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处理依法规范与改革创新的关系

『壹』 如何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谋求更大福祉。

因此必须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必须从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律出发。改革的目标不是建立某种理论上看似完美的制度模式，更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现成的制度模式，而必须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客观规律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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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很多体制机制的变化都是通过各级政府发布的政策加以调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实践的积累，各个政策条文的衔接、协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而且对政府行为、市场主体行为的约束引导能力不强。

这既不利于对既有改革成果的巩固，也不利于政府和市场行为的规范。因此，必须坚持处理好深化改革与完善法治的关系。划分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能和分工，规范政府与市场行为，必须坚持用好法律这一治国重器，坚持把深化改革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紧密结合起来。

在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过程中，要注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注意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贰』 如何处理好社会改革创新中的关系

一是改革与创新的关系。首先是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要抓住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根本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重点是加速要素市场培育、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同时，要敢于突破惯例，敢于超越自我，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政策措施，以重点难点问题的突破带动全局工作。
二是经济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关系。“又好又快”的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让“快”服从“好”，在“好”中求“快”，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将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广西情况看，特别是近10多年来经济总量在加速增大，我区的生产总值每突破1000亿元大关的时间在加速缩短，从1994－2007年，每突破1000亿元所用时间分别约为7年、3年、2年和不足1年。但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所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广西作为后发展地区，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因此，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去尽可能地加快发展速度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广西加快发展的着眼点应放在注重扩大规模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优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坚持以人为本。
三是工业化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加快工业化是广西发展的核心战略，而积极开展对外开放，将能为加快广西工业化提供和营造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广西加快工业化与加快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把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或者顾此失彼。应始终把加快推进工业化置于突出的战略地位，这样大开放才能有产业实力的支撑，才能夯实对外开放的基础，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四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目前，广西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瓶颈”性约束。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巨大资源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承受的。在这种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和推进城市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因此，广西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五是各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广西要实现大发展必须要充分调动全区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必须是全区人民总动员。广西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调动一切有利于发展的因素，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要坚持以人为本谋发展，要注重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取得突破。
六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各地同样都是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为什么原来发展基础相当的地区经过多年打拼，其发展结果会出现明显的反差，为什么原来居于发展后列的地区会实现了较大的赶超等等。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客观因素，更应从主观上找差距，从提高执政能力上找差距。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先进性最终应具体化在党的执政能力上。加快广西大发展，各级领导班子首先需要思想大解放，提高执政能力，着眼于新的发展和新的实践，不断增强创新意识和提高创新本领。

『叁』 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1、保持改革、发展和抄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稳定是前提,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2、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改革和发展要始终注意适应国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要统筹安排改革和发展的举措,以保持稳定,促进改革和发展。

3、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我们致力于发展、积极推进改革、坚持维护稳定的共同目的。

所以,要做到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肆』 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既立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高度，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启动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高速展开，推动了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当代中国最为显著的社会历史进程，同时也使得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意义的重大战略关系。把握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历史性地成为决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效乃至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

正是在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立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高度，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和“稳定压倒一切”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论断，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党对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大问题本质的认识与把握。

(4)如何正确处理依法规范与改革创新的关系扩展阅读：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相关要求规定：

1、改革开放40年，我们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成功地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三者动态地统一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奇迹。

2、使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3、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前所未有地呼唤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社会和谐安全稳定的统一。

『伍』 如何处理好法治和创新的关系

创新是前提,法治是关键,辩证地处理好关系

『陆』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如何正确的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内涵本质
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要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以下五个标准。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通常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那么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5年中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公民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屡见不鲜，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统治危机和执政危机。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必要举措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决定》就是总的指导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线图和重大的战略部署。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以下六点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七年内要完成这一任务，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总而言之，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柒』 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改革、发展与稳定密不可分：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

（一）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只有坚定不移地促进发展，才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

（三）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坚定不移地保持稳定，才能为改革发展创造坚强的条件。

改革、发展、稳定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7)如何正确处理依法规范与改革创新的关系扩展阅读：

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很多体制机制的变化都是通过各级政府发布的政策加以调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实践的积累，各个政策条文的衔接、协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而且对政府行为、市场主体行为的约束引导能力不强。

这既不利于对既有改革成果的巩固，也不利于政府和市场行为的规范。因此，必须坚持处理好深化改革与完善法治的关系。划分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能和分工，规范政府与市场行为，必须坚持用好法律这一治国重器，坚持把深化改革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紧密结合起来。

在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过程中，要注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注意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捌』 如何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关系

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一切从基本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这样才能保证我们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保持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而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要坚持整体推进，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轻畸重、单兵突进、顾此失彼。但整体推进又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重要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改革大局，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关键环节“一子落而满盘活”，关系到改革成效，是改革的有力支点。以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可以对全面改革起到牵引和推动作用。

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相互依存，没有局部就无所谓全局，没有全局局部也不可能存在，既不能以局部代替全局，也不能以全局代替局部。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目的是要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产生乘数效应，防止局部利益相互掣肘、相互抵消。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每一项改革既要考虑局部的具体情况，更要从大局出发，从全局上来统筹谋划。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防止局部和眼前合理却不利于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发生。
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可以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看得很准了再推开。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第一位的是拿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搞改革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是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要大胆地干。同时也要看到，胆子大不是蛮干，必须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对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要一个一个解决和克服，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变革前所未有，同时又保持了安定团结。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玖』 简答：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都开始思考这问题了，很厉害的样子，简单地告诉你，这很难协调好的，因为执行的人没达到那么高的素质。

『拾』 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总揽全局的首要的基本关系，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一.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二.在特定的时期，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之间会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有时候是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这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就会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稳定是发展的基础，离开了稳定任何发展都是无法进行的。
发展是改革的前期阶段，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会减弱，而其他社会的次要矛盾就会加强，使社会的矛盾发生变化，并最终导致新的改革，使社会得以继续发展。
改革的目的和前提是稳定，任何的改革都是以解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使人们生活更加为目的，这就必须使社会稳定，因此，稳定是改革的目的。而且，如果社会动荡，就无法谈论任何改革，所以，稳定也是改革的前提。
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要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历史经验证明，正确把握发展的速度至关重要。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或者过高，都不利于深化改革，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既不利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潜力，也会带来就业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我国现在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方面占优势的巨大压力，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扩大，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超过现有资源的潜力，又会引起通货膨胀和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样也会造成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这是我们今后要尽力避免的。
要坚持把稳定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保持社会安定团结。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要把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工作，搞好“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抓紧解决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城镇房屋拆迁与农村土地征收征用中侵犯城镇居民和农民合法权益等问题。积极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不断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体制和结构性原因。继续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健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把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化解到最低程度，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