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威王刑法
『壹』 文帝景帝時期刑法的改革措施有哪些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事找出一個我們雖然從史書上見不到而在實際上必然存在的改動理由。問題的關鍵，不用說就是當時斬右止在什麼情況下施用。根據有關文獻，我們似乎可以做出第二項推測：
B. 斬右止可能是作為加重處罰或針對累犯而使用的。並且一旦施加了斬右止，可能意味著罪人左止也不復存在。這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罪人在一次的判決中因數罪並罰而被同時斬去左右止。二是罪人以前犯過被斬左止的罪如再犯斬左止的罪，將被斬右止；或因累次犯罪已經被黥劓斬左止，則再犯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時要斬右止。
例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講到龐涓妒忌同學孫臏的才能，將其召到魏國，「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又如《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
以上都是先秦時代的例子。能反映漢代情況的，是見於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的一件漢
初案例。案情說的是：女子符逃亡，後趁自占書名數即自動到官府登記身分戶籍時，隱瞞了原來的身分而登記了名數，接著又做了大夫明的女奴。明將她嫁給隱官解為妻。解原先受過黥劓，這時為隱官。隱官是指受過肉刑的刑徒，後因赦免、除罪等原因不再作為刑徒看待，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見的處所生活和勞動的人。
本案被提起訴訟是因為符被人（可能是符原先的主人）發現並被送到官府，逃亡一事被告發。隱官解因為娶亡人符為妻，依律：「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解作為違反這項法律規定的人被判處黥的肉刑和城旦的勞役刑。黥是肉刑中最低的一個等級，在它上面依次還有劓、斬左止、斬右止等幾個級別。但本案受到刑罰的解不是初次被刑，由於解以前已受過黥劓的肉刑，便不再施黥，結果處刑是「斬左止為城旦」。〔3〕
可以推想，假如「解」再被赦為隱官，以後又犯了黥為城旦以上的刑罪，則將會被斬右止。這樣來推測如果符合當時的情況，那麼「解」至少需要犯三次刑罪才能到斬右止的一級。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果一個人多次犯有黥城旦的罪，累積起來則需要犯四次刑罪才到達被處斬右止的一級。即使作為加重處刑的前述最重的一種「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的情況，也需要再犯一次黥城旦以上的罪才到達斬右止的重級別肉刑。以這種情況而論，累犯的次數既多，所犯罪行又都較重，應當是不多見的。
以上推論如與文帝時改革刑制聯系起來看，那麼張蒼等人提出將斬右止改為棄市的方案，實際上可能是將累次犯有較重之罪達到斬右止的改為死刑。至於漢代是否有初犯而且是一
罪便被斬右止的情況，現在還不能肯定，我個人的看法是傾向於沒有。
受到後人推崇的唐律里，就有累犯加重的法律規定。請看《賊盜》律中的一條律文：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絞。
這雖然只是特指盜罪，並未作為普遍原則使用，但是從疏議解釋的立法目的來看，實質上是對多次犯罪不思改悔的人加重處刑。疏議是這樣說的：「行盜之人，實為巨蠹。屢犯明憲，罔有悛心。前後三入刑科，便是怙終其事，峻之以法，用懲其罪。」對唐代的這一法律規定，因為說明的很清楚，因此未必使人反感。如果聯繫到漢除肉刑，改斬右止為棄市，倘若當時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對累犯應處肉刑者改為棄市，以對「屢犯明憲」者峻之以法，以避免廢除肉刑並規定刑期後，可能帶來的對這類人處罰過輕的問題，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嗎？
由於文帝改革受到後人指責的一點就是把斬右止改為棄市，在無法了解當時具體情況的人看來，這的確是不大合適的做法。但改律時文帝和張蒼等君臣都不以為這樣做有什麼不妥，其中一定有不為後人所知的理由。根據新出土的漢簡《奏讞書》，我想找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所以提出以上的看法。據整理張家山漢簡的學者所講，漢簡「律令中尚存有大量的肉刑，如黥、劓、府、斬左止、斬右止等，」〔4〕其中「斬右止」的相關條目對解釋文帝改革有關鍵的意義。本文的看法只能作為一種參考意義上的假說，希望在張家山漢簡全部公布出來後，能從中得到部分驗證。
二、對現行說法的反思
對漢文帝除肉刑的評價，國內比較多的一個說法，是從經濟著眼，即從破壞還是保存社會生產力的方面加以分析。比如有的學者立論認為：文景之世的刑制改革，明確提出了廢除肉刑的具體內容。這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以後，在法律制度方面所出現的一次重要變革，是刑罰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歷史進步。作為奴隸制刑罰制度核心內容的肉刑，是一種殘害人的肢體，破壞人的生理機能，使人終身殘廢的野蠻殘酷的刑罰。它通過對一部分勞動力的人身傷害，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健康發展，阻礙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這已不能適應封建個體小農階層已成長為廣泛社會基礎，封建個體小農經濟已構成為主要經濟成分的封建時代的社會要求，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因此，文景之世廢除肉刑的改革，不僅擴大了剝削對象，增加了創造物質財富的社會來源，客觀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與經濟的恢復，促進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步，而且也使刑罰制度由極端野蠻殘酷向相對寬緩人道逐漸過渡，從而消除奴隸制殘余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消極影響，推動封建法律制度向深入發展。
我個人以前也曾持此說中所主張的、除肉刑對發展社會經濟有利和對勞動力的需求有關系的看法。現在看來，如果以漢文帝改革的特定的時點來分析，我們的這一看法也許有些牽強。
文帝改革刑制的時段，似乎不存在所謂的肉刑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情況。在《漢書·刑法志》提到廢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這樣說的：「及孝文即位，……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這里談到一年之中，斷獄即刑事審判的案件只有四百。當然這也許是大約的數量，但既然有確切的四百這一基本數字，應當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認為這不過是班固的溢美之詞，恐怕還需要拿出其他的證據來證明，否則難以服人。現在根據這一數字繼續往下追問，就要難免出現一些不易回答的問題。比如說，每年只斷獄四百，如果受到審判的罪人所受到的處罰包括死刑、肉刑、徒刑、遷刑、財產刑等所有各類刑罰，那麼被判處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會佔四百個案件中的一部分。從勞動力角度去計算，這些人和漢代當時已經擁有的幾千萬人口相比，不能不說是微乎其微的。再比如說，即使象師古注釋時說這四百「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不知師古是有根據還是推測出此種含義），也難以和勞動力問題相聯系，因為不要說重罪應包括死刑，就算四百個案件涉及的罪人所受的刑罰都是肉刑，那也不過是四百而已，單純從勞動力方面講，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現不能滿足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對勞動力的剝削需要。還有更主要的被忽略的事，那就是根據實際情況來看，即使人們被施加了肉刑，也沒有表明就此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黥刑應是肉刑中使用量最多的刑種，劓刑一般使用的已經不很多，從勞動能力看，被黥、被劓的人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至於斬止的刑罰，我們至少知道斬左止往往並處城旦的徒刑。城旦據漢代人應劭說是「旦起行治城」即一早就要去築城，不論刑徒是否這樣分工，起碼城旦也是指重體力勞動。這說明斬左止的人即使身體活動能力受限，但仍然能承受較重的勞動。以前我曾著文提到，受了斬止刑罰的人，可能只是斬去腳的一部分（如果大膽地推測，也可能就是斬去腳趾，受刑者仍能雙足站立乃至行走，只是有些行走不穩）。
