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

① 法律工作者是律師嗎

法律事務所的法律工作者並不算是律師，但根據司法部頒布的《法律工作者管理條例》，執有省一級司法行政部門頒發《法律工作者執業證》，法律工作者是可以接受委託，辦理除刑事及涉外海事民商案件以外的絕大多數案件，基本上可以行使律師的職能。
一般情況下，法官是不會駁回當事人授權給法律工作者的委託的，除非以下幾個原因：
1、案件超出了法律工作者可辦理的范圍，例如涉及了刑事范疇等；
2、他的執業證過了年審期而未年審或被注銷了；
3、委託書中寫明他的身份為「律師」。

鑒於此，建議你找法官了解清楚，為什麼他不能代理，如果確實是案件或他本人超出了許可權范圍，則你可以要求該所退款並解除委託，另行委託他們辦理。如果因為該法律事務所的無權代理的過錯給你造成損失，你可以要求賠償。

② 具有湖北省財政廳頒發檢查證的工心人員有代理訴訟資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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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在司法局官方網站查找律師事務所沒有是不是假的

摘要 《律師法》規定：律師是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沒有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的人員，不得以律師名義執業，不得為牟取經濟利益從事訴訟代理或者辯護業務。也就是說，只有持有《律師執業證》的人員才是律師，有律師資格證或法律職業資格證或企業法律顧問證或法律服務工作者證或法律人員從業證等證件者都不是律師。

④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⑤ 2021基層法律工作者報考條件是什麼

以湖南為例，2021年基層法律工作者考試報考條件如下：

（1）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2）高等學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具備高等學校非法律專業本科及以上學歷並獲得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

（3）具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道德品行；

（4）具有湖南省戶籍或經常居住地在湖南省內。

(5)湖北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擴展閱讀：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第六條申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二)高等學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參加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組織的考試合格；

（三）品行良好；

（四）身體健康；

（五) 在基層法律服務所實習滿一年，但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職業經歷的除外。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自治縣（旗），國務院審批確定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西部地區省、自治區、直轄市所轄縣，可以將前款第二項規定的學歷專業條件放寬為高等學校法律專業專科畢業，或者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並具有法律專業知識。

⑥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⑦ 怎樣取得法律工作者資格證書

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發放由市級司法行政機關負責，證書領取一般只能考生自取，一律不得代領，也不支持證書郵寄，因特殊情況不能在規定時間內領取的，考生需要與申請地司法局聯系。

法律中業資格證書領取注意事項：

1、法律職業資格證書一律不得代領。因特殊情況不能在規定時間內領取的，請與申請地司法局聯系。

2、法考證書領取時須攜帶考生本人身份證原件。

3、法律職業資格證書領取時須進行初始備案，請注意與申請地司法局核對。

4、法律職業資格證書領取地點在法律職業資格申請地司法局

5、現役軍人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到申請地司法局領取。

6、港、澳、台籍申請人的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將由司法部統一組織頒發，具體事宜另行公告。

1、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證書，可以通過申請、考試或考核的方式取得。
2、《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第5條第2款規定：「具備律師資格、公證員資格或者企業法律顧問資格的人員，也可以申請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據此，具備律師資格、公證員資格或者企業法律顧問資格的人員，可以直接申請取得基層法律工作者資格。
3、《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符合下列條件的人員，可以經考試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
(一)擁護憲法，遵守法律，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二)具有高中或者中等專業以上的學歷；
(三)品行良好；
(四)身體健康。」
本條是關於可以通過考試的方式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的規定。
4、《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一)、(三)、(四)項條件，能夠專職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的下列人員，可以申請按考核程序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
(一)具有高等院校法學本科以上學歷的；
(二)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從事審判、檢察業務，司法行政業務工作或者人大、政府法制工作已滿五年的。」
本條規定中通過考核的方式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的具體條件。

