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司法志

『壹』 狄仁傑敢於犯顏直諫的三個事例是什麼

1、犯顏直諫保將軍

唐高宗儀鳳元年（676年），左衛大將軍權善才因誤砍昭陵上的柏樹而惹得唐高宗大怒，隨即被捕入獄。唐高宗下令處死權善才，這時，狄仁傑卻提出權善才罪不至死。唐高宗聽後憤怒地說：「權善才砍昭陵的樹木，是陷朕於不孝的境地，罪該萬死！」

狄仁傑不慌不亂地對答說：「臣深知直言進諫，自古就是很難的事情。然而，臣以為，遇到夏桀、商紂這樣的暴君，直諫固然難；而遇到堯、舜這樣的明君，直諫則很容易。如今，權善才的行為按照大唐律法不應判死罪，而陛下堅持要殺他，則使律法無法取信於人。」

看到唐高宗面色稍緩，狄仁傑接著說：「何況，陛下因權善才誤砍樹木而殺他，千百年後人們將如何評價陛下呢？臣不敢奉旨殺權善才，而損害陛下的身後聲名啊！」一席話竟說動了唐高宗，權善才因此被免除了死罪。

2、剛正不阿懲惡人

當時有一個叫王立本的大臣，仗著皇帝的寵信，濫用職權，幹了不少壞事，朝廷的大臣們敢怒不敢言。狄仁傑上奏高宗，指明此人罪行嚴重，應交給大理寺審理。高宗要狄仁傑看在王立本還算個人才的分上，破例寬恕他。

狄仁傑回復道：「國家就算再缺乏人才，也不缺他一個王立本吧？陛下為什麼要包庇罪人而破壞王法呢？如果陛下堅持這樣做，那就把臣流放到荒無人煙的邊疆去吧，日後，也好讓忠心報國者引以為戒。」高宗聽了這話，無言以對。王立本終於被判刑，朝廷的風氣由此大為好轉。

3、明察善斷護百姓

公元688年，武則天令宰相張光輔率兵三十萬去平息豫州叛亂。叛軍本聽說朝廷派兵來了，便都逃走了，但張光輔卻示意部下，不分青紅皂白，屠殺無辜百姓。之後，又以查尋叛黨為名，四處抄家濫殺，一時間冤獄四起，受害者不計其數。這時，狄仁傑奉武則天之命，赴豫州任刺史之職。

到了豫州，他看到哀鴻遍野，無辜受牽連的人極多，內心非常不安。於是，他一面下令給那些死囚開釋刑具，一面秘密上書武則天，奏明案件的實情，請求武則天網開一面。武則天深知狄仁傑為人剛正，相信所奏屬實，於是下詔改死刑為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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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傑出身太原狄氏 ，早年以明經及第，歷任汴州判佐、並州法曹、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寧州刺史、冬官侍郎、江南巡撫使、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復州刺史、洛州司馬等職，以不畏權貴著稱。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升任宰相，擔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

四個月後，為酷吏來俊臣誣以謀反，奪職下獄，貶為彭澤縣令。營州之亂時，得到起復。神功元年（697年），再度拜相，擔任鸞台侍郎、同平章事，遷納言。用於犯顏直諫，力勸武則天復立廬陵王李顯為太子，培植舉薦忠於唐朝的勢力，成為大唐社稷得以延續的重要支柱。

久視元年（700年），拜內史令。同年九月，病逝，追贈文昌右相，謚號文惠。唐中宗復位後，追贈司空、梁國公，累贈太師，配享中宗廟廷。

狄仁傑的一生，可以說是宦海浮沉，為人正直，疾惡如仇，把孝、忠、廉稱之為大義。作為一個封建統治階級中傑出的政治家，每任一職，都心繫民生，政績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後，輔國安邦，對武則天弊政多所匡正。他在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的武則天時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狄仁傑為官，正如老子所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為了拯救無辜，敢於拂逆君主之意，始終保持體恤百姓、不畏權勢的本色，始終是居廟堂之上，以民為憂，後人稱之為「唐室砥柱」；

他在武則天統治時期曾擔任國家最高司法職務，判決積案、疑案，糾正冤案、錯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1.7萬人，其中沒有一人再上訴伸冤，其處事公正可見一斑，是我國歷史上以廉潔勤政著稱的清官。

