有者認為：「整個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所形成的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道德體系本身這塊土壤是無法使'社會本位'的利他主義思想在其中生根發芽的。但是社會的發展又需社會本位的思想，於是資產階級只好通過法律來強制推行社會需要的道德。」而「社會主義道德，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以社會本位為主，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強調'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利他思想」。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了見危不救的現象，但「與整個社會中'團結互助'的普遍社會風氣相比，見危不救的現象只是極少數」，所以我國不必效仿西方推行道德法制化。筆者認為，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道德刑法化確實是基於推行「社會本位」觀念的需要，是彌補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種下的道德惡果的補丁；但是見義勇為，救死扶傷不僅僅是社會主義道德的要求，更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積淀。西方國家的立法目的在於推行道德，而我國立法的目的則在於維持最基本的道德倫理秩序。並且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進一步受到外來思潮的影響，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又相對滯後，人際關系異化現象嚴重，自私自利的觀念還有進一步擴展之勢。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應當「有所為」， 「將本來屬於道德層次的要求部分的變成法律規范，變成人們的強制義務，這是提高國民精神文明的一種途徑。」（2） 法律往往滲透一定的道德，同時又是鞏固道德的武器，而道德是法律的重要精神支柱，違反重大道德義務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在不斷地加大，如果對這種社會現象的處罰還只是停留在道德譴責的層面上，是難以遏制這種現象蔓延的。

4、在現實生活中，由於社會保障體系不發達，救助者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有時會因救助而使自己反遭誣陷。（3）

當前中國社會沒有一套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來保證救助者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甚至救助者反受其害，致使英雄流血又流淚，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基於此，筆者在文中強調，這里的重大（特殊）道德義務並非廣泛的道德義務，它之所以重大（特殊）在於它是基礎性的，是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不強人所難。法律對人們生活介入過多必將招致限制公民自由。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形（見下文）下人們才必須施行救助義務，並且這種義務的履行不能使實施救助者面臨危險。

5、犯罪主體范圍及處罰范圍難以確定。（4）

這是一個有關立法技術性的問題。筆者認為，雖然有關重大道德義務的限定和主體范圍的確認以及處罰范圍的規定都比較難以把握，但困難並不應該成為拒絕正義的理由，我們應該迎難而上，努力解決好這個問題。對於該問題，筆者將會在下文中予以詳細論述。

三、對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關系的闡述

對於道德義務能否作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的問題之所以存在爭論，原因之一恐怕還在於人們對於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的關系的迷惑。弄清楚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從一定程度來說是解決上述爭議的理論前提。

從社會的觀點出發，道德是社會對個人行為的制裁力，以合乎規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維持該社會的生存和延續。道德是人與人價值關系的一個領域、一個層面，它主要是指人的行為對於人倫社會關系的意義，即在人的一切活動中，人的思想感情、言論行動是否符合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定結構、秩序和規則的要求，是否有助於它的合理、穩定和發展。

道德與法律分屬於兩個不同的領域，道德義務與法律義務存在著區別，如康德所言：義務，特別是根據法律立法確定的義務，只能是外在的義務，倫理的立法則相反，它使得內在的行為也成為義務，但是它並不排除外在的東西，因為它擁有一切屬於義務性質的東西。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的區別在於：法律義務較之道德義務更明確，它是承擔法律責任的根據，而道德上的義務則不具有這種功能。另外，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都具有強制性，不同的是法律義務的強制性是依靠國家強制力強加給公民或法人的，而道德上的義務則是靠廣大公民的輿論或道義譴責作為懲罰方式。

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區別，但它們之間卻同時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道德價值的等級體系中，第一類等級包括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而法律本質上是一種規范，強調的是秩序，當然也應該體現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與道德價值等級體系中的第一類有著緊密的聯系，隨著時代、觀念和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邊緣地帶總是隨之而上下浮動。有時表現為部分道德歸化為法律，有時又表現為部分法律回歸於道德。因此，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它們聯系緊密，猶如一條河流的兩個分支。這是一種信仰的兩個體系，這種信仰就是「正義」。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與道德上的義務，必須相互彌補才能維系文明社會。
四、對道德入律必要性的闡釋

