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法律援助發展現狀

1. 法律援助非要農村戶籍才行嗎

法律援助條件 （一）公民對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項，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一、請求國家賠償
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
四、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
五、請求支付勞動報酬
六、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
（二）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七、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八、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九、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法律援助
十、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十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各地現在都有法律援助中心，或148法律服務所，如果你家庭確實困難請不起代理人，可以到村委會開個家庭貧困證明，或者證明你現在收入狀況的證明，還有身份證，戶口本復印件等
再寫個申請，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請法律援助。

2. 法院起訴，申請法律援助，農村戶口需要貧困證明，貧困證明上需要寫什麼內容，蓋什麼章

核心就是說明你家裡經濟困難。至於怎麼困難，大多是家人生病(有的甚至重病無錢回醫治答)，或者遭遇自然災害(洪水地震之類)，學歷不高，務農種地或者除外打工收入不多，生活困難；也可以說家裡住房怎麼簡陋，吃飯怎麼困難。說的不恰當點，就是要哭窮，我只是舉例，你有什麼困難就說什麼困難。然後是，希望法律援助中心給與法律援助。最後，適當表示感謝。大體就是這樣。

3. 如何完善弱勢群體社會保障措施

黨的十七大和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總要求提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任務，對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年來，隨著我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向前推進，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民弱勢群體比較多，一些深層次的矛盾糾紛不斷涌現，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為深入扎實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我縣法律援助中心在實際工作中堅持「以人為本」對有需求的困難群眾實現應援盡援。不斷探索，逐步擴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圍，使處於法律援助案件邊緣上的困難群眾及時獲得了法律援助。現就我縣當前法律援助工作進行了調研，並提出以下建議。

一、我縣法律援助工作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1、摸清我縣農村法律援助對象情況。

縣地處市西北部，總面積3781平方公里，總人口13.6萬人，共有13個鄉鎮，行政村220個，其中農村人口10.78萬人，約占總人口79%。全縣貧困人口14898人左右，其中城鎮低保對象2572人，農村低保對象9680人，「五保」對象251人，困難學生1560人，全縣殘疾人5180人，因病致貧家庭1280戶，因災致貧家庭1320戶，進城務工農民3400多人。

2、農村法律援助矛盾糾紛的特點。

通過調查農村法律援助的新問題主要集中在：農村中經常發生的土地承包糾紛、宅基地糾紛、城鎮化建設中的拆遷問題、土地徵用補償問題、農民工的工資、工傷、保險糾紛等等。如何通過法律手段解決遇到的問題，切實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已成為當前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項重要責任。

3、農村法律援助存在問題。

農村困難群眾多，加上城鄉差距的存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民普遍存在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觀念還比較薄弱，對申請法律援助的范圍、條件、程序等基本知識比較缺乏，部分居住地偏僻，到法律援助機構申請及不方便，更有部分殘疾人不能親自申請法律援助等，這些問題都直接影響著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因此大力推動法律援助工作向基層延伸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建立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網路

1、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設。

針對我縣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實際，為方便廣大農村地區農民群眾就近申請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在縣司法局的領導下，
初在街道辦、社區，鄉鎮司法所、鄉鎮、企業、工青聯合會、學校設立了24個法律援助點、發展了聯絡員。隨著基層法律援助站的建立和工作的不斷深入，法律援助申請的渠道更加暢通、便捷、法律援助案件辦理更加及時高效。既提高了廣大農村地區法律援助的公眾知曉率，又擴大了法律援助的覆蓋面，也有力的調動了各方資源，形成了社會共?斡氳墓ぷ饜賂窬幀?

2、建立法律援助協調機制。

為方便老年人、殘疾人、未成年人、婦女、兒童、下崗職工、貧困村戶等農村弱勢群眾辦理法律援助事項，法援中心積極探討與老齡委、殘聯、團委、婦聯、工會、民政等主管部門進行協商，分別在這些部門建立法律援助聯絡站，落實聯絡員。今後還應經常性與公、檢、法等單位建立溝通協作機制。充分調動多方力量，發揮法律援助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中的重要作用。

3、建立法律援助志願者隊伍。

基層困難群眾尋求法律援助的需求日趨增多，因此，法援中心以司法行政為主導，全面動員全縣律師、法援機構的工作人員、法律服務人員、基層（村委會）法援社會志願者納入到法律援助志願者隊伍，充分發揮基層法律工作者的積極作用，緩解農村法律援助人員缺乏問題。

