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刑法五軍

A. 明朝的刑法有多少種

有族誅、凌遲、極刑〔凌遲本已是極刑，則這一極刑之殘酷定甚於凌遲〕、梟回令答、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蓋、剁指、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斬趾枷令、常加號令〔至死而止〕、枷項游歷〔遍九州之邑〕、免死發廣西拿象、人口遷化外、充軍、全家抄沒、載罪還職、載罪充書吏等三十餘種 .

B. 明代十大酷刑有哪些

剝皮 腰斬 車裂 俱五刑 凌遲 縊首 烹煮 宮刑 刖刑 插針 活埋 鴆毒 棍刑 鋸割 斷椎 灌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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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明朝刑罰制度有何變化

增設充軍別

明律法定的刑名是答、杖、徒、流、死（絞、斬）五刑。此外進一步充實了充軍刑，即犯人在戍地根據身份，或服勞役、或被迫充當軍士。

設充軍刑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充實邊防，並沒有里程規定，後逐漸規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為極邊、煙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五種，又叫「五軍」，最遠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軍期限分為「終身」（即本人死亡為止）和「永遠」（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孫親屬仍須繼續充軍，直到「勾盡補絕」方能「開豁」）。可見充軍刑遠遠要比流刑重得多。

在明律中廣泛應用充軍刑。明初充軍條款四十六條，嘉靖以後多達二百一十三條、充軍刑宋、元時已經創設，至明時則進一步制度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和明朝統治者推行重刑主義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和明朝的軍制分不開的。明朝軍隊的基本編制是衛、所。自朱元津統一全國以後，為了鞏固新王朝的統治，「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度要害地，系一郡者所設所，連郡者設衛」。大抵五千六百餘人一衛，衛下有千戶所、百戶所等。明朝以衛所為單位建立起來的軍事編制和駐防制度，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也使得充軍刑有可能制度化。

廷杖制度與法外用刑

明朝還創立了「廷杖」制度和其他一些極端殘酷的法外刑。

所謂廷杖，就是在午門前對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強迫臣下完全順從皇帝意志的制度。延杖由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杖。廷杖可以施加於任何一個大臣，從而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專制皇帝的淫威。明代死於廷杖的大臣不計其數，早在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菇太素。上書太祖，有所忤觸，被當廷杖殺。此後廷杖遂成為常刑經常適用，最突出的例子，是世宗嘉靖年間曾廷杖「爭禮」的人臣一百二十四人，死十六人。廷杖大臣，原始自東漢，其後唐宋元各代均有廷杖大臣之事，但明朝卻把它發展成常用的威懾臣下的手段，遠遠超出重典「治吏」的范圍，而是皇帝專制淫威的濫用。

明朝的法外刑，早在明太祖首訂《大誥》中就羅列了梟首、夷族、刺字等種種酷刑，尤其是最殘酷的凌遲刑也被正式列入明律，成為常用手段。武宗時期，權宦劉瑾掌握西廠，創立大枷刑，枷重一百五十斤，犯者經常不數日便累死，實際與死刑無異。熹宗即位以後，詔革大枷，但任用魏忠賢後又創設了斷脊、墮指、刺心之刑。

明朝刑罰的殘酷，反映了封建社會後期異常尖銳的階級矛盾，同時也是服務於強化極端專制統治所需要的非常措施。

D. 明朝的五府六部制度

五府應該指的是五軍都護府。

五軍都護府官職設置：

中、左、右、前、後五軍各設都護府

左都督 一人 正一品 都督府

右都督 一人 正一品 都督府

都督同知 無定員 從一品 都督府

都督僉事 無定員 正二品 都督府

經歷 一人 從五品 都督府 經歷司

都事 一人 從七品 都督府

明朝五軍都護府歷史發展

洪武十三年(1380)以 大都督府權力太大﹐在廢 丞相制的同時，為防止軍權的過分集中，也廢大都督府，改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別管理京師及各地 衛所。五軍都督府各設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以中軍都督府斷事官為五軍斷事官。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五軍十衛參軍府，設左、右參軍。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五軍各設左、右斷事2人，提控案牘1人，並從九品。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升五軍斷事官為正五品，總治五 軍刑獄。分為五司，每司設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5人，均為正七品，各理其軍之刑獄。同時，朱元璋為了防範統軍將領的專權，又規定五軍都督府對軍隊無調遣權，其調遣之權由皇帝直接掌管； 兵部在軍隊中雖有任免、升調、訓練之權，但不統兵。每逢戰事，由皇帝臨時委派專人擔任 總兵官，統率 衛所部隊出征，戰事結束，總兵歸還將印，軍隊歸還衛所。

永樂元年(1403)﹐建留守行 後軍都督府於北京﹐後仍分五府﹐稱「行在」中﹑左﹑右﹑前﹑後都督府。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二字﹐ 洪熙元年(1425)﹐復稱「行在」。

