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判詞案例

A. 龍筋鳳髓判的張鷟與《龍筋鳳髓判》

張鷟為盛唐時期享譽國內外的著名法律學家，因他編撰《龍筋鳳髓判》，才使唐朝編例得以傳世，並為宋元明清各代奉為圭臬；其影響所及，又遍於日本、朝鮮諸國，從而豐富了中華法系的內容。張鷟在封建法制建設上能夠取得顯著成就，絕非偶然。這與他幼小聰敏好學，長成後勇於任事，並善於研究律學有直接關系。 張鷟，字文成，深州陸澤（今河北省深縣）人，幼年「聰警絕倫，書無不覽」。唐初貞觀年間生人，高宗李治調露初年，即公元680年，考取進士及第。後因「對策尤工」，首選考功員外郎。 據《新唐書·百官志》載：考功員外郎從六品上，為唐朝尚書省吏部考功司副職長官。輔佐正職長官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掌握外官課考，課考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進等有賞退等有罰。至開元二十四年科舉考試移屬禮部前，考功員外郎一直成為科舉主考官員。由於張鷟博採群書，學識淵博，才思敏捷，一入仕途，便顯現出傑出的行政司法方面的才能。以至謇味道稱之為「如此生，天下無雙矣！」
以後，張鷟調任岐王府參軍，凡應對「下筆成章」，「詞高文苑等科」，他「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因工作成績顯著，先授長安尉，又遷鴻臚丞，在參加吏部對在職官吏的銓試時，張鷟「凡四恭選判，榮為銓府（吏部）之最」。成為當時律學精湛而又出類拔萃的官員。主持銓試的吏部員外郎員半千曾對人說：「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而當時各界名流都非常倚重，稱為「青錢學士」。以其字值千金，下筆如有神。
值得一提的是，張鷟具有豐富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實踐經驗。他在任南陽縣尉時，還智斷失驢案，並為倉督馮忱洗冤，將盜賣官粟呂元繩之以法。
正因張鷟才高遭忌，加之他本人性格「偏躁」，得罪權臣，又被御史彈劾，坐貶嶺南。後因刑部尚書李日知據理奏論，使張鷟得以移於近處。開元中期，入為刑部司門員外郎主持審判復核工作，後卒於任上。 由上可知，張鷟成就《龍筋鳳髓判》，得益他博學多才，律師學功底深厚。同時他又有豐富的閱歷和司法實踐經驗，從封建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深切的體驗，故能對書中的每一條判例內容，都能引經據典，從律學的高度加以闡釋，對每一案例所包含的刑罰適用原則都能明晰地加以說明；對每項案件的裁決，都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判決意見。當然，他站在封建士大夫的角度，從對封建綱常禮教的原則出發，來審視每一個案例，難免有偏頗之處。但這畢竟是歷史的局限。並不妨礙人們從他編撰的《龍筋鳳髓判》中，看到它完善唐朝法律制度，豐富中華法系內容的光彩奪目的一面。並不妨礙後世人民對這位距今一千一百多年前的才華橫溢的律學家所擁有的崇敬之情。
其次，書後附有(1)《張鷟傳》，(2)左右衛將軍，(3)軍器監，(4)《陳情表》，(5)《滄州弓高縣實性寺釋迦像碑文》等，使人能了解書的原貌。從全書內容看，每卷的每條判例都由兩個部分構成。第一，為盛行一時的典型判例案由；第二，為張鷟等針對此案例所撰寫的判詞批語，以及適用律條與司法解釋等。每條判例都具名具姓，記載所犯罪名，以及審判的簡略過程。
譬如：卷一、《中書省》第一條載有：
「中書舍人王秀泄露機密，斷絞，秀不服，款於掌事張會處傳得語，秀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大事，不伏科」。
針對王秀不服判決，請以從犯減輕處罰的訴訟要求，張鷟作了如下批語與解釋：
「張會過言出，駟馬無追。王秀轉漏於人，三章莫舍。若潛謀討襲，理實不容，漏彼諸蕃，情更難恕。非密既非大事，法許准法勿論，待得指歸，方可裁決」。
唐朝張鷟這種用解釋判例的方法，同秦漢乃至於魏晉南北朝均有明顯不同。
秦《睡虎地竹簡》中的「廷行事」，是當時依例審案的重要根據，但只規定比附方法，沒有引征法律規定和便於適用的司法解釋。諸如：凡罪人格殺捕盜官，按「廷行事」，作為賊盜兇殺重犯從嚴懲處。毆打曾祖父母的罪犯，一律按照毆打祖父母的成例，黥為城旦舂。漢朝首開封建法律儒家化之先河，引經決獄之例盛行開來。如：1981年9月甘肅武威縣出土的《王杖詔書令》中規定：凡欺凌由君主授予王杖的高年老人，不分官民，一律依例判棄市死刑。如過誤傷父，非出本心，則可比照董仲舒引經決獄的成例減輕處罰，不再依律梟首示眾。
通過與秦漢以例斷案比較，可以明顯看出，伴隨唐朝步入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當時的封建罪刑法定主義有了明顯加強。以《貞觀律》為基礎的唐律，以《永徽律》為基礎的司法解釋，構建了唐代法制的基本框架，在初唐時期發揮了實質性的法律依據作用。而判例的發展則受到相應的限制，特別是在唐高宗李治當政的永徽年間，曾經以「條章備舉」為由，將刑部少卿趙仁恕上奏的《法例》三卷，「廢而不用」，（《新唐書·刑法志》）。但至中唐時期，由於百年來唐朝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明顯變化，使得唐初制定的律文有些不適應。這不僅要求開元時期的當政者對律文疏議進行重新刊定，同時也要求有成熟的判例與司法解釋來解決《唐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各類案件，彌補法典審案的不足，以及靈活解決個案的要求。
但是，判例與司法解釋的運用，必須嚴格依法進行，即「待得指歸，方可裁決」。反對司法官吏以例為奸，破壞法律的正常運作。
再次，如按現代法學分類標准，《龍筋鳳髓判》的內容，可以分為如下方面：第一，處理職務犯罪方面的判例；第二，處理民事糾紛方面的判例；第三，處理涉外經留糾紛方面的判例；第四，處理違反治安管理方面的判例；另外，誕生於盛唐時期的《龍筋鳳髓判》，既有同現今比較接近之處，同時又有古代中國特有的一些特色，在其內容當中，還有涉及其它方面的判例。譬如：第一，處理違反封建綱常禮教方面的判例；第二，處理不應言而上言方面的判例；第三，處理科舉考試方面的判例等；因此，我們有必要綜合以上內容，對《龍筋鳳髓判》作一比較全面的分析研究。