筆者認為，將重大道德義務納入到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之列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幾點：

1、是維護法律尊嚴，實現刑法功能的需要。維護社會秩序和善良風俗是法律（包括刑法）的重要任務之一。對有損於社會公德和公共秩序的行為，不僅要從道義上加以斥責，更要從法律上給予懲罰。因此，對某些重要的道德義務，有必要將其上升為法律義務。

2、是順應國際的立法趨勢的需要。如文首所述，公序良俗和社會公德要求履行的作為義務成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國外已經有相關的立法例。德國、義大利、法國、奧地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國的刑法典中都有關於「見危不救罪」的規定。

3、具有實踐上的可行性。將重大道德義務上升為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其目的並不僅僅在於對那些違反重大道德義務的行為施以處罰，更重要則在於促進人們道德水平的提高。道德的形成發展從總體上看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但是道德觀念作為社會對個人的制裁力發生作用，同法律一樣都是要求人們在合乎規定的形式下行事，不同的只是在對人的制裁力上，道德的強制性要遠遠小於法律的強制性。因此，將某些道德義務法律化，強制遵守某些道德觀念在實踐中是可行的。

五、對「重大道德義務」中「重大」之理解

如上文所述，法律不強人所難。法律對人們生活介入過多必將招致限制公民自由。履行救助義務只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存在，對這種「特定情形」的正確限定事關義務主體范圍與處罰范圍的確認，其意義也就十分昭然了。筆者認為，「重大道德義務」之「重大」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1、明顯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社會客觀上十分需要有人去履行這種道德上的義務，否則就會明顯傷害社會道德感。

這是一個原則性的要求。在這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公序良俗是一個道德范疇的概念，對其認定及評判所依據的標准可能不一，因而其內容的不確定性成為其重要特徵；而罪刑法定又是近現代刑法的一個不可動搖的原則，因此，就產生了公序良俗內容的不確定性與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矛盾。但這對矛盾並非是無法調和的：首先，公序良俗的理論已經被納入到法律的領域中，並且眾多的學者都對其含義進行了研究，如日本學者我妻榮先生認為，公序是指國家社會一般的利益，良俗是指社會一般的道德觀念。（5）我國的民事立法也已經引入了公序良俗的概念，因此其不確定性特徵已經有所改觀。在刑事立法中，可以對因公序良俗原則所產生的特定義務的內容加以嚴格限定，使其具體化。

2、履行義務的必要性。履行義務的必要性是重大道德義務成為不作為犯罪義務來源的前提條件，可以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1、特定危險狀態的存在，即刑法所保護的合法權益處於危險狀態之中，否則作為義務無從談起。所謂特定危險狀態，是指行為自身所蘊涵的使刑法所保護的合法權益遭受實際損害的一種現實可能性。這種特定的危險狀態必須是現實的、可能的、正在發生的。所謂特定的危險狀態正在發生，是指危險已經出現而又尚未結束的狀態。危險已經出現，是指危險已經對一定的合法權益形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危險尚未結束，是指危險繼續威脅著公共安全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給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安全造成更大損害的狀態。

2、危險程度具體的緊迫性。所謂具體的迫切的危險，是指危險狀態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的趨勢是無疑的，而非可能的、或然的。如果危險狀態尚未發生，直接威脅合法權益的事實狀態尚未出現，或者危險狀態在極短的時間內變成現實、無法挽回，都無特定義務可言。能使重大道德義務成為不作為義務的來源，危險的程度必須達到一定程度的緊迫性，而且這種緊迫的程度勢必要比其它的義務所要求的危險的緊迫程度強得多。例如有人溺水，生命危在旦夕，有能力救助且無危險而不救助，從而造成溺水人死亡的情況下，不作為人（當然這里又涉及到如何確定主體范圍的問題）就應當負刑事責任。一般情況下，我們所講的緊迫性是指一個人的生命權或其它重要權利處於即將遭到剝奪的狀態。

