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流產
㈠ 台灣地區民法典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我理解的意思是，胎兒將來活著出生，沒有胎死腹中，沒有流產。
㈡ 婚內流產期間男方不給零花錢不負責任沒有給任何照顧女方能不能起訴離婚賠償
我們當然譴責這樣不負責任的人，流產和生產一樣，需要照顧。強調一下，夫妻關系版存續期間的收入權是共同財產，你完全可以用他賺的錢。但具體到離婚要求賠償，民法典有規定，離婚能要求賠償的只有出軌、家庭暴力等，離婚分割共同財產。
㈢ 求助關於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方面的英文文資料
英文沒找著，不好意思。不過中文的到有一篇，不知道能不能幫你的忙。
德國民法典的制定背景和經過
在德國歷史上，制定統一民法典的思想產生於1814年。從那時起，至1896年法典公布，德國民法典的制定
歷時近一個世紀。其中僅法典纂寫就用了22年時間（1874—1896）。本文以美國學者Midhael John的研究成果
[1]為基礎，先從政治、經濟、 思想意識等方面概括制定法典的歷史背景，然後分五個階段（1814—1848；18
48—1867；1867—1874；1874—1888；1888—1996）敘述法典的制定經過。
一、德國民法典誕生的歷史背景
（一）十九世紀德國的經濟發展概況
直到19世紀初期，德國才廢除農奴制。在1815年左右，德國1500萬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城鎮人口只佔
極少數。德國當時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製造業，更談不上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1820年，第一條蒸汽船出現在萊茵河；1836年，第一條鐵路建成（6公里長）。1840年，鐵路長度增加到5
50公里，蒸汽機車也從1837年的423台增加到1846年的1139台。 如同其他迅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一樣，在
德國，伴隨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手工業者大量破產，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出現貧困化。
1870年以後，德國迅速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1871年，德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3.9％，1880年和18
90年，農村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58.6％和57.5％，到190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成為45.6％。[2]相應
地，19世紀80年代以後，不動產的價值相對降低， 而流動資產和工業資產的價值相對升高。
19世紀後期，德國對外貿易也發展迅速。1881年德國貨物出口總額突破30億馬克，次年貨物進口總額也達
到30.98億馬克。到1890年， 德國貨物進口總額突破40億馬克，1898年進口總額突破50億馬克，同時出口總額
也漸增長，1900年達到46.11億馬克。[3]
德國19世紀後半期發生的經濟轉變，被視為近現代史的奇跡之一：在大約30年的時間里，德國經歷了英國
用100 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後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4]
（二）十九世紀初期和中期的政治形勢：德國走向統一
在1806年以前，德國土地上有大大小小300多個的諸侯國， 它們在「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n
ro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Nation）的稱號下鬆散地聯系在一起。1806年，拿破崙將「帝國」取消，[5]重
新劃分了各諸侯國的統治范圍。挫敗拿破崙後， 德意志各諸侯國於1814年9月—1815年6月召開維也納會議（W
iener Kongreβ）， 成立了德意志邦聯（Deutscher Bund），[6] 再次劃分了各自的勢力范圍。通過這一次劃
分，普魯士成為除奧地利外最大、最富、人口最多的國家。
從1818年開始，德意志各國開始協商建立關稅同盟，但直到1834年才實現。北德各國都加入關稅同盟；奧
地利由於已自成體系，沒有加入；依附於奧地利的南方三國巴登、薩克森和巴伐利亞基於自身利益考慮，也加
入該同盟。在關稅同盟中，由於奧地利的缺席，普魯士自然成為領導者。
1864年，普魯士與奧地利聯手打退丹麥。普魯士因此獲得通往北海的出海口和周圍的大片土地， 並推動
成立了「北德意志聯邦」（Norddeutscher Bund），通過憲法，開始籌劃統一的立法。
1870年7月，北德聯邦與法國的戰爭爆發。在公眾輿論的要求下，德意志南方三國也對法宣戰。普法戰爭以
北德聯邦的勝利告終，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Deutscher Reich，史稱第二帝國）宣告成立，南方三國
也加入帝國。至此德國的統一完成。北德聯邦的憲法經過修改，成為德意志帝國的憲法。[7] 該憲法為法律的
統一化和法典化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十九世紀德國的思潮和黨派
19世紀初期，德國正盛行18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想。與法國不同，德國啟蒙思想僅影響到受過良好教育的社
會上層人物。德國的啟蒙思想家接受理性思想，同時保持傳統的宗教信念；思想中缺乏激進成分，認為社會改
革可以通過國家機構（即政府）來實現，而不須推翻現存統治。這一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改革不是自下
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在德國人民反對民族分裂，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出現民族主義、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民族
主義的主要觀點是：擁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人們，有權生活在同一的疆界內，採用同樣的價值觀，並且由尊重
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同一的統治者領導。德國的情況很特殊，沒有英國那樣統一的人種和自然的疆界，而且，各
地的語言、宗教和文化差異很大。此外，瑞士雖然和德國有同樣的語言和文化，但瑞士不願歸入德國；奧地利
也與德國有同樣的語言和文化，但奧地利長期處於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奧地利是「哈布斯堡帝國」、「奧匈
帝國」的同義語，有很大的獨立性。德國的民族主義是與浪漫主義交織在一起的，可以說，前者是後者在德國
的產物。浪漫主義化的民族主義認為，每一個民族，都可以通過研究歷史，發現自己的歷史使命。事實上，德
國人一直在追億「神聖羅馬帝國」的光榮，並把它看作是更遠大未來的基礎。這一民族主義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但由於困於內憂外患，如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與保守思想的斗爭等問題，民族主義在整個19世紀都強
烈地支配著德國人的思想，並直接作用於民法典的編纂。
民族主義主要影響大城市中受過教育的人口，而在各地，還存在「地方主義」，強調保護其所在地區的利
益。既要強調全國統一的民法原則，又要保護各地的特殊利益；如何協調這二者的關系，是民法典制定過程中
的一個主要爭論和難題。
民族主義者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表現為自由主義和政治派別，要求推進國家統一和政治改革。自由主義思
想與德國啟蒙思想相聯系，深受法國民主、自由觀念影響，德意志統治者在19世紀前半期一直通過出版審查、
限制學術自由等方法進行壓制。1830年法國革命期間，自由主義者在德國也舉行了集會、示威等抗議活動。18
48年，自由主義者領導了革命，並取得領導權。他們著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全德統一的憲法，載明現
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如個人民主權利、經濟自由、民選議員以及議會控制國家預算等。他們並不要求推翻君主
制，實行充分的民主，實際上是主張漸進（evolutionary）而非革命（revolutionary）。可見總體上，德國的
自由主義思想是在世界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影響下，表達德國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社會思想。由於德國資本主義
