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變通權

❶ 怎麼理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沒有司法自治權

民族區域自治與聯邦制是不一樣的，民族區域自治說白了就是法律法規、中央政策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方的一種變通執行罷了。因為少數民族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等一些問題，使得一些東西不可能完全執行，怎麼辦？這時候民族區域自治就派上用場了，比如上回我的老師說過我國法定結婚年齡為男的22女的20，但婚姻法第五十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結合當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體情況，制定變通規定。」
另外，不管怎樣，我國始終都是單一制國家，如果民族自治地區實行起司法自治的話豈不變成聯邦制了。
鄙人學識淺薄，以上是一點自己的理解，希望對你有用。

❷ 公法和司法有什麼區別各包含那些法規

公法、私法的劃分，始於羅馬法時代。而把這種劃分與經濟法聯系起來，則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我們面臨著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重大任務，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認識公法、私法劃分的價值及其對經濟法形成的影響。
一、劃分公法、私法的標准
1．幾種有代表性的見解 關於劃分公法、私法的標准，法學界看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幾種學說： 一為利益說（目的說），即以規定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為公法，規定私人利益的則為私法。 二為意思說（意志說），即以規定國家與公民、法人之間的管理服從關系的為公法，規定公民、法人相互之間的平等關系的則為私法。 三為主體說，即以規定國家或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作為主體一方或雙方的為公法，規定法律地位平等的主體的則為私法。 從上述學說中可以看出一定的共同性，這就是，社會生活中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關系——平等主體之間的、不需要國家公權力參與的關系與不平等主體之間的、需要國家公權力參與的關系，於是產生了作為不同調整手段的公法、私法。 但上述任何一種學說都存在難以解決的某些問題。比如說，作為私法的民法既維護個體利益，也要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作為公法的稅法既維護國家利益，也要維護個體利益，因而利益說就不確切。企業內部也有管理服從關系，國家機關之間也有平等關系，因而意思說就不全面。國家作為資產所有者（股東）參加的關系並非公法關系，同一級別的政府機關之間在法定職權范圍內發生的監督和制約關系並非私法關系，因而主體說就不嚴密。
2．可否按綜合說來劃分公法、私法 綜合上述各種學說，可否按照法律調整范圍和法律關系主體的特殊性，給公法、私法的區分確定這樣一個標准：公法關系屬於國家管理的事務，其主體至少有一方為代表公權力的國家機關或依法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私法關系屬於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事務，其主體各方法律地位平等。 假如這種綜合說能夠吸收上述各種學說的合理性而又避免了它們的局限性，那麼這個劃分標准大體還是可行的。 至於有人以為公法是指公有制的事物，私法是指私有制的事物，那是一種常識上的誤解。
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劃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1．為什麼重提公法、私法劃分的問題 過去由於受到蘇聯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理論界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劃分公法、私法的問題大都持否定的態度，或者採取迴避的辦法。引經據典往往就是列寧1922年說過的一段話：「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我們不承認任何『私人的』東西，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都屬於公法范圍，而不是什麼私人的東西。」現在來看，當時的這種認識受到了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思想的影響。可惜列寧去世太早，沒有來得及深入研究社會社會的發展規律問題。蘇聯的網路全書、法學著作眾口一詞地指責公法、私法的劃分，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因此這個問題似乎已成公論。公法、私法的劃分在一定意義上確是模糊了法律的階級性，但它有沒有某些科學的成分呢？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實事求是地探討實際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特別是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之後，許多法律問題提出來了：市場經濟的法律基礎是什麼？國家宏觀調控屬於什麼性質的法律規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究竟應以什麼作為基本結構？在此情況下，公法、私法劃分的問題重新擺上了法學論壇。
2．必須承認區別，正確劃分 資本主義最單純的因素是商品，馬克思正是從商品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的。一國法律制度的最單純的因素是具體規范，而任何一個規范或屬於公法、或屬於私法，所以我們應當從公法、私法兩類法律因素開始研究社會的法律結構。
（1）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關系需要不同性質的實體法予以調整。實體法是規定實際的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如憲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一般認為，前三類屬於公法，後一類屬於私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客觀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關系，反映在上層建築方面，成為不同性質的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就經濟領域的法律調整而言，憑借國家權力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干預的為公法，如宏觀調控；國家不直接介入，由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自行決定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為私法，如訂立貨物買賣合同。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的法律關系時指出：「如果說國家和公法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那麼不言而喻，私法也是這樣，因為私法本質上只是確認單個人之間的現存的，在一定情況下是正常的經濟關系」。
〔1〕 不同性質的經濟關系分別由公法、私法調整，公法立足於社會本位，私法立足於個體本位，這種劃分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是能夠成立的。
（2）處理經濟關系的實體法不同，也影響到相關的程序法。具有行政性質的經濟糾紛適用行政訴訟，如稅務糾紛、罰款糾紛；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糾紛則適用民事訴訟或民間性質的仲裁，如合同糾紛、消費者權益糾紛。
（3）處理經濟糾紛的機構亦有管轄的分工。外國的行政法院、中國法院的行政審判庭，受理行政性質的案件；外國法院的民事、商務審判庭和中國法院的民事、經濟審判庭，受理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糾紛案件。
（4）最後，公法、私法調整不同的經濟關系，產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公法中實行法定原則（但行政機關在法定的許可權范圍內可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公法規定不得被私人約定所變通；私法中既實行法定原則，也實行約定原則，若是強制性規范，法定優於約定，若是任意性規范，約定優於法定。公法關系中的行政權力是不能放棄的，但行政相對人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利；私法關系中當事人雙方都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利，但以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限。
3．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劃分公法、私法的根本意義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法、私法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對它們作出適當的區分也是必然的。過去搞計劃經濟，公法掩蓋了或者說取代了私法關系；現在搞市場經濟，應當恢復私法的本來面目，因為市場經濟關系的基礎在於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程中發生的關系。 公法和私法兩種因素是現代社會法律制度的基本結構。私法的實質是保障合法權利問題，公法的實質是正確運用權力（准確地說是公權力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問題。換言之，是關於「民本位」和「官本位」的關系的問題。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既要有私法，又要有公法，而且可以說直接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體系是以私法為基礎，以公法為主導的，許多經濟法律正是公法因素與私法因素的結合體。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企業自主經營，從法律角度上考察，正是公法、私法兩種因素分別作用和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必須承認公法、私法的區別並正確劃分它們的界限。有些學者將問題提得更加尖銳，認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得區分並真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2〕的確，政府的職能和行為的規范化，企業（公司）的組織和行為的規范化，莫不與法律的科學性相關。公法、私法的劃分和組合是法律的 科學性的集中表現，應當成為一門高層次的管理科學。