對肉刑本身的分析，應當說日本學者提出的觀點更能揭示其實質。滋賀秀三先生認為：在中國的上古時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會的一員，任憑他們是死是活都無人關心，與最原始的放逐形態一模一樣。可以認為這就是肉刑的本來目的。也就是說，與死刑一樣，肉刑所追求的目的，在本質上與放逐是相同的。刀斧之痛、傷殘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義，在於它加之於肉體的毀傷，是社會廢人、市民權被終身剝奪的象徵。」而讓刑人充當賤役，可能是這些被社會拋棄的人難以生存，因此照顧性的給予其度過殘生的謀生條件。後來認識到這些人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才逐漸發展出針對刑人的相關制度。滋賀先生對中國早期刑罰的起源還提出一個十分精闢的觀點，即認為：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從「驅逐出社會」的角度，一元化地領會死刑、肉刑和放逐刑。〔5〕
所以，判斷肉刑屬於嚴重破壞生產力，或者說廢除肉刑有擴大剝削對象的意圖，似乎分析的都不夠到位。如果就事論事，應當承認漢文帝除肉刑的本意，還是文帝自己說的，是要實行德政，為罪人開通改行為善之路。
漢末曹操執政時期，曾經考慮恢復肉刑，但這時任少府一職的孔融堅決反對復肉刑。他提出的主要意見是：第一是時代變了，當今與古代社會條件已不同，復古刑不合時宜。第二是肉刑殘酷，容易讓人聯想起商紂王，紂王曾砍開朝涉者的小腿研究為何這些人不怕冰冷的溪水敢在早晨涉水過去，天下因此評價紂王無道。肉刑中的刖也是砍下人的腳，「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想求得天下祥和怎麼可能呢？第三是從歷史上來看，受過肉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一些人如趙高、黥布之流反倒往往「為世大患」。說明肉刑的使用並不能阻止人再做壞事。而一些好人受了肉刑，「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他們雖然都有令人佩服和感嘆之處，但作為刑餘之人，由於身份低賤而永遠不能和普通人一樣，也失去了進取的機會。「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也就是說漢除肉刑有利於受過處罰的人們不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刑罰的目的是使人復歸社會而不是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孔融的這些話等於為以前漢文帝廢除肉刑提出了有力而詳盡的論據。他舉出的例子有的也不是很恰當，但是，中心論點如肉刑的殘酷無道，肉刑不能阻止惡人作惡反而有時會傷害好人，以及肉刑斷絕了人們改惡從善的希望等等，都很有說服力，因此他的意見被聽取了，刑罰沒有改動。（見《晉書·刑法志》）
孔融的論點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所說的「一罹刀鋸，沒世不齒」，以及漢除肉刑是為了「開改惡之路」。滋賀先生更明確地指出：「文帝改革的著眼點在於開辟改過自新之道，而肉刑是一旦受之、終身不改的，所以被廢止了。廢止終身勞役刑，規定勞役刑的期限，對開辟改過自新之道，同樣是必要的措施。」〔6〕
我完全贊同滋賀先生的上述觀點和看法。基於這些基本的觀點和看法，我想做出進一步的推論：也許我們可以從「排除出常人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秦漢時期肉刑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也就是說，滋賀先生重點分析的是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刑罰的起源和目的；同時又和補充，以具體研究秦漢的肉刑將會對受刑者造成哪些直接和間接、明顯和不明顯的影響。 三、肉刑造成的綜合性後果及廢除肉刑的意義
孔慶明將秦代的黥刑歸類到侮辱刑，認為是「在面上作犯罪的標志，以侮辱之」，把它放在肉刑之外去考察；在論漢代刑罰時又將其列入肉刑之內，但又同時認為黥和劓也是侮辱刑。〔7〕這似乎和古代人的看法不大一致。坦率地說，我並不贊同把黥劓視為侮辱刑的命名方法，但另一方面，也承認這些肉刑乃至所有肉刑都會帶來的「辱」的性質。不過我在這里所說的「辱」，和「侮辱刑」所表示的含義有本質上的不同。
秦漢的肉刑，如果從刑徒的意義上分析，可以認為對受刑者造成一系列的綜合性後果。如人們所熟知並經常談到的，第一，身體受到傷殘，並且永遠不可能恢復原狀。第二，除奴隸外，一般還要並處勞役刑。不過，更為重要的第三點往往被我國當今的學者所忽略，那就是被處肉刑的人，同時也意味著作為一種正常人身分的喪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與其認為肉刑是一種侮辱刑，不如說它是一種因身體受到外部傷殘而同時具有的身分刑。對於他本人的影響，正象孔融所說的是「沒世不齒」，或者更具體的，如滋賀先生所說的因身分低賤受到卑視，以及只能操賤役和被人視為不潔不祥之人。不過我進一步認為，可以說肉刑所造成的後果，還應當包括1、由於伴隨而來的個人身分性原因，對後人也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常人一旦受肉刑，是上有辱祖先，下遺害子孫。2、即使被釋放，個人的自由權也有相當一部分永久性地喪失。3、根據新出土的漢簡所示，秦和漢初的罪人一旦受肉刑，他此前擁有的個人的小家庭也隨即被破壞。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一七，談到樂人講因被人誣指合謀盜牛而被黥為城旦，判決後他的家因此被收，即他的妻子等家屬被收孥罰沒為奴隸並被賣掉，他所擁有的家庭財產也被沒收。這些表明，他不僅遭受肉刑的傷殘之痛和刑徒的強制勞役之苦，而且他的家也是人財兩空。雖然講後來被平反，但卻因當初判決黥城旦即受過黥這種肉刑的事實無法更改，釋放後不能恢復原身份（平民），而只能做低賤的隱官。〔8〕
到漢文帝元年廢除了收孥相坐律令，那時象講這種類型的人不會再受到附加的親屬和家庭財產被收沒的處罰了。但這只是使無罪的家屬不再從坐，而受過肉刑的罪犯本人即使被釋放，恐怕還是只能成為隱官。作為一個隱官，本人的自由顯然受到極大的限制，他既不能自由擇業，又不能在人前露面，特別是行動上受到的限制，使他可能還不如奴隸，因為奴隸大概不會被禁止在人們面前露面和去某些公共場所。前述龐涓的惡毒計謀，正是利用「欲隱勿見」這一身遭肉刑之人所受到的限制，使孫臏不僅永遠失去進取的機會，而且永無出頭露面的可能。
更糟糕的是受過肉刑的人在身分方面所伴隨終生的低賤性質。前面談到的，隱官解娶明的隸名叫符的人為妻，如果最後我們能確認「隸」是指奴隸，那麼，隱官社會地位的低賤，等於已經降到和奴隸屬於一個階層，因此才有這種婚配的情形出現。甚至象已經被齊國使者偷帶至齊、因卓越的才能受到齊王重用的孫臏，當齊威王打算任命他當領兵打仗的將時，也不得不加以辭謝，原因是他所說的「刑餘之人不可」。至於為何「不可」，史籍中沒有說。聯繫到其他文獻對刑人社會地位的描述，估計就是因為受過肉刑的人不能象常人一樣立於眾人之前，更不要說對眾人發號施令了。在滋賀先生文中曾舉出《《左傳》所記如下例子：齊
魯之間交戰，魯國的臧堅受傷被齊俘虜。齊靈公派閹人夙沙衛去看望臧堅，目的是告訴他不要因被俘感到羞愧而自殺。臧堅一面表示拜謝，一面又因不滿於齊靈公「使其刑臣禮於士」抉傷而死。可能齊靈公本來出於一種貴族風度的好意，只不過一時疏忽派了親信閹宦傳話。結果同樣講究貴族風度的臧堅，不是因被俘而是因齊君居然派來一個刑餘之人，反而無法忍受這種恥辱而選擇了自殺。聯繫到這一事例，我們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前面所講的孫臏不當將帥，不僅是考慮各種不利的表面影響（因為這些也許並非不可從權，否則齊王就不會考慮這項任命），而是和戰場指揮、戰爭勝負等這些最實際的問題密切相關。試想，假如軍中有人羞於接受孫臏這樣刑人的號令，寧死也不接受孫臏的指揮，那仗還怎麼能打呢？總之，「沒世不齒」，象一座大山一樣壓在這些刑人的頭上，使他們不得不比常人矮上老大一截，受到諸多的限制並且幾乎是任何情況下也無法改變的。肉刑的影響不僅及於自身，還會對後人產生影響。
如《左傳·庄公十九年》記載：「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鬻拳本來出於耿耿忠心，才採取強諫的方式。由於楚君不聽，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好用武器威脅逼迫楚君按他的主張去做。楚君因害怕而聽從了，但鬻拳認為自己對君主犯下大罪，然後自己給自己處以斬足的刑罰。因為受過刖刑的人往往從事守門之事，所以他被人們視為頭號守門人。守門如果普遍由刑人擔當，顯然並不是什麼好差事而是一種很低賤的職業，可是，他的後代也成了這種職業掌門人，不能不說是因他受過肉刑所致。