生產關系尚不發達，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帶有封建性；而由於自由主義思想尚不成熟，尤其是尚不具備執掌國家
政權的能力，對社會問題估計不足，1848年革命並沒有改變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
自由主義思想又分為溫和的自由主義和激進自由主義思想兩個派別。後者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主張通過
限制更少的選舉法，宗教與國家政權分離，議會相對於行政機關來說有更多的權力等。後者與19世紀七、八十
年代影響日益擴大的社會主義思想，一直是德國統治者的禍患。民法典起草時，小心謹慎地避免受到這些思想
的影響，但在討論法典草案時仍然考慮了一些社會主義者對草案的批評意見。
溫和的自由主義，或稱右翼自由主義，自稱為民族自由主義，19世紀後半期以國會為主要陣地，在國家政
治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對於推動民法典的編纂也起了積極作用。
在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是保守主義思想。保守主義者贊成地方主義基於民族主義，熱愛農業基於工業，主張
團體責任而反對個人自由。保守主義者還主張以世襲、地位為基礎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而反對民選和議會制
。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在許多方面有所變化，如有一個鼓勵經濟自由的政府，有一部統一的憲法，根據
該憲法，國會的下議院（Reichstag，又譯「德意志帝國國會」）實行普選等。新形勢之下， 保守主義者分成
兩派，其一是德國保守黨派，另一派是自由保守黨派。後者積極支持國家工業化和民族統一。保守主義派別的
主要社會基礎是地主和農民，以及少部分城市居民。隨著德國的工業化，鄉村人口的減少，保守主義派別的支
持率顯著下降。
二、制定經過
（二）1814—1848
1814 年， 德國洋溢著反法戰爭激發的愛國熱情。 海德堡（Heidelberg ）的法學教授安東·弗里德
里希·尤斯圖斯·蒂鮑（AntonFriedrich Justus Thibaut）發表了一篇文章《論統一德意志民法典的必要性》
（ Ue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呼籲
以「自然正義」、「理性」[8]為指導思想，制定一部清楚、詳盡，統一的法典， 以促進工商業和法律的發展
，進而促進國家的統一。該文引起強烈反響，而柏林大學的法學教授薩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卻寫了一篇反對文章：《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Von Beruf unserer Zeit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提出， 現在的德國不具備制定法典的能力，不可能產生有價值的法典；分析最近普
魯士、法國和奧地利的法典（應指1794年的《普魯士地方普通法典》、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1811年的《
奧地利普通民法典》[9]）， 都是失敗的作品，因為它們的作者尚未具備充分的立法理論；法律與語言、文化
不可分，都是民族內在的情感的反映，民族精神的反映；法律與人民的性格和特質間存在有機的聯系，這一點
如同語言。薩維尼關於法律本質和來源的思想影響了德國整整下一代的法學家，而後者如伯恩哈德·馮·溫德
沙伊德（Bernhard von Windscheid）等人， 正是德國民法典的起草人。
薩維尼的思想在當時受到保守主義政治家們的歡迎，成為回擊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要求改革的最好武器
。薩維尼本人反對法國革命，主張德意志民族有其特有的發展道路。但薩維尼與蒂鮑的思想在許多方面是一致
的，都主張以法律來保護安全，維護和平；都認識到德國的巨大地區差異性；意識到官僚專政和自由主義的議
會制兩者都具有危險性；都同意法典化在德國不是創造新的法律，法典的編纂應由法學家來進行而不是委派給
政治團體； 主張民事法律的非政治性（ unpolitical nature）；都不同意地方主義，主張國家統一。 兩人
的分歧僅在於對上述幾方面的強調程度各不相同。
薩維尼在柏林大學講授羅馬法的歷史，宣傳其哲學思想和法學研究方法；蒂鮑則在海德堡大學講授羅馬法
的淵源，宣傳其邏輯的抽象方法。二者各有其追隨者，由此形成歷史法學派和法典編纂派的論戰。兩派的分歧
表面上是當前是否適於制定法典，實則是如何制定法典的問題。在德國尚未統一的政治環境下，這一問題又表
現為如何統一地方差異性。蒂鮑傾向於使用羅馬法的抽象方法，而薩維尼則提出，抽象對象並非自然存在，而
須從歷史尋找。薩維尼不是完全反對使用羅馬法的抽象方法，他強調的是不能以羅馬法、法國法或其他外國法
代替德國本土的法律。薩維尼的觀點最後佔了上風，並獲得統治者的支持。1842年至1848年，薩維尼本人即任
職普魯士司法大臣（preuβischer Justizminist-er）。[10]
19世紀40年代以後，薩維尼的觀點就佔了絕對優勢。這時，從歷史法學派中又分出羅馬法學派和德國法學
派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的分立，主要緣於薩維尼法學觀點中的一個矛盾：通過對羅馬法的詳細研究來發現德
國傳統法律。羅馬法學派致力於研究古代羅馬法，尤其看重《學說匯纂》部分，又被稱為「潘德克頓學派」（
《學說匯纂》的德文譯名為「潘德克頓」）；德國法學派則努力從德意志接受羅馬法以前的日耳曼法中探尋民
族精神，又被稱為「日耳曼法學派」。對此分立，薩維尼反復強調，羅馬法學派和德國法學派的觀點是互相補
充而非互不相容的。後來法典的編纂正證實了薩維尼的說法。
1814—1848年，可以概括為法典思想的產生和理論醞釀時期。
（二）1848—1867
1848年以後，法典編纂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19世紀40年代，德意志許多邦都成功地將其法律法典化。這
引起自由主義者的憂慮。因為各小邦制定法典對統一法律是一個障礙。
40年代中期以後，民族主義運動更加高漲，法典化的思想隨之而從其南方各邦的根據地傳遍北德各地。
1848年，人們對於法典化的態度出現根本性的轉變。1849年，由自由主義者一度掌權起草的憲法——後來
流產——第64條規定了民法典的制定，但對於如何制定未詳細規定。1848年革命，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蒂
鮑主張制定一部簡單的、大眾化的法典，只是一個美麗的夢而已，德國法學的希望在於歷史法學派。另一方面
人們還認識到，所有的立法都是個人意志而產生的武斷的作品，世代相傳的習慣法在一定意義上起點比較高。
自由主義者開始接受薩維尼的觀點，同時摒棄了他關於立法的消極觀點。這樣，歷史法學與保守主義思想之間
的聯系打破了。
19世紀50年代以後，有必要統一法律，漸成為大多數人的信念。當然，如何達到統一，哪些部分的法律最
適合於統一等問題仍有待解決。保守派反對法典的思想也有變化，如溫和的保守主義者，薩維尼的學生莫里茨
·奧古斯特·馮·貝特曼—霍爾維希（M ōritz August vonBethmann—Hollwig）撰文指出： 「盡管薩維
尼關於民族精神的觀點應當接受，他對立法價值的否定觀點卻不應接受。」保守主義派別中有人指出，法典化
有助於克服各邦單獨立法的危險（這曾是自由主義者的觀點）；還有人指出，法典化有助於加強邦聯的力量，
以反對「革命的」民族主義。在1848年前，邦聯以不參與任何可能推動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動著稱，1847年通過
的《統一匯票法》雖未有大的改觀，卻是一個轉變的標志。1848年後，南方三邦都認識到法律改革與加強邦聯
之間的密切聯系。1851年後，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相繼開始說服邦聯的部長委員會制定商法典和統一計
量法等。《德國商法典》最後於1861年通過。
1859年11月3日，邦聯召集會議， 各邦就建立最高法院和制定刑事、民事法律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但普魯
士對法典化的實際態度是否定的。由於不能公開地反對，普魯士提出，按照邦聯的憲法，邦聯無權制定有關法
典。邦聯開始討論普魯士的反對是否構成多數，終於在1862 年2月，建立了民事程序法制定委員會和債務關系
法制定委員會。普魯士拒絕參加這些委員會。
但是，在政治紛爭以外，到19世紀50年代末，法律統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達成共識。各種推進法律統一
的組織紛紛出現。最有影響的是1860年成立的德意志律師協會（German lawyers congress）， 其成立宣言稱
，該協會的目標就在於「推進民事、刑事和訴訟法律的統一」。
縱觀1848—1867年（這一年北德聯邦成立）德國社會對於法典態度的變化，可以發現，除了理論上對薩維