❸ 廣西對刑法九司法解釋

《刑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地方各級相關機關無權對《刑法》作出司法解釋。原本全國人大賦予了司法機關司法解釋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就審判工作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沒有授權地方各級人大有司法解釋權。《立法法》出台後，「兩高」的司法解釋權便沒了法律依據，更不用說地方的立法機關了。
根據198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規定，全國人大賦予司法機關司法解釋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就審判工作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決議》的第二條可以清楚的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是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對於審判工作中應用法律的問題進行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人大常委會對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范圍的限定。但是2007年最高院自己制定的《規定》則突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的范圍，將自己解釋法律的空間以及權力大大的擴張。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第二條規定： 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
《立法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法法》出台後，可以看作是作為立法機關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收回了他們在1981年通過《決議》對"兩高"進行的司法解釋的授權。因為，在《立法法》中，並沒有規定"兩高"具有解釋法律的權利，相反這種權力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取代。顯然，《立法法》的效力是高於《決議》的。也就是這樣，在《立法法》出台以後，"兩高"原本還是合法的解釋法律的權利變得不再具有合法性，他們解釋法律的權利也變得日益尷尬和飽受爭議，即使他們的司法解釋具有過重要作用，地方立法律機關更沒有司法解釋的權力。

❹ 刑事案件可以提出管轄權異議嗎

首先，管轄權異議的提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的解釋》及《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的規定，審判中庭前會議階段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可以就管轄權提出異議，但應當說明理由。且實務辦案經驗中，若針對案件管轄權有異議，均會積極與辦案機關溝通。其次，根據《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的規定，辦案機關應當對被告人或者其辯護律師提出的管轄權異議進行審查，若異議成立的，應當依法將案件退回人民檢察院或者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若認為本院不宜行使管轄權的，可以請求上一級人民法院處理。若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異議不成立的，應當依法駁回異議。事實上，刑事案件的管轄法院確定的問題，往往法院內部會根據相關法律的規定，主動審查並作出是否移送的決定法律規定：《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第十一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案件管轄提出異議，應當說明理由。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異議成立的，應當依法將案件退回人民檢察院或者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認為本院不宜行使管轄權的，可以請求上一級人民法院處理。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異議不成立的，應當依法駁回異議。