又如《史記·蒙恬列傳》說的趙高的情況：「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這里的「隱宮」二字，有的學者認為應改作「隱官」，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只是由於「秦王聞趙高強力，通於獄法」，按當時的標准等於即有武又會文，可能才特別給予任宦的待遇。其實到趙高這一輩已經是受過肉刑之人的後代了，但還是不能免於列入卑賤。甚至到後來秦二世登上皇帝寶座，已經重用趙高，和趙高商量如何解決「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等問題時，趙高還是不免需要說到自己的身分。趙高當時回答：「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趙高這時當上郎中令，官職已經很高，但「今高素小賤」一句，仍然表明他作為刑人的後代這種低賤的身分永遠不能抹去。
肉刑這種伴隨終身的身分性，以及對後代所產生的不能消除的影響，應當說對人的長期傷害才是最重的。因為肉體所遭受的傷痛只是暫時的，甚至並處的勞役刑也不是沒有終止之期，傷殘有時也只是一種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動的不便。「哀莫大於心死」，只有受過肉刑以後所具有的卑賤的身分，才是讓人沒有了希望、使人永遠喪失改悔從善之機會的關鍵所在。在分析廢除肉刑的意義時，似乎不能忽略這一主要之點。廢除肉刑和規定刑期的最大意義，是開辟改過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復歸社會，使其本人和其後代不致被社會長期歧視。《漢書·刑法志》記載緹縈所說的肉刑一旦受之「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的凄切話語，能夠使文帝受到觸動，難道就不能使我們今天的研究家受到些許觸動，而非要從擴大剝削對象等經濟角度著眼，去認識廢除肉刑的意義嗎？
西漢文帝廢除肉刑一事，作為中國刑罰史上著名的改革舉措而引人矚目。前人和今人的評價很多，而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種評價基本對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態度。本文作者和諸位學者在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提出再評價，只是考慮到，由於文獻記載不足，有些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解釋；有些評價其本身則也需要評價；還有對一些學者的卓見雖然十分敬佩，但覺得似還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並予以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現失誤，深析也並不能保證正確，本文不過是想提供一種思路，以期在學術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對斬右止改入於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議復肉刑」條中，列舉了漢魏晉等時期有關議復肉刑的各種主張及觀點之後，在最後的按語部分說到：
漢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議其非。……蓋自班固創於前，自此推波助瀾，至東晉之末而猶未息，可為法家中之一大爭端矣。推求其故，則張蒼定律改斬右止為棄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據此以為言耳。在當日，定律之本旨必非無因，特其說不傳，論者不察，並一切肉刑而亦議之，紛爭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說法頗有道理。如果我們根據散見的各種文獻，同時發揮一些想像力，追尋文帝改革時可能面對的現實情形，也許多少能夠發掘出當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時代，如參考睡虎地秦簡中《法律答問》所記載的有關加罪的解釋，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況下，最高只判處到斬左止黥為城旦：
何謂「加罪」？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止，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2〕
從這一秦法，我們可以猜想，如果盜罪的最高處刑是斬左止黥為城旦，則秦時對以贓物計算的普通盜罪並不處以死刑；另一種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如果盜罪最高處刑不屬於加罪，因而可能在贓額達到一定數量後處以死刑，那麼，作為一個罪名而言，盜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斬左止的一級，再往上已經不屬於加罪而是直接入於死刑。無論事實是上述情況的哪一種，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測：
A. 斬左止一般是作為加罪來使用的。
其次，作為文帝改革中難於被後人理解的改斬右止為棄市，考慮到文帝並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為死刑，如果沒有較充足的理由，定會遭後人非議。丞相張蒼等一批經驗豐富的朝廷大臣議定此事後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無道理就將斬右止隨便改為棄市，肯定當時參與議律的眾人就會出現意見不統一的情況，更不要說如不做出恰當的分析解釋，漢文帝這最後一關也難獲通過。可是，明顯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沒有提出意見，而是「制曰可」即絲毫沒有窒礙地予以批准，那麼，我們分析的時候，就應該為此
『貳』 齊威王的賞罰分明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他的這一做法帶來的積極效果何在
齊威王召見即墨大夫，對他說：自從你到即墨以後，我就一天天聽到人家講你的壞話。可是我派人去即墨視察，卻看見那裡是「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情況良好。為什麼會這樣？是你沒有賄賂我的左右，求他們給你講好話。於是，齊威王獎勵了即墨大夫。 齊威王又召見阿大夫，對他說：自從你做了阿的地方官，我就一天天聽到誇獎你的好話。我派人去視察，看見的卻是「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國攻打鄄，你不救；衛國占據薛陵，你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是你用重金賄賂我的左右，求得他們的贊譽。當日就將阿大夫和左右講假話的人都用「烹」刑處死了。「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這是一則有名的故事。即墨和阿都在山東。齊威王治國，有自己的方針。從這一故事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一、提倡講真話，反對講假話，嚴懲弄虛作假、貪贓枉法之輩。阿大夫原本無能，卻重金賄賂齊威王手下的人，「錢權交易」，買來 「保護傘」，天天在齊威王面前說他的好話，妄圖釣名沽譽，撈取更大的官位更多的錢財。對於這種人，齊威王毫不客氣，弄清情況後就「烹」了。連那收取賄賂替人塗脂抹粉的傢伙也給「烹」了。
二、注重政績，注重調查，不讓老實人吃虧。即墨大夫幹得很好，卻天天有人在齊威王面前講他的壞話。反之，阿大夫無能，卻有人給他吹噓。齊威王不輕信，而是派人去即墨、去阿作實際的調查。並且以調查的結果為准，決定獎懲。即墨大夫是老實人，只知努力做好即墨的事情，不知還須做好齊威王手下人的工作，沒有送金銀財寶給這幫能夠決定下邊人命運的官員們，惹惱了這幫貪贓枉法之徒，所以便遭到他們的顛倒是非的毀謗。若是齊威王不加調查，輕信他們的胡說，即墨大夫這樣的老實人便要倒霉了。
三、強調地方官員要突出抓好興農、富民、守土幾件大事。在戰國後期，在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過程中，這幾件事確屬各諸侯國圖強稱霸的當務之急。
「烹」，是中國古代一種極為殘酷的刑法。是將人投入銅制烹飪器中，活活煮殺這樣一種刑法。戰國時諸侯多有用此酷刑的。至今讀來，仍使人毛骨悚然。這種酷刑後來被廢除了。但是，更為殘酷的刑法並未完全消失。到明代時，甚至有了將人活活剝皮的酷刑，還要求劊子手必須剝一張完整的人皮，並且在剝的過程中，那被剝皮者不能提前死亡。用什麼樣的語言都難以形容想出這樣的刑法來的皇帝，他們是滅絕人性的東西。我們這里姑不對此類刑法作剖析。就齊威王的故事而言，嚴懲貪贓枉法之徒的方針是應當肯定的。
