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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法律援助

發布時間: 2022-08-13 10:41:21

⑴ 我爸有家暴,離家出走七年又回來起訴我媽

你好,證明被家暴需要證據,包括出警記錄、報警記錄、醫學診斷證明書、證人證言等。問題關鍵在於你的母親是否同意離婚。
離婚有兩種方式,協議離婚和訴訟離婚。協議離婚要求雙方對離婚、子女撫養、財產分割都協商一致,有一項無法達成一致的只能通過訴訟解決。而如果對方存在法律規定的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家暴、虐待等過錯行為時,法院在判決時會按照照顧子女、女方和無過錯方權益的原則進行離婚財產分割。
民法典》中明確規定了5種情形,在離婚時無過錯方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分別是重婚、同居、家暴、虐待、遺棄家庭成員以及其他重大過錯。但如果雙方均有過錯情形的,就都不能請求了。
【法條】《民法典》第1091條: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一)重婚;
(二)與他人同居;
(三)實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
(五)有其他重大過錯。
《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第90條:夫妻雙方均有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條規定的過錯情形,一方或者雙方向對方提出離婚損害賠償請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⑵ 江山市司法局局長是誰

《中共江山市司法局黨組關於調整局領導工作分工的通知》

局機關各科室處、各司法所、各法律服務機構:
因人事變動和工作需要,經局班子研究決定,局領導工作分工調整如下:
局長毛慧卿:主持局全面工作。聯系辦公室、政治處。
黨組書記徐小明:主持局黨組工作,主管黨務、思想政治、黨風廉政、紀檢監察、機關效能、作風建設及局機關和下屬單位的黨建、團婦、老幹部、統戰等工作;協助局長抓好全局工作,側重抓好招商引資、項目謀劃、工作目標考核、依法行政、執法監督等工作。聯系監察室、法制科。
黨組成員、副局長夏江才:協助局長抓好裝備、政府采購、行政審批、政務公開、政務服務、律師、基層法律服務、法律援助、12348法律服務熱線、雙擁助殘、司法考試等工作。分管法律服務管理科、法律援助中心。
副局長劉建英:協助局長抓好社區矯正、歸正人員安置幫教、公證管理、法學會等工作。分管社區矯正科(含刑釋解教人員管理辦公室)、公證處。
黨組成員、副局長王慧達:協助局長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平安綜治、信訪維穩、安全生產、人民調解、法律服務中心、司法所建設、結對掛聯、人事、信息宣傳、財務、工會、愛國衛生、檔案管理等工作。分管宣教科(含依法治市辦公室)、基層科、調解指導科。
黨組成員、市紀委派駐司法局紀檢組組長余華勇:主持紀檢組工作,協助黨組書記抓好黨風廉政建設、紀檢監察、機關效能、作風建設等工作。
班子領導按照要求,要切實履行黨風廉政「一崗雙責」責任,抓好所分管業務線和科室的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落實。

中共江山市司法局黨組
2016年1月11日

⑶ 衢州市法律援助咨詢電話

法律分析: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法律援助中心

聯系電話:0570-4028082

浙江省衢州市龍游縣法律援助中心

聯系電話:0570-7211148

浙江省衢州市開化縣法律援助中心

聯系電話:0570-6010148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

第十條 公民對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項,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一)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

(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

(四)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

(五)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

(六)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對前款規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項作出補充規定。公民可以就本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的事項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咨詢

第十一條 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⑷ 我在萬盛江山城買房付了首付,由於628政策辦不下按揭,售樓部也不退錢,還要告我們違約,我該怎麼辦

直接起訴開發商吧,因為政策出台你是不可預見的,你沒有主觀違約。可以去住建部投訴一下。更重要的是買房是你就告訴開發商你按揭買房,不是全款,同時他們也知道賣房前審核你的購房資格,現在開發商也急,早晚要退你錢。