『貳』 元代行省的權力結構

行省制是蒙古統治者在中原地區行政區劃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給後世的一份重要遺產。自元行省始，行省三司督撫的高層督政區體制較穩定地確立了下來。然而，元代行省制的特點與歷史作用究竟如何？人們的看法不盡相同 。筆者認為，元行省制是古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壯大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不斷調整、完善的產物。它並非單純的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元行省制的歷史價值在於：它創立了一種以行省為樞紐，以中央集權為主，輔以部分地方分權的新體制。該體制有三個特點：行省性質具有兩重性又長期代表中央分馭各地，主要為中央收權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權力，所握權力大而不專。元行省制引起了13、14世紀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的較大變動，對元代社會和後來的明清、近代影響至深。
性質與使命
元代行省的性質與使命，需要從行省的設置、演化過程談起。
元代行省是行中書省的簡稱，其淵源可追溯到魏晉隋唐的行台和金代行尚書省。只不過此類兩重性僅表現在雲南等少數行省范圍內，多數行省的性質仍然是朝廷的臨時派出機構。
大約在世祖末成宗初，隨著江浙、湖廣、江西、陝西、四川、甘肅、遼陽、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設，行省逐漸演化為常設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幾乎與此同時，元廷又對行省的名稱、品秩、事權作了重要調整：其一，「嫌於外重」，一律取消中書省宰執「系銜」 ；其二，降行省品秩為從一品，通常以平章政事二名為長官、少數行省特許增置左丞相一員，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級 ；其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並入行省，實行「絜兵民二枋而臨制於閫外」 的體制。這三項舉措大體奠定了行省作為地方常設機構的規模和權力框架。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行省演化為固定的地方官府，是指其主要性質而言。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後，行省仍長期保留著朝廷派出機構的某些原有性質。許有壬雲：「都省握天下之十省分天下之治」。虞集說：「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 。《元史·百官志七》也說：「行中書省……掌國庶務．統郡縣，鎮邊鄙，與都省為表裡。」以上三處明言行省「分天下之治」，「掌國庶務」，且與朝廷都省互為「表裡」，密切相連。另，終元一代，行省官一直屬於「內任」官 。元未柳貫、孫作、虞集稱行省為「外廷」、「政府」和「外宰相」 。這些都顯示：世祖、成宗朝以後行省仍具有地方最高官府和朝廷派出機構的兩重性質，其代表中央分馭各地的使命依然如故。與世祖前期行省的兩重性質不同的是，其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質已佔主導，朝廷派出機構的舊有性質則退居次要地位。徐元瑞《吏學指南·府號》說：「分鎮方面，故為行省。」《元史》《明宗紀》和《達識帖睦邇傳》也說，行省官掌「方面之權」，充「方面之寄」。此「分鎮方面」和「方面之權」，對理解行省的兩重性和代表中央分馭各地的使命，很有幫助。「分鎮方面」、「方面之權」和「方面之寄」，顯然不是一般地方官府在某地域范圍內「畫地統民」，而蘊含著由中央派出，代表中央統轄「方面」的意思。另外，從滅南宋之後湖廣、江西、江淮、陝西數省的轄區均與中書省直轄區「腹里』接壤，其治所均在與京師最近的水陸交通線上，也不難窺見行省代中央「分鎮方面」之職能是相當突出的。當然，我們還需要正視和承認世祖朝以後行省性質的主要方面演化為常設地方最高官府的事實。元行省的這一半性質，也可在元人筆下窺其端倪：如大德五年（1301年）成書的徐元瑞《吏學指南》稱行省為「分鎮方面」；但時至元末，柳貫則雲「行省得畫地統民」 ，與柳貫同仕於順帝朝的湖廣行省平章星吉也自稱：「吾受天子命為藩大臣」 。既然元後期文人中不乏行省「畫地統民」和「藩大臣」等說，元世祖朝以後行省新增的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質也就十分清楚了。
總之，具有兩重性質和代表中央分馭各地的使命，是元行省制的一個基本特徵。
目的和作用
還需要注意，元廷設置十行省的目的和作用，各有側重，並不完全一致。如「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土賦居天下十六七」 的江浙、湖廣、江西三省，大抵以鎮壓新征服區域和搜刮財賦為基本宗旨，其治所相應地均設在行省北端的水陸交通要沖，而不置於該行省的中心地帶，以便朝廷的聯絡和指揮。位於中原、關中及西南邊徼襟要，駐有許多蒙古軍團的陝西、四川、雲南、河南四行省，又以軍事襟要的鎮遏控制為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諸王星布棋列」 的嶺北行省及遼陽、甘肅等行省，則以廩養或防範蒙古諸王，控制蒙古部眾及供給軍需作為主要使命。從以上設置目的和作用看，元行省主要著眼於政治上的統治和軍事上的控制，酷似十個大軍區。無論是作為朝廷的臨時派出機構，抑或作為常設的地方最高官府，其代表中央進行政治控馭和軍節鎮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濃厚。