尼觀點的廣泛接受和重新解釋，以及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逐漸走向統一等因素，經濟的發展也是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正如柏林法律協會1860年3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 主要的發言人霍爾岑多夫（Holtzendorff）所指出
的，法律統一的共識來自於經濟生活的物質利益（the material interests of economic life），遠勝於來
自於共同的法律意識：正是由於對「物質利益」的考慮，保守派的政治家們逐漸認識到法律統一與政治實力的
聯系。
這一時期對於法典態度的變化，是法典編纂的前提。同時，在這一時期各邦都積極地制定邦法， 使得
德國民法典不再是法典化（codification）的產物，而是「統一」的（unification）結果， 這是德國民法典
制定過程中頗具特色的地方。
（三）1867—1874
1867年北德聯邦建立後，普魯士與南方三邦對法典化態度發生相反的變化。關於憲法根據、理論依據等問
題， 兩方進行了數年的爭論。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南方三邦已失去與普魯士抗衡和討價還價的實力，於是
雙方進行了妥協。
1866年以前，普魯士以沒有憲法根據為由，反對邦聯統一法典；北德聯邦成立後，尤其是1871年德意志第
二帝國建立後，普魯士又極力推進法典化；而這時南方三邦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由於擔心普魯士過於強
大而損害它們的利益，反而對法典化持反對態度，也以憲法為根據，反對法典化。
北德聯邦1869年憲法規定，聯邦政府的立法許可權於債法、刑法、商法、匯票法和訴訟法。1869、1871、18
72、1873年，都有人提議將法院組織法和債法以外的民法部分都包括進去。這就是拉斯克爾—米克爾（Lasker
-Miquel）提議。這一提議最初當然地遭到南方三邦的反對。 南方三邦提出，憲法是各邦訂立的合同，任何修
訂都須合同各方重新協商而達到所有州的同意。而提議人之一米克爾（Miquel）認為，1871年帝國憲法對聯邦
憲法有所修改，已賦與北德聯邦在有關州的事務上有完全獨立於各州的權力。
在國會中民族自由黨佔主導地位， 提出「從統一到自由（fromunity to freedom）」的口號，認為法
律統一會極大地增強國力，對於國家和個體自由均有益處。保守主義者則利用薩維尼的理論，強調德國法律發
展中的地方差異性，攻擊民族自由黨破壞各邦的自由、權利。米克爾反駁說，薩維尼並非反對法典化和法律統
一。薩維尼的學生伯恩哈德·馮·溫德沙伊德認為，對於立法的觀念應該改變，因為，在歷史發展中，面臨不
同的因素應該有不同的觀念，這正是歷史法學的觀點。薩維尼的另一位學生貝特曼—霍爾維希（Bethmann-Hol
lwig）提出，薩維尼反對蒂鮑，並不表示他反對法律統一的理想，法典化是不可避免的。公眾普遍認為，歷史
法學派的創始人在法律起源方面的理論是正確的，但低估了主觀因素（subjective factors），即立法者的作
用；薩維尼認為法律來自於人民，但現在，人民（Volk）是被用來指德國人，而不是其他，如巴伐利亞人。正
如萊溫·戈爾德施米特（Levin Goldschmi-dt）1872年寫道：「在當前形勢下， 尤其是為了支持個別州的立
法、反對統一的德國法，而使用薩維尼的語句，將是對它的誤用。」重新評價薩維尼思想開始了，薩維尼甚至
被認為是主張制定民族統一法典的先驅。到此為止，他的理論不是被保守派獨享或與自由派共享，保守派再也
不能將其作為根據而引用了。
1872年，拉斯克爾-米克爾的提議被提交討論時， 有關法院組織法的內容略去了。這是向自由帝國黨作出
的妥協，也是向其他保守派別及南方三邦作出的妥協。自由帝國黨是一個小黨派，成員都是有影響的人物，所
謂「部長和未來的部長們」。這一妥協有利於打破南方三邦的聯盟。
擁護法典化的一方在理論上大獲全勝，同時，1871年後普魯士的實力大為增強，此外，拉斯克爾-米克爾提
議又作了妥協， 南方三邦似乎再也不能固執地反對法典化了。1873年12月，帝國國會[11]終於通過了拉斯克爾
-米克爾提議， 對帝國憲法有關帝國立法權的條款作了修改，統一民法典於是有了憲法依據。
在這一時期，除了討論如何恰當保護各邦利益的問題之外，如何防止立法過程中引進激進、 自由的改革，
即所謂「現代觀點」（modernidea），也是人們考慮的內容。正是基於這一考慮，南方三邦對於婚姻、家庭、
繼承等方面的法律統一非常敏感、謹慎。
（四）1874—1888
1873年12月拉斯克爾－米克爾提議通過，從此開始了法典制定的新時期。從1874年開始，到1896年法典通
過，這22年的時間是民法典纂寫、修改和定稿一共用去的時間。其中，1874—1888年期間的纂寫過程決定了德
國民法典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拉斯克爾－米克爾提議通過時，人們對於如何制定民法典實際上毫無概念。此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很
少。普魯士雖曾提出過討論建議，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而只使南方數邦產生雙重的害怕：一則怕普魯士擴
張主義（prussianization）；二則怕「現代觀點（modern idea）」。
在1873年12月底，自由主義的國家報（National-Zeitung）發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說如果民法典不委託
於一個人起草，將不會成功，因為任何指定的委員會都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地方主義的俘虜。文章還稱贊了普魯
士的立法。南方數邦懷疑文章獲普魯士政府授意，十分緊張，開始強烈要求法典起草人中要有他們利益的代表
。
1874年2月，聯邦議會指定了一個五人的委員會， 為民法典的起草擬訂綱要。該委員會於同年4月19日向國
會提交報告。 報告認為：「只有未來的民法典堅持已獲驗證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和德國現存的大陸法法律制度原
則，它才能夠反映德國人民的正當願望，代表所有各州的利益，遵照法學和法律實踐的要求。」委員會認為立
法的第一考慮是需求，其次才是法律學邏輯。考慮現實需求時，應當聯系現存法律和地方特殊情況。考慮地方
特殊情況，主要是應尊重南方數邦保護地方利益的努力，尤其是在婚姻財產制度方面。委員會甚至考慮採取二
、三種不同的制度。委員會堅持，法典原則上應涵蓋民法的所有領域，但也應允許有例外，如商業和礦業法律
應當全國統一，但它們性質特殊，不適於包括在民法典中；另外，帶有封建痕跡的法律、如遺產取得、地租、
家庭財產繼承等，應留給各州自行規定，此外，委員會認為，有的法律跨越公、私法，不適合規定在民法典中
。
委員會報告有以下主要特徵：（1）對法典的具體內容未作規定，不束縛立法者。（2）注重現存法律和尊
重地方利益。 符騰堡代表屈貝爾（kübel）的觀點很有代表性：法典化不應是創造新法律，而應以目前法學所
要求的方式，將現存法律組織起來。（3 ）認為法典化的進程主要是形式化和技術化，其任務是解決德國法律
發展中地區多樣性與系統化的需要之間的矛盾；認為德國普通法構成委員會工作的基礎。
委員會報告受到普遍稱道，但是部分內容仍須修改。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利伯（Friedrich Augu
st von Liebe）認為，法典不應滿足於編輯，而應當是一件理性化的、系統性的、甚至是藝術性的作品。委員
會報告中貫穿的思想和利伯等人的意見都為德國民法典所吸收。
德國民法典的正式編纂開始於1874年7月。聯邦議會任命了11 人的起草委員會。 [ 12] 委員會主席海因里
希·馮·帕佩（Heinrich von Pape）成功地指定了五個主要的編纂者。 他指定編纂者的出發點是：帝國各主
要法律體系應當平衡。他承認，羅馬法化的德意志普通法應當成為統一法典的基礎；但同時認為，這些普通法
已在各州的立法中不斷地受到修正。所以，有必要指定南方三邦符騰堡、薩克森和巴伐利亞的法律專家。對於
普魯士，他認為該法律專家不僅應熟知普魯士法，而且應懂得普魯士在1866年新獲取省份的法律體系。最後他
指定阿爾伯特·葛普哈爾德（Albert Gebhard）作為巴登的代表，以正確地收集和表述法國法。
委員會的工作頗具特色。1881年以前的七年中，委員會成員很少會面，而各自忙於收集德國各地的法律材
料。成員間交流很少，每年僅有一次秋季年會，用以擬訂立法原則，解決法學理論沖突。這樣，編纂者在纂寫
法律時思想非常自由，不易受他人影響。1881年10月，委員會開始討論。在討論階段，溫德沙伊德起著主導作
用。人們認為，德國民法典這一委員會作品的極端抽象性和幾乎不能被人理解的表達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
由他負責。
委員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處理體系化與保存各地歷史差異性之間的關系。當時流行一種觀點，認為
民法的某些部分不適合列入法典，尤其是土地法（又尤其是抵押部分）、家庭法和繼承法，因為地區差異性過
大。地區差異性與體系化的矛盾仍來自於薩維尼理論中關於「法律的確定性」的矛盾：人們的法律意識與立法
者關於真正法律來源的認識和選擇之間，往往存在差異；在當時德國立法中，這一差異尤甚。如何解決這一矛
盾，使制定的法律具備合理的確定性？當時對此問題的解釋是：德國的政治需要，促使人民產生對民法典的需