⑸ 法律援助,關於勞動糾紛!懇請高人幫忙!感激不盡!!!急

1.13個月的勞動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公司應該給繳納多少錢的
用人單位無故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其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的,可以加收【滯納金】。依據是勞動法100條
沈陽地區的標准要找當地勞動部門詢問確定,但是依法是公司要幫你補繳而不是摺合成現金給你,而公司是逾期不繳才交滯納金而不是罰款

2.加班超時1480小時同時加班天數超出102天公司應該給予什麼樣的補償
最新的工資支付暫行規定中國家關於職工每日工作是8小時,每周工作時間40小時的規定,每月制度工時天數為21.5天
如果超時則應當發加班費,並且超時不得超過規定的時限否則違法
如果不發加班費那也違法。用人單位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費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責令用人單位按應付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標准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依據是勞動合同法85條第3項
至於加班費的計算就不解釋了,勞動部門會幫你計算出來的

3.但是工作至今以上承諾從未曾兌現
請問是連勞動合同都沒簽訂嗎,如果是的話那麼
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第二個月開始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並與勞動者補訂書面勞動合同】。依據是勞動合同法82條和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6條

以上這些基本都是合理合法的要求,但是如果你沒有勞動合同的話就必須注意要收集你與單位有勞動關系的證據,比如有單位蓋章和你名字的任何文件資料、出門證、廠牌、工作服、工資折等來證明事實勞動關系的存在,否則仲裁會對你不利
希望對你有幫助吧,祝順利!

⑹ 自己的銀行卡拿給別人洗黑錢,然後本人把卡凍結了錢拿去花,要負法律責任

將銀行卡借給他人,首先違反了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銀行卡的管理規定,其次如果他們拿該卡洗錢或從事其他非法交易活動,你要承擔連帶責任。
備註:
1,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第五章第二十八條規定:個人申領銀行卡,應當向發卡銀行提供公安部門規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證件,經發卡銀行審查合格後,為其開立記名賬戶,銀行卡及其賬戶只限經發卡銀行批準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轉借。
2,客戶辦理銀行卡,就與銀行雙方形成了合同關系,這種合同關系是不具有轉移性的,所以客戶在沒有取得銀行同意的情況下,私自轉讓銀行卡,意味著將自己所應承擔的合同權利和義務進行了轉讓變更,既是違約行為也是無效行為。
3,按《刑法》、《銀行法》、《反洗錢法》中的相關規定,即便是在持卡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也需承擔連帶責任。

⑺ 誰有關於農村法律方面的畢業論文

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作者:盧明威
內容提要:
歷史傳統與教育因素導致農民缺乏法律意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如何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事關大局。現有農村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機構制度性缺失。從成本效益看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將其作為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
農村法治 法律援助 鄉鎮司法所

由於歷史原因,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政治參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是中國改革的試驗起點,但到今天,在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經濟建設等方面等問題已經凸現,無法滿足國家法治與現代化的需要。從上世紀末開始,「三農」問題就已成為政府高層的「心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見仁見智,但農村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它是農村各方面建設的基礎,並決定了農村發展可持續性和依法治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本文擬從農村社會法治狀況及各種組織對農民權利的影響論述農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一.農民法律意識及其影響因素
影響農村法治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內在因素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它是農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念、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對廣大農民而言,法律意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他們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為,能否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在因素則指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是否依法辦事,能否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對農民心理的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傳承作用,而法律意識的內在因素有歷史傳統、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農村歷史傳統中,農民行為的指導思想是「禮治」多於「法治」,並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法律意識。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j中國傳統社會中充滿著王權至上、權大於法,倫理至上、情大於法的與現代法治相矛盾的禮法觀,強調德禮教化而忽視法治,強調家庭團體而忽視個人權益。「宗法制度在兩重意義上塑造了中國農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過血緣連結的人情,把國家法律的強制、習慣法的自然約束和道德法庭的社會監督有機地統一為一體,使用權其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紗下面,農民自動解除了作為獨立個體即自由民的可能,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以個體名義爭訟的自主性。」k習慣中農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或糾紛,往往是請聲望較高的長者以人情、禮俗來調解和緩和從而保持秩序的穩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讓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地區,這種意識仍決定著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對農民的傳統法律思想產生了一定沖擊。自1986年開始,我國全民普法已歷經「一五」、「二五」、「三五」三個階段17年時間。第一階段以公民的法律啟蒙為主,對農民而言填補了法律常識的空白。不可否認,普法教育在提高社會整體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廣大民眾普遍承認了法律在國家和社會中應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對廣大農民重情禮輕法紀的傳統法律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由於缺乏對受眾的細分和濃厚的行政主導性,使得普法效果在農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幾年前在某地進行基層司法調查時看到一本發給或是要求農民購買的,由該省司法廳編印的「農村普法讀本」。讀本匯編的第一部法律是《憲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當競爭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職人員必須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東「從總體上看,普法教育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在普法教育中強調普法重點的多,強調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檢查落實少,形式單調缺乏吸引力。特別是對某些偏遠農村來說,普法教育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些地區甚至從沒有開展過。」m對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普法活動應該是第一階段,然而受限於農民文化程度瓶頸,缺乏對農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過場的行為影響了普法效果。