❺ 什麼是法律的變通權

立法變通權是我國法律賦予民族自治地方和經濟特區特有的權力。由於法律規定的不明確，在實踐中，人們對於立法變通權的許可權范圍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加之制度上的不健全，不能不影響到立法變通權合法有效的行使
性質分析

對於立法變通權的性質，學術界尚少專門的探討，有學者曾對民族自治地方法律變通權進行過闡述，但對於立法變通權性質並未作直接的分析，只是涵蓋在法律變通的性質的分析中。
是一項權力，而不是一種權利
立法權一般都不是單一的權力結構，它是一種綜合性的權力體系。立法變通權便是這一綜合體系中的一項權力。許多國家立法權力體系中都有立法變通權的設置，我國法律最初僅賦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立法變通權，後來又賦予經濟特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立法變通權，而無論是民族自治地方還是經濟特區的立法變通權都是以權力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在現有的成果中，有些學者把立法變通權定位為一種權利，將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變通權視為一項權利並歸屬為自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②③這種觀點有兩個明顯的問題，一是混淆了權利與權力的概念，二是將立法許可權范圍等同於立法權。
首先，就權利和權力來說，雖然學界大多認為權利和權力是兩個相互聯系的概念，但對於權利與權力為兩個不同的概念並沒有什麼異議，學者們也從不同的角度對兩者的區別進行了闡述。筆者認為權利與權力最主要的區別在於，權利表現為個人按照自我意志而進行的自由選擇，其主體通常指的是個人，權力則通常表現為一定的國家機關的職能，其主體往往是指國家機關，國家機關行使權力或具有無可選擇性或可在職能范圍內作出自主性的選擇。如果我們將立法變通權定位為一種權利，將導出立法變通權的主體是個人，且是個人按照自我意志而進行的自由選擇，這在法理上是說不通的，而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來說也是不能成立的。根據我國憲法與法律的規定，享有立法變通權的主體只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和經濟特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即立法變通權的主體只是國家機關，個人不是立法變通權的主體。雖然我國《立法法》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變通權規定所使用的用語是「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依照當地民族的特點，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但這並不能作為立法變通權是一種權利的法的依據，因為雖然權力的行使對於權力主體有些也具有選擇性，但這種選擇性與權利的選擇性不同，它不是按照個人自我意志而是按照國家的意志在法定職權范圍內進行的選擇。
其次，就立法許可權范圍與立法權來說，立法權是國家權力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現代社會，立法權是專指由特定國家機關所行使的，旨在制定和變動規范性法律文件的一項權力，它是與司法權與行政權相對應的一個概念。立法許可權范圍則是指立法權行使的界限。具體說，它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立法主體可以就哪些事項立法，二是立法主體不能就哪些事項立法。由此可見立法許可權范圍與立法權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國憲法和法律對立法變通權的許可權范圍並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立法實踐往往從現有法律的規定推定立法變通權的許可權范圍，即將享有立法變通權的主體的職權范圍推定為其立法的許可權范圍，但這並不能作為立法變通權是一種權利的證明。
具有自主性，是一種自主型的立法權
國家之所以設置立法變通權，其目的之一是為了解決特定區域內的特殊需要和特殊問題，因此，立法變通權必然內涵著自主性的屬性，即享有立法變通權的主體可以根據本區域內的特殊需要和特殊情況自主地制定法定的規范性文件。在我國無論是對於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變通權還是經濟特區的立法變通權，憲法或法律所規定其行使時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都是「不相違背原則」，即享有立法變通權的主體在立法中必須遵循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不得與之相違背。如我國《立法法》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依照當地民族的特點，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但不得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這意味著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只要不違背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就可以根據本民族的特點自主地作出變通性的規定。也就是從這意義上，我們說立法變通權具有自主性，是一種自主型的立法權。
是一種地方立法權
從立法權的級別來說，一國的立法權往往有國家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之分。地方立法權指的是特定的地方政權機關制定和變動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權力。立法變通權之所以是一種地方立法權，從立法變通權設置的目的以及有關法律的規定都可以得以說明。立法變通權設置的目的除了我們前面所說的是為了解決特定區域內的特殊需要和特殊問題外，還有一重要目的是通過立法變通權的行使使國家的法律能在特定的區域內得到有效的實施，可以說立法變通權在最初設置上就被定位為一種地方立法權。而憲法和法律在對立法變通權的規定方面又進一步加以了確認。如我國現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享有立法變通權主體都只是地方的政權機關——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和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且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和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行使立法變通權所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都或僅適用於本民族自治地方或僅適用於本經濟特區。主體的地方性及適用范圍的地方性，是立法變通權作為地方立法權的兩個重要標志。

