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制度論文

1. 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問題及政府對策論文答辯可能提哪些問題

如果你是法學本科生，答辯時候老師一般會抓你論文的格式問題，畢竟本科生也寫不出創新點。對策方面可能老師會說你的對策不具有操作性吧，大概。

2. 關於法律援助類碩士論文開題報告與法學文什麼題目好寫

在文章結束時，以全文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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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交待清楚，所以這種結尾方法又稱「畫龍點晴式」。

3. 誰有關於農村法律方面的畢業論文

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作者：盧明威
內容提要：
歷史傳統與教育因素導致農民缺乏法律意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如何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事關大局。現有農村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機構制度性缺失。從成本效益看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將其作為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
農村法治 法律援助 鄉鎮司法所

由於歷史原因，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政治參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是中國改革的試驗起點，但到今天，在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經濟建設等方面等問題已經凸現，無法滿足國家法治與現代化的需要。從上世紀末開始，「三農」問題就已成為政府高層的「心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見仁見智，但農村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它是農村各方面建設的基礎，並決定了農村發展可持續性和依法治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本文擬從農村社會法治狀況及各種組織對農民權利的影響論述農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一．農民法律意識及其影響因素
影響農村法治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內在因素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它是農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念、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對廣大農民而言，法律意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他們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為，能否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在因素則指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是否依法辦事，能否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對農民心理的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傳承作用，而法律意識的內在因素有歷史傳統、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農村歷史傳統中，農民行為的指導思想是「禮治」多於「法治」，並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法律意識。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j中國傳統社會中充滿著王權至上、權大於法，倫理至上、情大於法的與現代法治相矛盾的禮法觀，強調德禮教化而忽視法治，強調家庭團體而忽視個人權益。「宗法制度在兩重意義上塑造了中國農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過血緣連結的人情，把國家法律的強制、習慣法的自然約束和道德法庭的社會監督有機地統一為一體，使用權其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紗下面，農民自動解除了作為獨立個體即自由民的可能，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以個體名義爭訟的自主性。」k習慣中農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或糾紛，往往是請聲望較高的長者以人情、禮俗來調解和緩和從而保持秩序的穩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讓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地區，這種意識仍決定著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對農民的傳統法律思想產生了一定沖擊。自1986年開始，我國全民普法已歷經「一五」、「二五」、「三五」三個階段17年時間。第一階段以公民的法律啟蒙為主，對農民而言填補了法律常識的空白。不可否認，普法教育在提高社會整體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廣大民眾普遍承認了法律在國家和社會中應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對廣大農民重情禮輕法紀的傳統法律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由於缺乏對受眾的細分和濃厚的行政主導性，使得普法效果在農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幾年前在某地進行基層司法調查時看到一本發給或是要求農民購買的，由該省司法廳編印的「農村普法讀本」。讀本匯編的第一部法律是《憲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當競爭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職人員必須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東「從總體上看，普法教育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在普法教育中強調普法重點的多，強調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檢查落實少，形式單調缺乏吸引力。特別是對某些偏遠農村來說，普法教育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些地區甚至從沒有開展過。」m對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普法活動應該是第一階段，然而受限於農民文化程度瓶頸，缺乏對農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過場的行為影響了普法效果。

