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城市亭湖區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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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判決書可否寫入合議庭或審委會不同意見(否定說)
判決書可否寫入合議庭或審委會不同意見 （部分讀者討論意見——否定說） 甘肅省民勤縣人民法院：劉文基 筆者認為，判決書的法律地位、法定格式及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性質，不允許在民事判決書中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 首先，民事判決書的法律地位不允許在民事判決書中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民事判決書是人民法院通過對民事案件的審理，按照法定程序對案件事實進行全面審查的基礎上，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實體問題所作的結論性的判定。民事判決書雖然是合議庭、審判委員會這些審判組織代表人民法院作出的，但它並不是合議庭、審判委員會這些審判組織自身的產物，更不是其中持不同意見的某個合議庭組成人員或者審判委員會委員的個人意見，而是人民法院代表國家法律對民事案件所作的判定。 其次，民事判決書的法定格式不允許民事判決書中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如上所述，民事判決書是審判組織代表人民法院作出的，代表國家法律的權威，其內容、形式都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判決書應當寫明：（一）案由、訴訟請求、爭議的事實和理由；（二）判決認定的事實、理由和適用的法律依據；（三）判決結果和訴訟費用的負擔；（四）上訴期間和上訴的法院。」而該條並未規定應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爭議意見。判決書要以理服人，依法斷案，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只能削弱而不能強化判決的理由。當然，這並非排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中的不同意見，其應該在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記錄中記得一清二楚。 再次，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性質不允許在民事判決書中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是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議，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判決書的，只有多數意見才是形成判決結果的意見，在判決結果中未被採納的不同意見不是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討論結論，自然不能寫入民事判決書。從保守審判秘密的角度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也不應該寫入民事判決書。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討論是保密的，在卷宗裝訂中也應訂入副卷，不允許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包括律師查閱，這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合議庭工作的若干規定》的。而民事判決書則是公開的，許多法院的民事判決書已經上網公布，因此將理應保密的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公布於眾，顯屬不當。 北京市自然律師事務所：墨帥 對於判決書能否公開合議庭不同意見，筆者認為，司法裁決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上講，都應當力求保持統一性和權威性。公開不同意見，雖然並無多少「技術」上的難度，但終歸有些「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效果」，從長遠來看，它對當事人乃至公眾在司法心理上的影響恐怕是復雜的、難以估測的。 