『叄』 戰國時期著名變法有哪四例
魏國的李悝變法
隨著土地私有制的出現，階級關系的變動，在上層建築方面也勢必有所調整。戰國初年各國所進行的變法活動，正是順應當時經濟基礎的變化而出現的一種政治改革。
魏國的「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其「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漢書·地理志下》）。宗法制度下的經濟基礎在於宗法貴族對於土地所有權的掌有，「鹽鐵之饒」是井田制度破壞後的經濟活動，在土地私有出現後，才能有「侵奪」和「分」，所以「多豪傑侵奪」和「好分生」，則表示了魏國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恩禮」是貴族社會的倫理規范，「薄恩禮」正是宗法制度薄弱的現象。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戰國初年「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攻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韓非子·飾邪》）。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他禮賢下士。用人唯賢，先後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為相，樂羊為將，吳起為西河郡守，受他尊重的還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戰國時期的招賢養士之風，可以說是由魏文侯開始的。他的用士參政的作法，標志著過去「任人唯親」的世卿制度被「任人唯賢」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魏之所以能「強匡天下，威行四鄰」，乃是因為李悝「務盡地力」（《史記·貨殖列傳》）和「撰次諸國法，著法經」（《晉書·刑法志》）的結果。
李悝的「務盡地力」有兩項措施：一是重新劃分土地，正式承認土地私有，發展農業生產，從而鞏固地主階級政權的經濟基礎。他指出：在百里見方的范圍內有九萬頃土地，「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還有「六百萬畝」。如果農民「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斗）；不勤，則損亦如之」。一進一出，就要相差「粟百八十萬石」（《漢書·食貨志上》）。土地私有，刺激了生產積極性，造成了兼並。所以《史記·平淮書》中說：「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並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土地私有的出現，也造成了貧富不均的情形。這主要是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商人對糧食操縱的必然結果。商人操縱糧食的方法是賤價向農民買入，高價賣給人民，因而造成「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由於農傷，所以農夫「常困」而「有不勸耕之心」（《漢書·食貨志上》）。
因此，李悝又實行了一種「平糴法」，就是「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餘四百石；中熟自三（三倍，收四百五十石），餘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漢書·食貨志上》）。這個政策，除了鼓勵生產和保障農民利益外，其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就是經濟上的國君集權。前雲的「仁義」和「推讓」是宗法制度的道德觀念，而李悝經濟政策的實施，就大大地打擊了宗法的道德觀念，所以司馬遷雲：「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
李悝的《法經》，今雖不傳，但從《晉書·刑法志》中可以得知其內容分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六篇。李悝「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因而把懲罰「盜」「賊」作為封建統治的首要任務，把《盜法》、《賊法》列為《法經》之首。李悝認為「盜賊須劾捕，故著《囚》（原誤作「網」）、《捕》二篇。」《雜法》包括懲罰「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六種違法行為的條文，規定了對於淫亂、賭博、盜竊官府印信、貪污賄賂以及僭越逾制和議論政(蟹)府法令等的懲治辦法。《具法》是「以其律具其加減」，就是根據不同情況，對於犯法者加重或減刑的規定。李悝的《法經》內容中雖然也有針對統治階級內部的條文，但其主要部分在於鎮壓和防止農民的反抗斗爭，是一部加強地主階級專政的法典。這部《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以上均見《晉書·刑法志》）；「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謂九章之律」；「魏因漢律，為一十八篇」，「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為二十篇」；「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改，愛至北齊……隋因北齊……唐因於隋，相承不改」（《唐律疏義·名例》）。由此可見，李悝的《法經》不但為後世法家提供了法典依據，而且又對後來的中國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李悝又主張要禁「技巧之民」，他說：「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綉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說苑·反質》）。他還主張「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實行「食有勞而祿有功」（《說苑·政理》），所謂「淫民」，就是沒落的公族封君之後。這樣一來，也就廢除了舊的世卿世祿制，改為按功勞大小而分別授予職位和爵位，有利於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
在軍事上，李悝起用吳起，嚴格挑選兵士，「以武卒奮（師古曰：「奮，興起。」）」（《漢書·刑法志》）。這種「武卒」，乃是「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荀子·議兵》）。我們知道，春秋時代，本無常備兵，至吳起設置後，需「中試」，並且有一定的待遇為「復其戶，利其田宅」，就使當時的戰鬥力有了提高，魏國在戰國初年也就成了一個最為富強的國家。
吳起在楚國的變法
吳起，衛國左氏（山東定陶西）人，「曾學於曾子，事魯君」（《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他是當時著名兵家，有兵書傳後。《韓非子·五蠹》說：「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便是其證。魯是儒家思想最盛的國家，吳起因受讒去魯。由魯至魏，時魏君文侯，吳起曾為魏國將兵，大敗秦師，後任西河守，抵禦秦、韓，甚為得力。他「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因此大得軍心。魏文侯死，武侯立，在「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呂氏春秋·執一》）的情況下，吳起又由魏入楚。在楚，吳起被任為「宛守」（《說苑·指武》，苑在今河南南陽），防禦魏、韓。
楚國是個「蠻夷」（《史記·楚世家》）國家，地廣而有「川澤山林之饒」，商業不發達，所以「亦亡千金之家」（《漢書·地理志下》）。可知楚國所受宗法影響較少，且無商人勢力。到了戰國中葉，楚國的「大巨太重，封君太眾」，他們「上逼主」、「下虐民」，以致「貧國弱兵」（《韓非子·和氏》）。公元前404年和391年，楚國曾兩次受到三晉的進攻，吃了敗仗。第二次由於向秦國送了厚禮，才在秦國的幫助下講了和。楚悼王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便任用吳起作令尹，主持變法。