二．農民權利保護機構的制度性缺失
對農民權利產生影響的農村社會組織有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調解委員會等。
從歷史角度看，解放前農村處於相對封閉獨立的境地，血緣性與地域性相互結合使宗族保持了對農民的相對強大的控制。建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沖擊了農村的基本組織和控制手段，國家權力得以滲透到農村基層，但這種沖擊是以行政權力擴大化來進行，農民對這種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關系是基於對強力行政權的服懾而非內心的需要和自覺認同。更為消極的是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極端左側行為使農民加深了權大於法的觀念。從現實的一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治的強大慣性至今使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仍更多依靠行政權力來解決而不是在這過程中強調依照法律處理問題，它留給農民的印象是權力的強大而不是法律的神聖：廣西南寧市所屬農村生產基本實現了小機械化，是廣西農村較為發達的地區。今年3月，城北區一鄉村部分村民以圍牆圈地企圖繼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處理該事件的鄉司法員和另一工作人員因與該部分村民有親戚關系，初期偏袒其主張。但現已取得使用權和其他交通嚴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認為解放後這些土地已經處理，使用權已變更，強行拆除圍牆導致發生群架的劇烈沖突，鄉政府最後不得不強令拆除圍牆，恢復原狀。對法律的無知要求繼承地主土地的主張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農民極低的法律意識，但鄉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反復使我們看到提高鄉鎮基層工作人員法律素質與提高農民意識同樣緊迫。其實我國法律對這類問題已有明確規定，適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問題的批復和《民法通則》關於財產權和相鄰權的規定就可得到解決。但鄉政府工作人員並未明示其決定的法律依據，當事人只知政府的決定不得不服從，卻無從知悉法理依據。n在一份對山東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中有66%的人認為我國目前是權大於法。o現實中一些基層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機關公職人員法律意識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農村法治氛圍嚴重不足，農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習慣。
在涉及農民權益維護的社會組織中，村委會是一個特殊的主體，一方面它是農民自己選舉，代表著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特殊的基層政權組織，客觀上肩負著一些諸如計劃生育、稅費徵收、秩序維護等責任。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鄉政村治後行政權力在農村受到壓縮，村委會的一些權力讓渡給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過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能調控型組織，權力與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導致權威的喪失。在經濟貧困地區，村委會沒有多少剩餘索取權，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進入村委會，致使基層組織渙散，機構不健全，幹部大量流失，後繼乏人，甚至有的村組織名存實亡。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集體擁有相對豐富的財產，村委會有一定的管理職權，也就有較多的剩餘索取權，在村委會選舉中候選人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現操縱選舉的非正常現象。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貧困地區，村委會正處於由原來以集體所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政權組織過渡到村民自治組織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法律不健全、規范不到位，社會體制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發生斷裂，國家法律、方針政策難以得到貫徹執行。農村基層組織的弱化一方面導致宗族勢力復甦，一方面使村委會失去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後可能成為危害農民利益的新威脅。
宗族勢力由同血緣的同姓家庭擴展而成，建立在血緣認同基礎上。改革開放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宗族利益一般並不重要。但如今農民在經營上不再依賴集體組織和基層政權，宗族成員間的相互依靠重新變得重要，導致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廣東湛江市公安局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鄉鎮基層能夠當村委會主任或村長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個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頭族老鼓動、威逼村民選舉「爛仔」當村長，成為該村黑惡勢力的操縱者。p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村民之間因祖墳、山林、土地許可權之間的糾紛不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訴諸武力。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往往是農民沖突不經法律途徑解決，發生大規模械鬥的地方。廣東省湛江市自改革開放至1987年，共發生宗族械鬥1300多次，吳川市僅2000年1月至高無8月共發生群體性沖突39起。q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會選舉受到宗族勢力的影響，但在村委會選舉規則進入鄉村社會後，宗族力量對選舉的影響並非都是負面影響，它可以成為村委會選舉法的動員力量，在參與選舉中摒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並在選舉博弈中形成競爭、妥協、寬容等民主品格，同時村委會授權來源的改變使村委會幹部由眼睛向上變成向下，使村委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已任。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糾紛，村委會正處於轉型時期，選舉中的一些問題使其尚未成為新的保護機制。如果國家不能杜絕基層政權行政執法中傷農坑農問題，不能及時為農民糾紛提供法律幫助必然會影響法律在農村社會中權威的樹立。
習慣上農民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村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現行《憲法》第111條、《民事訴訟法》第16條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中有相關規定。村民調解委員會根據法律、政策和社會公德，通過說服、教育、疏導等方法化解了許多民間糾紛。但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其缺陷也非常明顯。一是調解委員會委員缺乏法律知識，二是因基層法院履行各種審判職能，工作繁重，幾個鄉鎮才設一個派出法庭，很難對散落農村中的調解組織進行指導，造成調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為指導而非以法律為依據，缺乏統一的標准，往往達成協議後一方反悔難以執行，造成調解組織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調委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糾紛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特點，農民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沖突加劇，可調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引下，村委會、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對農民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如果說農民之間的利益紛爭可以通過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等傳統途徑來解決，而當行政性質的權力介入糾紛時，這些傳統途徑就會變得無能為力：村委會、鄉鎮政府對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庫、集體企業的承包權的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徵用、拆遷中對農民權利的侵害等。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識無法尋求幫助，或因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無法得到應有的幫助而處於被動地位。在失去了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協會後，如今的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無法肩負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何況法律援助應該是國家對貧者弱者所負有的一種責任，民間機構往往因經費、人員、機制等因素而力不從心，在為農民提供法律救濟方面存在機構缺失的制度性問題，為社會秩序的動盪留下了隱患，以下事例可見一斑：2002年11月29日，廣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證港口至防城航道暢通，減少港池淤積」為由，通告責令全部一千多養殖戶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將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帶淺海養殖設施全部自行拆除。這些養殖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使用該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證，其海產以三年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後投養，尚需一年到收獲期，而該市已無其他淺灘可以移殖，此時拆除損失巨大。同年12月9日養殖戶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遞交《關於要求延期拆除西灣養殖設施的報告》 ，請示政府體察困難待該批海產品收成後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組織300多民工，兩百多公檢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強行拆除養殖設施，導致全體養殖戶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又被公安人員驅趕。為此，眾多養殖戶通過各種渠道申訴上訪。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設施後卻又停止了拆除行動，在設施已被拆除的養殖戶中有的損失將近四十萬元，東拼西湊借貸而來的財產毀於一旦。被拆的怨聲載道，未被拆的暗自慶幸，可見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對農民利益，對政府形象，對法律尊嚴的巨大損害。r回顧整個事件，且不論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養殖戶在法律上的孤立無援顯而易見。由於缺乏組織，他們沒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由於缺乏法律知識，他們不知行政復議應向市政府的上一級即自治區政府提起；由於海域爭議案件是復議前置，不經復議他們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更沒有法律援助機構給予任何幫助。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農民法律援助的機制進行檢討。