另外，朝廷為部分行省提供經費，也有助於理解行省的性質。如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閏十一月元廷「給河西行省鈔萬錠，以充歲費」；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給河南行中中書省歲用銀五十萬兩」 ；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以鈔十二萬錠、鹽引三萬給甘肅行省」 ；延祐四年（1297年）六月「給嶺北行省經費鈔九十萬錠、雜彩五萬匹」 。
至元十年（1273年）閏六月賽典赤·贍思丁赴任前所賜白銀二萬五干兩、鈔五百錠 ，也屬於雲南行省設立之經費。以上朝廷撥給經費雖限於甘肅、河南、嶺北、雲南等部分行省，時間上卻囊括行省演化嬗變的前後兩個階段。這既可以看做是朝廷對部分行省的財政支援，也是行省作為朝廷派出機構在財政方門面的證據。設置目的各有側重和半數左右行省經費由中央提供，也可以從側面印證元行省並非純粹的地方官府。
歷史作用
如何看待元行省制的歷史作用；
洪紱說，元行省是「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遺物」，「省區即軍區」，「皆為軍事控制區域，各擁相當軍需資源；藉以供養駐軍，鎮壓地方，其目的乃以武力維持專制統治與剝削」 。錢穆說，元行省是「一個極不合理的制度」，「行中書省就是一個行動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駐在這個地方來管事。如是則地方絕無權，權只在中央」；「這種行省設施，實際上並不是為了行政方便，而是為了軍事控制」 。顯而易見，前人對元行省制多有微詞和針砭。
需要指出，洪紱把元行省制視為「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遺物」的看法是荒謬的。元行省只是蒙古貴族進入中原後所建立的地方軍政制度，屬於多民族統一國家內部的產物，與入侵外國的殖民活動無涉。況且，元代蒙古本土也設置了嶺北行省。倘若按照洪紱的說法，蒙古本土豈不也成了成吉思汗子孫的「殖民地」了嗎？！
毋庸諱言，元朝統治者設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確實是「以武力維持專制統治與剝削」。確實是「為了軍事控制」。但是誰曾料到，元統治者出於軍事控制目的而創設的行省，卻引出綿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權新模式。所以，我們對元行省制歷史作用的評價，就不應拘泥或局限於「軍事控制」、「軍事鎮壓」的初衷，而應從更大的時空范圍去探索分析其歷史根源和復雜背景。
我們認為，評價元行省制的歷史作用，必須著眼於古代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的螺旋式發展過程。從形式上看，行省制及其帶來的中央集權模式來自蒙元統治者對帝國疆域軍事控制的偶然行為，實際上其背後又隱藏著古代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發展歷程的必然抉擇。
迄兩宋，古代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主要採用地方分權和郡縣制中央集權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以一個否定另一個」，螺旋式發展。如果說夏商西周所建立的王（天子）為天下共主與諸侯藩屏四方，是一個鬆散的封建大一統，那麼，春秋戰國諸侯爭霸及兼並就是對夏商西周體制的否定。秦統一後，實行極端中央集權，以郡縣統制各地，嬴姓皇族無尺寸之封，「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 ，又是對春秋戰國諸侯紛爭的否定。此前後聯系的三形態，恰形成第一個「正一反一合」階段。
兩漢郡國並行，對秦極端中央集權既有繼承，又有變通。但魏晉南北朝以豪族大土地佔有為基礎的方鎮都督分權或區域性割據，又是對秦漢郡縣制中央集權的否定。隋和唐前期，重建中央集權的州縣、府兵、科舉等體制，又是對魏晉南北朝地方分權割據的否定。自秦漢始前後聯系的三形態及遞次否定，又構成第二個「正一反一合」階段。
唐後期藩鎮割據或半割據，是郡縣制地方權力結構的某些部分不甚完善造成的。安史之亂後，藩鎮節度使軍事、財政、行政、監察諸權在握，可以自募軍士，可以佔有「送使」等賦稅，也可以節制「支郡」，自辟官吏。河朔等鎮還能自行擁立主帥。藩鎮割據或半割據所造成的內輕外重，顯然是對隋及唐前期中央集權體制的否定。兩宋一反唐後期藩鎮割據之道而行之，立足於收權，而且頗為徹底。既「收其精兵」、『制其錢谷」、削其支郡、「稍奪其權」，又以路轉運、提刑、常平、安撫四監司為工具收奪州縣諸權和監察地方官吏。元及明清統治者承襲兩宋制度，繼續實行收奪州縣官府事權和盡可能集中各項權力於中央的政策，只是在中央集權過程中運用了行省的特殊工具，創立了以行省為樞紐的中央集權，故應是兩宋否定唐後期藩鎮割據的繼續與發展。於是，自隋朝始前後聯系的三形態及遞次否定，又形成了第三個「正一反一合」的階段。
誠然，就中國的歷史環境、具體條件而言，中央集權比地方分權的合理性與進步性明顯多一些。隋唐以降，中央集權逐漸取代地方分權割據，也表明了這種優勝劣汰的歷史選擇。但極端的中央集權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央對地方政府「無所分畫」和「無所寄任」 為基礎，是與皇帝專制制度相適應的歷史產物，主要是為家天下的王朝大一統服務的。從這種特定性質、目標及消極後果來看，兩宋式的極端中央集權並不是古代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的最佳模式。最理想的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應該是，既能保證中央政府有足夠的力量統治好全國，又能保障地方有適度的權力建設好地方。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以中央集權為主體，適當添入地方分權的若干內容，應是比較合理和有益的。
