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的律師

㈠ 唐慧案件那判死刑的執行了嗎

就是保護傘，才縱容這些犯罪，不抓源頭，怎麼能解決根本問題，唐慧 這樣的人，讓我們敬佩，黨不純，民不安！ 要嚴懲！

㈡ 唐慧的案件一審

2013年4月12日，唐慧訴永州市勞教委一案在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並於下午4點45分左右宣判。法院認為，原告唐慧的請求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根據，法院不予支持，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根據行政訴訟法規定，原被告雙方如果對判決結果不服，可以於15日內向湖南省高院提起上訴。
根據人民網記者在庭審現場了解到的情況，在判決書中，法院基本採納了被告方的全部訴訟理由。 2013年4月11日，永州11歲幼女被迫賣淫案，受害者樂樂的母親唐慧訴永州勞教委案昨日一審敗訴！法院認為，勞改所決定不違法！永州11歲幼女被迫賣淫案再次惹爭議！而唐慧希望7人都能判死刑，繼續提出184萬元的民事賠償。
「上訪媽媽」唐慧狀告湖南永州市勞教委一案在永州中院開庭。法院經過一上午的審理，於當天下午做出一審判決，駁回唐慧要求永州市勞教委行政賠償的請求。
被告法人未出庭應訴
當日上午的審理從9時30分持續到下午1時休庭。下午4時繼續開庭審理。
原告唐慧的代理律師為浙江五聯律師事務所律師徐利平、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律師斯偉江。他們免費為唐慧代理此案。
被告永州市勞教委法人、主任蔣建湘未到庭應訴。被告代理人稱，永州前晚發生一起兩人死亡交通事故，蔣建湘作為永州副市長、公安局長應市委、市政府指示，需到現場處置，特此遞交請假條。被告的兩名委託代理人分別是湖南21世紀律師事務所律師肖志雄、永州市勞教委工作人員羅功軍。
據斯偉江律師說，下午開庭後，突然進來兩名女法警坐在原告唐慧的身邊，另外有五六名法警站在原告席後面。斯偉江說，他看到法警來到原告席，就感覺到唐慧會敗訴了。出現這么多法警到原告席，估計法院怕等下宣判時，原告有失控行為。過了5分鍾，審判長秦慧帶領主審法官蔣躍兵、審判員入座，直接宣讀了判決。 1唐慧上訪構成被勞教的理由嗎
原告律師斯偉江認為，唐慧作為「遭輪奸並被逼賣淫的一個11歲小女孩」的母親，通過上訪要求追究一些違法分子的法律責任，依法維權，天經地義。國家本身就有信訪條例，唐慧在上訪過程中，即使有攔車、發傳單等行為，也完全合法。
但永州市勞教委則指出，有充分的事實依據證明唐慧擾亂社會秩序多次，被行政處罰後仍不悔改，繼續無理取鬧，鬧訪、纏訪，嚴重擾亂了單位秩序和社會秩序，據此才對唐慧實施勞教，對唐慧這一勞教決定完全是合法的。
唐慧一方要求永州市勞教委拿出唐慧嚴重擾亂單位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證據，遭其律師拒絕。律師認為這次庭審的焦點是唐慧到底該不該獲得國家賠償，而非對唐慧的勞教是否合理，算作另案，因此不會在這次庭審中拿出上述材料。據新華社
2永州市勞教委勞教唐慧合法嗎
唐慧的律師徐利平、斯偉江認為，永州市勞教委勞教唐慧的決定被湖南省勞教委撤銷，撤銷依據的法條是《行政復議法》相關條文，也就是說，永州勞教委對唐慧的勞教決定違法。既然違法就應該做出行政賠償。
另外，斯偉江認為，永州市勞教委此前說，本案涉及的勞教決定書，本身不違法，是基於「人文關懷」，這是一種沒有法律依據的說法。
對於原告的辯論，被告代理律師肖志雄在法庭辯論期間，多次提及，唐慧和其家人在永州市中院立案大廳滯留15天，晚上睡在立案大廳，嚴重擾亂永州中院正常辦公秩序。唐慧和其婆婆曾到湖南人代會駐地攔車喊冤，並散發傳單，並在湖南人大門口舉著牌子跪地、靜坐，這些行為已觸犯法律。
肖志雄說，原告律師稱湖南省勞教委撤銷勞教唐慧決定，是根據《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一款第三項中的第5項：「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但這個「不當」不意味著違法犯罪，是在合法范圍內的不當。而且行政訴訟法的違法行為裡面，也沒有包括「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
肖志雄說，既然沒有違法，就不符合國家行政賠償的前提條件，法庭不應支持。
3該給唐慧經濟補償嗎？
原告律師表示，永州市勞教委對唐慧的勞教決定不合法，即使按被告說的合法，也存在「不當」。國內一些地方曾有多起以「不當」為由撤銷的勞教決定，那些被「不當勞教」的人獲得了賠償。在這一點上，「永州市勞教委也應該學習」。
對此被告一方認為，只有違法才應承擔國家賠償責任。因此，原告的賠償請求不屬於國家賠償范圍，永州市勞教委沒有義務對原告予以國家賠償，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賠償請求。
湖南省勞教委撤銷勞教唐慧決定，依據的是《行政復議法》相關條文，也就是說，永州勞教委對唐慧的勞教決定違法，既然違法就應該做出行政賠償。
——唐慧的律師徐利平、斯偉江
撤銷決定根據《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一款第三項中的第5項：「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但這個「不當」不是違法，是在合法范圍內的不當。
法院認定勞教委勞教決定不違法
經過合議庭評議、評審委員會、討論，永州市中院認為，永州市勞教委根據唐慧的違法事實，對唐慧決定勞教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只是在行政處理的具體方式上存在是否合理的問題。湖南省勞教委撤銷永州市勞教委的勞教決定，並不是因為永州市勞教委違法行使職權，而是認為對原告依法進行訓誡、教育更為適宜。
此外，永州市中院認為，永州市勞教委作出不予賠償的決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程序合法，應依法予以支持。駁回原告唐慧要求永州市勞動教養委員會行政賠償的賠償請求。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之日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對此判決，唐慧當庭表示上訴。
下午4時40分，唐慧走出法庭被記者堵著采訪。唐慧說，開庭前她曾寄託勝訴的希望，這次希望再次破滅，讓她很失望。講完此話，她蹲在地上哭起來。哭了10分鍾後，唐慧蹲在法庭門前，不再說話。