3、 履行義務的可能性。這是對履行義務主體的要求。義務主體首先必須是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法律不可能要求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去履行其不可能履行的義務。其次必須在當時的情況下有能力去履行該義務，這就要結合當時的具體條件認定。再次，要求只有行為人才能排除危險狀態，即主體的特定性。主體可以不限於一個人，可以是數人。但是主體必須具有排他性。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

第一，限制行為能力人在其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范圍內能否成為該履行義務的主體？譬如，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其可以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范圍之內，或間歇性精神病人在其精神病未發作期間，遇到落水人而不救助致落水人死亡的情況，能不能承擔刑事責任？筆者認為，雖然上述兩種情況下，行為人都具有辨認控制能力，似乎應當成為不作為義務的主體，但鑒於道德義務的特殊性，它對主體的要求特別嚴格，即使是一個完全健全的人都難以認定在當時的情況下有無可能履行義務，更何況是限制行為能力人，所以從刑法的人本主義出發，以不承擔刑事責任為宜。

第二，以什麼標准判斷行為人在當時的環境下以其能力可以履行義務？是行為人主觀上判斷，還是從客觀的角度，或是主客觀相統一的角度。筆者認為，應以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來認定。一方面，行為人要認識到自己有能力履行義務，另一方面，在客觀上行為人也的確具有履行義務的能力。僅僅是行為人確實具有救助的能力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求行為人在主觀上認識到確有能力救助，否則也不應該承擔義務。

4、 履行義務人或者第三人履行重大道德義務沒有顯著危險且不違反其它重要義務。這里的「沒有顯著危險」是指通過社會上一般人的評價。實施重大道德義務所要求的行為不會使行為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置於危險境地，或者造成顯著傷害。「其它重要義務」是指對行為人而言不能違背或即使違背也不可能造成行為人重傷、死亡或其它重大合法權益損失的危險的義務。這里牽涉到法益衡量的問題，能不能犧牲一個人的健康或生命去救助其他人的生命，能不能犧牲一個人的重要義務去救助其他人的生命？如何衡量這些利益價值的大小？「法律不強人所難」的刑法格言的含義是法律不能命令人們實施不可能實施的行為，也不能禁止人們實施不可避免的行為。如果履行義務對行為人而言有重大顯著危險或者違反其它重要義務，那麼對行為人而言該履行義務的行為就是對行為人而言不可能實施的行為。這也是期待可能性理論所要求的。期待可能性理論要求如果根據當時的具體環境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就不能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罪過，因而不能令他承擔刑事責任。

5、 未履行作為義務的行為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這里所說的後果通常是指重傷、死亡後果或造成國家、集體財產特別嚴重的後果。輕傷後果或一般的財產損失不能達到令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程度。重大道德義務成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必須要求違反這種義務的不作為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結果。

將重要道德義務法律化不僅是當今世界各國的立法趨勢，更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宏觀體制的客觀需求。但將道德上的義務轉化為法律上的義務必須設有嚴格的條件限制，這是法律因素與社會因素的合力。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勢必造成道德義務與法律義務的混淆。同時，准確、及時地「引德入法」對立法技術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人們去時刻關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啟發人們去洞察法律的追求和道德的真諦，昭示人們明悉公平正義的來之不易。

參考文獻：
（1）馬克昌著：《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范忠信：《國民冷漠、怠責與怯懦的法律治療》，載《中國法學》，1997第4期。
（3）李健、任成璽：《道德義務不應成為我國不作為犯罪中作為義務的來源》，載《刑事法學》，2002年第4期，第12頁。
（4）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5）趙萬一：《契約自由與公序良俗》，載《現代法學》，2004年第1期。