❻ 上位法的適用規則

一、《立法法》確立劃分法律位階的標准或規則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央立法優於地方立法。當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發生沖突時，中央立法處於優位、上位，地方立法無效。在法律效力等級問題上，中央立法構成上位法，地方立法構成下位法。因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基本法律和法律以及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高於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以及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以及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規章)。
第二、同級權力機關的立法高於同級行政機關的立法。當同級的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立法發生沖突時，權力機關的立法處於上位、優位，同級行政機關的立法無效。因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高於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法律屬於上位法，行政法規則屬於下位法。同樣，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效力等級高於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效力等級高於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規章。
第三、同類型的立法根據其立法主體的地位確立法律位階關系。在權力機關作為立法主體的立法類型中，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效力等級高於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效力等級高於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在行政機關作為立法主體的立法類型中，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法律效力等級高於國務院部門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法律效力等級高於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
第四、權力機關(這里僅指人民代表大會)及其組成的常設機構(人大常委會)之間，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規性文件效力等級高於其常設機構即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規性文件。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律效力等級高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效力等級高於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效力等級高於較大的市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
但是《立法法》並不是對所有的法律淵源都作出了法律位階的規定。如地方性法規與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之間的法律位階關系;部門規章與地方性法規之間的法律位階關系均是立法法未明確規定位階的特殊關系。雖然《立法法》第86條規定了當以上類型的立法發生法律沖突時法律適用規則，但這種規定不屬於法律位階的規定。因此，並非所有的法律淵源均可以納入法律位階的序列。 二、下位法與上位法相抵觸的情形
針對同一事項或適用對象，不同位階的法規性文件都對其作出規定且是在下位法的規定與上位法的規定不一致時，才能適用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的適用規則，否則這個規則不能予以適用。
什麼情況下下位法與上位法規定的「不一致」或「相抵觸」呢?
在《立法法》中，對相同位階(或者准相同位階)的法律規范，其使用的法律用語是『不一致』，對不同位階的法律規范之間，使用的是『相抵觸』。[11] 「不一致」與「相抵觸」是什麼關系?
「不一致」表示法律規范規定的區別，這種區別有兩種：一種是法律法規允許的區別，是法律規范合法性的判斷，例如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對法律、法規的變通規定，這種變通規定就是法律法規允許的法律規范性文件，能夠被司法適用，其依據《立法法》第81條的規定，「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依法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定。」再如根據授權制定的經濟法規，也可以對上位法作出變通規定，並且這種變通規定能被司法機關優先適用，「經濟特區法規根據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經濟特區適用經濟特區法規的規定。」可以看出，這種不一致是有國家授權法的許可，也只有在此前提下下位法才能優先適用。
另外一種「不一致」是指法律法規不允許的區別，這是法律規范不合法的判斷依據，是無效的，不能被司法機關適用。這種「不一致」也就是不同位階法律規范之間的「相抵觸」，這可以從《立法法》第7條、第63條、第64條、第78條、第88條、第90條、第91條規定中看出。司法實踐中適用「上位法優於下位法」規則時，它所指的「不一致」強調的是「相抵觸」。《立法法》中的「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規定的」指的就是「下位法與上位法相抵觸的情形」。因此准確地講，適用於不同法律位階的規定不一致時，就是指不同法律位階法律規范的相抵觸、相沖突。
三、什麼是「相抵觸」
怎樣判斷不同位階法律規范的「相抵觸」問題，我國有學者從相反的角度總結也了幾種「不相抵觸」的情形[12]：1、所謂不相抵觸，就是制定某一地方性法規必須以憲法、法律或行政法規對某一事項已有相關規定為前提，以這種相關規定為根據，否則就是相抵觸。2、所謂不相抵觸，就是地方性法規不得作出與憲法、法律或行政法規已有的明文規定相沖突、相矛盾、不一致甚或相反的規定;3、所謂不相抵觸，就是地方性法規除了不得作出與憲法、法律或行政法規已有的明文規定相抵觸的規定外，還不得作出與憲法、法律或行政法規的基本精神、規則相抵觸的規定
實際上，如果能夠總結出不同位階法律規范「相抵觸」的判斷標准，司法實踐就更具有可操作性，也就不必拘泥於「相抵觸」概念理解的差異性。基於此，有學者對這些標准進行了列舉，即在有上位法的情形下，下位法如有以下情形之一即構成與上位法的「相抵觸」：
1、擴大或縮小制裁許可權，減少、變更或增加制裁條件或手段、幅度;
2、擴大或縮小承擔義務者的范圍、性質和數量，增加、減少、變更特定對象的義務或改變義務承擔的條件;
3、擴大、縮小或改變權利的范圍、性質和數量，增加、減少、變更相對人權利或改變享受權利的條件;
4、擴大或縮小特定術語的內涵、外延，以至引起不同的法律後果。
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審理行政案件適用法律規范問題的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法[2004]96號)具體確定了行政審判中，認定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形，並執行「上位法優於下位法」司法適用規則。該通知規定：「從審判實踐看，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常見情形有：下位法縮小上位法規定的權利主體范圍，或者違反上位法立法目的擴大上位法規定的權利主體范圍;下位法限制或者剝奪上位法規定的權利，或者違反上位法立法目的擴大上位法規定的權利范圍;下位法擴大行政主體或其職權范圍;下位法延長上位法規定的履行法定職責期限;下位法以參照、准用等方式擴大或者限縮上位法規定的義務或者義務主體的范圍、性質或者條件;下位法增設或者限縮違反上位法規定的適用條件;下位法擴大或者限縮上位法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下位法改變上位法已規定的違法行為的性質;下位法超出上位法規定的強制措施的適用范圍、種類和方式，以及增設或者限縮其適用條件;法規、規章或者其他規範文件設定不符合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行政許可，或者增設違反上位法的行政許可條件;其他相抵觸的情形。」 四、「上位法優於下位法」適用規則的例外：下位法的優先適用