㈢ 於歡案會不會被寫入中國歷史

山東於歡案二審今日（2017年5月27日）開庭審理。

於歡案在輿論傳播有一個更為大眾熟知的名字——山東「辱母案」。2016年4月14日，山東源大工貿負責人蘇銀霞及其子於歡，被11名催債人限制，並受到侮辱，於歡刺死1人，一審被判無期。今年3月末，這個本來歸於沉寂的案子被南周報道《刺死辱母者》重新剝繭抽絲：「母親」蘇銀霞被催債人侮辱的細節曝光、兒子於歡激憤護母的隱藏性情節呈現、報警這一正常救濟手段失效的事實浮出水面，「刺死辱母者」的悲情瞬間引發了千萬網民的共情。
和之前備受矚目的呼格案與聶樹斌案相比，山東於歡案性質不同，且屬於正在正常走司法程序的案件，但其在社會功能上卻有諸多相似。此次二審之前，此案已經引發了包括法學學者、律師、媒體人在內的多個層級的社會討論，延伸出包括正當防衛認定、法律與倫理關系、民營企業生存等多個子命題，並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公眾自發形成的「陪審團」。某種意義上講，對於此案該如何判決的部分共識已經在法庭之外形成，而此次二審亦是在司法層面完成對輿論議題的討論。
在面向歷史的向度上，於歡案二審要回答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解決自然正義與法律正義的落差。於歡一審被判無期而引起滔滔民意，源於刺死辱母者在倫理情境中的合理性與所謂法律專業主義的思路的沖突，源於樸素倫理與判決對「何為正義的」產生了不同敘述。這樣大規模的輿論反彈是一種提醒：法律的誕生，就是對自然正義和人類價值的系統化和制度化；法治的推進，不是紙上規則的落地，而是自然正義和價值訴求落地。不斷進行自我調適和矯正，使司法正義符合人類自然法的初衷，這種法治動態應由於歡案這類案例呈現。
於歡案二審另一個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合理吸納民意以保持司法的公正向度。如前所述，在由微博、微信、公眾號、論壇等組成的網路輿論空間里，公眾正在不自覺中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的陪審團。在現實司法不提供此類渠道的情況下，幾乎每一個帶有深刻社會意義的案件，都要在這個虛擬的輿論場里進行討論、研判甚至復議。除於歡案之外，唐慧勞教案、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都曾經過了漫長的、持續的輿論陪審，並事實上提供了一個司法系統自我糾錯所需要的外力支撐。這個力量，不能被諸如「輿論不能幹預司法」等抽象的說辭否定和遮蔽，而應被納入中國司法實踐的獨特背景下充分考量。
法律內含著對人類文明的宏大設計，但其社會功用及效應最終因個案而形成，因對個體人尊嚴、權利、情感的確認而呈現。也可以說，每一個個案的公正就是法律的權威本身，而於歡案二審的結果、刺死辱母者的人的最終命運，將在時間帶走絕大部分宣傳性文字之後，成為觀察我們這個年代法治歷史的入口。法治史由案例寫成，試看於歡案以何種方式被寫入歷史。