B. 刑法修正案九死緩規定有何新變化

刑法修正案九已於2015年11月1日起實施，實施一個月以來，刑法修正案九對死緩有什麼新規定?刑法修正案(九)對於死緩期間故意犯罪的區分了是否情節惡劣，情節惡劣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後執行死刑;對於因故意犯罪未執行死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的期間重新計算，並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法律依據】
(一)刑法修正案九
將刑法第五十條第一款修改為：「判處死刑緩其執行的，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節惡劣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後執行死刑;對於故意犯罪未執行死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的期間重新計算，並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二)修改後的新刑法
第五十條【死緩變更】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節惡劣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後執行死刑;對於故意犯罪未執行死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的期間重新計算，並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
死緩相關知識介紹：
死緩的全稱是「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換句話說，法院的判詞包含了兩個部分：判處死刑;決定在什麼時候執行。並沒有一種獨立的刑罰叫做「死緩」。
判斷被判死緩的罪犯兩年後是否執行死刑，從四個要點把握：
1、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
2、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執行死刑。
4、如果是累犯以及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可限制減刑。
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對死刑緩期執行經過一次或幾次減刑後，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得少於十二年(不含死刑緩期執行的二年)。所以，死緩的罪犯再怎麼立功、怎麼減刑，考驗期2年後都必須再關滿12年。

C. 古代官員侵佔百姓田地的判例、案例有哪些卑幼在外自娶妻的判例、案例有哪些

在這里我們梳理歷朝歷代典型的判例制度，期待從中找到應有的價值規律。

2.1 萌芽階段——從夏到秦

從夏到秦朝建立前，是我國判例的萌芽階段。

2.1.1 先秦——孕育階段

在神權法思想主宰的夏商時代，沒有判例的明確記載。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上天的意志，並且在司法實踐中進行繁瑣的占卜，但是伴隨著法律實踐和經驗的積累，開始出現「有咎比於罰」的原則，即對於犯罪按照以往對同類犯罪進行處罰的先例來處理。這樣就產生了一系列判例和故事1（武樹臣：《中國法律傳統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168頁。）周滅商後，獲取了夏商的很多判例和故事，並在司法實踐中運用。史書稱「先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尚書·詔誥）。意思是說，先參考殷人的判例故事進行裁判，從而形成我周朝的判例故事。此處的「御事」指的就是判例。這說明當時已經有了明確的判例。值得稱道的是，周人不僅繼承了殷人的故事和判例，並且創造了「議事以制，不為刑辟」的法律制度。意思是指：選擇合適的判例故事來裁判案件，不預先制定包括什麼行為是違法犯罪又當處以何種刑罰的成文法典。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有使用先例的習慣。由於司法官時常將判例籌在鼎上，這對於我們研究周朝的判例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是周人宗法貴族體制下的必然產物。在貴族政體下，各諸侯不僅具有相當獨立的一系列權力，而且還保持著各自民族的歷史的以及文化的傳統。宗法血緣鏈條決定著權力再分配的方向，各級貴族官吏（包括法官）世卿世祿子承父業代代相傳。這就造成了當時法律活動的基本特徵：地域上的多樣性與時間上的連續性，使「前車後輒」「遵循先例」成為立法司法的主要原則。而且，法官通其他官員一樣是世襲的。敬祖孝宗的觀念，必然導致遵循先輩故事的傳統。（武樹臣：《中國法律傳統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73頁208頁）

戰國時期，伴隨著《法經》的頒布和法家思想的崛起，成文法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但是判例並未消失，它對當時的成文法起著輔助作用。（法學雜志 2008年2期
楊思斌 121）這一時期關於法律樣式的專門研究也出現了，苟子就曾說："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
。此處的「類」就是司法審判所遵循的判例和原則。

總的來說，西周時期的判例還處於萌芽狀態，判例地位的正式化還是秦王朝建立後實行「廷行事」的事情。

2.1.2 秦朝——判例的雛形時期

秦朝，我們著重研究「廷行事」。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自程訣事，」（漢書·刑法志）這些事即「廷行事」。

根據史料分析，秦律《法律問答》中有多處以廷行事斷獄。這說明以例斷獄在秦代已經為法律所肯定，也說明秦代已經把司法機關的判例作為司法實踐中除律文之外可援引的審判依據了。（曾憲義：《中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60頁

在秦代，廷行事是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睡虎地秦墓竹簡》作為可靠的秦代法律歷史資料，記載了當時不僅制訂了相當完備的法典法，而且在司法實踐中廣泛實行援用判例，即廷行事或者行事作為依據的制度。秦律中的《法律答問》經常提到運用「廷行事」作為定罪量型的標准,成了一種起輔助作用的判例法。這說明以例斷獄在秦代時已經為法律所肯定,也說明秦代已把司法機關的判例作為司法實踐中除律文之外可資援引的審判依據了。自此,判例在中國傳統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開始走向正式化。

從《睡虎地秦墓竹簡》看來，「廷行事」在司法審判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彌補法律文件的不足，有可以修改法律文件具有靈活性的特點。例如，「求盜追捕罪人，罪人格殺求盜，問殺人者為賊殺人，且斗殺？斗殺人，「廷行事無賊，」（《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167頁）。在成文法支配一切的秦朝，「廷行事」（即判例）更以成文法的補充地位成為法官審判量刑的參照物。可見，以輕罪重罰法網嚴密著稱的秦王朝，也不能阻斷判例的成長。當時，知不知「廷行事」，也同明不明「法律令」一樣，成為區分官員好壞的標准。（武樹臣：《中國法律傳統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417頁
）

由此可見，以律為主，以判例等其他法律形式相互補充，是秦立法成就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做法被後世大多數統治者所繼承，從而形成中國古代立法的一大傳統。