吳起變法的主要點是：「限制舊貴族，改變世襲的分封制，「廢公族疏遠者」（《史記·吳起列傳》）。吳起主張對封君的子孫「三世而收爵祿」（《韓非子·和氏》），減削官吏的祿序，精減裁汰「無能」、「無用」和「不急之官」（《戰國策·秦策三》）。根據楚國地廣人稀的特點，他認為多餘者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過去舊貴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區來的做法，應該加以糾正，因而下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呂氏春秋·貴卒》）。這就有力地打擊了舊貴族的勢力，也有利於開發荒地。
吳起為了整頓楚國官場歪風，還提出了「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和「破橫散從（縱），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戰國策·秦策三》）的主張，要求大家能夠為「公」而忘「私」，「行義」而不計毀譽，一心為地主政權效力。
吳起的改革造成了深遠的影響。1958年，安徽壽縣發現的《鄂君啟節》是楚懷王時封君鄂君啟的通行證，上面記載有對封君的各種限制，如車船的大小、載重、行程等等，這應該是吳起變法的直接結果。這時的楚國，在諸侯中逐漸強盛起來，「南平百越，北並陳、蔡、郤三晉，西伐秦」（《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成了南方的一個強國。
吳起在變法過程中，曾遭到舊貴族的反對，貴人「皆甚苦之」（《呂氏春秋·貴卒》），甚至連改變「兩版垣（用夾板填土築牆）」的簡陋建築方法，也被「見惡（怨）」《呂氏春秋·義賞》）。所以，進行改革僅一年，悼王死，舊貴族便攻殺吳起於悼王喪所。楚肅王即位後，按照楚國法律，「麗兵於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呂氏春秋·貴卒》），結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史記·吳起列傳》），舊貴族的勢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齊國鄒忌的改革
公元前357年齊威王即位，雖然已離田和正式列為齊侯三十年，但是齊國仍處於內優外患的境地。不久，鄒忌就「以鼓琴見威王」，用「鼓琴」的節奏來說明「治國家而餌（安定）人民」的道理。王曰：「善」，三個月後就授給他「相印」。
鄒忌為相後，對於國君，「請謹毋離前」，「請謹事左右」；對於人民，「請謹自附於萬民」；對於臣下，「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執行了順從國君行事，選擇「君子」擔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雜，修訂法律而監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鄒忌推薦人才給齊威王，威王把他們都視為「寶」。齊威王二十四年，齊威王與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獵時，魏惠王誇耀自己有「徑寸之珠」十枚，可「照車前後各十二乘」，所以是「寶」。但是，齊威王則說他的「寶」與魏惠王的寶不同，是幾個得力的大臣，他們是「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的檀子，「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的朌子，「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的黔夫，「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的種首，他們「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這都是鄒忌推行法家「謹擇君子」政策的結果。
齊威王時，為了整頓吏治，曾經獎勵了治下「田野群，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的即墨大夫，懲辦了治下「田野不辟，民貧苦」，卻賄賂國王左右使譽言日聞的阿大夫和欺騙國君的官吏，使齊國「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均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這又是鄒忌推行法家「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體實施。同時，又由於鄒忌的進說，齊威王獎勵群臣吏民進諫：「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據載，「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還有人進諫，一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均見《戰國策·齊策一》）。這段記載，難免有其誇大之處，但其提倡臣下進諫的作法，對於地主階級的政治改革是有好處的。
齊威王時又用軍事家孫臏改革軍事，鼓勵人民習武，規定在戰爭中「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荀子·議兵》），加強了軍事力量。
由於齊威王進行了改革變法，實行君主集權和法治，齊國也逐漸強大起來。公元前353年，首敗魏國於桂陵，公元前343年，又大敗魏國於馬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韓國申不害的改革
戰國初期，韓國曾經進行過政治改革，但是由於改革不夠徹底，「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韓非子·定法》），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混亂。大約在公元前354年，韓昭侯用申不害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實行了進一步的改革。
關於申不害生平事跡記載不多，司馬遷把他放在《老子韓非列傳》中，只有六十九個字的敘述。串不害原是京（今河南滎陽南）人，出身比較微賤，韓昭侯時為韓相，十五年而卒。他是個講究「術」的法家，其理論「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可能是從黃老學派發展起來的。司馬遷說，申不害「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而《漢書·藝文志》著錄《申子》六篇，已亡佚。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有別人引用的零章斷句，比較完整的有魏徵《群書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體篇》②。
申不害言「術」也講「法」，如雲：「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主張「明法正義」，「任法而不任智」（《太平御覽》卷638引《申子》）。《韓非子·定法》中又說：「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生「法」者固然是韓昭侯，但相昭侯生「法」者，卻不能不說是申不害。只是「申不害不檀其法」，使得「故新（指法）相反，前後（指令）相悖（《韓非子·定法》）而已。申不害所說的「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法治的意思；所謂「術」，則是一種用以貫徹執行「法」的手段和方式。他在韓國曾努力把「法」的思想付諸實施，作為他治理韓國的准則，把「術」用到韓國推行政治改革，貫徹法治的實踐中去。
申不害認為：君主治國，務要集權，主張「明君使其巨並進輻湊」，不允許「一臣專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令」，以致「弒君而取國」。因此，他主張要做到「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體》）。
