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法律服務問題研究
❶ 結合工作實際談談現行農村法規在實踐中存在哪些問題
鎮、村組織管理服務的缺位。集中表現在對農戶土地流轉行為的規范和管理方面：（1）村級幹部法律素質較低。很多村幹部對土地承包法律法規一知半解，對國家政策掌握不全，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農戶自己的事，村裡不必管。（2）很多地方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發放不到位。土地二輪承包時，各村為解決歷史上遺留的欠繳經費問題、計生問題，而將農戶的證書扣留不發，有的村因農戶相互之間存在矛盾也將矛盾戶的證書暫且扣留後又忘了發放。這些情況在各鎮、村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具體案件的審理中發現，沒有發放承包經營權證書的農戶進行的承包經營權流轉，比已經發放證書的流轉產生糾紛的概率要高得多，而有一方農戶持有證書的糾紛比雙方均無證書的糾紛處理起來難度也相對較小。
❷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❸ 農村常見的法律問題
《農村常見法律問題》是一本任大鵬編制，由知識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的書籍。內
本套工具書針對容「148」法律咨詢服務工作的需要和特點，採用問答式的編寫本例和便於檢索的分類方式，在大量收集、分析「148」受理咨詢的基礎上，篩選出數千個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法律問題，作出准確、全面的解析答疑。本套書分為《農村常見法律問題》、《公民與行政管理》、《公民與刑事犯罪》四個專輯，是「148」值班服務人員的必備工具書，也適合其他法律工作者和公民使用。
❹ 誰有關於農村法律方面的畢業論文
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作者：盧明威
內容提要：
歷史傳統與教育因素導致農民缺乏法律意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如何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事關大局。現有農村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機構制度性缺失。從成本效益看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將其作為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
農村法治 法律援助 鄉鎮司法所
由於歷史原因，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政治參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是中國改革的試驗起點，但到今天，在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經濟建設等方面等問題已經凸現，無法滿足國家法治與現代化的需要。從上世紀末開始，「三農」問題就已成為政府高層的「心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見仁見智，但農村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它是農村各方面建設的基礎，並決定了農村發展可持續性和依法治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本文擬從農村社會法治狀況及各種組織對農民權利的影響論述農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一．農民法律意識及其影響因素
影響農村法治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內在因素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它是農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念、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對廣大農民而言，法律意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他們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為，能否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在因素則指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是否依法辦事，能否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對農民心理的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傳承作用，而法律意識的內在因素有歷史傳統、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農村歷史傳統中，農民行為的指導思想是「禮治」多於「法治」，並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法律意識。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j中國傳統社會中充滿著王權至上、權大於法，倫理至上、情大於法的與現代法治相矛盾的禮法觀，強調德禮教化而忽視法治，強調家庭團體而忽視個人權益。「宗法制度在兩重意義上塑造了中國農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過血緣連結的人情，把國家法律的強制、習慣法的自然約束和道德法庭的社會監督有機地統一為一體，使用權其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紗下面，農民自動解除了作為獨立個體即自由民的可能，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以個體名義爭訟的自主性。」k習慣中農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或糾紛，往往是請聲望較高的長者以人情、禮俗來調解和緩和從而保持秩序的穩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讓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地區，這種意識仍決定著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對農民的傳統法律思想產生了一定沖擊。自1986年開始，我國全民普法已歷經「一五」、「二五」、「三五」三個階段17年時間。第一階段以公民的法律啟蒙為主，對農民而言填補了法律常識的空白。不可否認，普法教育在提高社會整體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廣大民眾普遍承認了法律在國家和社會中應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對廣大農民重情禮輕法紀的傳統法律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由於缺乏對受眾的細分和濃厚的行政主導性，使得普法效果在農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幾年前在某地進行基層司法調查時看到一本發給或是要求農民購買的，由該省司法廳編印的「農村普法讀本」。讀本匯編的第一部法律是《憲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當競爭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職人員必須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東「從總體上看，普法教育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在普法教育中強調普法重點的多，強調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檢查落實少，形式單調缺乏吸引力。特別是對某些偏遠農村來說，普法教育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些地區甚至從沒有開展過。」m對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普法活動應該是第一階段，然而受限於農民文化程度瓶頸，缺乏對農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過場的行為影響了普法效果。