三、探索創新法律援助工作方式

農村法律援助工作面寬、量大、情況復雜，我縣法律援助處於起步摸索階段。如何做好此項工作，現結合工作實際，談幾點想法。

1、積極協調，爭取領導重視和支持。

法律援助應爭取領導廣泛的重視和支持。不能只表現在形式上。做好弱勢群體維權工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法律援助條例》明確規定，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關鍵是落實問題。今後還應積極探索爭取鄉政府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基本的財政經費支持和必要的機構人員保障。因此，各級政府領導和推動對做好此項工作至關重要。

2、加大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

與普法宣傳相結合，召開農村法律援助工作會議，通過會議進行宣傳。在報刊、電視、廣播、互聯網開辟專欄反復宣傳農村法律援助方面的知識，組織法律援助志願者到繁華街道、廣場、農村集市等地擺攤設點解答法律咨詢，發送宣傳資料或發放列印法援知識撲克牌等形式宣傳農村法律援助常識，還可以利用接待農村法律援助對象進行宣傳。近年來，我縣在司法局統一領導下，法援中心開通「148」法律援助熱線接待來訪人，在互聯網開辟「法援網」在線法律咨詢，進鄉村播放法制電影、文藝演出等活動宣傳效果良好。通過這些宣傳渠道和措施不斷擴大對農村法律援助工作宣傳力度，有利增強農村法律援助對象的法制觀念，法律意識和依法維權的自覺性。

3、開展農村法律援助與人民調解相聯接。

利用各鄉鎮基層司法所，把他作為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沿陣地。採取以調為主的工作方針，使基層群眾糾紛盡量以調解的方式解決，避免矛盾激化，避免上訪事件的發生，形成解決民間糾紛的「第一道防線」。

4、廣泛深入開展法律援助上門服務活動。

法律援助工作者通過經常深入農民工密集地區、城市社區、農村鄉鎮開展法律援助和法律常識的宣傳，提高法律援助的公眾知曉率。近幾年，我縣在司法局統一組織的「法律六進」和「送百部法、進百家村」活動進社區調查問卷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法律援助上門服務宣傳活動230餘次，進村入戶率達68%。底設計印製了16000餘份法律援助年畫，免費發送到農村和社區，深受城鄉居民的歡迎。通過直接與農村法律援助對象面對面的溝通、交流、解答法律咨詢，滿足貧困群眾的法律需求，逐步擴大了法律援助的影響力。

5、暢通農村法律援助對象服務渠道。

摸清我縣城鎮、農村「低保」、「五保」對象、殘疾人、農民工家庭對法律援助的需求，開展送溫暖活動，為他們發放法律援助聯系卡。使他們獲得及時，有效的法律服務。應積極開展「法律援助六行」活動社區行、鄉村行、工地行、社保行、獄所行、信訪行。目前，我縣法律援助中心面向社區及農村貧困戶發放法律援助聯系卡多張，有力的擴大了農村法律援助對象的覆蓋面，使法律援助的陽光灑遍社會每個角落。

6、加強法律援助業務培訓和交流。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支新興的隊伍，目前人數不多，我縣法律援助隊伍中，有律師資格的佔少數，是目前影響業務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加強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員的培訓，鼓勵有資格的參加司法考試爭取取得資格證。提高工作能力，使其盡快適應工作成為當務之急。

7、優化法律援助服務質量。

今後應從申請、受理、指派、辦案、歸檔等各個環節，制定明確規范的工作標准和操作規程。更要不斷加強政治理論，業務學習及新頒布的法律法規和國家方針、政策，不斷提高政策業務水平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斷優化農村法律援助案件工作質量。

以上是對農村法律援助的一些思考，希望我們共同探討，努力在今後的工作中有所創新，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構建和諧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4. 誰有關於農村法律方面的畢業論文

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作者：盧明威
內容提要：
歷史傳統與教育因素導致農民缺乏法律意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如何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事關大局。現有農村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機構制度性缺失。從成本效益看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將其作為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
農村法治 法律援助 鄉鎮司法所