首先，法官的中立地位決定其司法言行應當盡量避免與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發生角色上的交叉甚至錯位。法官作為居中裁判者，在當事人眼中是一個獨立整體，代表著法院形象和司法權威，法官的中立性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唯一性」，即其地位唯一、結論唯一。即便在推導過程中有不同意見，也屬內部或前期論證問題，當其面向公眾發布最終結論時，無論是論證過程還是結論本身，都無法再自行分裂為「兩派」陣勢。事實上，任何案件中都可能產生爭辯，但這種辯論能否簡單地視同「對立」，或有必要公之於眾，都是值得商榷的。法官的中立地位決定其公眾角色不宜分化。如果法官也像雙方律師那樣各執己見，似有代行律師職責之嫌。雖然公眾從不同意見中看到了不同法官的斷案思維，但也從中瞥見了司法內部意見的分化，這可能會給公眾帶來更大的不限於個案而關乎整個法治的迷茫和困惑，從而影響到對判決的認同和接受。在他們眼裡，正義應當是具有唯一表現形式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是最終決定其命運的確定性結果，他們甚至寧可相信最終的判決是多數法官「說服」少數法官的結果，也不願坦然接受原本建立在較大爭議基礎上的判決結果。如果上訴人在上訴狀中直接援引異議法官觀點，也難免會讓司法者尷尬。 其次，法庭的三維格局要求每一方的人格立場都應當保持「對外一致」，至少應當是「存內異而求外同」。法庭之上，原告、被告和法官三方各自處於一個特定方位，秉持各自的職責底線和基本訴求，將內部分歧流露於形色乃參與審判之大忌。法庭各方「人格」的統一和立場的堅定是促成其特定訴求或職責實現的基礎。這種審判格局模式是千百年來司法理論和實踐總結出的成果。從哲學和法學的角度來看，對於統一性中所蘊含的沖突性應當盡量內部消解，確實無法彌合裂痕時，則依據表決規則或權能大小，最終服從占據上風者（此時它將被視為正確者）。而法官的意見分化並公開，等於率先打破了法庭「三足鼎立」式的既定格局和均衡狀態，無形中使當事人找到了各自的「外援」，使最為穩定的「三角框架」演變成「四方較量」甚至「兩軍對壘」的模式，這是非常不妥的。 此外，司法的公權性質決定法官的職務行為是代表法院的，法官的意見分化不能簡單地認為只是個人問題。雖然案件是由法官進行審理判斷的，但其實質上還是在代表法院行使審判職責，將法官個人意見公開，固然有助於強化法官個性色彩，但多少淡化了司法活動的整體性和國家意志性。法官個人意見的爭鋒畢露，對於司法權威和法院形象的樹立恐怕是有負面影響的。 也許有人認為，現代司法審判實踐已證實很難達到「唯一正解」的效果，因而公開不同意見當屬自然。但這里更應當注意到的一個問題是，法官的不同意見，實質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原、被告雙方的對立意見。那麼，更適宜的辦法可能是，法官在裁決書中應當更多體現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的意見，加強對有關意見予以採納或不予支持的說理和分析，這樣更具說服力，更能使當事人服判息訟。 山東省青州市人民法院：王學堂 從兩大法系的傳統看，基於兩大法系傳統文化上的差異，在對待判決書是否應列舉不同的判決意見方面做法不一。在英美法系國家，歷來強調在判決中列舉各種不同的裁判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但目前已有所保留和回歸。這一做法與其實行的法官獨立審判制度是分不開的。而大陸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合議庭成員的少數意見或者分歧應當保密，不得對外泄露，不得在判決中註明。如德國和日本則作出嚴格限定，只有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要列出不同的意見，其他法院則未採取此種做法。筆者認可判決書要公開、要說理的觀點。其實，仔細分析北京市一中院公開的合議庭不同意見，筆者認為這更是一個判決書的說理過程。根據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和法律制度等國情因素，雖然在判決書中不宜列舉法官的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但如果在說理過程中，將對立意見進行剖析（分析和論證），並結合法理和法律適用，最終得出判決意見，可能比單純公開兩種不同意見更易讓人接受。這也是在當前司法社會公信力不高的情形下，對法官的一種保護措施和法官自我保護的一種措施。 江蘇省鹽城市亭湖區人民法院：陳黎筍 筆者認為，合議庭評議公開不符合我國實際。理由是：1.法官個人意見的保密是司法獨立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於目前我國法官總體素質不高，公開評議容易使得他們不敢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而變得附和多數法官的意見，由此影響法官獨立。