宣德三年(1428)﹐革「行在」都督府。正統六年(1442)﹐復建五府﹐無「行在」字。各都督府設左右都督( 正一品)。 都督同知( 從一品)﹑都督僉事( 正二品)﹐其屬有經歷司經歷( 從五品)﹑ 都事(從七品)等。都督初間以公﹑侯﹑伯為之﹐可參與軍國大事﹔後率以公﹑侯﹑伯署府事﹐ 同知﹑僉事 參贊軍事。清袁賦誠《睢陽尚書袁氏家譜》：「九世樞（袁可立子），由官生初授詹事府錄事,次任南京都督府後軍都事。」

明朝六部制度

明朝中書省時期，七卿長官均為正三品。

六部包括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其所屬最高長官為明朝吏部尚書、明朝戶部尚書、明朝禮部尚書、明朝兵部尚書、明朝刑部尚書、明朝工部尚書，其常常與都察院之都御史、通政使司之通政使、大理寺之大理寺卿合稱「九卿」。

明朝時，重臣任擇須由九卿及外省巡撫、總督公開舉薦，此為廷推。各部司不能單獨決定的國家大事、要事，須經九卿公決，此為廷議。而由三法司無法決定的大型獄訟，以由九卿開會定獄，此為廷鞠或園審。其與明朝內閣構成了明朝的行政權力中心與決策核心。

明代廢中書省，六部乃直接對皇帝負責，成為主管全國行政事務的最高機構。各部置尚書一人，總管本部政務，下有左右侍郎各一人，為尚書之副。

吏部

吏部為管理文職官員的機關，掌品秩銓選之制，考課黜陟之方，封授策賞之典，定籍終制之法。

吏部下設四司﹕明清為文選清吏司、驗封司、稽勛司和考功司。文選清吏司掌考文職之品級及開列、考授、揀選、升調、辦理月選。

驗封司掌封爵、世職、恩蔭、難蔭、請封、捐封等事務。稽勛司掌文職官員守制、終養、辦理官員之出繼、入籍、復名復姓等事。

考功司掌文職官之處分及議敘，辦理京察、大計。類似現在的組織部、紀委等部門。吏部尚書還被稱為天官。

戶部

戶部掌全國疆土、田地、戶籍、賦稅、俸餉及一切財政事宜。

其內部辦理政務按地區分工而設司，明十三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四川、福建、雲南、貴州。

禮部

禮部掌典禮事務與學校、科舉之事。考吉、嘉、軍、賓、凶五禮之用；管理全國學校事務及科舉考試及藩屬和外國之往來事。

禮部下設四司，明清皆為﹕儀制清吏司，掌嘉禮、軍禮及管理學務、科舉考試事；祠祭清吏司，掌吉禮、凶禮事務；主客清吏司，掌賓禮及接待外賓事務；精膳清吏司，掌筵饗廩餼牲牢事務。

兵部

明職掌全國軍衛、武官選授、簡練之政令。

內外武職官員的除授、封蔭之典，乘載、郵傳之制，甄核、簡練之方，士籍、軍實之數。

兵部下設四司﹕武選清吏司，考核武職官員的品級與選補、升調、承襲、封贈諸事，並管理土司；車駕清吏司，掌全國馬政及驛傳等事；職方清吏司，掌武職官員的敘功、核過、撫恤、軍旅之簡閱、考察、巡防等事，並管理關禁與海禁；武庫清吏司，掌全國之兵籍、軍器並武科考試之事。

刑部

刑部為主管全國刑罰政令及審核刑名的機構，與督察院管稽察、大理寺掌重大案件的最後審理和復核，共為「三法司制」。

刑部的具體職掌是﹕審定各種法律，復核各地送部的刑名案件，會同九卿審理「監候」的死刑、案件以及直接審理京畿地區的待罪以上案件。

刑部的內部組織機構的設置是按省設司，明為十三司，名稱與戶部諸司同。

工部

工部為管理全國工程事務的機關。

職掌土木興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寢供億之典。

凡全國之土木、水利工程，機器製造工程（包括軍器、軍火、軍用器物等），礦冶、紡織等官辦工業無不綜理，並主管一部分金融貨幣和統一度量衡。

明清工部下設四司﹕營繕清吏司，掌宮室官衙營造修繕；虞衡清吏司，掌製造、收發各種官用器物，主管度量衡及鑄錢；都水清吏司，掌估銷工程費用，主管製造詔冊、官書等事；屯田清吏司，掌陵寢修繕及核銷費用，支領物料及部分稅收。

