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法律服務

『壹』 戴胄犯顏執法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赦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幾，

聖上認為兵部郎中戴胄為人忠心清廉公正正直，提拔為大理寺少卿一職。聖上因內為候選人大都容對自己的做官資歷造假，下令他們自首，不自首的人判處死刑。沒過多久，有偽造做官資歷的人被發現了，聖上想殺他。戴胄上奏說：「按照法律應當流放。」聖上憤怒地說：「你想遵守法律而讓我說話不算話嗎？」戴胄回答說：「下令的人只是因為一時的喜怒，而法律是國家用來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陛下因為憤怒候選人的作假，所以想要殺他，然而既然已經知道不可以這樣，交由法律處理，這正是忍耐小的憤怒保存大的信用。」聖上說：「你能夠執行法律，我還有什麼可擔憂的呢？」戴胄這一次觸犯聖顏而堅持執行法律，言辭像泉涌一樣，聖上都聽從他的，天底下沒有被冤枉的人了。

這是我自己翻譯的，可能有點小問題，但大意就是這樣的

『貳』 大理大學的法律與經管學院的男女比例

經管院一般都是男多女少，學校的經管院都是美女如雲啊，學經管益處很多喔。。。。
男女比例三比一 一對情侶一對基

『叄』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中,民眾應如何監督和約束政府

約束的作用至少目前是體現不出來的。 這也是「我們不是法制國家」最重要的一個論據： 我們在法律存在的情況下，還有單獨的行政處罰。

這個是結構上的問題。 從理論來說，民眾如果能夠監督和約束政府 ，那麼就實現了民主。可是您所探討的問題是結果，並非原因。 我的意思是，現在形成民主的原因有缺陷，或者是。。沒有。

結構是決定結果的，如果結構不對，後期進行調整,那麼實現的結果（民主監督）都是有缺陷的。因為沒有能體現出法律的平等性。給你個例子：
就這段時間比較熱鬧的大理唐代文物「龍首關遺址」被毀事件。處罰結果是：
「5月12日，大理市召開市委常委會和市政府常務會議研究決定，對施工單位山東通達路橋工程有限公司的違法行為給予20萬元的處罰;給予大理市交通局局長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給予大理市交通局黨委書記黨內警告、行政記過處分，給予大理市文化局局長行政記過處分，責成大理市交通局和文化局領導班子寫書面檢查，並在全市通報;對大理市政府分管領導按干管許可權及有關規定給予處分。」

你看，這就會造成，某些人可以「放手」去做。即使出事，也只是行政是出現的錯誤，並不會被法律所制約。那如果是按破壞文物的法律規定 ，至少是5年以上的牢獄之災。 那官 民權利生來就不同，本來官員就是凌駕於法律的，這樣的法律結構就產生了不平等。

一旦出現法律的不平等，那麼，法律就不可能實現，為所有人服務，同時制約所有人的功效。只能變成 為部分人服務，同時制約部分人。那麼就沒有辦法真的監督和約束了

『肆』 中國古代行政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伍』 翻譯《舊唐書 戴胄傳》 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

貞觀元年,戴胄任大理寺少卿。當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曾經被傳召，沒有解除佩刀版進入東上閣。尚權書右僕射封德彝，認為守門校尉沒有察覺，其罪應當處死；長孫無忌誤將佩刀帶進去，責罰二十斤銅。皇上同意了。戴胄反駁說：「校尉沒有察覺和無忌帶刀進入，都是失誤啊。臣子對於君王，不能夠以失誤為借口，法律上說：『供奉君王湯葯、飲食、舟船，有所失誤沒有按照法令的人，都處死刑。』陛下如果考慮到長孫無忌過去的功勞，（不加治罪，）那就不是司法部門該管的事了；如果按照法律處理，罰銅並不恰當。」太宗說：「法律，不是我一個人的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啊，怎麼能夠因為無忌是皇親國戚，就要屈法順情從輕處理他呢」責令重新定議。德彝仍然執行原來的判決，太宗將要同意這個判決。戴胄又說：「校尉是因為無忌的失誤才獲罪的，按照法律，他的罪過應當比無忌要輕。若論失誤，他們的情形是一樣的，可是一生一死，輕重懸殊。我冒昧地堅持自己原來的請求。」太宗贊許他，終於免除校尉死刑.
1.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臣子對於君王，不能夠以失誤為借口
2.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怎麼能夠因為無忌是皇親國戚，就要屈法順情從輕處理他呢
嚴格執法,剛正無私

『陸』 擢為大理少卿中為什麼意思

上①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②為大理少卿。
字詞解釋：①上：指唐太宗。②擢：提升。
古文翻譯：聖上認為兵部郎中戴胄為人忠心清廉公正正直，提拔為大理寺少卿一職。