2.2 發展嬗變階段——漢至唐

2.2.1 漢代「決事比」和「春秋決獄」：判例的重大突破

西漢時期,判例制度獲得了重大發展,出現了一種可以用來比照斷案的典型判例,叫做「決事比」。《漢書·刑法志》記載:「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廷尉是當時最高司法官,不僅引用決事比,而且經常編著決事比。比的產生，根據顏師古注《漢書刑法志》的說法：「比，以例相比況也。」可見比產生於案例，它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針對性。「決事比」的發展使漢代的判例得到了重大突破，其發展規模大大超過了秦代。整個兩漢時期，引用判例來作為斷案的法律依據，成為通常的做法。兩漢的統治前後四百年，在此期間積累了大量的判例，其中又分為一般的「決事比」、「死罪決事比」、「
辭訟比」以及「春秋決事比」等等。「「死罪決事比」是單指判處死刑的判例；「
辭訟比」是有關婚姻以及其他民事糾紛的判例；「春秋決事比」則是援用儒家經典著作《春秋》審判案件的判例。西漢中期以後,引經斷獄之風盛行,司法官在遇到疑難案件而成文法律沒有規定時,便求教於儒家經典中的古老判例、故事和原則進行裁判。如延尉張湯曾請教董仲舒,董氏即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經「春秋決獄」而形成的主要法律觀點與原則,不僅彌補了律文的不足,而且影響了以後修律。然而，漢代決事比並非唯一的判例形式。漢承秦制，漢代決事比的發展，明顯是歷史沿襲的產物，其發展規模淵源超過秦代。由於援用判例來審判案件有利於統治者進行司法鎮壓，漢代可以作為比附的案件，更是不可勝數。《漢書·刑法志》記載，漢代僅「「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可見其規模之大。到了東漢，決事比又有所增加。東漢末年，決事比又被整理匯編，內容上更加全面廣泛。（陳光中謝正權《關於我國建立判例制度問題的思考》，《中國法學》1989年2期）

2.2.2 魏晉至唐初「比附斷事」：判例的沿襲

這一時期「比」仍然是當時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但是這一時期故事的創制與使用使得判例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一時期的故事包括制書、詔誥、先例和司法審判的案例。此時故事成為一種與律令並行的成例。東漢的故事編輯成書的有《建武故事》、《律令故事》等。晉時「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晉書·裴秀傳）賈充等「撰律令,兼刪定當時制詔之條,為《故事》三十卷,與律令同行」。
魏晉時期,例開始出現。《晉律》改舊律中的刑名為刑名、法例,
又規定:「若無正文,
依附名例斷之」。此處「名例」具有判例的因素；名例雖不是判例,僅是定罪量刑的原則,但它是後來的例產生的根據。從某種意義而言，漢晉之決事比、故事就是後來的「例」。到了隋朝和初唐，例已經作為判例開始在司法中發揮作用。唐初，司法實踐中仍沿用以例判案的做法。

2.2.3 唐朝中晚期「廢例而類推」：判例的規范化

這一時期唐高宗出台《唐律疏議》，成文法比較完備,對例的適用嚴格加以限制。但是,《唐律疏議·名例篇》規定的「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作為一般的法律適用原則即在法律無明文規定情況下,可以有條件地適用類推和以前批準的判例,實際上表明判例仍然在起作用。從唐高宗開始,唐代廢止了「例」,高宗從重視制定法的立場出發,禁止援用《法例》,但審判中援引先例的事仍時有發生,所匯編的先例也是法學教育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在唐代,判例制度逐漸走向規范化,即在唐代,律令格式是完全的法源,相對於此,判例居於附帶種種限制的第二位法源的位置。（日岡野誠《唐律疏議中的例字之用法》載《法律史論集》3、4卷）「

2.3 成熟階段——宋元時期

2.3.1 宋初「法所不載，然後用例」：判例的限制使用

宋代的立法活動非常頻繁。不僅編敕是宋代最重要最有特色的立法活動，而且「比附斷事」「以例為據」，在宋代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宋代的「例」數量之多范圍之廣，法律地位之高，都大大超過唐代，對元明清「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代的例有三種：一是「條例」即皇帝發布的特旨；二是「斷例」，即審判案件的成例；三是「指揮」即中央官署對下級官署下達的指令。宋初，出於歷史考慮和《行統》的規定，而且有宣赦的不斷增加和廣泛使用，所以用例尚少。加上宋代法律明確規定「法所不載，然後用例」，所以在北宋前期的司法審判中，例只是制定法的一種補充形式，無論是「舉明議罪」，還是「用例」，都是以「法所不載」為前提。

2.3.2 宋朝中後期「引例破法」：判例的廣泛運用

隨著宋代社會形勢的發展和政治經濟需求的擴大，「例」的適用范圍越來越寬，作用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高。更何況，「例」這種法律形式確實有其優勢。宋神宗時，又出現「引例破法」的現象。北宋末年，由於宋徽宗廣泛推行御筆斷罪，使得法外用例造成的法治紊亂非常突出。雖然多次降詔不準棄法用例，但是收效甚微。

南宋時，由於「指揮姿勢成例」，「例」的數量大大增加。雖然有官員奏請，朝廷多次申明「一時指揮不可為常法」，但興用指揮，引例斷案的情況愈演愈烈。宋孝宗時已經形成了國家「以例為要」，官吏「非例無行」的局面。這種狀況嚴重削弱了敕令的實際效果。《慶元條法事類》中明確規定：諸敕令無例者從律，律無例及例不同者從敕令。從這條規定看。例已經優先於敕令使用。當然，法律體系此時就無章法可循了。

「例「不僅在司法領域異軍突起，在立法層面也是後起之秀。當時，例可以經過立法渠道成為律條或者敕令，也可以單獨成書，如《紹興刑名疑難斷例》、《乾道新編特旨斷例》、《開禧刑名斷例》等。這些都是經過斟酌形成的原始判例。可見此時例在司法活動中的地位之高。

2.3.3 元代「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判例地位的突出

蒙古人作為元朝統治者非常注重判例的作用。元代的判例在編例形式上發生了變化，即採用詔制、條格、斷例混合編制的形式，而沒有繼承漢民族原有的法律體系。也就是說，元代沒有單純的成文法典，取而代之以符合蒙古習慣的令、格、制、敕、例等，而是以詔旨和斷例雜而為法。這對明清時期律例合編的法律形式的產生有著深遠影響。以元朝的《至正條格》為例，條格有一千七百條，斷例一千零五十九條，占總條數（兩千九百零五條）的百分之九十還多。（張晉藩：《中國法制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270頁）判例成為官吏裁決案件的重要依據。此外，元朝的各級官吏收集和編例的風氣也很盛行，甚至出現了「有例可援，無法可守」的狀況。