(4)明代刑法五軍擴展閱讀

明朝內閣制度

1380年朱元璋罷中書省，廢丞相，親理政務，但是力不從心，故設立四輔官來輔佐政事，但這項制度效能不彰，1382年七月被廢。十一月，仿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設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品秩皆為正五品。朱棣登基後，特派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由此成立內閣。

內閣只為皇帝的顧問，奏章的批答為皇帝的專責。內閣大學士一職多以碩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擔任，只照皇帝意旨寫出，稱「傳旨當筆」。

明仁宗增置謹身殿大學士。宣宗時期，由於楊溥、楊士奇、楊榮等三楊入閣，宣宗批准內閣在奏章上以條旨陳述己見，稱為「票擬」制度。明初，內閣無實權。之後內閣地位逐漸升高，許可權逐漸增大，到明世宗時，內閣終躍至六部之上。嘉靖以後，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自此，內閣成了中央最高的的決策機構。

網路-六部

網路-明朝官職

E. 明朝有什麼刑罰，讓女人痛苦不堪，明朝大臣們卻非常樂意受刑

明朝的有一個刑罰庭杖，讓女人痛苦不堪，明朝大臣卻非常樂意受刑。因為這一個刑罰專有一個特屬殊要求，就是把受刑者把褲子脫下來。在古代來說女子非常看重自己的清譽。但是大臣們想要青史留名，被皇上打一頓屁股就是證明風骨的最好時機。

F. 明朝洪武四大案共牽涉了多少人

七至八萬人，胡惟庸案（3萬餘人）、空印案（數百人）、郭桓案（數萬人）、藍玉案（超過1.5萬人）。

1、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頒布《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

後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黨羽，前後共誅殺3萬餘人，時稱「胡獄」。

2、空印案

空印案是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因空白蓋印公務文書而引發的案件。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並因此誅殺數百名相關官員。

3、郭桓案

郭桓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發生在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屬於官吏貪污案件。戶部侍郎郭桓等人，通同各直省的官吏作弊，盜賣官糧。

後被揭發，以其涉案金額巨大，對經濟領域影響深遠而為世人矚目。對此，明太祖將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處死。

為了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的地主，遭到抄家破產的不計其數，地主對此怨恨極深，朱元璋為了平息怨氣又將審刑官吳庸等人處死。

《明史·刑法二》記載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4、藍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 朱元璋為加強集權借口涼國公藍玉欲圖謀反，大肆株連殺戮功臣名將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藍玉案被株連殺戮者逾1.5萬。

(6)明代刑法五軍擴展閱讀：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字可能是根據《明史·刑法志》而來。《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提到「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

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誅殺也在四萬，所以一般皆認為應有七至八萬人被殺。

然而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

士利兄即為鄭士原，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餘輩」的其中一個。

鄭士利在案發之初就想上疏，但為了避免受人懷疑是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鄭士原出獄之後才敢上疏，就是為了替留在獄中的死囚申辯。在《葉鄭傳》文末提到鄭士利失敗，朱元璋還是「竟殺空印者」。

鄭士原任官湖廣，卻因從前任河南任內之事入獄，說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書上的署名逮捕官員。所以被逮捕的人數其實也不過數百人之譜。

全文末也未提到在這數百人之後又進行了逮捕行動。且在這數百人中還有部分是被充軍而非處死。所以被殺的人也就不會超過數百人。而一般所稱的數萬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幾個大案推測而來的。

明朝之初整個官員階層的人數並不多，而經手空白蓋印文書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數萬人來推算，官員人數應該會嚴重不足，造成政務運轉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難，這也不可能會是朱元璋所樂見的。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洪武四大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郭桓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藍玉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空印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胡惟庸案

G. 明朝刑法 刑罰

明代統治階級的立法指導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權力的皇帝和參與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觀點。當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僅將大權集於一身，還以他個人的思想統一全國，立法思想與他的出身相關。他崇尚法家的君主專制主義、暴力鎮壓主義，主張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實是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以嚴刑酷法為主，德禮教化為輔，法儒結合，刑禮並用。這是中國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變化，適應了極端專制統治的需要。

1．立法因時制宜

明代的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到明神宗，都主張法律要適應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確定刑罰的輕重。朱元璋對皇位繼承人太孫朱允炆所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即雖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為一時的權宜，並要求子孫們適時而變，採用輕刑，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隨著專制政治的日趨腐朽、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刑罰不斷加重。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敗亡，在於中央昏暗不明,軟弱無力,各級官員作威作福，綱紀敗壞，法紀無存。宋元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刺激，地主豪紳盤剝兼並，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均達到瘋狂局面，只有採用重刑，威懾臣民，才能鞏固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2．立法必須禮律結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時明確指出：「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明禮和定律相結合，從而治理天下，這是朱元璋一貫思想。他的繼承者建文帝進一步宣傳崇禮赦疑，禮重於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禮律結合，巧妙使用。這是從歷代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的，獨刑罰可以壓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時之效，但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就是說，刑事鎮壓和德禮教化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H. 明朝歷史上朝堂上的刑罰有哪些 明朝的刑罰介紹