三．對現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機構選擇
法律援助定位於為那些由於經濟狀況貧困，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而不能進行訴訟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其權利得以實現的一種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為了保證貧者和弱者能夠行使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規定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法院可以或應當為當事人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沒有有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在涉農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農民法律意識未得到顯著提高時，現有規定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如果農民沒有法定的可尋求較低費用或免費法律幫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實保障農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無法實現農村法治的目標。因此，建立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作為法律援助機構應具備一些必備條件：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有較高法律知識水平的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費保障。縱觀我國各種組織，滿足上述條件的機構並不少，有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門、司法廳局、律師事務所和法科大學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於它們各自的性質或地位、布局、運行機制、輻射力等因素，作為農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當代中國社會，在縣這一級，公檢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較完備的體系，但到了鄉這一級就有了一些變化。s在鄉一級許多機關只有少數的派出機構。況且，法院作為一種裁判機構它的特點是地位中立，對雙方當事人都要保持適當距離。如果由法院來充當法律援助機構，會造成法官先為當事人從法律上設計一個較為安全的訴訟安排然後再行裁判的印象，從法理上看這是不當甚至應該禁止的，也與法官的司法職業道德相沖突。檢察院因為工作職責的規定，鄉一級沒有檢察系統的工作人員，即使設立檢察所也是為了調查、監督的方便。總體上檢察院和公安系統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農村大量的日常糾紛的司法解決關系不大。換言之，檢察院與公安系統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農民權益沖突已超出了這一范圍，檢察、公安機關顯然不適合作為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
至於各級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大都設立在縣級以上，也是遠鄉村，無法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由於律師事務所的營利性質，農民往往無法或是不願支付律師費用，要求一種營利機構長期法定地負擔起公益性質的工作也不切實際。而法科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從性質上最適合承擔這一任務，但這些機構往往都地處大中城市，布局和經費問題使其無法肩負起為廣大農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中，最適宜擔任農民法援機構的就是鄉鎮司法所。