2.在我國行政色彩過於濃厚，還未能真正實現「法律至上」原則的社會背景下，審委會和合議庭在某種程序上還承擔了緩沖案件社會壓力的功能，一旦將評議意見公開則辦案壓力過大。3.公開評議的不同意見，會成為一些拒不執行判決和裁定的當事人的借口，從而削弱裁判的權威性，給執行增加難度。4.法律保障機制還有待完善，少數當事人會對持反對意見的法官特別是少數意見的法官懷恨在心，認為是該法官固執己見，導致自己敗訴，因而為法官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騷擾和傷害。 江西省上高縣人民法院：鄒小院 對於在判決書公布了合議庭的兩種不同觀點的做法，筆者並不贊成。理由如下： 一是這種做法妨礙了判決書作為一個整體的一致性。一份好的判決書應該是論據充分，論證有力，邏輯嚴密，從而順理成章地得出明確判決結果，使當事人信服。如果在判決書中出現了兩種甚至更多的處理意見，毫無疑問會損害判決書的邏輯結構和整體協調，甚至給人自相矛盾的感覺。 二是這種做法容易導致案件當事人對判決結果產生合理懷疑。本案法官的本意也許是想使當事人更加了解判決結果形成的原因和根據，增加裁判文書的公開透明度，增強判決書的公信力。但是，實踐中很可能會事與願違，起到相反的效果。因為，相對案件當事人而言，合議庭、審判委員會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整體，即案件的裁判者。現在連裁判者內部都出現了不同的意見（相對而言，總有一種意見對某方當事人更加有利），說明一方沒有得到支持的某些要求還是有根據的，有些法官是支持的。當事人很自然地就會聯想，為什麼最後的判決不支持我的請求？由此可能導致一些不必要的上訴、申訴甚至上訪。 三是這種做法與法律文書改革的方向並不相符。法律文書改革的方向是增強法律文書的說理性，使人們可以從判決書明確地知道案件處理結果的由來，做到「贏得堂堂正正，輸得明明白白」。這就更加要求法官在法律文書中加強說理論述，而不是在形式上一味求新。筆者以為，以法律為業者對待法律實務問題應該選擇保守，在沒有經過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光靠法官一時的創意就對法律文書進行個性化的創作是很不妥當的。法律職業重在理性思考，並不鼓勵創作。 江西省豐城市人民法院：胡鄉榮 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不宜一律強調應該在判決書中公開。理由是：首先，因當事人受法律水平、法律素質的局限，容易招惹當事人的不當質疑，甚至懷疑法官徇私枉法、錯誤裁判，從而引發上訴率提高，涉訴上訪案件增多，甚至對主審法官打擊報復。其次，公開不同意見，如闡述不清，會造成判決意見難以駁倒不同意見，甚至判決意見反而顯得牽強，容易使社會公眾對法律標准產生迷惑，引起局部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混亂。再次，因法官素質參差不齊，有個別不同意見顯然是錯誤的，而將顯然錯誤的不同意見公開，有損法官整體形象和內部團結。但筆者也不反對在復雜疑難案件中將不同意見在判決書中公開，做得好能起到辨法析理，贏得當事人理解和信任。而前提是：1.必須限於復雜疑難案件；2.必須是主審法官的綜合素質強、法律水平高，對案件有清晰明確的認識，判決理由有較強的說服力。否則弊大於利，不如不公開的好。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房赤敏 判決書是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所反映的案件爭議事實並提供的相關證據，結合法律規定所做出的唯一的法律上的評價。當事人通過訴訟途徑無非想得到一個非此既彼的法律評價，而法院所做的工作也不外乎給當事人一個支持與否的最終結論並說明相應的法律理由。在司法裁判文書中反映合議庭乃至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筆者認為不妥：其一，影響法院判決權威性。裁判文書的判決意見基於少數服從多數而形成。依據訴訟法的合議原則，判決結論系多數人形成的意見，而此多數意見由特定審判人員組成的合議庭所形成。如在裁判文書中反映不同意見，即使多數人形成之意見系確信無疑之結論，但當事人及社會公眾仍有可能形成「如更換合議庭成員，可能會得出不同的審判結論」的假設，由此而導致對法院判決結果的不信服。其二，易導致裁判文書冗長拖沓。我國司法制度追求公正、高效的效果，裁判書應在簡明中體現充分的說理過程。如果在裁判文書中反映不同意見，必然會陳述不同意見及其相關的證據，在論證多數意見的時候必然會駁斥不同意見，並以相關的證據來證明多數意見的正確性、合理和合法性。這除了增加裁判文書的理解難度外，還要耗費一定的訴訟成本。其三，將合議庭乃至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寫入判決書違反我國現有的審判制度。