凌遲。明律將中國古代最殘酷的刑罰凌遲刑作為正式的死刑執行方式，使內之合法化，並容對清朝的法律也產生了影響。

充軍。明律在五刑之外，將宋、元創設的充軍刑進一步制度化，作為正式的刑名。所謂充軍，就是強迫犯人在戍守地服軍役。它是明朝除死刑外最重的刑罰。充軍按期限分為「終身」和」永遠」兩種。「終身」者服役到本人死亡為止；「永遠」者則要罰及子孫，直到「勾盡補絕」，才能「開豁」。明代充軍刑運用的十分廣泛，流刑則「常設而不用」，實際上是以充軍刑取代了流刑。這也反映出刑罰的加重。

帶枷發遣。明朝於五刑之外增設的酷刑。即讓犯罪人帶一百五十斤重枷前往戍守地。犯者經常不數日死亡，此種刑罰與死刑無異。

延杖制度。明朝還將重典治吏的法外酷刑廷杖作為常制固定下來。所謂廷杖，即在皇帝的決定與監督之下，在殿廷之上對違抗聖命的大臣直接執行杖刑。由司禮監監制，錦衣衛施杖。廷杖制度是封建君主施展淫威，強迫臣下服從自己意志的一種野蠻手段。

I. 明代錦衣衛和東廠都有哪些刑法有多殘酷

錦衣衛的十八刑

【刷 洗】就是將犯人脫光衣服按在鐵床上，用滾燙的開水澆在犯人的身上，然後趁熱用釘滿鐵釘的鐵刷子在燙過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出肉條，直到露出白骨，最後直到犯人死去。（有些變態的還會把肉條塞進犯人嘴裡）

【馬刑】這是針對婦女最狠毒的刑罰了

還有活埋，閹割，插針，砍頭，抽筋，拽腸，腦袋盯釘等等等等 ， 號稱明朝十八刑。

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錦衣衛權利之大無人能及。完全可以越過司法機構來辦案。所以當時監獄里關的大部分都是錦衣衛的仇人，都是無辜的。

J. 明朝的酷刑都有什麼

十大酷刑
剝 皮

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膚分成兩半，慢慢用刀分開皮膚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樣的撕開來..最難的是胖子，因為皮膚和肌肉之間還有一堆油，不好分開。

另外還有一種剝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裡，只露出一顆腦袋，在頭頂用刀割個十字, 把頭皮拉開以後，向裡面灌水銀下去。由於水銀比重很重，會把肌肉跟皮膚拉扯開來，埋在土裡的人會痛得不停扭動，又無法掙脫，最後身體會從從定的那個口「光溜溜」的跳出來，只剩下一張皮留在土裡...

皮剝下來之後製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

腰 斬

由於腰斬是把人從中間切開，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會一下子就死，斬完以後還會神智清醒，得過好一段時間才會斷氣。

明成祖殺方孝孺就是用腰斬，傳說一刀下去之後，方孝孺還以肘撐地爬行，以手沾血連書「篡」字，一共寫了十二個半才斷氣

車 裂

即五馬分屍,很簡單，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 記得商鞅就是受五馬分屍之刑。

要把人的頭跟四肢砍下來都得花不少力氣，更何況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處更可想而知。真到撕開的時候,恐怕受刑人已經不會覺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時候。

俱五刑

把砍頭,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塊」，通常是把人殺死以後，才把人的頭、手腳剁下來，再把軀干剁成三塊。

漢高祖死後，呂後把他的寵妾如意夫人抓來，剁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裡喂養，取名「人彘」.結果呂後自己的兒子看到，給活活嚇死...

凌 遲

最早是把人殺死之後再剁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記得有子路，還有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

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以後才死。

據說發展到後來，每次凌遲要由兩個人執行，從腳開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斷氣。而據說犯人若未割滿一千刀就斷了氣，執行人也要受刑。發展成死刑的藝術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監劉謹，聽說一共割了三天才讓他斷氣...

而最慘的是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因為崇楨皇帝中了反間計，誤以為他通敵賣國，判他凌遲處死，行刑前以魚網覆身（讓肌肉突出以便下刀），遊街示眾，被北京城無知的民眾沖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咬下來...那種心理的痛恐怕遠高於生理的痛。

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縊 首

在國外，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罰。

中國人的絞刑是用弓弦縊殺... 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後面開始旋轉那張弓, 弓越轉越緊，受刑人的氣就越來越少，最後終於斷氣...

岳飛父子就是這樣死在風波亭，（因為他是功臣，不能斬首，要留全屍）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這樣給吳三桂親手縊殺...