申不言在主張君主「設其本」、「治其要」、「操其柄」時，特別強調「術」。他所說的「術」，就是韓非所說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也」（《韓非子·定法》），主要是指任用、監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主張「為人臣（君）者，操契以責其名」《申子·大體》），即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們是否名副其實。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而責實」呢，在他看來，就是要靠「術」這個手段，也就是韓非所說的「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非子·難三》）。申不害主張要「去聽」、「去視」、「去智」（《呂氏春秋·任數》），就是裝著不聽、不著、不知，實際上卻可以聽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這就可以作到「獨視」、「獨聽」、和「獨斷」。所以申不害說：「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為了更好地駕馭臣下，考核臣下，申不害還主張國君要「無為，而治就是要「藏於無事」，「示天下無為」（《申子·大體》）。他要國君平時不要讓臣下看出自己的慾望和弱點，使臣下猜不透國君的企圖，臣下也就不可能投國君之所好而弄虛做假，從而臣下就只好去盡力做好份內事，不能越職亂來。申不害所說的「治不逾官，雖知弗言」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臣下篡奪國君的大權。申不害講究的統治之「術」，雖然使國君可以用來駕馭臣下，但是大臣也可以用來爭權奪利，所以「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均見《韓非子·定法》）。司馬遷說：「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但是申不害的變法效果，遠不如魏、齊、秦等國，無怪乎韓國在三晉中，以至於戰國七雄中，始終處於弱下的地位。
秦國的商鞅變法
秦是一個文化比較落後的西方部落，曾「破西戎，有其地」，周幽王時，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秦國「救周有功，賜受■、豐之地，列為諸侯」。其民「好稼穡、務本業」，「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其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均見《漢書；地理志下》）。可見，秦是一個受封歷史較短，沒有多大宗法勢力的農戰之國。公元前341年，秦獻公死，秦孝公即位。他憤於「諸侯卑秦，丑莫大焉」，遂下令「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均見《史記·秦本記》），衛鞅就在此時自衛入秦。
衛鞅為衛之諸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孫，亦稱公孫鞅，在秦被「封之於、商十五邑」後，號稱商鞅。他「少好刑名之學」，曾為魏相公孫座的家臣。入秦後，為了說服秦孝公變法，商鞅駁斥了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的「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謬論後，提出了一個「變古」的歷史觀，即「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乃因「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因此可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史記·商君列傳》），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上的准備。
第一次變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商鞅為左庶長，實行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有：（一）「令民為什伍」，實行連坐告奸之法，「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商君列傳》）。這就是在按五家為伍、十家為一什的戶籍編制的基礎上建立一種相互告發和同罪連坐的制度，告發「奸人」的可以同斬得敵人首級一樣受賞，不告發的要被腰斬。如果一家藏「奸」，與投降敵人一樣受處罰；其餘九家，倘不檢舉告發，則要一起辦罪。這樣，也就摧毀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的「親親」宗法關系，使宗法的父子關系轉向一種純粹政治上的君臣關系。
（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這里的「本業」，指男耕女織；「未業」，指商業和手工業；「復其身」，就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收孥」，就是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奴婢。還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商君列傳》），拆散家長制的大家庭，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使生產組織從家庭公社轉變為個體小生產，發展私有制。
（三）為了削弱公族武力，使之集中於公室，規定「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商君列傳》），以有「軍功」者，來取代「有親」者，廢除了以血緣為根據的「封建親戚」的原則和禁止反映氏族殘余之「血親復仇」的私鬥。
（四）為了重建社會階級，又規定「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商君列傳》），即貴族的依據是軍功，而不是「親親」。當時的「爵」分為二十級，尊卑依照爵位的等級，每家佔有田宅奴隸的數字和服飾也按爵級而不同。這樣，宗族舊家如果沒有軍功，過去的族籍便被廢除，使得貴族的與生俱來的特權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五）為了推行變法，又斷然採取了「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的措施。同時，又下令禁止私門請托，禁止遊宦之民。
商鞅的第一次變法，主要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發展農業生產，削弱貴族特權，以行國君集權。這就引起了舊貴族的反抗，一時國都之內「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史記·商君列傳》），當時太子也違反了法令，商鞅嚴懲太子的師傅以做眾，從此無人敢公開反對。公元前352年，衛鞅因功由大庶長升為大良造，相當於中原各國相國兼將軍的官職。
第二次變法公元前350年，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這是前次變法的繼續，著重於新制度的建設，其政策有：（一）「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徹底革除殘留的戎狄舊習，加強封建統治。這種習俗改革，可能就是商鞅所說的「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史記·商君列傳》）。古代秦國公社內部的家庭生活，似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談到這種家庭公社內部的家庭生活，應當指出，至少在俄國，大家都知道，家長對於公社的年輕婦女，特別是對他的兒媳常常濫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們作為後房；俄羅斯民歌對於這點有很好的描寫」①。商鞅所謂「為男女之別」可能是改革了這種落後的風俗。
（二）「平斗桶權衡丈尺」（《史記·商君列傳》），由中央統一度量衡，結束春秋以來「公量」、「私量」的不同，便利了賦稅的徵收和商業的經營。
（三）「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史記·秦本記》作「四十一縣」，此據《商君列傳》），廢封建，行郡縣。縣制的普遍推行，是為了把全國兵政大權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政治體制，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統治，進一步剝奪奴隸主貴族的權利。