關於這個問題，明末顧炎武、王夫之及南宋葉適曾作過有益的探索和論述。顧炎武認為：「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封建之失，其專在下； 郡縣之失，其專在上。」顧炎武以進化論的觀點看待封建制地方分權與郡縣制中央集權的遞次興替變更，還揭示封建制地方分權的缺陷和過失是「其專在下」，多數權益為地方封君占據；郡縣制中央集權的缺陷和過失又是「其專在上」，多數權益為朝廷所壟斷。這是獨具慧眼的。他還提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是達到天下大治的良策。即在郡縣制中央集權的現有體制內，部分地吸收封建制地方分權的因素。這就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主輔結合的意思。王夫之也說：「封建之天下分而簡，簡可治之以密；郡縣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簡。」 顯然也是強調郡縣制中央集權應在統治方法上與封建制地方分權取長補短，「簡」「密」相輔。南宋葉適亦主張，在郡縣制體系內應參酌古制，實行「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用，予奪自專」的「伯政」 。此處的「伯政」，乃殷商之類的方伯之政。葉適的意圖也是要重新賦予郡縣官吏一些類似於諸侯方伯的治事權。顧炎武、王夫之、葉適三位有影響的政論家，對上述問題的見解大同小異，不謀而合，表明兩宋式極端中央集權的弊病已相當突出，亟待改進和變通，創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主輔結合的新模式。元行省制就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這類新模式。揭傒斯說：「鎮以磐石宗，重以分省寄」 ，《元史·明宗紀》也稱行省為「方面之寄」。合而論之，即在傳統的郡縣制基礎上另加行省之類的高層督政組織於中央與路府州縣之間，把行省當做分寄與集權的樞紐，既有所分寄，又立足於集權。從法理上說，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權形式將部分權力交與行省行使，一切治權皆屬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無論行政、財政、軍事、司法諸事權，朝廷總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權力（如主要軍隊、官吏任用等）的同時，把相當一部分權力分寄於行省，然後借行省集權於中央。顯而易見，元行省制中央集權是秦漢以來郡縣制中央集權模式的較高級演化形態，也是兩宋否定唐後期藩鎮分權的繼續，相當於自隋朝始第三個「正一反一合」階段的「合」。元行省制所體現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主輔結合，明顯優於單純的中央集權或單純的地方分權。
概述
由於行省性質的嬗變和代中央分馭各地使命的穩定性，行省在職能和權力行使方面也表現為主嬗要為中央收權，同時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權力。
關於行省的權力和職能，《元史·百官志七》雲：「凡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國重事，無不領之。」柳貫也講，行省的職司包括「外廷之謀議，庶府之稟承，兵民之號令，財賦之簡稽」 。以上兩處都涉及了行省的財政、軍事、行政等事權，柳貫還談到行省作為中央派出機構「外廷」的「謀議」職司，與路州等「庶府」及「兵民」的關系。以下從財政、行政、軍事、司法等領域逐項考察行省的權力與職能。
對轄區財賦的綜領督辦和以行省為單位的上供留用，最能體現行省為中央搜刮各地財賦又兼替地方分留部分財權的功能。
租稅徵收
元代各地的租稅徵收，主要採取路府總領，「府科於州，州科於縣，縣科於民」 ，逐級科級的方式。但是，在「腹里」以外的行省轄區內，路府州縣的賦稅徵收，又需要受行省的綜領和監督。首先，行省有權參與議定路府州縣所掌的賦稅數額、徵收方式，也擁有對路府州縣賦稅額高低上下、此增彼減的調整權 。對轄區鹽、酒、金銀、市舶等課稅，行省也有節制、掌管、監督等權力。其次，行省還代表中書省接受所屬路及直隸州的「上計」，上計稽考完畢，又需要「總其概，咨都省、台憲官閱實之」 。歲終上計之外，路及直隸州有責任隨時向行省報告財賦收入情況。發現累年「未申除錢糧，虛作實在，為數巨萬」，也申報行省「銷破」 。上計和稽考財賦時，行省官員有權適當懲罰路州官吏 。這就是柳貫所言行省「財賦之簡稽」職能的基本內容。再次，大約在世祖末成宗初，各行省督辦的錢糧賦稅已有了數額方面的規定。此類規定，即所謂「合辦額」，是以年份為單位計算的。「合辦額」直接向朝廷負責，或增余，或足額，成虧欠，由朝廷逐年檢核 ，並實行獎勵增羨和處分虧空的政策。如「河南行省虧兩淮歲辦鹽十萬引、鈔五干錠，遣札刺而帶等往鞫實，命隨其罪之輕重治之。陝西行省增羨鹽鈔一萬二千五百餘錠……各賜衣以旌其能」 。通過掌管稅額、上計稽考和以行省為單位的定額辦集，行省充當了元廷搜刮各地財賦的重要工具。有的學者稱江浙等行省相當於向中央轉送財賦的「中轉站」 ，不是沒有道理的。
行政統屬作用