二．農民權利保護機構的制度性缺失
對農民權利產生影響的農村社會組織有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調解委員會等。
從歷史角度看，解放前農村處於相對封閉獨立的境地，血緣性與地域性相互結合使宗族保持了對農民的相對強大的控制。建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沖擊了農村的基本組織和控制手段，國家權力得以滲透到農村基層，但這種沖擊是以行政權力擴大化來進行，農民對這種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關系是基於對強力行政權的服懾而非內心的需要和自覺認同。更為消極的是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極端左側行為使農民加深了權大於法的觀念。從現實的一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治的強大慣性至今使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仍更多依靠行政權力來解決而不是在這過程中強調依照法律處理問題，它留給農民的印象是權力的強大而不是法律的神聖：廣西南寧市所屬農村生產基本實現了小機械化，是廣西農村較為發達的地區。今年3月，城北區一鄉村部分村民以圍牆圈地企圖繼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處理該事件的鄉司法員和另一工作人員因與該部分村民有親戚關系，初期偏袒其主張。但現已取得使用權和其他交通嚴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認為解放後這些土地已經處理，使用權已變更，強行拆除圍牆導致發生群架的劇烈沖突，鄉政府最後不得不強令拆除圍牆，恢復原狀。對法律的無知要求繼承地主土地的主張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農民極低的法律意識，但鄉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反復使我們看到提高鄉鎮基層工作人員法律素質與提高農民意識同樣緊迫。其實我國法律對這類問題已有明確規定，適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問題的批復和《民法通則》關於財產權和相鄰權的規定就可得到解決。但鄉政府工作人員並未明示其決定的法律依據，當事人只知政府的決定不得不服從，卻無從知悉法理依據。n在一份對山東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中有66%的人認為我國目前是權大於法。o現實中一些基層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機關公職人員法律意識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農村法治氛圍嚴重不足，農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習慣。
在涉及農民權益維護的社會組織中，村委會是一個特殊的主體，一方面它是農民自己選舉，代表著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特殊的基層政權組織，客觀上肩負著一些諸如計劃生育、稅費徵收、秩序維護等責任。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鄉政村治後行政權力在農村受到壓縮，村委會的一些權力讓渡給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過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能調控型組織，權力與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導致權威的喪失。在經濟貧困地區，村委會沒有多少剩餘索取權，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進入村委會，致使基層組織渙散，機構不健全，幹部大量流失，後繼乏人，甚至有的村組織名存實亡。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集體擁有相對豐富的財產，村委會有一定的管理職權，也就有較多的剩餘索取權，在村委會選舉中候選人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現操縱選舉的非正常現象。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貧困地區，村委會正處於由原來以集體所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政權組織過渡到村民自治組織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法律不健全、規范不到位，社會體制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發生斷裂，國家法律、方針政策難以得到貫徹執行。農村基層組織的弱化一方面導致宗族勢力復甦，一方面使村委會失去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後可能成為危害農民利益的新威脅。
宗族勢力由同血緣的同姓家庭擴展而成，建立在血緣認同基礎上。改革開放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宗族利益一般並不重要。但如今農民在經營上不再依賴集體組織和基層政權，宗族成員間的相互依靠重新變得重要，導致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廣東湛江市公安局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鄉鎮基層能夠當村委會主任或村長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個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頭族老鼓動、威逼村民選舉「爛仔」當村長，成為該村黑惡勢力的操縱者。p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村民之間因祖墳、山林、土地許可權之間的糾紛不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訴諸武力。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往往是農民沖突不經法律途徑解決，發生大規模械鬥的地方。廣東省湛江市自改革開放至1987年，共發生宗族械鬥1300多次，吳川市僅2000年1月至高無8月共發生群體性沖突39起。q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會選舉受到宗族勢力的影響，但在村委會選舉規則進入鄉村社會後，宗族力量對選舉的影響並非都是負面影響，它可以成為村委會選舉法的動員力量，在參與選舉中摒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並在選舉博弈中形成競爭、妥協、寬容等民主品格，同時村委會授權來源的改變使村委會幹部由眼睛向上變成向下，使村委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已任。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糾紛，村委會正處於轉型時期，選舉中的一些問題使其尚未成為新的保護機制。如果國家不能杜絕基層政權行政執法中傷農坑農問題，不能及時為農民糾紛提供法律幫助必然會影響法律在農村社會中權威的樹立。