烹 煮

即「請君入瓮」那是唐朝時代，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朝中有位酷吏叫來俊臣，崇尚嚴刑峻法，對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對待。方法是找個大瓮，把人塞進去，然後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熱。溫度越來越高，受刑人也越來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話，往往就被燒死在瓮里...後來武則天聽說了這件事，就把來俊臣找來，問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麼辦？來俊臣很得意的把這個方法說了出來，武則天就淡淡的說了句：「則請君入瓮」，把來俊臣燒死...

宮 刑

司馬遷就是受了宮刑，才會寫出史記，也才會在「報任少卿書」里寫出「身直為閨閣之臣」這樣的句子。 中國人的閹割可講究了。首先要拿繩子把小弟弟綁起來（包括子孫袋）讓血液不流通，自然壞死，後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後拿香灰一蓋，止血，還得拿根鵝毛插在尿道里。等過了幾天把鵝毛拿掉，如果尿得出來，閹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來，那個人就算廢了，大概最後會死於尿毒症吧. 所以如果是要閹來當宦官的話，最好趁年紀還小就閹掉，年紀大了危險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貴族沖抵死刑。相對的女性為幽閉

刖 刑

關於刖刑，大家的說法不太一樣。有人說是把膝蓋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說是把膝蓋骨削掉，以後者比較可信。總之，刖刑是一種類似截肢的酷刑。

戰國時代，孫臏受師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 聽說他名字本來叫孫賓，受刑之後，才改為孫「臏」。

如果是把膝蓋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間失去了保護，這個人可能連站都站 不起來，所以稗官野史上說，孫臏受刑之後，上陣打仗連騎馬都沒辦法，必須要坐車（馬車或人力車）。

插 針

用針插手指甲縫。常用於女囚。

活 埋

活埋是戰爭時常用的手段。因為省力，速度也快。

戰爭里的活埋，都是叫戰俘自己挖坑，有時會先殺死俘虜再把他們推下去，但時間不夠的時候（或是要省子彈時），就直接把他們推進去以後蓋土。中國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過沒聽過有什麼名人受過這種刑罰。比較狠一點的，會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裡，只露出一個頭，然後開始凌虐..

鴆 毒

鴆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較人道的方式....

中國古代的毒葯中，最有名的應該是「鳩」這種毒葯，成語中的「飲鳩止渴」便是源自於此。

常用於賜死情況

棍 刑

即木樁刑. 這里要說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這里說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從人的嘴或肛門里插進去，整根沒入，穿破胃腸，讓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沒有看過用這種刑罰的記載，不過金庸小說「俠客行」里有提到，還給這種酷刑起了個美名叫「開口笑」。

鋸 割

把人用鐵鋸活活鋸死，其慘狀似乎與凌遲、剝皮也在伯仲之間，難怪在地獄酷刑中，就專門有把人鋸開的酷刑。然而，鋸死活人不僅在傳說的地獄中存在，在人間也是確確實實存在著的。據《三國志．吳書．孫皓傳》記載，三國時，吳帝孫皓的愛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搶奪百姓的財物，主管集市貿易的中郎將陳聲原是孫皓的寵臣，他捕獲搶劫者繩之以法。愛妾告訴孫皓，孫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陳聲，命里武士而燒紅的大鋸鋸斷陳聲的頭，把他的屍體投到四望台下。

斷 椎

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仇恨之極時，往往會想到要打斷他的脊椎骨。打斷脊椎骨確實是一種很解氣的行為，因為人的脊樑骨若是斷了，他也就一命嗚呼了。在中國歷史上，斷椎也是一種很重要的酷刑。據《商君書．賞刑篇》載，春秋時姬重耳打算明文規定刑律，使國內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們一同商議。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顛頡很晚才到，有人認為顛頡有罪，應該給以處罰。於是，姬重耳批准，將顛頡斷椎處死。晉國的士大夫們都非常害怕，他們說：顛頡跟隨姬重耳流亡列國十九年，功勞很大，現在偶爾有小過尚且受到如此嚴厲的刑罰，何況我們哪？從此人人畏刑守法。

灌 鉛

在佛教關於閻羅的故事中，有閻羅黑白二相的說法，白相即為地獄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圍侍；黑相即每天有兩個時辰，要受銅汁灌腸之苦。與此相似，人間有灌錫或灌鉛的酷刑。錫的熔點是攝氏二三二度，鉛的熔點是攝氏三二七點四度，無論灌錫或灌鉛都能把人燙死。而且溶化的錫或鉛一入肚腹就會凝固成硬塊，這種重金屬的墜力也能致人死命。