求；後者又授予立法者編纂法律的權力。由此，人們的法律意識與立法者的編纂是一致的。如帕佩在致俾斯麥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的信中寫道：如果民法法典化不僅是一個系統化地編輯現存法律規范的問題，
那麼，法律中的許多實質性的變化就不應迴避。此外，有必要解決現存法律中的矛盾，在爭議的事項上作出決
定，以及填補空缺。最後，新出現的法律需求和法律實踐中的新發展也不應忽視。帕佩的這一觀點，與溫德沙
伊德和普朗克（Planck）是一致的，都傾向於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法學」（conceptual jurisprudence）的
技巧，通過邏輯抽象的方法，從有限的法律規范中創造出法律的確定性。
概念法學的主要特點有：
1.私法自治 在德國民法典中，私法自治主要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所有權絕對原則。19世紀70年代
、80年代開始對此進行限制，但該限制僅作為例外，而不屬於原則的一部分內容。第二，遺囑自由原則。認為
繼承法的基礎是「人類意志的獨立性」，因而遺囑自由應優先於法定繼承。第三，合同自由原則。這一原則有
許多資格要求和限制規定，因為在合同領域，個人自由的濫用對社會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與此相應的還有過
失責任原則——以無過失責任為補充。
2.公私法劃分分明 私法自治原則
㈣ 德國民法典編撰體系的主要特點
論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關鍵詞： 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啟示
內容提要： 德國民法典對於德國的民族振興、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卓越的貢獻。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制定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 融合了西方各國民法典的精華，成功地實現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本土化與國際性、現代化和現實性、法典化和融合性的共生和諧。因此， 加強對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的研析， 可以為正在制定中的中國民法典提供科學的思路與深邃的啟迪。
一、德國民法典的生成
一部法典的歷史就是一部社會的發展史。「每一種法典，都是一定的國情、歷史、文化的制度凝聚，是我們檢視一定社會、一定國家的法律意識、法律制度水準、法律制度文明以至整個制度文明的進步程度的最主要的尺度之一。」[1]德國民法典誕生的直接推動力就是要廢除西方列強在德國的治外法權，實現主權獨立。然而，作為一部反映與規制全體德國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的法典，不可能僅僅依靠一場廢除治外法權運動就能造就出來的，它的生成必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與法學理論方面的准備，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1. 廢除治外法權是德國民法典生成的最直接的政治動因
「德國民法典編纂的成功，應該說是在廢除治外法權這一大前提下，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相互妥協的產物。」[2] 19 世紀初西方列強開始在亞洲擴張勢力范圍，通過堅船利炮洞開了德國的大門。西方列強與德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迫使德國喪失了司法主權的獨立與關稅自主權，強迫德國承認包括司法在內的本國法律制度在德國領土上對本國國民進行裁判的效力。在當時，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成為德國國民的強烈願望和政府的首要職責。明治政府上台以後，頭等大事就是力爭修改德國在德川幕府末期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871 年德國派伊藤博文等人赴歐美與各國交涉，西方列強則要求德國以西方的法律制度為楷模，制定各種法典，作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交換條件。面對實力強大的西方列強，明治政府為了達到廢除治外法權的目的，不得不在短時間內開始了大規模的立法工作，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的編纂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程。為了能使民法典達到西方列強的要求，同時慮及法國民法典是世界范圍內最具影響的民法典，因此德國聘請了法國學者博瓦索納德加入到法典編纂工作中，在博瓦索納德和德國國內法學者的共同努力下，1890 年德國舊民法公布於世。但德國舊民法公布後立即遭到了國內強有力的批評，從而在延期派與斷行派之間引起了一場激烈的「法典論爭」，延期派認為民法典親屬法部分的現代化規定與德國的傳統家制習俗格格不入，甚至出現了「民法出、忠孝亡」的言論。最終，延期派戰勝了斷行派，德國舊民法被迫延期。1893 年德國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典，設置了法典調查委員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同時任命帝國大學教授穗積陳重、富井政章和梅謙次郎為起草委員會委員。這次起草，在維持德國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在舊民法典的基礎上，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與第二草案的基本精神，並結合德國實際情況，完成了德國新民法典的編纂工作。1896 年通過公布了總則編、物權編和債權編，1898 年通過公布了親屬編與繼承編，全部民法典於1898 年7 月16 日正式施行。總之，來自不平等條約的壓力催生了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條約改正運動成就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事業。正如德國學者富井政章所言：「在法學尚未發達的今天，短期內成就如此龐大的立法事業，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3]
2. 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
德國著名法學家K.茨威格特與H.克茨曾經指出：「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法典有幸能把近期實現的社會關系全面變革的成果以固定的形式加以鑄造，從而使它們能指望被其奉為思想准則的人類理想和社會模式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時代的尺度。」[4]明治維新以前的德國是一個與西方近代法無緣的封閉式封建社會，尤其是一國范圍內法律的不完善與不統一的現狀嚴重阻礙著德國新的經濟的發展。而從18 世紀末起，德國社會生產力有了顯著提高，商品經濟日益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已開始形成。明治維新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變法圖強，最終達到「脫亞入歐」，也就是通過法制的近代化，通過條約的改正，達到富國強兵，走上歐式的資本主義近代化發展道路，最終達到與歐洲列強比肩而立的目的。而要達此目的，不僅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更主要的還需要增強國力。為了消除封建割據與封建社會法律不統一帶來的弊端，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迫切需要制定統一的民商法典。總之，統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成為催生民法典誕生的根本動力。
3. 德國法學研究的深入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准備