習慣上農民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村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現行《憲法》第111條、《民事訴訟法》第16條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中有相關規定。村民調解委員會根據法律、政策和社會公德，通過說服、教育、疏導等方法化解了許多民間糾紛。但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其缺陷也非常明顯。一是調解委員會委員缺乏法律知識，二是因基層法院履行各種審判職能，工作繁重，幾個鄉鎮才設一個派出法庭，很難對散落農村中的調解組織進行指導，造成調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為指導而非以法律為依據，缺乏統一的標准，往往達成協議後一方反悔難以執行，造成調解組織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調委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糾紛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特點，農民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沖突加劇，可調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引下，村委會、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對農民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如果說農民之間的利益紛爭可以通過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等傳統途徑來解決，而當行政性質的權力介入糾紛時，這些傳統途徑就會變得無能為力：村委會、鄉鎮政府對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庫、集體企業的承包權的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徵用、拆遷中對農民權利的侵害等。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識無法尋求幫助，或因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無法得到應有的幫助而處於被動地位。在失去了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協會後，如今的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無法肩負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何況法律援助應該是國家對貧者弱者所負有的一種責任，民間機構往往因經費、人員、機制等因素而力不從心，在為農民提供法律救濟方面存在機構缺失的制度性問題，為社會秩序的動盪留下了隱患，以下事例可見一斑：2002年11月29日，廣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證港口至防城航道暢通，減少港池淤積」為由，通告責令全部一千多養殖戶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將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帶淺海養殖設施全部自行拆除。這些養殖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使用該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證，其海產以三年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後投養，尚需一年到收獲期，而該市已無其他淺灘可以移殖，此時拆除損失巨大。同年12月9日養殖戶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遞交《關於要求延期拆除西灣養殖設施的報告》 ，請示政府體察困難待該批海產品收成後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組織300多民工，兩百多公檢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強行拆除養殖設施，導致全體養殖戶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又被公安人員驅趕。為此，眾多養殖戶通過各種渠道申訴上訪。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設施後卻又停止了拆除行動，在設施已被拆除的養殖戶中有的損失將近四十萬元，東拼西湊借貸而來的財產毀於一旦。被拆的怨聲載道，未被拆的暗自慶幸，可見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對農民利益，對政府形象，對法律尊嚴的巨大損害。r回顧整個事件，且不論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養殖戶在法律上的孤立無援顯而易見。由於缺乏組織，他們沒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由於缺乏法律知識，他們不知行政復議應向市政府的上一級即自治區政府提起；由於海域爭議案件是復議前置，不經復議他們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更沒有法律援助機構給予任何幫助。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農民法律援助的機制進行檢討。
三．對現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機構選擇
法律援助定位於為那些由於經濟狀況貧困，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而不能進行訴訟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其權利得以實現的一種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為了保證貧者和弱者能夠行使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規定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法院可以或應當為當事人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沒有有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在涉農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農民法律意識未得到顯著提高時，現有規定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如果農民沒有法定的可尋求較低費用或免費法律幫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實保障農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無法實現農村法治的目標。因此，建立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作為法律援助機構應具備一些必備條件：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有較高法律知識水平的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費保障。縱觀我國各種組織，滿足上述條件的機構並不少，有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門、司法廳局、律師事務所和法科大學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於它們各自的性質或地位、布局、運行機制、輻射力等因素，作為農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當代中國社會，在縣這一級，公檢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較完備的體系，但到了鄉這一級就有了一些變化。s在鄉一級許多機關只有少數的派出機構。況且，法院作為一種裁判機構它的特點是地位中立，對雙方當事人都要保持適當距離。如果由法院來充當法律援助機構，會造成法官先為當事人從法律上設計一個較為安全的訴訟安排然後再行裁判的印象，從法理上看這是不當甚至應該禁止的，也與法官的司法職業道德相沖突。檢察院因為工作職責的規定，鄉一級沒有檢察系統的工作人員，即使設立檢察所也是為了調查、監督的方便。總體上檢察院和公安系統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農村大量的日常糾紛的司法解決關系不大。換言之，檢察院與公安系統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農民權益沖突已超出了這一范圍，檢察、公安機關顯然不適合作為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
