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民法

① 拿破崙的民法典的意義和影響

拿氏對於法國《民法典》之制定既煞費苦心，他對於其推廣傳播，自亦不遺餘力。凡氏武力所至，莫不《法典》隨之。一方面，這固且是由於拿氏對於他的《法典》之優美完備有極端之信仰；它方面，他卻也想藉法律之統一來保障他武力侵略的勝利。這種由於被動或壓迫而採用《拿破崙法典》的國家，可以分為下列三類：

第一類是《拿破崙法典》施行時已屬於法國版圖者。這裡麵包括比利時(Belgium)、盧森堡(Luxemburg)、巴納丁各國(Palatine States)、菜因普魯士(Rhenish Prussia)、嚇茜打姆斯達(Hesse Darmstadt)；以下均在萊因河(Rhine R．)之左岸。此外，尚有日內瓦(Geneva)、沙埃禾(Savoy)、裴德茫(Piedmont)及巴馬(Parma)、裴亞纏差(Piacenza)、二伯域(Duchies)。

第二類是由於拿破崙武力之徵服而奉行其法典者。這裡麵包括義大利(1806年3月15日起)、荷蘭(1810年10月18日起)、漢西亞諸城(Hanseatic cities，1810年12月13日起)、勃格大伯域（Grand Duchy of Berg，1811年12月17日起）。

第三類是在拿氏威脅之下，自動採用其法典者。這裡麵包括韋士費利亞(Westphalia)王國(1808年1月1日起，是時Hanover已合並為王國之一部分)、巴登(Baden)、佛蘭克佛(Frankfort)、那梭(Nassau)、渥梭(Warsaw)、諸大伯域(Grand-chies)、瑞士之某幾省、坦屹(Danzig)自由城、依里利亞(Illyria)王國及奈汨（Naples）王國。

十九世紀是國家主義的時代；國家統一及國家復興之種種運動，均曾如火如荼，再接再厲，並且都產生了光明燦爛的結果。在歐洲，有德意志、義大利、比利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希臘六國之勃興。在南美州，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各殖民地曾得北美合眾國之幫助而獨立成為十五個自主國。在東方，日本、暹羅、士耳其及埃及四國都竭力摹仿歐化，冀自置於現代國際團體之列。以上二十五個新興的統一國家，其人種及政體雖多不同，但她們卻都曾努力於建立一個統一的整個的民法典。這種以統一的、整個的法典來劃一全國之法律生活或保障國內之政治統一的觀念，可說完全是受了《拿破崙法典》的激刺、鼓勵或暗示。這是《拿破崙法典》最重要、最根本的貢獻。只此一點，它對於那些國家的影響已經是不小了。除此之外，各國民法典在內容上和技術上受了《拿破崙法典》影響的為數也很不少；但是她們的影響之程度深淺卻不一致。我們可將她們分為下列三類來講：

第一類是拉丁民族的國家。這裡麵包括南美洲的十五個共和國，比利時、羅馬尼亞、義大利、西班牙、塞爾維亞（Serbia）等國。這些國家的民法典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最深，有的幾乎完全抄襲，連文字都沒有多大的改變。例如拿氏法典第七條是："私權能力與公民資格無關。公民資格之取得及保有，須依憲法之規定。"羅馬尼亞民法第六條是："私權能力與公民資格無關。公民資格之取得及保有，須依本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巴西民法第三條是："關於私權之取得及享有，外人與公民同等待遇。"又如拿氏法典第八條是："凡法國人均享有私權。"羅馬尼亞民法第七條是："凡羅馬尼亞人均享有私權。"巴西民法第二條是："凡人均有私權及私義之能力。"其酷似之處，可見一斑。

第二類是日爾曼民族及斯拉夫民族的國家(如德、瑞、奧、荷等)。這些國家對於編纂統一法典之熱忱頗不一致；對於拿氏法典之摹仿心，亦較淡薄。這固且是由於民族文化之不同，然而她們對於拿氏和法國感情之惡劣，亦未始不是重要原因。是故她們不編纂統一法典則已，編纂則寧以普、奧兩國的《民法典》為樣本。所以《拿破崙法典》對於這些國家的影響，可說是微渺而且間接。然而我們決不能說它不存在。即如與《拿破崙法典》"分庭抗禮"的德國《民法典》，它關於"動產所有權之佔有取得"和"所有權及佔有權之契約轉移"兩種制度，卻都放棄了其本國歷來的習慣法而採取《拿破崙法典》上之規定。

第三類是東方各國。這裡面，以希臘受《拿破崙法典》影響最深。她的《民法典》摹仿拿氏法典之程度決不在南美各國之下。例如希臘民法第九條是："私權之享有與公民之資格無關。公民資格之取得及保有，須依《憲法》之規定。"第十條是："凡希臘人均得享有一切私權。"我們試把它們同拿氏法典第七、第八兩條比較一下，便知其"惟妙惟肖"了。土耳其1869年之舊《民法典》(即所渭Mejelle)原是冶宗教習慣和法律制度於一爐。但1924年5月1日頒布的新《民法典》則曾把宗教成分廢除，而竭力摹仿《瑞士民法典》。它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可說是很小。埃及在1874年設立"混合法院"(Mixed court)的時候，便用的是法國法律。1883年她被英人佔領時，法國法仍舊存在。英人雖屢欲更改，然均無甚成效。故今日埃及之私法可說仍是以《法國民法典》為基礎。其實，埃及今日一切的文化、制度似乎都和法國最相接近，固不僅法律為然。日本在1870年明治維新的時候，其政府曾正式命人把《拿破崙法典》譯為日文。1880年並請法人布賞那德(Boissonade)氏撰擬《民法草案》。布氏的草案多半是根據拿氏法典及其後之修正案。該《草案》在日本實際上幾乎生效了十六年，因為它雖非正式的法律，卻被當時一般法官當做"法理"或"原則"看待、援引。同時英美法亦為日本學府(尤其是東京帝大)所講誦，而所謂"英美派"亦應時而生。當布氏《草案》1890年將交國會通過的時候，"英美派"堅持異議，遂釀成所謂"法國派與英美派之爭"。然1896年《日本民法典》頒布時，其內容已非法國法，亦非英美法，而為德國法了，但這並非出人意料的事情，因為那時的日本對於德國的文物制度已經是醉心傾慕，竭力效顰了。至於我國民法典的編制，大都是參考日、德及瑞士法典，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似乎很少。