我國現行的訴訟法要求審判公開，但是法律要求合議庭的評議秘密進行。在裁判文書中反映合議庭乃至審委會的不同意見，無異於把合議過程和審判委員會討論過程變相公開，這種做法從一個層面上突破了現有的法律規定。 江蘇省揚中市人民法院：楊雲 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法院並不具備在裁判文書中標明個人意見或列明不同意見的條件，亦不宜取消裁判文書的格式化。理由是：其一，不在裁判文書中公開不同意見不代表不允許存在不同意見。評議秘密原則包括評議過程不公開和每一位參與評議的法官應就評議與表決結果保密，這是建立在合議的基礎上充分討論的結果，只是不將過程公開而已。該過程公開與否與司法腐敗並不存在必然聯系。其二，目前我國司法在公眾心目中的權威性較低，許多公正的裁判面臨著「執行難」的問題。如果其中列出法官的不同意見，則會削弱裁判的權威性，並有可能會為拒不執行判決和裁定的當事人提供借口。其三，當前審判任務繁重，特別是在基層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很突出，很多合議庭審理的案件實際上多是由承辦人自己操作，其他合議庭成員很少發表意見。而對爭議標的不大、分歧不大、事實較清楚的案件簡化裁判文書的體裁，統一制定格式化裁判文書樣式，顯得尤其重要。因該方式操作成本低、效率高、簡潔易行且便於老百姓看懂，對基層法院和法庭仍值得提倡的。
Ⅳ 法院斷案不公如何維權
在消費者維權意識增長的今天，我們不得不思考：如何理性妥善處理消費者的維權行為？懲罰性賠償離我們還有多遠？
名詞解釋：
懲罰性賠償是指民事主體違反民事法律規定，通過法院判處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過實際損失的金額的一種損害賠償。
有一個美國老太太因邊開車邊喝熱咖啡燙了腿，卻成功告贏了麥當勞，獲得百萬賠償。這個故事，中國人都很熟悉。
那個告贏麥當勞的老太太叫史特拉，美國有個以她命名的獎，每年頒給最成功也最荒誕的訴訟案的原告律師和陪審團。得獎中最有名的案子是奧克拉荷馬的馬弗·格瑞辛斯基先生。
該天才買了一輛嶄新的9米長的旅行車（有床，有廁，有廚房的motor home）。在回家的高速路上，他把自動駕駛定在120公里的時速，就離開駕駛座到後面煮咖啡去了，最後出了大車禍。幸好，該位老兄還活著，並且狀告該車製造廠而得到175萬美元賠償，外加新車一輛，理由是車子的說明書上沒有說：不可以離開駕駛座到後面去煮咖啡。
案子過後，該製造廠真的把這一條加在說明書上了。
上帝已經死了
在著名的「麥當勞咖啡燙傷案」中，老太太史特拉遭受的實際損失只有2萬美元。陪審團卻判決被告償付高達27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依照美國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詐的、故意的、惡意的、後果嚴重的違法行為，即可適用懲罰性賠償法規，賠償金額可以遠高於受害者的實際經濟損失或精神損害。
1999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設計有問題，但為了利潤而不及時修改，造成了6人嚴重燒傷。法庭判決通用汽車公司支付補償性賠償1億美元，懲罰性賠償48億美元。這種懲罰性賠償針對大企業，保護弱勢群體，旨在對侵權者主觀上的惡意和不道德進行嚴懲，以求殺一儆百。
在17至18世紀的美國，懲罰性損害賠償主要適用於誹謗、誘奸、惡意攻擊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譽損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進入20世紀後，大公司和大企業蓬勃興起，各種瑕疵商品導致的消費者損害案件也頻繁發生。大公司財大氣粗，對於消費者的補償性賠償，很難遏制其為追逐贏利，而制售不合格甚至危險商品的冒險。於是，懲罰性賠償逐漸適用於產品責任領域，賠償金額也不斷提高。
國內的消費者就沒這么幸運了。
「齊二假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之後，中國消費者的無奈無不凸顯在蒼白的法條間，公眾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又一次熱切關注，喚起了人們對十年前一個匪夷所思的筆記本糾紛案的記憶。
1997年8月，王洪購買了恆升筆記本電腦一台，因電腦質量問題與廠商產生糾紛，多次交涉未果，王洪自覺上當，在網上發了一篇《請看我買恆升上大當的過程》。此文一出，跟帖無數。恆升認為王洪侵犯了公司的名譽權，遂發起訴訟。2000年12月1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終審判決，被告向恆升公司賠款9萬元。2001年3月12日，被告因無力支付賠款，而因「拒不執行判決」被拘留。最後還是免費幫王洪代理案件的律師從多位同情者處籌得9萬元交給法院，這個倒霉的消費者才在「消費者保護日」的前兩天重見天日。