至於各級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大都設立在縣級以上，也是遠鄉村，無法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由於律師事務所的營利性質，農民往往無法或是不願支付律師費用，要求一種營利機構長期法定地負擔起公益性質的工作也不切實際。而法科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從性質上最適合承擔這一任務，但這些機構往往都地處大中城市，布局和經費問題使其無法肩負起為廣大農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中，最適宜擔任農民法援機構的就是鄉鎮司法所。
四．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規范法律援助運行
司法所是設置於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司法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司法助理員則是基層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神經末稍。在我國農村，大部分的鄉鎮不是設立了司法所就是在鄉鎮政府中設置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可以說鄉村司法所覆蓋面廣，根扎農村，熟悉農民經常面臨的法律問題，而且可以作出較快的反應，能夠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適合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早在1995年2月，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辦法，給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今年要把這項工作正式提上議程，充分論證，抓緊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快建立起來。」11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設立在鄉鎮司法所之內，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是切實可行的。
一方面農民迫切需要法制宣傳，只要工作有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都會樂意接受；另一方面，從黨政部門來說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參謀以實現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村。一些鄉鎮領導也認識到司法所就象農村衛生院那樣不可缺少，一個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一個緩解了農民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目標，客觀上為農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鄉鎮司法所建設成農民法律援助機構和現實與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鄉鎮司法所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顯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負擔，必須加強建設力度。一是要得到黨政領導的重視，一是要提高隊伍的素質。現實中有的鄉鎮司法員是兼職從事，專職司法助理員中很多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缺乏人員編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樣化，對開展基層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就要積極推進鄉鎮司法所的建設。
首先，要加強司法所的組織建設。鄉鎮司法所要發揮作用必須要身份合法，機構的立戶和列編問題是關鍵。機構列入鄉鎮政府管理系列有利於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鄉鎮工作規劃，促使鄉鎮領導將其作為一項工作職責，有利於理順管理指導和改善辦公條件及工作經費的解決，同時便於在法援工作中協調各個部門。其次，要加大對鄉鎮司法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培訓，提高全心全意的整體水平和業務能力，通過吸收法律專業畢業生等途徑來壯大法援隊伍。最後，要明確鄉鎮司法所有關法律援助的職責和制度建設。司法所作為政府機構系列之一，其本職工作是指導村民調解委員會，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進行法制宣傳及刑釋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如果將其作為法援機構，它要負責免費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提供能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解決方案，及作為農民的代理人進行維權行動。這就必須處理好與現存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與律師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相對應，鄉鎮司法服務所主要在農村為農民進行服務。到19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了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近3萬5千多個（其中至少3萬2千個是鄉鎮所），法律工作者近11萬5千人（其中有10萬多人是鄉鎮法律工作者）12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工作性質與律師相類似，獨立於政府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但在許多鄉鎮，法律服務機構就在司法所下設立,人員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順法援機構與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農民在尋求法律援助時很可能被以各種理由推到法律服務所進行有償服務，法律援助就會有名無實，司法所就變成法律服務機構的「掮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要明確法律服務所的獨立性，要求其與司法所進行「脫鉤」；同時制定完善的制度，對於符合援助條件的不得推諉，也不得要求農民到法律服務所尋求幫助，進行援助工作的定崗、定人、定責、定目標，建立工作責任制和監督投訴機制。
其次，要明確法律援助的范圍和程序。范圍應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農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農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放寬援助條件；有的人擔心法律援助成為所有人的免費午餐導致無理纏訟，其實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為了得到更優質的法律服務會選擇聘請律師等方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因為這一擔心而使大部分農民支付較高的維權成本或失去維權機會。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權力，鄉鎮司法所援助機構可以完成農民的法律要求，但當行政權不當運作侵害農民權益時，鄉鎮司法所出於行政級別和當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適合作為援助機構。這時應建立某種制度要求律師介入。司法所作為援助機構的便利之處是其上級主管部門縣司法局負責對律師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司法局、法院有權指派律師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務。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要求基層司法所在發現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機關時，應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請求指派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務，使當事人得到更優質的服務。