智利法學家阿魯凡勒茨(Alvarez)氏嘗說，《拿破崙法典》所引起及代表之法典編纂運動，對於英美法之法典化和國際法之編纂均有影響。誠然，自某種意義言，阿氏之說並非全無真理，但是那種影響未免過於微渺，我們暫不具論。

從上面看來，《拿破崙法典》除了對於十九世紀法典運動有一最根本的貢獻之外，它在內容上及技術上曾經直接發生過影響的，不下二十餘國。至於間接受過它底影響的，更是不勝枚舉。然考其所以能影響如是之大的原因，我們約可舉出下列數端：

(一)《拿破崙法典》不但是當時惟一之重要民法典，而且是以整個法典去統一全國民法的首次成功。因此，各國不編纂民法典則已，編纂則幾乎必須以《拿破崙法典》為模範。固且，普、奧二國的民法典之產生也還很早，且有相當的完善，然而因為那時的普、奧都是小國，故不能如《拿破崙法典》之易引起國際之注意。

(二)《拿破崙法典》之形式及內容均甚完備，它的編制又是取法當時歐人所習誦的蓋氏《法學階梯》，故易受歡迎。

(三)《拿破崙法典》之文字為法文，而法文在十九世紀幾為國際間之普通語言；所以容易為一般人所了解。

(四)《拿破崙法典》是以時代最偉大且最受崇拜之人物(Napoleon)而命名，故易引起人們之景慕、注意。

(五)《拿破崙法典》自命為最合理性，且最富於平等觀念及普遍性。因此，它不但能合十九世紀之時代思潮，且易為各國所仿慕、效法。

(六)法國在革命後，教育上有極大的改革，尤其是大學教育方面。由於這種的改革，法國大學之法律教育遂特別發達，幾執全歐之牛耳。他國負笈來學者，為數甚多，這點對於《拿破崙法典》之推廣，亦不無關系。

② 下列有關民法的性質概括

性質是一事物區別他事物的根本屬性。

⑴民法性質無疑應是其與他法律相區別的根本屬性體現。但民法歷史悠久，體系龐大，內容紛繁復雜，要概括出其根本屬性並得到普遍認同，確非易事。可以說，學界至今對民法性質具體表現尚無公認的定論。有的認為民法本質應反映為市民社會法、私法、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法、實體法。

⑵有的認為民法性質是國內法、私法、普通法、實體法。

⑶有的認為民法是權利法、私法（原則上）、市民法。

⑷而更多的大陸法系學者僅強調民法是私法。何況，在我國大陸對民法性質研究始於20世紀末，

⑸之後才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的確，一事物與他事物相區別的屬性可從不同角度切入評析，但若要揭示事物的根本屬性，則應緊緊抓住該事物內在固有屬性予以考量。事實上將民法性質定位於國內法、實體法、普通法、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法，均無法反映民法獨有屬性，如普通法與特別法實質是適用依據問題；又如凡法律均應是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法，只不過不同法律側重點不同而已。因此，深究民法性質，應以市民社會法（或稱人法）、私法和權利法等民法獨有屬性人手。以下就這三方面及其關系分述之。

民法性質的具體表現形式

1．民法為市民社會法。法律作為行為規范一般都是以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通過對人的行為調整，以達規制人的行為之目的。但當出現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區分後，人在群體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同了，這也就產生了法律對人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要求。譬如，在政治國家，人被稱為公民，法律對公民的要求是強調奉獻，一切聽從國家召喚。而在市民社會中，人被稱為市民（行為主體最初是自然人，以後才有法人等），則具有自利性，受利益驅動，為生存而努力。法律將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稱為「經濟人」，通常對其提出不得為惡的「毋害他人」的較低要求，而不以道德和宗教「愛你鄰人」為標准。但為追求當事人之間利益的平衡和當事人與社會利益的平衡，盡力達到社會和諧團結的目的，法律亦會對「經濟人」加以限制，要求當事人「愛人如己」，以對待自己事務的注意處理他人事務，如無因管理等。⑹法律對人的不同要求，必然使之所規定的內容、涉及的利益以及邏輯起點等有所不同。為此，我們將以市民社會中經濟人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主要調整對象，並以人為出發點，以規制人的行為和關懷人為其終極目的，亦即將使命定位於確定和保護合理人性的法律，稱為市民社會法。

那麼，為何僅將民法定為市民社會法呢？關鍵在於民法調整的人（行為主體）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人。這須從法律、經濟和人性三方面進一步說明。這是因為，法律的背後是經濟，經濟的背後是人性。⑺具體地說，首先，在所有法律中，唯有民法將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將平等原則作為貫穿於民法始終的基本原則，以體現平等、自由和博愛精神為其最終目標。其次，民法重視當事人地位平等，迎合了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的需要。市場是各種不同主體間不同商品（實質上是不同利益）交換的總和。商品要在市場交換，前提是有人將該商品帶到市場，且他對該商品可直接支配；不同商品的交換必然應取決於雙方的合意，而達成合意的基礎是當事人地位平等。這用民法術語表達，即表現為人格或能力、所有權和契約。因此，人格、所有權和契約自由等制度是民法的精髓所在，自民法產生以來無論如何發展變化，這些內容則始終被保留。這也表明民法演進與商品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息息相關。最後，民法關注平等是人的本性使然。資產階級為推翻封建主義強調「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但其未回答人為何生而平等。事實上，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其有意識，有獨立意志。意志雖屬主觀范疇，但不同個體的意志是各自大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是獨立和自主的，任何個體的意志都無法直接支配其他個體意志的實踐或形成卻是客觀的，體現了天然和固有的平等關系。⑻同時，人的「理性」，不僅是人類認識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規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類識別道德要求並根據道德要求處世行事的能力。在康德看來，道德要求的本質就是理性本身。人類的絕對價值，即人的尊嚴，就是以人所有的這種能力為基礎的。⑼因此，意志獨立，即在意志實踐或形成時不受他人干預，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所在，每個人要受到別人尊重，必須先尊重他人，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要求。「人生而平等」所體現的人格可稱為自然人格，由法律賦予並調整的主體資格是法律人格。正因民法所確認的法律人格是強調當事人地位平等，故與自然人格相接近。⑽換言之，確認當事人地位平等並盡力讓其獨立意志得以充分體現是市民社會獨有現象，而民法又恰是以此為己任，這是其他法律制度所不具備的。