行省雖然得以在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統屬中發揮承上啟下和代朝廷統攝節制的作用，但是在行政的另一關鍵—一命官權或人事權方面，又表現得無甚作為。元代地方官吏的選用主要由中書省和吏部負責。通常，從七品至從九品的地方官吏由吏部「擬注」，中書省參知政事等審核，每月舉行一次。正三品至正七品，由中書省「自除」 。 二品以上官（如行省長貳）則「選自特旨」，由皇帝根據需要選拔，中書省宰相入宮 「取進止」。即使是未入流的吏員，其選格一律由中書省吏部確定，每月由吏部銓注一次 。平宋以後，兩廣、福建、陝西等地區五品以下官，元廷一度允許「從行省就便銓注」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始，針對湖廣、雲南、福建、四川等處「要荒州縣赴京師動沙萬里」的情況，元廷又模仿唐制，每隔三年由中書省委派使者會同行省官及行台監察御史，遷調所在官吏，「課吏殿最而上下其秩」 。由於這項制度，元廷基本解決了行省所轄邊遠地區官吏銓調遲緩，或大量缺官等弊病，又始終將包括邊遠地區在內的各級地方官吏的銓調權緊緊地掌握在中央。總之，元代各級地方官吏必須「受命於朝而後仕」 。行省雖可會同朝廷使者銓官及自行委任部分省椽、宣使、路府州縣低級吏員，但對絕大多數地方官的任用和控調，是無法問津的。這比起漢代郡守自辟六百石以下屬吏和唐節度使辟官之權，實在是難望其項背。行省幾無任官和銓調權，表明它未能像漢唐地方大吏那樣從中央分割出一部分重要的行政權。在行政方面，行省代中央收權、代中央節制路府州縣的作用相當顯赫，其替地方分留的人事權、任官權則微乎其微。
元代，鎮戍中原和漠北等地的蒙古軍和探馬赤軍，直屬於朝廷樞密院。路總管府等管民官只掌民事財政，軍事上「無寸尺之柄」。鎮戍於淮河以南的漢軍諸萬戶及新附軍等，則直接由行省管轄。行省即成為元代地方諸官府中唯一握有較大軍權的機構。由於計省所握軍權比較大，其軍事方面的地方分權傾向似乎不言而喻。然而，元代軍隊屬性比較特殊，由於行省制的兩重性及其在提調軍馬中的若干具體規則或情況，行省在軍寧L的功用顯得比較復雜。以行省為代表的軍事方面的「地方分權」，並不十分典型，通常表現出為中央集權服務和地方分權的雙重效應。因而，需要認真辨析。
行省的屬性
先來看元代軍隊尤其是行省所屬的漢軍及新附軍的屬性。元代軍隊只有職能分工，似無中央軍隊與地方軍隊的明確區別。《元史·兵志》和《經世大典·序錄·軍制》把元代軍隊分為宿衛軍和鎮戍軍兩大類，顯然是依據職能而作的劃分。如果單從《元史·兵志·宿衛》中「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重之勢」等文字記載
看，由怯薛、侍衛親軍組成的宿衛軍，似可視為「在內」的中央軍隊；而在各地執行鎮戍任務的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及新附軍，似可視為「在外」的地方軍隊。實際上，這是只注重兩類軍隊的駐屯地點及職能，而未考慮其統屬關系的較膚淺看法。區別中央軍隊或地方軍隊的屬性，主要應看其統屬關系，而不應只看其駐屯地點及職能。因此，依照元代軍隊中怯薛直屬皇帝，侍衛親軍和分成各地的蒙古軍、探馬赤軍隸屬於樞密院，漢軍及新附軍隸屬於各行省等情況，宿衛軍和鎮戍軍中的蒙古軍、探馬赤軍當屬於中央軍隊。鎮戍軍中的漢軍及新附軍，因行省具有的朝廷派出機構和地方最高官府的兩重性以及管轄方面的某些規則，也很難說是完全意義上的地方軍隊。
行省與朝廷的關系
再來看行省掌管軍事時與朝廷的關系。元廷將漢軍及新附軍的統屬權委付於行省後，並沒有讓行省獨立行使其軍權，而是通過授受牌符，禁止擅調軍隊，限制懲辦軍將之權，直接布置調換戍兵和整點軍隊等環節，加強了對行省的控制。元制，除雲南行省外，各省提調軍馬的只限於兩名長官，其餘佐貳等官不得參與。各行省「提調軍馬官員」的具體人選始終由朝廷確定 。朝廷對各行省提調軍馬官員的金虎符給賜，十分慎重。當行省丞相一度廢罷，平章政事二員並為行省長官時，朝廷又特地給行省平章政事頒賜金虎符，確認其「提調軍馬」的資格和權力 。說明行省長官提調軍馬的權力來自朝廷，其給與、轉移取決於朝廷，並以朝廷頒賜的金虎符作為憑借和象徵。同時，元廷對此類調軍權也有較嚴格的規定。早在成宗元貞二年（1296年）五月，即行省兼領軍事定製後一年余，元廷下令：「諸行省非奉旨毋擅調軍」 。調動行省所屬軍隊的批准權，集中於皇帝一人。行省只能遵照朝廷的號令行事。就是說，大多數情況下行省調動軍隊是奉朝廷的敕、命行事的 。此項規定過分刻板，各行省距京師數千里之遙，奏報後待命而行，多半會貽誤軍機。或許是考慮到此種偏向，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十二月，朝廷又改而允許行省在緊急情況下便宜發兵 。行省官經常親自統率軍隊征戰。但率軍征戰的，不僅必須是佩有朝廷所賜金虎符的平章等官，而且每次是否由「行省宰臣親率諸道兵往討之」，也須依朝廷命令而定 。行省官對所屬軍隊將領的懲辦治罪，也是其提調軍馬權力的一個方面。迄仁宗朝，元廷對行省處理軍將的限制頗嚴，「軍官犯罪，行省咨樞密院議擬，毋擅決遣」 。元朝後期，上述規則逐漸放寬，行省始被允許便宜處理副下千戶（受敕官〕等下級軍官的一般犯罪和戰時貽誤軍情者 。朝廷還根據政治、軍事形勢的需要，負責變更各行省轄區鎮戍軍隊的分合聚散等。對轄區鎮成軍隊的分布，行省也可以提出增減調整等意見，稟報樞密院，轉奏朝廷。但批准與否，權在朝廷 。各行省所屬鎮成軍隊的換防調動，對行省所掌軍事權力，對行省長官與鎮戍軍隊的統屬關系等，部會產生微妙影響。朝廷實施此類換防和調動時，行省官往往不很情願。如平宋後阿裏海牙官至湖廣行省左丞相，恃寵倨傲，舊屬部將盤根錯節。世祖以詔旨命所屬二萬戶與江淮行省四萬戶換防。阿裏海牙遲遲不肯遵旨發兵，最後畏於抗旨「不敬」的罪名被迫執行 。由是觀之，定期不定期地調換各地戍兵，似乎又是朝廷防止行省掌兵官員與所屬戍軍間統屬關系的固定化、私人化的一項有效舉措。有元一代，「整點」閱實各地軍隊數目，也是皇帝和樞密院始終掌握的重要事權。「整點」』一般在皇帝即位及征伐之前舉行。無論何種「整點」，「非得旨，皆不敢行」 。