五．結語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無論貧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加速農村發展和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
❺ 大一社會實踐：當地居民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的調查
關於順德區城鎮居民法制觀念的調查與思考
關於順德區城鎮居民法制觀念的調查與思考
順德區綜治辦 順德區人民檢察院專題組
摘 要：本文首先對關於「城鎮居民法制觀念」的問卷調查進行說明，簡要分析了順德區城鎮居民法制觀念的現狀及原因，指出居民的法制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及基層的民主法制水平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村（居）幹部隊伍依法行政的意識有待於加強，農村的法律服務與支持系統缺乏，等等。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加強該區城鎮居民法制觀念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居民法制觀念 現狀 原因 建議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歷史任務，也是一項惠及廣大農民群眾的民心工程。加強農村法制建設是鞏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成果和保障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關鍵所在；是強化農業基礎地位，實施農業宏觀調控的必然選擇。因此，在扎實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偉大進程中，如何進一步加強城鎮居民的法制觀念，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直是各級各部門關注的熱點問題。為充分了解我區城鎮居民法制觀念的相關情況，確保工作的針對性，最近，區綜治辦和區人民檢察院組成聯合專題組，通過問卷調查、與部分鄉鎮（街道）及居委會領導座談、與居民交談等方式，對我區「城鎮居民法制觀念」進行了調查。
一、關於「城鎮居民法制觀念」的問卷調查
（一）調查的基本情況
1、調查時間：2006年8月20日開始到11月28日結束。
2、調查范圍：僅在我區各鄉鎮（街道）及其轄下各村、居委會開展。
3、調查對象：包括公務員、經商、務農、務工及從事其他職業的有關人員。共調查了412人。調查對象具體如下表：
4、調查形式：採用了問卷調查的形式。
5、問卷回收情況此：次調查共發出問卷500張，有效回收412張，回收率為82.40%。
（二）對調查問卷的回答情況
我們將這次的調查問卷分為基本情況調查及法律常識調查兩部分，現將各部分的回答情況簡要分析如下：
1、基本情況調查
（1）在對通過哪種途徑了解有關法律政策方面知識的問題上，各職業人員選擇情況如下表（可多選，單位：%）
依上圖所示，在各從業人員的回答中，絕大多數人選擇了「看電視」、「讀書刊報紙」作為自己了解有關法律政策方面知識的途徑，分別占總調查人數的72.57%、82.52%。而選擇「觀看有關案件的審判」、「 通過政府部門主導的普法活動，如『五四普法』等」的人員相對較少，僅分別占總調查人員39.56%、41.99%。還有2.43%的調查人員選擇了「其他」項，並註明是通過「上網了解有關法律知識」。可見，我區城鎮居民學法的自覺性較高。
（2）在對通過哪種途徑解決有關法律疑問問題上，各職業人員選擇情況如下表（可多選，單位：%）
如上圖所示，在各從業人員的回答中，占絕大多數的人員（占總調查人數的75.24%）選擇了「到相關政府部門詢問」，公務員、經商、務農、務工及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員作該選項的分別佔80.00%、71.79%、70.59%、78.85%、81.08%。34.95%、41.75%的調查人員分別選擇了「自己翻看有關法律方面的書籍」、「到律師事務所咨詢」。此外，7.04%的調查人員選擇了「其他途徑」，主要是通過「網上查詢有關法律依據」、「咨詢懂法律的親朋好友」等途徑。
2、法律常識調查
在這一部分調查中，我們設置了8個單選題和3個多選題，內容包括正當防衛、過失犯罪、監護責任、義務教育、特殊侵權、近親結婚、房產權轉讓、贈與合同、公務員范圍、公民選舉權的資格、國家機關職權分工等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問題。
（1）在對8個單選題的選擇中，各職業人員選擇正確的比率如下表（單位：%）
從總的情況來看，8項單選題中，調查人員對有關過失犯罪、義務教育、特殊侵權、近親結婚、房產權轉讓等問題的答對率較高，分別為95.15 %、98.79%、97.57%、99.27%、95. 63%；而對有關正當防衛、監護責任、贈與合同等問題的答對率較低，僅分別為58.50 %、60.92 %、66.02 %。
（2）在對3個多選題的選擇中，各職業人員全部選擇正確的比率如下表（單位：%）
從上表中可見，各職業人員對有關公務員范圍、公民選舉權的資格、國家機關職權分工等問題的選擇中，全部選擇正確的比率普遍較低，分別為56.31 %、5.58%、16.99%，與基本情況中務農、務工人員學歷較低相對應的是，務農、務工人員的比率更低，務農人員分別為41.91 %、0.00%、17.65%，務工人員分別為56.73 %、2.88%、8.65%。
二、順德區城鎮居民法制觀念的現狀
通過近三個月的調查，了解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區居民的法制觀念有了較大的改變，主要表現在：
（一）居民學法用法的覺悟有所提高
近年來，隨著我區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區的深入，居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法律知識的重要性，因而學法用法的積極性和自覺性都有所提高。從我們調查問卷的統計結果可見，居民通過「看電視」、「讀書刊報紙」了解有關法律政策方面知識的所佔比例較高。當自己有法律疑問需要解決時，占總調查人數的75.24%會積極「到相關政府部門詢問」，34.95%的人會「自己翻看有關法律方面的書籍」。此外，7.04%的調查人員選擇了通過「網上查詢有關法律依據」、「咨詢懂法律的親朋好友」「等其他途徑」解決疑問。這些表明我區居民學法用法的積極性和自覺性較高。
（二）居民的法制水平有了較大提高
經過這次調查，我們發現我區居民的法制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通過問卷、座談、交流等形式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我區居民對婚姻法、房產土地管理法、義務教育、民法等方面的法律知識了解得較多。這些法律，一是因為其與居民的生活和生產聯系較緊，二是因為它們在我區被宣傳得較多，所以在居民心目中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三）基層的民主法制水平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近年來，我區堅持把依法治區工作放在基層、放在農村，穩步推進居民（村民）依法自治，通過開展居（村）委會直選工作、建立健全農村民主決策機制、村（社區）居民會議和村（社區）居民代表會議制度、村務公開機制、村（社區）財務開支審批制度、審計監督機制，以及引入第三方規范村（社區）級財務管理等等，逐步建立與完善了基層自治機制，從而提高了基層的民主法制水平。
同時，我們在調查中也了解到我區城鎮居民法制觀念建設也存在著諸多的不足。主要表現在：
（一）居民的法制水平仍有待於加強
如前所述，近幾年來，我區城鎮居民的法制觀念雖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與現代社會的要求相比，我區居民的法制水平仍有待於加強。我區居民雖對婚姻法、土地管理法、義務教育、民法等方面的法律知識有所了解，但對憲法、合同法、訴訟法、選舉法等一些比較重要的法律，及一些比較重要的地方法規的了解相對較少。如在問卷調查中，各人員對有關公民選舉權的資格、國家機關職權分工、監護責任、贈與合同等問題的選擇中，選擇正確的比率普遍較低。此外，部分居民對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整體法律意識仍有待於加強。有些居民即使認識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了，但對通過法律能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持否定態度，尤其是在「民告官」的案件中，有些居民認為「官官相護」，不相信通過法律能夠維護他們的合法利益。