四．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規范法律援助運行
司法所是設置於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司法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司法助理員則是基層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神經末稍。在我國農村，大部分的鄉鎮不是設立了司法所就是在鄉鎮政府中設置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可以說鄉村司法所覆蓋面廣，根扎農村，熟悉農民經常面臨的法律問題，而且可以作出較快的反應，能夠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適合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早在1995年2月，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辦法，給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今年要把這項工作正式提上議程，充分論證，抓緊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快建立起來。」11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設立在鄉鎮司法所之內，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是切實可行的。
一方面農民迫切需要法制宣傳，只要工作有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都會樂意接受；另一方面，從黨政部門來說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參謀以實現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村。一些鄉鎮領導也認識到司法所就象農村衛生院那樣不可缺少，一個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一個緩解了農民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目標，客觀上為農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鄉鎮司法所建設成農民法律援助機構和現實與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鄉鎮司法所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顯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負擔，必須加強建設力度。一是要得到黨政領導的重視，一是要提高隊伍的素質。現實中有的鄉鎮司法員是兼職從事，專職司法助理員中很多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缺乏人員編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樣化，對開展基層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就要積極推進鄉鎮司法所的建設。
首先，要加強司法所的組織建設。鄉鎮司法所要發揮作用必須要身份合法，機構的立戶和列編問題是關鍵。機構列入鄉鎮政府管理系列有利於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鄉鎮工作規劃，促使鄉鎮領導將其作為一項工作職責，有利於理順管理指導和改善辦公條件及工作經費的解決，同時便於在法援工作中協調各個部門。其次，要加大對鄉鎮司法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培訓，提高全心全意的整體水平和業務能力，通過吸收法律專業畢業生等途徑來壯大法援隊伍。最後，要明確鄉鎮司法所有關法律援助的職責和制度建設。司法所作為政府機構系列之一，其本職工作是指導村民調解委員會，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進行法制宣傳及刑釋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如果將其作為法援機構，它要負責免費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提供能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解決方案，及作為農民的代理人進行維權行動。這就必須處理好與現存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與律師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相對應，鄉鎮司法服務所主要在農村為農民進行服務。到19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了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近3萬5千多個（其中至少3萬2千個是鄉鎮所），法律工作者近11萬5千人（其中有10萬多人是鄉鎮法律工作者）12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工作性質與律師相類似，獨立於政府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但在許多鄉鎮，法律服務機構就在司法所下設立,人員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順法援機構與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農民在尋求法律援助時很可能被以各種理由推到法律服務所進行有償服務，法律援助就會有名無實，司法所就變成法律服務機構的「掮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要明確法律服務所的獨立性，要求其與司法所進行「脫鉤」；同時制定完善的制度，對於符合援助條件的不得推諉，也不得要求農民到法律服務所尋求幫助，進行援助工作的定崗、定人、定責、定目標，建立工作責任制和監督投訴機制。
其次，要明確法律援助的范圍和程序。范圍應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農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農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放寬援助條件；有的人擔心法律援助成為所有人的免費午餐導致無理纏訟，其實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為了得到更優質的法律服務會選擇聘請律師等方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因為這一擔心而使大部分農民支付較高的維權成本或失去維權機會。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權力，鄉鎮司法所援助機構可以完成農民的法律要求，但當行政權不當運作侵害農民權益時，鄉鎮司法所出於行政級別和當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適合作為援助機構。這時應建立某種制度要求律師介入。司法所作為援助機構的便利之處是其上級主管部門縣司法局負責對律師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司法局、法院有權指派律師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務。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要求基層司法所在發現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機關時，應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請求指派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務，使當事人得到更優質的服務。

五．結語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無論貧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加速農村發展和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

4. 求論述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開題報告和畢業論文

中國法律援助制度述評與展望日期：2009-03-02 00:25:22 點擊：0 好評：0 摘 要： 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回社會的一種法律保答障制度。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經過十年的醞釀和准備，終於以《法律援助條例》的頒布實施為標志正式確立。...www.wsdxs.cn/html/sifa/list_82_101.html

5. 求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論文

沒有完全符合你要求的，下面這個供你參考吧

我國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的廣泛存在，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探尋法律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問題，已經引起普遍的關注。這就需要我們思考更深的是如何探尋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法治化之路，建立杜絕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發生的長效機制，通過法律措施從源頭上預防和制止拖欠農民工工資。本文作如下探討：