『伍』 論證社會秩序的維護主要靠道德而不是法律的事例

吸煙

『陸』 維護社會秩序主要靠法律還是道德 辯論問題

社會秩序、道德、法律三者之間並不是對立的關系，三者都重要，因為：專
社會秩序屬是基礎，無秩序也就法談論道德與法律；
道德是約定俗成的行為准則，道德能促進社會秩序的和諧；違反道德，不一定違反法律；道德所約束的范圍比法律更廣闊，但不具備法律的特徵；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違反社會秩序與道德達到違法標准時的一道救濟保障；
同樣，社會秩序、道德、法律可以表達為秩序、正義與自由之間的關系；
秩序是基礎；
正義是價值追求；
自由是最高追求。

『柒』 社會秩序的維系主要靠法律還是靠道德

法律和道德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
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雖然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
道德和法律作為人們的行為規范，對社會關系都有調節作用。但兩者的調節作用不同，道德對社會關系的調節主要靠教育的力量 、社會輿論和個人內心信念的力量，所以，道德要發揮調節社會關系的作用 ，必須有人的自覺性這個重要條件；而法律則不同，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節，主要是以國家機器（警察、法庭、監獄等）為後盾，靠法律制裁這種強制手段起作用的。法律發揮它在調節社會關系中的作用，必須有強有力的國家機器這個條件。法律和道德的不同作用，決定了兩者不可相互替代，只有互相配合，相輔相成，才能相得益彰 。由此可見，無論道德萬能論還是法律萬能論都是片面的。因為，無論是道德還是法律，在它們單獨起作用時，都會表現出它本身的局限性。法律的特點是強調強制和他律，道德的特點是強調自覺和自律。法律重在對人們犯罪後的懲罰，以發揮它的警示作用；而道德重在教育和規勸，提高人們的道德自覺，以避免犯罪。法律著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為的合法性，思想意識領域不是法律調整的對象。而道德所要求的不僅僅是人的外部行為，它還要求人們行為動機的高尚、善良。對人們行為的「內在」影響，是道德發揮作用的特殊機制。動機與行為、教育與法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補充，不可分割的。在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在沒有法治的社會中，其正常的生活秩序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法律也不是萬能的，因為在極其復雜的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對那些微觀的生活領域，對那些特殊的人際矛盾，法律無法發揮作用。而且，法律作用的剛性特點，還必須有政治、道德、文化等意識形態因素做基礎，否則，它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如果是法律單獨發揮作用，而沒有一定的道德輿論相輔佐，那麼就常常會由於失去社會的支持而不能達到真正的目的。同樣，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如果是道德手段單獨發揮作用也是不可能的。道德的約束是軟約束，沒有法律手段作後盾，道德的作用常常會由於缺乏必要的強制力量而顯得軟弱無力。對那些沒有自覺性的人，對那些明知故犯的人，道德是無能為力的。如對一個黑社會的頭目講道德、講良心，是不會有絲毫效果的。就是對那些個人道德水準高的人，也無法擺脫制度弊端的影響。因此，在治理國家中，道德和法律必須緊密結合，二者缺一不可。
從歷史上看，古代的中國社會主要宣傳以德治國。中國古代德治思想的主體內容，大多包括在中國傳統儒家的倫理思想體系之中。從先秦時期到清朝末年，中國古代德治思想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學家奠定思想基礎和理論框架，經過漢代學者初步進行系統的整理和論證，再經過宋明以來諸多思想家的理論思辨和邏輯分析，最終形成一個內容龐大、邏輯嚴謹的思想體系。中國古代德治思想要求國家統治者和社會管理者，進行自我修養，陶冶性情，先成為仁德賢明的君主或清正廉潔的官吏，然後，再用已修之身去管理國家、社會和人民，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目的。中國古代德治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仁民愛物，孔子和孟子學說的主體即是以仁為本，以德治國，要求統治者以寬厚、仁愛之心來管理國家、教化人民，惟其如此，君主才能與天同德。中國古代德治思想還主張秉公執法、廉潔奉公、愛國圖強、尊賢惜才、提倡廉政、反對腐敗。但是，由於缺少法治做基礎，道德便成為政府控制社會各階層、平衡矛盾沖突的手段，道德被政治化了，它還要擔負起本應由法律承擔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道德是不堪重負的，因為道德教化無法改變政治權力的現實運作規則，於是便形成了政治人的雙重人格，即他們嘴裡高唱禮義廉恥，暗地裡卻做著一些傷天害理之事。因此在非法治的國度里，腐敗是很普遍的，並且具有整體性特徵。它表現為官僚集團一致對下的壓榨，對庶民百姓無節制徵收賦稅，敲詐勒索、搜掠民財。綜觀古代中國，腐敗還具有公開性、猖獗性和賄價不斷上漲的特點。漢唐以後，隨著中國官僚政治制度的逐步成熟，腐敗現象隨之迅速蔓延。唐代穆宗時，大臣韓弘以財物賄賂權貴，滿朝文武除一人沒有受賄外均接受賄賂。到了元代，「居官者習於貪，無異盜賊……，其間頗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到了清代，腐敗更加公開，民間流傳「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破獲了一起清朝最大的貪污案：甘肅布政使王亶望侵吞賑災銀兩案，1000多萬兩銀子全部被蛀蟲侵吞，甘肅省上至總督，下至州縣衙役，全省官員 「無不染指」，先後有56人被正法，46人被流放，甘肅省的官員幾乎「為之一空」。