⑧ 律師和法律工作者有什麼差別

二者的相同點是，都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員，但二者的區別卻是相當大的。
區別之一，二者產生和存在的法律基礎不同。律師的產生和其執業的基礎，是根據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規定.法律工作者的產生和其執業的基礎，是根據行政規章《關於鄉鎮法律法務所的暫行規定》(現為《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工作者管理辦法》)的規定。也就是說，法律服務所和法律工作者的設定是沒有法律基礎的。
區別之二，二者執業的准人不同。要想做律師，必須先參加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取得律師職業資格。從2002年起，要想做律師，必須先取得法律職業資格。而做基層法律工作者，就沒有這樣的准入程序，只要你想做並得到司法行政部門的同意就行。
區別之三，二者執業的法律水平或者說是法律知識的含量不同。做律師，首先得是法律本科畢業，才有報名參加考試的資格。參加考試，不是一般人就可以成就理想、如願以償的。就以2002年的考試為例，全國報名參加考試的人有38萬之多，但因此而獲得資格的人只是報考人數的百分之六點多有資格做律師的人，其知識含量的程度有多少，我這里不說，你也會猜想了。而做法律工作者，只要具備高中文化就可以了。
區別之四，二者服務的范圍不同。律師的服務范圍十分廣泛，凡是社會生活中用得上律師的事務，律師都可以發揮作用。而法律工作者的服務范圍僅限於從事簡單的民事類代理事務，他們不具備從事刑事類代理和辯護業務。
區別之五，二者執業的地域不同。在全國范圍類，律師執業不受地域限制，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律師也有一定的執業空間。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受地域范圍限制，根據司法部對行政規章《鄉鎮法律法務業務工作細則》的解釋，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現在廣東\上海\北京等發達地方已經不允許法律工作者出庭參加.
區別之六，二者體現的社會價值不同。律師作為一種職業，是世界各法制國家的同類設定，律師的社會作用，國際條約《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1990)》有系統的揭示，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員提供的法律服務」。因此，有人說：「沒有律師就沒有司法公正」。法律工作者的職業設定，只是中國的現象，不是國際上通常的做法，因此也就沒有「沒有法律工作者就沒有司法公正」的說法。
區別之七，二者的歷史使命不同。律師是法制國家的產物，與法制國家同發展，共存亡。法律工作者只是為解決鄉鎮聘請律師難的現狀而暫時的措施，司法部早在2002年，就要求大中城市的法律工作者，淡出訴訟領域，可見，法律工作者作為一種臨時制度，意味著將要完成其歷史使命。
相對於我國其他地方來說，要區別哪是律師、哪是法律工作者，其難度比較大.現就我們的法律服務市場做一個比較和分析，以幫助大家鑒別真偽。
一是從執照上進行鑒別。律師的執業執照是紅色的,象結婚證,內頁紙張上對光可發現有水印。基層法律工作者是工作證是綠顏色.象離婚證.內頁紙張上對光可發現沒有水印。
二是從招牌上進行鑒別。律師執業的場所是律師事務所，其招牌是「行政區名稱+字型大小+律師事務所」。法律工作者執業的場所是法律服務所，其招牌應當是「x x縣x x(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所的招牌很少是按照要求製作的，到處懸掛的是「湖北x x x法律事務所」，比律師事務所的招牌要張揚得多了。
三是從服裝上進行鑒別。根據規定，律師只有在出庭的時候，才會著律師袍，平時的著裝是大眾化的，有時可見左胸前的別有象西服商標樣的金色徽章，仔細看可發現上有「中國律師」字樣，那就是律師徽章。而平時著有「司法」臂章，象警察服裝顏色的制服的，可能就是「鄉鎮(基層)法律工作者」了。
有人也許會問，在我們這，還有許多的社會人員也在幫人打「官司」，這又是怎麼回事?
在我們國家，根據三大訴訟法的規定，其他公民經人民法院同意，是可以為當事人代理民事類案件和參與刑事案件的辯護的，但有嚴格的限制。限制之一是要經人民法院同意。限制之二，是不得收取任何報酬，冒充律師者由公安機關處以以5000元以內的罰款。非冒充律師而收取報酬者，由司法行政機關責令停止非法執業，沒收非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限制之三是在刑事辯護案件中，可以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的人只能是被告人的親友。