由於歷史原因，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政治參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是中國改革的試驗起點，但到今天，在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經濟建設等方面等問題已經凸現，無法滿足國家法治與現代化的需要。從上世紀末開始，「三農」問題就已成為政府高層的「心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見仁見智，但農村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它是農村各方面建設的基礎，並決定了農村發展可持續性和依法治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本文擬從農村社會法治狀況及各種組織對農民權利的影響論述農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一．農民法律意識及其影響因素
影響農村法治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內在因素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它是農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念、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對廣大農民而言，法律意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他們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為，能否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在因素則指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是否依法辦事，能否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對農民心理的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傳承作用，而法律意識的內在因素有歷史傳統、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農村歷史傳統中，農民行為的指導思想是「禮治」多於「法治」，並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法律意識。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j中國傳統社會中充滿著王權至上、權大於法，倫理至上、情大於法的與現代法治相矛盾的禮法觀，強調德禮教化而忽視法治，強調家庭團體而忽視個人權益。「宗法制度在兩重意義上塑造了中國農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過血緣連結的人情，把國家法律的強制、習慣法的自然約束和道德法庭的社會監督有機地統一為一體，使用權其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紗下面，農民自動解除了作為獨立個體即自由民的可能，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以個體名義爭訟的自主性。」k習慣中農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或糾紛，往往是請聲望較高的長者以人情、禮俗來調解和緩和從而保持秩序的穩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讓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地區，這種意識仍決定著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對農民的傳統法律思想產生了一定沖擊。自1986年開始，我國全民普法已歷經「一五」、「二五」、「三五」三個階段17年時間。第一階段以公民的法律啟蒙為主，對農民而言填補了法律常識的空白。不可否認，普法教育在提高社會整體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廣大民眾普遍承認了法律在國家和社會中應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對廣大農民重情禮輕法紀的傳統法律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由於缺乏對受眾的細分和濃厚的行政主導性，使得普法效果在農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幾年前在某地進行基層司法調查時看到一本發給或是要求農民購買的，由該省司法廳編印的「農村普法讀本」。讀本匯編的第一部法律是《憲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當競爭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職人員必須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東「從總體上看，普法教育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在普法教育中強調普法重點的多，強調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檢查落實少，形式單調缺乏吸引力。特別是對某些偏遠農村來說，普法教育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些地區甚至從沒有開展過。」m對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普法活動應該是第一階段，然而受限於農民文化程度瓶頸，缺乏對農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過場的行為影響了普法效果。