2．民法屬私法。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是自羅馬法以來西方法律史上源遠流長的分類，但分類標准眾說紛紜，且各說均有利弊。目前，特別法規說（即國家或機關以公權力主體地位作為法律關系主體所適用的法律是公法，對任何人皆可適用的法律是私法）旨在克服其他各說不足已漸受重視。⑾盡管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標准存有爭議，但其區分意義不容忽視。具體實益如下。

其一，可大致分清公與私兩條主線，即以國家為公，則人民為私；以政府為公，則社會為私；以行政為公，則民事為私；以政治為公，則經濟為私；以團體為公，則個體為私。由此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進而正確理解民法的精神，協調好「公」和「私」的利益。⑿故可將民法、公司法、票據法等定為私法，與私法相對應的公法，可包括憲法、行政法和刑法等。
其二，可認清公法與私法在實體法上的基本特性。一般在私法上佔主導地位的是決策自由。即通常不需要說明理由即可自由決定，具體以契約自由和權利行使自由為支柱。而公法中佔主導地位的是受約束的決策。即法律對大部分決定都作出了具體詳盡的明確規定，對決策自由進行嚴格限制。這是因為，國家或國家機關因擁有權力而實力遠在個人之上，如對此不予限制就會使之過於極端而無法忍受。此外，在私法范疇，每個自主決定者都應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後果。而在公法領域中，決策所生法律後果都不歸屬於決策者。⒀
其三，可明確公與私不同的救濟程序和調整手段。⒁即在我國，私法糾紛由民事審判庭管轄，適用民事訴訟程序；公法案件則由刑事或行政審判庭管轄，適用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而且，在公法中應體現國家的直接干預，而在私法中則應體現國家的間接干預。也就是說，對私的利益糾紛，國家原則上不直接干預，主要由當事人自行協商解決，只有在當事人不能協商解決時，才由司法機關以中立者的身份出面予以裁判。
其四，為處理公法與私法的並存關系明確方向。即當公法和私法關系並存時，如強調公法優位，將私法包含在公法中，實質上是專制國家的法制。
在現代法治國家，應遵循「有疑義時為自由」的原則，強調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國家政府無法律明文規定，無重大正當事由，不經法定程序不得干預或限制。因此公與私關系沖突時應體現私法優位。⒂
由此也說明，劃分標準的爭論，或有公與私融合的現象，甚至有人反對公法與私法分類，也不影響將民法定為私法。
民法旨在規范私人利益，以平等為基礎，其主體非基於公權力的地位，且對任何人皆適用。⒃但應注意，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並非一成不變，也不是須將任何法律均作此劃分，⒄更不是在任何法律秩序中均存在此種劃分。⒅

3．民法是權利法。民法是權利的宣言書，民法學就是權利之學，將民法稱為權利法似乎不言而喻，這也許是多數學者在論述民法性質中未提及此點特性的原因所在。該性質可從如下方面得到證實。⒆

首先，就民事立法的體系而言，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權利為軸心而構建。譬如，民法規定了民事權利主體和客體的范圍；規定了民事權利的種類，如各種人身權和財產權及產生原因（各種法律事實）；規定了民事權利的行使方式（如可代理行使）及權利行使的限制，包括實質限制（如權利不得濫用等）和時間限制（如訴訟時效和除斥期間等）；規定了權利轉讓、保護方式及民事責任等。諸如此類均說明民法基本是以民事權利為中心而形成。

其次，從民事立法的法條性質來看，是任意性規范和授權性規范居多。⒇任意性規范、授權性規范（即肯定被授權者有完成這樣或那樣積極行為的權利）與禁止性規范或強制性規范不同，前者注重當事人的自由意志的體現，強調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的精神；注重鼓勵民事主體積極主動參與民事活動並對此予以引導。後者則體現為主體不為或必須依法定方式為一定行為的義務，重在對民事主體行為的限制。二者立足點的不同，決定了民法是以權利為本位的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民法規范都是任意性和授權性規范。

最後，就民事立法目的而言，它是實現人權的手段。人權作為人的應有權利，只有由制定法加以規定才能變為現實權利。民法中規定的人身權（如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等）和財產權（物權、

③ 市民法與萬民法的關系

市民法是調整羅馬公民之間的法律,即平等的主體之間關系的法律,是現代民法的始祖.
萬民法,調整的是包括了埃及人,高盧人等等"外國人"的法律關系的法律.調整范圍的不同是兩者之間最主要的區別
古羅馬「自然法」 、「萬民法」意義及關系考

「法」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時空有著不同的含義；從特定歷史背景出發，去理解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法」的概念，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試圖從西方法律史的二元觀傳統中去探求古羅馬法中「自然法」、「萬民法」及「市民法」的各種不同的含義，澄清相互之間的區別，並嘗試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釋。

一、 西塞羅對古希臘自然法思想的繼承

最早提出「自然法」一詞的是赫拉克利特（約前5世紀），他認為：一切人法受哺於神法。自然法學說由此發端，遂歷經希臘羅馬、中世紀、和近代古典三大時期。考夫曼教授認為：這三大時期的自然法存在以下三點基本共性。第一、自然法是不變的和普適的，適於一切時間和一切人；第二、藉助理性，自然法是可認識的；第三、自然法不僅是實證法的標准，而且在後者與其相悖時取而代之。[1]當然，這三點共性也非以同樣的程度一以貫之於自然法的歷史，在其各個階段這些共性得到不同的彰顯。

在歷經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後，斯多葛派哲學最終完成了對「自然法」概念的塑造。斯多葛哲學以「自然」為核心，強調自然是支配性原則，其本質具有一種理性的品格，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法(law of reason)，能為人類所認識；自然法也具有普遍性(common law of nature)，適用於一切人，這一特徵恰應了斯多葛哲學家的終極理想——人們作為世界公民在「世界國家」(a world-state)里平等地生活。