2.4 完善階段——明清時期

封建社會到了明代，判例的地位進一步提高，作用也進一步增強。

2.4.1 明代「以例輔律，律例並行」：漸趨完備

明朝的例源於斷案依據的判例，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例不斷增加並且成為正文律的附註。明代對判例的運用時獨創性的。其一，在律例關繫上，由明初的「以例輔律」發展到後來的「律例並行」，表明判例地位的不斷提高，以至於開創了「律例合編」的新模式。具體而言自1482年起，例可以破律，1500年制定《問刑條例》後，條例具有永久性法律效力，形成了「律例並行」的格局。隨著條例在司法中地位的進一步提高，1585年制定《大明律附例》，律為正文，條例為附錄，也就是「律例合編」。律和例在具體案件中的使用，例不僅優先於律，而且得到了法律上的明確認可。（董冒雲：《比較法律文化：法典法與判例法》，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61頁）；其二，出現了《明大誥》這樣的御制判例集，表明我國古代判例已經相當發達。從內容上看，《明大誥》基本上是官民犯罪尤其是朱元璋對臣民法外用刑的典型案例匯編，司法官吏斷案必須參照援引大誥中采編的判例為依據，並且其效力優先於法典。雖然，朱元璋死後，《明大誥》成為具文，但是它重視判例的精髓被後朝繼承。

2.4.2 清代「律例合編，以例破律」：判例制度達到頂峰

清代繼承了明代的律例，判例的地位更加重要，發展更加成熟，達到了古代判例發展史的頂峰。清朝不僅保留了明代的立法模式，並且確立了一系列規范判例形成的制度。首先，清代確立了因案生例的制度，使判例的使用基本上實現了規范化要求。所謂因案生例，是指司法官在其審判中，針對具體案件的裁判，認為應該通過該案總結創制出特定法律規范時，便在判詞中附請定例。這種例在適用上優先於律，以「有例則不用律」（清史稿
·刑法一）為原則。其次，為了保證判例的規范化使用，防止判例的大量出現和引用泛濫對封建法制的破壞，清代非常重視例的編纂，並且通過制定法對例的適用進行必要的限制。清代例的編纂和刪定是重要的立法活動，自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改一次；至十一年開始，確立了五年一修的制度。（汪世榮：《中國古代判例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122）這些措施，保證了判例的操作與運用，顯示出當時判例制度已經相當完善。

還需指出，清代不僅有例，還存在著成案。成案是一種不成文的法律形式，是由各部或者各省對某些典型案件判決的匯集形成的。清代成案數量很多，「在《刑案匯覽》所收案例總數中佔35%以上，」（美國學者D布迪C莫里斯在其著作《中華帝國的法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8頁）。不過，在司法實踐中，成案的地位和效力遠不如律例，成案的引用和效力的發生必須經過中央最高司法機關嚴格審核方能成立。

D. 請問哪裡有關於罪行法定原則的案例

許霆案件判決違反罪行法定、平等與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判詞矛盾

2008年3月31日廣州市中級法院對許霆一案判決，認為許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本應適用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鑒於許霆惡意取款是在發現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行為，採用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的手段，其行為與有預謀，或者採取破壞手段盜竊金融機構的犯罪有所不同。從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看，許霆犯罪主觀惡性不是很大。根據本案具體的犯罪事實，犯罪情節和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程度，對許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判處許霆有期徒刑5年，並處罰金2萬元。
該判決首先違反了刑法第四條「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和第五條 「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規定的平等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既然認定許霆構成盜竊金融機構罪，那就要板板正正的，一是一的辦，依法應當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何必法外開恩撈取大赦的英名，正規的刑法原則不適用，偏偏深街陋巷的，怕是有難言之隱吧？古代就有「欲加之罪」，還要你感恩。
其次該判決最精彩的自相矛盾的判詞是「許霆惡意取款是在發現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行為，採用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的手段」，該句判詞是否可以翻譯成：「一、在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客觀條件下，許霆惡意取款，或者說，二者有前因後果的關系；二、許霆（合法公開的）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該句話描述的可是該案件的客觀方面即確定罪名的依據的事實啊。
第三，判詞認定「許霆（合法公開的）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凸顯該判詞描述許霆並非採用秘密竊取的手段作案，盜竊罪的最典型的客觀特徵，是其行為的秘密性，櫃員機「神經了」向許霆獻媚，招手錢來，就像對一個5歲的嬰孩，許霆在大街上向其討要了170張面額1000元的金元券，怎麽能定性「盜竊」呢？