二．農民權利保護機構的制度性缺失
對農民權利產生影響的農村社會組織有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調解委員會等。
從歷史角度看，解放前農村處於相對封閉獨立的境地，血緣性與地域性相互結合使宗族保持了對農民的相對強大的控制。建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沖擊了農村的基本組織和控制手段，國家權力得以滲透到農村基層，但這種沖擊是以行政權力擴大化來進行，農民對這種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關系是基於對強力行政權的服懾而非內心的需要和自覺認同。更為消極的是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極端左側行為使農民加深了權大於法的觀念。從現實的一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治的強大慣性至今使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仍更多依靠行政權力來解決而不是在這過程中強調依照法律處理問題，它留給農民的印象是權力的強大而不是法律的神聖：廣西南寧市所屬農村生產基本實現了小機械化，是廣西農村較為發達的地區。今年3月，城北區一鄉村部分村民以圍牆圈地企圖繼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處理該事件的鄉司法員和另一工作人員因與該部分村民有親戚關系，初期偏袒其主張。但現已取得使用權和其他交通嚴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認為解放後這些土地已經處理，使用權已變更，強行拆除圍牆導致發生群架的劇烈沖突，鄉政府最後不得不強令拆除圍牆，恢復原狀。對法律的無知要求繼承地主土地的主張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農民極低的法律意識，但鄉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反復使我們看到提高鄉鎮基層工作人員法律素質與提高農民意識同樣緊迫。其實我國法律對這類問題已有明確規定，適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問題的批復和《民法通則》關於財產權和相鄰權的規定就可得到解決。但鄉政府工作人員並未明示其決定的法律依據，當事人只知政府的決定不得不服從，卻無從知悉法理依據。n在一份對山東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中有66%的人認為我國目前是權大於法。o現實中一些基層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機關公職人員法律意識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農村法治氛圍嚴重不足，農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習慣。
在涉及農民權益維護的社會組織中，村委會是一個特殊的主體，一方面它是農民自己選舉，代表著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特殊的基層政權組織，客觀上肩負著一些諸如計劃生育、稅費徵收、秩序維護等責任。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鄉政村治後行政權力在農村受到壓縮，村委會的一些權力讓渡給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過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能調控型組織，權力與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導致權威的喪失。在經濟貧困地區，村委會沒有多少剩餘索取權，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進入村委會，致使基層組織渙散，機構不健全，幹部大量流失，後繼乏人，甚至有的村組織名存實亡。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集體擁有相對豐富的財產，村委會有一定的管理職權，也就有較多的剩餘索取權，在村委會選舉中候選人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現操縱選舉的非正常現象。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貧困地區，村委會正處於由原來以集體所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政權組織過渡到村民自治組織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法律不健全、規范不到位，社會體制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發生斷裂，國家法律、方針政策難以得到貫徹執行。農村基層組織的弱化一方面導致宗族勢力復甦，一方面使村委會失去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後可能成為危害農民利益的新威脅。
宗族勢力由同血緣的同姓家庭擴展而成，建立在血緣認同基礎上。改革開放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宗族利益一般並不重要。但如今農民在經營上不再依賴集體組織和基層政權，宗族成員間的相互依靠重新變得重要，導致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廣東湛江市公安局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鄉鎮基層能夠當村委會主任或村長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個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頭族老鼓動、威逼村民選舉「爛仔」當村長，成為該村黑惡勢力的操縱者。p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村民之間因祖墳、山林、土地許可權之間的糾紛不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訴諸武力。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往往是農民沖突不經法律途徑解決，發生大規模械鬥的地方。廣東省湛江市自改革開放至1987年，共發生宗族械鬥1300多次，吳川市僅2000年1月至高無8月共發生群體性沖突39起。q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會選舉受到宗族勢力的影響，但在村委會選舉規則進入鄉村社會後，宗族力量對選舉的影響並非都是負面影響，它可以成為村委會選舉法的動員力量，在參與選舉中摒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並在選舉博弈中形成競爭、妥協、寬容等民主品格，同時村委會授權來源的改變使村委會幹部由眼睛向上變成向下，使村委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已任。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糾紛，村委會正處於轉型時期，選舉中的一些問題使其尚未成為新的保護機制。如果國家不能杜絕基層政權行政執法中傷農坑農問題，不能及時為農民糾紛提供法律幫助必然會影響法律在農村社會中權威的樹立。
習慣上農民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村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現行《憲法》第111條、《民事訴訟法》第16條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中有相關規定。村民調解委員會根據法律、政策和社會公德，通過說服、教育、疏導等方法化解了許多民間糾紛。但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其缺陷也非常明顯。一是調解委員會委員缺乏法律知識，二是因基層法院履行各種審判職能，工作繁重，幾個鄉鎮才設一個派出法庭，很難對散落農村中的調解組織進行指導，造成調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為指導而非以法律為依據，缺乏統一的標准，往往達成協議後一方反悔難以執行，造成調解組織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調委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糾紛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特點，農民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沖突加劇，可調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引下，村委會、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對農民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如果說農民之間的利益紛爭可以通過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等傳統途徑來解決，而當行政性質的權力介入糾紛時，這些傳統途徑就會變得無能為力：村委會、鄉鎮政府對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庫、集體企業的承包權的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徵用、拆遷中對農民權利的侵害等。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識無法尋求幫助，或因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無法得到應有的幫助而處於被動地位。在失去了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協會後，如今的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無法肩負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何況法律援助應該是國家對貧者弱者所負有的一種責任，民間機構往往因經費、人員、機制等因素而力不從心，在為農民提供法律救濟方面存在機構缺失的制度性問題，為社會秩序的動盪留下了隱患，以下事例可見一斑：2002年11月29日，廣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證港口至防城航道暢通，減少港池淤積」為由，通告責令全部一千多養殖戶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將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帶淺海養殖設施全部自行拆除。這些養殖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使用該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證，其海產以三年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後投養，尚需一年到收獲期，而該市已無其他淺灘可以移殖，此時拆除損失巨大。同年12月9日養殖戶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遞交《關於要求延期拆除西灣養殖設施的報告》 ，請示政府體察困難待該批海產品收成後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組織300多民工，兩百多公檢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強行拆除養殖設施，導致全體養殖戶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又被公安人員驅趕。為此，眾多養殖戶通過各種渠道申訴上訪。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設施後卻又停止了拆除行動，在設施已被拆除的養殖戶中有的損失將近四十萬元，東拼西湊借貸而來的財產毀於一旦。被拆的怨聲載道，未被拆的暗自慶幸，可見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對農民利益，對政府形象，對法律尊嚴的巨大損害。r回顧整個事件，且不論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養殖戶在法律上的孤立無援顯而易見。由於缺乏組織，他們沒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由於缺乏法律知識，他們不知行政復議應向市政府的上一級即自治區政府提起；由於海域爭議案件是復議前置，不經復議他們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更沒有法律援助機構給予任何幫助。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農民法律援助的機制進行檢討。