希臘隨著內戰的消耗和外敵的入侵而逐漸衰敗，富於實踐精神的羅馬人用鮮血和汗水促成了羅馬的興起。在法學界，西塞羅（公元前106—43年）可謂羅馬人的開山鼻祖，正是他為後來鮮有哲學情調的羅馬法學注入了源自古希臘的自然法精神。在其名著《國家篇》中，西塞羅鮮明地表達了他的自然法思想：

真正的法律是與本性相合的正確的理性（nature）；它是普遍適用的、不變的和永恆的；他以其指令提出義務，並以其禁令來避免做壞事。此外，它並不無效地將其指令或禁令加於善者，盡管對壞人也不會起任何作用。試圖去改變這種法律是一種罪孽，也不許試圖廢除它的任何部分，並且也不可能完全廢除它。我們不可以元老院和人民大會的決定而免除其義務，我們也不需要從我們之外來尋找其解說者或解釋者。羅馬和雅典將不會有不同的法律，也不會有現在與將來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種永恆、不變並將對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有效的法律；對我們一切人來說，將只有一位主人或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他是這種法律的創造者、宣告者和執行法官。無論誰不遵從，逃避自身並否認自己的本性，那麼僅僅根據這一事實本身，它就將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即使是他逃脫了一般人所認為的那種懲罰。[2]

由此可見，西塞羅繼承了古希臘的自然法思想，確證了上帝作為自然法創造者的權威。自然法的普世性和高級法特徵在他那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不僅如此，西塞羅還首創了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概念，[3]他說：「… … 因此，我們的祖先認為，萬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區別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時是萬民法，但是萬民法應該同時也是市民法。」[4]這一經典論述不但間接地確定了市民法和萬民法的外延，而且為下文對兩者關系的釐清奠定了學理淵源。不過分地說，後世羅馬法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論述大多圍繞西塞羅的理論而展開。

二、蓋尤斯的二分法及學理思考

蓋尤斯（約130—180年），古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他是這樣論述市民法與萬民法的關系的：

所有受法律和習慣調整的民族都一方面使用他們自己的法，；另一方面使用對於所有人來說是共同的法。實際上，每一個民族都為自己創立法，一個城邦的法就是這種法，它被稱為「市民法」，可以說它是該城邦自己的法。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中創立的那個法，由所有人平等遵守，它被稱為「萬民法」，可以說它是對所有民族都適用的法。[5]

公元前242年，羅馬首度出現了外事裁判官，其主要職責是裁判羅馬人與外邦人及外邦人之間的案件。其時，陳舊、僵硬的市民法已遠遠不能滿足正在不斷對外擴張的羅馬帝國在解決外邦人在羅馬法律地位這一問題上的要求，外事裁判官遂根據自然法的一般原理處理糾紛，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反映羅馬與與其有交往的異邦異國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所組成的一個規則體系，羅馬法學家稱其為萬民法。此即萬民法的第二種含義——實踐層面的外民法，後世所稱萬民法，通常就在這種意義上使用。[6]

那麼，蓋尤斯究竟是在哪種意義上使用「萬民法」一詞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從時間上講，蓋尤斯不可能不受到萬民法制度的影響，他似乎是在描述一個業已形成的制度。而如果單純從上文所引蓋尤斯論述的文本意義來分析，他又似乎在重申前人西塞羅的主張。

後世學者在理解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分歧。依梅因的說法，是先有了萬民法的具體制度，而後經古羅馬法學家運用衡平的手段，將萬民法制度與自然法聯系了起來，賦予了萬民法的理論意味。[7]凱利也持類似的看法，他甚至將這種作法的淵源追溯至西塞羅，指出其實證主義的一面，並認為西塞羅使用的實踐性的「自然」概念在後世的羅馬法學家那裡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最終豐富了萬民法制度；而對於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觀念，僅僅是蓋尤斯對「這一全然實踐性的法律成長」套上了「比較研究的虛幻光環」和法學家偶然地給與其哲學意蘊罷了。[8]

但是，我們不難在梅因和凱利的論述中發現一些紕漏之處。他們都沒有明確區分萬民法的兩種意義，這是他們所犯錯誤的認識論前提。梅因說：「所謂『自然法』只是從一個特別理論的角度來看的『萬民法』或『國際法』。… …它們之間的差別完全是歷史的，在本質上，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什麼區別。」[9]不難看出，梅因依然沒有區別兩種意義上的萬民法，而是用「特別理論」這個語義含混的詞描述了自然法與萬民法的模糊關系。[10]凱利的錯誤如出一轍，他正確地指出了羅馬法學家發展萬民法的一面，但由於忽視了萬民法的理論意義，從而做出了「不能將萬民法定位或歸入到自然法中的唯一例外是奴隸制度」這個看似正確實則沒有完整透視萬民法的結論。[11]

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教授的觀點使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耳目一新。他認為：在蓋尤斯的劃分中，萬民法與自然法同義，此即萬民法的理論意義；無非是自然法側重於強調法來源於自然原理，而萬民法重在強調法的普遍適用。[12]當然，尼古拉斯並未忽視萬民法制度的存在，他這樣論述萬民法兩種意義之間的關系：「我們也不知道『萬民法』（指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引者注）這個詞是如何應用於這套法（指實踐意義上的萬民法——引者注）的，或者有關的哲學觀念對它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影響。我們所能肯定的是：在蓋尤斯時期，這個詞，就像前面論述過的那樣，在哲學和理論意義上都被使用，而且在這兩種意義上，它都涵蓋著除人法和繼承法以外的大部分法。」[13]

因此，筆者認為：業已存在的萬民法制度對蓋尤斯是肯定產生了影響的，但這並不等於說蓋尤斯就不能就此展開理論上的發揮，何況早先已有西塞羅的創舉？至於兩種意義的萬民法之間，是否真能條分縷析，也許正如尼古拉斯所言：「羅馬人從來不在實在法（即實際應用的發）與應當訂立的法之間做這種明確劃分。」[14]抑或對這一問題更精緻的探討，須等到與烏爾比安的說法展開比較後，我們才能有更加明晰的認識。

三、烏爾比安的劃分法及相關爭論

烏爾比安（約170—228年），古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與前人不同，烏氏給出了一種異於通說的自然法定義：