㈣ 電影素媛真實事件如果在中國會怎麼判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6條規定，強奸罪的普通刑罰是三到十年，但是如果有姦淫幼女且情節惡劣的，或者導致被害人重傷、死亡以及其他嚴重後果的，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是死刑。

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未滿十四周歲的女孩即被定義為幼女。而「素媛」被侵犯時，年僅8歲。在素媛案中，趙某淳犯了姦淫幼女的罪行，甚至導致被害人終身殘疾，這也已經達到了重傷的級別。在輿論的壓力之下，一般不會有輕判的可能了。

關於醉酒的問題我國刑法也有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8條第4款中明確規定：「醉酒的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醉酒的人雖然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減弱，但並未完全喪失;而且，這種能力的減弱是人為的，是醉酒前應當預見的，所以應當負刑事責任。

任何被法律所寬恕的惡是對法律的一種踐踏，這也是在侮辱法律的威嚴。韓國在此之後，也加快了關於強奸一系列法案的完善，包括不再赦免醉酒作案。2009年，韓國宣布將兒童性侵犯罪的最高刑期從十五年提升到三十年，之後更是提升到了五十年。

2010年，韓國更新了《特定暴力犯罪處罰特例法》，規定重犯的照片可以向社會公開；2012年，韓國國會正式開始執行「性侵兒童慣犯化學閹割」法案，韓國也因此成為了亞洲首個推行化學閹割的國家；2013年韓國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強奸犯罪最高刑期進一步升級到無期徒刑。

同時不得假釋，這對於已經廢除死刑的韓國來說已經是最高刑罰。2019年趙某淳刑滿。根據警方對他所做的心理測試，趙某淳的反社會人格高於連環殺手，再次作案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韓國法務部能做的是對其追加100個小時的特別心理治療，並在其出獄後的7年內強制其佩戴電子腳鏈。

然而，在法律上來講，是不能對已犯罪行進行追責的，審判結果即是最終結果。根據韓國現行法律，沒有再對他增加期刑的可能。而我們，在同樣遇到這樣的受害人的時候，要做的也不只是冷眼旁觀，而是應該以積極的方式推進政府的改革。

同樣，法律人也不應該一味地用冰冷的法條來對待這樣的受害人，也應該發揮法律人的力量，用情感和理智來推進法律制度的建設。我們也希望，法律的完善不需要任何人的犧牲，不需要用傷害的代價換來。最後，如果你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不要忘記還有我們律師。

在中國，根據我們國家現在對法官實行的終身追責制，對於法官來說，最安全的做法仍舊是相信自己眼前的證據，不被情感左右。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同樣的事件放在中國，絕不會讓這場慘案演化成更加慘痛的悲劇。

㈤ 關於憲法考試的兩道案例分析，請法學專業的人士幫忙解答一下

張某夫婦在家看黃碟的行為是否違法？顯然，這是關涉不同觀點的前提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又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張某夫婦是否具有在家看黃碟的自由。我們知道，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法律權利，更是人權的重要內容。自由在與公共權力的比較中，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邏輯順序上，都具有先在性的意義，是權利得以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正當性理由。因此，各國憲法、法律都對公民的自由權予以切實地確認與保障。我國公民更是在政治、社會和家庭生活等領域享有廣泛的自由。由於行文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法律不可能通過列舉的方式一一確認公民應該享有的各種自由，而是根據情勢的需要，對有些暫時無法行使的自由加以限制，這樣，在法治國家中，人們在涉及公民自由的問題上就普遍堅持了法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則。聯系本案，我國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黃碟的行為；198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也僅僅禁止的是聚眾觀看或在公共場所觀看的行為，而且這一規定也已在2001年廢止。唯一可以關聯的是1990年公安部的一個有關「除六害」的通知。但該通知首先就不具有法的形式，同時它是為配合國務院的「規定」而發布的，主法廢止，它當然應該失效；而且它還會因違憲問題而有待深究。如此看來，張某夫婦的行為未有任何違法性可言。盡管警方有關人員認為，看黃碟的地點不是家，而是診所（公共場所）。對此，我們認為，法律上的家，不僅包括公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場所，也包括臨時居所（如租住的旅館的房間）。本案中的地點，居辦合一，居辦有分，而且下班後就僅僅是居所。故此說不能成立。至此，我們很容易看出，在本案發生以前，張某夫婦並沒有因為自己的行為違法而與公權力發生沖突，從而給公權力介入提供口實。