（四）「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商君列傳》），全面實行土地私有制。「開阡陌」的「開」，當是「破壞鏟削之意」（朱熹《開阡陌辯），蔡澤所說：商君「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戰國策·秦策三》），便是其征。「阡陌」是一種田界，因而所謂「開阡陌封疆」，也就是打破三代以來的舊田界而建立一種新田界。具體些說，就是把原來的「百步為畝」的「阡陌」、「封疆」，開拓為二百四十步為一畝，重新設置「阡陌」和「封疆」。《新唐書·突厥傳》雲：「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官畝給一夫」，增大了每家的耕作面積。這種做法，早在春秋晚期晉國六卿中的趙氏已經實行②，商鞅佐秦，改用二百四十步為畝，可能也是適應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在商鞅看來，為「農」就是為「戰」，所以他在變法中首先改變田制來適應兵制，即把過去的「步百為畝」改為二百四十步為畝，使當時農民平時家家為農，每戶人口少而耕地面積增，「利出於地，則民盡力」；戰時成年男子，人人皆兵，方土為里，出戰卒萬，「名出於戰，則民致死」，這樣就深合「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均見《商君書·算地》）的旨意。另外，在過去的一家受田百畝的情況下，每戶的賦稅負擔頗不合理。例如，如果一家人口多，由於土地有限，所以每人所得甚低，但卻需要負擔與人口較少人家相同的賦稅。如果人口多的家庭中的余夫出去從事工商業，那麼他們的收入既多，又不需要額外納稅，這與前者相比，自然更不公平。商鞅變法鼓勵小家庭制，使每家只有「一男」，每家的余夫數字也就大體相同，而且每家均按新制百畝受田。這樣一來，每家的人口數目相近，受田面積相同，每一男子都有服役的義務，因而每家的負擔也就一樣了。所以《史記·商君列傳》中說：「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蔡澤列傳》中又說：「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
這里應當指出的是：商鞅變法雖然以法律形式破壞了古代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但是由於秦國的社會發展進程較之其他各國緩慢，到了戰國前期才出現了與「初稅畝」、「作爰田」等同樣性質的「制轅田」，直到此時，秦國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才有了內部量變，即由過去的「愛田易居」之定期分配製變為「自愛其處」的長期佔有制。在這個過程中，商鞅則推行了「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的授田制度，大體上一直延續到戰國末期①。1979年四川青川戰國墓出土的秦更修田律木牘①，更有其證。雲夢秦簡《法律答問》，解釋「盜封徒，贖耐」時說：「封，即田千（阡）伯（陌）、頃半（畔）封也」，便是其證。這里的「田阡陌」就是木牘所說的「百畝為頃」的「封」和「捋（埒）」。
（五）為了爭取中原，圖謀向東發展勢力，「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同時，為要仿效中原各國都城的規模，又「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的第二次變法，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進一步剝奪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強化了秦國的統治力量。公元前340年，商鞅大破魏軍，生擒魏將公子昂，迫使魏國交還部分過去被掠奪的西河地。由於這個大功，商鞅受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十五邑。
商鞅被害及其變法的歷史意義商鞅在秦變法前後共二十一年，「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但是，那些受到打擊、懲治的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卻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秦惠公即位，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欲反」（均見《史記·商君列傳》），而被秦兵車裂於彤（陝西華縣西南）。
商鞅雖然被殺，但是他的變法成果仍然沿續不變，終於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比如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基礎上修訂補充而成的；商鞅統一度量衡時定下的標准，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後的秦始皇還在沿用著。正如王充所說：「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即奠定了其後秦統一六國的基礎。
商鞅的變法產生了巨大的歷史作用，自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反映商鞅思想的《商君書》中，不但言「法」①，而且也涉及到了「勢」和「數」①的討論，並且針對儒家思想產生了爭論。「勢」和「數」的觀念，是國君有了獨立的主權和「獨制」①之權才會產生的，即是「變法」之後所產生的新觀念。這些新觀念，對於封建制的發展和鞏固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辭，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漢書·刑法志》）等嚴刑峻法，特別是商鞅開創的「燔詩書」的高壓政策，不僅極端壓制了人民的思想，對於我國文化典籍也是一種摧殘。
『肆』 孫臏，黥布分別受了什麼酷刑
孫臏受臏刑，剜掉膝蓋骨，英布受黥刑，臉上刺黑字。
臏刑是夏商五刑之一，又稱刖刑，是斷足或砍去犯人膝蓋骨的刑罰。臏辟：古代斷足的酷刑；臏腳：砍去膝蓋骨及以下的酷刑；臏罰：剔去膝蓋骨的酷刑。
黥刑，又名墨刑，黵刑，刺字，上古的五刑之一，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使用時間最長的一種肉刑，直至清末光緒三十二年修訂《大清律例》時才被徹底廢除，前後沿用時間長達數千年。
是封建國家刑罰制度中的正刑；在漢文帝廢肉刑之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黥刑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被廢除。
(4)齊威王刑法擴展閱讀：
師弟龐涓做了將軍，並沒有忘記師兄孫臏。孫臏當時在齊國，齊國又強於魏國。龐涓怕孫臏被齊國重用後與自己為敵，便處心積慮地要去掉這個眼中釘。
經過周密策劃，他假魏惠王之名邀請孫臏到魏國做客。孫臏如約前往，龐涓卻說孫臏來遲，怠慢了魏王，私自將孫臏處以臏刑，即剔除膝蓋骨，使其不能行走。
孫臏後來在齊國使者的幫助下投奔齊國，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輔佐齊國大將田忌兩次擊敗龐涓，取得了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勝利，奠定了齊國的霸業。
『伍』 道之以政,齊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王以禮,有恥且格."逗趣解釋
出自《論語·為政》篇第三章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譯文】孔子說：」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法來整頓他們,老百姓只求能免於犯罪受懲罰,卻沒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制去同化他們,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有歸服之心.」
『陸』 孫臏受什麼刑
孫臏受臏刑。
孫臏（生卒年不詳），其本名孫伯靈（山東孫氏族譜可查），是中國戰國時期齊國的軍事家，華夏族。出生於阿、鄄之間（今山東省菏澤市鄄城縣北），是孫武的後代。
孫臏曾與龐涓為同窗，因受龐涓迫害遭受臏刑，身體殘疾，後在齊國使者的幫助下投奔齊國，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輔佐齊國大將田忌兩次擊敗龐涓，取得了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勝利，奠定了齊國的霸業。
(6)齊威王刑法擴展閱讀
孫臏是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即孫子）的後代，至孫臏時移居於鄄（今山東鄄城）。孫臏青年時投在鬼穀子門下學習兵法，與龐涓同門受業。孫臏天資聰明，又善於動腦，悟性極強，對師父所授之業常能舉一反三。
受其先祖孫武的影響，孫臏能結合史書上所述戰例去理解師父的講授，其學業長進之快常常出乎師父的預料。故鬼穀子常說：此子日後必成大器。而龐涓卻是個驕傲自負又心胸狹窄之人，雖然不乏聰慧，學習卻極不刻苦，常常淺嘗輒止，自道為陣之法不過如此。
剛剛入門，便認為學到了師父的全部本事。對這樣的學生，鬼穀子越來越失望，只能聽之任之，而把主要精力都用以指導孫臏。龐涓表面上服氣孫臏，內心卻十分嫉妒。為了除掉自己的競爭對手，對孫臏常懷陷害之心。
龐涓離開鬼穀子後，雖然不學無術，卻因曾師從於鬼穀子而被人器重，加之他能說會道,善於自吹自擂，後來便被魏惠王封為將軍。龐涓做了將軍，並沒有忘記孫臏。孫臏當時在齊國，齊國又強於魏國。龐涓怕孫臏被齊國重用後與自己為敵，便處心積慮地要去掉這個眼中釘。
