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法律擬制現狀

Ⅰ 如何區分刑法中的「任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你打錯了吧···任意規定不需要與法律擬制相比較 任意規定是對應的時強制性規回定 與法律擬制答無關
你想問的應該是區分於注意規定 注意規定是提醒司法工作人員注意的 本來就是應該判此罪 只是強調下而已 即a罪是a罪
而擬制則是a罪是b罪 是種技術手段 比如將攜帶凶器搶奪擬製成為搶劫罪 本身來說應該是搶奪罪

Ⅱ 刑法第196條第三款是法律擬制么

我國《刑法》第196條第3款規定：「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對於該款性質的理解，涉及多方面的理論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會對該款法律效果的認定，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盜竊罪何時既遂：「信用卡」的規范屬性
根據本款規定，盜竊信用卡並使用，按照盜竊罪定罪處罰。為了確定本款規定究竟屬於擬制規定，還是屬於注意規定，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本款規定的「盜竊罪」何時既遂。在這里，盜竊罪的既遂時點，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而是對本款性質的規范認定，發揮著前提性的重要影響。具體而言：①如果行為人將信用卡置於自身控制的那一刻，便成立針對信用卡的既遂盜竊罪，則後續的取款行為僅僅是一個不可罰的事後行為。由於盜竊信用卡本身，便能充足盜竊罪構成要件，本款規定也就僅僅是對一般原理的重復申明，並未改變既有的法律秩序，故該款規定屬於注意規范；但是②另一方面，如果行為人在取得信用卡持有的那一刻，不能充足盜竊罪構成要件，無法在此刻成立完整的既遂盜竊罪，那麼本款規定就是將原本不構成盜竊罪，而是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的「使用信用卡」行為，按照盜竊罪予以評價。這樣一來，本款也就成了法律擬制。由此可見，盜竊罪是否在行為人取得信用卡佔有的一剎那既遂，成了評價本條法律性質的關鍵問題。而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取決於如何在法律層面界定「信用卡」這一取款工具的法律性質。
德國刑法理論認為，盜竊存摺的行為，構成盜竊罪既遂。因為存摺本身就包含了其上承載的金錢價值。而對於盜竊信用卡的行為，德國通說一般不承認行為人對卡上記載的存款，成立盜竊罪。這是因為，德國司法實踐一般認為，信用卡不同於存摺，其僅僅是進入被害人財產領域的「鑰匙」，因而信用卡本身不包含信用卡上記載的金錢價值。這也就意味著，「偷卡」不等於「偷錢」，如果行為人不存在進一步的後續行為，以取款目的偷竊信用卡的行為，不構成對存款的盜竊罪。（僅成立對於卡片本身的盜竊，但由於卡片價值極低，在德國不會被當做犯罪起訴。）
如果借鑒上述德國法通說的理論邏輯，對我國刑法的該條規定加以理解，能夠得出如下結論。即，由於盜竊信用卡本身不等於盜竊信用卡上的錢，故行為人取得信用卡佔有的一剎那，僅僅構成對於信用卡卡片本身的盜竊，不構成對於信用卡所記載金錢數額的盜竊。又由於我國刑法既定性、又定量，成本只有幾分幾毛錢的信用卡無法達到盜竊罪入罪數額標准，在行為人取得信用卡佔有的那一刻，行為人不構成盜竊罪。根據本節第一段②的結論，196條第3款規定，實際上是將原本不構成盜竊罪的事後取財行為，評價成了盜竊罪。因此，本款屬於擬制規定。