總之，在行省受朝廷委付提調軍馬的體制下，行省長期坐鎮藩服，統轄戍軍，成為地方諸官府中少數握有較大軍權的機構之一。從形式上看，在中央與地方軍事權力分配中，行省似乎應該是地方軍事勢力的代表，行省掌握較多軍事權，也應是意味著軍事方面的地方分權了。然而，由於行省所具有的朝廷派出機構的性質，由於行省掌軍時與朝廷的上述特殊關系，在實際效果上行省並未能構成名副其實的地方軍事機關和獨立的地方軍事勢力。行省所掌軍事，既體現軍事權力分配給地方的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朝廷控制地方軍事。其為元廷中央集權服務和傾向於地方分權的雙重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從總體上看，行省受委付提調軍馬，並沒有對中央集權帶來多少危害，反而主要發揮了某些有利於中央集權的作用。
行省的司法作用
與自身雙重性質及代中央分馭各地的使命相適應，行省在地方司法中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首先，行省有義務過問和審理朝廷交辦的某些獄案。其次，負責轄區內官民疑難獄案的審讞及部分刑獄的斷遣。此外，還鞫問行省屬官犯罪案件 。
行省在審理以上獄案時，需要較嚴格地執行朝廷的相應規則典制。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的一段公文說：「四川行中書省移准中書省咨，『來咨：但有罪名，除欽依聖旨體例洎中書省明文檢擬外，有該載不盡罪名，不知憑何例定斷[奪」，請定度事。』本省相度，遇有刑名公事，先送檢法擬定，再行參詳有無情法相應，更為酌古准今，擬定明白罪名。除重刑結案咨來外，輕囚就便量請[情」斷遣，請依上施行」 。公文前半是行省就「該載不盡罪名」，「憑何例定奪」事，請示中書省的咨文；後半「本省相度」而下，是中書省的批復。應該說，此批復對元行省處理刑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它規定：行省處理「刑名公事」，檢核法令格例擬定罪名時，較輕的罪犯可以自行斷遣，「重刑」則要結案咨請朝廷審查批准。關於「重刑」咨請，《元史·刑法志三》「大惡」條進一步明確說：「諸謀反事覺……行省不得擅行誅殺，結案待報。」這也是朝廷屢屢以敕令等形式告諭有關行省的 。各行省除少數誅殺盜賊的特殊情況外 ，大體也遵此而行。如大德初江浙行省平章博羅歡欲治杭州十家豪民死罪，中書省刑部改斷杖罪，遂依中書省所斷實施 。行省稟報請示朝廷的，還包括部分疑難或與通例不合的案件。如仁宗年間，江浙行省擬斷鎮撫劉世英抑良為驅，割去其囊腎之案，因「未見所守通例」，移咨中書省請示 。
在地方司法系統中，行省屬於縣錄事司、散府散州、路（直隸府、州）及廉訪司以上的第五級兼治刑獄的官署。其級別高，權力較大，上可奉朝廷旨意處理某些獄案，下可對轄區疑難等獄案及行省屬官詞訟履行推鞫、審核等職能。然而，在司法許可權方面，行省又須「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 。就是說，即便是中央派出的地方最高官署行省，也沒有專地方刑獄的權力。行省上述司法權，大體是代朝廷而行的。其司法職能承上啟下的性質比較顯著。在某種意義上，行省又是元代地方多級司法、朝廷執柄體制中聯系地方與朝廷兩部分的關鍵環節，同時也充當了該體制運作的重要工具。
總結
從以上對財政、行政、軍事、司法諸領域的具體考察中，不難看到，在財政方面行省為中央收權和替地方分留權力的功能，基本分離，最為典型。在行政、軍事、司法方面，行省服務於中央集權和代表地方官府的雙重職能，錯綜地混合在一起，很難截然分開，而且主要表現為代朝廷行事和為中央集權服務，其兼替地方官府分割權力的功用相對比較淡薄。行省在上述四領域的功用及差異，反映了元行省制下中央與地方諸項權力的分配模式基本上屬於中央集權型的，除了適應軍事鎮壓和軍費開支等需要不得不將部分財權、軍權委付給行省等官府外，其它主要權力統統收歸中央。
元末孫作在談到行省及掾史時說：「昔之號令出於州司，今之庶務決於政府。掾非其人，則百司無以仰承」 。孫氏之語，有助於我們理解、認識行省在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中的作用。耐人尋味的是，孫作筆下的「政府」雖實指行省，卻不明言行省。其中似有兩層寓意：一是行省代表朝廷行事，二是行省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或組成部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地方官府。鑒於此，孫氏稱「政府」而不徑言行省，還是比較妥當的。可以窺見：借行省之設置，元廷是將昔日「州司」的發號施令和庶務決策等主要權力，統統收歸中央了。