（二）村（居）幹部隊伍依法行政的意識有待於加強
我區村（居）幹部有了一定的民主治村及依法治村意識，他們真心實意帶領和幫助群眾奔康致富，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愛戴與支持。但是，還有一些村（居）幹部仍保留以行政手段為主的工作方式，搞家長式管理；或者民主作風和法制觀念不強，亂作為或不作為；還有個別村（居）幹部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挪用集體資金、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虛報基塘整治面積騙取專項資金等等。這些現象雖然是少數，但侵害了群眾利益，破壞了黨和政府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進而影響了依法行政和民主治理社區工作的進程。
三、法制觀念不夠強的原因分析
（一）落後的歷史傳統禁錮
我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而廣大的農村地區則是封建統治的重災區。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民的民主觀念雖然有了較大的提高，但封建殘餘思想在農村地區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各種封建流毒沒有徹底地得到清除，農民群眾的民主思想和法制觀念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廣大的農民群眾還沒有徹底地掙脫封建思想的禁錮，沒有從封建殘余勢力的影響中真正地解放出來。
（二）文化背景的影響
不可否認，我區農村的教育發展還有待於加強，科學文化知識比較貧乏。而教育的落後使廣大農民群眾文化水平都比較低，無法對法律知識進行自主的學習和深入的研究，民主法治的思想無法通過知識這個渠道進入農民的頭腦。農村地區的文化欠發達，同時給了那些落後腐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思想以死灰復燃的條件，而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則往往被排除在農村的大門之外。
（三）「三農」問題的相關立法跟不上
隨著農村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涉及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法律問題越來越多，但事實上關於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法律法規卻較少，或已經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或者就是相關的法律之間相互矛盾，相互抵觸。而且目前還有許多涉及農村的問題的解決沒有法律依據，因此出現了不少涉農法律真空。與此對應的是農村的執法工作也存在不少的漏洞，如執法機構不健全、執法人員素質不高、司法腐敗、執行困難等等，這些問題也是導致農民法制觀念有待於進一步加強的重要原因。
四、加強順德區城鎮居民法制觀念的建議
（一）進一步提高對農村民主法制建設重要性的認識
使全社會特別是各級政府在思想上認識農村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性，是搞好農村民主法制工作的根本前提。我區必須將農村普法工作提高到事關農村長治久安、事關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的高度來認識。在推進農村各項工作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一手抓經濟，一手抓法制"，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經濟實力與民主法治同步發展，而不能有絲毫偏廢，也不能有任何動搖。要堅持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努力提高運用法律手段管理農村工作的水平。
（二）健全和完善適應農村改革和發展需求的法律制度
我區應通過有關法律途徑進一步加強農村的規范化工作，要把在農村改革和建設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以及已經成熟的經驗上升為地方規章，使農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同時應著手清理一些早已過時的、不符合農村地區各項工作發展現狀的法律法規，做到與時俱進，實事求是。另外還應注重吸收一定數量的農民進入我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使農民群眾能為自己立規章制度，使各種涉農制度能真正代表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保障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
（三）要對農村開展形式多樣的法制宣傳活動
在問卷調查中，僅41.99% 的調查人員選擇了「 通過政府部門主導的普法活動，如『五四普法』等」獲取法律知識。由此可見，我們要進一步在廣大農村中開展以政府為主導的形式多樣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在發揮標語、牆報、法制講座、法律咨詢、知識競賽、散發宣傳資料、舉辦圖片展等傳統方式作用的基礎上，利用普法網站和廣播電視新載體，面向居民直接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引導公民知法、守法、護法。同時，通過這種宣傳，使各種涉及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法律法規能盡快傳達到農民群眾之中，保證這些法律的作用能落到實處，真正發揮其作用。
（四）加強農村的法律服務，在各社區配備兼職法制副村長
加強農村的法律服務，為廣大農民群眾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是推進農村民主法制工作的必要舉措。我們可以在區綜合治理辦以及鄉鎮人民政府的統籌安排下，從公檢法司等部門選出一些精通法律且充滿工作熱情的工作人員，擔任各個村（居委會）兼職法制副村長，建立和健全農村法律咨詢和服務系統。每個村子配備法制副村長後，就可以解決廣大農民群眾法律咨詢難的問題，同時也使農村地區的法制化有了人才基礎。
（五）加快對我區新型農村幹部的培養，加強對農村幹部的管理與教育
在推進農村民主法制建設工作中，幹部問題是關鍵的因素，因此培養大批重民主、懂法律、能實實在在為農民服務的村級領導幹部顯得尤為重要。我區可從各級各類大專院校中選拔大批優秀大學畢業生直接到農村服務，這樣可以提高村級領導的領導水平、知識水平和民主法制水平。此外，有計劃地對原有農村幹部進行系統的民主法制教育，以保證農村民主法制工作的順利開展和各項工作的順利實施。
❻ 求一份關於加強我縣農村法律服務體系的建議的提案
您好。請看解答：
一、構建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是加強農村法律服務的客觀要求
所謂有效供給是指與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相適應的供給。當前，一方面農村法律服務需求日益增長；另一方面，農村法律服務的有效供給明顯不足，滿足不了農村各類組織和廣大農民群眾的需求。
(一)農村法律服務需求日益增長
當前，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村涉法問題和涉法矛盾大量增加，農村各類組織和廣大農民群眾對法律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
一是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帶動了農村法律服務需求的增長。農村經濟的發展，必然促進農村法律服務需求的增長，對傳統的法律服務制度和法律服務方式提出了嚴峻挑戰。特別是隨著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推進，廣大農民興辦了各種類型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迫切需要法律服務在規范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及其行為、保護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二是農村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帶動了農村法律服務需求的增長。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法制建設，涉及到大量的法律問題，迫切需要法律服務工作者引導和幫助農民群眾正確行使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引導和協助農村基層幹部運用法律手段管理基層事務、解決基層矛盾。