根據筆者有限的了解，盡管理由不同，我國司法實踐也採取了類似德國通說的認定方法。在通常情況下，如果行為人僅僅盜得信用卡，但並未支取卡上的現金，則司法機關不會將卡上記載的金錢價值，計入行為人的盜竊罪數額之中。
綜上所述，根據相關學說與我國司法實踐的現實狀況，筆者傾向於認為，第196條第3款屬於擬制性規定。
二、對於前提的質疑：使用信用卡與「機器能否被騙」
然而，問題並未就此結束。我國是法治後發國家，學術與實務之間尚未建立快捷順暢的互動機制。對於學界爭議問題，司法機關往往無法給出及時明確的回應；在加上近年來，我國學者有意識地吸收借鑒外國刑法理論，不同觀點出於不同立場展開的討論，因此變得愈發復雜。對於「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理解，便是其中一例。根據上文分析，認為第196條第3款屬於擬制規定的前提在於，使用信用卡取錢的行為，「原本」不構成盜竊罪，而是根據196條第1款，構成「冒用他人」型信用卡詐騙罪。只有錨定了「原本不構成」盜竊罪這一前提，才能說196條第3款是對正常法秩序的異常性「法律擬制」。但恰恰是這一前提，引發了許多學者的質疑。有學者認為，信用卡詐騙罪是詐騙罪的特別法條。在詐騙罪中，受騙的只能是人。動物不能被騙，沒有生命的機器更不能被騙。同理，該學者認為，在信用卡詐騙罪中，被騙的同樣只能是人，而不能是機器。這也就意味著，當行為人將信用卡在ATM機上使用時，其不能成立信用卡詐騙罪。該學者進一步指出，由於行為人冒用他人信用卡在機器上取款的行為，違反了銀行的意願，故構成盜竊罪。根據該學者的觀點，既然在ATM機上取款的行為原本就構成盜竊罪，196條仍將其按照盜竊罪定罪處罰的做法，就不是法律擬制，而僅屬於注意規范。
針對這一觀點，也有學者提出質疑。該觀點認為：首先，與德日刑法不同，我國刑法沒有明確規定詐騙罪只能「對人」實施。認為機器不能被騙的理論前提，不夠充分；其二，信用卡詐騙罪與詐騙罪的關系，並非法條競合，而是想像競合。信用卡詐騙罪既然並非法條競合之下特別詐騙罪，也就沒有必要遵循一般詐騙罪的規則。騙機器成立詐騙罪，也就並非毫無可能。其三，銀行在設置信用卡制度時，預先設定了「同意行為人取款」的一般條件。只要行為人用真卡，並正確輸入密碼，就滿足了銀行的預設同意條件。既然盜竊他人信用卡並取款的行為人構成了財產佔有人（銀行）的同意，就不可能再構成盜竊罪。該學者認為，行為人使用盜竊而來的信用卡取款的行為，還是應該被評價為信用卡詐騙罪。因而根據上文分析，196條第3款屬於法律擬制，而非注意規范。
目前，在我國學界，這兩種觀點都有各自的支持者。究竟哪種觀點更優，還有待歷史和實踐的檢驗。筆者沒有能力在此斷言，哪種觀點更為正確。您可以在全面檢討既有學說的基礎上，充分權衡，自行決斷。
三、結論
如果認為取款行為原本一概不構成盜竊罪，則根據我國既有司法實踐，對於該款的理解，更傾向於法律擬制；如果認為取款行為本身構成盜竊罪，則該款也有可能屬於注意規定。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本款性質的理解，並非毫無意義的文字游戲。對於上述問題的不同回答，也會產生不同的法律效果。擬制規定，屬於「特事特辦」，不能向其他罪名隨意推廣。這也就意味著，如果認為本款為擬制規定，則只能在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時候，認定盜竊罪。在敲詐勒索信用卡並使用、詐騙信用卡並使用等場合則不能做此認定。反之，若認為，本款為注意規定，則本款規定的法律效果，可以在其他構成要件上加以推廣。兩種法律效果的合理性，也可以成為您思考這一問題的另一重視角。