其次，張某夫婦在行使自由權時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我們生活在一個人與人組成的社會之中，每個人在享有自己的自由時，事實上法理學專業畢業論文。都會與他人的自由發生交叉甚至沖突。為了避免沖突或矛盾的發生，法律就在事前對自由的界限作出規定，以確保自由只在一定的范圍內行使。這正象波斯納概括密爾的表述，「你的權利止於我的鼻尖」。那麼，張某夫婦的行為是否「沖撞」了他人的權利呢？從案件事實看，律師特意澄清說當時拉有雙層紅水絨窗簾，且這一對並未患有露陰癖的新婚夫婦已經上床，拉上窗簾是可以合理想見的人之常情。顯然，影像不可能跳出窗外去影響他人。當然，我們沒有忘記個別學者提出的聲音問題。如果張某夫婦有意無意地將聲音放的足夠大，確實能夠影響到鄰居的良善生活，產生私權利與私權利之間的沖突，從而需要警方介入以界定權利的界限。但是，如果我們不是疏於事實「就會注意到，外間住著張某的父親，一個新婚兒媳在自己看黃碟時（如果真的是黃碟的話。張某夫妻稱只是外國女人洗澡的情景，並未有男性出現或其他淫穢動作，警方未出示相反證據），會大膽到放任淫盪的聲音去刺激其年邁的公公。這是任何一個正常人都無法想像的。如果聲音在診所內部尚不能充分展開，又何以能飛入鄰居，那麼，又如何解釋警方所謂接群眾舉報一說呢？我們認為，一方面由於近年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著地方財政向公安機關返還罰沒款的現象，極大地調動了警方「創收」的積極性，一些刑警隊甚至放著刑事案件不辦，而去抓本應由治安部門管的賣淫嫖娼。所以，在本案警方不能提供接到舉報的證據的情況下，並不能排除警方撒謊而去主動「創收」的可能性。若果真如此，本案就不僅是一例典型的公權力侵犯私權利的案件，而且可能成為一例典型的警方利用公權力對百姓敲詐勒索的案件。另一方面，也確實存在著有人舉報的可能性，盡管這種舉報可能是基於一些不光彩的原因，但警方按有警必出的要求，總算取得了介入本案的正當性理由。然而，警方也應該認識到，他們要去做的，極有可能僅僅是去明晰那裡的權利界限（到現場後更應明確這一認識，）而不是扣押物品，以便罰款。
(2)
執法人員的主體資格值得質疑。我們知道，執法活動只能由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正式的工作人員代表國家進行。警察的行政執法作為一種較重要，較特殊的權力，其行使更有嚴格的要求。連50元以下罰款，警告這樣較輕的治安處罰若由非公安人員進行時，也要經過嚴格委託程序。而本案中進入張某家中的三名「警察」的身份到底如何呢？按警方的說法是：「當時他們去了三個人，都穿了警服，但由於沒有授銜，確實沒有警號。」如果不是「陌生於執法」，陌生於警察這一執法隊伍的建設情況，就不能不知道，全國在編的正式警察，每個人都有一個在全國獨一無二的警號。因為設置警號的主導思想之一就是讓廣大公民通過警號來監督警察的行為。所以，只要是正式警察，就必然會有警號。而警銜則是根據警察的從警年限、職務、職稱等因素授予正式警察的等級標志。取得警銜並不是取得警號的原因，相反，要有警銜，必須得有警號。這種情況，寶塔分局副局長魏世平告訴記者，「其中兩人雖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民警，但屬於地方公安編制，（是否類似於保安，作者注）……另外一名幹警已經在去年通過人民警察錄用考試，並且已經被陝西省公安廳批復錄用為正式的民警，只是現在還沒有辦理手續，所有沒有授銜。」可見，後一名還沒有實現質的飛躍，成為正式警察，前兩名壓根就不是警察。如此三人去執法，有何合法性可言！盡管在與張某發生沖突後，派出所長賀宏亮（可能是正式警察吧）趕到現場，但他能夠使三人的此前行為合法化嗎，能夠證明張某此前的阻擋甚至打人的行為是阻礙執行公務嗎？

(3)在民主與法治的社會中，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公民的一項重要權利，正像一句西諺所言，every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各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壘）。主人盡可以在其「堡壘」中從事各種無害於他人的活動；而對於公權力而言，則堅持權力制約，堅持法未授權即禁止的原則，主張權力應該服務與權利，反對官本位，權（力）本位。本案中無論張某夫婦在家看黃碟的行為是否觸及了他人的「鼻尖」，任何沒有執法權的人都無權私闖他們的堡壘而對他們執法，因為法律之治更強調的就是程序之治；即使是警察進入他們的住宅，也不能毫無法律根據地扣押電視機、影碟機等物品。更不能在被媒體曝光以後，惱羞成怒，像個別警察說的，「不信就治不了他」，而將治安案件上升為刑事案件，以彰顯權力的威嚴，從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