「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的司法適用是有一定條件的，即當下位法與上位法相抵觸，且下位法無效。但是，如果下位法的制定根據上位法的授權或下位法是對上位法的實施性規定並且沒有違反上位法的規定，則會出現「上位法優於下位法」適用規則的例外：下位法的優先適用。
(一) 變通規定的「下位法」的優先適用
為了保證上位法的實施，在考慮一些地方的特殊情況，上位法給予下位法主體一定程度的立法變通權，允許下位法主體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對上位法作一些變通規定，這種變通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優先適用。
變通一詞，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依據不同情況，作非規則性的變動」。所謂法律的變通規定，是指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授予經濟特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法律、行政法規授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立法權的情況下，允許經濟特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本地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特點制定的、在本行政區域范圍內適用的並且與法律或行政法規有不相一致內容的法律規定。
《憲法》第115條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行使《憲法》第三章第五節規定的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同時依照《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行使自治權，根據本地方的實際情況貫徹執行國家的法律、政策。」《憲法》第116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立法法》第81條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依法對法律、行政法規作變通規定的，本自治地方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定。經濟特區法規根據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經濟特區適用經濟特區的規定。」
根據憲法與《立法法》的規定，一些法律法規在條文中明確規定了自治條例與單行條例的變通權。比如：民法通則第151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根據本法規定的規則，結合當地民族的特點，制定變通的或者補充的單行條例或者規定。……」;婚姻法第36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可以依據本法的規則，結合當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體情況，制定某些變通的或者補充的規定。……」繼承法第35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根據本法的規則，結合當地民族財產的繼承情況，制定變通的或補充的規定。……」
然而下位法的變通規定需要遵守一些法律的限制：1、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經濟特區法規不得對法律、行政法規的基本規則作出變通規定;2、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不得對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作出變通規定;經濟特區法規不得對憲法作出變通規定;3、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不得對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專門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經濟特區的法規不得對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專門就經濟特區所作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
(二) 實施性規定的「下位法」優先適用
下位法的立法主體一般可以有兩種立法職權，其中之一就是為貫徹實施上位法的規定而根據本區域的實際情況而作的實施性規定。憲法第89條、《立法法》第56條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可以就執行法律的規定而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做出規定;《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就「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定的事項」作出規定;憲法第90條第2款、國務院組織法第10條、《立法法》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部門規章可以就「應當屬於執行法規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作出規定;《立法法》第73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就「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作出規定。以上是《立法法》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作為下位法時，它的許可權或內容之一就是對上位法內容的具體化。「就其內容而言，實施性規定針對上位法的相應規定而作出，但較之上位法其內容更為詳盡和更有操作性。」[14]
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下位法對上位法作出具體的、可操作性的實施性規定不僅必要而且重要，尤其是地方性法規更是如此。有學者談到地方性法規的「實施性規定」必要性時，提到：「法律、行政法規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最高國家行政機關進行的中央立法，其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各地方都應當一體遵循。但也要看到，由於我國是一個大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差異很大，東南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城市和農村，情況很不相同，因此，法律、行政法規的有些規定往往只能比較概括，以適用各地方的不同情況，這就為地方性法規留下了很大的空間。」[15]下位法「實施性規定」這種特殊地位決定了妥善處理其與上位法的適用關系的重要性。 五、結論
將下位法實施性規定與上位法的關系，概括為「效力優先與適用優先」，「前者是指上位法在位階或者法律效力上高於或優於實施性規定，在實施性規定與其發生抵觸時，適用上位法的規定，體現的是上位法優於下位法;後者是指在實施性規定與上位法不抵觸時，下位法可以優先適用與援引。適用優引是以效力優先為前提的。」[16]其實這揭示了下位法「實施性規定」的優先適用是有條件的，即不得與上位法相抵觸。
在我國的立法實踐中，還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上位法已作修改或廢止，但作為實施性規定的下位法仍然存在，如何認定這樣的實施性規定的法律效力以及適用問題時，往往在執法中發生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關於審理行政案件適用法律規范問題的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中指出：「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地方性法規修改後，其實施性規定未被明文廢止的，人民法院在適用時應當區分下列情形：實施性規定與修改後的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不予適用;因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地方性法規的修改，相應的實施性規定喪失依據而不能單獨施行的，不予適用;實施性規定與修改後的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地方性法規不相抵觸的，可以適用。 」這實際上揭示了這樣的法理，即下位法「實施性規定」應該有上位法的根據，如果在已修改的上位法找到根據或者不違背新的上位法，可以優先適用，如果失去了上位法的根據甚至與新的上位法的規定相抵觸，則不加適用，仍然適用「上位法優於下位法」。