無論是社會變革所創造的良好社會政治經濟條件，還是大膽全面地移植國際先進制度的指導方針的實施，都只是制定一部好的法律的外部條件，從法律自身來看，完備的法律制度必須以堅實的科學理論為基礎。19 世紀中葉德國國門被洞開後，德國人抱有亡國之憂的同時，深受西方文明之刺激，眾多有識之士意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明治政府成立後，推行文明開化政策，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文明，圍繞著仿效西方制度、學習西方文明、振興德國民族的明治維新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德國明治維新後，朝野對法律制度的改革在整個國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視，培養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的法學家，出版了一批具有理論深度的法學著作，也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改革的理論。」[5]早在19 世紀70 年代德國就已經選派學生赴英國、法國、德國等研析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法律，不僅如此，當時的明治政府還在國內大力興辦法律學校， [6]培養自己的法律人才。正因為法學教育與研究的繁榮和卓有成效，德國涌現出了一大批法學專家為民法典的制定建言獻策。被選為起草委員的梅謙次郎、穗積陳重、富井政章三位委員都具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並精通兩大法系或其中之一。起草者們深厚的比較民法功底、嚴謹的態度，以及大量的調查研究和論證都是法典制定成功的重要基礎。尤其是舊民法所引發的「法典之爭」，從另外一個視角來說，也為新民法典的問世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說，德國民法典就是明治維新之後數十年法學理論研究活動與「法典之爭」的結果。
二、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德國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是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德國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各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德國國內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19 世紀與20 世紀之交，德國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 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德國民法典，必須保持理性和客觀的審視態度，科學把握民法典的基本特徵與思想史上的價值。
1. 現代化與現實性
深受西方列強資本主義民法典的影響，德國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貫徹了資本主義民法傳統原則，並將其法典建立在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過失責任等三大基本原則的基礎之上，因而這是一部屬於近代化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法典。該法典第206 條規定：「所有人在法令限制內對所有物享有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凡本文所引《德國民法典》相關條文，均出自渠濤編譯的《最新德國民法》） ，從而集中確立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無限制的原則。該法典第3 條規定：「私權的享有，始於出生」，從而體現了公民民事權利平等的原則。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二章契約部分，規定了平等民事主體之間契約的訂立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不違反公共利益，契約可包含任何內容，契約在雙方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五章侵權行為部分，還原則性地肯定了民事責任的過失責任原則，如第709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或受法律保護的利益的人，對於因此所發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依據當時社會的現實情況，該法典對過失責任原則亦作了例外規定，承認了無過失責任歸責原則，如第717 條規定：「因土地工作物的設置或保存有瑕疵而致使他人發生損害時，其工作物的佔有人對受害人負有賠償損害的責任。」第718 條規定：「動物佔有人，對其動物給他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該法典不僅很好地貫徹了資本主義的民法原則，而且還「運用了諸如法律行為、代理、時效、佔有、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近代資產階級民法廣泛使用的法律詞彙，體現了其概念、術語的歐化和近代化」[7].由於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在德國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種社團組織大量出現，因而德國民法典在總則部分首先區分自然人和法人，並設立專章對法人制度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 按法人的成立目的，將其分為公益法人和營利法人兩種，民法典第34 條還承認祭祀、宗教團體為法人。這些相對於法國民法典的規定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總體而言，德國民法典「財產法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的基礎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權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個人責任的三大原則為指導的，符合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近代法律」[8]，因而較好地體現了民法典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已故著名法學家謝懷軾先生曾經指出：「民法是一個國家、社會全體人民的共同生活准則。民法的內容，民法的變化發展是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民法如果與社會脫節，就失去了它的價值。」[9]
事實也是如此，法典的許多規定未停留在寬泛原則層面，而是適應了實際的需要。由於明治維新之前的德國社會是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德國的家族制度根深蒂固，所以頒布之初德國民法典的身份法部分就只得向現實社會作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該法典親屬編基本上沿用了德川幕府時代以男性為中心的「家」的制度，對戶主的特權與家屬成員的從屬地位做了具體規定；即使在財產法部分，該法典也保留了諸如永佃制度等具有封建色彩的部分內容，從而凸現其現實的保守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對民法典親族、繼承編中不合時宜的規定作了根本修改，強調個人尊嚴及兩性實質平等，從而實現了民法典身份法部分的現代化。
2. 本土化與國際性
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要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來決定的。「必須記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價值與一般意識形態與觀念的集中體現。任何兩個國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樣。法律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如果不經過某種本土化的過程，它便不可能輕易地從一種文化移植到另一種文化。」[10]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既大膽學習借鑒甚至移植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尤其是法、德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又兼顧德國的歷史與現實，從而有機地將二者結合起來。德國民法典的成功之處就是將移植過來的西方法律制度在德國加以同化和整合，實現了本土化。德國民法典擔保物權的規定就是將法國擔保制度與當時德國社會通用擔保形態相結合的成果，在民法典實施後，由於其中的抵押權制度不能適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德國在20 世紀初又采普魯士民法模式制定了以工廠抵押法為代表的各種財團抵押法。