三是農民現代意識的逐漸增強帶動了農村法律服務需求的增長。隨著社會結構的調整和農村普法工作的深入，廣大農村地區特別是經濟比較發達的農村地區開始從封閉、半封閉型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化，農民的視野逐漸擴大，權利意識逐漸樹立，依法維權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也隨之逐漸增強。
(二)農村法律服務的有效供給明顯不足
一是農村法律服務資源匱乏，廣大農民普遍不能就近獲取法律服務。法律服務機構和人員集中在城市，城鄉法律服務資源配置不均衡，這是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共同現象。然而，由於我國城鄉經濟長期呈現二元結構，這種現象尤為突出。以我市為例，截至2007年4月底，我市律師數量雖然已達14200多人，居全國首位。但是絕大多數律師在城八區執業，只有375名律師在10個遠郊區縣執業，僅佔全市律師總數的2.6%。而且遠郊區縣的律師也基本集中在區縣政府所在地，真正在農村鄉鎮執業的律師可以說是屈指可數。
二是農村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廣大農民普遍承受不起市場化的法律服務。多數農民之所以不願意通過法律服務的途徑解決糾紛，法制觀念和依法維權的意識不強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並不是根本原因。法律服務費用高、農民經濟承受能力低才是問題的主要症結。
現代化法律服務體系在農村的建立，歸根結底取決於農村市場經濟的完善和農民收入的大幅提升。而這並不是短期能夠實現的。
此外，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的提出源於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責任。當前，農村法律服務需求日益增大與農村法律服務資源匱乏、農民對市場化的法律服務承受能力差的矛盾十分突出。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按照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堅持以政府為主導，廣泛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積極構建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建立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將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基本公共服務產品向農村傾斜，既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二、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的構建
構建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首先要明確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的概念。盡管公益法律服務是近幾年法律服務實踐中經常提到的一個用語，但目前尚未見到確切的法理定義。
筆者認為，公益法律服務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面向基層群眾的非經營性法律服務。與此相適應，農村公益法律服務就是以維護農村公共利益為宗旨、以農民和農民工為服務對象的非經營性法律服務。
（一）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目標和指導原則
筆者認為，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目標任務是：以政府為主導，以農村公益法律服務組織為骨幹，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努力建設結構合理、發展平衡、網路健全、運行有效、覆蓋整個農村地區的公益法律服務體系，以切實保障廣大農民群眾享有知曉法律常識、獲得基本法律服務的權益。
根據上述目標任務，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的構建應注重把握以下幾項原則：
1．政府主導原則。政府是基本社會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公益法律服務的性質決定了政府必須承擔對農村提供基本法律服務的責任。
2．滿足基本需求原則。公益法律服務畢竟是市場化法律服務的補充，應定位在滿足廣大農民群眾最基本的法律需求上，集中有限的資金和力量著重解決農村組織和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3．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原則。在推進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過程中，政府一方面要切實發揮主導作用，另一方面要組織動員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公益法律服務，努力實現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組織形式的多樣化和服務主體的多元化。
4．因地制宜原則。推進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建設要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不能搞「一刀切」、「齊步走」。
（二）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的服務主體
在公共領域，由任何單一的主體解決所有復雜、多樣、動態的公共問題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積極培育由政府部門、企業、第三部門和公民構成的多元化的服務主體，是構建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的首要任務。
2006年4月，我市開始在遠郊區縣進行組建農村公益法律服務機構的試點。經過一年多的實踐，在延慶、順義等試點區縣初步形成了以鄉鎮公益法律服務中心和村法律服務室為主體，法律援助機構、民間公益法律服務機構和其他法律服務機構（法律服務工作者）為補充的多元化的農村公益法律服務主體。
1．政府主導的公益性社區法律服務組織
在不斷完善市場化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同時，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都積極扶持專事公益法律服務的組織。英國的「公民咨詢局」、法國的「司法和法律之家」、日本的「鄰接法律服務機構」等都屬於這類機構。目前，我國的法律服務中介組織還不夠發達和成熟，單靠扶持和資助那些數量小、影響弱的民間公益法律服務組織遠遠滿足不了廣大農民群眾對公益法律服務的需求，必須建立一批由政府主導和扶持的公益性社區法律服務組織，並促使其發展成為農村公益法律服務的骨幹力量。鄉鎮公益法律服務中心是我市探索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組建的公益性社區法律服務組織，是政府在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市鄉鎮公益法律服務中心有「延慶模式」和「順義模式」兩種典型：
——「延慶模式」。2006年11月，延慶縣在全市率先建立了13個不佔用行政、事業編制的鄉鎮公益法律服務中心。除東部山區3個鄉鎮因法律服務需求量比較少、依託相鄰鄉鎮公益法律服務中心開展業務外，其他鄉鎮都做到了「一鎮（鄉）一中心」。各中心由2至3名向社會公開招聘的公益法律服務工作者組成，招聘人員以具有大專以上法律專業學歷的社會待業人員為主，以公檢法司退休人員為輔。公益法律服務中心的主要職責是：為農村組織和農民群眾提供免費法律咨詢服務，調解農村矛盾糾紛，擔任鄉鎮和村集體的法律顧問，免費代理鄉鎮政府、村集體和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訴訟業務及非訴訟業務，免費代理特定范圍的農民民事和經濟糾紛案件等。
——「順義模式」。2006年12月，順義區在全區18個鎮全部建立了集人民調解、法制宣傳、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詢服務於一體的鎮級法律服務中心。各中心由1至2名向社會公開招聘的專職調解員（多數系本區法律專業本科或大專畢業生，少數為政法系統退休人員）作為固定服務人員，由一名專職律師和一名法官作為流動服務人員。中心的律師由各鎮政府聘任的法律顧問兼任，法官則由順義區法院4個派出法庭進行指派。