⑨ 湖北德衡信法律服務中心是否可以立案

不可以的；只有抄公安機關才可襲以立案的。

依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七十五條規定：公安機關接受案件後，經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且屬於自己管轄的，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予以立案。

認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或者具有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情形的，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不予立案。對有控告人的案件，決定不予立案的，公安機關應當製作不予立案通知書，並在三日以內送達控告人。

(9)湖北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擴展閱讀：

立案的相關要求規定：

1、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應當立案而立案，提出糾正意見的，公安機關應當進行調查核實，並將有關情況回復人民檢察院。

2、人民檢察院通知公安機關立案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收到通知書後十五日以內立案，並將立案決定書復印件送達人民檢察院。

⑩ 湖北省法律援助條例的內容

（2011年8月3日湖北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5次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加強和規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經濟困難公民和其他符合法定條件的公民獲得法律服務和幫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社會建設，根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省行政區域內的法律援助活動，適用本條例。
本條例所稱法律援助，是指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在司法行政部門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服務機構或者法律服務人員，依法為經濟困難公民和其他符合法定條件的公民,無償提供法律咨詢、代理、刑事辯護等法律服務的活動。
法律服務機構包括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所、公證機構、司法鑒定機構等。
法律服務人員包括法律援助專職律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公證員、司法鑒定人和法律援助志願者。
受援人，是指依法獲得法律援助的公民。
第三條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法律援助作為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建立健全覆蓋城鄉的法律援助服務體系，加強法律援助隊伍建設；按照政府統一領導、部門配合、各負其責的原則，建立完善法律援助工作協調機制和目標管理責任制；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逐步增加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第四條 省財政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設立法律援助專項補助資金，扶持農村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開展法律援助。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通過設立法律援助專項資金，多渠道籌集吸收社會捐助資金和社會公益資金，鼓勵企業事業單位、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為法律援助事業提供捐助。
法律援助經費以及相關專項資金應當專款專用，經費使用情況接受財政、審計等部門的監督，並向社會公示。
第五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監督管理本行政區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機構具體負責受理、審查法律援助申請，指派法律服務機構或者法律服務人員為符合條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並對其開展法律援助活動進行指導和監督。
第六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以及公安、財政、民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衛生、工商行政管理、質量技術監督、信訪等國家機關，根據各自職責做好有關法律援助工作。
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以及社區、村（居）民委員會應當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機構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並為轄區內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提供幫助。
第七條 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等社會團體應當結合工作實際，為相關群體提供有關的法律服務。法律援助機構應當予以支持和幫助。
鼓勵、支持高等院校、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依法開展法律服務活動。鼓勵、支持具有法律職業資格和法律專業知識、法律工作經驗的人員參與法律援助活動。
第八條 各級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部門應當加強法律援助制度宣傳，普及法律援助知識，提高公民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和能力。
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網路等公眾媒體應當將法律援助作為公益性宣傳的重要內容，為法律援助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第九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司法行政部門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表彰獎勵。
第二章 法律援助范圍
第十條 公民對下列事項需要代理，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一）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
（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請求發給撫恤金、救助金的；
（四）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
（五）請求支付勞動報酬和維護其他勞動保障權益的；
（六）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或者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產生民事權益的；
（七）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遺棄主張民事權益的；
（八）因交通事故、工傷事故、醫療損害、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產品質量以及農業生產資料等造成人身損害或者財產損失請求賠償的；
（九）國家和省規定的其他事項。
市州、縣人民政府根據本地實際，可以對前款規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項作出補充規定。