一、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法治化之路的必要性

拖欠民工工資的問題一直不能得到根治，原因有多方面。我國實行城鄉隔離的二元戶籍制度、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行業違規操作、法律、法規不完善；執法部門監督不力；保障措施不到位；農民工自身法律意識不強等原因。而現行法律法規不完善，立法對拖欠工資行為缺乏強力制裁措施、執法部門監督不力和保障措施不到位是導致拖欠民工工資問題非常重要原因。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不僅在於損害了農民工本人的合法權益，影響到農民工家庭的生活。隨之而來的危害是，此類糾紛易引起農民工集體上訪和群體性事件發生；有的甚至導致了惡性案件的發生，嚴重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對社會治安構成潛在的危機。依法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關系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諧社會的建立。在以往農民工工資清欠行動中，主要採取的是行政手段，而僅依靠行政手段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頑症」，問題的徹底解決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充分運用法律手段是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根本途徑。

二、通過立法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

我國盡管通過行政手段為農民工清回數以億計的被拖欠工資，取得了一定效果，而立法相對滯後的現象應該引起反思。「有法可依」凸顯了立法在建構法治拖欠農民工工資方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事實上立法也的確一直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重心所在。我國立法對農民工工資的保護力度不夠，主要依據的仍是勞動主管部門的部門規章，雖然國務院有關部門先後下發了一些個文件、規范，現有待提高立法層次。目前，應將各地好的創新制度和規范性文件吸納為國家立法，通過立法加大對惡意拖欠工資者的懲治力度，運用立法手段建立長效機制，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從法律法規體繫上來遏制源頭的拖欠問題，為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提供法律保障。為此，應採取以下法律措施：

（一）制訂《勞動合同法》立法。由於農民工有其特殊性，用工單位和農民工一般不簽勞動合同，是導致頻頻發生拖欠農民工工資無法受到法律的保護的原因。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對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法律責任，未作明確有效的規定。因此，勞動監察部門在實際執法工作中由於沒有勞動合同依據，查處難度較大。為規范用工行為，嚴格勞動合同管理，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制定《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用工單位與農民工必須依法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並具體規定勞動合同的簽訂應具備勞動報酬及支付標准、支付形 式、支付時間、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等相關條款。

（二）修訂《建築法》的法律條文。解決建築業拖欠農民工工資頑症需要涉及修訂《建築法》。重點增加和修改以下條款：（1）制定「建設單位開工前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交納工資保障金」條款。規定在建設項目開工前，建設單位必須按工程中標價一定比例繳納農民工工資保障金，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管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監督使用。建設單位無法按時足額支付農民工工資，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有權從工資保障金中劃支，用於墊付拖欠的農民工工資。對於拒絕繳納保障金的建設單位，主管部門不批准其開工建設；已開工的項目，有權責令其暫停施工。制定在房地產開發項目中施行工資支付保障金條款，是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的有效法律保障。（2）規定「開發商與承包商承擔連帶擔保責任」條款。制訂以發包人工程擔保制度重點的擔保條款，要求開發商與承包商共同提供履約擔保函，雙方在拖欠民工工資范圍內共同承擔連帶責任。（3）制定「工程建設項目立項和審批聯動」條款。凡存在拖欠行為的單位在申請辦理立項、規劃、施工許可等手續時，欠款單位必須先結清欠款後，審批部門才給予辦理相關手續。對已完成開發建設項目有拖欠工程款的，不批准其新開發建設項目。並在資質年檢中予以降級，情節嚴重的注銷資質證書。（4）加大和細化法律責任處罰力度。現行的法律法規對拖欠工程款的行為缺乏處罰條款，難以有效制約拖欠行為。為加大對用人單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經濟處罰力度，加重用人單位因拖欠工資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應在《建築法》中法律責任部分增加對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的最高可處30萬元的罰款的規定。

（三）制定《工資支付條例》。按照國家的有關法律規定，工資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實行周、日、小時工資制的可按周、日、小時支付。根據這一規定，為「周薪制」的推行奠定了法律基礎。制定《工資支付條例》可以規定對農民民工工資改「月薪制」採取「周薪制」。並且，還應規定用人單位出現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情形時，給予嚴重懲罰性法律責任。制定《工資支付條例》是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有效法律措施。