漢代廠川王劉去的王後陽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劉去寵愛另一位名叫榮愛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塊飲酒，昭信妒性大發，就向劉去說：「榮愛看人時，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誰有私情」。劉去信以為真，他見榮愛正在給他綉衣領上的花紋，就一怒之下奪過衣服投進火中燒掉了。榮愛見劉去生氣，非常害怕，投井尋死，劉去命令人把她撈出來，不幸沒有死。劉去杖責榮愛，\*\*\*她招認私情，榮愛受刑不過，胡亂說出和醫生有姦情。劉去越發惱怒，就把榮愛綁在柱子上，用燒紅的尖刀剜掉她的兩隻眼珠，再割下她的兩條大腿上的肉，最後用溶化的鉛灌入她的口中，這樣一直把榮愛摧殘至死。

梳 洗

這里說的梳洗並不是女子的梳妝打扮，而是一種極為殘酷的刑罰，它指的是用鐵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來，直至肉盡骨露，最終咽氣。梳洗之刑的真正發明者是朱元璋，據沈文的《聖君初政記》記載，實施梳洗之刑時，劊子手把犯人剝光衣服，裸體放在鐵床上，用滾開的水往他的身上澆幾遍，然後用鐵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間殺豬用開水燙過之後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盡，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後早就氣絕身亡了。梳洗之刑與凌遲有異曲同工之妙。據《舊唐書．桓彥范傳》記載，武三思曾派周利貞逮捕桓彥范，把他在竹槎上曳來曳去，肉被盡，露出白骨，然後又把他杖殺。
從世界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的文化的發展演變有其明顯的特色，這種特色就在於中國傳統文明的發展進程一直延續，沒有發生中斷。自古至今，「刑、德」被視為治國安邦的兩套良策，所以刑法和刑罰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也就必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門。社會的進步，文明的演變，法也從原始簡單的習慣，逐漸向著結構嚴謹、富於哲理的模式過渡，中國歷史上法律的變革，實質上代表及反映了中華民族對社會、人生以及與人關系的根本性問題所作的思考，集中、突出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觀念。所以，刑罰作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發展與變化，實質上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濃縮。刑罰體系的發展與變化的原因是多層次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點，同時代不同的當權者亦有不同的舉措。但是總的發展趨勢是以原始的野蠻、落後、殘暴向著文明、慎刑方向發展。

一、中國古代刑罰的發展與變化。

原始社會的舜禹統治的時期確認不少有關處罰的習慣。《尚書。舜典》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當時的處罰習慣，將貪贓（墨）行為與劫掠（昏）殺人行為並列，一並處罰，體現了當時的社會已經注重對行政人員的整治和管理，嚴厲制裁瀆職、貪污行為。

《尚書。呂刑》對原始社會末期的處罰方式作了這樣的說明：「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為劓、刵、諑、黥」。又據《後漢書。刑法志》說：「（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逐步確立了墨、劓、剕、宮、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刑法嚴酷。盤庚規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死刑除去斬刑外，還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殺手段。

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罰，以及贖刑、流刑等制度作為五刑的補充，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的成熟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仍然以五刑為主，殘酷性並沒有改變、商鞅被處死時，即用車裂之刑，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向封建制刑罰過渡的階段。

秦刑罰出現了新的變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經濟、株連八大類。其中前五類相當於現代的主刑，後三類相當於現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有明顯的過渡的特徵。

漢代對刑罰進行了改革，漢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肉刑，著手改革刑制。具體有：凡當完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這樣就改變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現問題：1、斬右趾，改為棄市，擴大了死刑范圍；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斬左趾，結果受刑者「率多死」。後，漢景帝又兩次下詔減少笞數，第一次是笞五百減為三百，笞三百減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減為二百、笞二百減一百。改革之後，除死刑以外，還有笞刑，而宮刑未改。到東漢初，明帝詔中又提到斬右趾，說明又以此刑代替棄市，把文帝時由輕入重的一項又回來，至此，兩漢肉刑有宮和斬右趾。

關於徒刑，漢初沿用秦制。但是漢代已經有了明確的刑期。如髡鉗城旦舂，五歲刑；完城旦舂，四歲刑；鬼薪白粲，三歲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歲刑，男罰作和女復作，皆一歲到三月刑。此外，漢代另有「顧山」，是只用於女犯的刑罰，因此也稱為「女徒顧山」。

此外，兩漢還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罰金、徙邊等刑罰。另外有禁錮刑，是漢為禁止官史結黨，對有朋黨行為的官吏及其親屬，實行終身禁為官的政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刑罰體系較前朝有了很大的變化，刑罰的總的變化的特點是逐漸寬緩。「割裂肌膚，殘害肢體」的刑罰手段逐漸減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過渡。主要體現在：1、廢除宮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詔禁止宮刑：「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在天統五年（公元569年）也詔令廢止宮刑：「應宮刑者普免為官口」。2、規定了鞭刑與杖刑。這一刑罰緣於北魏，並為北齊北周沿用。3、規定流刑為減死之刑。南北朝時期，把流行作為死刑的一種寬待措施。如北周時規定流刑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以據都城二千五百里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為限，同時附加鞭刑。4、緣坐范圍有所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對婦女緣坐的變化上，總的趨勢是縮小范圍，但司法實踐中卻多有擴大。在整個南北朝時期緣坐的范圍也有反復。《梁律》創從坐婦女免處死刑的先例。