這一判決，在十年前中國互聯網方興未艾之時，引起巨大轟動。新興的網民將判決視為對網路言論自由的最大挑戰。終審判決當日，恆升的網站被黑客貼出醒目的黑底白字「贏了官司，輸了世界」，王洪被拘當日，又一位網民借用了尼採的名言——「上帝已經死了」。
判決作出後一年，恆升就在消費者的視線中消失了。贏了官司的恆升，市場卻給了它最嚴厲的懲罰。
舶來的懲罰性賠償
十年過去，對於中國很多普通百姓而言，懲罰性賠償仍然是個陌生無力的詞彙，人們對於賠償更為通俗的理解是賠多賠少的問題。
我國法律中一直未明確懲罰性賠償制度，直到1993年制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時，才正式建立了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該法第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這一規定借鑒了英美法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也是迄今為止我國法律中惟一的一條懲罰性條款。
而關於欺詐行為的認定，人們看法不一。
目前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68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
1996年3月15日，國家工商行政局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欺詐消費者行為，是指經營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務中，採取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因此，欺詐行為既包括經營者積極編造虛假情況或歪曲事實，故意告知消費者虛假情況，也包括有意隱匿真實情況，有義務告知消費者卻不告知。
但在是否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上，有法學專家認為：「懲罰性賠償是英美國家的典型做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觀念不相符，我國不必效尤。」
正因為如此，懲罰性賠償制度引入中國舉步維艱。
罰金與隔靴搔癢
回望中國，期待對企業的違法行為進行法律審判的呼聲，早已高過對其道德審判。
但當消費者認為消法中規定的賠償金額不足以彌補自己的損失，而希望獲得更多的賠償時，不得不選擇漫長而高成本的訴訟維權之路，正因為如此，許多消費者放棄了維權，部分企業也繼續鋌而走險。
然而，最近有一個消息足夠讓消費者振奮。
《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中，已經引入了對質量缺陷食品進行「十倍價款賠償」的法條。相對於消法中的兩倍返還，這顯然又進了一步。
也有人提出，在即將制定的民法典中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才更有利於這一制度的實施。
值得期待的是，我國學者目前已起草了兩個版本的《民法典·侵權行為法編草案建議稿》，其中都引入了懲罰性賠償。版本一規定：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體、人身自由、健康或具有感情意義財產的，法院得在賠償損害之外判決加害人支付不超過賠償金3倍的懲罰性賠償金。版本二規定：因生產者、銷售者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的，受害人可以請求生產者、銷售者給予雙倍價金的賠償。
然而，這樣的規定在適用條件和懲罰額度上與英美法系中的懲罰性賠償力度相比，仍如同隔靴搔癢。
為什麼近年來，假冒偽劣食品和有毒食品案例層出不窮，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賠償機制上的震懾力不足。消費者和受害人的維權成本很高，司法實踐中一般只判決賠償實際損失，不考慮受害者耗費的時間、精力等成本。由於缺乏懲罰性賠償，違法者的違法成本很低，補償性賠償的標准遠遠不足以抵禦其為逐利而制售不安全食品，有問題的產品的貪婪。
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只有增加企業的違法成本，才能保護守法企業的公平競爭。也只有對訴訟的恐懼才能令製造商們重視產品質量，更不會為小利而冒大險。
中國現在簡直就是資本主義初期，哪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樣子？國家政策只會維護資本家利益，而忽略了消費者和勞動者的利益。簡直就是資本主義初期。為人民服務的時代恐怕早已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