（四）《刑法》將惡意拖欠工資確定為犯罪行為。對拖欠民工工資部分人認為是一個經濟現象，是屬於民事法律調整的范疇。但由於惡意欠薪現象屢屢發生，為打擊惡意欠薪，可以採用刑法手段，對企業惡意欠薪的問題作犯罪處理。在《刑法》中增加一條「惡意欠債罪」，規定企業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數額巨大、後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形的，對重大、惡性欠薪企業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嚴懲包括拖欠農民工工資在內的相關拖欠行為。如果認為目前制定新的罪名沒有必要，可以考慮將《刑法》中原有的侵佔罪進行合理的修改，在修改侵佔罪時也可以考慮並處罰金。通過《刑法》將惡意拖欠行為明確規定為犯罪行為，這對打擊遏制惡意欠薪現象起到很好的作用。

（五）加大地方性法規的立法力度。我國《立法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因此，符合規定的各地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本地區情況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規。制定建立企業欠薪報告或欠薪預警制度的具體辦法，將企業支付農民工工資情況作為評價企業勞動保障誠信等級的主要依據之一，配合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建立建築施工企業和從業人員失信懲戒機制，對少數嚴重或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建築施工企業，採取了清出當地建築市場的措施。制定相關的配套法律、法規，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工商登記、企業年檢等方面對用人單位拖欠工資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約，對長期拖欠工資的用人單位，可以暫緩企業年檢直至吊銷其營業執照。在施工企業和房地產開發企業資質年檢時，將是否拖欠農民工工資作為年檢條件之一。

三、執法保障有關法律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

行政執法部門執法力度不夠，執法手段不足，處理程序過長，直接影響拖欠農民工工作的執法效果。導致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欠薪逃匿的經營者得不到法律制裁，使得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更為普遍和嚴重。從法律上講對於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即使我國
逐步在立法上完善以後，關鍵還在於如何貫徹落實。執法上同樣也應當建立一種長效機制把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政策和措施切實得以落實。依法治國方略，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執法的公正性不僅需要執法者的公正無私，還應該構建完善的、多層次的監督網路。執法部門應依法開展勞動用工和拖欠農民工工資執法專項大檢查，在執法中還應建立和完善農民工工資支付、監控、保障等制度，及時糾正和查處在拖欠農民工工資違法違紀問題，確保有關工資支付法規政策得到全面貫徹執行。建委依法採取將取消惡意欠薪並造成惡劣影響的建築企業經營資質、逐出建築市場等保障措施。各行政執法部門對欠薪者的處罰應不只是經濟上的，還應包括企業信用、行業准入等一系列的降級限制措施，。因此，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加強執法，是依法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重要保障措施。

四、農民權益保護的法律援助機制

為切實保護農民工應有的權益，盡快建立和落實農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各部門應充分運用法律手段，通過積極開辟農民工 「綠色通道」，為農民工提供解決拖欠工資的法律援助，幫助解決農民工解決拖欠工資維權糾紛。人民法院在受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受理時，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訴訟費應作出減、緩、免的決定；受理案件後盡量縮短審理時間，多適用簡易程序，依法快立案、快審判、快執行；對符合條件可以採取先予執行等措施；在判決時，應當將農民工訴訟的誤工費，請律師費，旅差費，證人出庭費用等直接損失列入賠償范圍。判決生效後對一些故意拖欠不履行判決給付義務的，執行中應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二倍標准支付遲延履行金。司法行政部門應加大普法律宣傳，不斷提高農民工自身維權法律意識。廣大律師應積極伸出援手為符合司法救助條件的農民工實施無償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不應僅僅對本市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也應外來的農民工提供維權服務。公證機關應積極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服務，可以會同建設行政部門推行農民工勞動合同公證制度。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單位，由欠款單位和農民工簽訂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公證，在欠款到期後，可由農民工直接申請法院強制從工程款中劃撥。

總而言之，依法徹底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就需要把進行相應的立法、強化執法和建立對農民權益保護的法律援助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從源頭上預防和制止拖欠農民工工資，才能真正堵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漏洞，農民工最基本的權益將得到更好地維護，對促進社會和諧和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