「今天民商法在幾乎所有的方面都有一部分，常常是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圍內統一或者大體統一的。」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充分認識到法律對全球經濟交流和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德國民法典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在編纂民法典時採取了「西化」方針。當時西方包括英、美、法、德等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是較為發達的，代表了國際法學的先進成果，所以德國移植他們的法律後所體現的國際性特徵是不言而喻的。梅謙次郎曾說過「， 世上有人稱我們的新民法是依德意志民法，這是膚淺的見解。體裁上雖酷似德意志法，但法蘭西民法與德意志民法都是按照同等程度被參考的。」而且為編寫新的民法典，法典委員會翻譯、參照了大量的其他國家民法。梅謙次郎先生曾列舉過參照的外國民法典：法蘭西民法（1804） 、德意志民法第一草案（1887） 與第二草案（1895） 、普魯士民法（1796） 、薩克森州民法（1863） 及德意志其他州法、奧地利民法（1811） 、荷蘭民法（1829） 、義大利民法（1865） 等。起草者之一的穗積陳重先生則稱德國民法典是「比較法學的成果」。[11]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是對各國法律綜合比較、鑒別、篩選的結果。德國民法典無論是在編排體系還是在法典內容上均體現了對不同國家、不同法系法律的融合。德國民法典的體系主要借鑒德國民法草案的編排體系，分為五編：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但物權編和債權編的順序沒有依照德國民法，而是將物權編放在債權編之前。這主要是因為德國新民法在編纂時深受法國民法典的影響，法國民法典的編撰體例是人、財產所有權、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財產所有權相當於物權，而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中則包括債權的內容，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法國民法典對德國民法的巨大影響。在內容上，法典繼承了德國民法典的偉大創造，規定了法律行為制度，並以公序良俗這一一般性原則作為判斷的依據；關於佔有制度，則系采法國立法例，認為佔有是一種權利，而德國立法則認為佔有僅指事實，而非權利。[12]在物權變動形式方面，德國民法典也沒有采德國民法典公示生效的做法，而是與法國民法典一樣，實行公示對抗要件主義。在關於侵權損害賠償范圍和承諾效力的立法上，德國則借鑒了英國的判例法。德國民法典關於先取特權的規定則來自於1865 年義大利民法典。因此，德國民法典實際上是對世界各國先進的民法兼收並蓄的產物，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徵。
3. 法典化與融合性
在絕對理性主義支配下的19 世紀的大陸法系國家，其制定民法典就是試圖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方法，其終極目的在於通過法典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律據典。民法典作為一個自足的體系，能通過法典內部原則和制度的配合與協調，達致順暢運行的目的。但是，民法典不應成為封閉的體系。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和發展，法典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後性，立法者不可能預見到未來應受法律調整的各種情況，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同時由於法律規則本身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使得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做法勢在必行。
為了使得法典在適應性和穩定性中達到平衡，德國民法典既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來實現法典的穩定，又通過判例法和特別法對法典漏洞進行必要的補充，使法典具有生命力。針對法學理論的發展和社會的客觀需求，德國民法典為整個民法乃至整個私法規定了一些根本性的總的原則。該法典第l 條規定：「私權必須適合公共福祉。權利行使及義務履行必須遵守信義，以誠實為之。權利不許濫用。」第2條規定：「本法須以個人的尊嚴及男女兩性本質性平等為宗旨解釋。」法典對基本原則的規定無疑能應對沒有具體規范的尷尬，使法典具有更強的靈活性。面對法典自身固有的缺陷，在民法領域則通過制定大量的特別法與司法判例來完善德國民法典，從而體現了法典的開放性與融和性的特徵。一方面，德國民法典在承認制定法是民事法律的重要淵源的同時，也承認判例的淵源地位，並且成功地實現了法院判例的法典化；而且德國民法典有意識地在法律中規定一些一般性條款，如公序良俗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等，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期實現彌補法律漏洞的目的。德國民法典采兩大法系融和的趨勢，體現了德國民法典的開放性與現代性，為後世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樹立了典範。另一方面，由於法典受到篇幅的限制，所以對於遺失物制度的規定很原則，為了適應復雜而具體的實踐要求，德國另行制定了《遺失物法》，對拾得人、遺失人的權利義務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再如，1972 年的《大氣污染防止法》和《水質污染防止法》，以承認無過失責任以及近似於無過失責任的形式謀求對受害人的保護。雖然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選擇了民法法系的模型，但之後又出現學習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的傾向。一戰後，隨著德國經濟力量的強大，金融業發展迅速，英美法中行之有效的商業信託制度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正是在需求和規范的推動下，德國在1923 年通過了《信託法》。信託法制度根植於英美的衡平法，它的雙重所有權的制度設計是與大陸法國家的絕對所有權制度格格不入的。但德國民法學家克服了這些障礙，作為採納民法典的大陸法系的國家，第一個大膽地在民法典之外，制定通過了《信託法》。[13]這是融和性特徵的典型表現。
三、對中國民法典編纂的借鑒意義
民法法典化是近代以來中國政府與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自清末變法以來，無論是1911 年完成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以及1924～1925 年北洋政府以此為藍本次第完成的第二次民律草案，還是1931 年中華民國正式頒布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均借鑒了世界上各主要法典化國家的民事立法經驗，吸收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民法理論成果，這其中又以德國法的概念、制度為先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於1954 年、1962年、1979 年三編民法，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草案終未成典。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加之主觀上受「成熟一個，制定一個」思想的影響，我們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以《民法通則》為核心的單行民法系列之路，以至於造成了現今民法體系混雜、理論底蘊不深、邏輯性不強、滯後社會發展等缺陷。經過近3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經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數年的求索，民法學界幾已達致共識：民法法典化是中國民法走向現代化的最佳選擇。如何使我國的民法典成為新世紀的經典之作，加強對德國民法典的研析，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1. 注重民事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契合