鎮級法律服務中心的主要職責：擔任鎮政府的法律顧問，調解農村矛盾糾紛，開展法制宣傳，免費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協助辦理涉農法律援助案件。
2．政府扶持的群眾自治性社區公益法律服務組織
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社區自治組織以服務自我為宗旨而開展的公益法律活動，對推動整個社會公益法律服務事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調解組織這一群眾自治性組織在服務自我、服務社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把握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涉法性強的特點，充分發揮農村基層人民調解組織在法律服務和法制宣傳方面的作用，是推進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2006年下半年，我市總結推廣了大興區北臧村鎮諸葛營村等9個新農村建設試點村依託村級調解組織和文化大院建立法律服務室的經驗。截至2006年年底，全市500個新農村建設試點村均建立了法律服務室。2007年，我們又決定在全市1000個村和500個社區再建1500個法律服務室。此項工作列入了北京市政府2007年為群眾辦實事項目。村法律服務室是依託村人民調解委員會設立、鄉鎮司法所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員和社會法律工作志願者共同參與的綜合法律服務機構，是司法行政職能向基層延伸的工作平台。其主要職責：一是開展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和法律咨詢，二是搜集和傳遞農村群眾的法律服務需求信息，不定期組織專業法律服務工作者到村裡為農民群眾提供法律服務。法律服務室工作人員由固定服務人員和流動服務人員組成。固定服務人員系村人民調解骨幹,為1至2人，流動服務人員由司法助理員、律師、離退休法官和法律工作志願者組成，定期深入村中開展工作。
3．民間自發公益法律服務組織和志願者
在一些發達國家，民間公益法律服務機構是公益法律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各種民間組織大量涌現，一些民間公益性法律服務機構也應運而生。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市有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法治進行時》免費法律咨詢熱線和徐滔法律服務網、「愛心導航」文化交流中心、「流動人口之家」網站、「小小鳥」打工者熱線、陸小亞青春熱線、北京婦女維權熱線、紅楓婦女熱線、美林凱反家庭暴力熱線等十幾家民間公益法律服務機構。此外，我市還有一大批熱心公益法制宣傳和法律服務的社會志願者。這些機構和志願者中有相當一部分的服務對象主要是農民和農民工，在構建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4．律師事務所和律師
律師是法律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律師業既具有有償性、競爭性的特點，也具有公益性的特徵。律師的職業屬性決定了律師有責任和義務承擔公益法律服務。近幾年，首都律師業積極投身公益法律服務，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在我市農村公益法律服務體系建設中，無論是鄉鎮公益法律服務中心還是村法律服務室，律師都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前面提到的北京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法治進行時》免費法律咨詢熱線和徐滔法律服務網，都是由律師創辦或依託律師創辦的。特別是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佟麗華律師，依託致誠律師事務所成立了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近二年已代理農民工訴訟維權案件近2000件，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5．政府部門及相關事業單位
政府部門及相關事業單位也是農村公益法律服務的重要主體之一。政府除了以購買服務的方式間接為農村提供基本法律服務之外，還通過實施法律援助和送法下鄉，直接為廣大農民提供公益法律服務。
除以上列舉的五類主體之外，農村公益法律服務的主體還包括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及其他為農村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務的組織和個人。上述服務主體在服務功能上互有區分，在服務內容上互相補充，在服務方式上各具特色，共同構成農村公益法律服務的組織體系。
❼ 根據法律規定,什麼服務是農村法律糾紛處理中的法律服務種類之一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農村發生的民事法律糾紛的救濟途徑主要版有三種:第一個是權由集體組織進行裁決或調解；第二種是由鄉鎮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人民調解；第三種是由鄉鎮基層法律服務所提供訴訟代理等基層法律服務。從題目的意思推測，問的應該是第三種情況，即基層法律服務。
❽ 關於農村法律問題
中國的農村社會現代化程度還不發達，法制現代化也剛剛起步，而法律援助是一個新生的事物，必將有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們肯定法律援助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必須看到農村中法律觀念在某種程度上來縛法律援助的進程。表現在大部分人安分守已，逆來順受的思想。特別是那些弱勢群體，當自已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知自已如何去做，採取怎樣的方法，以致被動的去忍受，去接受。不採取主動措施去維護自已的權益，般都忍氣吞聲。隨著農村外出打工族的增多，農村「空巢家庭」越來越多，成千上萬的留守青少年背負著沉重的家庭和心理負擔，無法享受正常的親情關愛和有效的家庭監護，處於安全少保障、權益受侵害的無序狀態，留守青少年犯罪頻發，已成為影響農村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農村房屋拆遷補償問題也越來越引起各方面的關注，農村土地法律問題是一座四周圍牆、尚待探幽的城堡。那麼，城堡的第一面牆，是農民的法律地位問題，第二面牆是農地權利結構的配置，第三面牆是農地權利的運行體系，而最後一面牆則是農地權利的救濟問題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合理設計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落腳點，然而目前農村土地法律制度存在著嚴重的法律缺位。立法建議，希望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政策為農民土地權益提供法律、制度保障。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的法律問題
國家已確定將用五年左右時間基本完成明晰產權、承包到戶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並要求盡快建立健全產權交易平台，加快林地、林木流轉制度建設，完善林木採伐管理制度隨著法制建設的不斷進步完善，我國婦女權益保護的制度也逐漸趨於完善，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實施，婦女維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尤其是農村婦女維權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現象在一定人群和領域中仍時有發生，加之數千年的「男尊女卑」、「夫權至上」、「父權至上」等的影響，使得社會甚至於婦女對自己權益的保護都處於消極狀態。從審判實踐和部分調查反映的情況看，農村婦女教育問題、家庭權利問題、土地承包權利問題等有幾個問題值得思考。
❾ 農村法律問題的論文該怎麼寫呀不知道從何處著手。
給你些建議或者可入手的方面：農村婚姻現狀、教育、犯罪預防、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計劃生育政策……
好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