E. 被別人騙了,然後成了銷贓,可以起訴騙我的人嗎

起訴需要主體，你連對方什麼身份逗不知道，你怎麼起訴。先報警看看吧，看下警方有沒確認對方信息，能不能找回自己得錢。aqui te amo。

F. 一個法學理論成立的可能性可從哪幾個方面分析

劉 鵬
《當代法學論壇》2006年第一期
作者簡介：劉鵬，男，1957年生，1983年7月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現為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副院長，法學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社會兼職：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理事，貴州省法學會常務理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律專家咨詢委員，貴州省社科院法研所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刑法學、犯罪法學術成果：已出版專著、主編、參編教材、學術文集共10部，完成省部級課題兩項，在研兩項，在省級以上公開刊物發表專業論文40餘篇。成果中，有兩項獲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一項獲四等獎，一項獲貴州省公安科技強警獎二等獎。
內容摘要：期待可能性是指對於某一定之行為，欲認定其刑事責任，必須對於該行為人能期待其不為該行為，而為其他適法行為之情形。大陸法系期待可能性理論自創立以來已發展成為一項極富生命力和魅力的理論，但仍在期待可能性的法律性質、標准等方面存在爭議。引進期待可能性理論將導致我國刑法學犯罪基礎理論的一場革命，在刑法實務上也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大陸法系 期待可能性 評介
The
Evaluation of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of
Continental Law System
Liu Peng
Abstract：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refers to a condition that an actor is expected not to commit the
act but another legal act instead when the act or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oncerning the act is determined.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charming theory full of vital power since it was created
in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disputes on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standards of the theory and so
on.Introcing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is to revolutionize the
basic criminal theories of the science of Criminal Law and it i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inal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Continental
Law System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evaluation
期待可能性理論產生於二十世紀初,一般認為其發端於1898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國法院第四刑事部對"馬尾繞韁案"①所作的判例，該案一經公布後，很快引起了德國刑法學界的廣泛關注，學者們針對此案紛紛著文，力圖從理論上尋求根據與突破，其中最具影響的如邁耶的《有責行為與其種類》（1901年發表），弗蘭克的《責任概念之構成》（1907年發表）。邁耶作為規范責任論的首創者，指出：責任要素除心理的要素外,還必須有"非難可能性"存在。弗蘭克亦指出：當時通說將責任的本質視為心理的要素並不妥當,「責任」是除心理要素之外，尚須以「責任能力」及「正常的附隨情狀」為要素的復合概念。並且，他認為責任的最重要的要素是「附隨情狀之正常性」。這里所謂的「附隨情狀之正常性」即期待可能性。故一般認為弗蘭克為期待可能性理論的首創人。之後，一批德國刑法學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推進了這一理論，使之逐漸成型、成熟，並很快傳入日本。經過日本學者的傾力推介，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影響，並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目前已獲得了日本刑法學術界和實務界的普遍認同。該理論在我國台灣地區也受到很大的推崇，在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日等國已成為一項極富生命力和魅力的理論②。
一、待可能性的含義及其理性評價
「所謂期待可能性者，乃對於某一定之行為，欲認定其刑事責任，必須對於該行為人能期待其不為該行為，而為其他適法行為之情形也。亦即依行為當時之具體的情況，如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犯罪行為，而為其他適法行為，其竟違反此種期待，實施犯罪行為者，即發生刑事責任之謂也。故若缺乏此種期待可能性，則為期待不可能性，而成為阻卻責任之事由，即不能使該行為人負刑事責任。」［1］期待可能性，從其產生的背景即可看出，該理論的核心或實質在於「法不強人所難」，當一個人處於困境之中，客觀外部環境迫使他只能實施違法行為解困，或難以選擇適法行為時，對其無奈的選擇就不應加以譴責，既使其行為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成立的條件，也不應該成為刑事非難的對象，或者至少，應當對其減輕處罰。
人們常說「法不容情」，當法與情不能兩全時，唯一的選擇就是依法辦事,即所謂的「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就司法的角度而言，這一命題無可指責，存在的問題是，制定法律時，立法者應當如何考慮盡量減少和防止情與法的沖突，亦即如何考慮「法要有情」這一命題。刑法的制定與實施，應當體現人道的精神，如果一個人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違背其本意選擇違法行為，並且為此而承受刑事追究的重負，如此做法「無疑於與人情相背，是在製造國民與法律的讎隙。」［2］刑法作為一種表相的「惡」，要得到社會的理解和忠誠，使社會容忍這種「惡」的存在，就必須經常不斷地對其正當性和合理性進行拷問，使表現為「惡」的刑法包含「善」的前提和因素。{3}日本學者西原春夫對此評價到：「刑法的結果是程度如此嚴重的『必要的惡』，我們就不得不推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常性，我們的國民因一部合理性和必要性不明確的法律，而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違法時就被處以刑罰，重要利益受到侵犯，並被打上犯人的烙印，這一切都令人難以忍受。」［3］我國學者陳興良教授指出：「刑法是以規制人的行為為內容的，任何一種刑法規范，只有建立在對人性的科學假設基礎上，其存在與適用才具有本質上的合理性。」［4］正是基於此，日本刑法學家大冢仁對期待可能性理論作了如下的評價：「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對在強大的國家法規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國民的脆弱人性傾注刑法的同情之淚的理論。」［5］一切科學與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6］期待可能性的提出，無疑地為刑法的理性回歸提供了一條歸途，因此我們說，對人性的深切關懷，不僅是期待可能性合理存在的倫理學基礎，而且是其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價值不僅在於其體現了刑法人道主義原則，充分表達了對人性的尊重，而且它迎合了刑法內縮，後隱而非外張，前置的價值立場。現代刑法理念十分崇尚刑法在干預社會活動中的謙讓和抑制，刑法的謙抑原則除了追求刑法啟動成本的最小化，而達致刑法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外，更重要的一點在於抑制國家可能不斷擴張的刑罰權。一個社會，如果到處充滿了刑法的觸須，其結果必然導致犯罪化和刑罰的濫用，從而也就難以得到社會公眾的心理認同，難以培養公眾對刑法的忠誠，故刑法只能作為終極的手段，在採用其他的方式無力或無效時，才能最後動用刑法的力量，期待可能性理論正好符合刑法的這一精神，它不但使期待不可能成為刑罰消滅的正當理由，亦使期待值不大的情形成為刑罰減輕的事由，從而大大地抑制了刑罰權的擴張，起到了「調節現實與法律正面磨擦的安全活塞功能」［7］之作用。
二、期待可能性理論存在的爭議問題
期待可能性理論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由於在整體刑法學理論體系中出現較晚，故一直存在著諸多的爭議，這些爭議或者說不同見解主要圍繞以下問題展開：
（一）期待可能性的法律性質
所謂期待可能性的法律性質，是指當期待可能性缺乏或期待不可能時，該情形能否成為一種超法規的責任免卻事由，抑或只能在刑法明文規定的范圍內使用？對於這一問題，有兩種不同見解：德國刑法學界普遍認為，應當對期待可能性理論的適用加以限制，所謂限制就是僅在刑法上有規定的場合，缺乏期待可能性才是被確認的免責事由。而如果突破刑法規定范圍運用該理論來否定罪責，會產生無原則的諒解和寬恕，導致責任非難的虛無化，甚至會流於泛道德主義的傾向，不利於犯罪判斷的統一性和科學性。{4}相應地，德國的刑事立法也貫徹了這一主張，早在1925年和1927年的德國刑法草案中，就體現了這一思想，而在1973年10月施行的德國新刑法第35條第1項更是明確規定：「為避免自己或自己之近親屬或其他密切關系者之生命、身體或自由現所遭遇他法不可避免之危險，所為之違法行為，不構成責任。行為人依其情況，如其自行招致危險，或具有特別法律關系等情形，可期待其經歷危難者，本項規定不適用之。」對此，日本刑法學界持不同看法，其通說將期待不可能解釋為一般的超法規的免責事由，因為「立法者及其實定法都不是萬能的，實定法不可能沒有遺漏地規定了責任阻卻事由，因此盡管沒有法律的規定，但從具體情況考慮缺乏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時，不管是故意犯或者是過失犯都應承認阻卻責任。」［8］此外，以期待可能性之缺乏否定責任，使不幸的被告人從責任的羈絆中解放出來，亦符合有利於被告的刑事司法公理，不違背罪刑法定的精神。故「期待可能性不存在為理由否定刑事責任的理論，不是基於刑法上的明文，而應解釋為所謂超法規的責任阻卻事由」。［9］昭和31年日本最高裁判所所作的一個判決中，亦有這樣的判詞：「以期待可能性不存在為理由，而否定刑事責任之理論，並非僅依據刑法上的明文規定，而應解釋為系超法規的阻卻責任事由。故原審判決未明示其法條上之依據，而將其根據求諸條理，雖此種理論之當否另當別論，但不能謂之違法。」［10］