三．對現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機構選擇
法律援助定位於為那些由於經濟狀況貧困，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而不能進行訴訟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其權利得以實現的一種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為了保證貧者和弱者能夠行使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規定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法院可以或應當為當事人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沒有有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在涉農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農民法律意識未得到顯著提高時，現有規定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如果農民沒有法定的可尋求較低費用或免費法律幫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實保障農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無法實現農村法治的目標。因此，建立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作為法律援助機構應具備一些必備條件：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有較高法律知識水平的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費保障。縱觀我國各種組織，滿足上述條件的機構並不少，有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門、司法廳局、律師事務所和法科大學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於它們各自的性質或地位、布局、運行機制、輻射力等因素，作為農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當代中國社會，在縣這一級，公檢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較完備的體系，但到了鄉這一級就有了一些變化。s在鄉一級許多機關只有少數的派出機構。況且，法院作為一種裁判機構它的特點是地位中立，對雙方當事人都要保持適當距離。如果由法院來充當法律援助機構，會造成法官先為當事人從法律上設計一個較為安全的訴訟安排然後再行裁判的印象，從法理上看這是不當甚至應該禁止的，也與法官的司法職業道德相沖突。檢察院因為工作職責的規定，鄉一級沒有檢察系統的工作人員，即使設立檢察所也是為了調查、監督的方便。總體上檢察院和公安系統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農村大量的日常糾紛的司法解決關系不大。換言之，檢察院與公安系統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農民權益沖突已超出了這一范圍，檢察、公安機關顯然不適合作為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
至於各級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大都設立在縣級以上，也是遠鄉村，無法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由於律師事務所的營利性質，農民往往無法或是不願支付律師費用，要求一種營利機構長期法定地負擔起公益性質的工作也不切實際。而法科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從性質上最適合承擔這一任務，但這些機構往往都地處大中城市，布局和經費問題使其無法肩負起為廣大農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中，最適宜擔任農民法援機構的就是鄉鎮司法所。

四．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規范法律援助運行
司法所是設置於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司法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司法助理員則是基層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神經末稍。在我國農村，大部分的鄉鎮不是設立了司法所就是在鄉鎮政府中設置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可以說鄉村司法所覆蓋面廣，根扎農村，熟悉農民經常面臨的法律問題，而且可以作出較快的反應，能夠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適合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早在1995年2月，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辦法，給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今年要把這項工作正式提上議程，充分論證，抓緊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快建立起來。」11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設立在鄉鎮司法所之內，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是切實可行的。
一方面農民迫切需要法制宣傳，只要工作有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都會樂意接受；另一方面，從黨政部門來說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參謀以實現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村。一些鄉鎮領導也認識到司法所就象農村衛生院那樣不可缺少，一個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一個緩解了農民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目標，客觀上為農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鄉鎮司法所建設成農民法律援助機構和現實與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鄉鎮司法所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顯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負擔，必須加強建設力度。一是要得到黨政領導的重視，一是要提高隊伍的素質。現實中有的鄉鎮司法員是兼職從事，專職司法助理員中很多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缺乏人員編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樣化，對開展基層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就要積極推進鄉鎮司法所的建設。
首先，要加強司法所的組織建設。鄉鎮司法所要發揮作用必須要身份合法，機構的立戶和列編問題是關鍵。機構列入鄉鎮政府管理系列有利於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鄉鎮工作規劃，促使鄉鎮領導將其作為一項工作職責，有利於理順管理指導和改善辦公條件及工作經費的解決，同時便於在法援工作中協調各個部門。其次，要加大對鄉鎮司法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培訓，提高全心全意的整體水平和業務能力，通過吸收法律專業畢業生等途徑來壯大法援隊伍。最後，要明確鄉鎮司法所有關法律援助的職責和制度建設。司法所作為政府機構系列之一，其本職工作是指導村民調解委員會，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進行法制宣傳及刑釋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如果將其作為法援機構，它要負責免費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提供能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解決方案，及作為農民的代理人進行維權行動。這就必須處理好與現存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與律師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相對應，鄉鎮司法服務所主要在農村為農民進行服務。到19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了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近3萬5千多個（其中至少3萬2千個是鄉鎮所），法律工作者近11萬5千人（其中有10萬多人是鄉鎮法律工作者）12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工作性質與律師相類似，獨立於政府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但在許多鄉鎮，法律服務機構就在司法所下設立,人員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順法援機構與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農民在尋求法律援助時很可能被以各種理由推到法律服務所進行有償服務，法律援助就會有名無實，司法所就變成法律服務機構的「掮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要明確法律服務所的獨立性，要求其與司法所進行「脫鉤」；同時制定完善的制度，對於符合援助條件的不得推諉，也不得要求農民到法律服務所尋求幫助，進行援助工作的定崗、定人、定責、定目標，建立工作責任制和監督投訴機制。
其次，要明確法律援助的范圍和程序。范圍應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農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農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放寬援助條件；有的人擔心法律援助成為所有人的免費午餐導致無理纏訟，其實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為了得到更優質的法律服務會選擇聘請律師等方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因為這一擔心而使大部分農民支付較高的維權成本或失去維權機會。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權力，鄉鎮司法所援助機構可以完成農民的法律要求，但當行政權不當運作侵害農民權益時，鄉鎮司法所出於行政級別和當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適合作為援助機構。這時應建立某種制度要求律師介入。司法所作為援助機構的便利之處是其上級主管部門縣司法局負責對律師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司法局、法院有權指派律師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務。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要求基層司法所在發現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機關時，應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請求指派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務，使當事人得到更優質的服務。