二.農民權利保護機構的制度性缺失
對農民權利產生影響的農村社會組織有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調解委員會等。
從歷史角度看,解放前農村處於相對封閉獨立的境地,血緣性與地域性相互結合使宗族保持了對農民的相對強大的控制。建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沖擊了農村的基本組織和控制手段,國家權力得以滲透到農村基層,但這種沖擊是以行政權力擴大化來進行,農民對這種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關系是基於對強力行政權的服懾而非內心的需要和自覺認同。更為消極的是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極端左側行為使農民加深了權大於法的觀念。從現實的一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治的強大慣性至今使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仍更多依靠行政權力來解決而不是在這過程中強調依照法律處理問題,它留給農民的印象是權力的強大而不是法律的神聖:廣西南寧市所屬農村生產基本實現了小機械化,是廣西農村較為發達的地區。今年3月,城北區一鄉村部分村民以圍牆圈地企圖繼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處理該事件的鄉司法員和另一工作人員因與該部分村民有親戚關系,初期偏袒其主張。但現已取得使用權和其他交通嚴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認為解放後這些土地已經處理,使用權已變更,強行拆除圍牆導致發生群架的劇烈沖突,鄉政府最後不得不強令拆除圍牆,恢復原狀。對法律的無知要求繼承地主土地的主張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農民極低的法律意識,但鄉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反復使我們看到提高鄉鎮基層工作人員法律素質與提高農民意識同樣緊迫。其實我國法律對這類問題已有明確規定,適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問題的批復和《民法通則》關於財產權和相鄰權的規定就可得到解決。但鄉政府工作人員並未明示其決定的法律依據,當事人只知政府的決定不得不服從,卻無從知悉法理依據。n在一份對山東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中有66%的人認為我國目前是權大於法。o現實中一些基層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機關公職人員法律意識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農村法治氛圍嚴重不足,農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習慣。
在涉及農民權益維護的社會組織中,村委會是一個特殊的主體,一方面它是農民自己選舉,代表著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特殊的基層政權組織,客觀上肩負著一些諸如計劃生育、稅費徵收、秩序維護等責任。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鄉政村治後行政權力在農村受到壓縮,村委會的一些權力讓渡給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過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能調控型組織,權力與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導致權威的喪失。在經濟貧困地區,村委會沒有多少剩餘索取權,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進入村委會,致使基層組織渙散,機構不健全,幹部大量流失,後繼乏人,甚至有的村組織名存實亡。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集體擁有相對豐富的財產,村委會有一定的管理職權,也就有較多的剩餘索取權,在村委會選舉中候選人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現操縱選舉的非正常現象。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貧困地區,村委會正處於由原來以集體所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政權組織過渡到村民自治組織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法律不健全、規范不到位,社會體制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發生斷裂,國家法律、方針政策難以得到貫徹執行。農村基層組織的弱化一方面導致宗族勢力復甦,一方面使村委會失去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後可能成為危害農民利益的新威脅。
宗族勢力由同血緣的同姓家庭擴展而成,建立在血緣認同基礎上。改革開放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宗族利益一般並不重要。但如今農民在經營上不再依賴集體組織和基層政權,宗族成員間的相互依靠重新變得重要,導致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廣東湛江市公安局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鄉鎮基層能夠當村委會主任或村長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個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頭族老鼓動、威逼村民選舉「爛仔」當村長,成為該村黑惡勢力的操縱者。p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村民之間因祖墳、山林、土地許可權之間的糾紛不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訴諸武力。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往往是農民沖突不經法律途徑解決,發生大規模械鬥的地方。廣東省湛江市自改革開放至1987年,共發生宗族械鬥1300多次,吳川市僅2000年1月至高無8月共發生群體性沖突39起。q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會選舉受到宗族勢力的影響,但在村委會選舉規則進入鄉村社會後,宗族力量對選舉的影響並非都是負面影響,它可以成為村委會選舉法的動員力量,在參與選舉中摒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並在選舉博弈中形成競爭、妥協、寬容等民主品格,同時村委會授權來源的改變使村委會幹部由眼睛向上變成向下,使村委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已任。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糾紛,村委會正處於轉型時期,選舉中的一些問題使其尚未成為新的保護機制。如果國家不能杜絕基層政權行政執法中傷農坑農問題,不能及時為農民糾紛提供法律幫助必然會影響法律在農村社會中權威的樹立。
習慣上農民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村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現行《憲法》第111條、《民事訴訟法》第16條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中有相關規定。村民調解委員會根據法律、政策和社會公德,通過說服、教育、疏導等方法化解了許多民間糾紛。但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其缺陷也非常明顯。一是調解委員會委員缺乏法律知識,二是因基層法院履行各種審判職能,工作繁重,幾個鄉鎮才設一個派出法庭,很難對散落農村中的調解組織進行指導,造成調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為指導而非以法律為依據,缺乏統一的標准,往往達成協議後一方反悔難以執行,造成調解組織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調委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糾紛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特點,農民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沖突加劇,可調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引下,村委會、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對農民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如果說農民之間的利益紛爭可以通過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等傳統途徑來解決,而當行政性質的權力介入糾紛時,這些傳統途徑就會變得無能為力:村委會、鄉鎮政府對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庫、集體企業的承包權的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徵用、拆遷中對農民權利的侵害等。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識無法尋求幫助,或因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無法得到應有的幫助而處於被動地位。在失去了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協會後,如今的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無法肩負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何況法律援助應該是國家對貧者弱者所負有的一種責任,民間機構往往因經費、人員、機制等因素而力不從心,在為農民提供法律救濟方面存在機構缺失的制度性問題,為社會秩序的動盪留下了隱患,以下事例可見一斑:2002年11月29日,廣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證港口至防城航道暢通,減少港池淤積」為由,通告責令全部一千多養殖戶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將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帶淺海養殖設施全部自行拆除。這些養殖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使用該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證,其海產以三年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後投養,尚需一年到收獲期,而該市已無其他淺灘可以移殖,此時拆除損失巨大。同年12月9日養殖戶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遞交《關於要求延期拆除西灣養殖設施的報告》 ,請示政府體察困難待該批海產品收成後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組織300多民工,兩百多公檢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強行拆除養殖設施,導致全體養殖戶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又被公安人員驅趕。為此,眾多養殖戶通過各種渠道申訴上訪。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設施後卻又停止了拆除行動,在設施已被拆除的養殖戶中有的損失將近四十萬元,東拼西湊借貸而來的財產毀於一旦。被拆的怨聲載道,未被拆的暗自慶幸,可見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對農民利益,對政府形象,對法律尊嚴的巨大損害。r回顧整個事件,且不論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養殖戶在法律上的孤立無援顯而易見。由於缺乏組織,他們沒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由於缺乏法律知識,他們不知行政復議應向市政府的上一級即自治區政府提起;由於海域爭議案件是復議前置,不經復議他們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更沒有法律援助機構給予任何幫助。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農民法律援助的機制進行檢討。