自然法是大自然傳授給一切動物的法則，也就是說，這個法不是人類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陸地和海洋的動物包括飛禽所共有的。由此而產生我們稱之為「婚姻」的男女結合及其子女的生育與繁衍。我們可以見到其他動物包括野獸也都精通這門法。[15]

在他那裡，萬民法與自然法是有區別的，因為自然法是所有動物共同的法，而萬民法僅僅是人類自己的法。[16]烏爾比安的這一劃分，開啟了以後羅馬私法關於法的分類的爭論，即所謂蓋尤斯「二分法」與烏爾比安「三分法」之爭。一個普遍的說法是：烏爾比安之所以區分自然法和萬民法，是因為前者否認的奴隸制度為後者所包容；故此，二分法有別於三分法。[17]一直以來，我國學者在論及這一問題時，大多都是就事論事的介紹性文字，而甚少學理探討。這里，筆者嘗試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須明確的是：蓋尤斯的「自然法」概念與烏爾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烏爾比安的「自然法」概念異於通說早就成為學界共識。對此，博登海默在引用利維（Ernst·Levy）的話時曾說：「這種由任何動物共同構成的法律共同體，不僅對於西塞羅和斯多葛學者來講是聞所未聞的，就是現代學者也不認為這種觀點是古典法學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18]

其次、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論述萬民法兩種含義之間的關系。我們知道，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與自然法一樣，具有強烈的普世性特徵。在信仰斯多葛哲學的羅馬統治者那裡，這一特徵剛好迎合了他們建立世界國家的願望，在作為一種法律制度的萬民法的發展歷程中，理論意義的萬民法為外事裁判官們提供了一個哲學上的旗號，使得實踐意義上的萬民法的法律適用范圍不斷擴大。對此，著名自然法學家登特列夫作出了非常精闢的評價：「在他們（指羅馬法學家——引者注）眼中，自然法並不是一套完整而現成的法規，而是一種詮釋的手段。在使人定法適應於不斷變遷的客觀情況之歷程中，在使一個國際文明（或毋寧說是超國家的文明）之法律體系日益精良的歷程中，自然法與國際法一起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19]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觀念性萬民法與實踐性萬民法的區別。一言以蔽之，前者在觀念上適用於世間之芸芸眾生，而後者主要針對羅馬及周圍與羅馬發生實際關系的地中海國家的人而言。

綜上所述，不僅「自然法」概念在蓋尤斯和烏爾比安那裡是不同的，就連他們兩人使用的「萬民法」也存在些許的差異。蓋尤斯的萬民法，大多是觀念性的；而烏爾比安的萬民法，實踐性色彩較濃。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烏爾比安承認奴隸制的萬民法招致自然法[20]的否定，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四、奴隸制度——爭論的焦點與實質

烏爾比安的這段話讓人再熟悉不過：「就市民法來說，奴隸被認為不是人；但是根據自然法，情形便不同了，因為自然法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21]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法學家弗洛倫提努斯（Florentinus）的一段話：「奴隸制是萬民法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同自然背道而馳的——因為根據這種制度，一個人被迫變成了另一人的財產。」[22]不難看出，法學家們在這里所論述的萬民法，顯然是指實踐性萬民法而言。在實踐性萬民法中，奴隸不再被當作人（Pesona）來對待，而淪為權利的客體。

隱藏在這個問題之後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羅馬法中的法律擬制技術問題。作為具體的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市民法與萬民法，是羅馬人立法思維的產物，而非如自然法那樣，乃是神明啟示的結果（西塞羅）。在羅馬法，Homo指生物狀態上的人，而Pesona概指權利主體。民法上的自然人概念，實即濫觴於羅馬法對人的擬制。學者認為：「自然人是一個法律構造的獨特概念，它只向特定的法學含義，指稱個人得在法律上作為權利主體的那一存在范疇。這一部分，是生物意義上的人處於自然狀態所不具有的存在形式。生物意義上的人獲得自然人形式，因此是立法承認的結果。」[23]故此，在羅馬民法中，奴隸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人，而是作為權利客體存在於實踐性萬民法制度中。但是，自然法是主張人人平等的，借用古典自然法學派的觀點，在存在自然法的自然狀態中，人人生而平等，奴隸制度自然是沒有容身之地的。[24]

五、二元觀傳統下的萬民法與自然法——一個簡短的小結

西方法律史中，歷來存在應然法與實然法的對立；在康德、黑格爾以前的法哲學史中，這一二元觀尤指自然法與實在法的對立。盡管在古羅馬時期，法學家們對實踐問題的強調遠遠高於哲學上的進步；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完全無視對正義的追求，事實上，較之於希臘人，他們無非是更多地從實踐的角度去關注正義的實現。希臘哲學對他們的影響，顯著地表現在他們對法的認識上，他們關於法的分類的探討，並未因為似乎多了一層實踐的色彩而褪去形而上的價值追求，好在各自立場不同、觀點各異，為我們更加明晰的透視他們的法律觀拓展了可資比較的視野。因此，在本文中，筆者試圖竭力廓清所謂 「二分法」與「三分法」區分之後的學理內涵，不知實情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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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夫曼：《法哲學的問題史》，載[德] 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 / 主編：《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2頁。

[2] [古羅馬]西塞羅：《法律篇》Ⅲ22（33），中譯文參見沈叔平、蘇力譯《國家篇法律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04頁。

[3] 對此，考夫曼如此評價：「在他（指蓋尤斯——筆者注）的影響下，在羅馬還產生了萬民法（Jus Gentium），它不是今天所指的國際法，而是自然法，它適於每一個人，而不論他是市民還是外來民，是自由民還是奴隸。」參見考夫曼：前揭文。

[4] [古羅馬]西塞羅：《論義務》C3，17，69.中譯本參見王煥生譯《論義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④ 關於民法的經典名言