五．結語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無論貧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加速農村發展和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

5. 請問如何尋求法律援助我是一名農村人。

他們說的都不對。申請法律援助要到當的司法局下屬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請法律援助。可版到街權道一級的司法所進行咨詢也可以打12348法律援助熱線咨詢（全國一般市一級都已開通，部分市沒開通，沒開通的114，查司法局或法律援助中心的電話進行咨詢）。
法院只有在未成年人、聾啞、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能判決死刑或無期的嫌疑人無能力請律師的情況下，才會通知法律援助中心，進行通知辯護。民事案件法院是無權進行通知辯護的。

6. 農村法律援助

只要條件符合，農村的也可以到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申請法律援助。。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四、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五、對於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具有一定年限刑事辯護執業經歷的律師擔任辯護人。
對於未成年人案件，應當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律師擔任辯護人。

7. 農村法律顧問制度與農村法律援助有什麼區別和聯系，求解釋

農村法律顧問制度與農村法律援助的聯系是都是為農村基層提供法律援助服務。兩者的區別由以下幾點：

1、意思不同：

農村法律顧問制度是律師、公證員和基層法律工作者擔任其一村一顧問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為構建和諧農村服務，為農村民主法制建設服務，為維護困難村民合法權益服務。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制度。

農村法律援助是從事法律事務過程之中對有困難的群體減免相關費用的一種措施。

2、性質不同：

農村法律援助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的律師，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給予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

農村法律顧問則不是政府設立而是律師、公證員和基層法律工作者構建的。

3、服務范圍不同：

顧問范圍：

（1）解答法律咨詢、依法提供建議或者出具法律意見書

（2）協助草擬、制訂、審查或者修改合同、章程等法律文書

（3）應客戶要求，參與磋商、談判，進行法律分析、論證

（4）受客戶委託，簽署、送達或者接受法律文件

（5）應要求，就客戶已經、面臨或者可能發生的糾紛，進行法律論證，提出解決方案，出具交涉函件，發表法律意見，或者參與非訴訟談判、協調、調解

（6）應客戶要求，講授法律實務知識

（7）應客戶要求監測與客戶相關的法律法規的發布和修改

（8）代理參加訴訟、調解或仲裁活動

（9）幫助企業客戶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

（10）協助企業客戶建立法律服務機構，進行法制培訓和法制宣傳

（11）辦理雙方商定的其他法律事務。

援助范圍：

（1）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

（2）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

（4）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撫養費的。

（5）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

（6）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

（7）因醫療事故、交通事故、工傷事故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

（8）因家庭暴力、虐待、重婚等，受害人要求離婚及人身損害賠償案件。

（9）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10）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11）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12)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提供法律援助。

（13）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