三.對現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機構選擇
法律援助定位於為那些由於經濟狀況貧困,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而不能進行訴訟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其權利得以實現的一種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為了保證貧者和弱者能夠行使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規定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法院可以或應當為當事人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沒有有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在涉農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農民法律意識未得到顯著提高時,現有規定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如果農民沒有法定的可尋求較低費用或免費法律幫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實保障農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無法實現農村法治的目標。因此,建立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作為法律援助機構應具備一些必備條件: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有較高法律知識水平的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費保障。縱觀我國各種組織,滿足上述條件的機構並不少,有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門、司法廳局、律師事務所和法科大學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於它們各自的性質或地位、布局、運行機制、輻射力等因素,作為農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當代中國社會,在縣這一級,公檢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較完備的體系,但到了鄉這一級就有了一些變化。s在鄉一級許多機關只有少數的派出機構。況且,法院作為一種裁判機構它的特點是地位中立,對雙方當事人都要保持適當距離。如果由法院來充當法律援助機構,會造成法官先為當事人從法律上設計一個較為安全的訴訟安排然後再行裁判的印象,從法理上看這是不當甚至應該禁止的,也與法官的司法職業道德相沖突。檢察院因為工作職責的規定,鄉一級沒有檢察系統的工作人員,即使設立檢察所也是為了調查、監督的方便。總體上檢察院和公安系統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農村大量的日常糾紛的司法解決關系不大。換言之,檢察院與公安系統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農民權益沖突已超出了這一范圍,檢察、公安機關顯然不適合作為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
至於各級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大都設立在縣級以上,也是遠鄉村,無法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由於律師事務所的營利性質,農民往往無法或是不願支付律師費用,要求一種營利機構長期法定地負擔起公益性質的工作也不切實際。而法科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從性質上最適合承擔這一任務,但這些機構往往都地處大中城市,布局和經費問題使其無法肩負起為廣大農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中,最適宜擔任農民法援機構的就是鄉鎮司法所。