第十一條 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公訴案件中的被告人、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以及自訴案件中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或者委託訴訟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第十二條 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第十三條 公民經濟困難的標准，按照受理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所在縣（市、區）公布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1.5倍以內執行。
申請人因遭遇自然災害等因素造成臨時性經濟困難的，其經濟困難標准由法律援助機構參照前款規定，根據實際情況認定。
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遺棄主張民事權益，申請法律援助的，其經濟困難標准以申請人的個人經濟困難狀況為准。
第十四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信訪等國家機關以及法律服務機構在工作過程中，發現當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應當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第三章 法律援助申請和審查
第十五條 公民申請法律援助由本人或者其委託人直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確有困難的，也可採用電話申請、郵寄申請、網上申請以及由法律援助機構上門受理等方式。
採用電話申請、郵寄申請、網上申請等方式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作書面記載。作出提供法律援助決定後，應當通知申請人進行書面確認，並按規定補辦有關手續。
第十六條 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建立便民服務場所，開設申請法律援助服務窗口，完善無障礙配套服務設施，面向公眾公開申請法律援助的事項范圍、條件、程序、材料目錄以及監督投訴電話，方便公民申請法律援助。
第十七條 公民申請法律援助的事項屬於訴訟事項的，向審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屬於偵查或者審查起訴階段刑事案件的，向辦理案件的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
公民申請法律援助的事項屬於非訴訟法律事項的，可以向有權處理機關所在地、申請人住所地或者事項發生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
兩個以上法律援助機構都可以受理法律援助申請的，申請人可以向其中任何一個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申請人就同一事項向兩個以上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的，由最先收到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受理。
第十八條 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員申請法律援助的，可以通過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監獄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監獄收到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員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請後，應當在24小時內轉交有關法律援助機構。
第十九條 申請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提出申請。申請人沒有法定代理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不履行申請義務的，由其住所地村（居）民委員會或者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組織、人員代為提出申請。
第二十條 公民申請法律援助應當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證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證明，代理申請人還應當提交有代理權的證明；
（二）經濟困難證明；
（三）與申請法律援助事項有關的材料。
經濟困難證明由申請人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村（居）民委員會出具，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審核。經濟困難證明應當如實載明申請人家庭人口狀況、就業狀況、家庭財產、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二十一條 法律援助機構收到法律援助申請後，應當及時進行審查，並根據下列情形作出處理：
（一）對申請材料齊全、權利主張合法、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當場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決定；
（二）對申請材料不齊全的，應當一次性告知申請人作出補充或者說明；需要查證相關資料的，由法律援助機構予以查證；
（三）對涉及重大疑難事項或者其他特殊案件的，應當在5日內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決定；
（四）對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應當在5日內書面告知申請人並說明理由。
第二十二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機構可以直接認定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無須出具經濟困難證明，但應當出具相應證件或者證明材料：
（一）屬於農村五保供養對象的；
（二）正在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孤兒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難救助金的；
（三）在社會福利機構由政府供養的；
（四）無固定生活來源的城鎮零就業家庭，有特殊困難的殘疾人、老年人、患有重大疾病的人；
（五）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請求支付勞動報酬或者工傷賠償的；
（六）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或者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產生民事權益的。
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事後由申請人補交有關證明材料：
（一）申請人面臨重大人身或者財產損害危險的；
（二）申請事項法定期限即將屆滿的；
（三）有其他緊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第二十四條 申請人以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決定書為依據申請法律援助，且符合本條例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情形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直接給予法律援助。受援人以法律援助機構的法律援助決定書為依據申請司法救助的，人民法院應當直接給予司法救助。
第二十五條 申請人對法律援助機構作出不予法律援助的決定有異議的，可以自收到決定之日起15日內向主管該法律援助機構的司法行政部門申請復查，司法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復查申請之日起5日內進行復查。經復查認為申請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應當書面通知法律援助機構變更決定，及時向申請人提供法律援助，並告知申請人；認為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維持法律援助機構決定的，應當將理由書面告知申請人。
第四章 法律援助實施
第二十六條 法律援助一般採取下列方式：
（一）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
（二）刑事辯護、刑事代理；
（三）民事、行政訴訟代理；
（四）行政復議代理，勞動、人事爭議仲裁代理和其他非訴訟法律事務代理；
（五）公證援助和司法鑒定援助；