經過周密策劃，他假魏惠王之名邀請孫臏到魏國做客。孫臏如約前往，龐涓卻說孫臏來遲，怠慢了魏王，私自將孫臏處以臏刑，即剔除膝蓋骨，使其不能行走。孫臏的原名史書未載，這次受刑後才改名孫臏，以示自己永不忘記這奇恥大辱。
『柒』 一鳴驚人的是楚莊王還是齊威王
1. 楚莊王當政三年以來，沒有發布一項政令，在處理朝政方面沒有任何作為。有一個擔任右司馬官職的人，他給楚莊王出了個謎語，說：「臣見到過一種鳥，它落在南方的土山上，三年不展翅，不飛翔，也不鳴叫，沉默無聲，這只鳥叫什麼名呢?」 楚莊王知道右司馬是在暗示自己，就說：「三年不展翅，是在生長羽翼；不飛翔、不鳴叫，是在觀察民眾的態度。這只鳥雖然不飛，一飛必然沖天；雖然不鳴，一鳴必然驚人。你放心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半年以來，楚庄親自處理政務，廢除十項不利於楚國發展的刑法，興辦了九項有利於楚國發展的事物，誅殺了五個貪贓枉法的大臣，起用了六位隱士當官參政，把楚國治理得很好。不久，楚國稱霸天下。
2.齊威王在位時，喜歡猜謎語，又好徹夜宴飲，尋歡作樂無度，陶醉於飲酒之中，不管政事，把政事委託給卿大夫。文武百官荒淫放縱，各國都來侵犯，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齊王身邊近臣沒有一個敢進諫。淳於髡用隱語來規勸諷諫齊威王，說：「都城中有隻大鳥，落在了大王的庭院里，三年不飛又不叫，大王知道這只鳥是怎麼一回事嗎？」齊威王說：「這只鳥不飛則已，一飛就直沖雲霄；不叫則已，一叫就使人驚異。」於是就詔令全國七十二個縣的長官全來入朝奏事，獎賞一人，誅殺一人；又發兵御敵，諸侯十分驚恐，都把侵佔的土地歸還齊國。齊國的聲威竟維持長達三十六年。這些話全記載在《田完世家》里。
『捌』 秦惠文王為什麼車裂商鞅
常言道「讀史可使人明智，鑒以往可以知未來」。但歷史的作用可能真的不是讓我們遇見未來這么簡單，讀到深處的人一定明白，讀史只不過讓我們有更大的自由和能動性去創造未來。
歡迎廣大讀者來看小編說的歷史，小編也很高興為大家講解那些歷史上的圈圈點點，能為大家長點知識也是小編的榮幸。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廢話不多說，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那些歷史上的點點滴滴吧！
戰國時期七雄盤踞各方，都想滅其他六國實現統一，最後秦國強勢崛起，一統六國，這其中少不了商鞅變法帶來的成果，有人說秦之所以能統一，得益於秦孝公變法，秦惠文王守法，秦始皇收成果
戰國時期於私情而言嬴駟殺他似乎是忘恩負義，於國家社稷而言，商鞅是秦國內部的最大威脅，嬴駟殺他似乎又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歷史已經證明，秦惠文王車裂商鞅的行為，無疑是正確的。秦惠文王在車裂商鞅之後，暫時安撫了秦國國內的保守派，後來又徹底清除了他們。秦惠文王雖殺商鞅，但仍採用他創立的秦法。
歷史的真相我們不知道，我們對任何事不能憑著自己打主觀去看待問題，任何事都有兩面性。用事實去闡述歷史，讓歷史照亮未來。清算歷史，鞭撻現實，展望未來。看到這里有沒有想要說一說自己的看法朋友們呢？如果有，歡迎大家來下面留言發表對這的看法，謝謝大家！
『玖』 戰國時齊國到底有多強大
齊國先前在齊桓公統治下，成為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但等齊桓公死後，齊國開始發生內亂，導致國力衰落，已無力再稱霸。公元前391年，田氏正式登入歷史舞台，開始統治齊國。直到公元前314年，齊國國力又再次強大。
戰國時期的齊國，最為強盛的是齊威王和齊宣王執政時期。
公元前353年和公元前341年，齊威王任命田忌為將，以孫臏為軍師，分別在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中兩次打敗魏國，於是齊國重新躋身強國行列，成為東方霸主。齊威王之後，田辟強即位，是為齊宣王。
齊宣王繼續重視人才，努力發展文化建設，創辦稷下學館，使天下文化中心由魏國移到了齊國。孟子、鄒衍、慎到等當時的牛人大能，都曾在稷下學館呆過。公元前314年，齊宣王趁燕國內亂（子之之亂）之際，攻打燕國，幾乎把整個燕國吞並了。另外，齊宣王還於公元前313年聯合楚國攻打秦國，而後又在公元前303年聯合韓、魏攻打楚國。
(9)齊威王刑法擴展閱讀：
齊國分為姜姓呂氏齊國和田齊兩個時代。疆域為位於今天山東。始封君為周武王國師、軍師太公望。被左丘明的《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國語·鄭語》和司馬遷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共同評價為春秋四強國之一。
公元前1000年前，姜子牙輔佐周武王滅商後，被封國建邦。自太公望封國建邦以來，煮鹽墾田，富甲一方、兵甲數萬，傳至齊桓公時，已經是疆域瀕臨大海的大國，齊桓公也依靠海上的資源，迅速成為春秋五霸之首，齊國被當時的人稱為海王之國。姜齊傳至齊康公時，大夫田和放逐齊康公於臨海的海島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為國君，是為田齊太公。
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為諸侯，姜姓呂氏齊國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稱侯，仍沿用齊國名號、世稱「田齊」，成為戰國七雄之一，在戰國中晚期稱王（曾一度稱東帝）。前221年，齊王建向秦王嬴政投降，秦國統一六國，齊國覆滅。
齊國國都是臨淄(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齊胡公時曾遷都至薄姑(臨淄西北五十里)，田氏代齊之後，仍以臨淄為都城。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齊國
『拾』 「孫臏」和「臏」這個刑罰是誰先有的是因為他受了刑罰才改名孫臏還是因為他叫孫臏，刑罰才有名字
臏刑
夏商五刑之一，又稱刖刑，是斷足或砍去犯人膝蓋骨的刑罰。臏辟：古代斷足的酷刑；臏腳：砍去膝蓋骨及以下的酷刑；臏罰：剔去膝蓋骨的酷刑。《漢書·刑法志》說：「中刑用刀鋸」，注引韋昭曰：「鋸，刖刑也。」
出處
編輯語音
臏罰之屬五百。——《漢書·刑罰志》
周改臏作刖。——《周禮·司刑》注
放臏者，脫去人之臏也。——《書·刑德》
孫子臏腳。——漢·司馬遷《報任安書》
又如：臏辟（古代斷足的酷刑）；臏腳（砍去膝蓋骨及以下的酷刑）；臏罰（剔去膝蓋骨的酷刑）
孫子臏腳
戰國時期楚國有一奇人，因其隱居於鬼谷，人稱「鬼穀子」（原名王詡）。鬼穀子博學多才，長於養性持身和縱橫捭闔之術，投師學藝者頗多。《史記》載，戰國時著名的縱橫家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學術」。鬼穀子還有兩個廣為人知的學生，就是後來分別投靠齊、魏，又屢在戰場上為敵對陣的孫臏和龐涓。
髕刑漫畫圖
孫臏是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即孫子）的後代，至孫臏時移居於鄄（今山東鄄城）。孫臏青年時投在鬼穀子門下學習兵法，與龐涓同門受業。孫臏天資聰明，又善於動腦，悟性極強，對師父所授之業常能舉一反三；加之受其先祖孫武的影響，俗話說，門里出身，強出三分，孫臏能結合史書上所述戰例去理解師父的講授，其學業長進之快常常出乎師父的預料。故鬼穀子常說：此子日後必成大器。而龐涓卻是個驕傲自負又心胸狹窄之人，雖然不乏聰慧，學習卻極不刻苦，常常淺嘗輒止，自道為陣之法不過如此。剛剛入門，便認為學到了師父的全部本事。對這樣的學生，鬼穀子越來越失望，只能聽之任之，而把主要精力都用以指導孫臏。龐涓表面上服氣孫臏，內心卻十分嫉妒。為了除掉自己的競爭對手，對孫臏常懷陷害之心。
龐涓離開鬼穀子後，雖然不學無術，卻因曾師從於鬼穀子而被人器重，加之他能說會道,善於自吹自擂，後來便被魏惠王封為將軍。龐涓做了將軍，並沒有忘記孫臏。孫臏當時在齊國，齊國又強於魏國。龐涓怕孫臏被齊國重用後與自己為敵，便處心積慮地要去掉這個眼中釘。經過周密策劃，他假魏惠王之名邀請孫臏到魏國做客。孫臏如約前往，龐涓卻說孫臏來遲，怠慢了魏王，私自將孫臏處以臏刑，即剔除膝蓋骨，使其不能行走。孫臏的原名史書未載，這次受刑後才改名孫臏，以示自己永不忘記這奇恥大辱。
孫臏受刑後被囚禁在別室，他一邊養傷，一邊尋找逃回齊國的機會。後來，齊國的使者來到魏國，孫臏一見機會難得，便買通看守的兵卒傳出密信，要求齊國使者與自己見面。見面後，孫臏訴說了事情的原委，求使者幫忙離魏返齊。使者十分同情孫臏的遭遇，也十分珍惜這個不可多得的軍事天才，便將孫臏藏在自己的車中載回齊國。孫臏回到齊國後，被齊將田忌待為上賓。一次，齊威王懸賞千金令諸公子賽馬，田忌的馬力不如其他公子，孫臏卻說：「我能教你獲勝。」當時每個公子的馬都有上、中、下三等，分別比賽，最後按三局二勝決定勝者。孫臏讓田忌用自己的下等馬對其他公子的上等馬，用上等馬對中等馬，用中等馬對下等馬。結果，田忌的馬一負二勝,總分佔先贏得千金，在齊威王的追問下，他引薦了孫臏。齊威王問其用兵之道，孫臏應對如流。威王大喜，遂任孫臏為軍師。從此，孫臏與龐涓各掌一國兵權，成了戰場上的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