『叄』 忽必烈的貢獻

忽必烈在位期間，實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施政策略
一、加強了中央集權
忽必烈大力削弱諸王勛貴及漢人世侯的權力，建立了軍事、賦稅制度。在削奪宗藩領地的行政權、軍權及司法權的同時，又從稅收、領民關系、食邑官任命等方面，削奪諸王在食邑的實力基礎。
二、平定了李憻及乃顏、海都叛亂
李嬗是紅禊軍叛逆李全的養子。公元1226年李全降蒙，以每年貢獻金幣換取山東淮南行省長官之職，後在攻宋戰役中敗死。李嬗承襲益都行省長官，專制山東達30餘年。公元1260年，李嬗被封為江淮大都督，准備兵變。公元1262年，他斷然發動軍事叛亂，佔領益都，後被忽必烈擊敗，忽必烈借機迫使漢人世侯交出實權和軍權。
公元1287年4月宗王乃顏(成吉思汗弟斡赤斤之後裔)反於東北，西北海都許以10萬人相助。6月乃顏敗於大興安嶺東，被俘處死；海都敗則遠遁，不備復來。
三、注重農桑，興修水利
忽必烈確定「以農桑為急務」，採取了一系列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設立各級專管農業生產的機構。中央專設都水監，各處設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還限制牧場侵佔農田，禁止牲畜損壞莊稼。又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利用鎮戍軍士開荒屯田和募民實邊屯田。屯田政策的實施，
使荒蕪的土地得到了開墾，減輕了人民負擔，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
四、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管理
忽必烈在邊疆地區設置嶺北、雲南、遼陽等行省和土蕃宣慰司、澎湖巡檢司等機構，加強對蒙古、東北地區、西北地區以及西藏(當時稱為「烏斯藏」)、台灣地區的管理，加強了中央集權，密切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
元朝的大統一，對我國邊疆地區社會生產的發展起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忽必烈的屯墾和徙民的措施，客觀上促進了邊疆地區落後經濟的迅速提高。早在成吉思汗時期，把大批工匠和俘虜從中亞各地遷到長城以北地區，又強迫長城內的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遷往長城以外。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時期，為了對付同西北諸王的斗爭，曾利用從內地簽發的漢軍，並招募各族人民，在和林、上都等城市周圍和阿爾泰山、杭愛山、克魯倫河等地屯田積谷。東北地區、西南地區、河西走廊的屯田以及吐蕃(西藏)的進一步處於大統一的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這一切都加強了中原地區和邊疆各兄弟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的聯系、提高，有利於各族人民之間進一步的了解和融合。歷史的發展，不是蒙古統治者的民族歧視政策所能改變的。但在忽必烈的武力鎮壓控制下，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銳，人民起義持續不斷。
五、改元建號，立都漢地
忽必烈於公元1260年繼汗位，宣布建元「中統」，採用中國傳統王朝年號紀年。至公元1264年又改年號為「至元」。公元1271年(至元八年)宣布改「大蒙古」為「大元」。這是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意，表示國家廣袤無疆。忽必烈為了配合漢法的實施，放棄了大蒙古的都城漠北和林，在漠南和中原設兩個都城。公元1263年(中統四年)升開平府為上都，建宗廟宮室。到公元1271年(至元
八年)將燕京改名為大都(今北京市)，其地位超過了上都，被定為元朝的都城。 -
六、建立國家機構和嚴密的法律體系
成吉思汗實行的是軍政合一的體制，比較簡單。忽必烈命劉秉忠、許衡確定國家機構和職官制度。在中央設立中書省，領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立樞密院，主管軍務；設立御史台，職掌百官糾察。另設大宗正宗，仍置達魯花赤(斷事官，只管蒙古公事)。地方上，是行書省(簡稱行省)，公元1290年全國除中書省直轄山東、山西、河北外，全國分置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等10個行省，西藏屬宣政院。這是我國歷史上以「省」作為地方行政區的開始。行省以下行政區為路、府、州、縣四級，邊遠地區有「軍」的建制。
公元1292年，頒行了「至元新格」法律。到公元1323年最終制定元律「大元通制」。
七、承認和提倡以儒學為主的漢族傳統文化
忽必烈興辦學校，公元1288年統計，全國各地所建學校24400餘所。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上都重建孔子廟，推崇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忽必烈雖講求功利，主張改革，但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當他逐漸領會儒家宣揚三綱五常的「妙用」後，便搞起尊孔崇儒活動。他統治的後期，全國到處建「宣聖廟」，設學官，開學堂，規定用程、朱的一套講儒學。當時還大量錄用漢族儒生學者，保存頒刻典籍。
八、制定蒙古新字
忽必烈為了提高蒙古族的文化水平，命吐藩僧人八思巴制定了蒙古新字，頒行天下。還設立諸路蒙古學教授，召集學者用蒙文新字翻譯《資治通鑒》等一批漢文經籍。
九、重視科技的發展
公元1276年(至元十三年)，忽必烈立局改修新歷，命許衡、王恂和郭守敬主持。郭守敬是元代最傑出的天文學家，他繼承前人的豐富遺產，吸收阿拉伯人的天文知識，在全國各地設立27個測所， 「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腧朱崖，北盡鐵勒」(《元史·天文志》)，·其最北的北海測景所，據推算設在北緯6405'處，已近北極圈了。公元1281年(至元十八年)冬，《授時分》頒行。它以365．2425天為一年，與現在國際上通行的格利哥里歷的年周期相同，而格利哥里歷到1582年才開始使用，比《授時歷》晚300年。