隋《開皇律》刪除不少苛酷的刑罰內容。廢除不少殘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為絞、斬兩種。對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確說明：「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所有 「梟首轘身」與「殘剝膚體」的鞭刑都廢除不用，確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刑罰比以前各代均為輕，死刑、流刑大為減少。死刑只有絞斬兩種；徒刑僅一年至三年；笞杖數目也大為減少。更重要的是，其適用刑罰以從輕為度；唐律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社會「得古今之平」的刑罰中的典範。

宋創設了一些新的刑罰制度。1、刺配刑。宋太祖為寬貸雜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對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種代用刑。但後來則成了常用刑種之一。2、凌遲刑。宋時將五代的法外刑凌遲作為法定刑種，初時適用於荊湖之地所謂以妖術殺人祭鬼的犯罪。但後來適用范圍越來越廣泛。3、折杖法。宋太祖創立折杖法，作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所以，在徽宗時又對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數重作調整，減少對輕刑犯的危害。

元法初為習慣法，成吉思汗時有斬決、流放、責打條子等刑罰，後逐漸向漢代的五刑體制過渡，並最終實行。但其死刑中無絞刑，凌遲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許多習慣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盜竊罪，除斷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即須刺項」，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為了維護僧侶的特權，元律規定「毆西番僧者截其手，罵之者斷其舌」。

元有警跡人制度。強竊盜犯在服刑完畢後，支付原籍「充警跡人」。在其家門首立紅泥粉壁，上開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鄰居監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見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終身拘籍。

明清刑罰有新的發展變化，其特點是刑罰更加殘酷化，並大量復活了肉刑。明清時的刑罰變化有：

1、死刑。明、清兩朝在法律上恢復了梟首示眾之刑，並且范圍逐步擴大。此外，明清時期的死刑執行方面還有一些更加殘酷的方式，如「剝皮實草」、「滅十族」、戮屍等。 清朝針對死刑還有一個獨特的制度，即斬立決和監候制度。

2、充軍刑。「充軍」創制於明代，但是不以充軍為本罪。清朝的充軍則作為流罪的加重刑，並以充軍為本罪。而且充軍的條目也較明代增加。

3、發遣刑，這是一種比充軍重的刑罰。明代時只限軍官和軍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時則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員，還可以有機會放還。

4、枷號，是明朝首創的恥辱刑。在明代還變成一種致命的酷刑。清時對一些倫理性和風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還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對違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罰。

二、中國古代刑罰演變的原因。

大體上，刑罰發展變化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當權者指導思想的不斷變化導致了刑罰發展變化。法律制度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門，任何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傳統等社會經濟條件緊密相連的。原始社會時期，沒有國家，沒有法律，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認識自然的能力低下，當時的原始習慣也是由以採集和漁獵為標記的低下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懲罰方式簡單殘暴，後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製成為主導。逐漸產生了相當多的習慣法，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隨著人們對物質世界的進一步認識，刑罰的體系逐漸完善，目的性也更加專一，保護私有制財產，保護人身權利，維護政治統治。自夏代建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起，我國古代社會一直堅持以刑法為主的法律體系。

由於專制、集權貫穿我國幾千年的古代發展史，中國的法律文化也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沒有西方世界的民主與法制、人權的概念。大量的充斥於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對人的生命的漠視和刑罰的隨意性。