古人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隨風倒。由於中國有「官本位」傳統，中國人自古便「以吏為師」。沒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約，政治的清明與否，完全依賴於做官者的品德、操守。清正廉明、道德高尚者能夠領袖群倫，垂範社會，促進社會風氣的好轉。相反，如果大部分官員放縱自己的私慾，道德敗壞，便直接誘發、刺激了社會風氣、公共道德的敗壞。由此可見，以德治國只有與依法治國相結合，才能將國家治理好。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緊密結合，乃治國之道。「法治」如同做手術，「德治」如同預防疾病和鍛煉身體，兩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現實社會生活中不乏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取得成功的範例，如獨立以前的新加坡政府，官場腐敗不堪，被稱為20世紀世界瘟疫。自1959年以來，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視對公務員的道德教育，同時對公務員的道德自律的實現，採取了非常嚴格的制度化管理，很快，一個貪污舞弊成風的政府轉變為一個國際上公認的廉潔政府。

總之，「法治」與「德治」緊密結合乃是科學的治國之道，加強道德建設是「以德治國」的重要舉措。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在強調「法治」的同時，也要強調「德治」的重要性。加強道德建設，有利於「以德治國」的實施，是「以德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道德建設，能夠促進廣大人民群眾道德水平的提高，改善社會道德風尚，使人們能夠明辨是非、善惡、美醜，維護社會穩定，從根本上杜絕犯罪的思想根源。道德是通過說服教育、社會輿論發揮作用的。一種強大的社會輿論，能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變化人的氣質，轉變社會的風氣，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圍。

『捌』 社會秩序的維系主要靠法律,一辯攻辯小結

一辯攻辯小結是在一對一攻辯環節之後，根據對方辯友提出的觀點，在場上臨時總版結的攻權辯。一般准備四點到六點即可。
我在這里無法為您總結，因為臨場發揮性比較強。背下模板很可能抓不住對方的弱點。
建議您在比賽前根據一辯稿和二三辯的攻辯問題中抽出一些攻擊力較強的點結合場上對方的薄弱環節對症下葯！
有以下觀點，僅供參考。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不能調整的要有法律調整，所以由法律維系社會關系更加全面
法律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其他規范不具有這個特點，所以法律維系社會關系更加權威
法律最崇尚的價值是自由，所以由法律維系社會秩序能夠讓人們生活在一個自由最大化的社會。
可以根據情況進行取捨和擴展。
請採納。

『玖』 社會秩序主要靠道德還是法律嗎

需要道德也需要法律。
道德提升了之後，自然而然社會秩序就會比較平穩，當然對於那些沒有道德的就需要法律來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