我們現在制定的民法典是一個意義重大且內容龐雜的工程，需要各界人士特別是法律專家的共同努力。法律專家首先必須精通民事理論，其次還應把握法律實踐。德國民法學界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與法學研究者對於現實生活的關注，是德國民法典成功的秘訣之一。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都十分重視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結合。明治維新以後，德國法學得以迅速發展，學習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學者，對各種理論學說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許多問題上結合德國社會的實際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德國民法典起草時，立法者和民法學者對當時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和能夠想到的各種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析，民法調查會的民法議事記錄多達數百萬字。這種從立法活動開始的研究延續到今天的法律教學和法律實務中，形成了許多服務於法律實務的理論學說和對理論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判例理論。這對法律科學的發展、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為法治國家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德國民法典起草委員會還作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使相關法律規定盡可能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我們要講現實，但重要的是當前的現實，是社會發展的現實，不研究這些問題，制定民法典是沒有根基的。」[14]國外一些國家的法學理論成果或制度設計很先進，但我們在褒揚的同時應注意中國的土壤環境是否適宜它的生長，這是一個需要反復論證的任務。在民法典制定過程中，我們既要加強民事理論的研究，又必須關注現實生活，加強實證分析，努力促進理論研究與現實社會相契合。
2. 注重市場經濟成果與和諧社會相共通
民法是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法律表現，是規制市場經濟的基本法。近年來，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統一大市場逐步建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趨於合理、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城市化進程漸次加快等。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場經濟的建設成果需要統一的法律加以鞏固，市場經濟的再發展和成熟度均需要法律加以引導並予以保障。我們制定的民法典應當把市場經濟的成果合法化、制度化。市場經濟發展對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既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出現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如電子商務、基因技術對傳統民法理論的挑戰。市場經濟帶來巨大利潤的背後又不可避免造成貧富差距、就業困境、環境惡化、資源危機等問題，這是與和諧社會的目標不相符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任務，我們要努力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應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能夠協調好社會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關系，使社會呈現出一種公正的狀態，使社會各個群體和社會成員的利益得到協調和兼顧。我們新制定的民法典既要能夠為新時期市場經濟的再次飛躍發展提供保障，又要能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實現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社會文明。
3. 注重國際發展趨勢與科學發展相融合
德國民法典制定時雖然德國民法典還沒有正式出台，但德國人注意到了德國民法典草案的偉大之處，認識到德國民法典草案中所體現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大膽借鑒德國民法典草案，制定了許多與國際社會相共通的規則。今天在研究發達國家民法典時，應該采功能主義的比較方法，充分認識到這些國家的民法典也在不斷地修改完善，一些傳統的民法理念、民法制度已經遭遇了時代的挑戰，因此我們要關注民法典的國際化發展趨勢。當今世界是市場機制統合世界經濟的最主要機制，各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是相同的，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規律，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公正原則、誠信原則也是一致的。在市場經濟全球化時代，需要更多的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共生的法律規則，為復雜的交易提供便利。我們的民法典是在國際化與科技化潮流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立法者要努力克服法律的滯後性，提高法律的前瞻性，立足現在，兼及未來。
同時，民法典的法律技術和法律內容必須與科學發展相配套，關注國際法學、比較法學的發展趨勢。民法典必須依據時代精神和本國國情進行創新，否則民法典將不會成功。我國民法典既要對國際發展趨勢有敏銳感，又要能夠鼓勵科技創新，要有包容精神，引導我國的科學發展並能夠大膽預測科學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以超前的法治思想和價值理念，構建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民法典體系，爭取把我國的民法典建設成為21 世紀最偉大的民法典。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共同社會經濟生活條件使得民法在內容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性，具有為世界各國或地區共同認可、一體遵循的某種意義上的通行性。因此，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應廣泛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判例與學說，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對所有問題再重復一遍別國已走過的彎路而去親自摸索和實踐。總之，在制定民法典時，既要充分把握民法典發展的國際化趨勢，又要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科學發展。
㈤ 關於流產的法律
根據勞動部《關於女職工生育待遇若干問題的通知》(勞險字〔1988〕2號)規定，女職工懷孕不滿專4個月流產時，給屬予15-30天產假;懷孕滿4個月以上流產時給予42天產假。產假期間工資照發。
產假期間工資照發。女職工懷孕在本單位的醫療機構或者指定的醫療機構檢查和分娩時，其檢查費、接生費、手術費、住院費和葯費由所在單位負責，費用由原醫療經費渠道開支。
女職工懷孕流產的具體假期及醫療費用根據《勞動部關於職工生育待遇若干問題的通知》規定：女職工懷孕不滿4個月流產時，應當根據醫務部門的意見，給予15天至30天的產假;懷孕滿4個月以上流產時，給予42天產假。
㈥ 急！以日本民法典制定過程為例，談談你對法制建設過程中如何處理本國法制傳統與外來法律之間的關系，500字
二、 日本民法典制定的過程
（一）「舊民法」的制定與「法典論爭」
明治6年(1873年)，日本政府在司法省設民法編纂課，於明治9年(1876年)著手起草民法，到明治11年(1878年)完成初稿。明治12年(1879年)又聘請法國專家來日委以民法起草工作。明治13年(1880年)在司法省設民法編纂局，加緊起草工作。民法編纂局一度劃歸外務省，後來又歸司法省，由法國專家負責財產法部分，另由日本人負責親屬法部分，最後在明治21年(1888年)完成草案。所完成的民法草案稱為舊民法典。舊民法典中相當於現行民法典前三編（總則、物權、債權）的部分由博瓦所鈉德起草，而親屬法和繼承法部分由日本法學家負責起草。從具體內容來看，盡管舊民法典的基本框架仍然遵循法國民法典，但與法國民法典有諸多不同之處。比如，將租賃權規定為物權；不動產物權變動中第一買主盡管沒有登記也可以對抗第二買主等。[4]
日本就舊民法典的實施展開了斷行派與延期派的論爭。當時的論爭不僅限於法律方面，而且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涉及到立國的根本問題。法典論爭的核心是關於親屬法的，尤其集中在家制一點。在論爭中，最能刺激國民感情的是穗積八束的論文《民法出而忠孝亡》。他聲稱，舊民法典破壞了日本親族制度中固有的「醇風美俗」，會給日本國體造成不良影響。結果，帝國議會於1892年通過《民法典及商法典延期實行法律案》。[5]就這樣，一部充滿近代色彩的民法典夭折了。法典論爭表面上爭論的是民法典，但其實質上是日本固有的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思想之間的沖突，這個沖突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始終存在，這次法典論爭是這個沖突達到巔峰的表現。為了調和這個沖突，日本不得不對舊民法典進行修改。