從簡單的同態復仇到夏、商時期奴隸制刑罰，及至演變到封建社會的「五刑」，刑罰的變化，同當權者的統治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是集權的家長制統治，王或皇帝是國家的主宰，所謂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體現了維護王權統治的基本指導思想。崇尚刑法，重視刑罰。使我國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無一例外的採用刑罰的手段。法律不但憑借嚴酷的刑罰手段懲辦危及王權統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時也嚴厲制裁破壞國家統治、擾亂社會程序的刑事犯罪。統治者從長期的實踐中體會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懲罰，又能保存勞動能力，是更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適應了經濟基礎需要，同時更好的維護其統治。夏、商時期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時又剛剛從原始野蠻時代演變而來，維護王權成為其首要的目的，同時人的愚昧無知又使統治者假借天意的圖謀得以實現，雖然其刑罰十分的野蠻殘酷，但是統治者借天的名義，成功地表明其刑罰的合理性。同時，統治者鑒於前朝的教訓，至周時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罰」的思想，強調「用刑寬緩」，將教化和刑罰結合起來，體現到刑罰上，出現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罰，以及贖刑、流刑等以作為五刑的補充，不再單純是傷及人肢體、生命的酷刑。秦以後到明清，中央集權的統治者更加牢固的確立，雖然各朝代執政者執政的指導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在也逐漸促進統治者對刑罰作出變革，以絞、斬死刑代替以往殘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蠻的肉刑，實質是統治者逐漸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會高度集權的家長制統治，統治者權力的無限制和無制約，當權者往往憑一己好惡行事，使刑罰形成了不穩定和不確定的特點。所以，我國古代刑罰發展變化的進程中人為的痕跡濃重。總趨勢是朝者寬緩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復。我國古代社會自從有國家以來，無論是不成文立法的時代，或者是成文法時代，法律對刑罰的種類都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經常有隨意增加法外刑罰的情況。隋初，制定《開皇律》、《大業律》，強調用法寬緩，然而隋煬帝並不依律行事，他「更立嚴法」，並恢復梟首、滅九族等等酷刑，自毀法制，濫施淫刑。又如唐時法律為我國古代之最鼎盛時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現象也層出不窮。武則天時，酷臣周興、索元禮、來俊臣非法採用酷刑，摧殘人犯，將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時，皇帝設廠衛特務機關，濫用刑罰更為嚴重。清律中根本沒有關於文字獄的直接規定，但所有的文字獄均是按照謀反、大逆定罪，是最嚴重的犯罪，並且處以最嚴厲的刑罰。所以，古代專制制度下，皇帝的行為往往將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另一方面，較為開明的當權者的舉措，又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據史載，漢初文帝改刑罰的原因，是為緹縈的孝心感動，遂下詔說：「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發了漢初刑罰的改革。

所以，在我國古代社會以仁者治國的指導思想下，法制的推進顯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過來說，這樣的發展變化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三、宋元明清法制由輕向重變化的原因。從秦漢至隋唐，刑罰制度的發展趨勢一直為由繁雜殘酷向簡明輕緩。期間有漢文帝廢肉刑的改革，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刑制改革及隋文帝法定五刑，至唐時法制達到巔峰，其影響直至宋、元、明、清，並及諸海外，但是宋、元、明、清雖以唐制，其刑罰較前朝又趨殘酷、繁雜，並且復活了肉刑，死刑的執行方式也有增加。從歷史上看，宋、元、明、清時期是我國小農經濟繼續發展並且至沒落，而商品經濟逐漸萌芽之時，社會的矛盾日趨激化，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更加加強中央集權，用重典治天下，故而刑罰更加殘酷，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後期刑罰的重要特點，至明清，發展尤為明顯。其特點，就是限制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資本主義萌芽已經誕生的條件下，仍然堅持重農抑商的傳統，實行「禁海閉關」，延緩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展。明時增加許多法外酷刑，而清朝又處於古代中國向近代化發展的復雜時期，更加以空前的嚴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壓統治。明清時期大興文字獄，對思想異端嚴厲懲罰，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我國古代社會先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也是我國古代社會一貫的愚民政策的體現。

明清時期重刑觀點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矛盾的錯綜復雜密切相關。古代社會發展到明清時期，封建制度已經走向末路，新的生產關系正在形成之中。而這種新興的生產關系勢必威脅到封建統治集團的切身利益，所以，統治者為了維護政治上的專制統治，必然鉗制廣大人民的思想和輿論，甚至不惜動用殘酷的刑罰手段，遏制自由思想的興起。

四、刑罰的變化與發展同特定的社會發展現狀緊密相連。我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或者同一階段的不同時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個層面發展不盡相同，所以，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會形成不同的特色。刑罰作為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有不同的發展和變化。「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也充分得以體現。從夏商以來歷代統治者在運用刑罰統治社會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用刑經驗，至西周時，形成「刑罰世輕世重」的理論。《尚書。呂刑》說「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這種思想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之中。刑罰的發展變化實際上也體現了這種理論在治國實踐中的運用。戰國時期，群雄並爭，天下大亂，當時剛剛興起的地主階級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就特別強調重典重刑，用刑嚴酷。唐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較為迅速，國家實力明顯增強，所以，這一時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國，用中典」的策略，體現到刑罰上，變化為寬嚴適中，簡約易明。由此帶來的後果是社會更加穩定，經濟更加繁榮，使唐帝國成為當時亞洲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時期，統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亂，群雄紛爭中奪取天下，都認為身處亂世，強調治亂世用重典。所以這一時期的刑罰一反隋唐以來的輕刑中典政策，又將刑罰導入峻法酷刑的時期，走上了回頭路。然而，嚴刑酷法帶來的不是統治者的長治久安，也不是什麼治國良方，殘酷的鎮壓反而加快了王朝覆滅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