四.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規范法律援助運行
司法所是設置於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司法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司法助理員則是基層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神經末稍。在我國農村,大部分的鄉鎮不是設立了司法所就是在鄉鎮政府中設置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可以說鄉村司法所覆蓋面廣,根扎農村,熟悉農民經常面臨的法律問題,而且可以作出較快的反應,能夠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適合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早在1995年2月,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辦法,給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今年要把這項工作正式提上議程,充分論證,抓緊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快建立起來。」11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設立在鄉鎮司法所之內,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是切實可行的。
一方面農民迫切需要法制宣傳,只要工作有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都會樂意接受;另一方面,從黨政部門來說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參謀以實現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村。一些鄉鎮領導也認識到司法所就象農村衛生院那樣不可缺少,一個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一個緩解了農民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目標,客觀上為農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鄉鎮司法所建設成農民法律援助機構和現實與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鄉鎮司法所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顯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負擔,必須加強建設力度。一是要得到黨政領導的重視,一是要提高隊伍的素質。現實中有的鄉鎮司法員是兼職從事,專職司法助理員中很多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缺乏人員編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樣化,對開展基層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就要積極推進鄉鎮司法所的建設。
首先,要加強司法所的組織建設。鄉鎮司法所要發揮作用必須要身份合法,機構的立戶和列編問題是關鍵。機構列入鄉鎮政府管理系列有利於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鄉鎮工作規劃,促使鄉鎮領導將其作為一項工作職責,有利於理順管理指導和改善辦公條件及工作經費的解決,同時便於在法援工作中協調各個部門。其次,要加大對鄉鎮司法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培訓,提高全心全意的整體水平和業務能力,通過吸收法律專業畢業生等途徑來壯大法援隊伍。最後,要明確鄉鎮司法所有關法律援助的職責和制度建設。司法所作為政府機構系列之一,其本職工作是指導村民調解委員會,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進行法制宣傳及刑釋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如果將其作為法援機構,它要負責免費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提供能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解決方案,及作為農民的代理人進行維權行動。這就必須處理好與現存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與律師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相對應,鄉鎮司法服務所主要在農村為農民進行服務。到19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了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近3萬5千多個(其中至少3萬2千個是鄉鎮所),法律工作者近11萬5千人(其中有10萬多人是鄉鎮法律工作者)12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工作性質與律師相類似,獨立於政府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但在許多鄉鎮,法律服務機構就在司法所下設立,人員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順法援機構與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農民在尋求法律援助時很可能被以各種理由推到法律服務所進行有償服務,法律援助就會有名無實,司法所就變成法律服務機構的「掮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要明確法律服務所的獨立性,要求其與司法所進行「脫鉤」;同時制定完善的制度,對於符合援助條件的不得推諉,也不得要求農民到法律服務所尋求幫助,進行援助工作的定崗、定人、定責、定目標,建立工作責任制和監督投訴機制。
其次,要明確法律援助的范圍和程序。范圍應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農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農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放寬援助條件;有的人擔心法律援助成為所有人的免費午餐導致無理纏訟,其實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為了得到更優質的法律服務會選擇聘請律師等方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因為這一擔心而使大部分農民支付較高的維權成本或失去維權機會。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權力,鄉鎮司法所援助機構可以完成農民的法律要求,但當行政權不當運作侵害農民權益時,鄉鎮司法所出於行政級別和當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適合作為援助機構。這時應建立某種制度要求律師介入。司法所作為援助機構的便利之處是其上級主管部門縣司法局負責對律師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司法局、法院有權指派律師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務。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要求基層司法所在發現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機關時,應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請求指派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務,使當事人得到更優質的服務。