1、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宋·蘇轍
2、法律不可能給每個人以方便，如果它有益於全體內和大多數人，我們就該滿容足了。——李維
3、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英國法學家 波洛克
4、法律的基礎有兩個，而且只有兩個……公平和實用。——伯克
5、法律的力量應當跟隨著公民，就像影子跟隨著身體一樣。——貝卡利亞（意）《論犯罪和刑罰》
6、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誘導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們自己的德行。——阿奎那（意）《神學大全》
7、法律的制定是為了保證每一個人自由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不是為了束縛他的才能。——羅伯斯庇爾（法）《革命法制和審判》
8、法律地在暴力面前是沒有發言權的。——西塞羅
9、法律規定的懲罰不是為了私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公共的利益；一部分靠有害的強制，一部分靠榜樣的效力。——格老秀斯（荷）

⑤ 什麼是民法典諺語

01

The Jury / 1861 / John Morgan

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即使司法裁判結果是公正的，如果作出裁決過遲，或者告知當事人過遲，這樣的裁決對當事人而言都不是真正的正義。

⑥ 1.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康德的思想主張和他們的著作！ 2.李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的思想主張！

1.伏爾泰主張開明的民主制度，強調自由和平等，支持社會改革。代表作《哲學辭典》、《形而上學論》、《牛頓哲學原理》等。
2.孟德斯鳩反對神學，提倡科學，但又不是一個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者，他是一名自然神論者。提倡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時又強調自由的實現要受法律的制約，政治自由並不是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提出法制思想、三權分立思想、君主立憲思想。代表作《論法的精神》。
3.盧梭在哲學上，主張感覺是認識的來源，堅持「自然神論」的觀點；強調人性本善，信仰高於理性。在社會觀上，盧梭堅持社會契約論，主張建立資產階級的「理性王國」；主張自由平等，反對大私有制及其壓迫；提出「天賦人權說」，反對專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張教育目的在培養自然人；反對封建教育戕害、輕視兒童，要求提高兒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張改革教育內容和方法，順應兒童的本性，讓他們的身心自由發展，反映了資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從封建專制主義下解放出來的要求。主要著作《論科學與藝術》《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新愛洛伊斯》《社會契約論》（《"民約論"》《愛彌兒》《山中書簡》《懺悔錄》。
4.康德信仰不可知論，是唯心主義者。「三大批判」構成了他的偉大哲學體系，它們是：「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實踐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斷力批判」（1790年）。 代表作品： 《純粹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 、《實踐理性批判》 。

1.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李贄主張宇宙的萬物是由天地（最終是陰陽二氣）所生，否定程朱理學理能生氣、一能生二的客觀唯心主義論斷。李贄還認為，人們的道德、精神等現象存在於人們的物質生活中，「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焚書·答鄧石陽》），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論，這是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李贄信奉佛教和王陽明的心學，所以，他的整個哲學體系的中心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① 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② 提倡人類平等。③ 反對封建禮教。④ 反對理學空談，提倡功利主義。⑤ 「至道無為」的政治理想。著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等。
2.顧炎武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慾諸多范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朴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朴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著有《日知錄》、《肇域志》、《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
3.王夫之是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一生主張經世致用的思想，堅決反對程朱理學。堅持「太虛一實」的唯物論思想；「無其器則無其道」、「盡器則道在其中」的唯物主義道器觀，系統地駁斥了割裂、顛倒道器關系的唯心主義思想；「太虛本動天地日新」的辯證法思想；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義認識論； 有欲斯有理的倫理思想。《讀通鑒論》、《宋論》為其代表之作。
4.黃宗羲認為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也就是說，產生君主，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於君主，他的義務是首要的，權力是從屬於義務之後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僕而已，「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對君主「家天下」的行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是「民主」精神的啟蒙。哲學上反對宋學中「理在氣先」的理論，認為「理」並不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而是「氣」的運動規律，認為「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論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觀點又有唯心論的傾向。這與黃宗羲服役陽明學，深受其影響有關。黃認為王學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兩者別無二致。對君主「家天下」的行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著作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葬制或問》、《破邪論》、《思舊錄》、《易學象數論》、《明文海》、《行朝錄》、《今水經》、《大統歷推法》、《四明山志》等。

⑦ 請為我列舉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康德，狄德羅，洛克，霍布斯等人的主要思想主張及主要著作....

了解有限,沒有讀過他們所有的作品,很多東西也不得精要,說說我所知道的.
盧梭《社會契約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愛彌兒》等，盧梭主張自由，人性本善論等等
伏爾泰我只接觸過《哲學詞典》一書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他的論證較之盧梭更為嚴格
康德，一知半解的讀了一點《純理性的批判》等，康德思想很復雜，文章比較晦澀。
洛克和狄德羅是經驗主義的代表任務，洛克的作品《政府論》《人類理解》等
霍布斯認為人性的行為都是出於自私，作品我沒射獵，慚愧。

如果您對哲學感興趣可以讀一下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相信會有幫助。

⑧ 康德怎麼說權力

康德的權利學說屬於古典自然法學一脈，但又有重大不同。古典自然法學的傳統是以澄清個人自由和國家權力的分界為主題、並以個人自由為權利的本體，而康德並不重視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的分界，只是關心關於個人自由作為權利的依據問題。康德認為，按照符合純粹理性的絕對命令的行為准則的要求行事，選擇那種可以和其他任何人的自由相協調的行為，這樣一種意志活動才是自由意志，即實踐理性；這樣的自由意志選擇的行為才具有真正的自由特性。這樣的自由才能作為權利的本體。他的權利學說突出關注兩個要點：一是從理論上看，理性如何成為權利的依據；另一是從現實來看，公共意志如何成為權利的依據。

一、康德權利論概說

（一）權利概念針對的現象及定義

康德闡釋權利概念時，首先界定權利概念所針對的現象：權利只針對人和人的實踐關系；權利只表示一個人的自由意志行為和他人的自由意志行為的關系；權利只表示一個人的自由意志行為自由與另一人的自由意志行為自由相協調的關系。