出自《戴胄犯顏執法》
原文：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赦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眹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眹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翻譯：聖上認為兵部郎中戴胄為人忠心清廉公正正直，提拔為大理寺少卿一職。聖上因為候選人大都對自己的做官資歷造假，下令他們自首，不自首的人判處死刑。沒過多久，有偽造做官資歷的人被發現了，聖上想殺他。戴胄上奏說：「按照法律應當流放。」聖上憤怒地說：「你想遵守法律而讓我說話不算話嗎？」戴胄回答說：「下令的人只是因為一時的喜怒，而法律是國家用來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陛下因為憤怒候選人的作假，所以想要殺他，然而既然已經知道不可以這樣，交由法律處理，這正是忍耐小的憤怒保存大的信用。」聖上說：「你能夠執行法律，我還有什麼可擔憂的呢？」戴胄這一次觸犯聖顏而堅持執行法律，言辭像泉涌一樣，聖上都聽從他的，天底下沒有被冤枉的人了。

當過李世民宰相的王珪對戴胄有一個評價，認為戴胄在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處理復雜困難的問題，諸事都料理的有條不紊）方面有突出的才幹，這一評價受到了包括當時李世民在內的諸多大臣的一致肯定，事實證明，戴胄不負此評。

他字玄胤，相州安陽人，《舊唐書》說他性貞正，有干局，明習律令，尤曉文薄。隋朝大業年間，任門下錄事，後又在越王楊侗處任給事郎。王世充想自稱為帝時，他勸阻王讓他效忠隋朝，王不聽，把他排擠出去，讓他任鄭州長史，鎮守虎牢。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率領大軍攻克虎牢，俘獲戴胄，李世民知道他的賢名，就把他留在身邊，引為秦王府士曹參軍。李世民即位後，任命戴胄為兵部郎中，封爵武昌縣男。

貞觀元年，大理寺少卿一職暫缺，李世民認為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如戴胄者。（《大唐新語》卷四執法第七）就這樣，公正執法的戴胄被李世民親自點將，走馬上任。上任伊始，他就幹了一件漂亮的活兒，使李世民對他刮目相看。
由於李世民立國不久，許多大臣往往不自覺的忘了規矩，當時的吏部尚書、從小就與李世民一起玩兒大的長孫無忌，無意間犯了一件大錯事。在一次被李世民召見時，他匆匆上殿，竟然忘了解下自己的佩刀，更加麻煩的是，當時負責監督此事的監門校尉也沒有發現，沒有制止。當他們站在李世民面前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發現了這個問題，他上奏李世民說，監門校尉沒有發現是失職行為，應當處死；長孫無忌誤帶佩刀入宮，判處徒刑兩年，罰銅20斤贖罪。

李世民准備採納這個建議，戴胄卻反駁道：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刀入內，都是一時疏忽所致。臣子對於皇帝，不能稱過失。按照刑律說供奉御用湯葯、飲食、舟船，發生差錯不合乎制度的，都要處死。陛下如果考慮到他的功勞，那就不是司法機關所能議定的；如果依據法律，那麼罰銅就不恰當。李世民說：法律不是我一個人的法律，是國家的法律。怎麼能夠因為長孫無忌是皇親國戚，就要曲解法律呢？下令重新擬定處理意見。

封德彝堅持最初的意見，李世民又動搖了，准備聽從。戴胄又上奏反駁：校尉因為長孫無忌而造成犯罪，按照法律罪行應當減輕。如果論起他們的過失，那麼犯罪情節相同，但卻一生一死，量刑的差別太大，我冒死堅決請求皇上考慮我的建議。李世民終於接受了他的建議，赦免了校尉的死刑。

貞觀元年正月，朝廷盛開選舉，大力選拔人才。一些人趁機對自己的做官資歷造假，李世民知道後，下令他們自首，否則，以後查出來要判處死刑。這時候，一個任徐州司戶參軍叫柳雄的人，偽造在隋官資被發現了，李世民想把他殺掉。戴胄根據法律判處他流放。李世民非常憤怒，說道：我下令不自首者處死，你卻判其流刑，這不是向天下顯示我說話不算數嗎？你想要賣法嗎？戴胄說：您如果是馬上殺了那個人，臣是管不了的；既然交付大理寺處理，臣不能違背法律。李世民又說道：你只關遵守法律，難道讓我說話失信嗎？

戴胄回答：法律，是國家用來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說出的話，只是當時憑喜怒發出來的罷了！陛下一時發怒，想要殺死他。已經知道不能這樣，交由法律處理，這正是忍耐小的憤怒而保持大的信用。臣私下替陛下珍惜這一點。李世民終於醒悟了，說道：我執行法律有失，先生您能夠加以糾正，我還有什麼可值得擔憂的呢？戴胄的這次抗辯，開創了唐代的一個先例，皇帝說過的話，如果不符合法律，最後要以法律為准繩來裁斷。這是很了不起的的法律
至上的思想，可惜的是，後來都是權大於法了。

史書上說，戴胄經常就像這次一樣犯顏執法，不斷的推翻李世民一時氣惱作出的決定，經過他的手處理的案子，從來就沒有冤枉的。這一年（貞觀元年），戴胄被升任為尚書右丞，不久改任尚書左丞。

『柒』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歷代行政法規

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