關於上述爭論，在我國刑法學界同樣存在，如否定論者提出：將期待可能性作為超法規的阻卻責任事由，將不利於我國的法制建設。在司法信用不高的我國，將期待可能性作為超法規的阻卻責任事由，刑法的弱化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容易導致罪刑擅斷是最現實的問題，這是非常可怕而必須堅決杜絕的。{5}而肯定論者則指出：否定說禁止在法律規定之外考慮期待可能性阻卻責任問題，認為只能依據法律的明文規定確定阻卻責任情形。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奠定在立法本身已自我圓滿信念基礎上，過於信賴了立法者的技術與能力。然而事實上立法者在立法時，其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犯罪行為無遺漏地得以詳盡規定，至於阻卻責任情形並不是立法者注意力所在。{6}值得注意的是肯定論者在主張期待可能性超法規適用的同時，亦強調基於我國目前的司法環境和司法人員素質，認為應從嚴適用。這里所謂「從嚴」，應理解為程序上的從嚴控制，如過去我國刑法關於適用類推的限制性規定，現行刑法關於酌情減輕處罰的控制等立法例，可作為設計期待可能性超法規適用的參考。
（二）期待可能性的標准
所謂期待可能性的標准，是指以什麼為標准來判斷行為人具有適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也就是在具體案件中究竟以什麼為根據來評判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從而得出責任的有無與大小的判斷。由於涉及到如何具體認定期待可能性有無及大小的操作問題，引起的爭論亦較激烈，見解各異，歸納起來大體包括：行為人標准說或曰個人標准說。主張應以行為人的自身能力，以及行為當時的具體狀況，分析評價其在倫理上，道義上是否值得非難，從而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實施其他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平均人標准說，或曰社會標准說。主張以社會一般人為標准，根據社會平均認識能力和認識可能來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有無。法規范標准說，或曰國家標准說。該說是對前兩種學說的否定，認為期待可能性的標准既不能在行為人中，也不應該在平均人中去尋找，其標准應建立在國家的法律秩序基礎上，以國家法律期待行為人採取符合法律規定的行為的要求作為標准。
我國學者大多對法規范標准說持否定態度，對前兩種學說各有不同的肯定，也有人提出綜合標准說，認為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有無應兼顧行為人標准和平均人標准。對於如何兼顧，亦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張以行為人標准為主，兼顧平均人標准，也有人主張以平均人標准為主，兼顧行為人標准。還有人提出，首先要兼顧行為人標准和平均人標准，在少數情況下，也要參照國家標准。理由是雖然從期待可能性理論本來的追求看，行為人標准說較妥當，因為創立期待可能性的目的是想把那些不幸陷入某種具體的惡劣環境中的人從刑事懲罰中解救出來，但是，如果貫徹行為人標准說，結果會是理解一切，就允許一切，使責任判斷成為不可能，並且隨意性太大。故應以行為人的主觀的、個人的事實為基礎，再根據處於行為人地位的平均人標准進行判斷,這樣才能兼顧一般正義與個別正義。同時，正如日本學者木村龜二所說：由於行為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生活在一個被確定設立的社會之中和一個被確定設立的國家之中，這就使得行為人必須接受某種強制和不能減輕對這種強制所承擔的責任。所以，在某種情況下，也應以國家標准認定有無期待可能性。{7}上述分析有其合理性，不足之處在於參照的標准太多，容易引起判斷上的混亂和無謂的紛爭，並可能導致適用中的不統一。本文的看法是：基於期待可能性的提出是緣於特殊的個案，並且其目的是想把那些不幸陷入某種具體的惡劣環境中的人從刑事懲罰中解救出來，則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有無，自應以行為人標准為依據，只有當採用行為人標准確實明顯有違社會一般正義時，才可考慮平均人標准。至於國家標准，原則上不予考慮，但並非完全排斥，即當行為涉及國家重大利益時，可以通過國家標准進行判斷，如有人所列舉的,戰爭中的士兵，並不應該對他們因為恐懼死亡而開小差的行為予以免責。
三、期待可能性的借鑒
在國內，由於受前蘇聯刑法學說，特別是犯罪構成理論的影響，對期待可能性理論未引起重視，基本上很長一段時間無人問津。只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才有為數不多的文章論及於此，或在一些研究外國刑法的著作、教材中偶有涉及、介紹。2002年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從重視刑法基本理論研究的角度，將期待可能性理論研究列入當年年會的一個主要議題，由此展開了一次集中的討論。但總的來講，該項研究在我國尚處於起步階段，討論主要停留在對國外現有研究成果的認識、分析、評價等方面。從目前總的認識來看，學者們對將期待可能性理論引入我國刑法的必要性看法是一致的、肯定的。引進的理由除了對其價值判斷的肯定外，不少學者還從刑事司法的角度尋找理由，如有人提出：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引入將因其能夠科學檢驗行為人罪過之有無而對我國刑事司法做出重要貢獻。在我國刑法中一直存在著如何科學地判斷行為人是否存在主觀罪過這一難題，由於主觀要件的內容是心理態度，故主觀要件符合性的判斷是相當困難的，但如果引進期待可能性，則可根據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來證明行為人罪過的有無，根據行為時的具體情況，如果存在行為的可選擇性，行為人竟不選擇有利於社會的行為而選擇了實施造成損害結果的行為，則說明其主觀上具有反社會性，存在主觀罪過。反之，如果不存在行為的可選擇性，行為人只能如此，說明其失去了意志自由，罪過也就不復存在。{8}所以張明楷教授認為：以期待可能性理論來檢驗行為人是否存在主觀罪過，這是引進期待可能性理論在刑法實務上的最重大意義。［11］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雖然人們都認為應該引入該理論，但在具體問題上則存在眾多分歧，這些分歧除了前文所涉關於判斷標準的爭議，關於能否超法規適用的爭議，以及期待可能性在責任論中的地位之爭外，較多的集中在期待可能性理論與我國現行刑法有關條文規定的聯繫上。肯定論者認為，雖然期待可能性在我國刑法中未見明文宣示，但在一些具體條款中已有所體現，比如我國刑法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關於緊急避險、不可抗力、脅從犯的規定，以及分則的有些規定等。否定的意見則指出，我國刑法某些條款是否隱含了期待可能性，應在讀懂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相關條款立法旨趣的分析而得出。如未滿14周歲的人不負刑事責任，乃是因為法律擬制處於這一年齡階段的人為無責任能力人，而適用期待可能性的前提是行為人具有責任能力，對於無責任能力人，其無責任能力本身就是不負刑事責任的理由，無須再以其對行為缺乏辨別、控制能力而無法期待其為適法行為來解釋。又如緊急避險在我國是法定的合法行為，而期待可能性解決的是違法行為的責任問題。在有的國家，如德國刑法中，對緊急避險的定性採取二分法，即在保護較大法益損害較小法益時，緊急避險屬於違法阻卻事由，在兩種法益的價值相等時，緊急避險屬於責任阻卻事由。在作為違法阻卻事由時，由於本來就不具有違法性，自然就不成立犯罪，此時根本就無需用無期待可能性來解釋為不負刑事責任的理由。在作為責任阻卻事由時，緊急避險具有違法性，但此時不能期待行為人採取其他方法來避免危險，因而阻卻了責任，因此期待可能性不是一概用於緊急避險的任何情形，而是僅適用於緊急避險作為責任阻卻事由的場合。當然就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雖然緊急避險是法定的合法行為，其合法性本來就是免責的理由，與期待可能性無關，但我國刑法同時又規定了避險過當的，應負刑事責任，但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之所以減輕責任，可以理解為此時期待行為人不採用過當避險的方式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作為部分阻卻責任事由是成立的。至於不可抗力則是由於身體上的強製造成的不負刑事責任的事由，而期待可能性解決的是精神強制的問題，等等。分歧頗多，見解各異，不一一述及，總而言之，期待可能性理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理論魅力，將之引入我國刑法中，將導致我國刑法學犯罪論基礎理論的一場革命，可以解決刑事司法中很多的疑難案例，故需要我們對之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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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諧：《刑法學》（上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頁。
①即所謂的"癖馬案"。該案被告系一名馬車夫，受雇駕駛一輛雙轡馬車，其中有一匹馬素有以其尾繞韁並用力下壓的癖習，此舉極易造成馬車失控而引發事故，被告就此向僱主提出更換此馬，然僱主拒絕採納，並以解僱相威脅，迫於無奈，被告只得屈從。某天，被告駕駛該輛馬車上街時，癖馬惡習發作，以馬尾繞韁並用力下壓，被告雖極力拉緊韁繩制御，但未能奏效，馬車失控狂奔，最後將一路人撞倒骨折致傷。案發後，檢察官以過失傷害罪提起公訴，一審法院判決宣告無罪，檢察官遂提起上訴，案件移至德意志帝國法院，帝國法院經審理後，最終駁回上訴，理由是：要認定被告人具有過失責任，僅依據其認識到該馬有以尾繞韁之習慣並可能導致馬車失控傷人還不夠，還必須考慮被告人基於此認識而向僱主提出拒絕駕駛此馬為必要條件。然而事實上無法期待被告人不顧失去工作的危險而拒絕駕駛此馬，故被告人不應負過失責任。（參見蔡墩銘主編《刑法總則論文集》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74頁。）
②參見武玉紅《評說期待可能性》、張亞軍《期待可能性理論芻議》。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頁、第519頁。
{3}參見游偉、肖晚祥《論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哲學倫理基礎》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頁。
{4}參見武玉紅《評說期待可能性》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420頁。
{5}參見李立眾：《立足我國刑法學研究期待可能性》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50頁。
{6}參見鄭麗萍：《我國刑法理論對期待可能性理論之吸收和借鑒》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頁。
{7}參見周光權：《期待可能性理論對我國刑法理論的借鑒》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477頁。
{8}參見李立眾《立足我國刑法學研究期待可能性》載：陳明華等主編《犯罪構成與犯罪成立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頁。