康德給權利作的一個抽象定義是，權利是按照一條普遍的自由法則、任何人的有意識行為確實能夠和他人的有意識的行為相協調的全部條件。反過來可以這么說，如果一個人的行為符合普遍法則，以至其行為能夠和其他每一個人的自由同時並存，那麼，這就是權利，任何人都不應當妨礙這個行為。權利同時意味著可以約束並強制別人履行某種行為，而這種強制又是和普遍自由相協調的。「因此，權利的普遍法則可以表達為：『外在地要這樣去行動：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據一條普遍法則，能夠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並存。』」可見，康德所說的權利，仍然是個人自由，但其存在一個限制前提：能夠和他人的自由相協調。也可以說，作為權利的自由，不是單個人的自由，而是處於公共自由—相互協調的群體自由—中的個人自由。可見，在康德的權利概念中，其關注的主體並不僅僅是單個的人，而是包括著社會群體的人，權利主體是處於社會群體關系網路中的個人。這樣，作為權利的自由並不僅僅是個人行為的自由，而是能夠和社會群體中其他每個人的自由相協調、相融共洽的自由。

（二）權利的根據—普遍自由法則

康德所說的對權利限制的前提，也可以說是權利成立的依據，就是人們的行為若要具有權利特徵所要遵循的普遍自由法則。但這一普遍自由法則是從哪兒來，誰規定的呢？康德認為不是上帝規定的，不是自然規定的，不是社會組織的權威者規定的，而是人的理性規定的。這里所說的理性，應當是指純粹理性。

康德解釋，普遍自由的法則來自於純粹理性。純粹理性可以被視為規定原則、規定法規的能力。普遍自由法則是純粹理性給人的實踐理性規定的絕對命令。實踐理性，就是人的意志，它是人對行為作自願選擇、決定的能力。這個普遍自由法則又是道德法則，它不同於自然法則。作為道德法則，它不是由經驗認知的，而是建立在先驗的原則之上並被理解為必然的。「理性把此普遍法則作為一個不能進一步證明的公設而規定下來。」可以這樣理解，普遍自由法則對於構成權利的行為選擇來說是必然要存在的，從理論邏輯來說是應當先行存在的，因此，它是先驗的。康德認為，先驗「並不意味超過一切經驗的什麼東西，而是指雖然是先於經驗的（先天的），然而卻僅僅是為了使經驗知識成為可能的東西說的。」簡單地說，普遍自由的法則來自於純粹理性的規定，是純粹理性給人們的實踐理性規定的絕對命令。

⑨ 民法中的相對權與絕對權有什麼區別

絕對權與相對權區分的民法意義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市200042）

【摘 要】絕對權與相對權是民法學上民事權利的重要分類，傳統民法體系下物權與債權的區分就是以此為基礎的，其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權利類型，對民法的立法和適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謂是民法的最基本概念。然而隨著社會條件的變遷，不斷產生了一些新的民事權利，這些權利能否確定無疑地歸入絕對權和相對權產生了疑問。從絕對權相對權本身概念入手，與新興民事權利相結合，繼承傳統思維，又賦予了其新的外延，同時對民法典體系的編纂提出了一些看法。

【關鍵詞】絕對權；相對權；民法體系

權利是法律最基本要素，尤其對於崇尚私法自治的民法學來說，民法的發展就是一部不斷誕生新興權利、為權利而斗爭的歷史。關於權利的研究與學說一直是理論的熱點。其中，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分類由來已久，這對概念從宏觀上建立起民法的框架結構，影響深遠。

一、定義

（一）德國法

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起源於德國民法，一般認為，至遲在康德的時代，就已經認識到了絕對權與相對權之間的區別。如康德認為，物權或對物權是得以排除一切其他佔有人對該物進行私人使用的權利。薩維尼則從對人之訴與對物之訴出發建立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他認為這兩種訴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不特定的相對人或特定的相對人，也就是說，對物之訴可以對抗一切第三人、一切佔有人，而對人之訴則不能；由此，對物之訴所代表的對物權，就以其對抗一切人的普遍效力，而區別於對人之訴所代表的債權。所以，一切權利都可以按照這一標准，分為兩大類：「對抗一切人的權利」與「對抗特定個體的權利」。[1]在此後的學術發展中，尤其是在潘德克頓法學中，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構成了權利的一種主要分類方式之一。

（二）中國法

我國學者以及承襲德國民法學說體系的台灣地區對於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定義表述也很多，較為典型的有如下：

1、「依據利人可以對抗的義務人的范圍，民事權利可以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絕對權是指義務人不確定、權利人無須通過義務人實施一定行為即可實現的權利，如所有權、人身權。由於絕對權的權利人可以向一切人主張權利，可以對抗他以外的任何人，因此又稱為對世權。相對權是指義務人為特定人，權利人必須通過義務人實施一定行為才能實現的權利，如債權。由於相對權的權利人只能向特定的義務人主張權利，他對抗的是特定的義務人，因此又稱為對人權。」 [2]

2、「權利以其效力所及的范圍為標准，可分為絕對權與相對權。絕對權指對於一般人請求不作為的權利，如人格權、身份權、物權等。有此權利者，得請求一般人不得侵害其權利，故又稱對世權。相對權指對於特定人請求其為一定行為得權利，如債權。有此權利者，不僅得請求特定人不得侵害其權利，並得請求其為該權利內容的行為，故又稱為對世權。」 [3]

（三）區分標准

與上述類似的觀點還有很多，基本上都認為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劃分是基於義務主體是否特定以及權利的性質和特點做出的。

然而，近來有人提出此區分標准也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認為「在劃分的過程中，沒有將這個標准貫徹到底，而是發生了嬗變」，在我們利用這個標準定義絕對權時說絕對權得對一切人主張，主張的內容是任何人均負有不得侵害絕對權和妨害絕對權行使的義務，權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均為義務主體，義務主體的義務是消極義務，實際是從權利保護的角度來定義絕對權；在定義相對權時，說相對權是指權利人只能夠請求特定的義務人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權利，義務主體是特定的，義務主體的義務是積極義務，實際上是從權利實現的角度來定義相對權，也就是說，從積極效力的角度定義相對權，從消極角度定義絕對權，邏輯上是混亂的，再者，從認識論的角度，我們界定一個事物應當從積極的和肯定的角度，尤其是下定義，我們只能說某事物是什麼，而不能說某事物不是什麼；只能說某事物怎麼樣，而不能說某事物不怎麼樣。[4]我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論者從出發點上力求實現概念的統一和科學性，這無疑對於我們更明確地認識和辨析事物有著重大幫助，但也不免過分吹毛求疵，從歷史發源和後來的繼承看，我們對於絕對權和相對權有了大致統一的定義，雖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對於大部分的權利，我們能夠比較直接迅速把其歸入絕對權或是相對權的范疇，並且絕對與相對是作為一對反義詞存在的，在定義時做講一方是什麼，相對應的另一方自然就不是什麼，這樣的表述更加清晰直接，比較總是能夠使我們更清楚地區分事物，過分的統一有時難以把握。