『肆』 明朝三司指哪三司

明朝三司指：都司（都指揮司）、布政司（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提刑按察使司）

1、都司

都指揮使司是官署名，簡稱都司，屬於行省三司之一，明代地方最高軍事領導機構，是明太祖朱元璋為強化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地方設置的軍事機構，類似我國現代的軍區。

2、布政司

承宣布政使司為明清兩朝的地方行政機關，前身為元朝的行中書省。意涵取自「朝廷有德澤、禁令、承流宣播，以下於有司」。明朝時承宣布政使的轄區是國家一級行政區，簡稱「布政使司」、「布政司」、「藩司」，不稱「行省」。在正式的文件中，避免使用元朝的「行省」一詞，所以在地名下加「等處」。

布政使司設左、右承宣布政使各一人，即一級行政區最高行政長官。而一省之刑名、軍事則分別由提刑按察使司與都指揮使司管轄。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合稱為「三司」，皆為省級行政區最高機關；三司首長同秩同階從二品。

3、按察司

按察司為中國明朝及清朝初年中央政府機構之一，隸屬於都察院。入關後承繼明制，設為省級地方政府機關，職掌振揚風紀、澄清吏治、點錄及復審各省囚犯、勘驗供辭與訴狀等司法行政。香港英治時期法官也譯為按察司。首席按察司相當於現在的首席法官。見香港司法機構、香港首席按察司。

(4)甘肅司法志擴展閱讀

三司，在唐代之前，同三公，是中國古代朝廷中最尊顯的三個官職的合稱。周代已有此詞，西漢經今文學家據《尚書大傳》、《禮記》等書以為三公指司馬、司徒、司空(三司)。

古文經學家則據《周禮》以為太傅、太師、太保為三公。秦不設三公。西漢初承秦制，輔佐皇帝治國者主要是丞相和御史大夫。另有最高軍事長官太尉，但不常置。從武帝時起，因受經學影響，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也被稱為三公。

宋代以後，往往亦稱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但其虛銜性質不變，並慚次演化成加官、贈官。明、清同。 唐代以御史大夫、中書、門下為「三司」。五代時，稱鹽鐵、戶部、度支為「三司」。金以戶部之勸農、鹽鐵、度支為「三司」。

『伍』 甘肅蘭州各種媒體曝光投訴電話

我去中西醫結合醫院看病，做檢查花了400多做神經修復說是一千多收了2700。最後開的要網上買的30幾塊錢還有氨磺必利就200多一共要了1200多怎麼投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