G. 中國古代關於正當防衛的案例

中國古代關於正當防衛的案例

一、《舊唐書·刑法志》上正當防衛的案例：

1、唐朝穆宗皇帝長慶年間，由於穆宗皇帝昏庸無道，貪玩享樂，尤其喜歡摔跤游戲。經常召一些民間的摔跤高手到皇宮里表演，表演完了就大肆賞賜。這些演員也搖身一變蠻橫起來，有些演員竟成了京城的惡霸。

2、其中有個叫張蒞的演員，很是霸道，他曾向皇宮里的禁衛軍士兵康憲借了些錢。借了錢就得還，康憲過了段時間帶著兒子出去玩，路過張蒞家，順便就跟張蒞討債。誰知張立正好喝醉了酒，不光不肯還錢，還把康憲好一頓胖揍。

3、因為張蒞是摔跤演員，受到皇帝寵愛，康憲根本不敢還手。眼看康憲被打的氣息奄奄，康憲14歲的兒子康買得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康買得年少力弱，打不過張蒞，於是順手拿了個木鍤打在了張蒞的後腦上，張蒞就被打死了。

4、按照唐律，傷人致死是殺人罪，康買得是要被判死刑的。負責審理此案的官員們一致認定康買得解救父親是孝行，不是暴力，打死張蒞是救父心切下的無奈之舉，從作案動機上說，是應該從輕發落的。

5、後來穆宗皇帝皇帝知道了這個事情，知道以孝治國的重要性，於是同意審案官員的觀點，康買得被無罪釋放了。

二、《清朝名吏判牘》所載張船山《拒奸殺人之判》上正當防衛的案例：

1、有陶文鳳者，涎其弟婦丁氏美貌，屢調戲之未得間。一日，其弟文麟因事赴親串家，夜不能返。文鳳以時不可失，機不可逸，一手執刀，一手執銀錠兩只，從窗中跳入丁氏房中，要求非禮。丁氏初不允，繼見執刀在手，因佯許也。

2、雙雙解衣，丁氏並先登榻以誘之。文鳳喜不自禁，以刀置床下，而亦登榻也。不料丁氏眼疾手快，見彼置刀登榻，即急趨床下，拔刀而起，文鳳猝不及意，竟被斬死。次日鳴於官，縣不能決，呈控至府。

3、張船山悉心研判，便得其實，隨後下筆判丁氏無罪。判詞曰：審得陶丁氏戳死陶文鳳一案，確系因抗拒強奸，情急自救，遂至出此。又驗得陶文鳳赤身露體，死在丁氏床上。衣服亂堆床側，襪未脫，雙鞋又並不齊整，擱在床前腳踏板上，身中三刃。