（四）新的發展

隨著社會生活和學說理論的發展，新的權利出現，很難把它們絕對歸之於絕對權或相對權，學說具有不周延性、滯後性的特點，不可能盡善盡美，不能以後人的眼光要求前人。學說也需要有開放性，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劃分也應當是開放的。要准確地認識這些權利的本質，才能進一步對其劃分類別。首先對於債權物權化、物權債權化的提法本身就很有爭議，雖然很多學者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但也有人主張，一個東西它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是就不是，不可能既是這個又是那個，物權就是物權，債權就是債權，民法的基本體系不能改變。根據德國民法學界的通說，絕對權和相對權差異的根本意義沒有因此改變，大部分的情況下，一些表現出債券化的物權只是例外，由法律單獨做規定。這樣的區分是明晰的。同樣對於少部分的相對權效力的絕對化，由於牽涉到第三人的利益，，也必須由法律做出明文規定。而對於第三人侵害債權也爭議較多，我國新近頒布的《侵權責任法》沒有採納第三人侵害債權的概念，不可否認現實中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但要明確債權始終是相對權，從根本上說，債權的實現取決於債務人的履行，而不依賴於第三人不侵犯法。並且，在一些第三人侵害債權場合，債權人可以不追究第三人責任，而通過直接追究債務人責任獲得救濟，如我國《合同法》第121條的規定。違約責任的相對性是原則，第三人侵害債權是例外，法律應對第三人侵害債權做出明確的限制規定，否則就是對公民自由的不正當限制，因為此時公民要承擔的注意義務太高。

二、外延：絕對權、相對權與其他權利的關系

在傳統的民法體系劃分下，物權是典型的絕對權，債權是典型的相對權。那麼絕對權等於對物權，相對權等於對人權，這樣的提法或者直接等同是否科學呢。

其實對於對物權與對人權，在提法上並不嚴謹，霍菲爾德在其經典著作《司法推理中應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對之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深刻批評，指出「對物權並非針對某物的權利」，「一切對物權皆系對人。這可不是在幾個同樣有效的表達方式或定義中厚此薄彼，而是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邏輯上的同一」，因為對物的提法很容易讓人自然而然地做字面聯想：「我們若在字面上理解『對物』一語，並在頭腦將權利因之而存在的那個物當成能夠承擔責任與義務的某種法人，則我們只能永遠糊塗下去」，對物一詞表達的是權利的范圍而非對象，即該權利針對一般人，而非對某物的權利，許多對物權要麼針對或者關於某人，要麼根本無對象可言，對物權或者不特定權利中有直接與物體有關者，有直接與人身有關者，如不得被非法拘禁之權利，也有與有體物或人身無直接關系者，比如隱私權；此外，霍菲爾德還進一步提出「對物權只與一人的一項義務有關，而非與不特定的一大類人中所有成員的多項（或一項）義務有關」，簡單的說明方法就是在涉及訴訟時原告與被告總是特定的人，「義務」一次恰當地表達了特定人對誰負擔債務以及誰負擔此項債務，債權人與債務人必須皆輸確定，義務才能存在，他認為「在義務的影響范圍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多物權」。[5]龐德也認為「所有權不只是包括一項權利而包括若干獨立又有區別的權利、權力和自由，且每一種權利都與一種義務相關聯」，同時『一般的人』和『特定的人』之間很難做出清晰的劃分，對於一部分人的對物權相對應的就可以看作是對剩下那部分的對人權。其實不管怎麼樣，如同我們在上文所說，爭論的最後我們依然要肯定「對物權」和「對人權」劃分的合理性，因為它至少抓住了兩者的核心區分，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和完美的，總有一些例外的存在，龐德也贊同Holland的一句話「雖然這些詞語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它們卻得以廣為流傳，這本身值得推薦。並且，它們也許並不比可能提出的任何替代詞差。」 [6]

三、區分的意義

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不只是權利分類學說研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作為發源私法的一對概念，其對於民法體系的構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認為，可以采絕對權和相對權二分法的體例，這是抽取了物權和債權二元結構本質特徵，同時也可以使得知識產權和人格權納入其中，雖然這二者也難說到底是絕對權還是相對權，但大體上不影響劃分，我們需要抓住的是效力范圍的內在。這樣我國的民法體系可以是：總則、人格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侵權、親屬、繼承。並且這樣的統一還可以帶來民事責任方式的統一，比如對於絕對權的侵犯，其救濟方式可以物上請求權為參考，權利人可以直接基於客體的損害要求恢復原狀，而相對權以債權的違約責任為參考，採取較為統一的損害賠償金方式。同時，侵犯絕對權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因為它與人格利益相關，侵犯相對權則要嚴格限制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

絕對權與相對權微觀上的區分主要表現在：第一，法律賦予絕對權更完整的訴訟保護，可以直接基於物上請求權請求停止侵害、消除妨害、排除危險，而相對權只能依賴義務人特定的給付才能實現，並且絕對權較之相對權具有固有的優先效力，如物權的優先效力或者優先受償權等；第二，如拉倫茨指出:「絕對的支配權和相對的債權的一個重要區別還表現在破產的情況」，[7]如果債權人對破產的物擁有絕對權，那麼這個物可以從破產財產中分離出來，或者從變價財產中分離出來；相反，如果債權人僅享有的是一個相對權，那麼只能按照一般破產原則按普通債權份額的分配方案得到償還。這一點在我國的《企業破產法》中也有體現，比如破產取回權，別除權等都屬於具有絕對權性質的權利，可以在破產財產之前優先受償，而一般債權只是相對權，按照一般債權分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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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宏武.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標准[J].武漢工程大學學報，2010（4）.

[5]Wesly N·Hohfle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6Yale L.J.,1917.

[6]羅斯科·龐德.法理學（第4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3.

[7]卡爾·拉倫茨著，王曉曄等譯.德國民法通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