❼ 魏晉南北朝法律儒家化在立法和司法上的體現是什麼

體現如下：

一、立法上

1、刑罰制度的完善，主要體現在：族誅的廢除與緣坐范圍的縮小；肉刑日趨減少，北齊最終廢除宮刑；酷刑日益減少，婦女犯罪，在適用刑罰時給予特別照顧；流邢被定為減死之邢。綜括這一時期的刑罰變革，總的趨勢是逐漸寬緩。

2、「八議」入律:先回答八議是什麼含義。八議的入律，使貴族官僚享有法定特權，變通使用一般法典中所規定的刑罰的制裁。

3、准五服以制罪:晉律首創，目的在峻禮教之防。是禮法合流的又一體現。

4、官當。

5、設立「重罪十條」:含義。使法律更好的服務於皇權，而且進一步將禮與法律結合起來。

6、確立了服制定罪和存留養親制度。

二、司法上

1、死刑復核制度形成。

2、登聞鼓直訴制度建立。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傳統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

「八議」入律。「八議」是指封建貴族官僚中的八種人犯罪後，須「議其所犯」，對他們所犯罪行實行減免刑罰的制度，表現出封建法律特權思想的鮮明特徵。

「八議」制度源於西周的「八辟之議」主張，曹魏時期「八議」正式人律。「八議」是指：「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