五.結語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無論貧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加速農村發展和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

⑻ 小學生法制小詩歌

這里列舉三首詩歌,沒有詩名

1、小孩不滿十六歲,在外惹事又生非;

打罵索要損錢物,民事責任家長背。

學生在校校方管,學生在家家長擔;

半路途中有違法,學校家長都要管。

責任是否自己擔,民法通則有界限;

學生從小學美德,學校家長負主責。

各種法律不能違,違法受處失大悔;

學生時代多學法,走入社會是賢達。

(8)江山法律援助擴展閱讀

法制小故事:

身患殘疾的母親病重在床,父親是普通工人,年僅15歲的兒子小剛品學兼優,還是班幹部。家裡的困難小剛都看在眼裡,他非常清楚錢對於母親及整個家庭的重要。

暑假期間,街坊一在工讀學校就讀的孩子找到小剛,對他說有辦法能弄到錢,並向小剛保證,只要跟他一起混,一定可以發財。孝順的小剛動搖了,憧憬著「要是能弄到好多錢,就可以給我媽媽動手術了」。兩人一合計,目標鎖定在了小剛一個家裡很有錢的小學同學明明身上。

於是兩人借口找明明玩,由小剛敲開了明明的家門。兩個半大孩子進去後,在明明父母在場的情況下,鄰家孩子掏出事先准備好的菜刀,大聲宣布:「搶劫,把錢拿出來!」明明的父親將其制服,傻在當場的小剛也被送進了派出所。

警察叔叔勸告大家認真學習法律知識,要從小剛身上吸取教訓,認真學習法律知識,不要誤入歧途。

⑼ 江山最厲害的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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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案宗旨:勤懇敬業、高度負責,盡心盡力辦理每一個刑事案件,為當事人提供了高效的法律服務和辯護。
執業多年,非常熟悉各類型法律及公檢法機關內部的辦案流程,辦理了刑事辯護、婚姻家庭、合同糾紛、房產糾紛、債務糾紛等各類法律案件,能最大限度為當事人提供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
律師(lawyer)是指接受委託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訴訟代理或者辯護業務等法律服務的人員。
律師須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並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方可執業。按照工作性質劃分,律師可分為專職律師與兼職律師;按照業務范圍劃分,律師可分為民事律師、刑事律師和行政律師;按照服務對象和工作身份劃分,律師可分為社會律師、公司律師和公職律師。律師業務主要分為訴訟業務與非訴訟業務。
2021年8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法》,基層法律服務所負有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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