H. 判決書的評論怎麼學就是給你一個判決書，讓你寫評論，哪裡判得好為什麼哪裡不好，為什麼能否舉個例子

【判決主文如下】：
（一）被告陳水扁（無期徒刑）
（二）被告吳淑珍（無期徒刑）
【本院認定之事實如下】：
前言
一、陳水扁自民國89年5 月20日起至97年5 月19日止，擔任中華民國第10任及第11任總統，對外代表中華民國，對內統率全國陸海空軍、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員及解決院與院間之爭執。
二、吳淑珍系陳水扁之配偶，於陳水扁擔任中華民國第10任及第11任總統期間，受陳水扁之授權及指示，以總統夫人名義（非法定職務），協助陳水扁執行總統職務，且經陳水扁同意，而代之處理國務機要費之動支等事務。
三、馬永成（綽號：小馬）曾於81至83年間，林德訓曾於82至83年間，分別為陳水扁擔任立法委員期間之助理（陳水扁擔任立法委員期間乃自79年2 月1日起，至83年12月25日中途離職），且於陳水扁83年至87年擔任台北市政府市長期間，亦隨陳水扁至台北市政府任職，馬永成甚至曾擔任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一職；陳鎮慧早於73年起，即在陳水扁擔任律師之華夏律師事務所任職，以上3 人均與陳水扁及其家人有長久相處之情誼。
【本院量刑審酌之理由如下】
（一）被告陳水扁、吳淑珍部分
爰審酌被告陳水扁曾任律師、立法委員，受外界譽為正義象徵、形象良好，有幸獲取人民信賴，榮登元首之位，擔任我國第10、11任總統，現仍享有卸任總統禮遇條例之各項尊崇，本應將「作之君、作之師」銘刻於心，秉持總統高度，為民表率，殫心竭慮，以福國淑世為己任，然而卻為一己之私，縱容家人與身旁親信，以權生錢，致未能秉持廉潔自守、忠誠國家之初衷，將總統有權動支，須用於國家政經建設訪視、軍事訪視、犒賞及獎助、賓客接待與禮品致贈等之國務機要費，任意挪取、佔用，甚至以不法方式詐領，致立意良善之國務機要費，至此竟淪為總統之家族零用金。又被告陳水扁身為一國元首，當知「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風行草偃、上行下效」不變之理，卻公開高舉改革大旗，私下行貪腐之實，濫用總統職權，上從假借國家經濟科技發展政策，下至公股投資職位，均能以金錢交易牟利私囊；被告陳水扁此舉，公私不分、知法犯法，不但有違法律人之良知，且已背棄人民之託付與期待，難為表率。親信權貴有樣學樣，官箴日漸敗壞，主管機關配合浪費公款僅為解決私人財務，財政部長必須戒慎恐懼安排私人職位，內政部長配合提供標案數據，可見一斑。嗣又知法犯法，以空前繁復手段將不法所得洗至國外。
又被告吳淑珍身為被告陳水扁之妻，因意外受有身體上之殘疾，固甚可憫，然其曾任立法委員，當知國家公帑分毫，均源自人民血汗，卻於被告陳水扁獲選擔任總統後，以總統夫人之尊，非但不能力持清廉，反而每每藉權勢地位，獲取巨額私利，公款私用，又與民間企業主往來，失所分際，將被告陳水扁之總統職位限縮於財團豪閥之服務，身為台灣三大家之鹿港辜家，尚需以賄賂維系家業，其餘企業更不必書，已然反背人民之殷殷期盼，且其2 人於95年間國務機要費案爆發爭議後，不知以民意為圭臬，反省自躬，反而窮盡總統之權力，以可操縱之國家行政及黨政之力，大肆進行全面性之滅證、偽證、串供。被告陳水扁明知已咎，卻以前朝不法在先，發動轉型正義攻勢，企圖合理化自己惡行，藉以逃避司法之偵查及訴訟進行，即便卸任之後，仍以過往豐厚人脈及殘存權力繼續為之，從不間斷，又被告陳水扁秉其權勢，視社會基柱之法律為無物，再肆意冠以政治干預，不願循正當訴訟程序，每每以政治干擾司法，不論法律、證據，不提自家異於正常收支之巨額資產，言卻必稱司法迫害雲雲，顯然對犯罪明確已然自知，僅僥幸圖政治勢力介入解決而已，身為法律人，卻視司法為玩物，甚屬不該，其2 人行止均對司法信譽破壞至深，及其2人之素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不法所得之高令人咋舌（詳如前述）、犯罪之手段及違法義務之程度，犯後態度等一切情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科罰金部分，，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6 個月之日數比例折算，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1 項規定，褫奪公權終身。

南方周末的郭光東
近讀台灣陳水扁弊案判決，頗感震撼。全案判決竟煌煌一千五百二十三頁，重逾三公斤，須分上中下三冊裝訂送達各方。判決詳列諸類證據圖表，所引法條悉數全文奉上，謹嚴之風撲面而來。
尤為震撼且新奇者，乃判詞之說理。譬若久不見麗人，一日得見，人面桃花，搖曳生姿，怎不令人驚艷。判詞引經據典，古風悠悠，說理圓通，情辭切切，立意高遠，大義昭昭，更法理暢達，法相庄嚴，誠可謂法理、情理、事理、文理「四理並茂」。讀之，胸中焉能不騰起正氣。
反觀海峽此岸，當事方苦武斷、八股判決久矣。或恐於言多必失，或囿於才識睏乏，或習於人雲亦雲，以致千判一面，不屑說理之判決比比皆是。雖法院高層力倡增說理以革新司法文書，惜乎數年間成效不彰，所推模範判詞亦不過爾爾。
兩岸同文同種，扁案判詞當可資效法。
判決何者？法院臉面也，司法權與人民溝通之終極管道也。判決單為正確絕非已足，尚需公正合理，便民領悟，旨在以個案判斷而倡導公序良俗，宣示公義法理。我法官豈敢不慎？
唉，看多了扁案的判決書，寫讀後感也東施效顰文白夾雜起來。其實，彼岸法官的古風可以不學（此岸民眾未必盡懂），但他們的謹嚴、四理並茂則不可不學。期待我們的判決書也多多讓人驚艷。

I. 刑法修正案九關於死緩的相關規定是怎樣的

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專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屬；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節惡劣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後執行死刑；對於故意犯罪未執行死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的期間重新計算，並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