以上，供參考。

Ⅲ 刑法上為什麼規定那麼多結合犯，法律擬制，結果加重犯

中國特色，歷史遺留問題，這叫簡單問題復雜化，中國人最擅長了。按你那個說法，我國的刑法體系要大修，甚至推倒重來，雖然確實有這種必要，但是沒人有那個能力。

Ⅳ 如何區分刑法上的「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如何區分刑法中的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基本意義，在於明確該規定是否修正或補充了相關規定或基本規定，是否導致將不同的行為等同視之。換言之，將某種規定視為法律擬制還是注意規定，會導致適用條件的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認定結論。例如，刑法第247條前段規定了刑訊逼供罪與暴力取證罪;後段規定：「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注意規定，那麼，對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行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的條件是，除了要求該行為致人死亡外，還要求行為入主觀上具有殺人的故意(本書不贊成此觀點)。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法律擬制，那麼，只要是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取證致人死亡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殺人故意，都必須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換言之，盡管該行為原本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成立條件，但法律仍然賦予其故意殺人罪的法律效果。再如，刑法第382條第3款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受委託管理、經營國有資產的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倘若認為該款屬於法律擬制，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原本並不成立共同犯罪;因此，對於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只要沒有這種擬制規定，就不得認定為共犯(本書不贊成此觀點);如果說該款只是注意規定，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根據總則規定原本構成共同犯罪;所以，不管分則條文中有無這一注意規定，對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均應認定為共犯。

Ⅳ 刑法分則中的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如何區分刑法中的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基本意義，在於明確該規定是否修正或補充了相關規定或基本規定，是否導致將不同的行為等同視之。換言之，將某種規定視為法律擬制還是注意規定，會導致適用條件的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認定結論。例如，刑法第247條前段規定了刑訊逼供罪與暴力取證罪;後段規定：「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注意規定，那麼，對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行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的條件是，除了要求該行為致人死亡外，還要求行為入主觀上具有殺人的故意(本書不贊成此觀點)。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法律擬制，那麼，只要是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取證致人死亡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殺人故意，都必須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換言之，盡管該行為原本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成立條件，但法律仍然賦予其故意殺人罪的法律效果。再如，刑法第382條第3款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受委託管理、經營國有資產的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倘若認為該款屬於法律擬制，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原本並不成立共同犯罪;因此，對於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只要沒有這種擬制規定，就不得認定為共犯(本書不贊成此觀點);如果說該款只是注意規定，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根據總則規定原本構成共同犯罪;所以，不管分則條文中有無這一注意規定，對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均應認定為共犯。

Ⅵ 刑法中擬制性規定的含義

法律擬制，又稱來法定擬制，是將自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該規定處理。法律擬制的目標通常在於將針對一構成要件所作的規定，適用於另一構成要件。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搶劫罪)定罪處罰。該條規定的行為原本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但立法機關通過法律擬制，賦予其與搶劫罪相同的法律效果。

拓展資料

法律擬制的特點是，將原本不同的行為按照相同的行為處理，或者說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法律擬制的特別之處在於即使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關規定，但在刑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條件下，也必須按相關規定論處。

一般情況下，注意規定好像都是擴大的打擊面，比如某種行為變成共犯。而法律擬制一般情況則是加重某種行為的罪行。比如攜帶凶器搶奪的定搶劫罪。

Ⅶ 刑法學中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區別

注意規定是在刑法已作基本規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員注意、以免忽略版的規定。其一，注意規權定的設置，並不改變基本規定的內容，只是對相關規定內容的重申；即使不設置注意規定，也存在相應的法律適用根據（按基本規定處理）。其二，注意規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內容與基本規定的內容完全相同，因而不會導致將原本不符合相關基本規定的行為也按基本規定論處。

法律擬制的特點是，將原本不同的行為按照相同的行為處理，或者說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法律擬制的特別之處在於：即使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關規定，但在刑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條件下，也必須按相關規定論處。

說個個人不算準確的區分方法，一般情況下，注意規定好像都是擴大的打擊面，比如某種行為變成共犯。而法律擬制一般情況則是加重某種行為的罪行。比如攜帶凶器搶奪的定搶劫罪。

Ⅷ 刑法中法律擬制的情況有哪些

法律擬制，是指立來法者源基於公共政策的考慮，把甲事實當作乙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根據德國著名法學家Karl Larenz的經典表述：「法學上的擬制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通俗的講，就是把「不是」的東西說成「是」。

例如：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刑法第267條第2款規定：「攜帶凶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所有類似以上兩條刑法規定的情況，都屬於刑法中法律擬制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