（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七條 由人民法院指定辯護的案件，人民法院在開庭10日前將指定辯護通知書和起訴書副本或者判決書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機構；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在收到指定辯護通知書等材料後及時指派法律服務人員，並在開庭3日前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八條 法律服務人員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時，憑法律援助公函查閱有關檔案資料，有關單位應當給予配合和協助，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應當免收相關查詢、咨詢、復制等費用。
第二十九條 法律服務人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向法律援助機構報告，法律援助機構經審查核實的，應當終止該項法律援助：
（一）以欺騙、隱瞞事實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申請獲得法律援助的；
（二）先行提供法律援助時，發現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
（三）受援人的經濟狀況發生變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
（四）案件終止審理或者已被撤銷的；
（五）受援人另行委託律師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六）受援人要求終止法律援助的；
（七）受援人隱瞞與法律援助案件有關的情況，不協助、不配合法律援助機構和法律服務人員，使法律援助工作難以繼續開展的。
終止法律援助的，應當書面告知受援人，並說明理由。受援人有異議的，可以按照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申請復查。第三十條 法律服務人員從事法律援助應當恪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依法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並不得實施下列行為：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拖延或者擅自終止實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財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
（三）對受援人隱瞞法律援助案件的進展情況；
（四）泄露當事人的隱私。
第三十一條 受援人有權向法律援助機構、法律服務機構或者法律服務人員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進展情況。法律服務人員沒有依法履行職責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換，法律援助機構經確認後應當另行安排法律服務人員提供法律援助。
受援人應當配合法律服務人員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如實向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務人員陳述與法律援助案件有關的情況，提供相關證據材料。
受援人在受援期間因經濟狀況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應當告知法律援助機構。
第三十二條 受援人申請仲裁、公證、司法鑒定的，有關仲裁機構、公證機構、司法鑒定機構應當依照有關規定減免相關費用。第三十三條 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務人員在案件結案時，應當及時向法律援助機構提交有關的法律文書、結案報告等材料。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及時審查，並根據審查和案件情況支付辦案補貼。
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門會同省財政部門，根據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辦案補貼標准可以根據需要進行調整。
第三十四條 司法行政部門及其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按照規范、便捷、效率的原則，完善法律援助受理、審批、指派、承辦等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務標准，提高法律援助的質量和效率。
建立健全各級法律援助機構以及法律援助機構與相關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互聯互通的法律援助信息平台，實現法律援助信息資源共享，暢通法律援助渠道。
第三十五條 司法行政部門應當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質量管理制度，制定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標准，開展法律援助質量監督、檢查和評估，並以適當方式定期將法律援助情況向社會公布，接受社會監督。
第五章 法律責任
第三十六條 違反本條例，法律、行政法規有處罰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三十七條 法律援助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以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為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人員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絕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人員提供法律援助的；
（二）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財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
（三）從事有償法律服務的；
（四）對受援人隱瞞法律援助案件進展情況的；
（五）泄露當事人隱私的；
（六）侵佔、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經費的。
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違法收取的財物，由司法行政部門責令退還；侵佔、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經費的，由司法行政部門責令追回。
第三十八條 律師事務所拒絕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1個月以上3個月以下。
律師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擅自終止法律援助案件或者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財物的，由司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退還違法收取的財物，可並處所收財物價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止執業1個月以上3個月以下。
第三十九條 對在法律援助中出具虛假經濟困難證明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部門對有關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警告，責令改正。
公民以隱瞞、欺騙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機構在終止法律援助後，應當向當事人追收相關法律援助費用。
第四十條 有關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以及仲裁機構、公證機構、司法鑒定機構，對法律援助事項，未按本條例規定減免相關費用的，由其主管部門責令改正，限期退還收取的費用。
第四十一條 司法行政部門、其他有關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未按照本條例規定履行相應職責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
第六章 附 則
第四十二條 本條例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