（二）「新民法」的制定
新民法即現行民法，舊民法施行延期後，日本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明治26年(1893年)，設置法典調查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以穗積陳重、富井政章、梅謙次郎三人為起草委員，另以數十人為委員。這次起草，在維持日本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特別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進行，於1895年完成總則編、物權編和債權編，次年這三編在議會通過，於當年4月27日公布。親屬編與繼承編於1898年通過公布(同時公布的還有《法例》與《民法施行法》)。全部民法於1898年7月16日施行。這是日本的「新民法」，又被稱為「明治民法」。這部民法一直施行到現在。其中親屬編與繼承編在二次大戰後經過了重大修改。
四、 日本民法典對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啟示
從上面對日本民法典的制定與發展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是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日本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日本國內的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日本的風土人俗和國情。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日本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日本民法典是必要的，它帶給我們很多啟示。
（一）、關於「西方化」和「本土化」
本來「西方化」和「本土化」的爭論在上個世紀初就開始了,只不過近些年又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高潮,而這次爭論又恰在醞釀和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所以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影響。一百年來,中國學習西方民法,或者稱之為中國民法的近代化,效果又怎樣?很多法理、法史的學者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繼受西方先進的近現代法文化、法規則是時代的要求,但是必須注意植根於中國本土社會的法文化、法規則是基礎。這里的基礎主要是指本土社會中包括的中國傳統法文化、法規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社會現實新創造的法文化和具體制度。我國現在制定民法典就是把上述這些因素中的優勝之處有機地整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從民法的現代化出發,我們要找到「西方化」和「本土化」方面的一個結合點,中國傳統的及現實中好的東西要保留,但對糟粕也要勇於剔除;對西方的經驗,我們要借鑒,但也要有所取捨。有一點是非常明顯的,民法中有關基本原理和交易規則等應該與國際接軌,而親屬、繼承等方面的制度應該有我們自己的特點。
正如謝懷栻先生所言，「不論哪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沒有特點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的。因而在繼受外國法時，辨別自己的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機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國的法律，當然不一定好；強調甚至借口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先進的外國法律，也是不對的。」因此，我們在借鑒外國法時，強調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是應該的。
（二）、關於繼承與創新
這里所說繼承的含義，包括對中國傳統的和近代的民法理念和制度的繼承，特別是繼承中國近代以來法制改革和建設的經驗，也包括對各國民事立法經驗的借鑒和吸收。所以，在內容上，我國未來的民法典需要繼承的內容很多。而對於創新來說，內容相對於繼承可能要少一些。但是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理想是創新，因為社會是進步的，我們的民法也應該是隨之發展的。兩個世紀前的法國民法典，一個世紀前的德國民法典，有許多值得學習借鑒的東西，而且我們也一直在學。如今，我們制定21世紀的民法典，還必須往前看，往前走，不能僅局限於停留在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出色內容上，而要立足於時代的變革。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革，我們要跟上它們的步伐就應該有所創新而且必須有所創新。創新必須以社會的進步和民法的發展為契機，必須以中國的實際為基點，符合中國發展為著眼點。就像日本，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民法典也在不斷地增、刪、改，並且根據需要制定了許多單行法規，來彌補民法典的不足。雖然我們知道一樣新事物被人們認可與接受是要經歷一個艱難的過程的，而且這個過程持續的時間也許會很長，但是新事物畢竟是新事物，它的優點是無法被抹滅的，它最終會被人們接受。所以，我們未來的民法典應該有自己的創新，而且我們的創新是依據時代精神和本國國情的創新！
㈦ 流產離婚女方有補償嗎
女方流產離婚，法律沒有強制規定必須給予賠償。
民法典婚姻家庭編
第一千零八十七條回 離婚時，夫妻的共答同財產由雙方協議處理；協議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據財產的具體情況，按照照顧子女、女方和無過錯方權益的原則判決。
第一千零九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一）重婚；
（二）與他人同居；
（三）實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
（五）有其他重大過錯。
㈧ 2021民法典中女朋友懷孕他不想要孩子我想要 她合法嘛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問題里已經解答了，如果是孩子的父親，想要和孩子媽媽不想要權利是對等的，怎麼可能說一方想要就合法，另一方不想要就不合法。如果不是孩子的父親，那就連話語權都沒有，談什麼合法不合法。
㈨ 妻子擅自終止妊娠是否侵犯丈夫生育權
生活中常常有這種情況，丈夫很想要個孩子，好不容易讓妻子懷上了，妻子卻偷偷背著丈夫做了流產。丈夫得到這一消息後，彷如晴天霹靂，一紙訴狀把妻子告上法庭。
那麼？妻子背著丈夫流產，是否侵犯了丈夫的生育權呢？
阜陽市的李先生與楊女士原本是夫妻關系，楊女士被檢查出懷孕了，李先生想把孩子生下來，但楊女士考慮到自己正是事業的上升期，不願意將孩子生下。
於是，楊女士背著李先生，偷偷到醫院做了流產。
李先生得知後非常憤怒，想到自己年近40歲了，家裡父母一直想早日抱上孫子。如今好不容易懷上了，竟然被妻子私自做了流產。
於是，李先生一紙訴狀把妻子告上法庭，並以侵犯「生育權」為由要求其妻子進行賠償並離婚。
阜陽市潁東法院了解情況後，駁回了李先生的訴訟。
這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妻子私自流產不侵犯丈夫的生育權。
㈩ 以日本民法典制定過程為例，談談對法制建設過程中法律傳統與外來法制文明之間關系的看法！！急~大家幫幫忙
日本民法典在抄制定過程中是襲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日本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各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日本國內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日本的風俗和國情。19 世紀與20 世紀之交,日本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 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日本民法典,必須保持理性和客觀的審視態度,科學把握民法典的基本特徵與思想史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